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后，家长急成绩，老师急“活命”
“都在问我，这个班会不会变动，老师你会不会走之类的。”刘柳还看到一个家长发朋友圈支持她：“我给孩子补课我愿意，跟老师没关系。”还有的家长已经提前探她的口风，说她万一要是离职，准备跟几个家长一起私下给她付费，“攒一个私下的班，让我到孩子家里去教”。
文 | 易方兴 周子豪
编辑 | 楚明
运营 | 以繁
教育减负的风席卷过来，7月初，上海的家长刘莹，决定停掉女儿的学而思培优班。
但她并不是想给女儿减负。恰恰相反，她是发现大环境之下，学而思的课改了，改得太简单，这才决定退费。“本来7月5号是一期班开课，我去给女儿领教材，结果发现竟然只发一本册子，连作业也没了，那我还不如自己买奥数题给她做。”
刘莹的做法代表了一部分“鸡娃”家长的态度。如果说之前，各大教培机构拼杀的重点是获客和营销的话，那么如今，它们只剩下了一个想法——活着。
因为，政策终于落地了。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严禁超前培训，严禁占用休息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严禁刊发校外培训广告。而这三处，正是教培机构的“死穴”。
在“活着”的目标面前，任何措施似乎都不意外。比如更大面积的裁员，每日人物采访的多名就职于不同头部教培机构的从业者，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裁员或劝离，有的甚至是整个城市的运营中心直接关闭。一时间，大量的教培行业从业者涌入求职市场，就连房地产经纪公司的HR都收到了不少来自在线教育行业的简历。
▲ 北京某写字楼内不少培训机构已经人去楼空，仅剩部分还尚在营业。图 / 视觉中国
7月底，某直辖市高途课堂的辅导老师陈媛媛本来在家调休，临时接到了公司的通知。
“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我已经开始带暑假班3期的学生了，家长和孩子我都加了微信，已经通知他们8月4号上课了。”
她今年上半年刚入职，入职的时候，她还记得当时的主管跟她画饼，说高途还要扩张，招人的速度赶不上用人的速度，现在来正是时候。
结果现在，这个主管就坐在她的面前，跟她说，“整个中心团灭了，几百人都要裁，连我自己都要走”。
陈媛媛觉得“又懵又讽刺”，就听到说补偿方案，转正的有N+1，没转正的平均工资乘以0.5。最后，她拿到手几千块钱。
办手续的时候，离职的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一个屏幕上还在不断播放高途的愿景，另一边，一堆人手提着大包小包，里面装着要还的电脑等东西，半天队伍都不动，“特别像是春运时在火车站排队检票”。
陈媛媛的大学同学，也在另一个城市的高途机构当辅导老师。她打电话过去问，“一样的，整个中心也没了”。同学由于业绩在整个组排名前30%，除了裁员之外还得到一个备选方案——去郑州中心。“目前得到的消息，除了郑州、武汉、成都之外，其他城市的高途中心都危险了，包括北京中心。”
不单是高途，几乎所有的头部在线教育机构都在裁员，或者说是变相裁员。陈雪是某头部在线教育的辅导老师，原本七成时间分配给家长打电话销售卖课，三成分配给学生辅导，公司出了新的绩效计划之后，变成九成时间都在给家长打电话，如果连续两次续报都排名在后40%，就要被劝退。
▲ “双减”政策后，某教培机构的销售建议家长续课的话术。图 / 手机截图
由于广告获客的渠道断绝，在线教育机构只能从已有的客户身上想办法。压力从机构转移到辅导老师身上。
“每天都会统计加微信的添加率，还有打电话的沟通率。”陈雪手里家长的电话被打了4遍，“折磨家长也折磨我，这个月月经来了两次，有一天下班还流了鼻血。”
流鼻血的第二天，她没去上班，去医院检查，医生劝她，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废了，而组长这时让所有组员连番给她发消息，让她赶紧给家长打电话，完成率要到100%。她直接裸辞，“熬不到被裁拿补偿的那天了”。
在这个教培行业最寒冷的时节，也不是所有从业者都悲观。不少线下教培机构仍在坚持照常开课。
7月28日，傍晚6点半，朝阳区一家高思教育仍在正常进行线下教学。门店里，一名家长正在等待孩子从补习班下课。
如今监管趋严，一名高思的前台人员显得颇为警惕。他没有坐在店内，而是守在门口登记人员信息。当我们向其问询，双减政策是否影响线下面授的安排时，前台人员的神情明显紧张起来。他低声说：“目前暑期课程仍然保持面授课不变，8月还会有暑期初三的英语培训班开课，包括海淀理想、中关村大厦校区；而该门店的初中秋季课程报名也已新开，时间暂定周末。”
暮色下，那个等待孩子下课的家长也凑过来，说她暂未接收到孩子上课地点变更的消息，“老师说如果转移，会提前告知”。
7月28日，我们先后电话咨询学而思、新东方在北京的门店。学而思培优的工作人员说，今年暑假，北京地区的中小学学科培训班的线下课都会继续，地点也不变，“暂时没有接到限制线下教学的行政通知”。随后，新东方海淀艾瑟顿校区也在电话里说，目前该校区得8月份住宿，走读班都不会转为线上，不会取消。
家长们的热情依然不减。在学而思的官网中显示，北京地区8.16-8.30号的初中科目培优班人数大多已爆满，仅少数支点门店剩余个位数名额。
某种程度上，家长的热情是一些从业者在寒冬仍然坚持下去的原因。
“一般都是我鼓励家长不要放弃孩子的学习，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家长会反过来鼓励我不要放弃这份工作。”刘柳是某头部教培机构的主讲老师，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加她微信的家长一下子多了起来。
“都在问我，这个班会不会变动，老师你会不会走之类的。”刘柳还看到一个家长发朋友圈支持她：“我给孩子补课我愿意，跟老师没关系。”还有的家长已经提前探她的口风，说她万一要是离职，准备跟几个家长一起私下给她付费，“攒一个私下的班，让我到孩子家里去教”。
▲ 正在进行一对一线上授课的某培训机构讲师。图 / 视觉中国
曾经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电影院理论，说一个人站起来，大家都会站起来，以形容教育内卷。“但谁能让所有家长都乖乖坐着呢？”刘柳给自己打气，“只要高考制度还在，家长们就会有需求，教育培训的市场就不会消失。”
有的人被裁员，有的仍在坚持，但无论哪一种，所有人都面临一件共同的事——改变。
比如主讲老师刘柳，她不得不接受一些新的“不能说的东西”，有时那些话差点就到了嘴边。“现在已经不让提任何作业了，包括打卡、读课文，就连背单词也不行。监管人员随时抽查监控，抓到一个违规，那整个团队就完了。”就连一些作业的提法也发生了改变。在以前，数学作业叫课后巩固，现在叫“好题选讲”，以前语文作业叫“精益求精”，现在是“封面和课本一样的薄一点的小册子”。
这甚至引发了一些家长的不满：如果没有作业，那孩子还怎么巩固学习？比如决定退课的家长刘莹，她说，在过去，学而思培优发的题是厚厚一摞，有课后巩固题、加油站、挑战题、各种卷子……现在，变成了只发一本——作业消失了。
刘莹甚至看到，在机构内的墙上，已经贴上了崭新的红色海报。这些海报是”求生欲“的象征，以加粗的字体写着：“为响应国家号召，不布置任何作业”。
▲ 某教培机构墙上贴着的海报。图 / 临安
在线教育机构们也在改变。
最开始，在线课的分类标签只有英语、思维和语文。结果今年7月份，再打开一看，已经变成了阅读、美术、写字、编程、科学等课程。
在线教育机构们正在向非学科类的素质教育转型。之前，在一家头部教育机构里，K12的语数外项目是最受重视的，公司甚至专门为其在北京望京租赁了新的办公楼。那时还是去年11月份，该机构内部一名业务负责人称，当时有一个团队做科学课做得不错，目前也在孵化，但团队只有十多个人。没想到，到了今年，语数外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当时那个十多人的科学课团队，成了现在的救命稻草。
被裁员的年轻人被迫重新进入招聘市场，但许多人发现，找工作已经变成一件难事。
被一家K12教育机构裁员的孙梦颖在家里躺了20天。“每天我努力投简历，但基本没有回复的，在线教育K12教研，已经没有岗位了。”她说，“对我来说，BOSS直聘变成了BOSS直拒，智联招聘变成了失联招聘。”
即便是有幸仍然找到了同行业的工作，也要面对降薪和妥协。孙梦颖的前同事找到了一份降薪10%的教研工作，对方公司人力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被裁的吧”，言下之意，“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工资我们说了算”。
更艰难的是辅导老师，这个承担最多销售工作并且数量最多的角色，在这次风波之后，遭遇“最彻底”的减员。由于辅导老师本质上是销售，找工作也更难。他们有的去做了房地产中介，有的决定考研或是考公，有的干脆去旅游散心休息一段时间。
很难再有一份工作，能像辉煌时期的在线教育行业那么体面了。从北京作业帮被裁员出来的辅导老师陈丽说，她怀念之前的公司食堂，怀念打车报销，怀念不错的收入，怀念免费健身房。
现在，她找工作问的第一句话都是：
“请问有五险一金吗？”
（应访问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在线教育正当风头时，街边随处可见相关品牌的广告。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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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为什么封杀小卖部
近日，教育部等多部委发布通知，中小学校一律不得设置小卖部、超市。作为几代中国孩子心中白月光，小卖部即将走入历史。
出生于医学世家的罗大佑，从小就被家人要求成为医生。6岁那年他开始学弹古典钢琴，弹得不对要被打手。在这样一个严肃家庭氛围里，学校的小卖部，成为他安放童心的栖居之所。诸葛四郎、魔鬼党、零食和漫画，小卖部里应有尽有。
多年后，已是音乐人的罗大佑将这些经历写成歌曲《童年》，歌词中就有一句：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口袋里却没有半毛钱。福利社，就是台湾中小学校附近的小卖部。《童年》在1986年被歌手成方圆翻唱到内地，一时红遍，也让罗大佑的名字家喻户晓。时至今日，《童年》都是华语歌曲里怀想童年的不二之作，难以逾越。
让音乐教父辗转反侧的小卖部，随着《童年》的传唱，也逐渐进入内地的中小学校园。在市场经济刚起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卖部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了。小卖部从最早卖学习用品，货品种类逐渐增加，有了方便面、辣条等零食，等到后来，精明的小卖部老板们又增加了漫画书。
在纪律森严的学校，小卖部就是流着奶与蜜的欲望乐土。刚刚走出物质贫瘠年代的家长们，给孩子们兜里揣上了零花钱，而装配有糖果、福满多、雪糕、辣条的小卖部，则是孩子们的销金窟。每当下课铃响起，拿着零钱的孩子就会蜂拥到小卖部窗口，如同等待投喂的小鸭子，争先恐后。一角钱的冰袋，五角钱的辣条，小卖部老板一边收钱递货，还得维持秩序。
80后、90后的学生时代，是小卖部的黄金时代。
根据一些亲历者事后回忆，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孩子对于小卖部的狂热。90后写作者闫真曾在《水浒卡骗了我们二十年》一文里写到，为了集齐水浒卡，他和小伙伴们曾搜刮小卖部，买下全部的方便面，一家接着一家。四川省绵阳市第十一中学一名初三女生芦羽说：“小卖部就是我们的充电站，吃不到辣条感到很空虚。”
在中文互联网，以“有一种共同记忆，叫校园小卖部”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得到588万个网页。这些记录不仅涉及到许多人童年的零食品牌，如恐龙蛋、红绿灯、大长今，还有具体到每个县或镇的地方性记述，甚至还有具体到学校小卖部的回忆性文字。在一份非官方的调查中，小学生最向往的家庭环境，就是开小卖部的。
中小学生对于小卖部的痴迷，曾一度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担忧。2003年9月，河北省玉田第一中学王兰江老师在《教学与管理》杂志针对校园小卖部写道：（中小学校小卖部承包的做法）会使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金钱观发生扭曲，走上社会就可能追求骄奢淫逸、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
音乐教父的经典传唱，民间回忆重重叠叠，风光无限的小卖部如今却穷途末路。
2019年4月，教育部等多部委制定《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近日，教育部联合卫健委等四部门再度发布通知，管控加码，中小学校一律不得设置小卖部、超市。
校园小卖部正式走入历史。
2019年初的3.15晚会，报道了一间名为“虾扯蛋”的辣条生产工厂。这家工厂开在河南某地农村的一片田野里，车间里弥漫着呛人的辣条味道，没有任何卫生防护措施的工人，在满地粉尘和油污里加班加点。辣条生产线上，面球四处溅溢，旁边的桶里就是工业废水一样的浑浊液体，水面覆盖着一层黑色油腻，如同泔水。
配料车间里有化肥一样的蛇皮袋，里面装着单双甘油脂肪酸酯、三氯蔗糖等十几种添加剂，工人们按照一定比例调制好，再与生产线上的面球搅拌均匀，装袋密封，送进千万个校园小卖部。这些令人作呕的辣条，最后都被孩子们吞入肠胃。
问题辣条曝光后，当地电视台跟进查访了一些学校，一位身穿校服、个头娇小的小女生，她边走边抱着一袋橙黄色的辣条在啃。记者问她，你吃的这个卫生吗？她抬起头，一脸茫然，说不知道。
年幼的小顾客们尚不具备辨别能力，商家则购入成本低廉的残次品以追求超额利润，甚至是倾销临期或者过期产品。多地食品卫生检查发现，校园小卖部常常是各种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辣条只不过是小卖部售卖问题零食的一种。
2015年5月12日，四川崇州崇庆中学高二男生陈宇西，在学校小卖部购买了一瓶饮料。喝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才发现饮料即将过期。愤怒的小陈利用自己所学，写下一篇《檄小卖部文》，怒斥小卖部卖过期食品给学生是“不义、不忠、不仁、不信”。檄文发布后，校方表示，将对小卖部进行改革，并鼓励师生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还有的校园小卖部，竟然向未成年人兜售烟酒。2020年12月，琼海市海桂中学对面小卖部，向身穿校服的学生售烟，一根卖2元钱。琼海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科来检查，店员称没有这回事儿，随后在收银箱底部和墙壁一侧的纸箱内找到了香烟，店员才讪讪说，以后不卖了。
逐利的小卖部甚至会威胁到孩子们的生命。河南叶县某初级中学超市，售卖四箱变质的奶油蛋糕，导致300名学生中毒，四川綦江县某小学小卖部店主贪便宜购买过期糖果，导致160名学生中毒。
小卖部成了中小学生的噩梦。各个地方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对校园小卖部进行管控，以保障孩子们的食品卫生安全。广州在2017年下发文件，倡议校园小卖部不卖麻辣面制品、糖果类和碳酸饮料等无益学生身心健康食品，为了让政策更好落地，教育部门与地方供销社合作了名为“诚品轩”校园小卖部，以保证校园食品来源的可靠。
小卖部在特定时期，曾给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了食品和营养的补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盐、高糖、高脂等垃圾食品的摄入，威胁着青少年群体的身体健康。小卖部显然加剧了这一趋势。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6岁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达到16%，且发生率还在增加。儿童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呈现上升趋势。2017至2018学年，深圳市中小学生体检结果显示，深圳中小学生营养不良（包括消瘦和生长迟缓）率9.71%，肥胖率8.31%，缺铁性贫血率3.13%。这些孩子待在学校期间，校园小卖部销售的辣条和汽水等不健康零食，无疑是致病原因之一。
小卖部从万千中国孩子心头的白月光，成为众矢之的，并不仅仅是荼毒健康这一条。作为经营场所，小卖部与作为非盈利性机构的学校在社会职能上是冲突的。校园小卖部身居校内，面对又是一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幼小消费者，这就是一个信息极其不对称的垄断生意。
校园小卖部通常会以招投标的形式，将一定期限内的经营权授权出去。今年4月，一则湖南邵阳新宁二中小卖部三年承包权现场拍卖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一群戴着口罩、看不清面目的人，聚在一个类似于学校礼堂的场所，争先恐后举牌竞拍。相关媒体证实，在18个竞买人多轮出价后，新宁二中小卖部承包权最终以 320 万的高价成交。
无独有偶，肇庆高要二中小卖部的三年承包经营权，竟然拍出了728万元的天价。有人计算，这间小卖部每个月的承包费用就是20多万，算上寒暑假，每天租金最少要6600元。
即使付出七百多万，精明的生意人恐怕依然能够获利。有的校方在拿到巨额承包费用后，便对店面的经营管理大开方便之门，曾有学校为了保护校内小卖部的利益，禁止学生随意出入校园。小卖部店主在一个客源稳定、且环境封闭、堪称国中之国的环境中，经营原则便只剩下一条：短期内追求利润最大。
学校充当保护伞，不仅强化垄断还放任涨价，曾有学校承包小卖部后学生就发现，同样的商品小卖部要比外面贵五角至一元，有的甚至高出几倍。
垄断产生暴利，而暴利会扭曲一切人与事。学校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有了小卖部、食堂的承包费用后，就相当于有“小金库”，可以用于内部发福利津贴。
利益输送过程，也极容易滋生腐败。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某校长，收受承包经营者5万元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重庆市梁平县某中学校长，3年收受承包商48.5万元好处费，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广西桂平市某中学因超市对外承包费私设”小金库”，校长以加班费为名私分给校委会其他成员，被检察机关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小卖部是中小学校管理上的一块烂疮。今年7月，校内小卖部禁设令一出，网友最普遍的反应是，以后校领导的亲戚怎么办？产生暴利的小卖部，自然是学校内权力争夺的重点。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是，某初中小卖部生意红火，副校长抢先把亲戚安排进来，狠赚了一笔。随后，教导主任以学生在小卖部购物后产生大量垃圾为由，提议关闭小卖部，获得校长同意。小卖部停业半年。半年后，教导主任又开始提倡学生在学校应当补充营养及文具，歇业半年的小卖部又装修一新，重新开业，换了他的亲戚。
2019年4月，牟定县原教育局局长王宏杰被纪委带走。此人28岁当校长，是从小学老师一步步干起来的，2012年4月，成为牟定县教育系统“一把手”后，他先是安排父亲承包经营了江坡小学小卖部，随后他妹妹又到茅阳中学承包经营小卖部。接下来就是安排亲戚承包食堂、承揽工程。2020年2月21日，王宏杰因犯受贿罪被开除公职。
追忆小卖部的80后90后，或许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店铺能藏匿如此多的污秽。小卖部存在的微型腐败，也让社会深恶痛绝。2019年，绵阳市三台县下决心一口气关掉100多家校园小卖部。这次禁令出台后，除了极少数家长忧心孩子上学期间饿了没吃的外，人们对于小卖部的消亡几乎一致叫好。回望当年红火，令人唏嘘。
小卖部走入历史，在中小学校园里，食堂将成为仅存可以创收的渠道。有关部门对校园食堂卫生安全一直是高压状态，各种规范治理措施相继出台。套用一句调侃：留给领导亲戚们挣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