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全职太太走向离婚
一对90后夫妻决定离婚。
2020年10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冯淼接到了一位男子的离婚诉讼，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以感情破裂之名向法院申请离婚了。这对冯淼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离婚案件。两人结婚五年，女方做了三年的全职太太，尽管女方很想挽留这段婚姻，但在两次诉讼失败后，男方依然在半年后坚决地再一次起诉——按照规定，诉讼被驳回后，六个月内不能再起诉。这种情况，冯淼会遵循以往的经验和判例，判决他们结束婚姻关系。
但出乎冯淼意料的是，随着案件的推进，2021年1月，女方提出了家务补偿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她要求在平分共同财产的基础上，丈夫要对她全职三年付出的家务劳动给出一定的经济补偿。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在我国的法律上，没有先例。
民法典在她提出请求的几天前，2021年1月1日才开始正式实施。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被废止。前者取代后者，对家务补偿重新作出规定，取消了之前的限定条件——想要申请家务补偿，需要「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即他们财产独立。因为这一限定条件，冯淼过去做法官的12年里，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人在离婚时提出这个请求。
冯淼最终做出了判决，在财产分割的基础上，男方再向女方支付家务补偿款5万元。这个判决像两个时代的交接，她成为第一个依据民法典作出家务补偿判决的法官。案件审理结果被报道后，「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元家务补偿」迅速登上微博热搜，讨论次数达2.5万。这些讨论中，在肯定对全职太太家务劳动价值认定的同时，也有对5万家务劳动补偿金额的质疑。有人觉得5万太少，「家务劳动为何如此不值钱」。
二审结束之后，《人物》与法官冯淼进行了一场对话。她是一位80后女法官，其所在的房山法院民三庭专门审理家事案件。在这场对话中，冯淼解释了家务补偿金额判定背后的考量。以及这条法律规定所指向的意义——它不仅是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补偿，还是希望双方离婚后，全职一方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敢于做出离婚这个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家务补偿是在实现一定的「离婚自由」。
但冯淼也承认，在面对感情和婚姻的复杂时，法律能做到的有限。在过去的12年里，她看到很多人来到法院起诉离婚，希望法官能真正帮他们结束一段关系，开启一段新的人生。但事实上，法律能做的只是宣告这段关系的结束，却无法帮他们处理内心的情感。
以下是冯淼的讲述。
文｜吕蓓卡
编辑｜姚璐
2020年10月，我刚接到这个案子时，是男方起诉的离婚。在开庭的时候，女方写了三四页纸的答辩，把他俩从怎么认识、怎么结婚、怎么生活都讲了一遍。两个人之前是同学，在一起五年后结的婚。结婚后，双方的父母对他们的婚姻都很满意，到现在虽然双方有一点矛盾和误会，但她对男方还比较有感情，还希望两个人能继续在一起生活。
女方是1991年的，看起来也比较年轻，根据她的陈述，怀孕后，因为男方的父母没有退休，还在工作，男方的家人就让她全职在家安心养胎，她也同意了，孩子出生后就也全职在家带孩子。
原本这段话应该由她的代理人来讲，但代理人觉得她本人来讲比较有感情，她自己就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也要给她充分论述的权利。她读的时候，有一点带着哭腔。
而男方给我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但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两人结婚后原本感情还不错，但两个人在花钱上分歧比较大，生活中产生过一些具体的矛盾，让他感觉「过意不去」。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起诉离婚了。前两次不是我处理的，2019年第一次提起诉讼时，法院做了调解工作，男方撤诉。六个月后，男方再次提起诉讼，第二次直接判了驳回，觉得双方还有感情修复的可能。法院有规定，第一次起诉或者判决驳回之后，6个月之内不能再起诉。但现在已经那么长时间过去了，双方感情还是没有和好，男方还是认为双方应该离婚，再加上两个人已经分居两年了。那没有办法，只有是判决离婚了。
离婚案件我们都会提前给双方做工作，看双方还有没有和好的可能。但一方态度比较坚决的话，我觉得这样婚姻也是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当时在法庭上，女方念完三四页纸，那个男的完全没有反应。调解的时候我也提示过她，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要判决离婚了，虽然你不想结束这段婚姻关系，但是你要预见有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双方离婚的话，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
她的代理人也是位女性律师，就告诉了她民法典里有家务补偿的条款。这个条款是从2021年1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刚提出时我也很意外，因为比较新。在这个案件之前，我们法院的同事已经接到了一个类似的案子，也是女方提出了家务补偿的诉求，我们当时在办公室讨论过一次，通过这次契机，我才对家务补偿有了一些关注，没想到我的案子里也提出了这个诉求。
我的案子比同事案子审理得快，因为没有判例可以参考，在做判决时压力很大，不知道自己掌握的尺度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意义。当时女方提出的诉讼中，家务补偿的金额是18万元。其实这个案子省去了举证的部分，因为相关的事实部分，男方自己是认可的，他说确实女方在照顾孩子方面做得比较多，他上班女方就全职在家。虽然他也强调男女双方的父母都在帮忙，但整体上是承认女方付出的。
其实我也想过，如果别的案子，一方不认可家务劳动，要举证的话对普通人其实挺难的。因为双方之间的一个生活状态，只有双方最清楚。但双方在感情比较好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我们能做的只是通过他们的生活痕迹去判断，去调查他的邻居、朋友、近亲属，或者孩子。
在金额的核算上，又不像人身损害赔偿，医药费、护理费都是有标准可以参考的。在家务补偿的条款中，具体数额的规定不是很明确，可以参考双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一方的收入情况、当地生活水平，以及到底一方在生活中付出的家务劳动都有哪些。
不过女方提出的18万的补偿，最初他是不同意给的。我把能想到的因素都参考了进去，综合了一下双方的财产，他们两人婚后的共同财产不多，没有购车购房，存款加起来只有两万六，男方的公积金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大概有12万多。两个人的收入水平属于中等，男方每个月工资大概七千多，两个人其实在一起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就是三年左右，这三年里女方是全职（太太），但分居后女方已经找到工作，男方也一直在付抚养费，之后每个月还要再付抚养费。家务劳动的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去参考一下她每个月的劳动价值，再扣除一下她自己一般的正常生活支出，所以就核算了一个5万的数额。如果家务补偿的数额定得太高，男方负担不起，这个条款就相当于没有实现它的意义。
女方后来上诉，不过二审维持了原判。
我没有想到，这个案子被报道后关注度这么高，主要是公众对家务补偿数额的争议比较大。因为我觉得审理案件时，把一个案子拿出去放到公众的视野上去评判，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反映不出来事件的全貌，大家了解的只是部分信息，而且每个人讨论这件事时都有各自的立场，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出于自己这方面的利益考虑，去看这个案件。
毕竟这是一个补偿，而不是赔偿。赔偿的数额是有标准的，意味着你有过错，你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婚姻中，有一个过错赔偿制度，比如说出轨，与他人同居，那你就应该承担责任做出赔偿。但是补偿出现得比较少，是法官综合考量双方的利益，为了一个利益的平衡，去判决给予一定的补偿。
补偿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去找一个评估机构做一个劳动的评估，那也评估不出来。5万的赔偿数额在公众视野中的争议很大，但我觉得还是不能去跟市场上的那种劳动力划等号，她还是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女方肯定付出比较多，但男方也不太可能一点不做，只是说考虑到女方因为全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上有所减损，主要也是补偿这一块。
这项法律规定的意义，应该是想给在家庭生活当中付出较多的那一方，在离婚的时候给一定的经济上的补偿。在法律的范畴内，家务补偿的认定包括照顾子女，照顾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处理双方的家庭事务等都算，这些最终是无形的，在离婚的时候是体现不出来的。而家务补偿，是为了体现在家庭事务中的劳动价值。但这个价值和保姆清洁工又不一样，因为付出劳动的一方，本身也是这项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家务补偿有一个限制条件，就只能是离婚的时候提出来。比如原告起诉离婚，那你就要同时提出家务补偿的要求，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提，以后就不能再提了。这和财产分割不一样，财产分割是离婚后如果发现新的共同财产，在诉讼时效内还是可以要求分割的。但家务补偿不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离婚时候的制度，如果拖的时间太长，对另一方也是不公平的。
离婚是这段婚姻关系的结束，也是双方生活的另一个起点。家务补偿也是为了让双方都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不仅是对劳动的价值补偿，还是希望双方离婚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去找工作，然后做一些自己的事。有了这个经济补偿之后，就不会让全职的一方特别焦虑地不想离婚——不是因为俩人还过得下去，而是因为没有收入来源，离婚后生活没有保障。它是在支持你做出离婚这个决定，婚姻自由，结婚是自由的，离婚也是自由的。
其实两个人能不能继续维持婚姻关系，最重要的标准是两个人还有没有感情，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上，法律会给你一个帮助，让你不要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导致你不敢离婚。所以家务补偿并不只是认同你全职这个职业的价值，我觉得更多的意义在于实现离婚的自由。
法院的案子还是有一定专业性的，放在公众视野里讨论，有不同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我肯定要站在中立的角度上，做出我觉得公平公正的判决。因为我是最了解案件全貌和双方生活状态的，所以我知道什么样的数额是对双方最合适的。可能等通过多年案件的积累，再看这个数额就会发现对双方都是合适的。
其实在民法典更新之前，婚姻法中也是有家务补偿的。
但在我做法官的12年里，审理的案件中，从来没有当事人提出过家务补偿。我查过资料，别的法院虽然有，不过也很少有判的。因为之前的家务补偿有限定条件，要求必须是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双方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下才适用，但几乎很少有夫妻会在结婚前约定财产分别所有。
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婚姻还是默认夫妻共同财产的，我印象里只碰到过一个结婚以后双方约定了一个婚内财产。他们是双方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抚平这些问题，签了这样一个东西，约定房屋归谁，车辆归谁，存款归谁。
在民法典更新之前，其实在实际的判决中还是会有倾向性的。在很多离婚案件的判决书中，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在家庭法中，照顾女性、子女和老人是一项很重要的原则。这是从社会现状和生理上出发的。虽然在婚姻家庭法中，另一大基本原则是男女平等，但可能考虑到社会现状，实质上达不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要达到实质上的男女平等，不是说在表面上一块蛋糕一分为二就可以了，所以法律上还是会认同女性处在劣势一点的地位，在财产分割时有所倾向。
图源《82年生的金智英》
但不是每个案件都适用。有些案件中，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照顾。而且像家务补偿这个条款，男性也是适用的，全职爸爸也可以申请家务补偿。这中间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在之前，经常有的案子就是财产大部分都是由男方掌握，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往往要求由女方来完成找出财产的责任。女方在事先没有财产保护意识，而男方早已把有关的证据、财产毁灭或隐藏起来，取证的难度就会比较大。
这几年情况在慢慢变好，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掌握家里的财产。再加上现在调查双方财产的手段也在变多。很少有人有大额的现金放在家里，只要通过支付宝微信，都有相应的记录。我们自己也会有各种的查控手段，比如银行存款信息，房产登记的信息。
我前两年遇到过一个案子，就有故意转移财产的嫌疑。男方提出来女方有大额的取款记录，取走了30万的现金。我们就很奇怪，因为根据双方的年龄来看，大额支取现金的情况比较少。当时男方就要求分这部分钱。然后对方就说都花掉了，如果真的是都花掉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再分。我说那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一年多点，这么大额的支出，你要告诉我这些支出都去哪儿了，然后她给我列项。
有一些比如说房租，或者正常的孩子的开销，七七八八算了一下，其他的就有点说不清楚了。还有一个10来万左右。我说我扣掉你正常的一个支出情况，那剩下这部分你要是证明不了的话，那我就认为这部分财产还是存在的，需要分割的。然后把剩下的这十几万给分掉了。
一年之内取走30万现金，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规律。一查就查出来，但是以前你要真取30万，那可能也没办法。
我作为一个家事法官，经常看到离婚案件中，双方都挺煎熬的。结束一段关系，带来的伤害比想象中的要大。我们希望双方好合好散，但一个普通人想要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有的本身是比较平和的两个人，到法院来，已经同意离婚，但在财产分割或孩子抚养上有一些分歧，矛盾就越来越激烈。
三四年前有一个案子，当事人一方也是法律工作者，对离婚这块的法律规定还是比较了解，一开始还比较平静的。但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男方提了很多要求，包括在法庭上去叙述他们的婚姻关系时，双方就逐渐发展成指责。升级到最后，男方的家人也开始对女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人格有缺陷，就是不适合养孩子，她家里人都有问题，女方也开始在法庭上一边哭一边大声去指责对方。其实女方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理论上来说是能够预见离婚案件会带来的一定的伤害，但她还是没能承受得了，当时已经叫法警了。
案子后来判了，双方又都上诉，上诉后还是维持原判，女方依然在给我打电话沟通。我说你做的也是跟法律有关的工作，应该预见到离婚时双方矛盾会比较激烈，但你现在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情绪所影响，我跟你解释这些东西你都听不进去。
我觉得我们一个案件审理完了之后，两个人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也是会有牵绊和交集的，比如孩子的抚养或者是正常的交流。但因为诉讼的问题再三来法院起诉，对两个人也是一种心理折磨，一般人都承受不了。他们不断提出新发现的财产，甚至到后来要求分放在家里的酒、照片、手串，为了这些东西起诉到法院。她也不一定是真的想要这些东西，她就是觉得俩人还有矛盾。
婚姻案件背后，更多还是内在情感的问题，这个法律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需要自身的释怀。感情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没有办法去形象化和量化，也就没有办法衡量。
其实还有很多家事案件的当事人，就想在法庭上去倾诉，他们想让法官听一听自己这么多年在家庭生活中的经历，可能憋了很多年，对方也不太听他们说话，就想在法庭上说。很常见的在开完庭之后，还要拉着我们说他们的家长里短，最主要的就是很多委屈。因为法庭上时间有限，开庭后有时间就听他们说说，很多时候他们倾诉完，这个案件的结果他可能就不在乎了。
结果不就是财产分割嘛，其实有的案件财产很少，最后也就十几万，或者几万块，分割下来每个人分到的不是很多，因为之前积累的家庭纠纷太多，最终把这些情绪都反馈到财产分割上了。你认真听他们说完，他们会觉得，你很理解他们，这个判决就是公正的。
还遇到过有的当事人，在进行财产调查时什么线索都不提供。就赌气，让我们把对方的财产翻个底朝天。直接让我们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对方所有的银行账户，我说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权力，你必须给法院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我们才能去查。你什么都不提供，我们是没办法查询的，整个北京有这么多银行，那整个法院的诉讼资源不可能全为了你去查所有相应的账户，挺为难我们的。我们审判团队也要亲自跑到银行去调取结果，是要耗费很大精力的。
双方都有各自的说辞，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也有限，没办法对他们的感情做出一个判断。作为法官，只能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各自的主张。
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个案件，是我当法官助理的时候，帮助法官调解过一个案件，当时我基本上是比较独立地调解这个案件。那时候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流程上，当时双方都同意离婚，也商量好了财产怎么分，我就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出错，要想得更完全一些，避免双方以后再发生争议。
后来手续走完了，从法庭下来，我们老法院工作人员的通道和当事人的通道是同一个，我看到他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女的就在那哭。然后我就觉得，这俩人不是都同意离婚，双方应该都是已经想好了啊。为什么都离婚了，还这个样子，难道不是应该双方都松了一口气吗？我当时看到他们很伤心就有点焦虑，觉得两个人是不是对离婚这件事还没有想好。
之后再碰到类似的案子，就告诉自己还是要多问一句，看俩人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其实极少数案子是因为外遇这种情况，大多数的原因是他对我爸妈不好，或者俩人经常吵架，他不让我干什么，一些很小的事。
家务补偿这个案子我最开始也想过，他们双方能不能不离婚，因为在调查中觉得，双方虽然分居，男方也还是会带着奶奶去给孩子过生日，他们的矛盾也没有那么激烈。不像以往在法庭上，双方大吵大闹，指控过去的生活当中你给我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就还是觉得挺可惜的，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了。如果分开的话，对孩子来说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可能要双方再在一起生活的话，对孩子来说也不好。
我觉得这些事都是需要一个自身的心理调节。法院只是对你们关系结束的判定，但是你心理上是否结束了这段亲密关系，我们是没办法过多干预的。法律的作用有限，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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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现，她选择重返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