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要在外面抽一支烟。对那个房子来说，有妻子、孩子、狗子，刚刚好。而我就像是提款机，负责把钱带回家就可以了，家里没有容纳我的地方，在门外刚刚好。”
去医院看孟哥的时候，孟哥并不虚弱，但脸色却不太好，哭丧着跟我说：“做个肠镜，花了1万6。”
我笑了：“谁让你来莆田系医院做肠镜来着？快40的人了，一点社会基本常识没有？”
孟哥是我们班26个人中唯一一个在船上坚持下来并混到船长的人。他从2006年毕业至今，在海员这个行业中一路摸爬滚打，年收入税后也有40万了，算上公积金，在大连这样一座城市，绝对是中等偏上收入。可是他没房，没车，也没存款。
“现在感觉家里的狗子、孩子、妻子，跟我也没多大关系似的。”躺在病床上的孟哥说起自己的人生，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
孟哥常常觉得，自己能够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来到城市读大学，就跟偷来的人生似的。当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报考了海事大学的航海学院，主要是相中了这里一年1500元的低廉学费——即便如此，他那时也拿不出来。
报道那天，孟哥和一众交不起学费的新生们围在辅导员身边，辅导员一手摸着后脑勺，皱眉沉默，良久憋出一句话：“X！咱们学院的都这么穷吗？”
自然，贷款利息低的国家助学贷款成为了这帮穷学生们的首选。只是狼多肉少，大家为抢占名额，纷纷开始准备材料。办理助学贷款的程序、具体需要的资料，都是辅导员根据校方要求传达给各班班长，再由班长通知需要办理的同学。于是，若是班长这个上传下达的角色有了“私心”，事情就微妙了。
跟其他几位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比起来，班长跟孟哥的材料最为接近——换句话说，班长和孟哥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拿到贷款。所以，当孟哥以为材料都交齐时，班长就突然告知他：“老孟，学校还需要一个村委会盖了公章的、能够证明你们家里穷得拿不起学费的公函，2小时后就截止提交了，你能拿到吗？”
孟哥回老家，需要先乘坐4个小时的火车，再辗转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往返的路途加起来至少要一整天。这情况，收发大家资料的班长自然清楚。
孟哥闷声闷气地问班长：“辅导员什么时候通知的这事？我家里那么远，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拿到公函。”
大家都知道班长这是故意使绊子，可孟哥并没跟班长起任何争执，只是自认倒霉。助学贷款顺理成章地被班长拿走了，孟哥只得在老家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大学期间只能拼命打工赚钱生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凡事都看得明白透彻，却从不想改变什么。好的事情享受着，不好的就自己忍着。
身上背着债的人，自然不可能有太多选择，2006年本科毕业，为了尽早工作还钱，孟哥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机会，一门心思往船务公司钻。
“双（向）选（择）会”上，当其他学院的毕业生低三下四、看着HR的眼色为现实谋杀理想时，船务公司的职员们却都轻轻敲着航海学院寝室的门，赔着笑脸说：“同学，还有想签我们公司的没有？”
航海专业苦，从入校时大家心中就有数。当孟哥和我聊起毕业去向，我直言自己不想跑船，“太辛苦了。听说我们的专业报考海事局的竞争小，我想试试。”没有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的孟哥，对自己在公务员系统中的升职空间和收入水平并没有信心，而是当即决定：“我要上船，而且要干到船长。”
很快，他就签了一家国际知名、主营危险品运输的大公司，一签就是终身协议。他的想法很简单：危险品船员的工资水平要高于一般船舶船员，刚毕业的水手，一个月到手工资也有800到900美金。如此，可以多赚点钱好还债。
当时班里也有同学跟航海公司签“双选协议”，签5年的居多。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跑几年船，攒点钱后，到陆地上做点小买卖、考个公务员。很少有人像孟哥这样，一毕业就希望坚持跑船到船长的。
彼时，中国航运市场的行情跟当时的GDP一样节节攀高，为了加强国际航运竞争力，对高级船员需求量巨大。尽管如此，对船员的选拔制度依旧极其严格，即便是我们这样全国一流的航海学府，能够取得高级船员证书的学生也并非百分之百。
大家都觉得孟哥傻：“有高级海员证书，哪个世界一流船务公司不能进？马士基不好去达飞，达飞不好去中远，反正都是跨国航运集团，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编者注：A.P.穆勒-马士基集团，常简称为“马士基”，是一个总部设于丹麦哥本哈根、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集团。其以集装箱运输、离岸石油开采和运输作为主要的业务核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运经营者及集装箱船供应商；达飞海运集团是世界上第三大集装箱运输公司，总部位于法国马赛；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简称“中远”或COSCO，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航运企业，53家由中央直管的特大型国企之一，全球大型海洋运输公司之一，2016年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组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孟哥却一本正经地说：“用终生协议表个态，希望公司快点让我升职，赶紧赚钱还债是正经。”
那时，孟哥已与人文学院小青谈了两年恋爱，这着实让我们一众单身4年的和尚百般羡慕。毕业没多久，两人就领了证。
人文学院毕业后就业形势不好，小青找工作屡屡受挫。仗着孟哥工资还不错，小青便先在家待岗。孟哥对此也不甚在意，说只要小青开心就好：“我这辈子没什么大理想，就想着有一个房子，养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一个狗子。”
船员有一个世界通用的晋升体系，像孟哥这样，从大学毕业进入船务公司后，还是要先从水手做起，然后一步步晋升到三副、二副、大副，直到船长。晋升时间的长短因公司和航运市场而异，有的十一二年能干到船长，有的就得熬到十五六年甚至更长——但只要不怕苦，坚持干下去，还是有盼头的。
而且，“官升一级”工资基本都会翻倍，若是30来岁当上了船长，一年工作六七个月，年薪几十万，日子必然会过得不错。
所以，孟哥一上船便干劲十足。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比别人干得多，孟哥一心想早日晋升到三副——只有晋升到这个级别，才算得上是甲板部的管理级船员。
孟哥是有“高级船员证书”的，在正常市场行情下，两年后就会自动从水手升任三副。然而天不遂人愿，2008年，一场经济危机打乱了行情，很多小船务公司纷纷倒闭，孟哥所在的大公司业务量也急剧减少，大批船员无船可上——那时，在陆地休假，就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收入。
这一年初始，公司没有委派给孟哥任何任务，一直让他“等通知”。不但不发工资，反倒要向公司缴纳一笔五险一金的费用。因为需要随时等待公司召唤，也不能随意从事兼职赚钱，孟哥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僵局。
可他还是闷着不管，既不主动联系公司要求上船，也不旁敲侧击地打听市场行情寻找跳槽机会。好多同公司的同事都在提醒他：船员管理公司的船员调配部门，是决定船员能不能上船工作的咽喉部门，要想上船，这些部门的人是需要“打点”的。孟哥也不傻，但是要他去给人请客送礼，就好像大姑娘怀娃——实在见不得人。
小青一直没出去工作，孟哥没了收入后，两人便坐吃山空了小半年。小青觉得把孟哥送上船赚钱比自己出外养家靠谱，便开始积极请客送礼，“那不是送礼，那叫做‘沟通’。礼是沟通的桥梁，它连着你和船员调配的人呢。”小青买了两瓶五粮液、两条中华烟，让孟哥去管调配的家里。
收礼、办事，没出一个月，孟哥终于以三副的身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三副是船员收入“上行”的开始，孟哥这一次上船，每个月工资从6千涨到1万多。但工资的上涨也不代表业务能力突出——毕竟，海员这种工作，尤其是管理级船员，经验积累最重要。
按照分工，大副负责甲板部的日常工作，是甲板部的“老大”，除船长以外的甲板部兄弟们都归大副统一管理；二副负责航线设计；三副负责救生设备的保养维护。管理级船员在不同时间段都要驾驶船舶航行，所以船长、大副其实对孟哥这个新晋三副的工作是不放心的——茫茫大海，一个年轻三副第一次驾驶船舶，一旦发生事故，所有人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船长、大副对孟哥的“不放心”，直接演变成了水手们对孟哥的“不上心”。对于保养甲板、敲锈这种甲板部的日常工作，孟哥在布置完后，水手们执行起来总是大打折扣——尤其是那些年长的、迟迟考不下“高级海员证”、却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长们，对新晋三副命令更是应付了事。而所有的后果，都需要孟哥负责。
人在船上常年处于同一个封闭环境中，往往会变得敏感，爱钻牛角尖。
在好莱坞大片《怒海争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年轻三副，因为总被水手不断鄙视，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错误，最后忍受不了压力跳海自杀。有人认为是这个三副自己太脆弱、不够坚强，可只有真正常年待在船上的人才明白，海上工作中的压抑、自我怀疑与否定，若是无处发泄，时间长了人就会“变态”。
孟哥的第一次人身事故，就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当时船靠泊在澳大利亚港口，由于码头设计缺陷，船舶待在码头时上下起伏特别严重。系泊缆绳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反反复复，随时都有崩断的危险：一旦缆绳崩断，船舶就会不受控制地撞击码头，酿成重大事故。
船长坐镇驾驶室，要求孟哥带着3个水手去船尾“加固缆绳”——也就是在船尾现有6根缆绳的基础上，再增加1根缆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那6根缆绳若是有崩断的，但凡绳头有一点点扫到在作业人员身上，重大伤亡事故就不可避免——形象点说，打到头上，头打烂；打到腰上，高位截瘫。
孟哥作为三副，本应该站在船尾指挥水手们系泊新缆，但是水手们并不完全遵照孟哥的指令行事，导致新的缆绳迟迟不能系泊在大船的系缆桩上。船长在驾驶室里怒不可遏，水手不停埋怨孟哥指挥不当，看着大船上下剧烈起伏的危险状态，孟哥终于被逼急了，大骂水手，水手上手就将孟哥推到缆绳近前。
也就在这一刻，有根尾缆正好被崩断了，断缆绳处的一个细丝若有若无地扫向孟哥的口腔，两颗门牙瞬间粉碎，“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就觉得嘴里凉了一下，牙就没有了。”孟哥事后说。
因为感觉不到疼痛，孟哥还是坚持把备用缆绳系妥后，才想起牙需要处理一下。读书时，他总是说“男子汉打落牙齿和血吞”，没想到此刻竟一语成谶。
下船那天，从香港回家的路上，他给小青买了最新款iPhone。他知道小青喜欢金货，又买了金耳环、金项链，还给在农村的父母带了“人头马”。可他自己却舍不得给买哪怕一件T恤——这也是大部分船员的状态，用血汗换回来的钱，对自己能省则省，对于亲人却毫不吝啬。
看着满满一行李箱的礼物，孟哥跟同行的船员说，要悄悄回去，给老婆一个惊喜。对方则回了他一句海员常说的笑话：“还是提前通知一下媳妇自己回家的时间，最好不要给媳妇一个惊喜；否则，媳妇多半会给你一个惊喜。”
当孟哥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打开房门，打眼就看到小青跟一个陌生男人坐在沙发上，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什么。在平息了看到丈夫的意外情绪后，小青大大方方地向孟哥介绍：“这是小马，我的同事。”
原来，孟哥在海上时，小青认识了卖保险的小马。卖保险就是拉人头的行业，小青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小马的下线：一个保险业务员，美其名曰“干上了金融行业”。
那时候孟哥还年轻，并没有怀疑小青对自己的感情，觉得妻子找个工作也好，就当打发时间了。
孟哥带回来15万现金，没多想，便把钱全部转给了小青，自己一分都没留。在家休了一个半月假后，孟哥跟小青说，现在的房子一天一个价，怕是还要涨，“我们拿这15万付个首付买房子吧”。
孟哥问还剩多少就交多少做首付，“剩下的我再上船赚”。
原来小青入职保险公司后，业绩并不理想。同学们都是刚刚工作没有积蓄，亲戚们见到卖保险的好像见到福寿膏（鸦片）一样躲得远远的。为了冲业绩，小青用孟哥的钱给自己和孟哥买了好多“人生保障”。
孟哥说他当时就感觉脑门子疼，却并没有苛责小青。毕竟她也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着想。再者，孟哥总觉得亏欠小青，自己常年在海上工作，家里家外的都是小青一个人张罗，“（有时）半夜门板响了，她一夜都不敢合眼，她愿意怎样，就由着她吧”。
没有钱就没有生活，休假不到2个月，孟哥又上船赚钱去了。
孟哥荣升二副时，时间已是2012年，此时他和小青的孩子还不到1岁。
在船上，三副负责的航行时间段是“8到12”，也就是每天上午8点到中午12点、晚上8点到半夜0点，需要在驾驶室负责船舶驾驶。而二副的工作时间是“0到4”，也就是每天的凌晨0点到早上4点、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显然，二副的工作时间是反人类的。一般人做到二副的时候，要么忍受不了辛苦，下船另谋出路，要么寄希望于迅速升职到大副，这样不仅工作时间可以正常化，还可以升职加薪成为甲板部一把手。有终身协议在身的孟哥，当然是选择后者，身为新晋奶爸，他工作又有了干劲——直到他们的船上换了一名船长。
船长分为普通船长和高级船长。考上海事局颁发的船长证，是普通船长；3年后可以参评交通部的高级船长评审，过了才是高级船长——这在国内是副高级职称，也是中国航海界能够拿到的最高职称了。
新任船长便是位高级船长，因为接下来要跑美国航线，船长要应付各项港口国和码头货方检查，对英语水平和业务要求都很高。
起初，孟哥及全船兄弟对新船长期待很高，可惜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往往和技术能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大家很快发现，新船长最大的问题是“不管下属死活”。
几百年前，船长之所以被船员称作“上帝”，且在船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为通信设备不发达，船只能否顺利航行，完全依靠船长的个人航海技术水平。但随着通信技术不断发展，如今的船长可以随时跟陆地调度进行电话、邮件通讯，船长对自己的判断有怀疑时，可以随时跟陆地联系获取帮助，尤其是遇到恶劣气象时，可以有岸基的气象导航帮助船长选择合适的航线。
但技术带来的“安全保障”，也让船长的权力不断被资本的力量削减。很多时候，为了完成货主、船东的要求，船长不得不牺牲船员利益甚至是安全。比如某年在日本沉没的一条散货船，表面上看是船受到台风的影响，可是如果让船长撇开经济利益关系，相信他一定会选择远离台风区域的避风港抛锚避风，而不是前往位于台风区域的日本锚地抛锚“抗台”——这大概率是货主船东为了追求更快的船期，让船只去冒险。
这种情况下，如果船长为了个人利益向领导示好而不顾整船兄弟死活，那么船员的日子就会暗无天日。
孟哥同新船长的第一次冲突，是在新加坡向美国航行过程中遇到的。
8月份的新加坡炎热异常。甲板上扔一个鸡蛋，放点油，十几秒就能变成煎蛋。对于工作了一天的海员来说，能够洗澡是一件大事。偏偏这时，船上的海水淡化设备发生故障，机舱在检查后得出结论，必须“上配件”才能修好海水淡化设备。
通常情况下，这只需要船长向公司提出申请，公司海务委派当地代理购买配件送上船进行修缮即可。可是在新加坡上配件，要比国内购买配件价格略高，新任船长为了向公司证明自己管理船舶后船上“节流”明显，竟然没有向公司申请配件，反倒让“大家忍忍就过去了”。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新加坡上配件尚且嫌贵，去了美国岂不是更贵？船员们怨气冲天：“船长为了自己在公司方面有好的表现，至少两个月内都不打算让我们洗澡了？”
大家私下里都把船长叫“黄世仁”，孟哥虽然也有怨气，但是想着自己是高级船员的身份，说话还是得克制，而且，他想要升大副，还需要船长的推荐信。一般来说，只要二副工作期间没有大的问题，船长都乐意做个顺水人情，给公司写个推荐信。孟哥此前也曾向船长提过，希望能够获得推荐信，船长当时答应得很痛快。
然而有一天，孟哥上驾驶室的时候，偷听到大副跟船长的一段对话：
“船长，老二（船长把三副叫做老三，二副叫老二）上次说的推荐信的事情，要不要跟我今天的邮件一起发给公司？”
大副没敢多说什么，倒是躲在一旁的孟哥听了个全乎，气不打一处来：即便不愿意劳心费神地给我推荐信，说话也未免太不客气了。
等行到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之前，船长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船上不允许私分伙食费。
私分伙食费一直是国内海员收入的灰色地带——通常，船员每天的伙食费用是8美金，1个月就有240美金左右——有的航运公司每个月给一个船员只花100美金的伙食费，剩下的140美金会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到船员手里。这就相当于每个船员每个月多赚了1000多元人民币。
船长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都有意见，只是敢怒不敢言。特别是一心想着赚钱买房的孟哥，1个月1000元钱，对他并不是小数目。
没过太久，大台（船上服务员）给船长打扫房间时发现了一个秘密：船长有一个账本，里面记录了船上进伙食的费用和供应商给船长的返点——换句话说，船长是用大家的伙食费肥了自己腰包。
大台把这事跟孟哥说了，孟哥愤怒异常，拉了几个比较熟悉的同事一说，大家纷纷表示“这活不能干了”。几个人要求孟哥带头罢工，孟哥脑子一热，真就带着大家研究起来。
彼时的孟哥跟刚毕业时已不一样了，他有人缘、有技术，在水手们心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当天，船就停在了印度洋上，不下锚固定船位，也不继续前进。船长发现问题不对，却找不到人干活，手下只有一个大副没有罢工，可是大副也左右摇摆，不能成事。孟哥作为代表向船长逼宫，向公司发邮件：“要么换全船船员，要么换船长。”
公司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船上这边却热闹起来。船长指责孟哥带头罢工损害了公司利益，孟哥一边据理力争，一边阻止低级船员武力伤害船长。
大洋里发生武斗，是一件异常可怕的事情。茫茫大海，武斗的两人如果打红了眼，随时都可能把对方扔下海，上哪儿救？2008年，我们一个同届的同学外派中跟菲律宾船员吵架，当晚就消失不见了，是生是死，至今未知。
孟哥怕事情闹大，跟大厨商量，把厨房里的刀叉统统扔进了大海，又让水手长把干活用的板子斧子锁进库房，苦苦等着公司的回音。
公司很快就妥协了——毕竟换一个船长的代价远远小于换一船船员。
这是孟哥航海生涯中的一场硬仗，再次下船休假的时候，孟哥一到家就付了首付，贷款买了一套35平的小公寓。
这是孟哥人生的巅峰——房子，妻子，他已经实现了两样；但这也是孟哥人生的低谷——因为小青有点“看不起他”了。
小青对孟哥的归家并未表现得怎么热情，反而张口闭口都是小马：小马爸爸是村长，你知道村长都是有钱人，不像你，爹妈穷得连一年1500的学费都拿不出来；小马认识的客户有一次买了10万元的保险，那一单他光提成就有2万多，不像你，活多钱少不着家；小马虽然学历不高，却是“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不像你，闷葫芦一个……
为此两个人开始频繁吵架，待孟哥再次出海回家时，小青抱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向孟哥提出了离婚，离婚的理由之一让孟哥痛苦万分：“你抱抱孩子，看她认不认你这个爸爸？”
孩子在孟哥怀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并不知道抱她的这个人是自己的亲爹，也不知道自己吃的喝的都是爸爸在海上一滴汗一滴血换回来的。对于孩子而言，这就是一个陌生人。
眼见这段少有的校园恋情典范就要破灭，我们一帮同学都觉得可惜。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还找到小青，看她是否能回心转意。小青并不想多聊，只在我们问她，怎么舍得放弃那么多年的感情时说：“有多少爱情能够经得住长年累月的分离呢？”
离婚的程序异常简单。孟哥净身出户，房子、孩子、款子都留给小青，每个月的房贷也是孟哥还，另外还有孩子的抚养费——妻子虽然不是自己的了，孩子是有血缘在的。
离婚不到半年，还在船上的孟哥接到讯息，小青跟小马结婚了。小马嫌住在孟哥买的房子里“闹心”，小青就希望孟哥把房子买走，以便他们付新房子的首付。孟哥休假后第一时间把房款打到了小青账户里。
小青收到房款后说，她不打算让孟哥跟孩子再有什么接触了，“孩子已经把小马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希望你再介入我们的生活。另外，孩子要改姓，姓马，不是孟。”孟哥一时间目瞪口呆。
这种要求当然不能同意，改姓需要孟哥到派出所协助小青办理，没有孟哥的签字不能成行。小青却早有办法：“你不帮我改姓，我就不帮你过户房子。”就这样僵持了两三年，孟哥始终没有看到过孩子，小青始终没有把房子过户给孟哥。
没有了家庭牵挂的孟哥，上船工作的时间越发久了。到了2015年，他终于拿到了大副证书，成为了甲板部的老大。
能够熬到大副的人本来就少，尤其是像孟哥这样从事危险品运输船舶的大副，从业人数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因此他倍受公司重视，收入也相当可观了。
跟孟哥比，进了海事系统的公务员同学们多少就都有些惨淡了。30多岁的年龄，大多还是科员，仕途升迁已然无望了，借用一个海事局同学的话说，“我这辈子能够赚到的钱，今天就能算出来了”。一起聚会时，大家纷纷羡慕起孟哥来，说“还是老孟当初的选择对啊”。孟哥这时就不说话，只喝酒，抢着付账。
也就是在2015年，孟哥在海员之家网站的论坛上认识了小菊。在一个大部分女性都是已婚“海嫂”的网站上，单身又对海员有着强烈好感的小菊很快就引起了孟哥的注意。两人从论坛交流发展到线下见面，从约饭局到一起外出旅游，终于在一个夜晚睡在了同一张床上。这个夜晚之后，过了两个月，孟哥跟我们这些兄弟们宣布：他又要结婚了，因为小菊怀孕了。
住在小青房子里的小菊，对这个产权问题不清楚的房子并不满意，可是卖又不能卖，租又不能租。孩子出生后，孟哥又开始了不断上船赚奶粉钱的生活，两人总是聚少离多。小菊一个人在家做全职太太，照看宝宝，按部就班地生活。
小菊说家里有狗子的宝宝不容易得咽炎，于是孟哥理想的生活——房子、妻子、孩子、狗子，总算是齐了。
有爱情的生活到孩子上幼儿园后戛然而止。白天不需要照看宝宝的小菊，没事的时候喜欢到美容院“做脸”。好在孟哥收入也逐年攀升，2018年年初，他初任船长，三四十万的年收入，完全可以支撑小菊日常的生活。
只是美容院里的女人，大多有钱有闲。有钱，意味着攀比；有闲，就要碎嘴。渐渐地，小菊开始感慨有钱人的生活真好。而她的心病，仍旧在于已经高攀不起的房价和自己住的这处狭窄灰暗、产权不明的公寓。
小菊常常对孟哥说：“你前妻跟你离婚，总算有一套房子；咱俩要是离了，我只有一个孩子。”
孟哥知道，这套房子的产权证还在小青手里，没有小青配合过户，孟哥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拥有房子产权的。而他最闹心的，还是自己和小菊的孩子。
常年在海上赚钱养家，孟哥错过了孩子的几乎所有成长期，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跑着扑向爸爸的时候，孟哥就总是感慨孩子对自己的“客气”。约我喝酒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调侃自己：“我感觉我姑娘就差叫我孟叔叔了。”
我只能安慰他：“至少你实现了你的人生理想：房子、妻子、孩子、狗子。”
“每次回到家，我都要在外面抽一支烟。对那个房子来说，有妻子、孩子、狗子，刚刚好；而我就像是提款机，负责把钱带回家就可以了，家里没有容纳我的地方，在门外刚刚好。”
2019年初，孟哥准备再次出海。临行前，我们俩喝酒为他送行，一盘花生米，从中午喝到半夜。
酒后接连几天，孟哥都觉得肚子疼。终于有一天他疼得受不了，觉得应该在出海前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免得在茫茫大海上干忍着。去医院，医生给他预约了肠镜检查，临走时，大夫特别关照了一下：“需要家属陪同。”
做肠镜的那天早上，孟哥叫醒了小菊说：“今天检查肠镜，大夫说需要家属陪同。”
“不就是一个检查吗？要什么家属？我今天约好了去美容院做脸，你还是自己去吧。放心吧，你这个年纪，不会有事情的。”小菊这么回他。
孟哥本来约的是去公立医院做肠镜，可是患者太多，考虑到下午4点半还要接孩子放学，他转念去了一家私立医院。常年在海上漂泊，孟哥对社会上很多事都不甚了解。他去的那家私立医院，看起来高端，其实并不正规——公立医院一次肠镜检查需要2000多元而且需要预约，而这家医院表示当场就能安排肠镜检查，费用600元。
孟哥吃了泻药，自己走进检查室。护士问家属在哪。孟哥就说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下午还要接孩子，就不打麻药了。
检查期间，大夫说：“你这个有息肉啊，要不要切掉？切除的话需要加价，1万6。另外，你的家属在哪里？切除息肉属于手术范畴，需要家属签字确认。”孟哥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宰了，可是他是一个人孤单单地来医院，不认栽又能怎么样呢？孟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觉自己那么无助。
躺在手术台上，他感觉自己特别需要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站在手术室外面等着他，能够在同意切除息肉的知情书上签字，或者愤怒地告诉私立医院的大夫：“我们不切了回家……”
“希望能有个人，能在我推出手术室时嘘寒问暖一把。”
等我接到他的信息，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休息了好一会儿了，正等着下午4点半去接孩子。
看见我进门，他苦笑了：“长这么大，第一次给自己花这么大一笔钱。”
继而，他痛哭流涕，嘴里念叨着，“这钱花得真他妈冤。”
我拍拍他的肩膀，想这哭声，怕不是心疼花了冤枉钱吧。
===========================================================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回首这6年，我见证了电视购物的光彩和辉煌，也看到它一蹶不振的衰败态势，在这背后，一群媒体人想尽了法子，各种折腾，收获到的却是各奔前程的无奈。
曾几何时，广电人是社会的骄子，是父母长辈眼中的精英，是各大名校毕业生的热门选择，在网络电商还未奔跑发力之前，有广电背景的电视购物占据了零售市场的半壁江山。
眼下，这一切却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出逃的媒体人更是比比皆是。
2012年秋，我26岁，刚从广告公司离职。因缘巧合，找到了一家电视购物的企划岗工作。
面试定在下午3点，我如约到达电视台。整个会客厅闹哄哄的，每个洽谈间都挤满了人，三五一桌，各自大声交流着，场面好不热闹。有些人和我一样，身上挂着临时通行证，身旁摆着服装、食品、小电器等物件，还有一些身材高挑、打扮靓丽的美女。
看到我疑惑的样子，HR傅哥笑着告诉我，这是每周固定的制播会，商品部人员会组织导演、购物专家、供应商、厂家代表一起过来开会，商量节目形式及前期准备等事宜。而那些打扮靓丽的美女，便是购物专家，也就是电视屏幕上的节目主持人。
傅哥看过我的作品后，说这个岗位需要一个文案功底比较强的人，觉得我比较适合，就又带我去见主管部门负责人。领导和我交流了不多一会儿，便让我回去等通知。第二天，我收到offer，正式入职这家电视购物频道。
说起电视购物，很多人都很排斥，因为脑袋里总会闪现出电视屏幕上一些卖酒、卖药的节目。其实，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电视购物，不过是商家买了电视台的广告时段，电视台只负责播放广告。
正规的电视购物，是广电机构自己组建的全资子公司，有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运营牌照，拥有自己频道信号的电视台。原则上来说，每个省只能有一家电视购物频道。迄今为止，全国也只颁发了34块电视购物运营牌照，我们频道就是其中之一。
电视购物频道有独立的一套运营流程，从商品的开发到采购，从节目的制作到服务配送，所有流程都是自己完成，全过程都在公司监管之下，所以，产品的质量可以保证。
我所在的行销企划部，工作主要涉及两块。第一块，负责整个频道的宣传，比如频道宣传片制作，我们不仅需要提供主题和文案，还需协助部门拍摄、制作，最后再由我们安排时间播出；第二块，策划相应的活动，譬如每逢节假日，为了配合销售部门提升业绩，我们就需要出一些大型策划的点子。
第一天上班，傅哥带我来到一个大办公室，“你们企划部要的人终于来了，贺经理，人就交给你啦。”
办公室十来号人，我所在的部门只占了一小块。贺经理将部门两个姑娘——慧姐和小雨子——介绍给我认识，并让小雨子带我熟悉下公司情况。
小雨子和我同龄，但我却像个小老弟一样跟在她后面，她带我到公司走了一圈，最后去了节目部的演播厅——这直接刷新了我对电视购物的固有认识。
我原以为，电视购物就是主持人以亢奋的精神状态对着镜头大声叫卖，没什么技术含量。
进入现场后，灯光照得舞台明晃晃的。一名男模正穿着一双男鞋站在一块布满尖钉的木板上，来回弯曲用力，轻微踩踏。镜头随后给到鞋底特写，竟然看不出一点被破坏的痕迹。旁边购物专家一套销售话术下来，有理有据，逻辑清晰，层层递进唤起受众的购买欲。
接下来是卖羽绒被，为了体现羽绒被的松软和弹力，工作人员将被子铺在一个鸡蛋上面。购物专家则轻轻站在被子上，最后将被子拉开，下面的鸡蛋完好无损。
小雨子嘻笑：“那当然，他们每天和商品打交道，都有熟悉的商品品类，自然也有一套烂熟于心的话术，这可是他们混饭吃的家伙嘛。”
这时也是电视购物的黄金时期，电视购物商品根本不愁卖。电视台本身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还能在节目里进行现场试验来展现商品特性，配合购物专家的话术引导，再利用一些优惠活动等，隔空打开观众的腰包不是难事。此外，当时智能手机还未完全普及，网购也仅仅是部分年轻人的活动，每天还是有大量的家庭主妇盯着电视机，她们喜欢这种直观简单的购物方式。
回来的路上，小雨子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岗位，招了几个月，一直没合适的人选，这下好了，我们部门的人终于齐了。”
小雨子摇了摇头，“人倒是有，只是领导都不满意，这个岗位就一直空着。”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暗暗觉得有些压力。
我们部门严格来说有6个人，抛开部门负责人贺经理，真正日常做事的也就是我、小雨子和慧姐3人。另外两人一个是网络小编，坐在网络运营那边，和我们部门的日常事务基本不搭边，另一个则是大领导的儿子，占个位置，偶尔才来一趟。
小雨子为人很机灵，频道开台起就在公司，熟悉多个业务部门的工作，和公司里面很多领导同事关系都很好。
慧姐略长我们几岁，性格老实，但脑子转得慢，写一个文案经常要憋很久。因为效率不高，经常加班到最后一个走。
而贺经理，据说我来之前，所有案子的稿子都是她亲自写。我来了之后，便是给我写的稿子提意见，不过都能提到点子上，我很佩服。不过，她也是当年就加入的，却是一副提不起干劲的样子。上班时间，贺经理几乎都在划水，不是追剧就是网购。下班就约人打麻将，拍一些开会的照片证明自己在加班。在这一点上，小雨子经常配合得很好，顺利帮她圆谎。
贺经理倒从来没找过我干这些事，好在我业务能力比小雨子和慧姐突出一点，稿子写得又好又快，用在销售宣传上效果很好。因此，她对我也算满意，对接部门也很满意。
我们频道体量较小，仅仅覆盖一个省。但一档节目40分钟，单价299-399的商品，我们可以卖个100多组。若逢各类节假日，销量会更好。
我入职不久，便碰上淘宝的双十一活动，虽然体量比不了近几年，但在当时同样开启了全民的消费热情。我们也适时设计了很多力度非常大的活动，好的商品闭着眼睛就可以卖出去，直播时，总会看到总导演在工作群说库存没了，直接转下一档商品。
因为销量有保证，商品部门成为公司最强势的部门，基本每一个品类，都会有几家不错的供应商竞标。每周一次的商品审议会，可以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9点。50多款商品，一个一个讨论定下来哪些能上、哪些不能上。紧接着第二天便是编排会议，确定下周具体上档的商品和时间。有些黄金档位，供应商想要拿到手，需要靠抢。
2013年频道周年庆的时候，我正在做一款不粘锅的预告，已经确定放在吃完饭的黄金时间。毕竟，一大家子吃饭，看到屏幕里色泽鲜艳的烹饪场景，再对比自己的餐桌，自然会对锅具产生兴趣。而正当我兴冲冲把这一系列宣传企划提交给贺经理，她却告诉我要换商品。
“乐扣乐扣保鲜盒，他们出了包档费，就要这个时间段。”贺经理无可奈何。
当时，以乐扣乐扣为代表的韩国流保鲜盒火遍电视购物圈，其以极佳的封闭性俘获了主妇们的心——不仅能存放一般食品，而且用来打包饭菜也不会有汤汁溢出。虽说一套十几个，价位在六七百元（比商场便宜一点），妈妈们仍然趋之如鹜。
因此，像保鲜盒这类预估一档节目就能卖出两三百组左右的产品供应商，便不会像其他供应商谈好销量提成后就等我们安排档位时间，而是额外花上几万元买下我们更多的档位，以求更多曝光量。毕竟他们知道自家产品销量好，算上这点档位费，他们也基本能稳赚不赔。
那时工作很累，也人很充实。我因为做事认真，慢慢地也受到了朱总的青睐。
我所在的办公室，统称为电视本部，里面又分了3个小部门，一个是我所在的行销企划部，负责公司活动和宣传，一个叫编排统筹部，负责节目的编排和上档，最后一个名叫视觉包装部，负责电视宣传片的拍摄与制作。这三个部门都归朱总管理。
2013年底，我们要提前策划春节前后的相关活动，项目进行得有序而紧张，而这时贺经理的父亲去世了，她得请一段长假。朱总平时看过我写的东西，也和我聊过一些工作上的想法，他决定把春节这两个月的工作内容，交由我来负责。
这意味着，企划部接下来的工作将由我主导，压力不小。好在我有之前广告公司的经验，在朱总的帮助下，经过几轮修改碰撞，成功将这两个月的策划给定了下来，然后开始按部就班地执行。
那段时间，我累得喘不过气来，文案一个接一个地写。电视节目里找不到人暖场，我便和导演商量自己穿着奇装异服上台炒气氛。节目部做不出的道具，我边托关系找外面的公司做……各种事情交织在一起，也让我频繁出入节目部和商品部，给人留下了好印象。
这期间，我接触了一些老会员，大多是一些家庭主妇或中老年人，有的会每天盯着电视，将各种生活所需都买回家里。有的下单则全凭“感觉”，比如购物专家是不是讨喜，客服人员语气是否亲切等等“人为因素”直接影响他们下单的决心。
我也感觉出这是我工作的另一层意义——对于某些人而言，我们更像是一扇明亮的窗。或许在某个冷清的客厅里，购物专家热情洋溢的声音可以为某个独居老人带去一丝暖意，电话里客服人员的亲切询问，可以让子女不在身边的他们，寻求到一丝慰藉。
那时，手机购物刚刚兴起，微信支付还未上线。我们频道风头正盛，2013年年度销量，取得了开台以来最好的业绩，全体员工的年终奖也是盆满钵满，而我也评选上了年度优秀员工，一时间风光无限，准备接下来大展拳脚好好干一番。
现在看来，这只是黄昏前的最后一抹光彩，之后，一切都变了。
2014年中旬，我渐渐感觉公司的气氛不如以前轻松愉快了，最明显的便是总经理开始频繁干预我们的企划工作。
我们的企划案，都是提前一个月确定好，然后以星期为单位执行。正常情况下是本周做下周的工作，就算临时有一些变化调整，也会给我们两三天时间做准备，现在却开始临时变更。
那天我正要下班离开，贺经理一脸严肃地从会议室出来：“你们三个，先别走，明天的东西要改。”
“明天的？”我忍不住道，“这个时间点了，还怎么改啊，再说，节目部那边都安排好了啊。”
贺经理摇了摇头：“必须改，节目部那边你们不用管，自会有领导出面，老板有新的点子，立马就要执行，你们赶紧改，我陪着你们，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下班。”
贺经理这么说了，我们也只好把确定好的东西推翻，全部重新撰写，到了晚上10点，发现一个我们改不了的地方，我小声对贺经理说：“这里，要视觉部门的同事才能改，怎么办？”
贺经理瞟了一眼，直接说：“我打电话给他们经理，让他叫人过来。”
我心知今天不做完肯定是回不了家的，只得不吭声加油干，过了半小时，看到视觉部门的同事一副臭脸进来，简单问了两句，再没说一句话，最后我们都是凌晨才回家。
随后，我便从贺经理口中得知，公司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完成销售任务了。难怪，总经理着急，每个月完不成任务，不能向集团交差。
那时，整个电视行业都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电视开机率越来越少——这直接影响我们的销售。我们办公区域挂了几台电视，播放我们自己频道和竞争频道的内容，除此之外，大家回家几乎没人开过电视，年轻人的生活都被电脑和手机占据着。剩下看电视的，都是一些中老年群体，而这时，我们妈妈辈的也都开始刷智能手机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直播，也从全天满档直播，调整成了上午偶尔有直播，固定直播只留了晚上的时段。以前一档节目随随便便就卖一两百组，现在能卖50组就不错了，从成本考虑，这种销量也支撑不起这么多的直播。
很多老同事也开始感叹，为什么我们的商品就卖不出去了呢？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虽然也有自己的网购平台，但人才和精力有限，只能作为电视渠道以外的辅助渠道使用，无法起到太多的作用。
偶尔有卖得好的商品，又经常拿不到货——供应商早已把货源分给那些卖得好的频道了。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是卖不出去，越是找不到好的供应商。我们只好用低价商品吸引消费者，目标用户也从中端群体彻底变成了低消费群体。
我还记得，那时公司还特意开了批评会，把每个部门都狠狠批了一顿。然而亏损的势头一出现，就再也难以抑制，连续几个月都是如此，公司领导层变得焦虑起来。最让大家人心惶惶的，便是商品运营部的掌舵人唐总离职了。
商品部是公司核心的部门，负责运营整个商品的开发及采购，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唐总开台即在这边，为公司积累了诸多的供应商资源。他这一走，对公司士气打击也极大。
“他的位置，朱总来代替。朱总往后两边都管。”小雨子如是说道。
我心中有些不安，不清楚商品部失去唐总后，将会出现怎样的困境。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部门率先发生变化了。
我们是个花钱的部门，公司效益不好，要求我们节省开支，活动自然开展不起来。随之而来的是部门存在感降低，中层领导们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平时收入高，现在业绩难看，他们的收入自然被砍了一大截。
有次开完会，贺经理气鼓鼓地和我们说：“你们再也不要加班了啊，现在公司不给报销加班路费了。”
我们平时加班很多，贺经理也为我们争取了一些加班补贴。这次补贴取消了，甚至连她自己的汽车油费补贴也被砍了，难怪她心里不是滋味。
随着网购的普及，我们的日子越发难过，不管我们用尽什么方法，都止不住下降的颓势，公司离职员工越来越多，商品越来越单一，节目越来越没意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公司的发展势头非常不妙。
终于，我也产生了离职的念头。我找到贺经理，委婉地提了准备离职的事，她没多挽留，流程很快批了。待流程转到朱总那里，却被卡住。朱总找到我，叹了一口气，忍不住说道：“现在公司情况不好，这段时间，我也确实没怎么管你们这边，我有责任。”
自从公司业绩开始下滑后，朱总管的盘子更大，从他疲惫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他的无能为力。朱总询问我离职的原因，我直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对方，“我看不到前途”。
我如实告诉他，还没找到。朱总点了点头，皱起眉毛告诉我不能离职，随后他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不同意你离职，我觉得你在这里做得很好，你说自己做得很痛苦，那是因为你为了一些自己办不到的事情而苦恼，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些都不是你能左右的。另外，你在这边待的时间也不长，贸然离职你又要从零开始，缺少积累，没有成长，关键你现在又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还不如调整好心态，勇于面对，暂时留在这里。”
诚然，我之前也是跳槽比较多，每到一处，遇到不顺心就很容易产生离职的想法。我的心思被朱总说透了，我答应朱总，先不离职。
就这样，又撑了一年多。2015年公司业绩持续低迷，期间，公司花重金从韩国请来一位电视购物行业的培训师，为公司节目呈现进行专业指导。奈何此时的电视购物，已经不是在屏幕上花心思就可以制胜的年代了，最终也无太大作用，培训师只能黯然离去。
就在频道全体员工一片茫然的时候，集团高层做出了对应举措——2016年，换帅了。
我们单位隶属于某广电集团旗下，公司业绩连续下滑，集团领导看不下去了，便换了个新领导过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止亏为盈，新领导第一个动作便是进行企业内部人员调整，直白点就是裁员。
能力较差的，安排转岗；少数老员工，直接给予补偿辞退；有些部门干脆取消。而我们这个花钱办事的部门，便是被取消的命运。
这时，慧姐已经离职走了，小许早就不来公司了，负责新媒体的小编也顺势到了网络运营那边，我们部门剩下的几个人都处于工作量不饱和的状态了。
公司首先将我们部门和编排统筹部、数据经营部合并到了一起，叫做“研发中心”。负责管理是新领导带过来的小仇姐，年纪比我略大一点，擅长数据分析工作。这样一来，情况就很尴尬了，大家都在一个部门里，贺经理怎么办？
起初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情，每次需要汇报的工作，我也很自觉地在贺经理这汇报一次，然后又去小仇姐那重复汇报一次。但毕竟一个部门不能有两个当家的，等熟悉了情况之后，小仇姐开始整顿了。
我们部门里，贺经理和小雨子被移出去，成立了一个新的业务部门，不到一个月，新业务完全无法开展，贺经理离职走了，所在的部门也不复存在。而小雨子，又回到了她最开始的地方，订购部当接线员。
后来，小仇姐和我谈起，说她观察了很久，不喜欢贺经理和小雨子的行为，尤其是贺经理，“完全不像个部门负责人”。不管怎样，我的工作算是保住了，从这天开始，我也成为了公司唯一坚守在行销企划职能的人员。
随着公司的结构调整，其他部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总抽身出来专心管理商品部，其余的中层管理人员也转岗的转岗，离职的离职，一大批导演和购物专家开始寻觅新的工作机会。这其中，有的转投供应商那边，成为了在各频道节目中串场的厂家代表；有的寻找新的财富机会，做起了微商生意；有的则积累了一批粘性极强的粉丝，准备以一种新的姿态与观众见面。
不过，我这边倒是格外的轻松，虽然我的工作，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
因为此时，我们已拿不出合适的商品，很多商品上档即死，只能用节目播带反复播出，一次直播录的商品可以用好几个月，而行销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时效性，加上公司费用紧张，导致行销企划大幅度缩水。
另外，新领导研究对策，希望加大本地化渗透进程，锁定的首个目标便是家装行业，也进一步减少了行销企划的工作内容。新领导反复和我们说：“我们卖传统商品不管怎么卖，都卖不过天猫、京东，我们要卖的是本地化、非标准化的商品。”
我不理解电视购物要怎么卖家装产品，领导已经算过一笔账，给出了营销策略。“家装公司每年要投上千万广告费，投了也未必可以收到回报，如果投在我们这里，我们将时段卖给他们，还可以直接将我们的会员引流到门店，比他们平时投广告更值。”
是的，我们从一家电视购物的频道，慢慢回归成了卖广告的传统电视台，而我们也在消费着跟随我们多年的老会员们最后一点点信任，我们的商品也变成了某某家装公司的某某套餐，我们的营业目标也从单纯的销售额，转变成了引导上门成交的人数。
而这次转型，也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2017年，整个行业无比萧条，真正进入了寒冬，今年预计亏损多少、如何减少下滑是成了领导们最关心的内容。不仅我们单位难过，一些兄弟频道也是苦不堪言，还有同行哭诉发不出工资。
而我们创新转型卖起了家装，经过一年多时间，略微稳住销售业绩，只不过，不知不觉中却得罪了两批人。
第一，便是我们的供应商，每天黄金档位都给了家装公司，传统商品能上档播出的时间愈发少了。本来就卖不动，现在档位还少，更加赚不到钱。和供应商打交道的运营们叫苦不迭。
第二，则是我们的会员。以前，很多家庭主妇就算不买，也会把电视开着，看一些有意思的商品演示和介绍。而现在，没有装修需求的会员，压根是不会看我们的节目。一些老会员多次向我抱怨，“不知道你们现在卖些什么”、“感觉你们台没东西可卖了”、“想在你们这买东西，但确实没有自己想要的”之类。
不同于各大网络购物平台，电视购物更趋向于一种遭遇式购物，你卖什么，消费者便买什么，所以，节目效果是否吸引人尤为重要。而家装广告占据大量播出时间，相应的最能体现我们优势的部分没了，吸引新会员的机会越来越少。
而外界，购物江湖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抖音等直播软件的火爆带红了一大批带货主播。小仇姐看着一段视频，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个美妆博主李佳琦，一档节目卖2万多支口红，到底是真是假啊？”
“应该是真的吧。”我苦笑，我们的美妆，一档节目只能卖个30组。
智能终端时代的来临，让电视购物仅有的那一点点公信力，也在一群无节操广告商的肆虐之下变得荡然无存——一些电视台因为没有广告收入，就让一些卖药和医疗器械的广告主入驻，往往这类广告夸大宣传，导致说起电视购物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则是“骗人的”，留给电视购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电视购物圈的一些眼光能力出众者，也顺应时代潮流，找到了一些新的路子，正在疯狂的吸纳着新粉丝。
有次我在节目部，看到工作人员都围在一起，一群人盯着一台手机屏幕，我好奇地凑过去：“你们看什么呢？”
“肖美女？”我一时疑惑，想不起这个人，顺着屏幕看去，发现有些眼熟，乍然想起，这不是我们的购物专家嘛！
肖美女以前在我们这里负责厨房品类，后来离职了，现在居然搞起了直播。
“她现在蛮火的，有几十万粉丝。”有人指着旁边的数字。
看着屏幕里熟悉的购物专家，切菜、炒菜，介绍着刀具，和粉丝互动着。虽没有宽敞明亮的演播厅，不过节奏更快，目的性更强，也更有亲近感，给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同样的配方，不同的体验，观众随手打开便能观看，还能和主持人互动。反观我们，一档节目40分钟，现在很少有人能坚持看完，与观众的互动性几乎为零，还始终受限于覆盖范围（电视台要覆盖到别的省市，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覆盖费给当地广电系统）。
眼看着危机越来越大，公司又走了一大批精英骨干，再次元气大伤。这时，集团高层再次对公司进行了调整，公司总经理又一次换人。
奈何此时大势已失，供应商和老会员大量流失，我们始终缺乏强有力的好商品，直播也缩减成了一周3次，播出录播商品为主，反复的重播，让消费者缺少新奇感，还夹杂着一大批合同期内的家装广告，让我们台沦为一个四不像的频道。
2018年中旬，频道找到新的路子，与其他兄弟频道共同经营。大部分时间，我们只需转播对方的商品即可，这意味我们只需要一小部分自己的节目了，大部分的导演、购物专家、商品企划、宣传推广都将无事可做，大家开始各谋后路。
春去秋来，回首这6年，我见证了电视购物的光彩和辉煌，也看到它一蹶不振的衰败态势。在这背后，一群媒体人想尽了法子，各种折腾，收获到的却是各奔前程的无奈。
写完离职申请，我再次找到朱总，那时朱总已经被调到了一个闲职部门。
朱总叹了一口气，“新东家还是在电视购物这个圈子吗？”
朱总点点头，“挺好，当初我留过你，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理由再留你了。”
临走前，我经过会客厅，冷冷清清的，三两个员工在里面闲聊，再没有了来时的热闹。
几个月后，小仇姐也离职了，跟着前领导去了一家做贸易的新公司；卸下销售重担的朱总，在频道挂着闲职，等待退休的到来；小雨子依旧留在了频道里，只不过开始做起了代购生意；而我，去了一家国企，重新折腾一番。
我想，不管是继续坚守在电视购物行业，还是去了其他行业的人，这些年的经历，总是难以忘怀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