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大棚的菜农们最美的梦，就是希望在市价最高的时候，自己手里正好有几万斤菜，干上一票狠的，就知足了。
我们村在山东东阿，距“中国菜都”寿光仅两百多公里。大树底下不长草，我们这些周围地方的人，以前都不太种植大棚蔬菜，毕竟小打小闹，怎么也比不上寿光。
2010年初，有小道消息说，一条正在规划的高速公路要穿过我们村子，会占用不少耕地。贵叔不知从哪儿得知了这条路会经过他家的田，便在那3亩地上都盖上了大棚，以求届时多要些国家补偿。
大棚盖好后，贵叔便撒手不管，继续去外地跑车。在家的贵婶觉着大棚这么荒着浪费，就随便种了些菜。没想到，仅仅8个月，她家大棚种出的菜就卖了14万，净利润超过10万，成了我们村当年口口相传的财富奇迹。
有了贵婶的示范效应，第二年，我们村在外打工的男人，都陆续回来给自家地里盖了大棚，其中就有我爸。我爸也是货车司机，之前常年在外奔波，眼看种大棚蔬菜收益高，他直接卖了货车，决定在自家4亩多地上盖3个大棚。
我爸盖大棚的计划，需要4万多元。我妈一开始是不赞成的，因为我爸虽然顶着一个“农民”的名号，实际上他自年轻时便很少下地，而且我们家从来也没有种大棚蔬菜的经验。我妈的意思是，先盖1个大棚试试效果，这样既能规避风险，也能在闲余时间打点零工。
可我爸已然破釜沉舟，将种大棚当作他的全职事业，“要么不盖，盖就盖3个”。我妈拗不过他，于是在2011年4月，不到 10天时间，我家的3个大棚便拔地而起。
爸妈新手入行，随大流种起了芹菜。芹菜种植周期短且产量大，仅用70到90天便能下产，1亩地最多可达1万多公斤，理想状态下，1年可以种3茬。
我们家的第一茬芹菜获得了大丰收，但碰上芹菜价格最低的时期，每斤仅能卖到1毛5，3个大棚的芹菜加起来，才卖了1万多。除去种子、肥料、农药、剔苗及拔菜时雇人工钱等成本，净落到爸妈手里的，大概1千多。
两人没日没夜忙活了3个月，乍看赚的真不算多。但从庄稼收成的角度来看，却也不算少——有人算过，如果1亩地仅种植玉米、小麦等常规农作物，全年收成净利润还不到600元。爸妈这一次虽没赚到很多钱，但却看到了种植大棚的巨大的潜力，把地梳整好以后，马上就撒下了第二茬种子。
夏日炎炎，这茬芹菜的产量比起第一茬稍逊一筹，好在下产时价格有所回暖，每斤在1元到2元之间徘徊，这次算下来，我家净赚了2万多。
入秋时节，只少数的人会选择继续种芹菜——因为冬芹周期长、产量低，还得花钱给大棚加两三层膜防止芹菜被冻坏。这么一算，村里大多数人都种上产量高、抗冻的菠菜，我家也一样。
这年冬天，我家的菠菜卖了1万6，除去成本，净落到手里的也有1万2以上。第二年春天，我家又紧随潮流，种起了茄子、豆角，可惜不仅因种得晚错过了高价期，还因管理不当拉低了产量，这一季下来，赚的钱还没人家一半多。
不过，2012年6月，我爸算了一笔账：种大棚这1年多的时间，赚了近5万块，略高于他在外面开货车赚的钱。种大棚虽辛苦，但收益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一年，我们村大棚数量猛增，近两千亩的地里，有七八百亩是大棚地。
自从种上了大棚，爸妈几乎全身心扑在了上面。最忙的时候，家里的锅碗瓢盆都不是饭后即时刷洗，而是改成了每次饭前临时刷几个用。连向来舍不得花钱的妈妈，因没时间洗衣服，还斥资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
我放假在家早上睡到七八点钟起床时，爸妈早就进棚里了。若到了有些蔬菜的“关键时期”，比如茄子的授粉时节，他们会早上5点左右起床，去给茄子花挨个儿授粉，还得折去多余的枝杈，有时一干就到了下午两三点钟。
种植时不易，采摘时也不轻松。为了赶上早晨的收菜车，他俩往往得凌晨两三点起床。如果采摘的是豆角，那就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豆角细长、量小，不易摘取，爸妈吃过晚饭就要戴着头灯去棚里，一直摘到次日清晨。在豆角成熟的季节，我们村里的大棚聚集地，就跟灯火摇曳的夜市一般。夏天成熟期的蔬菜，采摘时耽搁两三天，便有可能把一季的收成都荒废掉，所以即使午间气温40度，菜农们也得坚守一线。
炎炎夏日，晚上落不到觉睡是辛苦，可这也比白天在大棚里“蒸桑拿”好多了。我切身体会过大棚的热，不是生楞楞的灼热，开始是暖洋洋的，慢慢就晒得身子发虚。有一次，我妈看见我在棚里走路打晃，便说什么也不让我在棚里干活了。
我妈在棚里干活时有个专门喝水的杯子，容量是2.5升，在最热的时候，她一天要喝两三杯水。实在酷热难耐时，人们会拿块大布盖在棚上面，或者往上面撒泥水以遮些阴凉，但这通常治标不治本。有一年，我们村有个60岁的老头在大棚里热到了休克，送到医院里，没有抢救过来。
到了天冷的季节，则又是另一个极端。每逢刮风下雪，别人都往家里跑，种棚的菜农却要往地里跑。即使小心翼翼，每年仍有很多大棚被大风扯坏或被大雪压坏。菜农们也都给大棚上了保险，但赔付程序繁琐，最后能落实下来的、拿到赔付的不是很多，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由菜农自己承担天灾带来的损失。
现在的菠菜、油菜都不会散装卖，必须装袋或者打捆，一颗一颗摘净枯叶、剪掉烂根——这种活当然都是人工做的。冬天菠菜从地里打包，凉得几乎都要结冰，即使戴着手套，手也会被冻得生疼。这个过程极其煎熬，300斤左右的菜，我爸妈得持续干上6小时以上，如果菜的质量较差，时间便会延长许多。我妈天生怕冷，她就在脚边放个炉子，捆一把菜就烤一下手。即便这样，到最后手还是被冻得不听使唤。还有一次，他俩把门关得太紧，结果差点煤气中毒。
我们姐弟仨最怕的就是冬天回家摘菠菜。我们当然想帮父母的忙，但每次干这种活都跟上刑一样。有时，我甚至祈祷自己赶紧生病，那就能在床上打吊瓶，不用再靠近菠菜一步。
回来种大棚的，大多是像我爸一样的中年人，年轻人很少。
2013年，26岁的堂哥在外打工10多年后，辞去城里的工作，携妻带女回到农村，找乡亲租地，一下子盖了6个大棚，占地达10亩。
比起我爸那一辈顺其自然的菜农，堂哥立志要做一个“农民企业家”。他买了很多教学光盘，天天上学似的在手机上电脑上研究，还去县里请过专家，给农药公司客服打过两个小时的电话。他和嫂子怀着无比的热情，除了睡觉，时间都投入到了大棚里。
听我爸妈说，堂哥基本上把北方大棚种的蔬菜种了一个遍，但是没到两年，堂哥又去了城里打工，他的6个大棚除了几个地段好的租给了别人，其余都荒废了，任其长草。堂哥没给我说过他彻底放弃种大棚的原因，但无须多问——种上了大棚，菜在地里时，人得劳筋骨、饿体肤，求个好收成；菜成熟了，那又得费心掏力，指望幸运之神站在自己这一边。
相比于寿光规模宏大的市场和健全的交易平台，我们这里种大棚的菜农，基本属于“散养”，即便天公作美，菜农辛苦把蔬菜伺候成熟了，也不见得会有预期的收益。我们这里没有寿光那样的“市场价格预警”，菜价对菜农来说总是瞬息万变，不用说今天和昨天比，就是一天之内，上午和下午的收购价格也不尽相同。股票还有个涨停、跌停，菜价的涨跌却是天上地下的落差，用我爸的话说，“自从种了大棚，天天就跟坐过山车似的”。
没有正规的交易平台，通常都吸引不来跑长途的大货车，二道贩子们便化整为零，用一些平板车和小货车到下面来收菜，他们找个地方装个地磅，就是一个“菜点”。他们收菜时大都不是现场结算，而是要等大车上的人给他们说好了价格，他们再依据此给菜农们定价，层层盘剥，中间便又多了灰色操作空间。2014年我大四在杭州实习时，见杭州超市里的菠菜零售价是每斤7块，打电话问家里，爸妈说我家大棚里的菠菜收购价只能卖到每斤3毛。
不仅如此，菜贩子们还往往坐地压价，商量好的价格随时会变，有时看到菜捆里面有片黄叶，也会把价格砍上一刀，菜农很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即便如此，大家仍然上赶着往“菜点”上送菜，生怕二道贩子们不收。我叔叔有一次去卖菠菜，跑了好几个菜点，都说已经“收满”，只听说还有一家收菜给猪吃的，价格极低，一车菠菜将近200斤，只给10块钱。叔叔觉得反正菜倒了也是浪费，便拉着车送去了，没想到到了地方，收菜的贩子又把价格降了一半。叔叔一气之下把菠菜全倒进了沟里，发誓再也不往那个菜点去送菜。
我妈最害怕就是去卖菜，我们家种了这么多年的菜，她一次也没去卖过。她说：“我看见收菜的就不自在，总感觉一个个的都跟骗子似的。”有次遇到小白菜销路太差，菜贩子一点都不收，我爸只好去镇子上摆摊卖，从4点的早市卖到中午，200多斤的菜才卖了35块钱，气得我爸说“干什么也不能种大棚”，又“勒令”我们姐弟仨绝不能待在家里，一定要学成出门，找份旱涝保收的工作。
当然，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有时菜的产量紧俏，菜的收购价也会飙升，收菜的贩子们就会放下身段，争相加价，求着菜农去自己的菜点来卖菜。“萝卜快了不洗泥”，菜农把菜运到菜点，菜贩子们也不敢挑捡了。有时实在着急，菜贩子们还会亲自开车到菜农的大棚里去拉菜，更甚者，直接卷起袖子去棚里帮忙干活。
有一年我家拔芹菜，一开始市价每斤1块5，爸妈雇人干了2天，拔了1万多斤，一个棚的芹菜总共卖了不到2000块。拔到最后，我妈发现在地头上有一片面积大概只相当于1/4个篮球场的芹菜还没长成，觉得铲了可惜，就留了下来。没想到，一星期后，芹菜的市价猛涨到了4块5，几个菜贩子争相来抢购，最后这片巴掌大地方的芹菜，竟然也卖了将近2000块。我妈坐在地头上不知该喜该悲，一直念叨：“哎呀，要是当初多留点就好了。”
其实不光我妈这样想，种大棚的菜农们最美的梦，就是希望在市价最高的时候，自己手里正好有几万斤菜，干上一票狠的，就知足了。
事实上，这种情况太少了。菜价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低价格区徘徊，高价的时候极少，碰上的几率，跟中彩票差不多。引领我们村种大棚风潮的贵婶，当年也就是运气爆棚了几次，每次卖菜都赶上短暂的高价，自那年后，她家的财富神话就没再持续下去。
菜农也都知道菜价的波动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因此，大家伙儿普遍都有一个说出来让人感到惭愧的想法——希望全国各地蔬菜都受灾，唯独自家的蔬菜获得大丰收。2018年寿光水灾时，我们村的菜农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喜形于色，恨不得奔走相告：“菜价要涨了！菜价要涨了！”
只是，这些年下来，没见几个种菜的暴富了，收菜的倒是几乎都成了大款。
以前常听长辈教诲说：“这世上只有土地不会骗人。”但这句话放在种大棚上，似乎并不完全准确。除了不可预知的天气和菜价，土地似乎也不听菜农的话，今年遇上好收成，并不代表明年还能“长出金子”。
我们家的大棚第一年种芹菜时，亩产最高能达到1万7千斤；到了第二年，亩产便降到了1万斤；等到第三年，菜苗经常长不起来就会死掉；最惨的是2016年，整个上半年，棚里种了3茬芹菜，全都没长活——前两茬是在出苗之后染病死的，最后一茬几乎已经长成，就在收获前的一个星期，突然大面积红根烂心，爸妈强行拔了1千多斤，可各个菜点都不收，只得倒进了沟里。
村里很多人家的大棚都跟我家的大棚类似——当同一种蔬菜长时间重复种植，就会大幅减产甚至死亡。每逢此时，菜农只能频繁更换农作物种类，或者把地闲置一段时间，闷上棚布让其“自行疗伤”。将大棚闲置的做法很浪费成本，但相比于菜种下去长不出来，却是更划算的选择——因为一旦把种子撒进地里，就意味着要开始源源不断地往里投钱了。
蔬菜种子的价格非常昂贵，几十克的种子，动辄几十上百；一些育苗类的蔬菜按株收钱，一亩地仅苗钱就要上千。种子出芽后，就要开始不间断地施化肥、浇水、打药，就像养殖场饲养必须一个月出栏的家禽一般，催生催熟。芹菜之所以能在70天内长成，就是因为菜农在这个周期里频繁地浇水、施肥，还得打七八次农药。我家大棚里一茬芹菜长到成熟，化肥、农药的花费就在两三千元。
城里人都关心蔬菜的农药残留问题，总幻想能吃到纯绿色无农药的水果蔬菜。可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种蔬菜，我家院子里种的白菜和韭菜，同样也要施化肥、打农药，不然等不到人吃，就被虫子先吃完了。我小姑家里种了一株葡萄，打农药的时候能结30多斤葡萄，今年姑夫心血来潮，决定吃点“纯天然无农药”的，结果只结了满藤的叶子，一颗葡萄也没落下。
我妈说：“现在土地都被肥料惯出病来了，一顿不吃药都不行。凡是地里的作物，无论是小麦玉米，还是黄瓜茄子，不上肥料是长不出来的，不打农药是活不到结果的。”
最终，即便前期的工作都做好了，遇到像我们家芹菜棚那种一茬不如一茬的情况，也只能自认倒霉，任上百个日夜的辛苦和前期资金的投入付诸东流。我家第一年种芹菜和菠菜收入的5万块，后来竟然一直是我家种大棚年收入的巅峰。等到了2018年，我爸妈种了3茬上海青、1茬小白菜、1茬菠菜，全年收益才1万多块钱。
我亲眼见过有不堪承受的菜农，一边用耙子往外面清理烂菜，一边红着眼睛抹眼泪。我想，这也正是堂兄离开的真正原因吧——他打工的收入比我爸妈更高，比起种大棚也更为稳定。在家乡的大棚种植没建立起健全良好的市场机制之前，或许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愿意再回来冒险了。
2016年种芹菜，伤了我爸妈的心，他们一度决定撤了棚布，在地里改种玉米。后来有人提出要用1万5的价格收购我们家的3个大棚，本来已经谈妥，但临了，那人突然变卦，最后不了了之。
我爸妈也无心再折腾，在秋天到来之前，索性什么也不种了，我爸出门找了份临时工作，我妈也去了人家的大棚里打零工。到了年底，两人才在大棚里种上了一点菠菜。
没想到，这一年年底，幸运之神竟然垂青了我家阴霾了快一年的大棚。菠菜获得了不错的收成，而且收购价格相当高。从腊月初爸妈第一次去菜点卖菜，市价就一直保持在3块钱以上没下来过，他们每天割大约两百斤菜，能卖六七百块钱。我妈只恨腊月的菠菜太小，不出产量，总是感慨说：“要是这种情况能持续两个月，其他时候把地全荒着也行！”我爸跟别人聊天时说：“我这一季，5个棚钱都收回来了，当初幸好没卖。”
过年的时候，高兴的爸爸一下子买了半扇猪。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问爸妈：“过了年还种大棚吗？”
“再碰一年运气吧。”他们说。
我妈在棚里割着上海青，棚外狂风大作，天气预报说阵风达到9级，我爸在棚外赶紧用土掩埋加固塑料布。忽然“咔吧”一声大响，本就破旧的大棚顶不住大风的撕扯，3个大棚你拉我拽，几百根玻璃纤维石膏柱子在一瞬间应声折断。我爸当时就吓傻了，因为我妈还在大棚里面。所幸柱子没有砸到我妈，她正巧处在了两根柱子中间，只是被塑料布闷倒了，幸运地逃过一劫。
我们后来听说了这件事，无不吓得一身冷汗，那柱子被带倒以后，插进土里几十公分，一旦碰到妈妈，后果真是不敢设想。
那天中午，爸妈空着车回了家。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肯定难过得不得了，但两人跟没事人似的，当天下午就赶集玩去了。他们后来说，或许就是老天爷觉得他们太辛苦了，一下子便给了个干净利索，正好趁机放松下。
那之后，没有了大棚的羁绊，我爸去工地上打零工，走得不远，因为奶奶已经快90岁，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们家也变回了以前的样子，院子永远被我妈扫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也回到了它们原本该待着的地方，一日三餐不再错点，我妈还成了村里舞蹈队的一员，偶尔也去别人家的棚里打工。
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也工作两三年了。我们见识过前几年爸妈种大棚的辛苦，也都希望他们能够闲下来，享受享受生活。
只是，才刚休息小半年，到了国庆节，爸妈又聊起再盖大棚的事情来，我们姐弟仨都不大支持——毕竟他们也都年过半百的人了，种大棚着实辛苦，说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姐说：“你俩忘记以前天天念叨的时候了，这才刚放下半年，怎么又想种大棚了？”
我爸也附和道：“你看我们这把年龄，干一年也不过一两万，种菜的话，碰上一季可能就抵打一年工。”
他说的也是实情，他打工这小半年，算起来也就才挣了几千元。理性来看，种植大棚蔬菜，虽是劳心劳力，但的确为留守农村的人提供了一种收入可能。尤其是对于我父母这样的打工者，他们不像堂哥那样年轻，没有多少知识，外出务工也只能干些边缘的力气活，挣不到钱不说，还得背井离乡、受人委屈。等“冷静”下来，他自然又念起种大棚的好处。
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村的大棚数量还在持续稳定增加的原因吧。村里兴起大棚种植已经9年，期间虽有人放弃，但如今全村近一半地都盖上了大棚，而且还有继续扩张的趋势。大舅家的表哥开了个盖大棚的作坊，从最初一家人干，到现在已经招了30多个工人，去他家预定盖大棚、翻新大棚，常常都需要排队。像表哥这样的作坊，方圆几十里地还有好几家，规模甚至超过一些盖房子的建筑队，这也是村里大棚种植兴起后，带动的新兴产业。
大棚种植还给农村里“闲着”的中老年妇女，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在我们当地，老一辈，大多是男人出去工作，女人在家，除了种点地，几乎没有固定的收入。大棚兴起后，很多工作需要密集的人工来完成——诸如前期的剔苗和后期的收菜，工作量大且又需在短期内完成，所以菜农不得不雇人来做，根据工作量的大小和季节的闲忙，工资从每天四五十到七八十不等。这份低薪工作吸引不了年轻人和男性劳动力，于是中老年妇女便成了这一行业的主力军。
我爸常年有记账的习惯，在他的本子上我看到一些数据：1亩地出1茬芹菜，要用到1000元左右的人工费。我们村子总共有两千多亩地，目前将近一半为大棚地，假设这些地每年至少种1茬芹菜，那么所产出的人工费最多可以达到80多万。这些钱，可以给大量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拿我大姨来说，她已经年近70，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过着在家相夫教子的生活，一年到头，唯一忙活的日子就是春秋两收。她不会看书打牌，也没其他的兴趣爱好，每天闲暇时间都用来看电视，或者出门跟其他妇女站大街聊天。几年前，她开始去大棚里打工，从最开始零散随性地干几天，到后来几乎不休息。前不久去她家串门，她告诉我们，去年她在大棚里干了七八个月，就赚了1万多块钱。
我知道，每天早上凌晨太阳还没升起来，便会在村子的各条路上看到一拨接一拨中老年妇女，她们成群结队地骑着电动车飞快驶过，赶往自己打工的大棚。也会有很多妇女聚集在桥上或者路边，等待寻找工作，如果哪家需要工人，就能在第一时间去找她们。
我妈也是这些打工者中的一员，当我们家的大棚闲置时，她就出去打几天零工。她说她喜欢那种干活的氛围，一大群年纪差不多的妇女有说有笑，互相八卦十里八乡的新鲜事，而且给人家干活不像给自家干活，没那么多焦虑，到点收钱走人就行。
2019年11月底，妈妈给我打电话，又说起大棚的事情，似乎已经从之前的商量改为提上日程了。
我看了看日历，不由地想到，看来今年过年回家，八成又要去摘那恐怖的菠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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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橙色工作服守在大街上的环卫工人，穿着绿马甲巡街的交警，一闪而过的黄色骑手小哥，24小时在药店守店的店员，我就觉得很安心。
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年初一，我下楼扔垃圾，看到高中同学丽丽臂弯里挂着浆糊桶、腋下夹着纸卷，正在单元门上贴“市民周知”。
丽丽是一位单亲妈妈，在这座北方小城的社区里，工作快10年了。平日我工作忙，和她联系也不多，本以为她们工作会很轻松，就是茶余饭后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就行。这个春节一直待在家，才看到她成天忙上忙下，和她在微信上断断续续聊了好几天，才知道她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要繁杂得多。
平日里，老旧小区改造时，她要协调建设局、社会事业局、规划房产局，参加拆除违章建筑；做信访工作时，要逐项排查、集体联动、责任到人；三城联创时，要加强宣传，落实责任，做好禁种、禁吸、禁毒；再就业扶持中要做好不漏一员，提供关心、爱心、真心援助等。另外，像配合民警调查嫌疑人行踪，为特殊人群服务、打理他们基本的生活，甚至还要上门去帮居民清理下水道……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来。
赶上眼下的特殊情况，工作内容又新添了几项：不仅要负责流动人口入户调查相关事宜，还得随时接听居民打来的咨询电话。
大年三十中午，坐了3个多小时大巴，我总算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准备跟父母过个团圆年。没成想，喷香的饭菜刚上桌，手机屏幕上就弹出领导在工作群里的通知：“全体职工请于1月25日返岗，无特殊理由不准请假。”
我瞬间像霜打的茄子，7岁的儿子看到，怯怯地问我：“妈妈，又要回去加班吗？”儿子从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从小到大，我的工作常有突发事件，无数次突然转身让他变得极为敏感。
就在去年10月，市里开始三城联创活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全部上阵，利用双休日参与拆除违章建筑。恰好赶上儿子的生日，本答应先带他去吃西餐，然后去儿童乐园，最后再买一个跳舞机器人作为生日礼物的。可到了那天，我只能将儿子送到托管班。
晚上8点多下班后，我赶到蛋糕店买下了最后一个拳头大小的蛋糕，再去托管班时，教室里只剩下儿子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悄悄从后门进去，站在他身后，儿子正在画画，画的是我和他一起过生日。正中间是个巨型蛋糕，我和儿子还有一个机器人围坐在蛋糕旁边，一起许愿。我心里好难过，轻轻将他抱在怀里，又从包里拿出刚买的蛋糕，儿子这才破涕为笑：“妈妈，我还以为你忘记接我了呢！”那个寒夜，我满心都是愧疚，觉得自己总在他的成长里缺席。
这一次也是如此，我依旧只能将他揽在怀里，又跟父母说明了情况，父母让我放心，儿子他们先帮忙照顾。下午5点，天已经快黑了，我坐上返程的大巴，车上人不多，戴口罩的只有三五个。途中，我收到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社区开始进行流动人口入户调查，严防疫情扩散，并且“不提供防护用品”。晚上8点多一回到市里，我就赶紧跑去药房一条街，想着自己买点口罩酒精备着。
往年除夕，药房这时早就闭店了，今晚却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药房门口都贴上了“口罩已售完”的告示，但凡走进药店询问口罩情况，店员便会卖力地兜售库存的板蓝根和洗手液。
本来计划回老家过年，家里基本没有储备食物。我赶到最近的一个超市，临近闭店，里面买东西的人比售货员还少，鸡蛋、蔬菜都卖空了。我只好拎了两包方便面，加了点火腿肠榨菜，就是我的年夜饭。
自从“三城联创”以来，我们社区就做了“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入户调查工作。
包括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残疾家庭、失业人员，都要做好帮扶工作。发放宣传材料、对帮扶项目进行讲解，还要听取他们的反馈，尽可能地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有次我们在为一位失独家庭的老人办理补助时，听说老人的儿子因公殉职。他自己本身还是残疾人，带着孙子一起生活十分艰苦。老人告诉我，生活上的困难勉强还能克服，就是孩子的户口不在本地，不能入学，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由社区出面和学区校方进行了沟通，学校无偿接收了孩子。
而这次针对疫情的调查，又与以往更不同，这是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大年初一，带着自己准备好的酒精、手套和口罩，我6点半就到岗开始“模拟培训”，以便能在8点半正式入户。
这次入户调查要求异常严格，需要详细了解调查对象的身体情况，做到“往返路线清（晰），回地、来源地清，交通工具方式清，身体状态清，防治措施清，接触人员清”。此外，这次户询时，“需要保持安全距离，还需要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为了工作顺利开展，主任要求我们在入户前做好准备工作，制定细致的工作方案和调查计划，整理入户表格，估算好每天访问的住户数量和访问路线，合理分配调查时间，“时间太短弄不清情况，太长又会带来反感”；同时，又提前和相关协助部门沟通工作，先给片警小王打了电话，还得给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组长、物业管理联系好，“了解基本情况，争取配合，减少入户阻力，每天调查不少于150户”。
我们的调查时间也以方便住户为原则，设在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如果调查期间住户家没人，需要在晚上7点到8点半再走访一次。因为人员紧张，只能“单人作战”。临出发前，办事处再次提醒我们：“住户开门前要站得远一些。”
相比起一些老住户大爷大妈的积极配合，也有些居民因为恐慌，明明听到家里有人走动，却怎么敲门也无人应答，我只能等晚上再来。
早晨，物业人员告诉我，3天前一直空置的5楼有住户回来，开1辆白色马自达，武汉车牌，“一开始车停在小区停车场，昨晚挪到比较隐蔽的小花园南面去了，并且车牌还用光碟遮住了。”
我听后，心里一惊，马上打电话和领导反映，又联系了片警小王。我们按物业提供的信息到了住户门口，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可敲了几次门，始终没人理会。
领导培训时一再强调，就算是非常时期也要彬彬有礼，有耐心、态度好，一定先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便在门外先开了口，“您好住户，我是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占用您一点时间进行流动人员登记，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请您配合！”
小王上前敲门，拿出警官证对准门镜：“我是民警，请开门，请您配合！”
大约过了10分钟，门终于拉开条小缝儿，一位60多岁的大爷露出半张脸，满脸都是警惕和防备，操着南方口音问：“你们什么事儿？”
“大爷，有居民反映您家是从武汉回来的，现在病毒扩散严重，需要了解您的具体行程。”
大爷一听这话，突然就发火了：“关你什么事？这属于个人隐私，你管不着！”
“你们怎么保密？老子前脚刚进家门，后面就有人报警抓我，老子犯了什么法？”
“非常时期，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对您本人负责。”民警小王立刻说道。
“你怎么对我负责？把我抓起来隔离？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没人生病！你们要是再不走，老子告你们扰民，滚！”
大爷刚想关门，小王赶忙用一只脚别住门缝儿：“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大爷见无法关门，便掏出手机，开始对着我们录像：“想吓唬我？我要在网络上爆料，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网络报料也需要内容真实，您这种报料属于传播谣言，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要依法惩处的！”小王正色道。
僵持了一会儿，大爷先缓和下来，说：“你想问什么吧，老子没病。”
那道门缝儿正对着他家餐厅，我和小王都能看到餐桌上至少摆着4副碗筷还没收拾，而且还听到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好像突然被大人用手捂住了。
这时，左侧那户居民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位戴口罩的阿姨探出头来，指着他家说：“他家一共回来五口，老两口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昨天晚上10点多他儿子发烧去社区医院打针了，我听见他们还说今天晚上要开车去沈阳，如果真染上瘟疫了，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右侧的邻居也打开门上的小通风口说：“晚上还听到有人咳嗽，小孩子闹了半夜，好像也生病了。”
我赶紧对大爷说：“生病就要去医院，更何况家里还有孩子。您不为大人考虑也要为孩子考虑呀。钟南山都说了，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劝说之下，大爷一家终于愿意去医院接受检查。所幸，当天下午临床检查结果就出来了，虽然家里有人发烧，孩子也在咳嗽，但都是普通感冒。另外，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家的车虽然挂的是武汉车牌，但其实平日都在沈阳做熟食生意的，已经有五六年没回过武汉了。
这次到小城来，本是打算和亲家一起过年，没想到一路上就因着一个车牌，受到了不少阻碍，才把压抑已久的情绪发泄到了我们身上。
社区的每位职工都关注了政府公众号，为的是看疫情实时播报，第一时间掌握准确情况。小城连着3天“零确诊”，我的心渐渐安稳下来，继续给自己壮胆——城市小，流动人口相对比较少，也许会平安渡过这次难关。
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被打破了。1月28日，关于“我市4例输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者被确诊”的新闻在我的朋友圈刷了屏。其中有1名就隶属于我们社区。
当天上午，我们接到举报说，社区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员疑似被感染。一看详细的地址，正是我所负责的片区，只能“认命”去做排查。物业领着我到了住户的门口，我深吸一口气，又把口罩捂严实了些，敲了敲门，里面很快有回应，我赶紧自报家门，又说，“不用开门，我问你答就行。”
我隔着门问了他一些问题，这位年轻人也非常配合，说自己在武汉务工，1月22日到了黄冈，1月23日晚乘坐D740次列车进京，1月24日早到达北京西站，随后乘地铁到了北京南，当天乘高铁回到本市，当时身体并无任何不适，便打车回了家。昨天才感觉有些不舒服，便自行去了医院检查。
我将他的情况立即上报，很快，年轻人便被带走隔离，随后被确诊。我本以为自己也算作密切接触者之一，也应被隔离，但因为我们连面都没见，我便被排除了。
然而糟糕的是，当晚我就开始有点发烧，第二天，嗓子已经肿得说不出话来，咳嗽、胃也疼。我强忍着给父母和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可瞬间眼泪就夺眶而出，总感觉自己就是像在托孤。电话那边传来儿子稚嫩的声音：“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我又感冒了，还想你！”
孩子开始在电话那边哭，我也在这边哭。再用温度计一测，体温38度5，赶忙给领导打了电话请假。主任以为我是因为接触到确诊者，想要在家隔离，立马说：“你可以排除，人都没见，没事儿。”
待我给她说了身体状况，她的声音立刻高了八度：“真病假病了？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们是挡在老百姓前面的第一道防线，你要是贪生怕死，欺骗隐瞒上级，可要知道后果——自己先在家做隔离吧，有什么问题直接给小王打电话！”
我还没来得及给小王打电话，没多久，小王的微信倒是先来了：“姐，听说你生病了？姐，我们可是战友。工作中虽然存在不可预知的危险，但我们这么努力，好运一定会眷顾咱们的。”
我和小王认识3年多了。一开始见他，还像个孩子，脸上一对酒窝，一说话还会脸红。不过，工作起来却毫不含糊，我们一直配合默契，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转头想想，他这么说也是在安慰自己。一个28岁的小伙子，出任务时还要带着妈妈绣的护身符， 运送发烧病人本应该是救护车的活，可医院忙不过来，再加上很多发烧病人不配合，不肯去医院。小王作为片警，已经用警车接送6个发烧病人去医院了，每次回来都要用酒精给车里全面消毒，再给自己消毒。
这个春节，他从农历二十八就没敢回家了，一直住在所里。
“姐，我觉得你肯定没事，你千万别着急，吃两天药。家里没有药，我就给你送过去。反正咱俩是一根绳上两只蚂蚱，你要是真染上了，我也跑不了。”小王还在给我打气。
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烧得晕乎乎，连递杯开水的人都没有，只能强撑着身体找水喝，然后把年前给儿子开的感冒药吃了点。
晚上8点，平日只会用手机接电话的老爸忽然用微信给我发信息：“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
这个节点，咋可能给他拍照？我只好在手机里找了以前的旧照片发给他。过了1个多小时，老爸的信息又来了：“我就是想你了！”
老爸是个非常保守严肃的人，如果不是真惦记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想来这么多年，我也太让他们操心了。
有一年下大雪，我非要赶回社区做失业人员登记。我妈只得给我带了一袋子家里做的食物，让老爸骑电动送我去车站，结果到了半路因为雪太大，电动车开不动了。老爸不让我下车走路，硬是推着电动车把我送到车站，那一路大部分是上坡，看着老爸的背影，才觉得只有在父母心中，我才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可现在，我不仅没能尽孝，还有儿子要抚养，我不能倒下——想到这里，我的心理防线一下就决堤了。
记得刚开始调查那几天，每天回家都会把自己穿的衣服和鞋脱到门外，家里用酒精擦地消毒，认真洗手数次，再仔细洗个澡。后来一想，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人，累得不行的时候，这一套程序就省了，回到家洗洗手，倒头就睡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懈怠了？
哭了一会儿，我又想，自己和感染者并没有实质接触，不能自己吓自己。加上这个季节本来就是流感多发，工作强度又大，早出晚归，容易着凉，免疫力低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就算得了肺炎也不代表是病毒性肺炎，普通细菌性感染的肺炎也会发烧；就算是病毒性肺炎也不代表是新冠，还有可能是甲流乙流……
在这一系列的自我说服中，我慢慢睡着了。在家里休息了两天，烧也退了。谢天谢地，真的只是普通感冒，我的心里渐渐明亮起来。
我负责的片区有近2000的居民，前期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成。但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疫情，工作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工作量随之迅速增长。
领导的要求是，每天早晚2次巡查小区环境，进行清扫消毒，重点场所每日消毒不能少于2次。小区里的垃圾箱和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是重中之重，每天市垃圾处理中心都会派专人定时定点回收、销毁，但仍然会有拾荒老人来翻，我们都需要监督管理。
此外，还要给社区出租屋人员登记，如果发生疫情未及时报告，要追究房东责任；有人家办“红事”、“白事”，也要备案管理，社区要负责引导居民“红事”停办、“白事”简办。
除了这些“规定动作”，我的手机、微信上还不断接着“急单”：生病期间，外卖小哥都不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些小区过于恐慌，私自封了小区大门，他们进不去小区，顾客收不到食物，不停地投诉他们，我得赶到小区去协调；
还有前期入户调查时，我加了不少从湖北回城或途经湖北人员的微信，他们得按要求在家隔离14天，他们所在的老旧小区多半都没有物业，只能在微信上找到我，说家里没有吃的了，或是发来长长的日用品单子，催我赶紧买了送过去，否则“我就自己出去买”——当然，即便没有这份“威胁”，职责所在，我们也都会帮忙处理；
另外，还得关心大家的心理问题——人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太久，总是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经常有自行隔离的外来人员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排解心理焦虑。
有一个从河南到本地来看闺女的大爷，本来计划帮闺女照看半年孙子，闺女也给他租好了房子。没想到他乘坐的火车车厢有武汉旅客，也算“密切接触人群”，只能先行在出租屋隔离。大爷几乎每天都用微信和我说话，一次至少要聊20分钟，语速快、口音重，我唯一能完全听懂的，就是每次聊天结束之前，他都会用“河普”对我说：“小丫儿，每天和你说说话，感觉心里亮堂多了。”
工作得到认可，我既开心又难过。往年这个时候，我都正带着儿子出去走亲戚串门、放鞭炮、打牌，一家人热热闹闹。而现在，我一个人躺在家里养病，我们都成了孤独中人。
重新开工的第一天，我就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到家，腰酸背痛，倒头就睡。没想到，凌晨3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迷糊着接起电话，那边一口哭腔：“姐，你快来救我吧，我肠子掉出来了……”是正在独自隔离的二胎孕妇小玲，离预产期还有1个多月。我一边安抚她，一边穿上衣服就往她家跑。
小玲的家人1月22日从外省旅游回来，前期排查时，得知除了她，家里其他人都有发烧症状。这种情况，需要通过隔离才能排除在旅途中遇到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可能。社区只能紧急处理，让他们一家人分开，发烧的人在新房隔离观察、小玲留在老房子里隔离。她家的老房子刚好和我家是前后楼，小玲的丈夫便托我这几天多照顾她。
外面的气温有零下十七八度，我一边跑一边给小王打电话求助，说话的声音都是颤的——非常时期，医院的救护车在24小时不停接送发热病人，肯定来不及，我让小王开着警车来，又给小玲的老公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那边也急得不行，可还在隔离期又出不来门，只能一切拜托我。
一口气冲上5楼，进门一看，小玲正趴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惨白，紧咬嘴唇，指甲把沙发抠得“吱吱作响”。我一个人根本抬不动她，幸好，小王5分钟之后就赶到了。
我俩给小玲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戴好口罩，小王抱着她，我提着预产箱冲下楼。小王直接把警车开到市妇婴医院——只有这家医院没设发热门诊。他负责把小玲送急救室，我跑去挂急诊，并告知医院：孕妇正在自行隔离期。
医生检查完，发现是脐带脱垂，胎膜早破，对产妇威胁不大，但是孩子会非常危险——这会导致婴儿血流受阻，造成急性缺氧。医生说，阴道检查、B超检查肯定来不及做了，需要马上手术，脐带血循环阻断超过7分钟，孩子肯定就保不住了。
我和小王吓坏了，小玲一听就哭了。好在医生用听诊器又听了听，说还有微弱的胎心音。随后，医生护士们马上戴起防护设备，通知手术室开通绿色通道，小王就跑前跑后办各种手续。可是当需要家属签字时，我和小王都不是直系亲属。赶紧再给小玲的老公打电话说明情况，他在电话那头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要是有问题一定要保大人呀！”
等挂了电话我才知道，我在外面打电话核实登记时，主刀大夫已嘱咐护士让孕妇按手印、开始手术了——“救人要紧”。6分钟之后，孩子平安降生。虽然一开始有些轻度窒息，但经过新生儿科医生的抢救，很快就好转了。
等小家伙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啼哭时，医生护士包括我和小王一片欢呼，好像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一样——这个可爱的小生命真是来之不易，让我更想儿子了。
小王瘫在椅子上说：“姐，这是给我提前‘上岗培训’的呢吗？我都要吓死了。”
我俩这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防护也没做，连口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
医院特意给小铃安排了隔离病房，主治医生告诉我，其实医护人员也害怕，如果真的给感染冠状病毒的孕妇接生，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他们当时只戴了防护面罩，但穿的就是普通手术服，“我们没有防护服，所有耗材都支援一线了。”
让我们庆幸的是，小玲随后在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所有人都安全了。小玲的家人还没过隔离期，好在他们联系了一个远房亲戚，让她先照顾到小玲母子的起居。
经过送小玲去医院的事，我心里的弦儿绷得更紧了，担心自己哪一步做得稍有差池，便是人命关天的事儿。非常时期，得要协调好自己所在区域商家、医疗服务站的正常运转，尤其是老人、孕妇以及特殊人群的生活，这样才能做到平稳过渡。
我们和社区的医疗服务站已经做好沟通，他们可以保证每天有1个留守人员，方便附近居民就近打针、拿药，还可以避免去医院的过程中交叉感染。当然，遇到孤寡老人要去医院做透析或者像小玲那样的特殊情况，就只能见招拆招了。
另外，社区里有一些“自愿支援”的商家，也有一些失落情绪了。一家小饭店的老板本已停止对外营业，可是附近有些孤寡老人还照常打电话订餐——有2名90多岁的孤寡老人，连楼都下不了，如果他的小饭馆不开火做饭，着实非常麻烦。
房租水电要付，蔬菜粮油价格上涨，老板的饭菜价格却没有变化。大过年的，又赶上疫情，服务员都不愿意回来上班。老板只能一个人住在店里，每天从采买到烹饪再到给老人送三餐，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周围邻居都知道我这儿坚持着呢，大家都不敢出门，最近打订饭电话的人越来越多，可我只能先可着孤寡老人先来，每天累得要命，收入却比平常要少得多，只能麻烦你们街道，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哪怕帮我招个临时工也行，现在这种情况，给出3倍工资人家也不来上工……”
老板这么说，我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那天，正好河南大爷又发微信要和我聊天——他已经自行隔离16天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我赶忙问大爷愿不愿意来小饭馆帮忙，大爷立刻就同意了，直接扛着被子搬到了店里，和老板一聊，俩人还颇为投缘。也算是成就了一番好事。
而我工作的重心，也更多地转移到社区里的孤寡老人身上。
由于是在老城区，社区住户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80-90岁的老人有186人，90-99有7人。
其中有一位94岁的陈奶奶，生活能半自理，为了提高她的生活质量，我和她结了对子。每周去看望她一次，每个月的补贴金都按时给她送过来，定时定期带她去洗澡，每逢年节把街道发的月饼也送她一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长期和老人相处之后，我发现对待老年人就要像孩子一样，你怎样对待他就会将心比心地回报你。回想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就把对父母的关心都转移到社区的大爷大妈身上。
这些天，年轻人手机里的信息铺天盖地，但有的老人不看新闻，也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碰上通情达理的，多解释几遍也就理解了，可有的老人却很固执。一位大妈坚持要买某个品牌的保健品，不给买，就不停地打电话哭闹。最后，我跑了6家药店才买到她要的东西。
除此以外，除了定期给缺菜少粮的隔离人员“补货”，还得每天打电话叮嘱他们：“一旦有发烧情况一定要及时报告隔离，除了对你自己，还是对所有人负责。”每天早出晚归，看手机上的疫情通报，就会想，这到底何时是个头呢。
有天，我去楼下小超市买方便面。开超市的大爷说：“姑娘，晚上就吃这个哪有营养？要增加免疫力，就不怕病了。”说着，他硬是给我切了一块自己家做的酱牛肉，用塑料袋包好塞给我。
也有社区朋友发微信说，年前5元一包的一次性口罩已经卖到15元一个了，她托人买了2包，还有2只N95，都给我留着，说不能让我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进入第一线。
我想或许也是这10年的努力，我的努力被社区居民看到，被他们见证，也被他们认可。单就去年，我就将近走访了近2000户居民，为居民开具各类证明超过300份，建档登记500份，为失业人员再就业走访企业36次。我知道，只要踏踏实实为大家服务，大家能看到，我也能无愧于心。
眼下，我的工作也慢慢捋顺了，那些非疫情期间该做的事儿，一件不落，比如我们每周都会去劳动局上报各种报表，包括困难家庭补助、再就业申请表、失独家庭补助；同时，对于抗疫的关键时期，也做好了各种出入登记、车辆检查等。
这些工作细碎，也让人倍觉疲累。但我想，这也算是任其职尽其责吧。
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橙色工作服守在大街上的环卫工人，穿着绿马甲巡街的交警，一闪而过的黄色骑手小哥，24小时在药店守店的店员，我就觉得很安心。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就像停滞生活中的血液，尽微薄之力汇聚成城市运转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