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江姐之子彭云同窗六载
－－作者：卢晓蓉
欢送同学参军时的合影。前排右一为彭云，二排中为作者
与彭云同窗六载
前些年，当“红岩”热又一次席卷而来时，已“知天命”的我又一次瞻仰了“红岩史迹纪念展”。不过不是在少年时经常去的重庆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在众多珍贵文物中，我寻觅到那份从未在记忆里消失过的江姐的遗书。我伫立在它的面前，视线仿佛凝固在存放这份遗书的玻璃匣子里边。
这是江姐在1949年8月27日从监狱里写给她的亲戚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江姐的遗体被敌人投进了镪水池，致使她尸骨无存。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从1949至今，时光走过了半个世纪；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到北京天安门，共和国已几经天翻地覆。然而无论遭逢什么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我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江姐在绝境中从不绝望的声音：“……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重庆日报就曾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竹筠烈士的感人事迹。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不惜捐出一节她一向很看重的算术课，为我们朗诵完这篇长文。讲台上下，师生哭成一片。
江竹筠烈士
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观众席里便泣不成声。其中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云，即江姐在信里提到的“云儿”。那天晚上，他的养母－－谭竹安先生的姐姐谭正伦妈妈才第一次告诉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便是他的亲生母亲。我相信自那以后，不仅是彭云，还有我，还有数以亿万计的世界上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
1959年秋天，我幸运地考进了重庆市一所重点中学。报到那天，我从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惊讶地发现了彭云的名字。从此我们不仅同窗共读了六个寒暑，还成为并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时他任团支书，我任中队长；高中时我任班长，他仍然任团支书。那时我们全班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掉了一根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备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
有一次，我们在曾囚禁革命志士的监狱渣滓洞－－那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去两次的地方，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烈士遇难日－－举行纪念活动。一不小心“暴露”了彭云的身份，“牢房”楼上楼下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班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镜，和他调了个“包”。另外几个比他高大的男同学则架着他往外“突围”，好不容易才“越狱”成功，摆脱“追兵”。
江竹筠烈士
我看到了江姐遗书
我们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要数小说《红岩》出版发行之际。在那以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不过小说原先的名字叫《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时才改为《红岩》。从此《红岩》不仅风行全国，而且漂洋过海。小说又一次将“江姐热”推至高潮。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这些信件洋溢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也充满着对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
彭云总是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一份份浓情厚意。我们的心被温暖，被融化，有时难免因激动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云却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我曾经纳闷，小小年纪的他为何能够如此冷静。直到有一天，他请我们去他家，给我们看了江姐的遗书后，我才真正明白。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江姐这封信。信是用竹签子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制成的“墨水”，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上的。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纸有些发黄，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苍劲有力的笔锋，那对时局入木三分的分析，那对理想和信仰毫不动摇的忠诚，那对儿子和亲人难以割舍的深情，都融入其中，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那时的江姐正身陷铁牢，饱受酷刑，而且生死未卜！
江竹筠烈士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贴近地读到一封烈士的家书。我为这封信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所深深震撼，同时也明白了彭云的谦虚和自律来自何处。
从此，我们教室的墙上挂上了江姐语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虽然政府和学校对我们班有特殊照顾，让我们自报口粮标准，但我们全班同学都一致选择了最低等级，彭云也不例外。因为身体消瘦，他的头显得更大了，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那双酷似江姐的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粗服淡饭”虽然亏欠了我们的身体，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有什么评比项目，我们班也一定榜上有名。就连出墙报，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彭云的父母，彭咏梧与江竹筠烈士
“文革”中的考验
彭云的父亲，即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是一个响彻巴山蜀水的英雄名字。在一次集会后的突围中，他为了掩护群众，只身一人将敌人引到相反方向，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惨无人道的敌人当场将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而江姐那时正满怀激情赶来与他并肩战斗。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里，江姐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
被彭咏梧救出的老百姓怀着极度的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分两处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身体。1961年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当地政府特地邀请彭云前去，隆重举行了彭咏梧烈士的遗体合葬仪式。
不料到“文革”时，“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是“叛徒”“黑帮”，并且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抹掉这段历史。那时我正在四川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大巴山插队落户，无论是肉体之苦还是精神之苦，都令我和知青同伴们濒临绝境。
支撑着我们勇敢地活下来，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江姐、彭咏梧们的光辉形象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我从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乡亲的彭咏梧，以及明知新中国已经诞生、却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江竹筠，会是什么叛徒！
同样，在高中三年级即“文革”前一年，社会上“左风”盛起，我们班被树为市里“贯彻阶级路线”典型的时候，彭云也从不相信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子弟会是什么“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悲剧的人，“将来会变成修正主义”。
现在想起来，他的话难免有些幼稚，但却让我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在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之时，勇敢地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十三年后，我又托“改革开放”的福考上了大学。彭云当年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大学校园的卢晓蓉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虽然历经磨难，我们却始终保持着中学时代那份纯真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一条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铺成的路，一条通往全人类美好明天的路。
（本文摘自卢晓蓉著《水咬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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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两个高中65级同学的回忆
第一个是卢晓蓉，1946年出生，是民生公司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女儿。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此时卢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内忧外患。卢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下的第一个孙女晓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藉慰。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记得，民生公司开会时，年幼的晓蓉，就在台上走来又走去，卢作孚也不会干涉，任她来回地溜达。
幼时的晓蓉，老爱皱眉头，卢作孚见了，曾对着长媳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际遇。”
卢作孚先生
1959年秋天，卢晓蓉考入了我们重庆三中初62级2班。报到那天，她忽然从班级的花名册上，发现了彭云的名字。彭云，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独子。从此，卢晓蓉与彭云，同窗六载。初中时，彭云任团支书，晓蓉任中队长；高中65级时晓蓉任班长，彭云仍然任团支书。那时学生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因彭云是江姐的儿子，爱乌及乌，我们班因有了他，而格外与众不同。学校对此班关爱，选派优秀老师任教；市里也是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此班同学参加。
卢晓蓉，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1965年高考时，卢晓蓉落榜了。
卢晓蓉后来写道：
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待到刚升上高三，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我们班，一把“贯彻阶级路线”的“左”刀，便把好端端一个班拦腰“劈”成两半。“一半”是“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另一半”是“孤立对象”和“打击对象”。据说市委工作组是带着理论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的。
于是上课时，“一半”坐前面，“另一半”坐后面；复习时，“一半”有老师辅导，“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试时，“一半”开卷，“另一半”闭卷；政治试卷，“一半”的题目是“长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的题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即从班长、年级主席的“巅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只能向高年级的榜样看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选择自己的出路。我连续写了六份书面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其实潜台词是，我很害怕背上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坏”名声。见到我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校长决定找我谈话。
我向来很尊重这位文质彬彬的南下干部。记得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以后，我和几位女同学在校园里散步，正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他打听自己能不能升上高中，他慈祥而和蔼地望着我说：
“像你这样的好学生我们怎能不要！”
那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中榜。而今这位校长找我谈话，还是往日的模样，只是眉宇间增添了几丝忧愁，口吻也绝无当年那么有把握：
“你不是说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考大学也是祖国的需要嘛，你应该带头考好。考不上大学再下农村也不迟。”我知道，这是老校长在当时那种自身难保的情势下，能够告诉我的全部心里话，寄托着他的祝愿和希望。
我就这样被动地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前填志愿时，我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全部填上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出身”，能考上一个农学院就算不错了。
哪知志愿表交上去后，班主任两次找我改填志愿，第一次说学校研究过了，我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第二次又对我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报考这个系吧。”我没来得及核实梁思成当时还是不是系主任，就再次改填了志愿表。只是留了一手：其余九个志愿，仍是清一色的农学院。
最后结果当然是落榜，一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后，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志愿填高了。”我表示同意。在此之前，亲朋好友无不认为我没考上大学的原因是志愿填高了。尽管是班主任主动叫我改填的，但毕竟是我亲自下的笔，我自不量力，只能咎由自取，随即“志愿”报名去了川北大巴山。
时隔七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这张致我于“死命”的志愿表，发现“中学成绩”栏里除了体育80多分，其余都在90分以上。“优缺点”栏里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可是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写着“此生不宜录取”，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卢作孚去世后，他的妻子与孙辈们在一起
随后，卢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蓉犹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吧，有爷爷资本家的阴影；不填吧，又会犯有隐瞒家史的罪名。横竖都难堪，不如硬着头皮写吧，爷爷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出乎意料的是，晓蓉竟成了全县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而且还是华东师范大学。那一年，卢晓蓉已经32岁，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从此，大学四年，彻底改变了晓蓉的后半生。
大学毕业后，卢晓蓉与当时录取她的吴铎教授，异地重逢。晓蓉问起：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
吴教授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从湖北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卢晓蓉，作为爷爷卢作孚最钟爱的长孙女，其命运，其悲欢，也深受爷爷的影响，好在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第二个就是已经提到的我们班的彭云。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了儿子彭云。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江姐在临刑之前给谭正伦(彭云父亲的前妻)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彭云和父母
彭云是江姐唯一的儿子，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从小认真读书，成绩优异。
彭云身高只有1.60米，个子不高，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略大和戴着一副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有一次我们班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彭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和眼镜和彭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
卢晓蓉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彭云本人则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
1965年高考，彭云成为四川理科状元。
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早就盯上了他，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但彭云决定继承父业上军校，选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当彭云决心定下来后，问题就来了。哈军工是军校，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身体方面最低的要求是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彭云体重不够，只有92斤，还戴着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视镜，第一轮体检就给刷下来了。
后来，了解了彭云的特殊情况后，学院院长刘居英少将一锤定音，破格录取彭云！除了他是著名烈士江姐儿子这一根正苗红的特殊缘由外，还因为彭云是1965年四川高考的理科状元，这个条件太过硬了！
江姐（左）中学毕业留影
1978年，彭云考取了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彭云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87年，彭云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成为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是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江姐牺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儿子却定居美国。为何没回祖国发展？记者采访时，彭云说出了原因。
记者问：“江姐在狱中受尽磨难，并写下遗愿‘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
彭云答：“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我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问：“去美国后，为何会一直留在那里？身为烈士的后代，定居美国？”
答：“我就是想做点学问，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而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适合我。”
彭云在美国
问：“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答：“其实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我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我想做出大东西就回祖国，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问：“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答：“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问：“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答：“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里（中国），儿子也在。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
彭云还坦言：“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我们都老了（今年75岁），盼望卢晓蓉和彭云都回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
卢晓蓉近影
作者不详，文图选自网络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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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春节
－－作者：李致
严寒，大雪纷飞。新的一年开始了。
每天照样请罪写检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似乎给“牛鬼”们带来“希望”。专政人员训话时号召大家抓住时机，彻底交代罪行，不当“死不悔改”。有不少“牛鬼”连夜赶写交代材料。我实在找不出值得交代的东西，生活依旧，按时作息。我知道这又是“态度问题”，但有什么办法？
说实在的，我想得最多的是春节能否回家。
已有半年多没有回家，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当然即使放别人回家，也可能把我一人扣下来。这已有两次前例，不能不作最坏的思想准备。
除夕下午刚上班即开始写罪行材料－－“专政小组”来了一人。他先讲了许多报纸社论的精神，终于宣布所有“牛鬼”放假四天。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尽管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喜悦之情也难免流露出来。其他牛鬼也如此。
“有几条纪律必须遵守，”专政人员说，“第一，不许串门，更不许外出；第二，每天必须在家里人早请示晚汇报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第三，继续认真考虑自己的罪行；第四，要向自己全家交代一次自己的罪行；第五，春节回来，交一份书面思想汇报。”
只要能回家，其他事都好办。
下午五时半回家，全家人都很高兴。我爱人说儿子早知这个消息，全家人都在等我。爱人还做了好吃的。一个小方桌，四把小椅子。平常我们一家就是在这儿吃饭的。坐在一起，团圆了，感到特别亲切。尽管被关押半年多，我的精神未垮，我爱人和子女从不相信我是坏人，因而并无悲伤情绪。
可是大年初一却碰上一个难题。
大约在八时半，我们这一层楼的“革命群众”，都开始“早请示”了。相继传来敬祝“四个伟大”的领袖“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呼声。我赶快按照“专政小组”的规定，招呼全家开始“早请示”。可是当全家四人站在毛主席像前，谁来“带领”呢？
我身为“黑帮”，没有资格。
我爱人说：“我从来没有带领过，让女儿带领。”
让女儿带领“早请示”，应该没问题。因为文革初期她参加过机关的宣传队，有表演能力。我立即支持我爱人的意见，叫女儿带领。但女儿坚决不愿意。
没带领人，怎样“早请示”呢？
没办法，我只有叫儿子来带领。我儿子当时很小，严格来说让他带领似不够“严肃”。出乎意料，儿子也不愿意。似乎谁也不愿做这件傻事。无可奈何之际，全家都“支持”儿子来带领。
儿子毕竟年小，“被迫”带领全家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副统帅”的身体“永远健康”。总算完成了这个规定。可是勉强儿子这样做，现在想来也感到歉意。
我爱人不愿带领当然能理解，两个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可能都对这种封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感到厌倦了。在公开场合不能不跟着喊几声，在家里却不愿带领。可惜“洞察一切”的领袖不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听说，伟大领袖对“副统帅”搞“个人崇拜”以及什么“四个伟大”之类，早就“不高兴”，而且“厌烦”了。如果及时传达了这个“最高指示”，我们何至如此尴尬？
向全家人交代自己的罪行一事，安排在初二下午。我们围坐在小方桌四周。我爱人了解我的情况，所谓交代实际是对两个孩子。我着重说了在工作中如何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如没有突出政治，过分强调智育等等。这些事几乎是所有“当权派”皆有的罪行，已成套话空话，孩子们司空见惯，听烦了，听过就算了。当谈到十几岁写过一些错误作品时，女儿发生兴趣，要我举例说明。
我说自己十五岁时所写的一首小诗，名叫《野草》，全文是：“温室的花朵／需要一定的水分、温度和阳光／我们却不断地／像野草／从荒原、坟堆、石缝瓦砾中／发芽，生长！”
女儿听了，立即说：“这有什么错？不做温室的花朵，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我觉得挺好。”
这首诗谈不上好，但也没什么错。当时系一九四五年，面临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可能要求有好的环境；我也只有十五六岁，思想水平不高。我很高兴女儿能分辨是非，但只能违心地按照“革命群众”批判的语言说：“它既没有突出党的领导，也没有依靠群众的思想，只强调了个人奋斗。”
女儿没表态。我不得不反复批判，大有她不服我则不停之势。最后她把头转过去，不屑地说了一句：“充其量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至今还记得她那轻蔑的样子。
我不想把问题扯开了。自己都不信的话，岂能说服儿女？趁此机会，我说被捕问题，我没悔过、没自首，更没出卖同志；只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是该受审查该被批判的。假戏真做，我想让孩子对我的问题心中有个底。
这个规定任务就算完成了。
还要写思想汇报，这也是令人头疼的事。从一九六六年被揪出来开始，规定我每周写份思想汇报。
如果写真话这并不难，一千字半小时即可。但那时哪儿能容你讲真话？除非你甘愿被折磨。
讲点轻描淡写的违心话也不行，会说你不触及灵魂不暴露思想。
每当写思想汇报时，我常坐在桌前，一两小时无法提笔，万分苦恼。
别有用心的某人（那个与“母蚊子”对号入座的）多次借此大做文章。
初四下午，又面临这个局面。折腾一两小时后，我不得不提笔写思想汇报。首先感谢“革命群众”给我们放假，让我们回家过春节。接着表明遵守了各项规定，没有外出和串门，按时在“早请示、晚汇报”时向毛主席请罪，认真向家人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等等。最后决心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高呼几项必呼“万岁”的口号－－全是劳什子“文化大革命八股”。
明天清早得回关押之地，难得的最后一夕从吃晚饭到上床，与两个孩子说不完的话。深夜，又与爱人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前景。说来说去，谁知道这文化大革命要“革”到何时为止？
这就是我一九六九年的春节。
转自《私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