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情到爱情 红兜肚是真情
这个故事是经常在我心中撞击的故事，不写出来总觉得憋在心里不舒服，但写出来当事人还有在的，我的太直白的话语怕引起不必要的回忆、冲突与痛苦。于是左思右想，就仿照红楼梦的手法，它是甄士隐，也就是真事隐。我来个甄明隐，也就是真名隐吧。你们就当成一个故事听就得了，没任何对号入座的意义。
我的一个小哥儿们，叫贾小军，出身高干，父亲是延安抗大毕业，父母文化大革命中被周恩来总理钦点成5.16，关进监狱。小贾从小家里宠惯，有阿姨一直照看，也许是家里条件太好了，身子骨反倒长的比较单薄，经常闹点小病小灾。父母被抓，顿时生活没了依靠，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街道一动员，学校一安排，就跟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卷到延安插队来了。
娇生惯养的孩子本身就缺乏与别人打交道的能力，加之父母双双被抓，心里有很沉重的自卑感，很难与其他知青合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被边缘化了。一个肩挑不多，手提不动经常被评为5分的劳力，连饭都吃不上，有事没事还时常难活（生病）。在村里老乡眼里就是一个辛荒人（陕北话指的就是可怜人），这引起了一个姓冯的老汉同情。
冯老汉年轻时就是从上头逃荒要饭来这里的，用老汉的话说，辛荒人看到辛荒人由不得想帮他。一来二去小贾就不但到冯老汉家搭伙吃饭，冯老汉家有三眼窑，还专门给小贾收拾出一眼，小贾就搬到冯老汉家住。暖炕热饭，小贾从父母被抓走后第一次体会到家的温暖。
冯老汉那年已经五十六七，膝下仅有一女名叫冯赶花，冯老汉四十多岁老年得女，下面再无所出。虽是独女，但穷人的孩子不但早当家，还特别懂事。赶花那年已经十六岁，她的娘也就是冯老汉的婆姨年轻时苦太重伤了身体，患了比较严重的风湿病，走路不太利索。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赶花在张罗。
我是在姚店的集上认识贾小军的，他插的那个队正好在从姚店回我们张家河的路上，有时我还顺路到冯老汉家坐坐，渐渐和赶花也熟上了。赶花近1米6的个头，有点像她父亲，冯老汉个子就不低。要说赶花长的多娇艳倒也不是，但端庄大方，给我的印象是成熟热情，心地善良。
说她心地善良是因为有一次傍晚我正在他们家，有一对母女到他们家门口要饭，赶花不但给他们端上两大碗千千饭，还送上几个玉米面蒸饼和酸菜。陕北人一般晚上不吃干粮，只喝粥，可见赶花多有善心。她对我说过：“我大我妈也是逃荒要饭从榆林那边过来的，一路上要是没人帮早就饿死了。我们现在有点吃的了，帮帮辛荒人是应该的。”
1974年夏天，我背着队里生产的粉条到姚店集上卖，小贾也特意来帮我忙，他很高兴的告诉我：“老丁，你是响当当的知青榜样，劳动模范。现在我那个队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倒成先进成模范了，不过是公社级的。”看着小贾这几年劳动锻炼得身体从一把廋骨架到现在结实有力，我由不得为他高兴。
回庄的路上我们小便，我突然发现他里面的肚子上还兜着一个漂亮的红兜肚。他不好意思的告诉我：“是赶花给我做的，绣了很长时间。我经常肚子痛，赶花说有兜肚肚子就不容易受凉。确实自从用了兜肚，就再没有肚子痛过。”
“哈，小贾，我告诉你有兜肚别张扬，让村里的婆姨女子知道了不定怎么骚搭你和赶花呢。”我一本正经的告诉他：“陕北女子给后生送兜肚是表示爱慕之心。不过赶花也许不是这个意思，谁叫你老肚子痛呢。”小贾听后若有所思。
又过了多半年，一次我们队的张汝宾从延安走亲戚回来告诉我冯老汉给我捎话让我有时间到他们家去串个门，老汉有话想对我说，我第二天就去了。晚饭后，那个大队的书记来到冯家，在炕上坐着。我一直没记住书记叫什么名字，只记得是一个模样很憨厚的壮汉。
贾小军坐在炕栏上，我盘腿坐在里炕，和赶花的妈妈坐在一起。赶花躲在后灶圪崂里煮茶饼给我们喝。冯老汉坐在一进门的木床上，他说话很直接，也让我很突然：
“今天我请大队书记，还有我们家的好朋友丁牛来，不为别的，是想请你们做个证来的。当初我收小军来我们家，是小军辛荒，那么廋的身架吃不好睡不好的，老难活。我听说他老子还是我们延安抗大的，娘老子都被抓起来咋了？是犯了错了还是犯了法了？闹不好啥事没有。当初共产党延安搬石头不是搬错很多人，搬死很多人么？我看也许没事早晚会放了。庄里有人从搂灶（陕北话说开始的意思）就说我想找个倒插门的女婿，我没往心里去。现在可好，孩子们自己好上了。我可真犯难了。要问我，我和婆姨都不同意，我们陕北人不想高攀北京人。但孩子们好上了我们不能拦，婚姻自由，谁拦谁犯法。我只是想请你们来做个证明，孩子们自己看上了，我不能拦但我绝不同意，而个（现在）不同意，往后也不同意。”
我只记得赶花妈的一直在流泪，似乎什么也没说。我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估计都是不着边际的鬼话，因为当时我正跟张海娥热恋着呢，也处于未来的丈母娘坚决不同意的尴尬境地，正无法解脱呢。
1976年从春天开始我和张海娥就定了要在5月29号结婚，贾小军挺烧包，也想凑热闹和赶花一起结婚，但他的提议冯老汉和婆姨两人全力劝阻了。我去他们家送点礼物顺便串个门时，冯老汉很直接问我父母怎么看待我在陕北娶个羊倌的女儿，我说：“我妈75年来过陕北，她很支持。我又捎话给我爹，他只说了一句话：自己看好的就自己定，他不参与意见。永远不要再说娶了农民的女儿，你老爹就是从山东农村考上北大的。”“你大还真是能行。”冯老汉说。看来他对女儿的婚事有一百个不放心。也难怪，就这么一个看老的闺女。
1976年5月29号我和张海娥结婚，贾小军悄悄地来了，坐在那里不太爱言传，我打趣地说：“怎么？来学习学习，将来就照这个办。”“我怕不成，你朋友这么多，就这我就比不了。”他说。“这有什么，要你办婚事，我招呼一百个人去，海娥也招乎她的姐妹去上几十个，保证比我这儿还热闹。”我打趣地说。
临走时他悄悄告诉我，听说他父母快解放了，5.16分子正一个一个平反着呢。我看他挺伤感的样子，我就不理解该高兴才对呀，也许是离开的时间太长了陌生了，感情这东西就是复杂。
我和海娥结婚后去了一趟山东，看望了还没彻底从牛棚里出来的父母，又逢唐山大地震，耽误些日子直到8月中才回到陕北。也真赶巧了，我去冯老汉家的那天，碰到他们大队的壮汉书记来告诉冯老汉，小军的父母到延安了，一会领导要陪着来看儿子。
为了迎接贵客，这个家还着实忙活了一阵子，大队书记亲自扫院子扫街畔，赶花忙着煮茶洗碗。只有贾小军坐在灶圪崂里显得魂不守舍的样子。“这家伙有什么心事？”我估摸着。而冯老汉也不言传，疙蹴在碾盘上独自抽旱烟袋，不知为什么显得那么沉闷。
两辆北京212吉普直开到底沟下，四五个人围簇着一位近六十岁的首长模样的人走上来，穿着深色的呢中山装，头微秃，说话声音很大：“啊，土窑洞，住过住过，抗大时期。哈，很好住，冬暖夏凉。”陪同的县里的干部频频点头称是。
贾小军的妈妈五十上下，听小军说过他妈妈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是个司局级干部。总之脸上带的那股劲不招我喜欢。还没上到街畔小军妈妈就高声喊叫：“小军，我的儿，快过来看爸爸。”贾小军出来后他的老妈拍着他的双肩一直在说：“受大罪了，看晒得黑的，跟锅底一样。”
我在旁边插了一句：“阿姨，你怎么没看见小军长结实了呢？”她瞪了我一眼，可能我的穿着完全是个当地农民打扮，笼着头巾，穿着黑色的对襟上衣，衣服还有点破。小军妈妈就说：“这陕北农民学说普通话还行。”旁边的延安县的干部认得我，就介绍说：“这可是有名的北京知青丁牛。”
“嗯，我可不希望我家的小军穿成那模样。”她的话里带着蔑视。
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当我和大队书记向他们介绍冯老汉一家三口时，那股哼哼哈哈的劲官腔十足，一点没有从心里感激之意。这和我的老娘真有天壤之别。记得我老娘1975年到张家河时，知道我在老房东李贵章家吃了六年饭，李贵章婆姨照顾我就像亲儿子一样。我妈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庄里每天都要和李贵章婆姨聊几个小时的天，如同亲姐妹一般。
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回到窑内的，总之陪同的县里干部有一人进了窑，我在灶圪崂里找了个小板凳坐着。贾小军爸爸坐在炕上，他妈妈坐在炕栏边。赶花的妈妈坐在炕里，小军和赶花都站在窑掌里，而冯老汉也坐在炕上，和小军爸爸隔着炕桌。
窑洞里突然肃静起来，小军的爸爸开口了，说：“今天来延安是特别为感谢冯大爷来的，也顺便看看延安。离开延安快30年了，一直没空回来，这次回来看到一切都那么熟悉，很亲切。我和小军妈妈落难几年，辛亏有冯大爷照顾，很感谢。这次我和小军妈妈组织上已经平反了，证明是冤案。不仅补发了工资，还因为小军是独子，特意在部属企业照顾了一个工作名额，所以我们这次来是要把小军接回北京去。”
窑洞里面一片沉寂，又是小军妈妈说：“冯大爷，咱们也是为了小军今后着想，是吧？我知道大爷是费了心的。我们把小军接走，过去的这些年我和小军爸爸想给冯大爷一些补偿。喏，这是壹万块钱，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孩子们的事情我看就算了吧。”小军妈妈从手提包里提出一大摞捆扎很结实的钱，放到炕桌上。
冯大爷用烟袋锅磕了磕鞋底，站起来，用烟袋锅指着炕桌上的那摞钱说：“这钱还是你们自己拿走，我不能碰。别看我们老百姓常用手拿粪，但我们知道什么是干净什么是脏。我把小军引进我家也是看他辛荒，一顿热饭也吃不上，常难活呢。我们可怜他，完全是凭良心，我们不为了钱。我和赶花妈的逃荒要饭从榆林过来的，穷了一辈子，现在有吃有喝有窑洞生我们日子过得拔尖了，老百姓嘛，还图什么呀？两个孩子好上我和赶花妈的可从来没有同意，这书记和丁牛可以作证。我们陕北老百姓从没想着去攀你们北京的大官，北京一些官的做手还怕不如我们老百姓呢。你们拿钱是怕我们拦着不让小军走？我昨天听小军讲就知道了，放心走吧，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
冯老汉这一席话真是有刚骨，不愧是陕北人。原来他们已提前知道小军父母的来意，只有我蒙在鼓里。我看见赶花两眼饱含泪水，但忍住了。小军一直耷拉着脑袋，我知道在凭自己独闯天下还是靠父母上他是选择了后者。
又过了六年，我从上海工业大学毕业，我父母从牛棚里放出来奉调到北京组建中国日报社。有一天我在报社宿舍院子里碰到贾小军，原来他自己的家离报社宿舍院不远，好久不见小军长得白净了许多，说他还在那个企业工作，是高级电梯修理工。
他非要拉我到他家里坐坐，我只好去了。见到他的夫人，虽已年届二十八九，还是挺漂亮的，小军介绍他夫人过去是战友文工团舞蹈演员，是他妈妈给拉扯到一起的。
在小军家最让我眼睛一亮的是在电视机的后面墙上有一红兜肚端端正正的钉在那里。他夫人见我注意这个红兜肚，就说：“你看挂什么不好，偏挂这么老土的东西，还当宝贝似的。有一次我给丢了，换了幅画挂上去，这个人回家发的那个脾气太吓人了，把家里的电视都砸了。我吓坏了，又从下面垃圾道里找回了，洗干净了挂上，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我笑了，说：“他在陕北待了8年，那就是他的魂。丢不得的。”
至于冯赶花，我都不敢提，想起来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当了很多年的老姑娘后，有一个大她十多岁的鳏夫入赘上了门，日子倒能过，但一家人心里的伤痕恐怕到死都消不退。陕北女子漂亮、开朗、善良，但往往受到伤害。
1949年前后一大批在陕北待了近十四五年的老干部进城，很多人都是以组织安排为名娶了城里的洋学生，甩了乡下的土婆姨，丢下了一大批孤儿寡母。20年后我们数万北京知青来到延安，虽说与当地人擦出火花的不多，但造成的伤害却是一样的。冯老汉说的我们陕北老百姓不想高攀你们北京人，是有深刻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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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苞谷父子仇及其他
五十多年前下乡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在记忆中模糊了。但是，有的事情，因为实在匪夷所思，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了。此文谨记二三。
1）一个苞谷父子仇
我们生产队有一家贫农，只有父亲和两个儿子。老大杨在华二十出头，个头大约一米六五左右，他父亲和弟弟，都比他高一个头。杨在华经常到我们住处聊天。
说是在我们的住处聊天，其实就是坐在我们屋外鸡舍前面的长条木板上闲扯。我们的住处紧靠生产队的晒坝，又面临通向公社和集市的小路，常有社员在门前过往。杨在华总是笑嘻嘻的，凡有人经过，他都会跟别人打招呼。
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他父亲。他父亲路过时，他不理睬，他父亲也不会侧过头来看他一眼。我们觉得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父子因为一个苞谷，结下了此生难解的仇恨。
那是三年大饥荒期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生产队的青壮劳力都被抽调出去了。剩下的老弱病残，响应上面高产密植的号召，种子不是播撒，用社员的话说，是“往地头倒”。结果“收上来的没有倒下去的多”。后来，便是路有饿殍了。那些年，我们这个原本三百多人的生产队死了一多半人，好些户全家死绝。杨在华的母亲也是那时过世的。
杨在华当年十岁出头，每天饥肠辘辘。到处找吃的。有一天在家里找到一粒老玉米。一粒玉米，放进嘴里，不够填牙缝。他想，应该种下这粒玉米，几个月后，玉米熟了，至少有一两个苞谷，一个苞谷便可剥下一小把玉米粒，比现在吃了划算得多。
可是，种在哪里呢？凡是他父亲能看见的地方，比如房前屋后，都不能种，因为父亲吃起东西来，从来不顾家里其他人。
杨在华想了几天，最后决定种到离家半里路外的松树林里。他在树林中找了一块能见到阳光的地方，拔掉杂草，松了土，把那颗宝贝的玉米粒种了下去。那地方人迹罕至，杨在华觉得很安全。
玉米粒出芽了，破土了，长成小苗了……杨在华从此多了一份牵挂，三天两头去查看浇水，有时还在玉米苗周围拔拔草松松土。终于盼到这棵玉米苗长出一个小小的苞谷了，杨在华去看望得更勤了。
杨在华不知道，他的父亲早就盯上他了，并悄悄地跟着他进了松林，发现了他的玉米苗。
他的玉米苗越长越高，那个小苞谷也越来越大。杨在华太想吃了，他轻轻地掰开苞谷头上的苞叶，发现上边的玉米粒还是白绿色，扁扁的。他决定再等几天，让苞谷成熟。
两天之后，他再去看时，那场面却让他震惊愤怒又伤心：他父亲正站在玉米苗边上，手里捧着他那宝贝苞谷狼吞虎咽。父亲看到他，啃得更快了，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宝贝苞谷就不见了，连中间那根棒也没剩下。杨在华放声大哭，但他不敢冲过去抢夺，怕父亲打他。
自那以后，杨在华再也没有跟他父亲说过话——“深仇大恨”就这样埋下了。
2）“四类分子”
我们一九六九年一月下乡后，有个口号，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不知是否上面的安排，春节那几天好些农民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因为请的人多，先到的先请，后到的农民就只好等到第二天了，所以大家“请客”都要赶早。每天早上我们还没起床，就有农民在门外等着邀请我们了。
记得我们的近邻付高华家请我们吃的是汤圆。他家做的汤圆有拳头那么大，中间包的红糖豆沙馅，却只有大拇指指甲那么大。我喜欢吃甜食，端过装汤圆的大碗，就用筷子朝正中戳去，居然没有戳到馅！
大多数农民家庭请我们吃饭，都用刚杀的年猪做菜。回锅肉巴掌大一片，厚厚的，一片吃下去就差不多了。
一般的农家一年养两三头猪，只在过年的时候杀一头自己吃，其他的猪都陆续卖掉。杀一头猪，要吃半年或大半年。春节吃点新鲜猪肉，剩下的腌制起来，细水长流慢慢吃。
猪肉很金贵。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只请我们吃饭或者送青菜给我们，没有给我们送肉的。
但是，那年春节之前，却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大块猪肉，她是趁着月黑风高送过来的，还叫我们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刷锅洗碗的事情都做完了，我们三个女知青坐在灶间闲聊。我们既无手表也无时钟，所以不知道聊了多久。正当我们有了睡意想去睡觉之时，忽然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我开门一看，是生产队的富农分子杨云英。
杨云英看起来很老，六十岁的样子，但是干活手脚麻利，农活样样精。她一闪身进了灶间后，立刻把门关上了。然后她从衣襟里掏出一大块猪肉，约莫三四斤重，说道：干部说过，我们四类分子只能给你们知青送柴火，不能送菜和吃的东西。我家今天杀了年猪，我觉得你们几个女子都是好人，给你们送块肉来。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拒绝呢还是接受？我有片刻的惶惑。按照一贯的阶级斗争教育，这是阶级敌人来腐蚀革命青年了，应该拒绝。但是，拒绝不仅会拂了她的好意，还会使她陷入恐惧之中，因为她会想到我们要举报她，等着她的就是斗争会。
她好心好意给我们送肉，我们怎么能让她陷入这种恐惧中呢？
我接过她手上的猪肉，告诉她：放心，我们不会告诉别人。她听罢，立刻开门出去了。我们三个女知青，在惶惑和震惊中，竟然没有向这位冒着危险，给我们送来宝贵猪肉的好心大娘，道一声谢！
春节过后，有一天出工，大家站成一排用铁铲翻地。我旁边是七十多岁的老地主。按说，他这年龄，完全可以不上工了，但那时有工作组督阵阶级斗争，老地主属于专政对象，所以一把年纪了，还来翻地。老地主平时难得张口说话，可那天在翻地时，他悄悄问我：听说老蒋要反攻大陆了，是不是真的啊？他竟敢问这种问题！我吓坏了，悄声回道：不许乱说！老地主立刻噤声了。
那天晚上，工作组主持斗争老地主的会议。罪状是他把自家的猪放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破坏了生产队的庄稼。老地主矢口否认。社员们都劝他承认算了，大家好早点回家睡觉。工作组的同志想鼓动大家的斗争情绪，可老地主跟队里很多人都是亲戚，而且辈份还高，大家嘻嘻哈哈，始终没有出现群情激愤的场面。
我沉默着，没有揭发老地主。我想：如果我把他白天问我的问题说出来，工作组的同志一定不会让他过关。扭送公社，一顿暴打，是完全可能的。他那把老骨头，受得了吗？
3）“三忠于”仪式
那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两位女友因家里有事回成都了。我一个人留在生产队，每天跟着社员们出工。
那阵子不知是革命形势太逼人了，还是生产队长去什么地方参观，看到了流行的新花样，有一天，他兴冲冲地叫住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出工前带上语录本去晒坝，全体队员都要在那里集合，由我带头，领做“三忠于”。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三忠于”是个什么名堂。“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三忠于”时，手持小红书（毛语录），贴近胸口，然后喊那三句“忠于”的口号。每喊一声“忠于……”，就将小红书往上前方推举，以示自己的“忠于”出自心底。这个准宗教仪式，文革中风行了几年。大会小会，会前都有“三忠于”。在电影院中，电影开映之前，也常会有人出来，带领观众做这仪式。
虽然我忠于伟大领袖，但是，我骨子里喜欢自由自在和静居独处。离群索居，不用填写家庭成分，可逃避对右派子女的歧视，何乐而不为？在阶级斗争教育陡然升温的初中阶段，我从心底羡慕陶渊明的隐居。我曾经同闺蜜一道，趁游客离去后的薄暮时分，在成都的武侯祠大殿里跪拜诸葛亮，只因他曾经也是隐士。至于贫穷，我自一九五七年之后就已习惯。下农村，许多同龄人哭哭啼啼悲伤不已，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欢欣，因为我获得了一种众生平等。
在农村插队落户，近似于“离群索居”，在很大程度上对我是一种解脱。同住的两位女友返城，让我平生第一次静居独处，而且是在春光明媚的大自然中。当此大好时节，生产队长却叫我带领全生产队做“三忠于”，令我极其不爽。我不愿在春和景明的大清早，带着一众人等，做那些我当时就觉得可笑的动作。怎么办？我不能当场拒绝，只好来软的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一张烙饼，离开住处，往五十里外的浦江县出发了。一路上山青水秀，特别是沿江小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实在令人心旷神怡。走着走着，我就放开嗓子唱一首歌，边走边唱，自得其乐。下午到了浦江县城，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在县城瞎逛了一阵，没什么好看的。当天晚上花了两毛钱，混进县里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早饭后，我离开浦江，优哉游哉地走回了生产队。
回去后的第二天我就出工了。队长给我分配活路的时候，眼神有点异样，我知道他不高兴了。“三忠于”的仪式没有搞起来——我辜负了他的信任，还让他在全生产队社员面前难堪了。
后记
现在看来，知青下乡，是策划者的失败。因为下乡后，没了阶级革命的紧箍咒，尚未泯灭的人性认知冒头，自然而然地对先前的教育进行了否定。
2021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