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你朋友圈的每一个人
题图《大时代》 油画 50×40cm｜洛仪作品
乾隆二十年，一桩特殊的文字狱让人细思极恐。
屠刀下的文人叫胡中藻，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内阁学士，后出任陕西、广西学政（约等于省教育厅长），解任回乡几个月了，还是逃不过厄运。
这一场腥风血雨的导火索，二十年前就埋下了。
那一年乾隆即位，24岁，差不多现在研究生毕业的年龄，不算小，但还是嫩了点，他爹雍正怕他hold不住，死前替他安排了两位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一满一汉，在乾隆即位之初把持朝政。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权力的魔咒之下，鄂和张的争斗势在难免，满朝文武纷纷站队，就形成了朋党之争。
每一个专制君主，都希望所有奴才只臣服他一人；而朋党纷争使得奴才们在皇帝之外又有效忠的主子，皇帝时刻有被架空的可能，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位后乾隆忍了六七年，待到龙椅坐稳了，就开始寻衅打压张廷玉，给他各种小鞋穿，甚至削去他的爵位。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乾隆十三年，张廷玉见势不妙，托病申请退休，乾隆假惺惺“慰留”，但张廷玉仍一再“乞休”，激怒了乾隆，虽然在两年后答应让他归乡，过后仍派人去抄家。
张廷玉从此一蹶不振。
曾经的两位顾命大臣一死一退，都不能再兴风作浪了，乾隆还是恨意未消，也是怕朋党势力春风吹又生，决定杀鸡儆猴。
皇帝杀人，也需要一个理由，至少“莫须有”也行。这个难不倒乾隆，他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切入口：兴文字狱。
在此之前，按《清代文字狱档》载，乾隆朝已有过六起文字狱了，其中五起都是凌迟或斩首，滚滚人头中，乾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字这东西，可圆可扁，就看你想怎么捏。鄂尔泰和张廷玉门下文人居多，著述颇丰，还愁找不到猛料。
于是，胡中藻就中彩了。
为什么是胡中藻？
他是众所周知的鄂尔泰的得意门生。用乾隆在上谕中的话来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同时，鄂尔泰也是个诗人，出过诗集，乾隆一直有留意。
为了拿胡中藻开刀，乾隆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
基本上，文字狱都是由下向上层层举报，只有胡中藻案是直接由皇帝发动，自上而下查办的。密谕中那个“严”字和“速”字，可见乾隆有多么的恶狠狠。
也许是担心卫哲治不够卖力，乾隆还在上谕中加了一句杀气腾腾的：“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以往文字狱中，因不够卖力而被惩治的官员大有人在，这么一来，谁敢不掘地三尺。
果然，只用了两天时间，卫哲治便查出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倡和诗三十六首，各抄录一本，并任陕西学政时所刻诗文一本”。（《卫哲治复奏查出胡中藻诗文折》）
拿到这些，乾隆如获至宝，很快便从胡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逐字逐句抠出几十条罪证来，并判定为“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不但诽谤我个人，还诋毁国家形象，罪行之严重，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认真学习乾隆《胡中藻等俟拿解到京交大学士等审拟谕》，皇皇两千多字，其深文周纳之罗织手法，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比如，凡“蛮”、“夷”、“裘人”（穿貂的）等字眼，他都解读为胡中藻是在讽刺满人野蛮；甚至里面有“南北分提”，他也要反问一句“意何所指”。至于最有名的那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本是胡中藻为了合韵辙，把“清浊”倒装为“浊清”，乾隆一生写诗四万多首，懂装不懂，硬是曲解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居心）！”
胡中藻在当学政时所出的试题，也被乾隆挑出骨头来，比如出自《易经》的“乾三爻不象龙说”，他这么解读：“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如此种种，随便拎一条，都是叛逆大罪。所以，乾隆对胡中藻的定论，颇像剽窃自他老家隔壁朝鲜电视台的调调：“实非人类中所应有。”
这就非犬决不可了。
让乾隆更担忧的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
胡中藻这些反动诗文，我几年前就看到了，我以为，肯定会有深明大义的人站出来检举揭发，没想到啊，文武百官，竟无一个是男儿！可见朋党现象已相习成风，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至此，乾隆亲自发动胡中藻案的动机，已昭然天下，就是学他爹雍正当年借查嗣庭案剑指权臣隆科多，打击朋党，加强集权。
为了将此案办成铁案，乾隆不惜动用陕甘总督、江西巡抚、直隶总督、湖南巡抚等封疆大吏亲自挂牌督办，务必将所有涉案人员一网打尽。
而这些奴才当然也不敢怠慢，立刻放下手头所有跟国计民生有关的事，集中精力办好皇帝交代的头等大事，该抄的抄，该查的查，该抓的抓，为胡中藻诗集作序的侍郎张泰开，跟胡中藻写诗唱和的甘肃巡抚鄂昌（鄂尔泰侄子、曾任广西巡抚）等，纷纷落网，受株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一时之间，近半个中国腥风血雨。
结案时，乾隆还要展示其“宽宏大量”的一面，在诸大臣揣摩上意奏请将胡中藻凌迟处死时，先是肯定所奏合乎程序正义，但“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核定胡中藻等罪名旨》）。
肆市，即弃市，就是在闹市区公开斩首，暴尸示众（肆的本义是摆设、陈列，“放肆”一词原来就是指斩首示众）。其目的，就是警示世人，看谁还敢叽叽歪歪。
杀了鸡，还怕猴不明白，乾隆最后再次向众大臣“交心”：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此处应该有掌声），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比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
择要说，胡中藻罪大恶极，根在鄂尔泰，如果不是他老是点赞胡中藻那些扯淡诗文，胡也不会这样越来越肆无忌惮；同理，张廷玉及其门人，也不是什么好鸟。这两个野心家阴谋家，若不是碰到我们父子两代英明君主，他们还不反了天？
归根到底一句话，要肃清鄂、张两党流毒。
胡中藻斩了，家也抄了，为他诗集作序的侍郎张泰开，因与朋党之争无关，“仍在尚书房行走赎罪”；鄂尔泰的侄子鄂昌，“负恩党逆，罪当肆市。但尚能知罪……从宽”。
怎么个“从宽”法？
赐自尽。
至于首恶鄂尔泰，虽然死了，仍“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相当于追加一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么一来，整个鄂党也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张廷玉呢？乾隆发动胡中藻案时他还在世，案发一个月后他就病逝了，也不知道真是病，还是吓死的。
从二月二十一日卫哲治奉密旨搜集胡中藻罪证，至四月十一日胡中藻人头落地，只一个多月时间，从重从快不用说，这时候案子该结了吧？
早着呢。文字狱档中，该案后续奏折、谕旨，一直延伸到当年十月。
因为乾隆意犹未尽，或者说不放心，他还想知道，杀了胡中藻，到底还有没有“后来人”。
朝廷之上，群臣当然是唯唯诺诺，但那些藏在奴颜婢膝后面的真实想法，让人捉摸不透。怎么办？想真正了解，就得靠钓鱼和告密了。
最典型的，便是富勒浑奉旨钓鱼梁诗正。
富勒浑，正蓝旗人，举人出身的内阁中书（约等于中办秘书），胡中藻案后补授浙江按察使（约等于省政法委书记）。
梁诗正，雍正探花出身，乾隆朝官至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张廷玉门生，所以在朋党之争中，自然属于张党。乾隆十年，梁还曾经跟张廷玉一起奉旨编修诗集《皇清文颖》，结果因为错别字太多，被乾隆下旨“交部议处”。
乾隆十七年，在张廷玉乞休两年之后，梁诗正也以父老为由乞归杭州。
也就是说，早在胡中藻案发前三年，梁就已卸任了。但乾隆一直怀疑，梁诗正跟他恩师张廷玉一样，“终养非其本意”，“在籍谅有怨言”。
有官不做，情愿回家奉养父亲？蒙谁呢，他在老家肯定对朝廷有怨言。
这想法困扰乾隆很久了，如果能抓到梁诗正有“怨言”的实锤，那么，屠刀也就可以挥向张廷玉门人了。
这一次，让富勒浑补授浙江按祭使，就是一个绝佳机会。一来，富勒浑是根正苗红的自家人，靠得住，再加上“天恩浩荡”，他自然会死心踏地为我办事；二来，富勒浑在刑部时曾是梁诗正的部下，与梁有旧属之谊，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去钓鱼。
于是，在富勒浑赴任前，乾隆又密谕他，到杭州后，对梁诗正“留心体探，不必谘访，遇便据实奏闻”。
主子话只说三分，奴才事要办十足。一到杭州，富勒浑便以旧属之名，“亲往拜谒”梁诗正。按富的奏折，第一次，梁诗正“以奴才为满州世仆而又屡蒙恩用，初到浙江，一时难以深信，是以语言避忌”。（《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下同）
交浅言深，官场大忌，梁又不傻。
富勒浑不死心，半个月后，听说梁诗正患耳疾，再次以探病为名登门。这一次，梁“渐觉亲近”，敢聊一些敏感话题了。
当时，朝野间的热搜，当然是胡中藻案，言谈之间，富勒浑自然就往这上面引。梁诗正是这么说的：“胡中藻狂悖丧心理应寸磔，鄂昌历任封疆，见此逆诗尚为赞赏，亦法所难容，乃竟从轻办理，仰见圣主法外之仁。”
胡、鄂罪该万死，圣主宽宏大量。
大概因为警惕性放松了一点，他也抛出些私人教训：“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
谈胡中藻案，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谈避祸之道，虽有交心之言，也只得谨慎二字，滴水不漏。富勒浑知道，仅有这些是不够的，非挖出梁对今上的“怨言”不可。
不久，值杨梅新熟，富勒浑先派人给梁诗正送去二篓。礼尚往来，身为书法家的梁诗正，“即以单条一副、字对一联回送”。梁之前跟富说过，他对“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这次的回礼居然是书法作品，说明他对富勒浑戒心已大减。于是，富趁热打铁，再送“鲜荔枝一盘”。果然，“伊次日即来看望，察其动作渐次熟识”。
一来一往，事情就好办了。过两天，富勒浑又以回拜为名，第三次登门拜访。
这一次，梁诗正果然对富勒浑全无戒心，一开始就说他接到在京儿子的信，信里说乾隆已定于明春南巡。
对外人谈家书，且内容涉及皇帝南巡日期，这是官场大忌，在富勒浑看来，梁已完全放松，于是，再次以胡中藻案进行钓鱼。
果然，梁诗正将自己在官场上的避祸秘笈和盘托出：“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向在内廷之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得到这点干货，富勒浑嫌不够，“奴才又以言探试，伊别无他说”。
最后，富勒浑将他对梁诗正的看法做了小结：
查梁诗正历任多年，随侍内廷最久，其平日之小心防范，惟恐遗迹招尤，已非一日，而与人交接言谈自必随时检点，况伊现虽在籍常询国事，看其光景宦情甚热，尚望速邀恩宠，再列朝班，是以举止语言无不慎密，即有怨怀断不敢遽为吐露，除奴才另为设法探听，候获有实情再行具奏外。
富勒浑眼里，梁诗正不甘寂寞，还想重新做官，就算真有怨怀，目前肯定不会透露，等我再设法探听，有消息再上奏。
得到这一情报，乾隆算是满意了，批：“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
在乾隆看来，梁诗正是真怕了，怕到“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怕到“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这就够了，他要的就是这样人人自危的效果。
富勒浑的奏折寥寥数语，轻描淡写，两百多年后读来，却依然让人毛骨悚然。小心谨慎如梁诗正，至死也想不到这位对自己殷勤有加、极尽亲近的前下属，竟是皇帝派来钓鱼的，推心置腹之间，一句不慎，人头落地都算轻的。
几年前看台湾作家王鼎钧的自传体四部曲，里面提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系统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在基层工人和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这些“眼线”甚至还会通过主动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以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
王鼎钧说，19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不少作家，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当然，这边也不遑多让，几乎就在同时，章伯钧身边的冯亦代、聂绀弩身边的黄苗子、胡风身边的舒芜……这些“知心朋友”们，无不在干着跟富勒浑一样的勾当。
最近看《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匈牙利秘密警察为了监控记者马尔顿夫妇，编织了让人咋舌的一张告密网，告密者包括马尔顿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甚至狱友等，“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位给马尔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间谍，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年份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司百’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掌权者眼里，监控一个不听话的人，找他身边的人当告密者是效率最高的，比电影《窃听风暴》那种通过仪器监控更有效。
因为，人在机器面前会说谎，在难得的知己面前，总是很容易就敞开心扉。
所以，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