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邹德强
从中孚大厦到酒店，路程是9.1公里，若在平时打车只需25分钟，可此时街巷道路洪流当道，根本没有车。对郑州不尽熟悉的邹德强与王勤商量，决定改乘地铁5号线。
白敏想起一次在酒店的游泳池遇到一个小男孩，非要教他这个旱鸭子学游泳，邹德强一遍一遍跟着小教练学，白敏在一旁笑。偶尔，白敏会想那些水中的技巧或许会帮助到地铁里遇险的丈夫。
图｜郑州地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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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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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上囚困的父亲
人的世界，是随着生命力消长而塌缩膨胀的。7年前一场大病后，父亲失去了行走能力，原本朴实沉默的他，逐渐暴躁、乖戾，失去了他的尊严与温情。一个好好的人，开始溃烂。
黑色铁门锈迹斑斑，底部被雨水腐蚀掉三分之一，院子里的红砖墙上堆着厚重的柴草，墙面已被压至倾斜。厨房屋顶覆盖着灰色石棉瓦，一到夏季，做饭就变成了蒸桑拿。西边是两间水泥房，比堂屋高出半截，房顶是铁皮做的。好在那门窗是崭新的铝合金材质，与堂屋木门形成鲜明的对比，是证明这个家庭存在于21世纪的唯一证据。
推开西屋铝合金门把手，有一张一米五的双人床，父亲躺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戴着一顶有点起球的黑色鸭舌帽，翘着二郎腿。躺椅旁边放着一把带靠背的餐椅，用来放尿壶，餐椅前面是一个带盖的垃圾桶，如今被父亲当成尿桶。
图|家门口的风景
今年是父亲躺在这张椅子上的第七个年头。职位升迁、买房置业、带领家庭脱贫致富，对一个普通中年人来说，七年足以迎接多个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对父亲而言则是一成不变的日子，他常常望着天花板，眼里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化。他的人生仿佛已在七年前戛然而止。
2014年的夏天，父亲去邻居家里串门，坐在邻居家的门框上，与人侃侃而谈。他患高血压多年，近来不按时吃药，也没怎么发病，因此有些得意。“我三个月没吃降压药了，一点事都没有。其实不晕就不用吃，偶尔有点晕也没事。”
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因常年在外奔波盖房，黝黑的肤色此刻在阳光下呈现出暗淡的光泽。忽然他感到有些晕眩，于是踉踉跄跄回到家，捱到傍晚症状开始加重。
母亲搀扶他去村里的卫生室，医生看了看他的脸色，说是有些中暑，就开了七块钱的药打发他回家。路上他的头晕症状仍未缓解，对医生破口大骂，说他是个“庸医”。他中过暑，知道中暑的感受，这次明显不是。一回到家他就开始呕吐，一次、两次、三次，吃了药又吐出来，反反复复。
焦急之下，母亲匆匆出门，从隔壁村请来一位老医生。老医生扒开他的嘴，一看舌根都硬了，让母亲赶紧打120急救电话。从家里走的时候父亲还是清醒的，到了镇医院，因为CT机坏了没法做检查，又折腾到县医院。从救护车上被推下来，他抬着胳膊，嘴里挤出了一个“麻”字后，人陷入昏迷。
三天后他才醒过来，从此再没站起来过。接二连三的状况让他失去了最佳抢救时间，于是一张躺椅、一个餐椅、一个尿壶和一个尿桶成了他未来七年生活的全部。他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盯着天花板，也许在思考往后人生的意义，也许仅仅是在酝酿如何对母亲爆发自己的脾气。
从医院回来，夏末漫长的降雨把家里的院子打满了青苔。橘猫带着刚出生的四只小猫争先恐后地围过来，在我们脚底下乱转。父亲被家人从救护车上抱下来，放到屋里的床上，邻居们一一过来和他握手。
他左眼球挂在眼眶上，眼白布满血丝，嘴角向下倾斜。抓着邻居们的手，他哭诉着自己得病的经过，口水一直垂到床沿。姐姐家一岁半的孩子从人群后面钻出来，看到他那瘆人模样立刻哇哇直哭。
邻居陆续离开，姐姐也带着孩子返回远方的婆家，屋里突然归于安静。母亲坐在父亲的床边，因为上火，她嘴巴上长满了水泡。她身体一动不动，仿佛出了神，接着缓缓出口气便走了出去。也许她意识到，眼下重新整顿生活的重任落在了她头上。
第二天母亲开始下地干活，因为炎热的天气差点晕过去，回来时面色惨白，浑身湿透，大口大口地把水灌进肚子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父亲没法再干建筑工，家里减少了一大半收入，母亲一口气承包九亩地。为了运送粮食，她贷款买来一辆农用电动三轮车，停在那面被柴草压歪的红砖墙边。
那年夏天我即将升入高三，得知父亲生病，便放弃学校里暑假补课的名额，奔赴医院看护父亲。班主任怕我耽误学习，电话打到母亲那里，几天后我带着沮丧的心情返回学校。课堂上，父亲的咳嗽声和监护仪的嘀嘀声常常围绕在我耳边，注意力难以集中，老师说的什么一概听不进去。成绩在所难免地受到影响，我的考试排名在班内垫了底。而这一切父亲也不再关心。
图|母亲在医院陪护
假期补课结束，我拿着“安全责任书”回家交给父亲，抓住他的手，撒娇地告诉他：“没想到高中生也需要家长签字吧。”他抢过“安全责任书”扔在我身上，说：“我看不见，让你妈签吧。”左腿用力一蹬，顺势躺了下去，眼睛继续盯着天花板。我捡起地上的红纸跑出去，既生气又委屈。
父亲年轻时去过济南做建筑工，那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出远门，最终草草收场。从济南回来后，他跟着邻居家的伯伯到临市拉煤，他脾气直，脑子转得慢，不会跟人讨价还价，只能出苦力。邻居伯伯的生意越做越大，想去外地谋求更大的发展，走时没有带他。
那几年，天还没亮他就出发去市场批发莲藕，往往会在集市耗上一整天，莲藕每次都能卖光，但一算账经常赔个三块五块的。为了开饭馆，他跟着村里人学做油条，当了三个月的学徒，还是不会控制火候，把油条炸得又糊又硬，只好放弃。
他的人生轨迹正是在这种笨拙和放弃中逐渐后退的，最终仍然是一名建筑工人。印象中他唯一一次下雨天接我放学，还没找到我，直到我在家吃完饭他才推着车子回来，被雨淋的像只落汤鸡。和众多农村家长一样，父亲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学习，小学毕业后，他坚持把我送到县里最好的初中读书，最后成功考上重点高中。
以往他喜欢给我的“安全责任书”签字，每次签字之前，他总会戴上眼镜，拿出珍藏在写字台抽屉里的钢笔，在旧报纸上反复练习多次，直到写顺了才往“安全责任书”上誊写。
但这一幕永远不会再重演。他对我的关心和对母亲的耐心，在他躺在椅子上的漫长时光里逐渐消耗殆尽。
“没人管我了，不拿我当人了吗？”“我要吃饭，快点给我弄饭。”一次家庭聚餐，母亲张罗了一大桌菜，吃饭时间比平时稍晚了些，他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大发雷霆。几句话不断重复，亲戚们饭没吃完就灰头土脸地走了。“没想到老李平常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突然这么大脾气，也是因为生病，人变得急躁，以前多好啊，别提骂人了，都没见他跟谁红过脸。”父亲每一次叫骂，都会招来邻居七嘴八舌的评价。
随着院子里的青苔一年比一年浓绿，四只瘦弱的小猫体型渐长，父亲的辱骂也进一步升级。即使母亲在田地里劳累一整天，回到家也听不到一句好话。
“死到哪里去了？我要喝水。”“怎么才回来？你是不是在外面养汉子了？”这种情况母亲一向不予理会，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必要跟一个病人生气。她照例先把水端到他面前，再钻进厨房做饭，喂他吃完喝完，在阵阵嘟囔声中把他抱到床上休息。最后她才走进厨房，吃上第一口晚饭。
父亲有时会顾影自怜，有时会嫉妒母亲还能走路。“我没想到自己老实了一辈子会落到这个地步。”“你为什么不生病？你每天能窜能跳的多好。”这种话往往是无端产生的，接着像复读机一样反复播放，会持续很久，久到会让人在这种声音中睡去。第二天清晨一切又会恢复平静，但新的叫骂又开始在他头脑中酝酿。
母亲也不是毫无反击。长时间久坐不动，父亲的肠胃变得异常脆弱，一旦吃点稍稍油腻的东西便会闹肚子。每隔几天他的排泄物就会把床单弄脏，母亲唯独对这种事很难忍受。她一边擦洗一边抱怨，“我这辈子就是欠你的，你看看你弄的，我连自己爹妈也没这样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或许是因为愧疚，也或许是觉得丢人，父亲在这个时候常常低着头，一声不吭。
那年我高考失利，刚过二本线，报了一所学费较高的民办大学。父亲只是一直叮嘱我不要走远，并不过问我哪里出了问题。母亲把我拉到屋里，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很多话，她劝我复读，说我只是发挥失常，来年能考个更好的大学。
我逐渐参透她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当前这个家庭付不起那高昂的学费。我钻进屋里，用一晚上时间，把仿佛已经置身于大学校园的自己拽回来，到复读学校报了名。
开学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放在他枕头下面。信里我告诉他要善待身边的亲人，同时也要善待自己的生命，母亲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庭，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也许他根本就没看那封信，仍旧如往常一样叫骂，心情不好时会变本加厉。我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心里开始暗暗埋怨父亲，同时感觉我们母女二人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被肺癌晚期折磨一年多的外公，也在这一年住进了县医院。母亲前往医院照顾外公，把父亲留在家里，请邻居过来帮忙照顾。舅舅没时间去医院，不知从哪雇来一位护工。没过多久外公的病情开始恶化，那天护工喝的烂醉如泥，没听到外公的喊叫，母亲赶到时看到病床上咳出很多血。她一气之下把护工辞退，此后寸步不离地守在外公床边，直到外公咽下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
在外公的葬礼上，母亲突然发现自己拿不出丧葬费，窘迫之际是舅舅伸出了援手。葬礼结束，母亲回到家一如既往地给父亲喂饭。“咱爹发完丧了，你一夜也没去守，如果你要是没生病的话，你肯定早就跑去了。你要是没生病，肯定会和我一起去医院照顾咱爹。”父亲只顾咀嚼嘴里的饭，一言不发。
“咱哥帮咱垫了2000块丧葬费，表面上是在帮我，其实也是他自己要面子，他妹妹过了大半辈子，连2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着母亲流出了眼泪，父亲抬头看了母亲一眼，迅速摆开她的手臂，碗飞出去，落在地上碎成几块瓷片。他气呼呼地躺下，愤怒而空洞的眼神再一次投在天花板上。
当现实生活不如意，人往往就会靠过往美好的回忆聊以慰藉。母亲时常提起，父亲年轻时给她买过一双新款皮鞋，他来回骑了三个小时自行车，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从怀里掏出那双一尘不染的皮鞋，乐呵呵地举在她面前。每次母亲生病，父亲总是着急忙慌地去买药，或直接把医生请到家里来。
两人吵架时，母亲赌气跑回娘家，第二天中午之前，父亲总是扶着自行车出现在外婆家门口，车头上挂着猪肉和活鱼。在外婆家吃完饭，父亲骑车载着母亲回家，二十多里的山路弯弯曲曲，车上的人起起伏伏，一如他们后来的人生。
现在父亲的身体正悬在悬崖边上，母亲费尽所有力气拉着他，不让他就此坠落下去。在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夫妻本是一辆车上的人，如果不是其中一方出现背叛，谁也不能提前跳车。对于一方生病，另一方需要忍受辱骂照顾的人来说，跳车意味着道德上的背叛。
与邻居们聊天，母亲向她们咨询过应对父亲的策略，得到最多的回复是“打”。“你的日子太难过了，别委屈自己，他再说脏话，一巴掌打过去就老实了。”邻居说。半身不遂的人在挨打时是无力回击的弱者，母亲的确想过用这样的方式让父亲“听话”。但她一次次鼓起勇气，又一次次退缩，最后还因一再犹豫挨了父亲重重一拳。“他都已经这样了，我怎么好意思下得去手呢？”
父亲的病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不小影响。上大学后，我买不起想要的手机和电脑，平时要把一个月的生活费掰开揉碎，才能维持正常生活。每年我都要把家里的情况一遍遍写出来，为了争取那几千块的助学金，好像刻意在跟班里的同学比“惨”。每次接到母亲的电话，这些委屈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我知道她的日子比我更不好过。
相比于照顾父亲，让母亲更难受的是被困住的自己，她常常羡慕那些可以外出打工的人。“去白厂铺板子，一个月可以赚三千多。到时候我就可以每个月给你打两千，自己留一千吃喝，你就不用在学校里过得那么节俭了。”
母亲说到外出打工，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如果哪天我可以出去打工，说明你爸就不在了，可是没有他的日子，我也不好过。怎么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家，你们姐妹两个回来还能有个依靠。”她时常想念远嫁的姐姐，可连坐车去看她的时间都没有。“但他真的很让人伤心，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过，我的时间和精力全搭在了他身上，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去年父亲再次住进医院，他腿上出现好几块巴掌大的创口，创口表层的皮肤脱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个肉芽。起初母亲用碘伏和消毒用品涂抹在他的创口处，没见好转，便把他送到县医院治疗。
此时我已经考入中国海洋大学读研究生，接到母亲的电话，我立即赶去医院。父亲靠在病床上，腿上的创口用纱布包裹着，纱布周围还残留着 “蓝药水”。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把打招呼的话省去了。
我刚放下行李，母亲神色紧张地把我拉到走廊里。“昨天我打听了，在这个科室里住的病人，要么是烧烫伤，要么是长褥疮。我还问了保洁，她说来这里治褥疮就是图个心安，挣扎治疗一个月也没有见好的，最后只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
图|医院走廊
我浑身颤抖起来，走回病房看到父亲蜷缩着身体，右手放在脑袋下，双眼低垂。我坐在他身边，帮他按摩双腿，医生说这样能活跃肌肉，减缓褥疮溃烂的速度。那一刻我很愧疚，感觉自己升学毫无意义， “怎么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家”，母亲的话在我耳边萦绕不散。我意识到，曾经对他的埋怨也该停止了。
几天后父亲的血糖升高到23，需要尽快打针治疗。血糖太高会导致创口无法愈合，只有控制好血糖，创口才能通过植皮手术治疗。“做不做手术？他是你爸，这次由你来定。”母亲把我拉到床尾。
我看向父亲，他一直沉默，我知道他想活，但做不做手术他并不关心。如果可以省钱的话，他宁愿接受回家抹药的治疗方式。最终我回了一句：“做，花再多钱也要做。”
手术还算成功，医生出来宣布消息时，母亲长长舒了口气。从医院回到家，父亲安静了许多，继续躺在那张躺椅上，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夏日炎炎，母亲借钱买了一台空调，希望有助于父亲的伤口愈合。同时母亲照顾父亲的工作量也加大不少，除了负责他的饮食起居，一天要给他打四次胰岛素。
每次打胰岛素，父亲都像个听话的孩子，不喊也不叫。他偶尔会向母亲说一句关心的话，叮嘱母亲多喝水，平时别太劳累，感冒要记得吃药，有时他会把碗里最后一个鸡蛋留给她。母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在夏季聒噪的蝉声中，享受着恢复如初的平稳生活。
前阵子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家里被柴草压歪的那面红色砖墙，被村委会评为了危墙。此前她用捡来的树根和石头支撑着它，尽力不让它倒塌下来。
最近村委会一直催促她推倒重建，母亲笑着说：“再等两年，孩子毕业后我们俩就都能挣钱了，到时候别说一面墙，一圈大平房也能盖起来。”我说先别急着盖大平房，等我下次回去我们把那面墙拆掉，从一面墙开始建起。
我始终不忍心看到父亲腿上的创口。每次回家，我会给他洗脚，他的脚像是一个空壳，两腿也渐渐变成一根空心竹竿，体重一天比一天轻。有一次他从睡梦中醒来，突然看着我说：“是不是又到签“安全责任书”的时候了？去把我的眼镜和钢笔拿来。”我顿时流出了眼泪。
也许终有一天，父亲的身体会萎缩到骨瘦如柴，过高的血糖慢慢侵蚀他的眼睛和内脏，肚皮会被针眼扎的又硬又黑，长期卧床导致消化道失调。但现在他还活着，如果可以，我希望他能一直好好活下去，直到住进我和母亲盖的平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