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清朝，我就是这样的下场
突然觉得，我能活到今天，真是个奇迹。
早在十年前，我在报纸上先后有两个专栏：造文字的反、造成语的反，前一个还结集出了书。
如果在清朝，像我这样的，不死也得扒层皮。
先说一个也是“造成语的反”的：
乾隆三十年，有一江西人文韬（字不是三娃），平时以算命卜卦为业。
一天，他从师父遗书中发现有“十愁”词句，哀叹人间种种难过之事，其中有一句是“难过饥荒年”，
文韬跟我一样，顿时耍起小聪明来，用谐音梗，改为“难过鸡猴年”——因为那年农历正是鸡年，
他就以此来吓世人，说这是上天谶语，逢猴年鸡年都会有大灾，只有他能做法事消灾避厄。
被他忽悠到的人，纷纷花钱请他消灾。
不料，文韬改的“谣词”经人传抄，越传越广，传到贵州，被当地官员嗅出苗头，开始查谣源，顺藤摸瓜，
就抓到了文韬。结果，这位自称能替人消灾的算命先生，终逃不过自己的灾祸，
被朝廷以“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之罪，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嗯，我造成语的反，也好用谐音梗，虽然没忽悠说我能消灾，但以此骗打赏，影响一样恶劣。
文韬被咔嚓后三年，又出了一个“造文字的反”的。
《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之“补辑”，有“湖南省传抄谣词案”，但资料比较少，只有四道上谕和一道奏折，
我翻遍《清实录·乾隆朝实录》那两年的所有史料，也只找到了被《清代文字狱档》漏掉的最早一道上谕，
所以，此事的来龙去脉，只能说个大概。
乾隆三十三年(也是鼠年)九月，时任湖广总督定长上奏，说破获湖南一个“传贴谣词”案。
具体什么谣词，奏折上没说，只有八个字“造作谣词，编写异字”，也就是造谣+造字。
而湖南巡抚方世俊在奏折中如是说：“虽无悖逆字迹，而编造怪字，诱惑愚民。”
（真·吓尿了我）
涉案人有几个，全都抓来“上手段”，最后供出，谣词是在一个叫杨大章的身上发现的，
而杨大章说，他是从湘潭一个开店卖酒叫李坚仁的人那里抄来的；
把李坚仁抓来，一审之下，其供称，谣词“得自湖北汉镇居住之李文有”。
案子涉及异地，湖南官员只好先把这些传谣者进行训诫，“杖责发落”，上奏皇帝，
再发函给湖北，让他们协查李文有。
接到定长的奏折，乾隆对这起造谣+造字案非常重视，亲自批示说，既然传谣者供出来自湖北李文有，
“则该犯即为此案应讯要犯，必须查拏到案，严切根究是否该犯造作，或另有首先编造之人，
层层追诘，务使水落石出，方足以成信谳”。
一句话，就是要顺藤摸瓜，直到查出造谣者为止，一个都不能放过。
不仅如此，乾隆还亲自向地方官支招，怎么破案：
“若李文有支饰不承，即飞咨方世俊，将李坚仁解至湖北质对，毋任狡展。仍将查办缘由据实具摺奏闻。”
如果湖北汉镇的李文有不招供，就第一时间让湖南巡抚方世俊将李坚仁押解到湖北当堂对质，让他无法狡辩。
最高指示一下，湖南湖北两地官员不敢怠慢，以最快速度办案。
结果，查到湖北时，线索戛然而止——湖北巡抚程焘查明，“李文有已于上年四月二十三日因病身故”。
最大的嫌疑人早就病死，湖南巡抚方世俊却不敢就此结案，继续刑讯李坚仁，“是否另有人给与”，
或者是李坚仁早知道李文有死了，所以将线索故意引向死人，以图蒙混过关。
一再讯问，李坚仁坚称：
“谣词实系得自李文有，委无别人传给，并不知李文有回家病故，亦不知李文有得自何人……
若非得自李文有，岂肯不据实供出，反推身死无证之人，自取拖累。”
听起来，逻辑上也没毛病：如果不是抄自李文有，我何苦不如实供出，
推给一个死无对证之人，不是自找苦吃吗？
为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湖北巡抚程焘还提审了李文有的亲属、保邻，所有人都供称，
“实未见李文有将谣词传播本地之人”，再查抄李家，“亦无存留谣词字迹”。
至此，方世俊还是不甘心（也不敢就此结案），命宝庆府同知（约等于邵阳副市长）江恂、
和还在试用期的副县长李舟，便衣前往湘潭暗访，密查三件事：
1.有没有其他人把谣词传给李坚仁；
2.李文有在当地时，是否将谣词给其他人看过；
3.李坚仁说他不识字，是不是真的。
同时，方世俊再次提审李坚仁，软硬兼施，想诱导他供出他人。
但是，李坚仁还是坚持说：
谣词实因与汉镇李文有在于湘潭三门滩王锡珍炭行内，同住相熟，别后李文有船过湘潭，
至店看望留饮，给与此字，店中止有雇工一人，并未看见。
当日原曾问过李文有，他说是人传他，供奉可以免灾。
又说词上写得明白，是荆州府童太爷在京会遇天师所语的话。
小的本不识字，又是粗人，想着自是湖北传来，不复细问来历是实。
后来将词寄回原籍清泉县给与伯父李殿臣，不料由此传开。
从前实没再会李文有，亦不知李文有已经病故。
如果另有他人传给，断不肯推卸已故之人，自己转受挺累。
若使混扳一人，将来对质明白，愈添诬陷人重罪，这是宁死不敢的。
这就比较详细了：来自“湖北汉镇”的李文有，在湖南湘潭一卖炭的店铺里跟李坚仁混熟了，
后来李文有船过湘潭，到李坚仁的店里喝酒，给了他这张字，说是别人给他的，是天师的话，
“供奉可以免灾”。李坚仁不识字，觉得这既然可以免灾，出于好心，
就将这字寄回原籍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给他伯父，没想到就这么传开了。
不久，被派去便衣查案的官员也回来了，据调查到的情况来看，
“实无另有传给李坚仁谣词之人，亦无李文有在日将谣词另给他人看过踪迹。
至李坚仁开店卖酒，止有做酒雇工一人，并无客伙，向不识字，湘潭各行众口无异”。
事已至此，案子既没办法、也没必要再查下去了，湖南巡抚方世俊在奏折中给出处理意见：
1.地方官失职。当李文有将“谣词”传给李坚仁时，时任湘潭知县杨鹏翮(hé)若能及时觉察，
第一时间查拿，谣词就不会传播造成恶劣影响；
2.李坚仁虽非造谣者，但也是第一个传谣者，应该“加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四十板发落”；
3.李文有之前会不会还有原始造谣者，我会派员继续明查暗访，不让一个漏网。
虽然没有谁人头落地，但李坚仁大字不识一个，也因传谣被枷两个月，最后还得杖责四十大板，不死也脱层皮。
至于湘潭知县，也算是躺枪了——那可不是网络时代，敏感词一过滤就能发现，
两个小老百姓在小酒馆里造个字，知县老爷确实很难发现。
但乾隆就真以渎职为由，将杨鹏翮撤职了。
这么一来，所有地方官，谁敢不对此类案件严加防范？
《茶馆》里的“莫谈国事”就是这么来的。
饶是如此，乾隆对地方官的表现仍然非常恼火。
在方世俊的奏折上，当方世俊说到对李坚仁“加以刑吓”，李仍“矢口不移”时，乾隆怒了，直接加朱批：
外省习气真不堪，即此人何妨严刑讯问乎？今付之死无对证之人率欲完案，成何事体！
最后方世俊都说要对李坚仁枷号、杖责了，乾隆还是在旁边批了：“再详加刑讯！”
嫌地方官对嫌疑人用刑不够严，也只有乾隆这样的伟大皇帝做得到了。
还有，方世俊奏折最后说到，他还会命各州县司法人员继续四处查拿造谣者，
乾隆一眼看穿，忍不住开骂：“此皆空语！不料汝亦如此染外省恶习，实可恶！”
方世俊的结案奏折是乾隆三十四年上的，在《湖南省志·大事记》中，我查到了如下记载：
乾隆三十四年 正月十四日 湖南传抄谣词案因无法查核而了结。
但在同年二月、五月、八月，乾隆还下了三道谕旨，对涉案人员及办案官员追加查问。
二月的那道上谕，主要是落实将原湘潭知县杨鹏翮革职，斥责办案人员“所办非是”，
并敕令地方督抚继续将涉案人员进行“严讯”。乾隆在上谕中认为：
“今此案自李坚仁传写以前皆有踪线可寻，至李坚仁则仅诿之一死无质证之人，希图诿卸。
该地方官既不能留心查察于前，及接到湖北省咨复李文有身故之文，又不复向李坚仁严切追究，
辄以更无活口可质，思欲草率完案。外省此等恶心牢不可破，甚属可恶。”
五月份的谕旨，主要是将李坚仁老家清泉县知县程梦湘革职，因为他“有心隐讳”——所谓“有心隐讳”，
应该是还有点良心，不想让无辜百姓遭殃。同时，将“不能审出实情之长沙府知府陈焱、宝庆府同知江恂
（便衣查案那位）解任，分别究审”。还有，湖南巡抚方世俊，也“着交部严加议处”。
八月的最后一道上谕，乾隆直接点名一个叫张朝的“差佬”——湘潭县衙役，
说他“明知李文有已死，乃授意李坚仁等令其串供，希图酬谢，情罪较重，该抚仅拟杖徒，
不足蔽辜。着传谕刑部堂官，将张朝一犯另行定拟”。
而在之前的六月份，乾隆在批示另一案件的上谕中，再次提到此案：
“又如湖南巡抚方世俊查办传布谣词一案，竟欲归之已故之李文有，颟顸了事。
及传谕该抚确切根究，则辗转传写之犯，及知县陈梦湘，隐饰教供诸情节，无不水落石出，
可见虚伪之端，实为天理所不容。天理所不容，即不能逃朕之照鉴。
朕非欲自矜明察，而揆情度理，自皆历历不爽。
则弄巧罔上者，徒自取罪，而总不知改，朕实愍之。”
朕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谁想糊弄朕，没门。
那么，方世俊结局如何？手头找到的史料，说乾隆三十四年，方世俊因贪污六千多两银子被告发，
刑部判绞刑，乾隆亲自改为斩监候，并于同年秋天执行。
贪污六千两就判死，跟办案不力惹怒乾隆有没有关系，我倾向于有。
这是乾隆的杀鸡儆猴，这位嗜杀成性的皇帝，任何一宗思想罪里面没人被凌迟或砍头，
是很不过瘾的，杀方世俊，应该可一解心头之恨了。
那么，传说“供奉可以免灾”的那个天师造的怪字，到底是什么字呢？
我忍不住上天问天师，天师笑了笑，在我手心写了这个：
我问啥意思，天师说：“清毒也，贴床头，百毒不侵。”
我说，是“大清有毒”吧？
天师：你知道的太多了。
本文所有史料，均采自《清朝文字狱档》增订本及《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八百十九至卷之八百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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