大学时代，我所经历的“二号病疫情”
暑假结束了，回校上课。那时我们的大学还在安徽省宣城县一个叫叶家湾的地方。我从安庆坐客轮到芜湖，再从芜湖康复路火车站坐皖赣线列车到宣城，最后坐汽车到叶家湾。
康复路火车站很小，大约一百平方米的候车室里摆着几条木凳。开学前一日，9点多那趟开往宣城的列车大多是我们同学。候车室坐不下，大家就站在月台上聊天，从合肥和淮北方向来的同学都在神秘地说着淮北地区有一种恐怖的疾病在流行，有更可靠消息的同学说，那种病叫“二号病”，传染性极强。“人得了没治”。
病在淮北，我们这是在皖南，同学们也就聊聊而已，没把它当回事。火车很慢，沿途每个小站都停靠。初秋的阳光金子般撒在江南大地上，晚稻秧苗青翠，车窗外的小河如绸带飘向远方。这里是南朝诗人谢朓当太守和唐朝诗人李白游历的地方，也是宋朝诗人梅尧臣的故乡。当年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生活是那么美好，遥远的疾病和我们没关系。
一个暑假未见，同宿舍同学都很兴奋，大家分享着暑假见闻和各自从家带来的食物。我们宿舍有位淮北方向来的同学，他带来了家乡特产——石榴。疫情在淮北地区，但学校还是很重视，开学的第一周，学校通知所有家在淮北方向同学去校医院检查。我们宿舍那位家住淮河以北的同学也去检查了，回宿舍后，我们问他检查什么，他脖子青筋勃起，感觉受到极大侮辱似的骂道：“他娘的，捅屁股”。
中彩了。几百名淮北方向同学只有我们同宿舍那位同学查出疑似病例，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芜湖地区卫生防疫站两台车拉着笛声进校把我们宿舍包围了，下车的人人人穿着严密的防护服。我们宿舍被封控，同宿舍七名同学被拉到校医院做检查。这么多年过去，取拭子的酸楚滋味还是难忘。真是“他娘的”。
那位疑似同学不知被拉去那里，学校医院院长问我们吃了那位同学什么食物没有，我们说吃了他带来的石榴，院长说我们作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观察。“这种病叫二号病，就是霍乱，在现代医学面前，没什么可怕的。”他安慰我们说。
“一号病”是鼠疫代号，后来我曾看过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对他描写鼠疫流行时，人类的恐惧、焦虑、痛苦和挣扎的状态，留下深刻印象。“二号病”埃尔托霍乱代号，据考证，这种病最早在恒河三角洲流行，想着恒河肮脏样，喝那种水腹泻也很正常。历史上霍乱有过七次大流行，数万人被夺去生命，多年以后还买了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加深对霍乱的感受。“三号病”是天花，代号病就这三种。
言归正传，学校医院院长安慰了我们，又给我们发了点消炎药片，当时条件有限，隔离也没地方，学校医院用一辆救护车把我们送到学校一间废弃的农机厂里。农机厂位于一片茶园的中间，就一间厂房，厂房里还有两台锈迹斑斑的机器。铁门从外面上了锁，我们几个人坐在机器旁面面相觑。黄昏时，一位满面沧桑的老汉给我们送来了馒头和稀饭，我们问他，他说他是附近村子里农民，校医院出钱请他来给我们送饭。
校医院也送来了铺盖，几个人打地铺睡。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是老董同学，他是“老三届”，1968年从上海下放到安徽，后来在合肥一家文工团吹黑管，他见多识广，又能闲话，听他聊天日子也不寂寞。到了第三天，从早晨到中午都没人给我们送饭，到了下午5点，我们饿得不行，在老董同学带领下，我们翻窗逃了出来（老董同学毕业后曾在深圳市政府部门工作，去年因病去世，愿他魂灵在天堂安息）。
我们身处茶园中，一条沙土路通向园外。暮色四合，山影朦胧，这是山水诗鼻祖谢朓写“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佳句的地方。后来听说那个老汉听村子里人说，我们是得了恐怖病的病人，他害怕了就不再给我们送饭，但他也不去告诉学校医院，所以我们饿了一天。
我们走了一里多路来到校医院，值班医生见到我们一脸恐惧，马上戴好口罩手套，站在他认为足够安全的地方问我们怎么跑出来了。我们告诉了他原因，他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们去找学校医院院长。
院长已经下班，值班医生详细告诉了我们院长家住址（后来我们猜疑这位医生可能与院长有矛盾，故意使坏让我们去院长家），谁知我们还没走到院长家，在教工食堂门口遇见院长，他正端着一盆馒头，见到我们也是一脸惊恐，马上把馒头别在身后，怕我们说话时唾沫飞到他食物上。他很恼火，问我们为何跑出隔离地，老董同学代表我们说了原因，他说：“你们快回去，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饭。”
隔离七天，我们一切正常，平安回到宿舍。宿舍门窗紧闭，散发出浓浓的药水味，桌子上的书本都被喷洒消毒的药水泡胀。以后的一个月，防疫站还每周来我们宿舍用紫外线灯消毒灭菌。那段时间上课，我们似乎感到同学们有点躲我们宿舍的人。
毕业多年后，同学聚会，我们还和那位“疑似”同学聊起当时情况，他一直不承认他当时是患病，他只是刚从家里回学校，有点水土不服，轻度腹泻。当时芜湖地区防疫站还通知他们县防疫站，他们县防疫站人开着救护车去他家检查消毒。那件事让左邻右舍好久都躲着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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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之农民与学生的对决
初到农村，景文以为从此要在农村过一辈子了，当时头脑幼稚简单，不知道农村的困苦会给人生带来多大的烦恼和艰辛，也幸亏是幼稚简单，所谓无知者无畏。要是像现在这么老练、世故，恐怕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
插队不到半年，就听说有人走后门当兵走了，后来陆续有人走各种门路离开农村，如随父母到“五七”干校，随父母到三线等。景文家里没任何办法帮其跳出农门，所有只能死心塌地地扎根农村干革命。
1970年5月，延安报上发表了先进知青集体延安县庄河坪村北京知青的文章，文章是针对国家要在知青中招收一批工人的消息表达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革命态度。这是延安的北京知青中第一次听到的知青中招工消息，景文才明白原来不用在农村干一辈子。
不久传达正式招工消息，壶口公社有三个单位来招工：延安汽车大修厂、铜川3号信箱和华山12号信箱。
听到招工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但高兴的程度和随后表现有所不同。
景文当年还是年少心性，是个相当的挑剔和难伺候的主儿。景文当然想当工人脱农门，但对延安汽车大修厂毫无兴趣，得趁着招工机会离开苦旱的陕北；对华山12号信箱则是非常渴望能去，华山脚下风景绝佳，交通方便——回家方便，而且单位名称又是什么什么信箱，那会儿对外以多少号信箱冠名的单位都是中央企业、保密单位、大单位；对铜川3号信箱的态度是可有可无，其吸引人处是5机部的中央军工企业，交通比延安方便，而坏处是铜川那地方太差。
同村插队的同学中有潇洒者对招工的消息吟出两句宋诗：“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一副姜太公钓鱼的样子，你送上门来我就笑纳，让我求人，没门儿。潇洒如此者今日道号为壶口钓鱼，比渭水钓鱼的姜太公还要潇洒。
对招工消息反应最积极的是王柏林同学，王柏林同学是孤儿，无家可归，一猛子扎到农村的水深火热中一年半多连个上岸（回家）喘息休整的机会都没有，真是煎熬炸了。听到招工消息真真如久旱盼到云霓，登时两眼发亮，脸上现出积极渴望的神情。从听到招工消息当晚起，每晚吃过晚饭王柏林同学离开窑洞到村干部家活动游说。
王柏林同学当时到哪一家活动的同学们都不知道，但事后分析可能是当年新上任的队长马林芳。
马林芳是外来户的贫农大队书记马云驰的弟弟。大队书记马云驰是一位稳重、沉默寡言、心地善良的人，而其弟马林芳是复员军人，还在西安当过几年工人，性格比较火暴。
刚到村里时，现今道号“壶口钓鱼”的插队同学许同学，因芝麻绿豆的小事，在会上因看到村干部说话太没水平，禁不住笑出声来。村里的会计突然揪住不放，问许同学笑什么？许同学说：笑一声怎么了？村会计不依不饶说你这是冷笑。许兄还想争辩，时任大队民兵连长的马林芳突然拍案大喊：把这个地主娃儿给我捆起来！
这帮村干部刚在公社看了知青们家里的档案，知道壶口钓鱼老兄的爷爷的成分是地主，想趁此机会捡个软柿子捏，捆一位出身不好的知青，桃曲村的贺鬼们想给全体知青一个下马威，贺鬼们动嘴不动手，外来户马林芳自愿跳出来当打手。
幸亏工人出身，又有一身好武艺的王柏林老兄拍案而起大吼一声：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同学一下！王柏林老兄虽然一条腿有残疾，有些跛，但是练过武艺非常强壮，曾跟村里的小伙子们比试过踮（摔）跤，村里的棒小伙轮番上阵，无人是其对手。马林芳也与王柏林老兄较量过，马林芳虽然身材健壮而且当过兵，但和王柏林老兄踮跤较量的结果却是来一把，输一把，输的没脾气。所以王柏林老兄一声大吼还真没人敢动手了，而贺鬼们本来就不打算自己动手，这场风波就过去了。
此后村里的老乡不惹知青，知青也活得小心翼翼。但从此马林芳对王柏林老兄很不满背后对王柏林老兄多有言语贬损。马林芳就到景文面前说道过：你们大家养的猪，冬天你们都回去了，王柏林一个人给杀了吃了猪肉，他一个人可吃美气了。景文对此无动于衷，王柏林老兄父母都去世了成了孤儿，过年大家都回北京探亲，剩下他一个人无家可回孤守山村，实在是太凄惨，过年一个人吃点猪肉真算不得什么。
这年春天由于队里太烂干，要粮没粮要钱没钱，社员意见大，现任队长贺振国辞职，没人愿意接烂摊子，马林芳自告奋勇当上了队长。招工是生产队和大队两级推荐，王柏林兄为了同学把马林芳这位生产队长得罪狠了，能有他的好果子吗？
这次招工，桃曲村分到了3个名额，1个延安汽车大修厂，1个铜川3号信箱、1个华山12号信箱，景文报了华山12号信箱和铜川3号信箱，王柏林老兄很现实的报了延安汽车大修厂。
招工让谁去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贫农开会讨论推荐，开推荐会之前，景文还担心马林芳要坏王柏林兄的事，但王柏林兄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招工推荐会不允许知青参加，背对背的评议推荐，大家只好苦等消息。会开完了，传来消息，结果令大家义愤填膺。
吃晚饭时知青许同学说，让村里人来推荐，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村里的招工推荐会是在村小学校院子里开的，参加的是队里的贫下中农代表和队干部。小学校院墙是干打垒的土墙，西北角上塌了一块，用两捆柴堵住，但还露出好大的缝隙。墙外是知青们的自留地，有一些桃树和枣树，晚上没有人经过。那位对推荐会不放心的知青许同学趁着夜色，从自留地里悄悄潜入到那堵墙的缺口边上。院子里亮着马灯，坐了一院子人，知青许同学在黑暗中扒着墙透过两捆柴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听到会议的状况。可怜的偷窥者呀！
晚上十点多钟，那位偷听推荐会的知青许同学回到窑洞里，大家都焦急地询问推荐结果。许同学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咬牙切齿，断断续续地说出一句话，太混蛋了！
原来队里的推荐会开始后，与会者纷纷推荐人选，知青许兄在墙外听了半晌，推荐的全是老乡，这家的娃那家的娃议论了个遍，全是桃曲娃，没知青们什么事。结果先定下来推荐在村里务农的桃曲娃耀祥和八福子分别去华山12号信箱和铜川3号信箱。
耀祥是个十七八岁的娃，瘦瘦小小的，看上去很不起眼，他大（大，陕北方言，爹的意思）是甘草中学的校长，甘草中学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公办学校，这次招工耀祥他大与公社和村里都打了招呼，是队里首先要照顾的对象。
被推荐到铜川3号信箱的八福子是老木匠贺振刚的大儿子，十八九岁。老木匠贺振刚是正宗的贫农，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半年后因怕死当了逃兵逃回村里。老木匠贺振刚是与知青住在一个窑坡上的邻居，刚到村里时，景文曾到他家去过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实在是穷得令人心酸，让人不忍多看一眼。窑洞里黑洞洞的，除了2个10岁以上的儿子外，炕上从大到小一排坐了3个孩子，最小的也就1岁左右。大概半个月以后，老木匠贺振刚到知青窑洞里来谝闲传，声调低沉地说，刚刚把两个娃给殁了。两个娃发高烧没有医药治两天的时间给殁了。真是穷人的命如草芥。老木匠贺振刚解放前贫困，解放后可能比解放前更贫困，更凄惶。
他的大儿子八福子人干瘦瘦的，穿得破衣搂搜的，年轻轻的但总是手笼在袖子里，驼着背，沉默寡言，脸上总是一副灰心丧气、冷淡萧索的神情，既没有钱，也没有势，既不强壮，也不聪明，是一位连村子里的农民也没人愿意多看他一眼的边缘人物。招工去铜川3号信箱这种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
大概是因为耀祥是上中农成分，上中农招了工，考虑平衡，贫农也得招一个，而贫农子弟适龄的就八福子一个，结果天大的好事就落在他头上了。
推荐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光是讨论桃曲娃的事了，这次招工对象的主体插队知青根本没人提，桃曲村的贺氏宗族不分贵贱贫富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高度的默契和一致。倒是平时对王柏林兄颇有微词的外乡人马林芳队长在最后站出来力挺王柏林兄去延安汽车大修厂。更难得的是，王柏林兄推荐到公社后，延安大修厂来招工的人因王柏林兄有点残疾拒绝接受他，马林芳队长到公社与其大吵说，你踮跤（摔跤）踮得过王柏林我们就不推荐他。在公社的支持下，大修厂最后收下了王柏林兄。王柏林兄总算脱离了苦海上了岸。
景文对马林芳队长能够如此卖力地支持王柏林兄感到奇怪，曾问过王柏林兄。王柏林兄微微一笑说，他这个人一言不和，就可以对你恨之入骨，给点好处立刻就喜笑颜开，要想让他卖力，就得让他现得利。事实证明，王柏林兄看得非常准，拿捏的恰到好处。景文一直奇怪，王柏林兄是一贫如洗的孤儿，到底能给马林芳什么好处能让他这样卖命？
几十年以后景文想起这段往事问王柏林兄怎么把马林芳搞定的。王柏林兄笑了笑说，我跟马林芳说，你这次招工把我给推上去，我走的时候今年挣的工分都送给你顶粮钱了。
马林芳家里人口多，每年拼死拼活的干，挣的工分连队里分得粮食都不够买回来的，每年还欠队里的粮钱。招工时已经10月份了，一年的工分基本快挣满了，就算王柏林兄干了250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工值1毛2分钱就是30块钱。干一年挣30块钱现在看来真是惨不忍睹，现在的保姆1小时的工资都有40块钱，可是当年对于桃曲村的农民特别是马林芳来说30块钱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大钱。
听到王柏林老兄许愿送给，他当下喜笑颜开拍着胸脯打包票，就是拼了命也得把王柏林兄弄上去。其实这事对于王柏林兄来说也没损失，知青招工走了，只要队里还没分红，挣的工分就打水漂了，队里绝不会给你一分钱，反正也是拿不到的钱，给了马林芳他自有办法去要账。
王柏林兄在延安汽车大修厂工作了18年，娶妻生子，1988年回到北京，谋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生活安定，家庭幸福，也很不容易呀。
几个月以后，景文和同学到公社邮电所取信，看到已经到华山12号信箱工作的耀祥从哈尔滨寄回来的信，摸了摸，信里还有照片，就捎回村里转交给他家人。后来有机会看到耀祥寄来的照片，是一张在哈尔滨松花江边照的照片，耀祥正在哈尔滨实习。照片上的耀祥穿着白衬衫、西装裤，站在哈尔滨太阳岛边，在灿烂的阳光下，满脸笑容，几个月的时间人胖了很多，消瘦的脸颊、尖尖的下巴已经被圆鼓鼓的胖脸替代，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家里人看到这张照片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知青们看到这张照片却感到非常愤怒，本来站在哈尔滨太阳岛上照相的应该是知青中的一位。
1971年春节，八福子回家探亲，到比邻的窑洞里来看望知青邻居们。此时的八福子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制服，红光满面，信心满满，家里正在给八福子说婆姨呢。知青们看到八福子心中是五味杂陈，现在人家是城里人，自己是乡下人。
1990年代以后，军工企业铜川三号信箱破产，职工下岗。八福子调回到县里当了一名公路道班的养路工人，回到家乡，谋了一个较稳定的职业。
而耀祥去的华山12号信箱，当年虽然让我们又羡慕又嫉妒，听说现今也早已破产倒闭。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人算不如天算呀！
几十年后回忆这一段，当年的愤怒和怨气早已释然，自己与那次机会没缘分，没有缘分，只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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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天降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才结婚，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甘心和我过苦日子，而且绝不嫌弃我的右派身份和胡风分子的可怕政治背景。在我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也只是以为大的政治风暴可能已经过去了，从今之后，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出卖劳动力，养家活命总还是可以的吧？但谁也没有想到，紧跟在一切政治运动后面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场浩劫，它把整个的一个中国推开了灾难的深渊，除了“四人帮”那几个败类之外，几乎无人得以幸免。
早在工厂还没有开展运动之前，妻子就嘱咐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逆来顺受，万不可犯“混”脾气，要知道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而且这时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进入8月以来，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妻子已经就要支持不住了。
但，政治无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早在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前，她在工厂里就已经被视为是反革命家属，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参加大家都得参加的政治学习之外，妻子还要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反革命家属的学习。这样，每天她从工厂回来，总要到很晚很晚，有时候，马路上开批斗会，电车不能行驶，她还要步行15公里，一步步地走回家来。妻子为我受的劫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8月26日夜晚，妻子又很晚很晚才回到家来，一直等到入夜12点，还不见我的踪影，她估计我在外面“出事”了，虽然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但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更想到才怀孕4个月的孩子，强迫着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和衣倒下、更是强迫自己睡一小会儿。第二天，她又去工厂上班，心里乱乱糟糟地挨过一天，晚上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再回到家来，还是没有我一点消息。这时妻子真是坐不住了，想去打听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找谁去打听呢？向工厂里打个电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谁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的情况呢？在疯狂的年代里，一切正常的想法都是疯狂的，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她勉强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还要往工厂跑。
在万分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有两天的时间下着滂沱大雨，晚上从工厂回来，又没有电车，妻子是淌着满街的水，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的，就是在大雨中，还不时地有游街的队列走过来，妻子说，看着那些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了的牛鬼蛇神，再听那些革命群众的喊叫声，真和穿行在阴间一样，本来就胆小的妻子，一路走着已经就怕得魂不付体，回到家来又得不到我消息，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活在那样的时代，才真是最大的不幸了。
终于到了公休日，妻子来到工厂，想打听我的消息，她走到工厂大院门外，往里看，工厂院子很深，什么也看不到，再往里面望望，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的名字，还画着红叉叉，妻子当然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妻子不是来打听我是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妻子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长时间，也从大院走过来几个人，妻子想走上前去问一声，但人们看见工厂门外形迹可疑的人，便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没容妻子向他们询问，人们便匆匆地跑开了。
据妻子后来对我说，去工厂的路上，她的心情还万分紧张，她害怕看见什么可怕的景象，到了工厂大门外，看里面倒还平静，也听不见斗人、打人的声音，渐渐地她才平静下来，再远远地看看大字报，她料定我还活着。按照她的经验，她们工厂里有人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但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自杀吓着，反而就在尸体旁边开批判大会，还满工厂贴大字报，“什么什么人死有余辜”。妻子在工厂门外看看，大字报上写着：“狗林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如此，她才感到万分欣慰，我还活着，而且还没有“投降”。
在工厂门外看了好半天时间，妻子绕路到一位姑妈家去看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到姑妈家去过，姑妈家只有两位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也是右派，在北京郊外一家金矿劳动改造，估计他可能和我一样又“出事”了。妻子说，听听表哥的情况，也可以猜测我的情况了。
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妻子已经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一进门，还没容妻子向姑妈询问表哥的情况，姑妈倒先向妻子问道：“你也知道了？”
妻子自然非常诧异，便向姑妈问道：“我知道什么了？”
妻子后来对我说，也许是姑妈当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也没有向妻子多说任何话，当即姑妈就对妻子说：“你表哥没有了。”
一时之间，妻子没有听明白姑妈这句话的含意，便还向姑妈问道：“怎么就没有了？”
姑妈冷冷地对妻子说：“死了！”
一下子，妻子几乎昏了过去，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你到后面院子里看看去吧，你表哥的尸体就‘停’在那里了。”独生子的突然死亡，使姑妈失去了理智，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让我的妻子去看她儿子的尸体。
妻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也似是变得麻木了，也不想想看了表哥的尸体会给她怎样的刺激，麻木地她就向后院走了过去，及至走进姑妈家的小后院，就看见院里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一条白被单，想来那一定是表哥的尸体了。
妻子说，她一下就懵了。
没敢再往前走，妻子回到姑妈房里，妻子后来对我说，她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姑妈的话，反倒告诉姑妈说：“林希也多少日子没有消息了。”
姑妈没有回答任何话，突然双手捂住脸，姑妈放声地大哭了起来。
突发的事件，使人们的神经完全错位了，人们几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
很晚很晚，妻子才从姑妈家回来，那一夜妻子一点也没有睡着，而且一连多少天，妻子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姑妈家小后院里躺着的表哥的尸体，一闭上眼睛，她就几乎吓得失去了知觉。直到多少年过去，就是到了现在，妻子还常常从梦中大叫一声醒来，而且从此妻子变得胆小，看见什么都怕，有时候会怕得大声惊叫。
我们自幼生活在大家庭中，不仅是亲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就是表兄弟、表姐妹之间，也非常要好。就是我的这位表哥，他比我长一岁，我们两个人小时候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在一起，直到后来我去唐山，我们分开，就是这样，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在天津住多少日子，我们就在一起呆多少时间。
表哥家姓郭，自幼努力读书，不似我这样心猿意马地总想着早早地出人头地，表哥就知道安心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在小弟兄间，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们这一茬小弟兄无论谁在学习上有了难题，都去找他，只要一找到他，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明白的难题，表哥几句话，就使我们豁然开朗了，表哥在我们这茬小弟兄之间，威信极高，长辈们也说，将来表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高中毕业之后，表哥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造就军事工业人才，表哥又是优等学生，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成了学校团的干部，应该说，光明的前途已经向表哥展开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的一场反右运动，把表哥打成了右派，表哥和姑妈都是爱面子的人，他被打成右派的事，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出来，放到矿上去劳动改造，我们才知道他出了“事”，也就在这同时，我被送进了农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1964年，我从农场顶着右派帽子回来，春节的时候，在姑妈家见到了表哥，这时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了，正在金矿上做技术工作，我看到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的内容，我一点也看不懂，我只是看出他的工作很有成效，更看出他工作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表哥和我虽然同是右派，但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表哥更是非常严肃地向我说，这些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更是对我说，过去我们都是吃了骄傲的亏，其实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到劳动人民中改造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经历过劳动改造，表哥从心里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从感情上他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动力，他绝对不似我这样，从感情上就不接受反右运动对我的“批判”，反右运动给我定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株连，又因为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无法给我定太重的罪，更不能逮捕我，正好有一场反右运动，顺理成章，就把我打成右派了。
表哥的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太好，更是因为他对革命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其实在大鸣大放时，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或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向党进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能够懂得多少政治呢？但到底他没能逃出那一场劫难，由此，也就毁了他的一生。
据姑妈后来对我说，就是在我被关押在工厂的第二天，8月27日晚上，姑妈正在家里做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问：“郭家是住在这里吗？”姑妈闻声迎了出来，只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姑妈说，谁也没有料到是她的儿子出了“事儿”，明明就看见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汽车，可是谁会想到就在那辆大卡车上“停”着她独生儿子的尸体呢？
姑妈把陌生人迎到房里，这时陌生人向姑妈介绍自己说是北京金矿上的人。姑妈想，可能是儿子最近不能回家，有事情让人给家里送个信儿来，就还客气地给陌生人送茶，还面问陌生人吃过饭没有。
坐了一会儿，姑妈向陌生人问是不是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家里，或者是向家里要什么东西？这时，陌生人停了一会儿，慢慢地对姑妈说：“你的儿子在矿上出了一点事，矿上派我来给家里送信。”
“哦。”姑妈答应了一声，心想儿子会出什么事呢？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文化大革命么，不是人人都要受教育吗？
“矿上的领导嘱咐我说，见到您之后，一定要先安慰您冷静。”矿上来的人还对姑妈说。
“嗐，在外面工作，有什么好冷静的？”姑妈对矿上来的人说。
“这件事情很严重，您一定要冷静。”矿上来的人还是对姑妈说着。
这时，姑妈已经感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但无论怎样，姑妈也不会想到她的儿子“没有”了。
“有什么事情你们说吧，他不就是五七年那点事吗？再严重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姑妈也是严肃地对矿上来的人说。
“事情比您想的还要严重，你的儿子自杀了。”
后来姑妈对我说，当时，她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看了看矿上来的人，姑妈什么话也没说，就是呆呆地坐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似是从梦里醒过来之后，姑妈才向矿上来的人问道：“你说什么？”
但是，没有等矿上来的人回答姑妈的询问，眼前一片漆黑，姑妈已经昏倒过去了。
等姑妈醒过来之后，表哥的尸体已经从大汽车上抬到了后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院里放好一对床板，就把表哥的尸体“停”放在床板上了。
见到我，姑妈放声痛哭，一面哭着还一面泣诉着：“这是谁做的孽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惹了你们谁了呀，你们就不让他活下去了呀。”
看着姑妈哭得几乎要昏过去，我只好在一旁劝解，表哥和我一起长大，又一起蒙冤，我心间的悲痛绝不比姑妈轻多少，只是，这时我哭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心上压着一块重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劝说了好长时间，姑妈才终于有了平静说话的能力，这时候姑妈告诉我说，据矿上来的人说，表哥本来没受什么“冲击”，也没有他的大字报，他在化验室工作，每天晚上就在化验室“学习”著作，表现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他自杀的那天晚上，才开过一个批斗会，是批斗一个领导干部，在揭发到这个领导干部重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时候，愤怒的群众再也捺不住愤怒的感情，一些人为触及这位领导干部的灵魂，就动手打了他，偏偏不巧就把胳膊扭伤了，也不是多重的伤，送到医院打了石膏。很晚很晚，这位骨折的领导干部从医院回来，正遇见我的这位表哥，平时他两人的关系很好，这位领导干部也没和我的这位表哥说任何话，我的表哥回到化验室，不多时人们就听见从化验室里传出来一声喊叫，一声很怕人很怕人的喊叫，人们闻声跑过去，推开化验室的门，就看见我的这位表哥倒在地上，嘴角上有一丝血渍，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就这样，表哥在绝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表哥的死，不仅对于姑妈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亲戚朋友，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多少年的时间，人们总是回避提到表哥的事，就像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似地，只有在后来姑妈去世的时候，人们才说起姑妈的可怜，她惟一的儿子早在她去世之前，就离开她了，只留下一个孤单的姑妈，还给她留下那样可怕的记忆。
祸从天降，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表哥的死使妻子受到可怕刺激，多少年过去，妻子都无法从那次可怕的记忆中清醒过来，妻子说就连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看见什么都怕，也是妻子受了那次刺激的原因，到底我们三口人都还没有留下太重的影响，为此我感到万幸。
选自《中国作家人生档案》，金蔷薇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4月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