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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研究所的传统，比我高一届的师姐博士答辩时，由我担任她的“答辩秘书”，负责联系辩委、打印和寄送论文、现场录音这一类琐碎事务。
之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总担心中间会漏掉了什么，答辩当天紧张得头皮发麻。当然，师姐比我更紧张——我们都知道，她因为要照顾读幼儿园的儿子，在论文上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那天在答辩现场，几位辩委都很严肃，尤其是一位姓曾的教授，翻到论文中的一页，大谈上面涉及的常识错误，一口气罗列了五六条。一时间，会议室安静得有几分尴尬，师姐愣在那里，两手紧扣着，眼睛像陷进了淤泥中的车轮子，一动也不动。
曾教授讲完后，将眼镜摘下来，在手里把玩着，意味深长地总结说：“从‘百度’上得到的百科知识也能作为文献？你的博士读得不合格。”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师姐，她没有作声，但眼泪正源源不断地往外涌。
尽管答辩过程充满了尴尬和别扭，师姐最终还是通过了答辩。结束后，师姐喊我一起跟着辩委们一起去校门口的饭店吃饭——这是约定俗成的“谢师宴”，前一天她已经订好了位子。我脑海里闪过几位辩委庄重的面孔，料定这不会是一次愉快的晚餐，就谢绝了师姐的邀请。但导师这个时候喊住了我，说让我“去陪着老师们喝几杯”。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大家一起去了饭店。
不过，我没想到那天晚上酒桌上的气氛超乎寻常的热烈。而促成这种“其乐融融”的，竟然还是答辩会场上最严厉的曾教授。从落座一直到聚餐结束，活泼欢快的笑容就一直挂在他的脸上，在金丝边眼镜底下，他眼睛里的笑意又多了几分狡黠的意味。我装作恭恭敬敬，侧耳听着他一会儿要求这位老师“必须喝一个”，一会儿又让另一个“必须陪一杯”，每次举杯都有充分的理由，并且理由各不相同，基本不重样儿。
“……既然李靓颖端过来了，胡老师这个必须喝——你没听说那句诗嘛，‘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你怎么忍心让人家姑娘端酒站着？”他抬头望着对面的胡教授和端着酒的师姐，夸张地做出怜香惜玉的表情。其他人都被他的话逗引得哈哈大笑，师姐也抿嘴笑着，完全忘了答辩时的尴尬冷场。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吃到将近10点才结束，师姐带去的几瓶好白酒都见底儿了。从饭店出来时，我听到走在前面的一位老师笑着对另一个说：“只要有曾怀忠在，就不用担心酒桌上冷场。”
曾教授等着其他几位教授都坐上了网约车才离开，他心情很好，全然没有醉态，走之前还和师姐单独聊了几分钟，大概是在指点她怎样修改论文。师姐看起来很感动，不停地对着他点头。
回宿舍以后，我没能按捺住好奇心，在网上输入了“曾怀忠”三个字，在百度百科上读到了他的履历：本科就读于一个省属师范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后来到南京读博士，毕业后留在了读博的学校任教，两年后的2010年，他被评为副教授，紧接着2011年他又从这所学校辞职，来到了北京工作。
这样的经历在高校里很常见。一般有心跳槽的老师，都会选择靠原单位的供养读完博士，然后另觅高枝，或者留在读博的院校。不过曾教授年轻时又多转了一圈，他等着评完副高成了“青年人才”，奔着北京这家单位的优厚条件“一骑绝尘”。我看到他的履历上跟了一堆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并且，到北京不久，他就顺利评上了教授和博导。
我又去“知网”搜索了一下曾教授发表过的学术论文，缩小范围后，竟然查到70多条发表记录，2009和2010这两年，他一共发表了8篇“C刊”，而在这之前，他好几年时间都默默无闻——可见他当时被北京“引进”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可以说是“毕其功于一役”。
那个晚上，我被曾教授发论文的能力深深震惊了。我身边很多高校教师都被“发表C刊”的压力折磨得痛不欲生，有些院校的教授每年只要可以发表一篇“C刊”，就算完成了基本任务量。曾教授的科研能力实在是太强，我带着崇敬之情，浏览着他的论文题目，发现他涉猎的面很广，虽然“本职”做的是文学研究，居然也关注政治学、流行文化那些领域的现象，还有两篇论文是关于教育学领域的。
我的导师最看不上的就是这样的学者，他认为这么做学问属于花拳绣腿，搞什么都没有深度——但显然，曾教授却靠着这些过得风生水起。
2
本以为随着师姐答辩的结束，就不会再见到曾教授了，没想到暑假过后刚开学，他又被邀请来我们学校做讲座。导师在我们群里发了通知，几位同学都表示要去大礼堂听一下。我那天下午没事，也拿了个笔记本去了，到了礼堂才发现，后排座位已经熙熙攘攘坐满了听众，只有第一排还空了一些座位——因为“过于显眼”，那是大家最不喜欢坐的位置。
无奈之下，我只好弯腰走到了最前排。这时候曾教授已经在整理手里的资料，准备开始讲了。他立刻认出了我，脸上绽放出了笑容，朝我点了点头。
我有点不好意思，也赶忙羞涩地问了声：“老师好！”
落座后，我身边一个女生突然和我悄悄打了个招呼：“你是郑老师（我导师）的学生吗？”
我不禁有些诧异。她接着便告诉我，她是曾教授的在读博士生，跟着导师一起坐车从学校过来听课的。讲座这时候开始了，我们俩都转过头，听曾教授用标准的英文来了段开场白。台下都是外语系出身的学生，他刚介绍完，掌声便响起来了。
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某个文学理论的发展动向，因为涉及不少哲学家，本来内容比较枯燥。然而曾教授是那种有很强演绎能力的人，擅长用生活里的例子解释学术现象，台下的学生们好几次被他逗得哄堂大笑，我也会随大流抿起嘴。不过我心里其实也在犯嘀咕：他讲的东西并不算深入，在任何一本文学史上都读得到。只是因为他的段子好笑，而我们这些学外语出身的学生学术功底又普遍偏差，他说出的一些词大概让很多人“不明觉厉”，衬托得讲座效果格外好。
讲座进入尾声，趁着听众提问的空当，曾教授的女学生又扭头跟我说话，还问我一会儿有没有时间一起喝个咖啡，她有一些写论文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
散场后，那个女学生和曾教授打了招呼，我俩便一起离开了大礼堂，前往校园里的“当绿咖啡”。走在林荫道上，这位叫张瑶的女同学感慨了一下：“当时差点就在这里念书了呀！”我才知道，她硕士毕业那年曾经考过我导师的博士，因为竞争太激烈，落榜了，第二年又改报了曾教授。
我们在咖啡馆聊了聊各自的研究方向以及论文的进展，张瑶叹气说，硕士的时候就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怎样开展研究，写论文还是不知如何下笔。我想她大概是在傲娇，便笑着对她说：“师妹你不要谦虚，曾老师平时不给你们指导论文吗？他发了很多论文，做研究的经验应该很丰富的。”
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击中了张瑶的“痛处”，她立刻向我大吐苦水：“他哪里顾得上我们，他都在忙他自己的项目呀！他还有行政事务要处理，我们这些学生他从来不闻不问的。我们是和他的业绩挂钩最小的嘛，爹不疼娘不爱的。”
她瞥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不信，继续没好气地说：“要不然我怎会跑那么远来这里听讲座？平时他根本不给我们上课。我们师兄也是这样，进来那么久，只听过他一门课。我都怀疑他是否认得全自己的学生。”
我看她恨恨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曾教授这样的博导在我们身边也并不少见，我偶尔也听隔壁室友吐槽过他们各自的导师——要么热衷于行政上的升迁或者是个人名气提升，要么就是在好几所大学做讲座教授，一年到头到处飞，“指导学生”大概是这些教授们所有的工作中最不重要的内容。
张瑶告诉我，曾教授在哈尔滨和杭州的大学里都担任讲座教授，每年去几趟，开两场讲座，发文章时顺便注上那些单位的名称，这样一年下来便有十几万块钱的聘任费，和本职工作相比，有诱惑力多了。
我一时无语，顿了顿只得说：“你们导师应该很会做人。我在网上看到，他现在还是他原先那个学校的兼职教授——一般那些跳槽的老师，为了拿回自己的档案，都要和原单位闹得很不愉快。”
张瑶不以为然：“也是互相利用吧！他原先的学校申请了外国文学学科的一级博士点，下面导师不够，他过去也是帮忙。再说，我导师还是社科基金的评审专家，我听他说，每次他一回原单位，那些年轻老师都围着他转呢！”
她的这番揭露，让我们俩一阵唏嘘。如今“搞项目”成了大学里所有群体的痛点：校领导需要科研项目的规格和数量来显示政绩，老师们评职称更是要满足一定数量的项目和论文。高校里的生态就是这样，等我们俩以后博士毕业了，十有八九也还是跳到这样的泥潭里，为了发论文、拿项目，想落到一身干净，几乎是不可能的。
又聊了一会儿，我们才从咖啡馆出来。在校门口告辞时，张瑶突然笑了笑说：“说了半天，也没有怎么聊论文。我是真羡慕你们，有导师带着做学术，我也就偶尔帮我导师收收快递。”
回到宿舍的时候，室友也刚从研究所里回来，还顺便拿了我们所新一期的杂志（C刊），放了一本在我桌上。我翻了翻目录，意外地发现，“曾怀忠”的名字赫然在目。想想自己石沉大海的稿件，我不由感觉到一阵荒凉。
我的一个师兄经常用《圣经》里的那段“马太效应”自黑搞科研的年轻人和“学术大佬们”的差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就在下午喝咖啡时，张瑶还向我讲：当年曾教授来北京其实主要是为了他的女儿，那次跳槽，他们学校不仅给了曾教授一笔“人才引进费”、解决了北京户口，还安排他女儿读了学校的附小。
3
博二的下半年，我去上海参加了一个全国学术会议。会议安排得很紧凑，第一天下午的分会场讨论，一直说到了6点多。等最后一个发言人终于做完了报告，我和一个新认识的年轻教师便慌慌张张往酒店的餐厅赶。他比我有开会经验，边走边笑着对我说：“人家肯定都开始吃饭了，一会儿咱们看到哪个厅（包间）有位置，就直接‘见缝插针’吧。”
果然，好几个包间都坐满了人。那个老师找到一个空座位，先坐下了，我接着往“聚贤厅”、“大帅府”那些包间张望。走到了一个包间门口，突然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我还没反应过来，曾教授已经和我四目相对。我还在惊讶，他已经伸手招呼我赶紧进去：他的右手边有一个位置。
曾教授坐的是正对门口的“上座”，我一副小鸡啄米的神态，谦恭地弯腰从一侧走进去，到他身边，笑着和他打了招呼，然后坐下来，听见他向身边的人介绍：“这位是XX（我导师的名字）兄的高足。”于是，我只好又对着其他人依次傻笑了一番。过了会儿，被我进屋打断的话题终于接上了，有人问了曾教授一句：“刚才您还没说完，你们那个答辩最终什么结果？”
曾教授扶了扶眼镜，眼角又是那个熟悉的狡黠微笑：“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了……”不过他没有停下来，面对着八卦心重的听众们，接着说：“我当时就心想，周XX不承认他的学生抄袭，可以理解，可是鲁教授没有必要袒护他呀！他自己学生几年前的博士论文，他不至于老糊涂记不得吧？那就是想要充滥好人啦！我可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既然她不承认抄袭，我当即打开电脑——谢天谢地，知网立刻便登上了——我找到鲁教授的弟子李小玲几年前的博士论文，整本下载了，打开以后，根本不用多费事，就找到第三章随便念了一段，几乎是一字不差。在场的几个人脸上没一个挂得住的，周XX最尴尬，一个劲儿朝我摆手，‘行了行了’，声音虚得像刚吃完三包泻药……”
周围的人纷纷大笑，有的还情不自禁拍起了桌子。我听得有些云里雾里，就悄悄掏出手机给张瑶发了微信：“来开会见到你导了，坐我旁边。他说的周XX是哪位老师？鲁教授又是哪个？”
很快，张瑶便回复了我个笑哭的表情。她告诉我，周教授是他们院的另一位博导，因为和曾教授争外国语学院院长的职位，俩人经常明争暗斗，谁都看不惯对方。
想必这次是曾教授抓到了对手的“小辫子”，所以才会这么得意洋洋。
其他人显然还没有听过瘾，有人说起，周教授曾经去他们学校讲学，准备的报告和两年前在另一所大学的报告完全相同，纯属敷衍。曾教授本来扬起筷子要夹菜，听了之后，立刻将胳膊悬在了半空，说：“还有一年，他有两个硕士生要答辩，我也有两个硕士答辩。我让学生早早把论文给他送去了，后来他的学生来送论文，临走时特意对我说：‘曾老师，周老师让我们告诉您，他给您的两个学生都打了“优秀”。’——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嘛？明明白白告诉我，要懂得‘礼尚往来’？他一把年纪了，也真做得出来！”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曾教授问询的目光正扫过我，连忙也和其他人一起会意地笑起来——上次师姐答辩谢师宴上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辩委们说的没错，只要酒桌上有曾教授在，就不会冷场。这张餐桌上的各位来自不同的大学，却都被曾教授这个“能人”吸引，时而抚掌大笑，时而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等待着他将包袱层层抖开的时刻。
晚饭快吃完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老师也对我寒暄了几句，问我毕业后打算去哪里“高就”，有没有意向去他们学校工作。
我有些受宠若惊，不好意思地说：“我还不知道够不够资格去这么好的单位呢！”
那位老师说了句客套话：“就怕你瞧不上呢。”
曾教授这时候接住了话：“你们待遇怎么样，我过去！”
有几位老师立刻笑出声来。那位邀请我的老师也以为他是在逗闷子，忍俊不禁：“您是要来当校长吧？”
没想到，曾教授突然认真起来：“我是说真的——你们学校不是最近在搞什么‘珠峰计划’吗？我看那个‘一级引进’的标准还搞了个‘一事一议’，神秘兮兮的——一年到底能给多少万？”
那个老师伸出一根手指：“您这个水平的，至少是这个数，外加一套房子。”
曾教授一下子兴奋起来，两眼突然像被点亮了，炯炯地望着那个老师：“那可以呀！要求条件呢？一年出多少成果？”
那个老师想了想，逐一列举了论文、论著、项目的数量。曾教授微微点着头，轻声嘀咕：“是有点苛刻……不过，‘3年一部专著’，这倒也没问题……你们的‘权威论文’怎么认定的？《外国文学研究》算是‘A刊’吗？还需要有获奖？什么级别的，省部级算么？”
旁边有个年轻老师对身边的人说：“‘3年一部专著’——这可让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虽然是笑着说的，语气里似乎又透露着埋怨。我那些刚进入高校的师兄师姐也经常这样抱怨，没有资历，没有门路，辛辛苦苦写的论文投出去多半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一个师兄曾经告诉过我，他为了能保证每年发一篇“C刊”，至少需要“五六篇论文在天上飞着”。
曾教授仿佛没有听到这个年轻老师的话，还在笑眯眯地和那位老师交谈着。我盯着他的脸，仿佛穿透了他的皮肤，看到他的大脑正在高速地运转，像一个谈判专家一样思维缜密。
4
那次会议之后，我便没日没夜开始忙着撰写学位论文。又过了几个月，我总算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去了一家研究所工作。听起来，这个研究所的规格相当高，不过，因为是人文社科领域，我们的收入却不是一般的低，和普通高校比起来要差一大截；又因为研究所里没有给学生讲课的任务，所有同事都以“发表论文”为志业，导致职称评比的时候特别惨烈，随便一个人都能抱出一摞自己的“科研成果”。
我以为博士毕业找到工作就算是有了一个“头衔”，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形势会如此严峻。我终究还是没逃过当年师兄的那一句调侃，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论文，投递出去之后杳无音讯，一打开各种学术刊物，读到的反倒是那些名教授的“随想”、“漫谈”。眼看着评“副研究员”的希望日渐遥远，守着微薄的工资，我陷入了深深的困顿，甚至有时也会做些白日梦，梦想自己被某个“C刊”主编看中，“发文”不断。
所里有一个老师和我关系不错，他比我早工作两年，正快马加鞭为评“副研”做准备，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办公室看书、写论文。有一次，他听我抱怨完，悄悄地安慰我说：“这事儿急不来。我都想开了，先韬光养晦一阵子，等成果差不多了，评上‘副研’，就找个大学，至少收入能提高一大截！”
听了他的计划，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久违的身影：曾教授。
和曾教授已经很久没有见了，但张瑶还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她已经读到了博四，因为面临着论文答辩和就业，有时会带着焦灼和我吐槽半天，每次基本是以一个苦笑或者叹气的表情结束。
听我讲了我们的待遇，她说自己打死也不要参加我们单位的面试。还说导师曾经告诉过她，让她不要留北京，以她的脑子，毕业后去找个地方大学，没有科研压力，相夫教子，挺好的。曾教授还给她推荐了浙江的一所二本院校，据说“引进条件”丰厚，引进费用按照读博期间发表的“C刊”数量计算，一篇给15万。
“我觉得他说得挺对的，我测试过‘九型人格’，我就属于那种小喽啰的角色。好学校里的水也深，我导师那样的都趟了两腿泥，我就算了。”
张瑶所谓的“水太深”，指的是他们学院里的“政治斗争”——曾教授和那位周教授为了争夺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已经积怨太深，两人在各种场合都不忘给对方“穿小鞋”。据说有一次，某个大学的博士生答辩同时请了他们两位——也不知道主家到底安的是什么心——结果俩人虽然没有挨着坐，却还是因为几个术语产生了争执，成了整场答辩最热闹的“名场面”。
今年的3月份，我们单位举办了一系列的专家讲座。我偶然得知，有一场讲座是曾教授主讲，心里竟然涌出一些期待。
那天，我很早就来到了会场。会议室还没开门，我百无聊赖，打量起了门口张贴的海报。上面的曾教授西装革履，露出富有亲和力的微笑。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曾怀忠”三个字后面的“单位”，居然换成了国内一所Top3的名校！
会议室里渐渐熙熙攘攘起来。梳着背头，戴金丝边眼镜的曾教授在我们所长的引导下，像领导一样笑着走了进来，边走边和两旁的熟人打招呼。
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张瑶聊了几分钟，大致了解了曾教授和周教授怎样在校长办公室撕破了脸，随后又怎样把张瑶以及其他的学生喊到办公室，帮他搬书、收拾东西。
“我输了。”和学生们坐在学校外面的餐馆里时，曾教授对弟子们说。但张瑶对我说，她不相信那是她导师内心真实的想法——在饭桌上，他一如既往地话多，不仅没有显得落寞，反倒有几分得意。
按照学院规定，他们这些学生还是挂在曾教授名下，张瑶一个硕士师弟大胆地问老师“下一步去哪里”时，曾教授神秘地说：
“你将来可以跟着我接着读，比这里强！”
讲座在一阵掌声中开始了。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同事把脸稍稍凑向我，低声说：“听说，这个曾教授可是很能混学术圈的。”
我扭过头，也压低了声音回答他：“能混得开，那也得本身有本事才行吧。”
说这句话时，我略微有些迟疑，不知道有几分是出于自己的真心。比起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曾教授，如今的他身上又增加了不少头衔：国际某学会的副会长，“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委、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委、两种国际期刊的编委……这些头衔，加上他“在研”的重大项目，不知要给他新入驻的学校带去多少资源；而我们这些人微言轻的“青椒”，承受着“文凭通货膨胀”带来的碾压，到底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
这一次，曾教授炯炯有神的目光环顾四周，却偏偏忽略了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是他太过心无旁骛，也许是过了两年，他已经把我淡忘了？
我有些期待被他发现，甚至带着点过分的憧憬和热望，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等讲座一结束，我要立刻走过去和曾老师打招呼。我隐约觉得，对我而言，这没准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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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4岁那年，因为父母工作变动，搬到了叔叔家附近住。搬家那天一大早，堂妹凌溪就跟着叔叔婶婶过来帮忙，一屋子的大人整理东西，忙得不可开交，我跟凌溪夹在其中，显得有些多余。
我妈见我俩都不说话，笑道：“你俩小时候不是挺好的嘛，这会儿怎么不讲话了。”我看了一眼立在身边的凌溪，心想：我俩关系好？
凌溪比我小1岁，个头却比我高，看起来更像个大姑娘。以前我们两家离得远，我和她交集并不多，除了过年时偶尔见见，已经有三四年没接触了。凌溪从小就乐呵呵的，好像什么都不懂，而我性格火爆，且个性强硬，跟她在一起玩，别别扭扭，所以我并不喜欢她。
搬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妈拿柜子里的东西时，我爸看到了却没有搭把手，于是我妈开始唠叨，我爸烦躁地回嘴，我伸手想帮忙搬东西，却被我妈一把推开，差点摔倒在地——她总是这样，外强中干，每次跟我爸吵架，最后都会把火撒到我身上。
见我们一家三口的脸色都不太好，婶婶忙劝我妈别生气，叔叔拉开了我爸，凌溪则趁势问她妈要了10块钱，拉着我的手说：“我带姐姐出去吃米粉去了。”说完，便拉着我冲出家门。
“姐，以后他们大人的事你少掺和。”凌溪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管他们吵什么，你只管过你的。”
“你懂个屁。”我气还没消，凌溪比我小，我不认为她懂得父母还有亲子之间的微妙关系。
我妈的性格不讨喜，强势又脆弱，嘴上没有一刻饶人的。她时常歇斯底里，内心却十分渴望我爸的关爱。而我爸胆子小，性子怂，表面上看着怕老婆，但言行上却没有一点爱。他做什么都透露出一股子无所谓的态度，让人心寒。我小小年纪，除了让妈妈撒气，什么都做不了。
在长沙，没有什么事是一碗米粉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碗。
那时我家住河西，那一片有几个嗦粉的点，其中一个是挨着湖大和师大“堕落街”，那里是大学城，里面有几家从常德杀过来的米粉馆子，卖的是常德人喜欢吃的圆粉，粉上面通常加一块现炒出来的盖码，像酸辣鸡杂、辣椒炒肉这一类的，口味相当重。再有就是溁湾镇那一块，卖的是长沙本地的宽粉或炒粉，一般直接加些酸豆角、辣椒萝卜、剁椒和肉丝之类的东西，味道比常德米粉清淡。
“我们吃常德米粉吧，口味重，辣味足。”凌溪指着一家常德盖码米粉店，然后莫名加了一句：“其实我爸妈也没外人看到的那么好，我跟你说，以前我爸稍不顺意就打我妈的，但这关我们什么事？姐，我们什么都没做，大人们过不好生活，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只管过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凌溪长得并不机灵，但说话一点也不含糊。我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她一直给我灌输的是：她所有的痛苦都源于我。所以，只要她觉得痛苦，我就会有负罪感，我已经默认自己是她痛苦的源泉。
那天和凌溪一起嗦粉，我们第一次谈到了彼此的父母。不知道是因为我也喜欢吃常德米粉，还是凌溪的话让我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解脱，我感到我们的灵魂在慢慢地贴近。
2
1997年，17岁的我靠着父母的关系进入一家银行工作。2年后，单位分了一套房子，我搬离父母家开始独居。在凌溪看来，这简直就是“单身贵族”般的生活，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往我这里跑。
那时候，我拿的工资比凌溪多，她小嘴很甜，见面就说我是她的“偶像”。实际上，她就是想让我请她吃遍长沙好吃的苍蝇馆子或夜宵摊子。
湘江大桥旁边原有一座小桥，连着橘子洲头和河西，现在早拆了。长沙最有名的夜市，就曾在这里——一艘艘的大型拖船沿着这座小桥一路排开，上面全是夜宵摊。一到晚上，一排船灯火通明，烟雾缭绕，香气扑鼻，米粉、臭豆腐、烧烤、火锅、小龙虾……各种美食，应有尽有。
很多个夏天的夜晚，我跟凌溪穿着背心裤衩，趿拉着人字拖，约上一群狐朋狗友，去拖船上一醉方休。好多人骑着摩托车跑来拖船上，吃得差不多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把衣服一脱，往湘江河里一跳，游个几百米再爬上船，一身湿漉漉的，继续撸串、吃臭豆腐。
这样的生活肆意纵情，潇潇洒洒，如果不是因为我执意要出国，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一天，我们全家去凌溪家聚餐，大家聊着聊着，就说起了买空调的事。我妈想买一台空调，我爸却不愿意掏钱，两人再次发生了激烈地争吵。我在中间做和事佬，拿了2000块钱给我妈，她却转头骂我。
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父母吵架拿我撒气，当即就跟我妈吵了起来，她顺手甩了我一个大嘴*****，我冲她吼道：“你是不是有病？！”我妈当时也气疯了，冲过来挠我的脸：“你说什么？我养条狗，狗还会对我摇个尾巴，你怎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有病？！”
凌溪怕我的脸被挠花，死命把我拖进她的卧室，把我压坐在床上。她正在好声劝我的时候，我爸背着手，没事人似的走进来，丢下一句：“你还敢对你妈不敬？你小心我打死你！”
我的火气本来已经消了些，听到这话，一把推开凌溪，冲到他面前吼道：“好，来，打我！你今天就打死我！”爸爸被震住了，没吱声，凌溪又赶紧把我拖开。
我在阳台上哭了大半天，最后跟凌溪说：“我真的受够了这个家了，一分钟都不想再待下去了。”凌溪一直抱着我，安慰道：“姐，会好的会好的，你别生气啊，我都跟你说了，你只管过好你自己的，跟他们置什么气？走，我带你去吃臭豆腐、小龙虾。”
2002年，我辞去银行的工作，准备去法国读书。凌溪知道后哭得撕心裂肺：“你能不能不走啊，你不能忍一忍吗？忍一下就过去了啊，这又是多大的事呢？谁的父母又是完美的呢？你看看你，多好的工作，多好的房子……”
我说不是因为我爸妈，是我厌倦了长沙湿热的天气，厌倦了永远尘土飞扬的五一路，厌倦了臭豆腐、米粉和小龙虾。更重要的是，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好看的？”凌溪说，“再看，那也不是你的，长沙的天气是不好，五一路是灰重，但是这里是你家啊。你还能嫌弃自己的父母吗？姐，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看问题，你厌倦的东西，那都是溶进你血肉的东西啊，你放不下的，总有一天，你会拼了命地要回来的，你明不明白？”
我说我不明白，我的灵魂没有家，去哪里都一样。凌溪摇了摇头：“姐，你别以为逃避可以解决一切，你逃得再远，也永远逃不过自己的心。”
我不再理会凌溪，只一心想逃离长沙，逃离让我厌烦的一切，我甚至得意地对凌溪说：“你看，湘江小桥也不复存在了，拖船消失了，长沙的宵夜摊子全都被拆掉了，长沙要开始新生活了，我也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3
出国之后，我并没有过上自己想象中的新生活。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钱，我手里的积蓄并不多，反对我出国的父母也没有提供很大的经济支持，渐渐地，银行卡里的钱如流水般消失殆尽。
跟我一起出国的同学们，大多毕业就回了国，回到父母身边，留学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短暂的人生经历。而我一门心思想在法国留下，如今想来，这更像是一种逃避。我匆匆找了一个法国人结婚，拿到了法国的10年居留权。2005年，我带着5个月大的儿子恩佐回了一趟长沙。
凌溪那时刚怀孕，见我一身清瘦，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人家生个孩子都肥得跟个猪似的，你生了个孩子就像半年没吃饱一样。来，我带你去嗦碗粉去，再顺便吃几片臭豆腐。”
我笑了：“你这话有意思，别人滋补都是炖个燕窝人参什么的，你带我去吃米粉和臭豆腐？”
凌溪不以为然：“对于你这个远在法国的人，比起燕窝，臭豆腐是不是更让你向往？”说完，大概是想到了臭豆腐的味道，凌溪突然歪过头，干呕了起来——她怀孕很辛苦，从头到尾一直在孕吐，最后几乎是吐着上了产床。
为了我，她豁出去了，带我出门吃饭的时候，还随身带了个塑料袋。那天，我们找了个常德米粉铺子，点了两碗粉，我吃着，看着凌溪边吃边吐。臭豆腐就更不用说了，她远远嗅了就犯恶心，但她仍坚持着看我把臭豆腐一块一块吃下去。
我说：“你是不是变态？你自己恶心成这样，还要逼我一边吃一边看着你吐？”
凌溪笑着说：“你少废话，我这不是怕你忘了长沙的味道嘛！”
我心里突然一酸，低头说：“你放心，我不会忘了臭豆腐的味道，更不会忘了回家的路。”
我说的是真话，我只是想在法国站稳了再回来。但天不遂人愿，我冒冒失失的婚姻，并没有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反而将生活越过越糟。这一切凌溪并不知情，但她听完我的话，还是转过脸去，眼泪掉了下来。
因为性格不合，加上他有暴力倾向，结婚不到两年，我便要跟那个法国人离婚。这事我没告诉父母，只打电话告诉了凌溪。
这场离婚官司打得十分艰难，2008年年初，我把年幼的恩佐送回长沙，想让父母帮忙照顾一下。临走的时候，我交代凌溪要好好带我儿子：“一定要带他去吃香的喝辣的。”
凌溪一手拉着自己的女儿，一手拉着恩佐，冲我挤眉弄眼：“保证让你儿子对咱们大长沙的味道记忆犹新。”
就这样，恩佐在长沙待了一年，跟在凌溪小姨屁股后面四处吃喝。等他再回法国，就经常跟我闹：“妈妈，我想吃长沙的玉米香肠，想吃糖油耙耙，我想吃臭豆腐，想吃米粉，为什么这些在法国没有？我们能不能回长沙去？”
我鼻子一酸，安慰他：“很快的，咱们很快就能回长沙去了。”
其实我撒谎了。因为不懂法律，我在离婚期间把儿子放回了中国，这个行为让前夫很生气，他向法官申请了离境限止令，法官勒令孩子立即回到法国。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得到前夫的同意，恩佐再也不能擅自离开法国了。
等我打赢离婚官司、取消了儿子的离境限止令，已然是11年后，恩佐都14岁了。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凌溪，说要带儿子回国，她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要减肥，“要给我的宝贝侄儿留一个好印象”。
4
2019年，我终于带着恩佐踏上了回国的飞机。那时正是七八月，长沙最热的时候。
长沙的热和法国南部的那种干热完全不同，下飞机的一瞬间，一股厚重、潮湿的蒸气迎面扑来，就像突然穿上了一件湿漉漉的紧身衣，脱也脱不下来。
恩佐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曾在长沙生活过，他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热？”
“这不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你妈妈我出生的地方，是故乡，也是你生活过的地方。”我听到儿子的话，心里不太舒服，但出国17年，我回家的次数并不多，自己也有些不太适应长沙的气候了。
“那也不是我的故乡，这里气候太差了，这么潮，我感觉到胸闷，不舒服，气都喘不过来了！”进入青春期的恩佐极易暴躁，讲话都带吼的。我尽力克制情绪，把他带进了有空调的机场大厅，盼着凌溪快点来。
结果凌溪姗姗来迟，见面的时候，手里还提着一包刚炸出来的臭豆腐。她得意的告诉我：“迟到就是因为去买这个给你儿子。”
多年不见，1米65的凌溪已经胖到了130多斤。她原本就是油性发质，洗头不过两天就开始出油，这会儿头发像湿了似的贴在头皮上。她的脸更夸张，油光满面，像在油锅里捞过。
“你不是要减肥吗？”我语气有些不耐，“头发这么油了为什么还不洗？”
看着我一脸嫌弃，凌溪满脸堆笑，把手里的臭豆腐献宝似的往恩佐手里送：“减，吃饱了一定减。洗什么头？我又不泡小鲜肉，有那时间不如去吃一顿——来，宝贝儿，快尝尝咱们长沙特产臭豆腐，你妈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你也爱吃，你小时候，2岁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恩佐只瞧了一眼，立马捂住鼻子，往后退了一大步，就像小姨递了一碗毒药给他一样。我好说歹说，也没有能让恩佐接受这一番好意，顿时一肚子火直往上冒，最后把火劈头盖脸地撒在了凌溪身上：“你想法还真是清奇，你觉得我儿子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后，居然还会有兴趣去吃一碗臭豆腐？”
凌溪白了我一眼，又看了恩佐一眼，继而大笑起来：“我以为，是你生的嘛，骨子里总该有一点你的基因吧，哪知道他长大了会不喜欢啊。不管怎么样，总得让他记得咱们大长沙的味道吧。”
最后不得已，我端着那碗臭豆腐上了凌溪的车。车里弥漫着一股难以言状的气味，恩佐全程捂住口鼻，紧皱眉头，而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浸润了这股“长沙味道”。
车停在我家楼下，推开车门，我就嗅到了一股熟悉的辣椒炒肉的味道。
辣椒炒肉是婶婶的拿手菜，香味可以传到50米开外，从小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常说，一个人厨艺行不行，做辣椒炒肉就能看出来。这道菜看似简单，想做好却并不容易：选材一定要用心，辣椒不能太辣，也不能不辣，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肉也有讲究，一定要肥瘦比例适中；姜和蒜一样都不能少，爆炒的时候火要大，肉味才香。以前我每每去凌溪家，都羡慕她有一个会做菜的妈妈，更羡慕她家庭氛围和谐，父母相亲相爱。我妈做菜的手艺一直不太行，她的精力好像都放在跟我爸吵架上了。
我在自家楼下深深地吸鼻子，感叹道：“天啊，这个味道，我在法国一直都怀念这味道！”
留学期间，我一直在研究辣椒炒肉的做法，但根本做不出。一是找不到适合的辣椒，二是国外杀猪的方法不一样，猪肉总有一股去不掉的腥味。就算勉强做了一顿，不是被邻居投诉，就是被前夫声讨——在不能吃辣的法国人面前，辣椒散发的味道被称为“生化武器”。
我转头问凌溪：“这是你妈在我家做饭呢？”
“我妈干嘛跑你家来做饭，是你妈专门找我妈学的，说你喜欢吃，在家苦练呢。”凌溪拉着我和儿子就进了家门，好像她才是这家的闺女。
我妈正好从厨房里端一大碗辣椒炒肉出来，突然看见身高近1米7的外孙，眼泪一下就滑了下来：“我的天啊，都长这么高了。以前，都还是抱在手里的啊！”
凌溪赶紧把恩佐推到我妈面前，又从她手里接过那盘菜，紧紧端住。恩佐站在外婆面前，两人都有些手足无措，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的心酸。终于，我妈没有忍住，一把将恩佐抱住。恩佐有些难为情，转头看了我一眼，我用眼神示意他，他只好机械地回抱。
我妈并不介意，她拉着恩佐坐下，指着桌子上的菜说：“宝贝儿快来看看，你小姨买了一堆你喜欢吃的东西。口味虾、糖油粑粑，还有长沙的米粉和玉米香肠，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东西。”
恩佐扫了一眼桌上的食物，面露难色，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爸根本没看出端倪，还问凌溪有没有把臭豆腐带去机场给孩子吃。恩佐立即摇头，深恶痛绝地说：“妈妈，我不想吃那个嗅起来像大便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声调一下子提高了八度：“胡说什么！你忘了，你小时候在中国住了一年，跟着外公外婆和小姨的时候，很喜欢吃臭豆腐的。”
“不可能，我不可能喜欢吃这样的食物！”儿子不管不顾地说。
我的火气渐渐上来了：“那不吃这个，吃其他的！”
“这桌上哪一样我都不喜欢吃，我不饿。”
我爸赶紧出来打圆场，问恩佐想吃什么，“让外婆去给你做去”。恩佐白皙的小腿被蚊子咬了好多包，他一边抬起脚用力地挠，一边客气地摇头：“谢谢，我不饿。”
眼见着爸妈脸上兴奋的表情像昙花一般凋落，我的心突然尖锐地刺痛了起来，再也忍不住，冲着儿子喊：“你不饿也给我吃！这里是长沙，没有奶酪，没有牛排，没有披萨，能吃就吃，不能吃也得给我吃！”
凌溪一把抱住我，把我拖到阳台上，就像从前一样。她看着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姐，刚回来，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啊！”
5
担心我和儿子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晚凌溪执意要留宿我家，跟我睡一张床。
因为情绪激动，再加上倒时差，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凌溪也没睡着，她忍了半天，终于问道：“你如今怎么跟你妈一个脾气了？当初是你逃去法国的，又因为离境限止令，宝贝不能回国，你总得给他些时间适应，怎么一下子就跟他急了呢？”她把手搭在我肩上拍了拍：“你自己过不好自己的生活，关孩子什么事，为什么要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我不得不承认凌溪说的是对的。黑暗中，我有些沉默，静了一会儿，我问凌溪，还记不记得我离婚那会儿给她打的电话。
“怎么不记得，姐啊，我那时候真想让你回来。咱不出国了，就留在国内，天天胡吃海喝的，多好啊。”
“在你心里，我就惦记着吃长沙那两口吗？”
“你不惦记着那两口，那你惦记什么？我吗？你惦记吗？我让你回来，你能回来吗？”凌溪嘻皮笑脸地说出一连串问句。
我的眼泪突然涌出来：“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跟我说？让我回来。”
“我哪有什么资格跟你说这些。”凌溪转过头，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看着我，“你跟我不一样，你是我的偶像。你是风一样的女子，敢做敢当，志在四方，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八面威风。姐，你放心地飞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不管你去到哪里，只要想回来，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的。”
凌溪说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让人没有怀疑的理由。她从小把我当偶像，却从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最羡慕的人就是她。母慈子孝的人是不会远走他乡的，当年我赌气跑了那么远，在异国生下孩子、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真的很羡慕待在父母身边的凌溪。
人的一生中，那些重要的东西，那些不能丢弃的东西，她很早就看得通透了。而我走了一大圈，历经磨难，才终于明白。这十几年，我好像哪哪儿都没过好，在法国的生活也没有尽心经营，每次回国看到日渐年迈的父母，心里又生出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
“你放心，国内一切，都有我呢。”凌溪轻轻地拍拍我的手，“姐，我还是那句话，你把自己过好了，其他人就会跟着好了。”
凌溪似乎有一种魔力，一种能迅速让我安静下来的魔力。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爸妈的脸色并不好，看样子他们昨晚也没有睡好。
老两口正在客厅里商量，想去超市买一些恩佐喜欢吃的披萨和奶酪。我妈的逻辑很简单，“吃好是基本需求”。他们觉得，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得让他吃得开心，他才能记得住这个地方。
我认为既然恩佐都已经回长沙了，当然要让他吃这里的东西。于是，这一天，我跟父母的关系又开始有些剑拔弩张了。
凌溪站出来，笑着对我妈说：“五伯娘，小孩子不能惯，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不就是吃嘛，我来解决。”
我妈早已没了往日的强悍，她哀怨地看了我一眼，话里有话：“他们娘俩的性子，还能由得了我？”
我的心又莫名抽痛了一下，凌溪赶紧把我拉出客厅，摁在卧室的床上，然后张罗孩子们起床。之后，凌溪带着孩子们在长沙城里乱逛，去的都是我们当年走过的地方：坡子街、太平街、南门口、东瓜山、都正街……不到半天，恩佐就喜欢上了热情活泼的小姨，两人打成一片。
我跟在凌溪身后，看着她不停地往恩佐嘴里塞东西：“来尝尝这个，文和友的大香肠。”“张口，刮凉粉来一口。”“糖油粑粑，来，咬一口，香喷喷，甜滋滋……”
突然，我文不对题地问凌溪：“你觉不觉得我妈老了？”
凌溪把手里的臭豆腐快速塞进恩佐的嘴，然后看了我一眼，眼神中竟饱含了无数的情绪。不知怎的，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见我哭了，恩佐用力咽下臭豆腐：“妈妈别难过，我觉得长沙的东西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吃。”说完他便急着伸手：“小姨，快点，奶茶给我！”
这副模样像极了我小时候被我妈逼着喝中药、急着伸手要糖的样子。我从小恨吃中药，但到了法国之后，但凡身体不舒服，我还是会跑到巴黎的“美丽城”去找中医。
一座城的精、气、神，能让生长在这里的人魂萦梦牵，就算出走半生，那些人、事、物也会在生命中留下痕迹。我告诉凌溪，我想彻底回家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准备先在法国赚一笔钱。
返回法国的那天，凌溪带着女儿送我们去黄花机场，我们四个在机场吃了一顿长沙特色美食。机场的食物吃起来总像少了一股味儿，我跟凌溪约好了：“下次回国，一定要带恩佐再去吃几次文和友的臭豆腐。”
但我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凌溪。
6
2019年6月，我在普罗旺斯城里开了一间名叫“湘格格”的小吃店，主打湖南米粉，赚外国人的钱。
刚开张的时候生意非常好，食客们对湖南米粉赞不绝口，但到了2020年年初，开始有谣言传开，说中国出了个新病毒。刚开的中餐馆遇到这种情况，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贷款和房租像大山一样重重地压过来，让我头疼不已。
1月，凌溪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国。当时我的心情不太好，但也不想提店里的事，只说近期怕是不能回去了。
凌溪没有多说什么：“行，姐，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她沉默了半天，又说：“这次我真的瘦了。”
我信她个鬼，她每次都说自己减肥，但每次都在骗我，于是我随口问她现在多重。
“108斤。”
“那还真是瘦了呢！”我有些吃惊，“怎么，文和友的臭豆腐不香了？辣椒炒肉不下饭了？还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姐，我病了。”凌溪漫不经心地说。
“穷病啊，没钱吃饭了？”我没心没肺地开玩笑，“别怕，姐开店了哈，赚钱了回头给你打钱。”
凌溪叹了口气，沉重地说，自己真病了。我追问下去，“胃癌”两个字从她嘴里艰难地吐出来。
我不能接受——怎么可能呢？我经常闹胃疼，可她是个铁胃啊，从来没有任何不适！
我想立即回国，但2月初中国开始全面封禁，紧接着法国也封禁，没有机票可买。我要来凌溪的病历，找了一位法国的医生看，医生说凌溪发现癌症时已经是晚期了，而且从她的基因检测结果看，没有找到有效抗体，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甚至连靶向治疗都不能做——换句话说，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
凌溪衰弱的速度比我想象中更快，我不甘心，问她愿不愿意来法国。凌溪的声音一下子清亮起来：“哇——”但马上又沉了下去：“我怕我死在法国，像我这样的人，要死也只能死在长沙。”
其实，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梦想罢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航班。我故作轻松地说：“你急什么，你的时候未到，阎王爷不会收你的。你给我等着哈，新冠危机解除，我就回国，我们再去嗦碗米粉吧。”
凌溪在视频那头笑着说：“要得，还是常德米粉吧，让老板码子给我们多炒点。”
后来，凌溪开始做化疗，第一次效果很好，她没有吐，头发也没掉。但第二次化疗就不行了，她开始不停地呕吐，还出现了肠梗阻。凌溪给我发来新的化验报告，我赶紧给那位法国医生看，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第二天，我给凌溪发了一段极光的视频：“宝贝，你等我，我很快就回去了，我带你去看极光，好不好？”
她乖乖地回：“好，我还想好好的吃一顿。”
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再后来，凌溪不再跟我视频了，只跟我语音聊天。我妈告诉我，凌溪已经瘦脱了相，怕我见到她那个样子会伤心。她停止了治疗，转去一家疗养院。
再后来，凌溪跟我聊天的信息越来越少，只有两次，她打来语音电话“告状”：一次是想吃冰棒，家里人不让；还有一次是想吃西瓜，家人依然不许。
凌溪“告状”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了，妹夫在一旁解释：“姐，我是怕她吃了肚子不舒服。”
“吃，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吃什么！”我立马给妹夫下命令。后来，我跟妹夫单独讲话，数落了他一顿：“她现在都这样了，想吃什么你还不让她吃吗？不管是什么，只要她想吃，都给她吃吧。”
2020年6月，凌溪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疗养院又没有很好的护理条件，她便以惊人的速度瘦了下去。
我这个在凌溪眼中八面威风的“偶像”姐姐，却不知道该怎么救她。我的店还没有卖出去，我的贷款还要还，我手里没有余钱，依然没有去中国的飞机，我痛苦得快要发狂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从凌溪告诉我她生病到去世，中间只隔了短短的6个月。最后的日子里，她瘦得不到70斤，临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用尽全力只说出了几个字：“姐，回来吧，你该回来了。”
7
凌溪走后，我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抑郁。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头发突然冒出来，黑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落。
以前凌溪在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直到失去她，我才知道有多痛。那天半夜我睡不着，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大哭一场，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的无能，既不能在经济上提供帮助她，也不能在精神上安抚她，甚至到最后都不能陪在她身边。
我后悔了，当年任性出走法国，并没有给我带来想要的新生活，反而把我与过去最爱的一切阻断了。我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悲痛，又习惯性地想逃避，那感觉好像是：我只要不回国，就可以当这一切都是假的——凌溪没有得胃癌，也没有瘦到不成人形，她还好好的活在长沙的某一处，等着我回去，一起去吃米粉、臭豆腐和小龙虾。
那段日子，我妈怕我走不出来，几乎每次打电话都要劝我“想开一些”。我嘴上答应，却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乎天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直到有一天，恩佐拿着电脑挤到我床上，说想跟我一起看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名叫《寻梦环游记》的动画片，讲的是人死后，会去另一个世界生活。
恩佐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妈妈，你应该好好的，不然小姨会伤心的。你看，去世的人只要还有人记得她，爱着她，她就不会真正死亡，她会好好的在亡灵世界活着。”
我问恩佐：“那你呢，你爱小姨吗？你还记得她吗？”
恩佐点点头：“我当然爱小姨，而且我永远都记得那个臭豆腐的味道，还有小姨带我去吃过的那些小吃。我们可以再去长沙，把小姨带我吃过的好吃的再吃一遍，这样每吃一遍，我就会想起小姨来。”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也许很久以后，恩佐会告诉他的后代：“那个让爸爸吃臭豆腐的姨婆啊……”
从这以后，我像突然醒了似的。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抑郁下去了，到了该担起责任的时候了。
逃离故乡长沙19年，因为凌溪仓促离世，我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我把小吃店卖掉，把贷款还了，还分期在国内买了套房。
那天，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准备回家了。我妈叹了口气：“你是该回来看看了，这回回来待多久啊？你得去凌溪的墓上去看看她，可怜凌溪走的时候，一直在叫你的名字呢。”
我轻轻地说，我准备带着儿子彻底回国了。我妈只说“好”，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她似乎永远在焦虑，既担心未成年的外孙，又担心我回国以后的收入与生活。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凌溪还是十几岁的模样，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又白又胖，站在长沙河西的一个路口等我：“姐，你终于回来了，快点带我去吃点东西吧，我太饿了。”
“你想吃什么？”我问她。
“能不能带着我把长沙城里的好吃的都吃一遍？”
我笑中带着泪，点了点头。凌溪一下子抱住我，那结结实实的拥抱感觉特别真实，她跟我说：“姐，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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