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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秋季的一天，51岁的黑猫忽然找我咨询人工流产事宜。
他是市作协会员里最有成就的作家，小说、散文在市级报刊遍地开花，在省级文学杂志经常发表，还有一篇小说上过《人民文学》，黑猫就是他的笔名。他的笔名跟着文章出了名，真名反倒鲜有人知道，我们从来都黑猫黑猫地叫他，虽然不怎么好听，但他甘之如饴。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黑猫认为自己就是一只 “好猫”，作品就是他抓到的“耗子”。每年的最后一天，他都要整理出一长串的本年度作品发表目录，颇为自豪地贴在各个“作协群”里，原先是QQ群，后来还多了微信群、朋友圈，凡是能广而告之的地方，全方位轰炸。虽然他一篇作品同时发在好几个名不见经传的杂志上，也拉长了目录篇幅，但不妨碍我等写不出东西的人暗生敬佩。
他位居市作协副主席，在作协各类活动中也算有话语权，最常说的就是：“作家必须靠作品说话！没有作品你还叫作家吗？写几篇小学生作文也叫作家？”这话，无论是会场还是酒场，每次聚会必说，若是喝高了，就反复说，丝毫不掩饰“文坛大哥大”的霸气，也不掩饰对水平低洼还混在作协之人的鄙夷。
对于市一些“协会员”来说，这个名号就是为他们本已光鲜的身份锦上添花而已，历任市作协主席，都是传说文笔了得但没时间创作的官员。这更让身处体制外的黑猫愤愤不已，所以，作协里能和黑猫亲近的，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引车卖浆者流”。我算是少数几个跟他交往十几来年没惹他翻脸的体制内“文友”之一，他说我“算是个写字的”，看我眼白少一些，我俩关系不远不近，偶尔开开显得亲近的玩笑。
所以，当他开口时，我问：“咋了？老树开花？嫂子怀三胎了？”
我的玩笑话是有的放矢，我知道“人流”是他目前亟亟解决的问题——但怀孕的不是与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而是一位刚刚21岁的年轻姑娘。一年多以前，黑猫在贵州参加某散文杂志的笔会，认识了一个挺漂亮的苗族姑娘，十足的文学女青年。个头不高、颜值中等的老男人黑猫，凭着他引以为傲的“文学才华”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天雷勾动地火，姑娘就来到了我们小城投奔他。黑猫租了间一居室，金屋藏娇，天天唤那个姑娘“宝宝”，幸福得不得了。
说来惭愧，我偷偷窥探着黑猫的隐私已经好几个月了——一开始是作协里关系最好的闺蜜苗晓婉给我发的链接，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猫的微博。
在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使用电脑打字的时候，黑猫还在用钢笔爬格子，无论谁劝他换“笔”，他都固执地说“打字影响构思”，直到他儿子用第一个月工资给他买了电脑笔记本，打字才不影响构思了。大概是因为上网比我们晚很多，他可能还不知道微博是可以被人随便围观的，也可能是以为加密了其实并没弄对设置。他显然把微博当日记了，一天发好几条，写得肆无忌惮，压根没想到能被熟人看见。
苗晓婉说她和黑猫共同关注了一位知名作家，顺着那人的微博胡乱“串门”，就看见了黑猫的“恩爱秀”，先还不知道是他，往前翻翻有他晒的作品目录，差点惊掉了下巴。我也进去黑猫的微博看，同样往前翻了许久，看见了他与那姑娘相识相知相恋的经过，瞠目结舌。好奇之下，我每天都追着看，前几天看到他晒出了一张遮盖姓名的孕检阳性化验单，配文只有两句话：“我想自扇耳光。”“心疼宝宝。”
我看得咬牙切齿，在心里骂他畜生不如，替女孩惋惜，替他妻子不值。但我叮嘱苗晓婉，这事儿千万别再扩散，人家咋活是人家的事儿，好歹还是朋友，替他留点脸吧。苗晓婉笑道：“这还用你说？也就咱俩这关系我才让你知道。”
黑猫听不出我的话暗含讥讽，当然也不能承认自己惹了祸。他尬笑两声：“胡扯吧你就！还老树开花，显你有文化？——说正经的啊，是我大侄女未婚先孕，还不想结婚，你帮忙给找个靠谱的大夫呗？”
还大侄女——我暗骂——比你闺女都小好多呢，怎么下得去手？
我不想帮黑猫，因为常去他开的小餐馆吃饭，跟他媳妇也熟，帮他，不成了助纣为虐了？还怎么面对嫂子？再说，这小姑娘离家几千里，在我们这儿举目无亲，爹娘肯定不知道她跟着一个老男人瞎混呢，她也肯定不敢让亲人知道做人流的事。手术虽小，难保万无一失，黑猫又不是她的监护人，真要有点啥意外，我岂不是自找麻烦？
“不行不行。”我打哈哈，“我帮你找人看病、找人手术那都行，堕胎这种杀生造孽的事儿可千万别找我……”
黑猫浑然不觉我在含沙射影地骂他，无奈地叹口气：“好吧，我再想办法吧。”
其实，没有熟人正常挂号，也不是不能做人流，他非要找熟人寻靠谱的医生，看来真的是心疼“宝宝”。几天后，我在微博里看到他晒出了一张省城某莆田系妇产专科医院的门诊收据，配文：“此后余生，此痛绵绵……”
“还他妈挺有诗意，一副情种的样子呢！”苗晓婉提醒我去看微博，愤愤地骂，“我要是他媳妇，杀了他都不解气！”
2
黑猫的妻子叫张玲，一个秀气文静的中年女人。她和黑猫起早贪黑地经营着一家餐馆，那里常成为我们“文友”的“据点”。嘴损招人烦，才高让人敬，两相一抵消，大家对黑猫恃才傲物的样子也都很宽容，何况他早年历经磨难，挺让人同情的，都在一个圈子里混着，心善的人总想照顾一下他的生意。
有的“文友”跟我类似，混在作协就为了找些有共同爱好的玩伴儿而已，压根不觉得自己是“作家”，他爱损就损，我们不以为意；还有些是明知自己文字水平不行，急于在作协里找高人指点，那黑猫无疑是市作协里最高的“高人”，有求于他，必要放低姿态；还有一些人自恃才高，需要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外面的平台够不着，只好转头向内——市作协麾下有个《沃野》杂志，一年12期，黑猫把持着小说和散文两个板块的审稿权，想在杂志上露脸，自然要仰他鼻息。
黑猫是作协中不容忽视的存在，跟他搭班子的主席走马灯一样地换，他却十几年稳坐作协常务副主席的交椅。大家便有意无意地拍拍他的马屁，只要不是非高档酒店不可的应酬，一些亲朋好友间随意的聚会，都领到黑猫家这个装修不上档次但收拾得干净整洁的餐馆，“文友”间的大小聚会，来这儿喝酒的就更多些。
当然，也有一些心胸狭窄的人被黑猫鄙夷后，会在背后诋毁他：“混得啥也不是，可算在作协刷着存在感了”，“厕所那么大个圈子里出个名还以为全球第一呢”，“他算个X啊，不过是以自傲掩盖骨子里的自卑呢！”种种蔑视，我都听到过。
还曾有人密谋想把他拉下“作协领导”的位置，但他那些多产的作品是市作协乃至市文联每年年终总结里增光添彩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任主席都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了黑猫的“嘴黑”。也不知道是有人告密还是黑猫凭着作家的敏锐洞察力，感知到了想拉他下马的那股邪恶势力，好多次酒精上头时，他都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进行无差别打击：“我就喜欢看你们膈应我，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每每这时，张玲就会出来央求大家“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个人轴得像个疯子，整天疯言疯语的。”
知道“宝宝”的存在后，我再看这个一边在后厨忙活一边密切关注前厅动静、笑模笑样对老公明贬暗护的女人，心里总会涌起深深的悲哀。她跟着黑猫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可都是黑猫自己在一篇篇作品里描述过的。他写的东西几乎都是切身经历，因而，他和张玲的爱情故事，作协尽人皆知，我还被他们真挚的爱情感动得掉过眼泪。
黑猫的老家是邻省最穷的县里最穷的村，他家还是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黑猫写他小时候吃不饱饭，说看见地里长着大葱、萝卜，只要是能生吃的，就忍不住要拔一点儿狼吞虎咽，吃完了肚子不再咕咕叫，可是辣得胃里难受半天。黑猫上学时成绩名列前茅，读到初二时弟弟妹妹也陆续上学，家里就供不起5个孩子了，他就很懂事儿地辍了学，13岁就给生产队放羊挣工分。
但是无论怎么苦怎么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他跟知青借各种文学书看，读着读着，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作、投稿，16岁时就有诗歌、散文在报纸上发表了。黑猫在生产队里挣的工分根本兑换不了多少人民币，19岁那年，他想把作品当作改变命运的敲门砖，谋一份铁饭碗，拼命给公社广播站供稿，与他同龄的张玲收稿时频频见他，播稿时叹服他的才华，一来二去就爱上了他，爱得死心塌地，不惜跟横档竖拦的爹娘断绝关系。
1980年，19岁的他们，兜里揣着张玲最后一个月的几十元工资，去了千里之外的一个煤矿投奔黑猫的表哥。从此，两人足迹辗转东北三省，遍布山东、河南，最远到了广州、珠海，黑猫干过矿工、瓦工、厨师，张玲做过钟点工、保姆、饭店服务员，后来两人不再受雇于人，一起摆地摊儿、开食杂店、粥铺、彩票站，一直在各个城市挣辛苦钱。
他们也曾有过手头宽裕的日子，生了个女儿；后来生意不好，返贫了也不惜再贫一点，跟超生游击队似的要了二胎，得偿所愿有了儿子。
2000年后，黑猫两口子听说我们这个小城农民工子女入学比较容易，才结束了漂泊，投奔曾经的工友，来到这里。也是从摆地摊干起，开出租、开餐馆，供孩子们读了大学。等儿女分别在上海、长春参加了工作，两人也还跟以前那样，门市房租在哪里就睡在哪里，一直在厨房里打个二层铺容身，说要再攒俩钱儿，将来干不动了再投奔孩子去。
几十年来，无论怎样疲于奔命，黑猫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写作。摆地摊的时候，孩子用完的作业本背面就是他的草稿纸，膝盖就是他的书桌，只要没顾客，他就开始写；开餐馆时，大厅里桌桌人声鼎沸，他趴在收银台上照样写——这些经历，确实让我们五体投地。
张玲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无条件地支持着丈夫，无论摆摊、开店，她总是拼命多干活，给丈夫多腾出时间写作，怕他熬夜伤身，还经常帮他誊抄稿件，夜深人静、红袖添香的故事，常常在黑猫的笔下出现——我们这些女会员都曾扪心自问过，若自己是张玲，能这样颠沛流离吃苦耐劳地支持这么一个“作家”丈夫吗？没有人觉得自己能做到，所以我们都很敬佩张玲。
当年黑猫来到这儿不久后，就找到“组织”，凭本事混成了“领导”后，便一直认真地操持着市作协的大小事务，十几年来任劳任怨，常常为了活动把餐馆扔给张玲一人操持。
黑猫的作品中除了亲情、爱情的美好，更多的是针砭时弊，一针见血，讽刺官员不留情面。
“处级及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许在社会团体里兼职”的规定出台之前，市作协主席几乎都由爱好文学的官员兼任，于是，圈子里的官员几乎被黑猫挨个写了个遍：有一届作协主席位居工商管理局局长，他利用富商的“捐赠”给有姿色的女会员出书，还随意任命美女副主席、美女秘书长；还有一届作协主席市区级领导，经常在周末带领会员们以“采风”的名义去各个乡镇蹭公款大吃二喝……凡此种种，都被黑猫以夸张的手法写进了小说里，我曾暗暗担忧那些人对号入座会影响“班子”团结，然而并没有。也不知道是领导们大肚能容，还是压根儿没有时间或不屑于读黑猫的作品。
我曾对这事百思不得其解：读黑猫的作品，仿佛他与领导们的仇恨与生俱来；可不管哪个领导当作协主席，都没剥夺过黑猫手中的权力——市作协是个松散的社会团体，又不是行政单位，审稿改稿评奖之类都属于义务劳动，“副主席”没编制、没工资、没奖金，不过是个说起来好听、给人“镀金”的虚衔，可谁都没有黑猫做得那样热衷，谁都没他当得那样认真、长远、乐此不疲。
3
黑猫在写作上也有一个挺大的局限，就是想象力不够丰富，只能写亲身经历或听来的真事儿。有了“宝宝”的这一年，他的小说里，90后忽然就做了主角，也多了老少恋情节，我刚开始还以为他的想象力突飞猛进了，偷窥微博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他的生活出现了“拐点”，小说里的细节描写，常常就是他微博文字的翻版。
做完人流之后，黑猫和“宝宝”之间似乎龃龉不断，微博里恩爱情节少了，流露苦恼的句子多了，还罕见地出现了自责的文字，反省自己“辜负了好女人”——也不知这“好女人”指的是张玲、“宝宝”抑或还有其他人。
2012年年底，市作协照例举办年会。大范围的“文友”相聚，不可能人人都互相认识，自然是仨一群俩一伙儿开小会。那天我听到了关于黑猫“包养小三”的窃窃私语，当即把苗晓婉揪离大厅，在走廊里问她：“黑猫的微博你还给谁了呀？”苗晓婉赌咒发誓只给了我看，我半信半疑，又做贼心虚，生怕黑猫一旦察觉我是他微博读者，会担上散播人家隐私的嫌疑。
没想到那天的餐桌上，居然有人大谈去年“卫生局局长微博打情骂俏约开房被围观”的事，我赶紧加入议论，说“网络有风险，写博需谨慎”，然后悄悄观察黑猫的脸色——他瞠目结舌的样子，肯定是被吓到了。
果然，当晚他的微博我们就进不去了。释然之中，我也有点失落感，苗晓婉感叹：“唉，一场好戏正在高潮部分，就给咱们驱离观众席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冤枉苗晓婉了，那些说黑猫小话的人真没看过黑猫的微博，是黑猫自己带着“宝宝”招摇过市，频频下乡闲逛，跟几位关系亲密的农民“文友”介绍姑娘的名字时，还一副得意洋洋“你懂的”的神情。于是，那几个乡下“文友”满含羡慕嫉妒恨地到处感慨：“黑猫真他娘的有章程！”
这次年会之后，消息便渐渐扩散。后来，只要我们聚会的场合不在自家餐馆，黑猫竟也敢带着姑娘出现在其他酒店了。有人当面恭维黑猫“艳福不浅”，他并不恼火，只笑眯眯地默认。好多男同志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开他俩的玩笑，他也不生气。
我有一次应邀参去加聚会，看见那女孩旁若无人地抽烟喝酒，不怎么说话，黑着脸没啥表情，冷傲的样子与黑猫骂别人不配当作家时如出一辙，反倒是黑猫，一反睥睨众生的常态，格外平易近人起来。原本老气横秋的黑猫，剪了一个两鬓和后脑勺光秃秃、头顶蓬蓬松的小男生发型，穿了浅蓝牛仔裤、米色毛衫配白色球鞋，整个人容光焕发，仿佛专为炫耀自己老牛吃嫩草的“第二春”而来。
因为看着这对“狗男女”心里发堵，我提前离席了，黑猫竟然还在微信里追着我问：“你早都知道了吧？”
“知道啥？”我装傻。
他回了个“切”：“不定多少人在我微博里看热闹呢，如今我想藏也藏不住，索性带出来给你们瞧个够！”
我正吃惊他这是什么混账逻辑，他又道：“谁也不赖，就赖我自己。”
不管他是赖自己太笨不会用微博，还是赖自己出轨，就冲他还能自省，我多了句嘴：“小心玩火自焚。”
他居然自信满满：“谁还能说到你嫂子面前？”
还真没人跟张玲多嘴。
一眨眼，已是2015年三八节，苗晓婉约我和几个女“文友”去黑猫家餐馆吃饭，醉翁之意不在聚，是好心地想看看张玲。
凑巧黑猫不在，张玲一如往常，系个大围裙戴着白色厨师帽在后厨忙活着，热情地招呼我们：“先坐会儿啊，你们的菜说话就好。”问她黑猫去哪儿了，她笑：“还不是你们最近活动太多了？说是有个征文要评奖，去文联了。”
狗屁——我们几个人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
张玲忙活完，还过来敬酒祝我们节日快乐，问她黑猫送没送她节日礼物，她咯咯地笑：“一束鲜花！日子好了他也学会整景儿了！”
“多好！多浪漫啊！”
“是。”她笑得有点羞赧，“他还给我唱了那首‘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跟你一起慢慢变老’。”
“苦日子过去了，苦尽甘来了。再攒点钱，我们就投奔孩子去了。买个小房，帮他们带带小孩儿。要是他真能写出大钱儿，就更好了。”张玲在我们面前，满怀知足和憧憬，估计黑猫经常给她画饼充饥来着。
“真好！” “真幸福！”我们只能七嘴八舌地违心夸赞。
“这傻女人一定是上辈子欠下黑猫的，这辈子来还债啦。”张玲离开后，有人感叹。
那段日子，黑猫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女人们说张玲这些年吃的苦是多么不值，风华正茂的“宝宝”跟着这个无钱无权还傲慢乖戾的老男人，究竟图啥？ 男人们谈的是“宝宝”的姿色和黑猫“凭什么”能这样，愤怒之情洋溢在杯盘碗碟间，成了下酒菜。
“品德败坏之人不配当作家”的呼声越来越高，更多的人试图把黑猫驱逐出“圈”，但作协毕竟是在文联的领导之下，体制内的文联主席离不开体制外的作协副主席支持，他要黑猫“包养小三”的铁证——没有，黑猫带姑娘参加聚会时，从来没介绍过“宝宝”是他的什么人，两人也从没在众目睽睽下卿卿我我，虽然黑猫常常流露出“我是跟你们不见外才不避讳你们”的那种意思，但不避讳的是啥，从未明说。
人家都不拿你当“外人”了，谁还好意思大张旗鼓穷追不舍？很快，新闻成了旧闻，嚼不出啥滋味儿了，就没人嚼了。
只有黑猫形只影单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才有人不怀好意地问一句：“你那小朋友呢？”
不管是出于嫉妒还是担忧他出事，我们都多么盼望他俩分道扬镳啊——然而，那段时间的黑猫总是带着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对我们的问题语焉不详，意思就是：反正我的魅力是让你们见识过了，就问你们自己服不服吧。
4
2015年夏天，黑猫的女儿要结婚了，说是回来办婚礼。他早早就给能瞧得起的“文友”们发了电子请柬，还在微信里叮嘱我一定去捧场。
我应：“好的。恭喜啊！”
他又说：“有的人真他妈能装X，当个破官儿了不起呀？连句人话都不会说，瞧不起我？发篇稿差不多都是我帮他重写一遍，也敢瞧不起我？我闭半拉眼儿还瞧不上他呢！”
也不知道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骂的是谁，可能我的“恭喜”算是人话，他才有感而发。
没想到就在婚礼前3天，黑猫忽然慌慌张张给我打来电话：“快、快来帮我，我姑娘服毒了，敌敌畏……”
我吓了一跳，急忙带了救护车赶去他女儿住的宾馆。赶到时，我看见那孩子双目紧闭口吐白沫儿，吓得心脏扑通扑通疾跳。
张玲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声泪俱下：“老妹儿啊，可就指望你了！”
我上前用拇指使劲压孩子的眼眶，还好，有反应，并非昏迷。又扒她的眼皮，瞳孔也还正常。我稍稍松了口气，拍张玲的手背，安慰她：“别急，应该有救！”
到了急诊抢救室，家属被关在门外。黑猫的女儿一边哭喊着“让我死吧”一边奋力挣扎拒绝洗胃。我把黑猫给我的敌敌畏瓶子拿过来，让她比划喝了多少，她比划了大半瓶。医生却皱眉：“奇怪，咋闻不到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蒜臭味儿呢？”
我恐吓她：“喝了敌敌畏，我们就得给你打阿托品解毒，没喝的话，阿托品都能把你给毒死了！”
那孩子见露了馅儿，怯怯地拉我的手：“姨，我说实话吧，我、我把敌敌畏冲进下水道了，就想吓唬吓唬我爸。求求你帮帮我，我真的需要吓吓他。”
众医护和我听心脏、摸脉搏、扒眼皮，凑到她嘴边闻味儿，一顿忙乱，最后医生还让她自己抠嗓子眼儿催吐，又对着呕吐物一顿观望闻嗅，终于相信了她的话。
“胡闹！”“你这不仅是捉弄家长，还浪费医疗资源！”
七嘴八舌的谴责声中，那孩子哭了：“要有别的办法，谁愿意这样？”又看向我：“姨，求求你了，我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帮帮我，别拆穿这事儿。”
孩子都这样恳求了，我没法不帮她。我的同事们进进出出又佯装“抢救”了一会儿，给孩子挂了两瓶盐水和葡萄糖，推进了观察室。
“抢救”过程中，张玲瘫软在走廊的椅子上，黑猫蹲在墙角老泪纵横，都很安静。见女儿“昏迷”着从抢救室推出来，张玲还是被两个从老家赶来参加婚礼的亲戚架着走过来的，黑猫还有点力气扑过来，他抓住我，问：“能救过来吗？”
“能。”
黑猫泪眼巴叉儿地捶了捶胸脯：“哎呀妈呀，这熊孩子吓死我了，她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他的准女婿始终在旁边陪着，脸上的焦急却不像真的，可能什么都知道。
婚礼如期举行，从头到尾，黑猫脸上都挂着笑，却笑得从来没那么难看过。
他没有跟我解释女儿要自杀的原因，只求我“别跟别人说这事儿”，但我忍不住跟苗晓婉说了。尽管不知道这孩子为啥整这出儿，我俩还是把黑猫骂了半天。
之后黑猫好一阵儿不那么嘚瑟了，群里再也不见他激扬文字。一连两年，“年度发表目录”也没有了。在百度上怎么搜，出来的都是他以前的作品。出现在人前的他也憔悴了不少，傲气收敛了好多。有人问他“咋不用作品说话”啦，他懒懒地调侃：“歇歇，老被你们崇拜着有点儿累。”
张玲还是一如既往地操持着餐馆，我们谁去，她都按惯例热情地赠个菜、敬杯酒，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5
2017年秋季的一天，早例会上，我们院长说昨天夜里一个患者从6楼外科跳楼身亡，“虽然目前一切正常，但一定要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家属闹事儿，可以据理力争”。
原来前一晚急诊收了个割腕自杀的女人，由于失血过多，伤口缝好后送入外科病房输血抢救，没想到凌晨时分，休克状态刚有好转，那女人趁陪护上厕所的工夫竟然跳楼了。当班医生护士都吓傻了，在会上还惊魂稍定。护士汇报说，她一直按一级护理规定，每半小时巡视一次病房。
我和护理部主任去保卫科调取病区监控录像固定证据，看到出事那段视频，竟然是黑猫从公共卫生间一进一出，刚回病房又慌慌张张跑出来，边喊护士边奔向了电梯。我惊得心跳过速，立即给病房打电话询问死者姓名——果然，是张玲。
黑猫的手机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拨通了，我刚开口说：“嫂子的事儿我才知道……”他立即语速很快地打断我说：“不要来吊唁，不要给我随礼，我只要你帮忙做一件事儿——帮我保密。”
没容我再说话，他挂了。我呆怔了半天。
可是，小城这么大点个地方，医院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岂是能保住密的？不一会儿，就见黑猫在“作协群”里说：“都别烦我。黑猫的笑话你们只管悄悄地看。”
我的电话那天被大家打爆了，都是问张玲为啥自杀的，问我去不去殡仪馆吊唁。我说：“我不知道张玲为什么自杀。也不打算去了，人家都那样说了，还去干嘛？”
“黑猫怎么那样儿啊？”大家无一例外地带着谴责的口气 。
我正觉得心里堵得慌，苗晓婉打来电话，自责地说：“咱们只是旁观着看他笑话，咋谁都没劝劝他悬崖勒马？多好的女人啊，白瞎了。”
我到这时才流下了眼泪，想起了平日餐馆里的一幕幕，张玲笑吟吟的样子挥之不去。黑猫没有向医院索赔。因为没去参加葬礼，我们也没看到黑猫回家来奔丧的女儿和儿子是什么表现，反正他们都没出现在医院里。
估摸着办完后事了，我给黑猫发了一段劝他节哀顺变的话，他没有理我。好多“文友”都说安慰过他，也没有回音。
黑猫又成了我们的谈资。“张玲是不是因为那女孩子自杀的？”“他闺女儿子能原谅他吗？”“他跟那个小姑娘到底断没断？”诸如此类的问题，跟黑猫来往密切的人被问得最多。然而我们谁都答不上来，大家问来问去，往往只能报以一声叹息。
小餐馆在关切的目光中挂上了“出兑”的牌子，我们怕惹上看笑话的嫌疑，也只是远远地观望，谁也没敢进去烦黑猫。很快餐馆便换了招牌，黑猫却不知所终。
直到2018年情人节，黑猫的朋友圈儿总算有了新动态：今天是认识你的第13814天，是你撇下我的第131天……毫无疑问，“你”就是张玲，他这是数着日子捱呢。
这样的文字，我看着都疼。我看见有好几个文友在下面问他：你在哪里呢？
并无回复。
断断续续地，他又发过好几条椎心泣血的动态：
“如果知道你醒来了，我宁愿憋到膀胱爆炸也不去卫生间。”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心里，泪里，全是你。”
“冷雨敲窗，想起那年我们一家四口手忙脚乱把瓶瓶罐罐儿都拿出来接雨的景象……”
“好几次爬上天台，都没勇气往下跳，我不如你。”
“行尸走肉，说的就是我。”
不愧是作家，随便几个字便直抵人心。
只要他发圈，必有一些文友跟在评论里安慰他，他一概不接茬儿。我觉得他是不屑于我们的怜悯，只默默关注着，再也没联系他。
2019年清明节，黑猫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是张玲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笑容明媚。他写：“你在天堂还好吗？等着我，重新来过。”
有人以为他想不开，又是各种劝慰。我觉得他不会自杀——因为我读到他最新发表的文章了。是怀念妻子的散文，自责，愧疚，痛悔，都被他写进了作品里，情真意切。还能写，说明他又活过来了。
之后，不断能读到他的小说、散文。他又复苏成从前那个笔耕不辍的黑猫了，只是不再在群里“以作品说话”，似乎刻意要摆脱与我们的联系。所有的文章都是我自己搜出来的。如今的杂志社一般都有网站，只要他发表了，搜出来不难。
在他的小说里，我分别读到过这样的细节：久别重逢的女儿用父亲的手机点外卖，发现以往好多订单，都是点给同一个地址，追查过去，发现了父亲的小情人；妻子察觉超市里的营业额总是短款，疑心丈夫私攒小金库，不动声色地追查，手机里原本一无所获，有一天无意中点开 “唱吧”，看见了丈夫和情人的“聊骚”对白。
按照他的“写实”风格，我疑心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当然，只是推测而已。
后来我又把他好几篇作品的蛛丝马迹拼凑起来分析，推测他女儿以死相逼后，“宝宝”就被他“劝”走了，后来又回来。两人剪不断理还乱，分分合合反复纠缠，直到张玲死后，“宝宝”才和他彻底分道扬镳。
也是靠分析作品，我觉得他的儿女因为母亲的死恨上了他，他现在孤身一人生活在南方某个城市，好像是从事和编剧有关的工作。也不知道缺乏想象力的人能否当好编剧，我隐隐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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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之后，黑猫朋友圈动态终于不再是“与妻书”，而是一篇篇转发着方方日记，还发表评论：“这才是真实的武汉！”挺过方方之后，他还发朋友圈骂大街：他奶奶的！正能量枪毙了我不少好作品！
我更相信他是彻底“活”过来了，这才像他的做派。
2021年除夕夜，他又晒出一盘饺子、一杯酒，附言：“团圆夜。遥敬两个王八犊子一杯。爹干了，你们随意……”
按说这样的状态，他应该把一干“文友”屏蔽了才对，我疑心他是醉了。
3天后的情人节，他又晒出了两杯奶茶的图片，文案是：“谢谢喵喵，这样的日子请大叔喝奶茶。”
这之后，类似两个酒杯、两碟蛋糕之类的照片越发越多，不配文，更增添了神秘，高深莫测的感觉又回来了。
终于有一天，他的朋友圈文案重又透着得意：“谁还不是个有故事的人了……”
这时他的小说里，相继出现了“90后女网红”和“给女网红写视频文案的大叔”。
我以为黑猫从此不会再和我们有交集，没想到今年3月初，他忽然在“作协群”里晒出了一张上海到我们小城的机票，附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真是本色回归，像从前一样招人膈应，但不妨碍大家轮流给他接风。反正“文友”间吃吃喝喝的聚会总有，不过是多双筷子、多个由头而已。
这一聚我们才发现，黑猫比以前更“狂”了，以前是以“文豪”的气概藐视我们“文渣”，现在还多了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视——南方各种好，好得不得了，最好的是，总有南方女孩儿请他喝酒喝咖啡喝奶茶。
“艳福不浅呀！”
纷纷攘攘的夸赞声中，黑猫一次又一次地醉了，醉到酒后吐真言：“我他妈年轻时就在南方混过，笨的就知道打工、摆摊儿、卖苦力，早要想到靠才华吃饭，早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在心里嗤之以鼻，苗晓婉出言挖苦：“今天的你也很了不得呀，60岁了还有小姑娘崇拜，我们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儿！”
“我就喜欢让你们羡慕嫉妒恨！”他大着舌头宣布，“以后我就跟你们混了。我这次回来就是办退休手续的。我的养老保险都是在这儿交的，叶落归根，不走了！”
南方那么好，为什么不走了？
“就他那德行，到哪里能混长久呢？”
“也就咱们这群人吧，一直惯着他！”
这两种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同。
黑猫低价租了间小公寓，说是退休金足够一个人生活，今后要潜心创作。“作协群”里，他又开始像从前一样评点我们的作品了，依然是各种挑毛病。
私下里有人问：“他还是副主席呀？这两年不是已经有新的副主席了吗？”
“作协又不是啥正式单位，副主席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有人答。
黑猫自己在群里郑重声明：“我从未辞去过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文联也从未发过给我免职的公告。”
没有人接茬儿。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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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底，新塘街道发布了一连串“拆违”公告，我家老宅所在的“文明巷”也是重点“拆违”的片区之一。
文明巷总长不过百来米，两边都是千禧年后新建的七层落地房，刚好将一片老房子夹在正中间。因为缺乏管理，巷子里到处都是居民扩建的墙根、简易棚，过道十分狭窄，算上排水沟也过不了两辆车，最窄的地方甚至挤不进一个胖子。街坊都说，文明巷是全街道最冷僻的角落，谁都想不到这儿居然还住着几户人家。
早在前几年，新塘街道辖区就被上级纳入城镇土地规划，附近商品房的价格已经超过2万，可谓寸土寸金。辖区内的那些未经改造的败落老片区，一下子就成了敏感话题。
朋友小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在微信上告诉我，这个“百日攻坚”的“拆违”计划酝酿已久，如今疫情态势逐渐平稳，街道办就将它重新提上了日程。
“怎么，终于要拆自家的房子了？”我发了个坏笑的表情。小深也曾是文明巷的住户，父母留给他的那栋二层小楼，这些年一直租给外省务工人员住，他已经搬出去十多年了。
小深很快回复：“那倒不至于，现在要拆的是‘三类房’。”
新塘辖区的违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90年代之前的违章建筑，属于土地确权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既不会被强行拆除，将来征收时也会得到补偿；第二类是90年代兴建的违章建筑，属于可拆可不拆的变量；第三类，则是近些年偷偷新盖的。
过了一会儿，小深发来一张图片，是即将要贴出去的通告书：“你瞧，街道先定了两个目标，巷头和巷尾。”
我看了一眼通告书，眼皮不觉地跳动了一下，向他再三确认：“你们要拆老金家的棚子？”
小深说“是”，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住在文明巷巷尾的老金，是个先天性智力落后者。
他出生于50年代，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同。同龄的孩子长到三四岁已经可以蹦蹦跳跳到处疯跑了，他却刚刚学会站立，喉咙里还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再大几岁，别的孩子可以干点农活了，老金连家门都没迈出过几趟，仍跟着母亲金婆婆“咿呀咿呀”地学说话。
他的父亲金大爷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人很精明，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兴旺。在有了老金之后，他和妻子又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健康。老金虽是长子，却是被弟妹们带大的。
因为有家里人的帮持，老金的生活倒也舒坦，身上干干净净，无需工作，终日在街上晃悠，饿了就吃，困了便睡，无忧无虑。就这样年复一年，眨眼老金就30多岁了，他皮肤白净，个子高，头发带点自来卷，眉目里有些少数民族的味道，心性却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金大爷本来没打算给大儿子娶亲，毕竟智力落后者不是普通病人，一傻就是一辈子，哪敢祸害人家姑娘。可是，他们终究耐不住别人说和——当时，邻村有个叫阿玲的女孩，也是先天性智力落后者，和老金年纪相当。阿玲家里很困难，父母种了几亩田勉强维持温饱，实在没有余钱养她一辈子——如果成了家，她也许能给老金留下点血脉。
于是，老金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阿玲（后来我们这些孩子都叫她玲婶）长得不太好看，身材矮小，头发枯黄，与高大的老金很不般配。老金哪懂“结婚”是什么，只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和同龄人一样有了妻子，有了家庭。
婚后不久，老金的儿子小金呱呱坠地。有时，夫妻俩带着小金在家门口玩耍，玩腻了转身回家，独留下小金一个娃娃。幸好金婆婆身体不错，一边照顾孩童般的儿子媳妇，一边亲手教养孙子，还能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那些年，老金的日子过得不坏。
2
随着小金慢慢长大，他智商发育迟缓的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上了小学后，小金愈发呆板孤僻，连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弄不懂。这似乎是一场早已注定的悲剧，给了金大爷老两口沉重的打击。
几年后，金大爷病故，紧接着金婆婆也中风了。那时，金家老二已经定居外地，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老三与家里关系不好，面对大哥一家如此大的负担，避之不及；唯一的女儿嫁得远，经济条件也很有限，有心无力。
这下，金婆婆的医药费、一家人吃的米面粮油以及日常生活开支，林林总总全压在了老金身上。亲友们觉得他可怜，去街道办为他争取了附近几条村道的保洁工作——老金活了40年，头一回有了正经工作。
老金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年纪，脾气也暴躁，时不时大喊大叫，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玲婶状态好一些，从外表看，她身上的衣着虽落伍，但收拾得挺干净，走路也规规矩矩的，碰见生人时必低下头，抬起眼斜斜地看，很温顺的样子。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老金和玲婶骑着三轮车从家里出发，且行且停，一路清扫。到了下午，将挨家挨户收集来的垃圾运到几公里外的中转站，就算下班了。
我常听人说，智力落后人士对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可老金不那样，他爱犯懒，有时不愿出车，就让玲婶独自出门，自己躲在家里睡大觉。玲婶瘦瘦小小，哪里搞得定几条街的垃圾清运，一天下来总会留几处“盲点”，弄得街坊们很有意见。
老金外出干活的时候，只要碰见哪一户人家多倒了垃圾，或是把垃圾箱弄得乱糟糟，便骂骂咧咧。要是有人当着他的面乱丢垃圾，他直眼瞪过去，将大扫帚举过头顶，怒气冲冲，似乎马上就要冲上去动手……这样一来，邻里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前些年我去老宅办事，遇见老金推着金婆婆出来透风。也就只在这种时候，老金才会像个正常的儿子。他对母亲细言慢语，安分得像块石头。金婆婆瘦了很多，她的眼睛直勾勾的，眉头皱得像一把刀，布满皱纹的脸颊发灰，见到熟人也不招呼，像是心里存了莫大的仇怨。
后来，我与老街坊蔡老师说起这事儿，蔡老师叹了口气：“金婆婆时日无多，等她过身之后，谁来照看老金一家呢？”
再见小金，是在金婆婆的葬礼上。
那天阴雨绵绵，按照本地的丧葬风俗，逝者被安置于灵车之中，旁边的道士敲着锣，嘴里念念有词，既叙述逝者的生平，也夸赞后辈的孝意。金家儿孙披麻戴孝，围着灵车不停转圈，停步后开始游街。在扶灵队伍中，全是智力落后人士的老金一家格外显眼。
作为长子，老金身居首位，穿一件杏色麻质孝衣，头包白毛巾，一只手攥着一支缠了白布的“哭杖”，另一只手搭在灵车的边沿上。他红着眼，不住地流泪，悲伤到了极点。小金跟在后头，也是同样的打扮，但神情大不相同——他苦着脸，表情恍惚，走一会儿就停下来挠挠脸，动动脖子，在后头叔伯们的催促下，才紧赶慢赶跟上队伍。
算起来，我和小金已经有七八年没见了。我八九岁时，我们两家住对门，小伙伴们一同出去玩，小金就在后头转悠，畏畏缩缩地想同去，可金婆婆怕小金受欺侮，总拦着。小金也很顺从，不哭闹，只是不说话。到了上学的年纪，小金读书读得很艰难，小学未毕业便辍了学。他在家里瞎晃了几年，就由亲戚带到外地去做工，想让他长点见识，也许能学得聪明些——如今的小金已经长得跟他父亲一样高瘦了，他像年轻时的王志文，只是目光迟钝，少了一份书卷气。
智力落后程度是分轻重的。小金症状在家里是最轻微的，他生活完全能自理，与亲戚交谈也通顺，只是在待人接物和工作方面比正常人要欠缺一些。有时家里来个人，门口过个街坊，小金只用目光稍一打量便回过头，要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要么就躲进小阁楼，从早到晚见不到人影。
金婆婆下葬后，大家从墓地回来，主人家照例要招待亲友饮食。租来的桌椅瓢盆摆在金家的院子里，厨师们吆喝着传菜，搬运酒水，一派忙碌景象。
老金缩在角落里发呆，对身旁来去的人群浑然不觉。他与母亲的关系最深厚，以他仅有的智商，想必也意识到了这场白事的涵义。而小金早早上了席，大嚼肉食，对家里的哀事置若罔闻。
不知为何，我看到这一幕，心底忽然十分悲怮。
3
老金刚辞去村里的清扫工作时，有人说是因为老金“懒性发作”，嫌这活儿太累；也有人说是因为村里改制，清洁工作被街道办打包给了第三方公司，老金夫妻不愿接受规范化管理，还闹出了不少冲突。
总之，老金失业了。他闲在家里，时不时要和玲婶吵一架，有时他抓着扫帚扫自家院子，身子扭来扭去，像在地上写大字，一笔一划，一折腾就是一下午。玲婶就坐在家门口，呆呆地看着。
这样的光景，邻居三婆都看不下去了，她介绍性格温和的玲婶到附近的服装厂做事。工厂是本村人开的，了解老金家的难处，特地安排玲婶“剪料”——革面上已经用粉笔画好了线，只要用剪刀划开就是，上手难度很低。一天只要她做6小时，开3000块的工资。
可惜没过多久，玲婶便被辞退了。三婆找工厂管理层打听情况，对方说玲婶大约是第一次进工厂，对什么都好奇，剪料剪到一半就去看车间里正在运作的压花机。压花机上的辊筒周而复始地碾来碾去，密集的齿轮组一会儿松开，一会儿又紧紧地咬合，确实有些朦胧的工业美，但其中的危险哪里是玲婶可以理解的？车间主任怕出事，就投诉到了东家那里。
玲婶只能继续做家庭主妇，她去菜市场买菜，总往虾皮摊子跑，咸腌小螃蟹几块钱能买一大堆，再买几个又扁又圆的芜菁，来来去去就这么几样。鱼贩子阿生是个善心人，他的鱼档生意不错，偶尔有缺头少尾的鲜鱼卖不上价，就一并拢在袋子里，朝玲婶招招手，一股脑儿全塞在她的菜篮子里，只象征性地收几个硬币。
玲婶有时还不领情，嘟嘟囔囔：“这鱼我不会烧，我不想要。”
玲婶的母亲大概只教过她蒸鱼：细皮嫩肉的黄梅鱼往锅里一架，水煮干了挖半勺调味素，就能下筷子了。碰到一些皮糙肉厚的海鱼，玲婶就毫无办法，她既不会控制火候，更不晓得切姜丝，只好洗一洗丢进锅里煮汤，鱼肉都煮散成糜，腥味弥漫。
到了夏天，老金照例在院子里摆一张扑克桌，边乘凉边喝萝卜稀饭。浙江台每年都要重播的86版《西游记》，算是老金夫妻少数可以理解的电视节目之一，虽然听不懂台词，但他们仍对孙猴子变的戏法拍手叫好。
饮食、衣着、《西游记》，这是老金父母教给他们的一切，他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没有改变也无法做出改变。这个由三个智力落后者组成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永远停滞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4
小深将拆违通告贴到文明巷的时候，谁也没当回事。
这些年，时不时冒出些小道消息，今天说文明巷要整体打包拆改啦，明天说要清理违章建筑啦，但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这次风风火火的“百日攻坚”，大家觉得也一样。
可是没过多久，金家的院子就率先“热闹”了起来。
老金夫妇还在干保洁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车棚，停放了两辆改装三轮车。剩余部分被捡来的塑料瓶、麻布袋、废旧金属和零零碎碎的杂家什占据着，它们垒在一起，堆得跟小山似的。
老金家后院的矮墙外，是一个本村人开的塑料小作坊，生产汽配零件，比如卡车上的门把手、油箱盖、尿素盖之类的小玩意儿。这几年消防查得严，要求这家小作坊把生产用的易燃材料独立储存。可是小作坊连车间都不够用，作坊主便想到了老金院子里的车棚——那儿正对着作坊后门，正好安置大桶大桶的胶水。
作坊主和老金的兄弟商议后，将八九平米的车棚改建成仓库，每年的租金有千把块。这个数目虽不多，但已经让老金很欢喜了。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棚子的存在，让年近古稀的老金狠狠地跌了个跟头。村委会领了拆改任务，先联系老金的弟妹，又通过街坊们递话，想让老金“自拆自改”，给出的期限是3天。后门的作坊主也配合，听到风声，早早退租，将整间棚子腾空，还多付了老金几百元租金。
可是，无论村干部、街坊、弟妹们怎么劝说，老金仍固守己见，含糊不清地重复嘟囔：“我的。”“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房子。”
世上唯一能说服老金的人是金婆婆，可她已经过身6年了。
3天后的清晨，保安公司的中巴开到文明巷头，老金仍在院子里扫地，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文明巷里人潮涌动，上百人围观这次“拆违”行动，眼看工程车推掉巷头的一间平房后，就直接转向了老金家的院子，一路轰鸣而去。
人们开始朝那儿聚拢，妇女们挤到警戒线外，头碰头地低声议论。得到街道办负责人的示意后，几个保安径直走向老金，他们配合默契，每人困住一条肢体，以抬猪的姿势将老金捞了起来。
老金吓呆了，只会“啊啊”地叫，无论他如何哀嚎，保安们都面无表情，他们穿过人群，将老金一路抬到村委会，那里已经安排了几位街坊，负责安抚老金的情绪。小金呢？他依旧躲在小阁楼里，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1小时后，玲婶将吓得哆哆嗦嗦的老金搀回家，昔日满满当当的院子里已经空无一物，只留下满地的残石碎瓦了。老金失去了他的简易棚，有很多真正的垃圾可扫了。
以老金的智商，他也许永远弄不明白这件事的缘由。什么是“一类房”，什么是“三类房”，什么是“街道办”？他更不会理解——为什么对门邻居的简易棚不用拆，偏要拆他家的？
5
再见小深是两个月后。他辞掉了街道办的工作，转投市区交警队做文职，工作轻松了许多，薪水也翻了番。
“早知道交警队福利这么好，鬼才想干街道。”小深一脸哀怨。
他说让自己下定决心离职的因素有很多，“老金也是其中之一”。“拆违”结束那几天，他下村核对文件，发现老金时不时尾随他，阴嗖嗖的目光看得他脊背发凉。小深撇撇嘴道：“老金可一点都不傻，我搬出去10多年了，他不仅认识我，还记得我的名字。因为那个棚子的事，甚至记恨上我了。”
这几年，小深在街道办做的工作又多又杂。上头要查违章建筑，他就开着“综治办”的电瓶车到处转悠，摸底做汇报；市里的安监部门下来查消防，他大多要跟在后头，也亲手剪过不少小作坊的供电线。
我挤兑他：“拉的仇恨太多，是该挪一挪屁股了。”
小深脸色铁青，沉默下去。
提起老金，我问小深：莫说全市，就以新塘街道来说，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有一条“文明巷”呢？搁平日里，连本村居民也很少走这条破落的小道，“你们怎么下得去手？跟一个傻子较什么劲？”
小深摇摇头，将前缘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这两年的“拆违”工作与前几年大不相同。前几年，市里推行的“拆违”计划侧重闹市区和商圈，像文明巷这样的边缘地带，不过做一做动员工作而已。基层人情关系复杂，市里的布局像是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风平浪静后，“拆违”往往不了了之。如今，市里动了真章，开始使用卫星数据作比对，将疑似违章的照片下发到镇和街道，再用无人机实地考察确认。一旦辖区里的违章建筑被拍成照片，形势就陡然紧张起来，街道就像领了军令状，没有半点人情可讲。
“用卫星和无人机拍违章？”我瞪大了眼睛。
小深点点头，言语中有颇多无奈：“那可不，街道也买了好几架无人机，还找了家第三方技术公司专门培训了两个‘飞手’，每隔几周飞手们就要四处出击，做一轮详细的重点巡查。”
我忽然觉得很荒谬——老金一家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头顶的天空之中，电子眼正在窥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无人机在文明巷的上空停留，飞手会看到什么呢？当然可以看到那些丑陋的简易棚。除此之外，大概还能看到老金的院子里的那张扑克桌，桌上那碗煮成糊糊的鱼汤、白水煮的芜菁，以及三双茫然的眼睛。
想到这里，我有些义愤填膺：“这不是区别对待吗？”
前几年我搬去市中心的小区住，顶楼业主私自封了天井改成阳光房，我投诉到城建部门，对方回复倒挺快，说那些阳光房是“既成历史问题，需要慢慢研究解决”。然而，在百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文明巷，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简易棚，街道办却迅速推掉了。
小深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你不懂，在文明巷这样的地方，道德通常都与法律有所冲突。这种事没有对与错，只有各自的目标和考量。”
6
今年清明刚过，又有几户老街坊从文明巷搬了出去。曾经吵闹的小巷，如今静谧极了，时代抛弃了它，只留下一个空落落的外壳。
我家老宅早已不住人了，成了放杂物的仓库，为了将有限的空间利用起来，我定做了几个存储架，准备搬进去。可是，要将宽大的仓储架搬进狭长的老宅谈何容易，不一会儿，文明巷就被堵了个严实。
这时候，老金骑着三轮车从巷口过来，我一面催促搬运师傅加快速度，一面赶紧跟老金打招呼。
听邻居说，老金最近找到个新差事，替一家胶垫厂做手工。这活儿不难，从厂里拉来的胶皮是半成品，中间留着一块压好的密封垫，只要用剪刀剪去外围废料再修整修整，就算是完成了一件。每天早晨，老金从胶垫厂拉一箩筐半成品回家，傍晚再送回去。这活儿是计件的，多劳多得，他们夫妻一个月干下来也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老金的三轮车后面拉着一车胶皮，要往家里运，我挡了他的道，心里有点慌——几年前，我到老宅清点库存，停在巷子里的车就挡了老金的道。当时他大声嚷嚷，胡乱骂一气，我也只能忍受着。我想，老金的世界终究与我们不同，在他的认知里，可能没有“忍让”的概念。
但奇怪的是，这次老金没有骂人，还默默地站到我的身后。“那个，那个，拉开一点点就可以……”老金拍拍我的肩膀，又用手指比划，嘴唇上下翻动很快，我听了两遍才从他含糊的嗓音里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点点头，移开路旁的仓储架，顺便给老金搭了把手，将分量十足的胶皮篓子从三轮车上搬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仔细端详老金的面容。
他今年该69岁了，脸颊与眼角出现了零星的老年斑。寻常人到了这个年纪，经历了大半生风吹雨打，总会淬炼出一双睿智的眼睛，像是看透了这个世界。在我从前的印象里，智力落后的人大多都有一种孩童般的稚气，眼神里很难看到半点饱经风霜的沧桑感。以前的老金就是这样的，出了门便东张西望，对什么都很新鲜。可如今的老金，脸上的神色竟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沉，他嘴唇紧抿，眉头微微皱起，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
他将胶皮篓子搬到家门口，吩咐玲婶干活，又回到我的身侧。他背着手，不说话，看两位搬运师傅喊号子，将仓储架一点点往里挪。我问起那个被拆掉的车棚：“村里有没有给你一点钱补偿？”
老金摇摇头，将袖子挽起来给我看，手臂上有一块乌紫的淤青。“被打了，很痛。”老金平淡地说，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像是说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小事。
回家后，我对母亲说起老金的变化，母亲一时怔住了。她20岁嫁过来，亲眼看着老金从小伙子熬成一个老头。她闷闷地想了一会儿，片刻后才说：“老金啊，也是会长大的啊。”
老金长大是被迫的。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唯一对他友善的二弟一家也远在外省。我想，老金能察觉到这些变化。普通人想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可以从书本上学习知识，可以从旁人身上借鉴经验，但智力落后的人只能依靠自身与社会规则的碰撞，依靠吃一堑长一智的血泪经验，才能渐渐悟出生存技巧。
失去了庇护的老金只能丢掉没有用的好奇心，磨去暴躁的脾性，学会温驯与服从、妥协与沉默。他花去60余年终于长大了，可惜他在这个世界走过的路已经很长，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7
文明巷的街坊们大多已经搬离，但新家住的都不算远，仍然互通有无。没有人知道，小金是如何与玲婶沟通自己想要讨老婆的意愿的。
得知消息，退休前当过妇女主任的三婆立即发动身边的交际圈为小金物色对象，并很快有了目标。那个女孩姓林，30来岁，已经嫁过两次了。她智力落后程度不算太重，娘家条件也不错，给了一套房子做嫁妆。不过，这个女孩的卫生习惯不太好，又喜欢到处乱跑，总是不过半年就被夫家送回娘家。林家长辈心灰意冷，就将择婿标准一直放低。
谈起林家，三婆的眼睛都放出了光：“女孩上头有兄弟，已经成了家，父母手里有不少存款，还有好几套房子，小金这事要是成了，保管能过上好日子。”
我听了心里有些压抑：“嫁过来当然是好事。不过万一有了孩子，问题可就大了。假若小金的孩子也是智力落后者，那该怎么办？一家子都没个正常人，谁来照顾婴儿呢？”
从小到大，我听过不少关于金家父子的“逸事”——据说，老金年轻时曾偷偷带小金去菜市场看热闹，仅百来米的路，转头就把儿子忘在了人群里。要不是金婆婆发了疯似地寻找，小金早就被弄丢了。
小金的智商状况当然要比父亲好一些，可如今“鸡娃”横行，家长们拼了命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就算金家第三代是个智力正常的人，小金又能给他的孩子留下什么呢？
“说不定——”三婆顿了顿，有些底气不足，“能像明明的孩子一样聪明呢？”
明明也是住文明巷附近的智力落后人士，他同老金一样娶妻，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自小就很聪明，大学毕业后进了电商公司，30来岁就当上了经理。如今，明明一家已在杭州定居，住市区的大房子，女儿请了专职保姆照料父亲，明明的晚年生活非常安逸。
“就像摸奖一样，碰碰运气。”三婆轻声说。
我摇摇头：“这个摸奖的成本太高了。”
“谁不知道让两个傻子生孩子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可你说的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我说的则是现实问题。”三婆又将问题抛给我，“老金夫妻俩去世之后，小金该如何自处呢？”
我喉咙动了动，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因为这的确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老金的兄弟姐妹不少，多少还能帮衬一些，可小金是独生子，与上一辈叔伯感情疏远，更不要说同辈的表兄与堂兄了。等老金夫妇故去，谁帮小金打理财产、处理这些社会事务呢？如果他娶了林家女孩，林家多少能照顾到小金。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将这些只有八九岁智商的“孩子”推向复杂的社会。更残忍的是，不得不继续做下去。三婆望着老金家的小楼，忽然没来由地说：“要是老金当初不娶亲，事情就好办多了。”
金家老二这些年在外省做生意，听说效益不错。老二媳妇对老金也关心，过冬换季时总会带一些衣服鞋子回来，时不时还要给老金寄一些零食。如果老金跟随他们生活，该是最好的选择，可现如今老金成了家，老二反而难以插手。家家都有难处，老二就是再有钱，也没有精力去照料一个智力落后的三口之家。
过了几天，林家那边传来消息，这事儿吹了。据说，林家长辈经过多方打听，意外了解到老金和玲婶都是智力落后人士，于是几位牵线的大妈被狠狠地骂了一通。
三婆愁眉苦脸，只顾叹气：“倒不能怪林家的长辈，他们也是为女儿的将来考虑。”
智力落后人士相亲也是有鄙视链的。但凡有一方是普通人，不管家庭多困难，长相脾气多差，那也是第一等受欢迎。智力落后人士的父母心里明白，若是没有普通人照料，自己死后，孩子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几率实在渺茫得很。就拿老金来说，能像他一样活到快70岁的智力落后人士非常少，走丢、被拐、因无法沟通病情死亡，乃至莫名其妙的意外事故，都会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能够安安稳稳地老死，十无一二。
如果实在没有普通人可以选择，若是父母健在且有社保，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条件。再下一等，有一位智商健全的兄弟姐妹，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此看来，老金无疑是幸运的。他的父亲精明能干，给他留下两间遮风避雨的砖瓦房，更有一位任劳任怨的母亲为他娶妻带孩子。在那个年代，同龄人的生活条件不见得比老金更优越，所以除了那个被强拆的简易棚，他不完美的人生仍算是简单、平顺的。
小金的境遇则复杂得多。他是独生子，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父母又都是智力落后者。这些几乎给他的婚事判了“死刑”，没有人会愿意将女儿嫁给他。
离开金家那方小小的院子，整个新塘街道、整条文明巷都像一只快速滚动的车轮，“轰隆隆”地不断向前，高速的发展让一些普通人都难以适应：我们用着电子身份证，在互联网上分享各自的人生；我们在社交APP上谈论健身、谈论30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五号”；我们喝着大洋彼岸的咖啡，神经被比特币的疯涨牵动……
老金和玲婶的时代行将谢幕，小金的路还很长。可他困在那间砖瓦房的二层阁楼里，踏不出半步。也许，他将孤独地走完这一程。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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