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庚申之变”中紫禁城与圆明园截然不同的遭遇。
所谓“庚申之变”，指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烧毁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并于次年在那里去世。按干支纪年法，这一年是庚申年，这场巨大变故便称作“庚申之变”。
紫禁城在“庚申之变”中未受损失，圆明园却被英法联军劫掠焚烧了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1860年10月6日-9日。当时，英法联军追击清军，为了补充水源，来到了位于京郊的圆明园。6日晚间，法军开始劫掠；7日，英军到达后也加入到劫掠之中。期间有部分建筑被焚毁。
10月8日，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外供大臣居住的房间中，发现了被僧格林沁扣押的巴夏礼等37名英、法外交人员的物品，包括“炮兵中校富隆·德·格朗尚的军服，会计师阿代尔的记事本和马鞍，锡克骑兵的马鞭，还有一些英国军官的物品”。法军统帅蒙托邦回忆说，一些愤怒的士兵“放火烧起了房子，……离圆明园最近的房子起火后，火势蔓延到了圆明园，不过只有一个宫殿被烧毁。”
第二次焚掠，发生在10月18日。当时，被清廷扣押的巴夏礼等人已被释放，37名被俘人质中有19人幸存（另一说法是39人被俘18人幸存）。幸存者向英法联军控诉了清廷的酷刑。英国外交官额尔金、法国外交官葛罗等人推测认为，清廷“将俘虏首先解送圆明园，并且就在行宫中，开始施行他的苛刑，终使他们陷于死亡”。刑讯的地点是否就在圆明园，迄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但额尔金等人当时深信这一推断。他在给恭亲王的照会中说，圆明园乃“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誓必毁为平地”。额尔金还曾解释说，焚毁圆明园是最好的报复手段，因为清廷肯定不会愿意交出当事人僧格林沁，“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它是皇帝心爱的宫殿，“与人民无关”。
♦ 1860年，额尔金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
其实，关于是否应该焚毁圆明园，英军与法军当日存在着颇多争议。紫禁城要不要焚毁这个问题，也被卷入到了争议之中。
10月14日，额尔金致函恭亲王，告知其“圆明园即须完全毁为平地”且即将派军队执行。法国外交官葛罗随即致函额尔金，反对他这样做。理由是：圆明园不过是一处“清帝行幸之离宫”，当地也未设任何防御，不能算作战区，“焚而毁之，实系无益之报复”。即便毁了圆明园，之前的“不幸惨酷之事”也不会因此得到补偿。葛罗还说，如果额尔金不坚持焚毁圆明园，不坚持在天津立碑折辱清廷，那么与清廷的和约应该用不了多少时日便能达成，英法两国的其他种种要求“亦均可得其承诺”。而且，即便清廷不肯答应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真正该焚毁的也是紫禁城，而非圆明园，因为烧掉紫禁城给清廷皇帝造成的震动要大得多：
“余意以为北京城内之宫殿，乃全国政府之所寄，若先劫取其文物典籍，而后悉毁其宫殿，其在中国人与欧洲人之眼中，或将视此举为一种之报复与惩罚，其印象之深，比之仅焚毁一游幸行乐之离宫别馆当远过之。”
10月17日，法军统帅蒙托邦又给英军统帅格兰特去信，表示不同意焚毁圆明园。理由是焚毁圆明园会让恭亲王产生恐惧，有可能导致他不敢继续进行和谈，选择逃走。如果事情被逼到那一步，英法联军找不到和谈对象，便“不得不进攻北京皇宫，终以颠覆清朝”，就只剩下攻陷紫禁城消灭清王朝这一条路可以走了。但那样做“正违反吾两国政府所予之训令”，又违反了两国政府给联军的指示。
法国政府当时的训令是：此次战争的目的“决不在推翻当今中国之君主”，因为清廷垮台会损害法国的在华利益。法国政府不希望看到“北京履行其职责的帝国中央政府出现瓦解”，然后导致太平天国“迅速波及帝国其他地区”。英国政府的训令也大致相同，即不可将咸丰皇帝逼至拒降的程度，致使无法与中国议和，更不可直接推翻清廷，导致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英法联军在1860年10月面临的困境是缺少补给，必须在冬天来临之际的11月1日前撤军，撤军前必须与清廷订立和约。除了“报复虐俘”，额尔金选择圆明园作为焚掠对象的另一个主因，便是压迫清廷订立和议。另据10月19日（即圆明园被焚毁次日）葛罗给法国外交部长的私人信函披露，焚毁圆明园后，为了加快和谈的速度，额尔金似乎还有焚毁紫禁城的计划。信函称：
“额尔金爵士倒行逆施，其意似欲颠覆清朝，而援助太平军也。……额尔金爵士并欲焚毁北京城内之宫殿，然后议和。吾人力持反对，且以撤兵至天津为争，彼乃屈从。”
额尔金的这种主张，让葛罗怀疑他有可能“奉有英国政府密令，必欲颠覆清朝”。
另一位法国军官夏尔·于贝尔·拉佛莱，也在回忆录中提到，额尔金曾提出过要摧毁紫禁城，目的是“以此证明联军部队到过北京并采取了报复”，但该主张遭到了蒙托邦和格兰特的共同反对，因为“他们承诺过要维护城内秩序和财产安全”。
但额尔金自己的说法有些不同。10月19日，他给葛罗写了一封信，内中竭力解释为何要坚持焚毁圆明园。其中一条理由是：若不焚毁圆明园，便需要有其他代替方案，比如“焚烧北京城内之宫殿及其他公共建筑”，也就是摧毁紫禁城。额尔金说：摧毁紫禁城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英法联军攻击北京城时，与负责守城的清廷官员有过约定，清军承诺将安定门交给联军，联军则答应“不得破坏城市”，“除了将要进驻城里的两国公使的护卫队，联军士兵不可大批入城”。摧毁紫禁城相当于毁约，清廷会将联军视为无信无义者，和谈的大门将因此关闭，“留守城内之中国官吏，必皆逃走”，联军将再也找不到敢前来议和之人。
葛罗没有污蔑额尔金的必要，额尔金也没有对葛罗隐瞒自己真实想法的必要。上述史料看似存在冲突，实则反映了额尔金的焦虑与纠结：他知道焚毁紫禁城的严重性，常规状况下不愿这样做；但他也不愿联军一无所获地撤退，万不得已找不到和谈对象时，仍保留了这样做的可能性。意即，破坏紫禁城始终在英法联军的预备计划之中。
所以，1860年的10月17日，额尔金、葛罗曾试图警告清政府，“假若到二十日的期限，他们还不接受我们的要求，联军将要把北京城内的皇宫，烧的成为平地”，不过这个警告没有发出。因为10月18日，英军便第二次火烧圆明园，使“三山五园”成为了一片废墟。英军上校卧尔斯莱回忆说：
“额尔金爵士最后一函，警告他们如不接受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京都本身定要受更大的损害，这是意料中事，并不是空言恐吓。现在城内的皇宫，还仍然没有触动过，倘若他们愿意替主上保留这最后居留的地方，他们应当赶快，不要失去时机”。
也就是说，如果圆明园被焚毁后，清廷仍未接受和议，紫禁城也有可能被付之一炬。（来源：腾讯新闻）
①裴广强：《英法联军第一次火烧圆明园诸问题再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上海百家出版社2011年，第309、310页；（法）朱以亚：《中国战争纪行》，中西书局2013年，第102页。
③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1854-1911》，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④欧阳采薇译：《西书中关于圆明园的纪事》，《圆明园 第1集》，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第172—206页。
⑤王开玺：《英法被俘者圆明园受虐致死说考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⑥（法）布里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第593页。
⑦吴继轩等：《再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主要目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⑧（法）夏尔·于贝尔·拉佛莱：《1860年中国战事》，中西书局 2013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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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三国时代孙吴政权的“灌酒文化”。
有观点认为，以将人灌醉为目的和乐趣的酒桌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古代文化人的酒局很有格调，玩的多是曲水流觞、行令作诗之类的雅事。
曲水流觞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格调仅限于小部分古代文化人。真正广泛存在的传统酒桌文化，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致力于让客人尽兴的“劝酒”。如英国商人利特尔（Archibald John Little）1883年在重庆参加宴会，主人便是以劝酒来表达热情招待之意：
“我作为当天的客人坐在上首，独自占用桌子的一面，其他人每两个人占一面。……酒席从不停的小杯喝烫热的小米酒开始，……渐渐地，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那一道一道端上来的菜；经过两个小时，大家就又开始喝酒，伴随着吵闹的、最使中国人兴奋的猜拳，我对此也很熟练。”①
因为饮食习惯不同，坐得不舒服且卫生条件不好，利特尔觉得宴席全程“冗长乏味”，但他不觉得主人的劝酒有强迫成分。
另一种则是致力于逼人喝醉取乐的“灌酒”。三国时代的吴大帝孙权，便是这种酒桌文化的践行者。
《吴书·张昭传》记载，孙权在武昌钓台之上召集酒局，不但自己喝至大醉，也强迫与会的群臣也必须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②——让人拿凉水泼洒群臣，命令他们必须喝至坐不稳自钓台上掉下去的程度。惟有孙策临死前指定的托孤重臣张昭敢于违逆孙权的酒桌文化，“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一言不发离席而去。
但即便是张昭，也无法做到次次回绝孙权的灌酒。《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孙权在宴会上喝多了，先是让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字“诸葛子瑜”，以讽刺重臣诸葛瑾的长相取乐。然后又让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负责“行酒”，要他去给张昭灌酒。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也”（逼老人喝酒不符合养老之礼）拒绝，孙权与诸葛恪则以“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姜尚九十岁了也没说自己老，还在替朝廷打仗）为由，硬逼着张昭把酒给喝了。③
对孙权来说，逼人醉酒不仅仅是为了取乐，也是为了测试对方的服从度。张昭虽有托孤者的特殊身份，但他在酒桌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服从，孙权便不愿重用他。当朝野皆认定张昭必是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时，孙权却刻意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孙邵。于是便出现了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在《三国志·吴书》中竟没有独立传记这种怪事。
如果一个人没有张昭这样的特殊身份（超级名士+托孤重臣），又不愿在酒桌上迎合孙权的服从度测试，便很可能面临难以预测的命运。孙权称吴王后举行酒宴，亲自向与会群臣一一劝酒。来到虞翻的席前时，虞翻趴在地上装作已经喝醉，待孙权离开后才坐起来。孙权见状大怒，“手剑欲击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就要去捅死虞翻。幸亏大司农刘基跑过去抱住孙权，好说歹说才化解了一场流血冲突。虞翻保住了生理性命，却保不住政治生命，只能在孙吴政权里做边缘人，最后落了一个流放交州的结局。
在孙权的“潜移默化”之下，孙吴政权内部的酒风走向了全面的恶臭化。
比如，督将陈勤与众将领一同饮酒，便仗着自己的身份“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侮辱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灌酒罚饮全不按规矩来。这种做派引起了年仅十五岁的下属凌统的不满，“面折不为用”，当面表态说不愿服从陈勤。二人的冲突从席上延续至席后，最终以凌统忍无可忍拔刀砍死陈勤告终。
再如，宗室孙皎与下属甘宁饮酒时，也曾“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导致甘宁不愿再做他的部下，且对人怒称：“臣子一例，征虏虽公子，何可专行侮人邪！”——我是臣，孙皎是宗室公子，一样为朝廷效力，他有什么资格在酒席上侮辱我？这类冲突在孙吴将领中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孙权不得不站出来处理。他给了凌统“以功赎罪”的机会，又通过痛骂孙皎安抚了暴怒的甘宁。
但这种痛骂只是策略性的，并不代表孙权意识到了孙吴政权酒风的堕落是个需要改变的真问题。《吴书·胡综传》里说，胡综这个人特别爱喝酒，每逢朝中宴会，“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一喝多就失控，就要给别人灌酒，灌酒不顺利就要动手打人。酒风如此恶劣，孙权却“弗之责也”，从来不曾谴责过。不谴责的原因很简单：这个胡综是孙权最亲近信任之人，孙策当年做会稽太守时，便安排十四岁的胡综“与孙权共读书”。他敢在宴席上像孙权一样给人灌酒，正是仗恃着自己与孙权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孙权坐视胡综灌酒打人，是因为众人对胡综的服从度，基本上也等同于对孙权的服从度。
这种酒风，在吴国的第二位皇帝孙亮与第三位皇帝孙休的时代（皆是孙权之子）略有收敛。原因是权力一度旁落至诸葛恪、孙峻、孙????等人手里，孙亮与孙休无力在酒桌上对这些权臣实施服从度测试。
第四位皇帝孙晧（孙权之孙）即位后，孙权式的酒风又得到了继承并被发扬光大。《吴书·孙晧传》里说，孙晧每次召集群臣举办宴会，“无不咸令沈醉”，都要将与会者灌到烂醉。同时还要在宴席上布置一群“黄门郎”，这群人不许饮酒，职责是将与会官员醉酒后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交给孙晧。孙晧便以这些酒后醉言来检测群臣的服从度与忠诚度。不能通过检测者，严重的杀头，轻一点的论罪。
《孙晧传》的记载应该可信，因为《吴书·陆凯传》与《吴书·韦曜传》里也有相似的内容。《陆凯传》保存了陆凯给孙晧的一封谏章，里面批评孙皓，说他不该对群臣“惧以不尽之酒”——不应该拿喝不完的酒来灌群臣，让他们惧怕。
《韦曜传》则提到，孙晧的宴席通常一搞就是一整天，“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不管能不能喝，一律以喝至少七升为标准，实在喝不下去了，就用浇灌的办法让与会者喝光。韦曜的酒量不超过三升，早年得宠时，孙晧常常特批他可以少喝，还偷偷让人拿茶水当酒帮他作弊。后来宠爱消失了，便也遭遇了“逼强”之事，与其他人同样被灌酒，喝不完会被责罚，喝多了说错话也要被责罚。孙晧还会让近侍们在宴席上针对公卿大臣“发摘私短”，公开披露他们醉酒后说出来的种种隐私。无法配合完成这种服从性测试的韦曜，最终的命运是被孙晧诛杀，全家也被流放到了偏远的零陵。
孙权与孙晧祖孙的做法不是个案，魏蜀两国也有类似风气，只是程度有别。如《魏氏春秋》便记载称，曹丕曾在宴席上针对曹植“逼而醉之”③。总之，哪里有权力想要检验他人的服从度与忠诚度，哪里就会有这种恶臭的灌酒文化。（来源：腾讯新闻）
①（英）阿奇博尔德·约翰·利特尔著；黄立思译：《扁舟过三峡》，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6-87页。
②此处及下文史料，依次引自：《三国志·吴书》的张昭传、诸葛恪传、虞翻传、凌统传、孙皎、胡综传、孙晧传、陆凯传、韦曜传。不再一一赘注。
③《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