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四十九）

来源: YMCK1025 于 2021-08-07 10:36:30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59675 bytes)

日本政府当年，其实有机会避免遭受原子弹打击 | 腾讯新闻短史记

陈慕谭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8-06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七十六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9日，长崎也遭到了原子弹攻击。两颗原子弹引起的冲击波、大火与核辐射，大约造成了20-40万人死亡。此举直接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
 
日本当年，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遭受原子弹打击？
 
通常的说法是，日本如果及时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而非将盟国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转而去与苏联进行秘密外交，那么日本是可以避免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但当时的日本政府没有这样做，他们更期待通过利益交换让苏联参与调停，达成一种停战而非投降的结果。
 
但近年来也有意见认为，上述说法未必能够站得住脚。理由是原子弹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志在必掷”的实用武器在研制；且至少从1943年5月开始，日本便已经被设定为核打击的首要目标；为了牵制苏联，赶在苏联对日参战之前控制日本，英美两国也需要用到原子弹①。这些因素才是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主因，日本是否及时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其实是很次要的因素。
 
♦ 波茨坦会议
 
后一种解读看似很有道理，但日本外务省战后的反思文件，支持的却是前一种说法。
 
1951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示下，日本外务省启动过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期间，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致命失误。研究历时数月，形成了一批绝密文件（2003年正式解密）。其中一份名为《“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中便写道：
 

“日本应该不给予苏联对日参战的机会，迅速直接对美英通告无条件投降，并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它。像依赖苏联斡旋终止战争这样的事，实为最愚蠢的政策。”

 
报告还说：“新加坡陷落前后，日方的战绩辉煌，的确是终止战争的有利时机之一。……意大利投降(1943年9月)、塞班失陷(1944年7月)、菲律宾岛失守(1945年1月)、美军冲绳登陆(1945年4月)、德国投降(1945年5月)、冲绳失陷(1945年6月)、波茨坦公告发表(1945年7月26日)也都是一个个展开交涉的时机。如果即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话，原子弹的惨祸和苏联的对日参战就可以避免。”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及时终止战争”的认知，并不是战争结束后才出现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而是日本的文官政府在战争期间便已萌生的念头。但这种念头始终未能寻得付诸实施的机会。报告将机会的缺失，主要归结为文官政府无法约束军队势力，只能在军队势力许可的范畴内辗转腾挪：
 

“由于美国还没有使用原子弹、苏联也还没有对日参战，故难以获得使军部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匆施行终止战争的举措，也许会在国内造成流血事件，使之归于失败。……不能不说当时政府里虽有智者，但却缺乏勇者。”

 
报告还提到，文官政府开展“对苏工作”，试图让苏联成为调停者，也是应军队势力的要求：“这个对苏工作，原本是对美英的无条件投降表示厌恶的陆海军一致强烈要求而最终促成的，并也得到部分重臣的支持。外务省并非始作俑者，东乡外相和事务当局也都对此不抱成功之望，只是为了把军方导向终止战争，尤其是考虑到在对苏工作失败时，军方也会不得不基于《波茨坦公告》而和美英进行和平交涉，才同意展开对苏交涉。”②
 
意即，日本的文官政府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主导外交进程的能力。他们只能期待军方主张的对苏工作失败时，与英美做和平交涉的大门仍未关闭。
 
♦ 日本媒体关于“玉碎”的报道
 
此外，以原子弹乃是一种“志在必掷”的武器，来强调日本根本就没有机会躲过原子弹轰炸的说法，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盟国军政界人士中，没人能够百分百保证原子弹能够研制成功，即便他们从学术界得到乐观的信息，相信可以研制成功，也很难预估研制成功的具体时间。
 
所以，在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前，1945年6月份（纳粹已投降），美国政府便已通过他们在梵蒂冈的特工，与日本驻梵蒂冈大使辛田健（Ken Harada）取得联系（日本当时有与梵蒂冈建交），两次传递讯息，想知道日本是否愿意接受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遗憾的是，讯息虽然被传递到了日本外务省，但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③
 
如果当时的日本政府能够认真对待这种试探，二战后续历史的发展或许会是另一种面貌。但现实是当时的日本文官政府受制于军队，已无力把握这种机会，正如当事人辛田健所言：“东京已经决定通过苏联来寻求谈判终战，不可能改变政策。”
 
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试爆成功。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高级将领李梅四人，在波茨坦聚商是否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达成了一致意见。
 
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谈到了这次高层会议。据他总结，原子弹对于盟国共有三大好处。
 
第一项，是可以极大地减少盟军的伤亡。盟军原本的计划是“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攻击日本本土”，这必然会给盟军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冲绳岛上那些不愿投降以手榴弹自杀的日本军人让丘吉尔印象深刻，他估算说，“要消灭一个一个的日本人，要征服一寸一寸的土地，很可能要丧失一百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英国人的生命”。丘吉尔将这种可以预期的牺牲称作梦魇，但原子弹让这种梦魇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两次剧烈震动之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真是光明而美丽”。
 
第二项，投掷原子弹可以让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丘吉尔说，“（日本的）职业外交家们深信只有奉天皇之命，立即投降，才能使日本免于土崩瓦解，但是仍有一个掌权的军人集团，他们决心宁可全国集体自杀，也不甘心承认失败。”但丘吉尔相信，这些“素以勇敢自称的日本人”在见识到新式武器原子弹的强大威力后，“会从中找到一种借口来挽回他们的面子，并且脱卸他们（未能）战至最后的责任”——这段话，与日本外务省反思文件里那句“由于美国还没有使用原子弹、苏联也还没有对日参战，故难以获得使军部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其实是一个意思。
 
第三项，是无须再受制于苏联，“已经无需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赐”。
 
♦ 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爆炸
 
这三大好处是当时参与讨论的盟国高层的共识。所以，“对于是否应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会上）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当时的会议桌上，大家集体一致和毫无异议地赞同这样做法，我也从未听到有人做过丝毫的反对暗示。”④
 
尽管在《波茨坦公告》正式公布之前，盟国高层便已就是否可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达成了共识。但对日本来说，《波茨坦公告》仍可算是一个及时止损、避免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最后机会。如果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盟国便没有了立场对广岛与长崎实施核打击。但日本政府没有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回避对公告表态，采取了等待对苏交涉结果的方针”，首相铃木贯太郎对外表达了“置之不理”（mokusatsu）的立场。
 
日本历史学者藤原彰说，“铃木首相所说的‘相应不理’是无可奉告的意思，但是同盟国方面把它译作‘不理’(ignore)，认为‘拒绝’了。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成了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的口实。”⑤
 
仅就字面词义而言，“无可奉告”与“不予理会”确实存在着微妙的区别。但考虑到美英两国均知晓日本与苏联的秘密交涉，这种“无可奉告”毫无疑问会被视为无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拖延之策。“无可奉告”的实际涵义，正是“不予理会”，至少是“暂时不予理会”。
 
以上种种，归根结底，可以浓缩为日本外务省反思报告中的一段话：
 

“从我国的国内形势看，是否能在原子弹投下及苏联参战以前终止战争，确实不（是）能简单就可以断认的。”⑥

 
意即：日本确实有机会避免遭受原子弹的打击，但在“一亿玉碎”之类狂热情绪煽动下，日本政府丧失了抓住这些机会的能力。（来源：腾讯新闻）
 
 
①刘柠：《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人民东方出版传媒2018年版，第156-158页。
②《“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1951年2月28日。引自翟新《战后日本的对外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247页。
③《二战核攻击日本前外交秘史》，BBC中文网2017年8月12日。
④（英）温斯顿·S.丘吉尔著；史雪峰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下册，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461-462页。
⑤（日）藤原彰著；伊文成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5-116页。

⑥《“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1951年2月28日。引自翟新《战后日本的对外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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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这本好书，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 | 腾讯新闻短史记

马佳秦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8-04

 

作者丨马佳秦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是一部中篇小说，出版于1952年。讲述了“一个老渔人驾着一只小船，孤零零地到茫茫大海里去追寻他要战胜的鱼类，历经千辛万苦，结果失败而归”的故事。

 

小说最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据说让杂志在两天之内卖出了五百多万份。凭借该书，海明威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 海明威

 

有统计称，截至2014年12月，若包括重印、重译、改写、改译、编写等在内，该书至少有302个中文版本。若不算重印，则约有91种中文译本。这当中，“针对普通读者出版的中译本”是127个，“以儿童文学（或青少年读物）的形式出版的中译本”是175个①。此外，书中部分章节，还曾进入中学语文的阅读教材。

 

可见，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尤其是青少年），《老人与海》这本书是一份普及率很高的精神食粮。

 

中文知识界最早翻译《老人与海》的是张爱玲，其译本出版于1952年12月，署名“范思平”②。余光中1953年也开始在报纸上连载他翻译的《老人与海》，并于1957年正式结集成书。

 

 

♦ 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署名范思平”

 

在1954年译本的序言里，张爱玲说，自己对海毫无好感，却非常喜欢《老人与海》，“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她甚至担忧自己的文笔不足以匹配原著，“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所以有这些顾虑，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③

 

因为时代的缘故，张、余等人的译本只流通于中国的部分地区。真正将《老人与海》引入中国大陆的，是朱海观译本。该译本最早发表在1956年第12期的《译文》杂志（也就是后来的《世界文学》）上，1957年由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 1957年朱海观译本《老人与海》封面

 

翻译《老人与海》的决定，与当时的作协领导茅盾有关。1955年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访华时，与茅盾就《老人与海》一书有过一次谈话。高莽作为翻译亲历其事。他后来回忆说：

 

“ 记得话题转到海明威(1899-1961)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时，二人的观点出现了差距。海明威是他们同辈的美国作家。茅公肯定海明威在这篇小说中的成就，说主人公老人的性格和心理刻画都有深度、有功力，而且说《世界文学》杂志准备发表。苏尔科夫则认为海明威的作品带有悲观和宿命论的色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读者有消极影响；他似乎是从苏美关系的角度对待美国文学的，认为《老人与海》不值得推广。……可见我国像茅公这样学识渊博、融通中外，具有独到见解的老一辈作家，对待外国文学的评价要比苏联同行更有远见，更加公道。”④

 

意即，按高莽的回忆，1954年《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便已进入了茅盾等人的视野，列入了翻译与发表的计划之中。

 

另据给朱海观的译本做责任编辑的李文俊披露，翻译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6年，使用的是1952年《生活》杂志刊载的版本。“由于当时单位的图书室未订《生活》画报，又听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有，便托人把那一期杂志借来。在几个人传阅过原作(有萧乾、朱海观和我)，领导听取汇报与研究之后，便决定用，并交资深编辑朱海观翻译。我记得海观还请了几个月的‘创作假’，用心译出，而被指定做责任编辑的也即是我”⑤。

 

不过，1957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人与海》首印只发行了1万册，能读到的人不多，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重印。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对照版《老人与海》，也只印了1万多册。

 

♦ 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老人与海》

 

这本书在中国全面传播开来，其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才发生的事情。如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老人与海》第一版便印了6万册。1984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图文并茂版《老人与海》，第一版便印了17.3万册。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老人与海》。再之后，便是各种翻译版本百花齐放。

 

王小波能够读到《老人与海》，并于1981年在《读书》杂志上刊文分享他的阅读体会，便是上述变化的直接结果。

 

文章说，《老人与海》“只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和纯洁到如同两滴清水的人物”，故事是“老人驾着船去出海，带回来的却是一副大得不可思议的鱼骨”，人物只有老渔夫和孩子。但王小波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他不愿如前辈作家们那般将老渔夫视为失败的英雄，理由是：

 

“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⑥

 

王小波还说，这类常胜不败之人，才是真正的失败者。老渔夫“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他的信心仍在，他的故事里“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那不止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关于古巴老渔夫的故事，也是全人类共通的故事。（来源：腾讯新闻）

 

 

♦ 2021年，清华大学校长给新生赠送的第一份礼物是《老人与海》

 
 
①高存：《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的动因：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2-63页。
②陈子善：《范思平，还是张爱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新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期。
③陈子善：《张爱玲丛考》上，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第90-91页。
④高莽：《画译中的纪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⑤李文俊：《西窗看花漫笔》，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09页。朱海观译本在《译文》杂志刊出时，苏联的《外国文学》杂志也已翻译出版了《老人与海》一书。
⑥王小波：《我喜欢这个向“限度”挑战的强者》，《读书》1981年第1期。当时署了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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