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八月
虽然，开展文化大革命是从传达《516通知》开始的，而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更是在8月13日发出的，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早在春天就燃烧起来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预感到，一场更激烈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展起来了。
本来，早从1965年开始，对于毒草电影的批判，就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连没有什么文化的底层人民，也预感到中国要出事了。出什么“事”呢？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又要“运动”了。“运动”，就是要整倒一批人，把一批人打入地狱，再使另外的一些人飞黄腾达，然后老百姓还是过穷日子，只是心里感到距离进入天堂已经是又近了一步。
而这次的运动却比以往任何一场运动都来势凶猛，这次运动是朝着高层人士来的，更是冲着所有知识分子来的，所以，运动还没有开始，全社会就笼罩在了一片恐怖之中，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将会触及到谁，谁也无法预料自己会不会在这次运动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只是屏住呼吸静观事态的发展，或者就是听天由命地等着灾难的降临。
516通知下达之后不久，学生们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闹革命，就是斗老师。在天津第一个闹起革命来的是耀华中学，耀华中学是天津的名牌中学，教育质量高，学校的设施更好，解放前是天津的一所贵族中学。这样的一所学校，肯定就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学校的教师自然也就是革命的对象了。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中学读书，一天晚上他没有按时回家。全家人紧张地一直等到夜半，最后当他回来时，人们发现他面色苍白，吓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全家人向他询问，他只是哆哆嚷嚷地乱比划，好不容易说出了几个字，家里人还以为他是说胡话。
“老师，老师，跪在地上，打打，拿木棍打……”
全家人顾不得再向这个弟弟询问，只得先安抚他不要害怕，第二天，不必再询问什么，各个学校都把老师拉到大街上，给每一个老师戴上一顶高高的纸帽子，让他们排成长队，还自己敲着破锣，学生们则扮作战士，穿着军装，用大木棍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了。
社会上，人们还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师当成了敌人，但学生们的革命激情却燃烧起来了，整个一个天津市，每条马路上，每时每刻都有学生们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被革命唤发起来的智慧是可爱的，学生们想出了一切办法丑化他们的老师，我看见过学生们在他们老师的身上糊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写着他们老师的名字，再用红墨水在老师的名字上画个大大的十叉。我还看见有的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让他们的老师每人拿一只破铜盆，老师们一面走着，一面敲着破铜盆，敲一下，自己喊一声：“我是修正主义分子谁谁谁，我是王八蛋！”学生们自然非常得意，但在旁观望的市民，却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
革命开始了。
看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我最担心的就是哥哥的境况，哥哥在一所中学教书，多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培养学生也真是鞠躬尽瘁了，哥哥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谨小慎微，从来不多说少道，更不像我这样对什么事情总是要问个为什么。哥哥相信马列主义，更相信他的领导告知他的一切，从来没有怀疑过任何一家报纸的社论，而且他更是想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无论上面号召什么，他都是积极投入。1958年大炼钢铁，他在学校里自己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日日夜夜守在他的土“高炉”旁边，吃在炉边，睡在炉边，“钢”没有炼出来，人倒先病倒了，得了病他还不肯离开前线，后来发展为严重的心脏病，最后不到60岁，他就去世了。
忠心耿耿的哥哥当然不会犯任何错误，但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肯定不会幸免于难。匆匆跑到哥哥家里，果然哥哥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了。
也真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了，怎么就发明了一个牛鬼蛇神的词儿了呢？曾经有过地主、富农，还有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好歹也有个指向。地主有土地，富农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或者杀人放火，右派说过反党的话，胡风分子，认识一个名字叫胡风的人，等等等等。那么，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说牛鬼蛇神通通要打倒，就把一切划为是牛鬼蛇神的人打倒在地，然后再踩上千万只臭脚。
何谓“牛鬼蛇神”？翻译成民间话语，就是过去常听人说的那句“这帮乌龟王八蛋”，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来说，一切反对自己的人，一切可能反对自己的人，一切看着就像是反对自己的人，统统都是“这帮乌龟王八蛋”，说得政治些，就是牛鬼蛇神了。
谨小慎微的哥哥何以被打成牛鬼蛇神了呢？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师。跑到哥哥家里，已经是入夜时分了，哥哥还没有回来。祖父和哥哥住在一起，疼爱大孙子的祖父告诉我说，哥哥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晚上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吓得就整夜不能入睡，祖父怕他出意外，只要他一回家，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祖父担心哥哥经受不住学生对他的侮辱，更经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很晚很晚，才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脚步声是那样的沉重，祖父立即迎了过去，几乎是祖父搀扶着哥哥走上了楼来。
哥哥看见我向他迎过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用力地咬紧嘴唇，他怕哭出声音。
我怎么安慰哥哥呢？只能是扶他坐下，再给他送过一杯水，看他似是平静下来了，我才对他说：“坚强起来，你什么问题也没有，不要怕。”
哥哥还是咬着嘴唇向我点了点头，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哥哥内心的痛苦我是能够理解的，他忠心耿耿地在学校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党，从来没有过一丝离心离德的念头；今天，突然他也成了革命的敌人，他于感情上实在是无法接受。我也能够想到，这样的人都非常脆弱，他们很可能选择极端的道路，他们只能在阳光下生活，他们没有能力经历劫难。
无论祖父和我怎样劝解，哥哥仍然不能平静，我就对哥哥说：“你不是没做什么坏事吗？你没做过坏事，而且你还好好地教了这许多年的书，光明磊落，他们把你当作牛鬼蛇神，这是他们的耻辱，越是这样越是要活得理直气壮。”心胸狭窄的哥不会接受我的劝解，他只是叹息着，疲惫不堪地坐在椅子上，微微地闭着眼睛。
直到很晚很晚，我们才劝着哥哥吃了一点东西，最后我又陪他回到他的房里，回到房里，突然哥哥放声地痛哭了起来，一面哭着，还一面对我说：“如果我有了什么意外，你定要把你的侄子侄女抚养成人，教育他们热爱毛主席，教育他们听党的话……”
是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无端地受到如此野蛮的凌辱，如此无端地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怕自己没有能力活下去，但他还在想着教育自己的儿女热爱领袖，还教育自己的儿女听话。
一直到入夜，哥哥才似是安静了一些，他看着天时已经不早，就劝我也应该回家去了。我是下班之后直接到哥哥这里来的，家里一定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情，因为妻子早就预感到我是逃不过这一场劫难的了，当然，妻子也知道我不会有任何意外。
从哥哥家里出来，大街上还挤着成千上万的人，电车已经不能行驶，每一条大街都是灯火辉煌，中国就像是过重大节日一般，每一个人、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窗口，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激情。不知道多少高音喇叭在放送着歌唱领袖的歌曲，一队一队的游行队伍，在高声地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就在一队队的游行人群中间，还走着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涂着黑脸，穿着纸糊的衣服，扛着中国传统祭祀死人的纸幡，游行的人们把一切可以敲击的响器拿了出来，大鼓，铜锣，而牛鬼蛇神们又每人一只脸盆，大家一起敲着、喊着、跳着，缓慢地走着。
一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一直走到天津最热闹的劝业场地带，那里正在开斗争会。就在马路的中间，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就和戏楼一般，上面还挂着横幅，台上高压水银灯亮如白昼。抬头向高台上看过去，一下子，我几乎吓呆了，满满地在台上跪着几十个人，听下面的人说，是斗争原来的一家财主，“劝业场就是他们家的”，老天津卫有名的高姓人家，跪在最前面的自然是这户人家的家长了，后面是他的儿女，男人们穿着西装，自然是被丑化了的，女人们则穿着那个时代早就绝迹的旗袍，最最让人不忍心看的，就是跪在成年人身后，还有几个孩子，看着最小的一个孩子，也就是三几岁的样子，他会知道世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乖地跪在台上，听他身边的人喊口号，更有一个红卫兵抬起一条腿，把穿着军靴的脚，踩在孩子的头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台上台下，几万人同声地一齐高喊口号，那声音让人听着真是毛骨悚然。
台上的红卫兵小将们自然人人气宇轩昂，人人都是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抓着牛鬼蛇神的头发，抬起一只脚，踏在牛鬼蛇神的背上，大有革命成功的气概。而最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却是，围在台下看热闹的人们，许多人的眼里闪动着兴奋的目光。看那神色，就像革命许诺给他们的美丽人生，今天已经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终于看到了敌人的可耻下场。
绕开热闹地区，我只能选择静些的小胡同走，小胡同里灯光很暗，人们都跑到热闹地方看革命去了，但走着走着，就看见在黑暗处有两个黑影，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像是什么生命，可又看不清是什么物件，胆怯地向前走着，啊，我几乎吓得喊出了声来，原来那两个黑影是两个人，跪在那里，再走近些看，是两位老人，一男一女，明明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已经跪了很久很久，两个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几乎是瘫在了地上，让人不敢相信他们还有呼吸。
再向四周看看，这两位老人的身后，并没有任何人看守，红卫兵显然跑走看热门去了，可怜的是这两位老人就在红卫兵离开他们的时候，也不敢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们还是跪在小黑胡同里，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
走过热闹的劝业场，再走进黑暗的小胡同，台上跪着的孩子，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一只大脚，更有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我似觉得自己正在地狱中穿行，中国，已经变得完全陌生了。
这一切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思考，我读的书不多，经历也不丰富，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很容易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只是一个平民，我只知道以自己的直觉感受世界，我不懂得什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也不需要站得高些、或者是看得远些，更不知道要去看什么深远意义，我就是看见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那只脚，我还看见了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
革命会使一些人吓得精神崩溃，但看见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反而变得镇定。革命总是要消灭一些人，如果说我曾经逃过了1955和1957两次劫难，那么1966年，对于我来说，将是大限了。一个孩子尚且被踏上一只脚，谨小慎微的哥哥尚且被打成牛鬼蛇神，一贯被认为立场反动的我，能逃过这一场革命吗？作好思想准备，我预感到一场大劫，正在等着我。
回到家里，妻子看我没有什么变化，舒了一口长气，然后才向我询问工厂里的革命情况，据妻子说，他们工厂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许多工程师被拉出来跪在大院里，造反派的英雄们，在工程师们的身后狠狠地踢他们。
没有说什么话，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去工厂的路上匆匆赶到哥哥家里，祖父告诉我说，后半夜大约3点，哥哥被红卫兵从家里拉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
选自《中国作家人生档案》，金蔷薇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4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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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八月，我曾目睹过的四次抄家
一
四十六年前，那个猩红的八月，我在积玉桥桥头，曾亲眼目睹过红卫兵的四次抄家行动，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甘家。
积玉桥桥头，是指武昌通向青山的一条主要干道上，中山路口原积玉桥遗址，积玉桥街起始处，到一马路不足100米的地段。这里属于积玉桥居委会1组至4组辖内。
我对甘家最初的印象，可追溯到发蒙以前。那时，积玉桥街还没有拓宽，就像现在的得胜桥街一样，宽度只有四五来米。他家在我家斜对面，靠近积玉桥头，独门独户。他家大门上挂有一横匾，上面写着“甘元记”三个大字。听长辈们说，这是武昌地区规模仅次于“维新”的第二家百货绸布商店。记忆中，还有他家老太爷的形象，富态硬朗。与以后我见到的，甘家兄弟们父亲的精明俏瘦，形成鲜明的对比。
1955年，因为武钢建设，必经之道的积玉桥街马路拓宽，再到56年的公私合营，从前临街10余米宽的独门独户，一分为二，由一条宅内小巷，约30米长，隔离成若干房间，两边依次排列，中间经过一个两层楼环绕的天井，通向屋后的沙湖。
临街一楼，左边的是皮匠铺，右边是一环卫工人家。皮匠师傅姓何，背微驼。我至今不知，当年的他，是因为驼背而皮匠，还是因为皮匠而驼背？
从宅内巷子进去，路过天井，墙边有一木制楼梯，延壁而上，楼上4间大房，住4户人家。其中一户，是李五一家。李读小学时，曾在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征文活动中得奖，在积玉桥街轰动一时。他的母亲是沙湖咀小学语文老师。
与天井相连的是厅堂。左边相邻的两个单间，右边的一间暗室，都归甘家所有。这厅堂为半开放结构，任何人可随意进出。
再往后走，居住的是卖面的杨家，在家压面，做邻里生意。走过杨家，来到屋后，是一个高台土院，毗邻沙湖，高于湖岸四五米，到了初秋，向远看去，就是一片碧绿连天的新荷了。
整个原来甘家的独立门栋，现在居住着8户人家。
甘家兄弟五人，老二大我1岁，是积玉桥街桥头处的孩子王，我又被街上的大孩子们称为甘家老二的“军师”，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甘家的父母及兄弟，对我都非常友好。
二
少年时期的记忆中，甘家父亲是积玉桥街上父辈们中最聪明的人之一。比他的几个儿子都聪明。这个印象，在狂飙过后的1967年，于我而言，更为亲近和直接。
我不知道甘家父亲，56年以后在什么地方上班？是否子承父业？我知道的是，1966年以后，他在武昌民主路上，武昌区医院对门的一家小眼镜店工作，兼修手表。小店有几位修理师傅。我也不知道它归属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他们几位师傅所私有。那个年代，没有私营。
小店因他精湛的手艺，远近闻名。
甘家父亲，也是积玉桥父辈们中，与我们这些懵懂少年打成一片者。他在家里玩摄影。教过我们取景，曝光，和景深。教过我们在家洗像和放大，显影和定影。
印象最深的，还是目睹他在家修理手表。面对桌上圆形玻皿中，拆卸散开的，密密麻麻的精密手表零件，我心生疑问，这怎么还原？他笑着对我说，第一次拆装，将拆卸程序及零件编号即可。
我很快将这一技巧用于实践。那时“天下大乱”，波及校园。我们学校的1台捷克造135相机，为“新华工”所占用。具体地说，就在我这个摄影初学者手中。
我当时不解，为何这台机械相机的“快门速度”，能够达到1／2000秒？从画幅的左边到其右边，得多快的速度？这机械动作如何能够实现？
待我按照甘家父亲方法，将此相机全部拆卸，并重新安装复原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此相机为“帘幕式快门”，它是通过调整前帘与后帘之间的缝隙宽度，转换成“曝光时间”的。记得当时，曾感叹不已，第一个有此创意的发明者，该是何等的聪明！
毫无疑问，在积玉桥，甘家父亲，没大没小，与我们打成一片，与他一年前的遭遇有关。
三
1966年8月的一天，风声鹤唳，甘家父亲突然把甘家奶奶，用三轮车送到甘家的老表处。他家老表，住积玉桥天一宿舍“救火龙”（消防队）对面，一栋白墙黛瓦的老房子内。
那是同屋杨家卖面的运货三轮车。
我亲眼所见，甘家父亲一个人独踩，上面放置一个黑色的木制小靠椅，载其母亲前行。
甘家的老表姓姚，天津人，新政以前的银行襄理，60年代从天津搬迁到武汉。兄弟二人，身材硕健，经常来甘家玩耍，一口天津方言，是桥头儿时玩伴们模仿及嘲笑的对象。
甘家父亲骑车回家，红卫兵已蜂拥而至。我去他家时，发现他们家两间房内，已翻箱倒柜，床上乱七八糟，交错层叠，堆满了毛衣皮货，绫罗绸缎。
红卫兵们逼迫甘家父亲，要他拆卸在厅堂里的一座水泥灶台。那是当时居民时兴的厨房装置。甘家的灶台，由其父亲，不久前亲自打造。
待到水泥灶台基座锤开，我在一旁看到，灶台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元（袁大头），整整500大块。
正在这时，姚家有人将小木靠椅送回，说是甘家父亲将其遗忘在他家了。这事蹊跷！红卫兵接过，感觉异常沉重。威逼恐吓之下，甘家父亲，即刻招之。原来小木靠椅的4只木脚，已被缕空，前后共装有40枚金砖，然后用油泥封住，外表与普通木椅没有任何不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砖。体积约为麻将牌1／4大小。事后，听甘家老二对我说，他们家的金砖，每枚质量为50克。40枚，总共2千克。
这些金砖银元，被红卫兵们一并抄走，不曾留下一纸收据。所幸甘家，其浮财被弃置于两间房内的床上，难入红卫兵法眼。其家人，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
四
在积玉桥，能与甘家财富相媲美的，有陈家和黄家。在那腥风血雨的8月，两家都难脱被抄家的命运。
陈家和黄家都是独门独户，前店后院。陈家是土产店，黄家是食品店。记忆中，两家的主人都是上门女婿，不同的是，陈家是女主人当家，黄家则正好相反。
陈家的土产店，是积玉桥中山路得胜桥一带规模最大的。60年代以前，他们家的女主人，在武昌区工商联工作。她中等偏上个子，身材苗条，短发齐脖，秀丽端庄。她穿过列宁装，以后又穿女干部服，风姿飒爽，精明能干。与我儿时在书本中读到的小业主形象，迥然不同。
我对她家最早的印象是五十年代的一场法事。她们家大儿子不知患上什么疾病，突然夭折。她们家的法事在积玉桥街上举行。屋前屋后，祭坛香火，袈裟禅杖，连续举办三天三夜，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的法事。
她们家的抄家，我也曾目睹全过程。红卫兵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积玉桥，波澜不惊，没有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
五
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才知道，积玉桥街上的黄家，不仅仅是前店后院，新政以前，他们家还曾拥有过一家食品厂，江南食品厂。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家儿子小豪，小我们两三岁，长大以后，跟我们一起玩，七十年代招工，又进了武汉薄板厂，与我同属于一个系统，彼此熟悉。我的初中同班刘同学，八十年代后期从十堰二汽调回武汉，曾任改制后的江南食品厂的副厂长。该厂在武昌复兴路，我高中就读的市9中附近，离积玉桥桥头，乘公汽有五站的距离。我的印象中，这个食品厂的名声和规模，在武汉地区，仅次于两家百年食品老字号，武昌的曹祥泰和汉口的汪玉霞。
黄家当家的男主人，脸上有几颗浅浅的麻子，身材魁梧，精明强干。
他们家女主人，个子不高，皮肤细腻，白白胖胖，是从小养尊处优的那种类型。红卫兵们去他们家抄家，有备而来，冲着的，就是这种类型。
他们家被抄，没有像甘家那样，有真金白银的损失。但所受的侮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卫兵们在黄家抄出了大量的绫罗绸缎、皮货和细软。
那是8月，赤日炎炎，红卫兵们将黄家女主人从家里带出，押到街上，令其头戴貂皮高帽，颈围貂皮围巾，胸挂大小项链，身裹貂皮大衣，脚穿长筒皮靴，挑厚的，一层又一层的穿，挑重的，一圈又一圈的挂，站到没有一片绿荫的大街上，黄灿灿一桩，等候批判。
街坊邻里，来往路人，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圈，像看动物园的大猩猩一样地看着她，任其受辱。
红卫兵们的声嘶力竭。黄家女主人的魂飞胆裂。围观者，或起哄，或尖叫，或讪笑，或冷漠，……，这是一幅荒诞不经的画面。
只有少数几位年长者，路过此地，目睹此景，物伤其类，眉头不由自主地皱起，又赶紧收住，倏然离去。
我与黄家的男女主人，均不熟悉。不知道当时她内心的感受？事后多年，从街坊邻里处得知，不少人当时在意的，只是黄家的皮货成色，家族八卦。而对当年肆意践踏普通民众人格和尊严的野蛮行径，却不置可否。那只是看客们饭余茶后平添的一点谈资而已。
我亲眼目睹过的积玉桥上这三家的抄家行动，甘家也好，陈家也好，黄家也好，去这三家抄家的红卫兵，一个也不认识。
六
去积玉桥桥头H家抄家的红卫兵，我不但认识，领头的那位，还很熟悉。
H家住在积玉桥与积玉桥后街之间的一个半封闭的巷子里。从我家对门老马家房间的窗户看过去，直线距离不足10米。
H家父亲经营水产，是积玉桥街上隐形的“有钱人”。
H家有三个儿子。老二英子是我的儿时好友，与我大堤口小学同学，38中初一同学。那时，班上仅有两位同学家里有自行车，他家是其中之一。我学自行车，就是他提供的28型凤凰牌自行车，在积玉桥街的大马路上，穿梭于车辆行人之间，从三角架中伸出1只脚，摇摇晃晃，踩半转，学会的。
我们升初二时，他对初一课程，恋恋不舍，继续学习。对从前升级的同学，也恋恋不忘。因为这个原因，我与他后来班上的X同学，也很熟悉。
H家老大，强哥，与我家小舅文革前都是湖北省实验中学高中生，低我小舅一届。两人在文革前，先后考取上海和南京的大学，以后又都曾在陈湖农场劳动，再后又都分配回到武汉，事业有成。
强哥与我之间，也有故事，以后再讲。
他们家老三，乳名小妹，小我们2岁，是他们家的小帅哥。
他们家三兄弟都慷慨随和，是我们积玉桥桥头儿时的好玩伴。
H家被抄家时，与甘家一样，因为与两家的兄弟都是好友，我很关心，去过现场。我那时年少，没有任何能力。但若遇到两家的父母辈受到欺凌，仅仅只会投以同情的眼光。那是本能，也是残存的一点点勇气。
我没有想到，带队去H家抄家的是X同学。他出身工人家庭，根正苗红，是班上红卫兵负责人。但他是英子从前的好友啊！
所幸那天，X带来七八个红卫兵去H家，也没有太多的折腾，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便拨开少许围观的邻居，匆匆离去。英子的父亲和母亲，人缘好，围观者不多，且多有同情。两位长辈，面对窘境，泰然自若，没有看到像我在甘家父母那里看到的惊恐和不安。
仿佛一场戏，刚刚开幕，人物还未悉数登台亮相，就谢幕了。
风暴过后很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获悉，X哥带队去H家抄家，系有人指引。而此前一天，他曾私下将此消息偷偷地告诉过英子。
如此相同，红卫兵们去甘家、陈家和黄家，也都不是漫无目的的自发行为。
从那以后，我突然醒悟，人性的善恶，有时会超越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术语。
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