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遇」不是一个好的统计学概念 | 腾讯新闻短史记
说一说“十年一遇”、“百年一遇”这类概念的由来。
作为一个水文领域的统计学概念，“百年一遇”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词汇（中文里以前也有这个词，但不属于学术概念），对应的英文名词是“100-year event”。有“百年一遇”，自然也会同时存在“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五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这类概念。
中国学术界使用“×年一遇”这个统计学概念，大约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5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便提到：
⑤Floods and Recurrence Intervals.载于www.usg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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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如何区分「臣」与「奴才」？ | 腾讯新闻短史记
作者丨隋风
编辑丨吴酉仁
影视剧里，清代官员向皇帝奏事时，有些人会自称“臣”，有些人则会自称“奴才”。
说一说二者的区别。
汉语中的“奴才”一词，在两晋时期，乃是用于骂人的“胡语”（即少数民族语言）。北魏的权臣尔朱荣，便曾骂造反的葛荣等人“本是奴才，乘时作乱”。另按元代人陶宗仪的理解，奴才（材）指的是“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也就是被看不起的没出息之人。他举了个例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郭子仪对自己的儿子们感到失望，觉得他们都是些没出息的“奴材”。①简言之，在清代以前，“奴才”是一个贬义词，不会有人愿意自称“奴才”。
变化发生在清军入关之后。满洲制度里有所谓的“包衣”阶层，这些人世代为贵族服务，相当于家仆或者家臣（他们的地位往往比普通民众要高，实非贱民）。清朝建立后，部分官员仍自称“奴才”，便与此有关。
顺治、康熙年间，官员奏事既可自称“臣”，也可自称“奴才”，朝廷尚无统一规定。比如广东巡抚杨宗仁是汉军旗人，他在康熙五十八年谈“火耗”问题的奏折里，便全文自称“奴才”。②
雍正登基后，不满官员自称混乱，遂在批阅奏折时，屡屡将“奴才”改为“臣”。在康熙年间一直自称“奴才”的杨宗仁，他奏折上的“奴才”二字，便被雍正亲自给划掉了，改做“臣”字。雍正并在旁边批示：“称臣得体”。满洲旗人齐苏勒的奏折上，雍正也留下了朱批：“向后写臣字得体”。③
♦ 雍正将“奴才”划掉，改为“臣”字
南阳总兵董玉祥奏折里的“奴才”，也被雍正改作了“臣”。董玉祥上表谢恩说，“世代叨蒙豢养洪恩，得侍奴才之列，荣已过分，复蒙圣谕称臣，更深乾惕”——自家世受皇恩，能列入“奴才”的行列，已是过分的荣耀，如今被允许自称为“臣”，只有更加努力才能报答圣恩。就这道谢恩折的语境来看，在雍正时代，“臣”是一种比“奴才”更体面的自称。
为求全面统一，雍正还曾在下旨编纂的《钦定八旗通志》中明确规定，所有的奏章“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④，不许再出现一部分人自称“奴才”，另一部分人自称“臣”的情况。
尽管雍正一再强调“称臣得体”，但还是有很多官员更愿意使用“奴才”二字。毕竟，“奴才”彰显的是他们出自“皇帝的包衣”，与“臣”所彰显的“朝廷职官”相比，前者更能拉近自己与皇帝的关系，增加彼此的亲密度。
乾隆很明白官员们的这种心理。他继位后，便改变了雍正的一刀切政策，订立了详细的“官员自称规则”。该规则的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满人官员上奏，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
乾隆在谕旨中说得很明白：“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嗣后颁行公事奏折，称臣；请安谢恩、寻常奏折，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⑤他以君臣关系对应国家体制，以主仆关系对应私家情谊。皇帝作为满人，特许满人官员在请安、谢恩时自称“奴才”，为的是昭示“满人一家”，提高八旗官员的向心力。
♦ 和珅的谢恩折，自称“奴才”
（二）武官无论满汉，上奏时都要自称“奴才”。
这项规定的起因，是福建提督甘国宝（汉人）在谢恩时自称“臣”，惹得皇帝大怒。乾隆指出，此“殊不合体式”，因为“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之前已经下旨强调过：“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非概及于武臣。”⑥
乾隆此举的用意，当是欲借主仆关系来拉拢武官，强化他们与皇帝的亲近感。毕竟，武将们手握着军队，是比文官更需要注意维持向心力的群体。福建提督甘国宝在谢恩折子里自称“臣”，带给了乾隆一种疏远感。这应该是他发怒的主因。
（三）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时，自称应与领衔者保持一致。
在乾隆做出统一规定之前，满汉官员联名奏事，常出现分别自称“奴才”和“臣”的情况。比如，直隶总督西宁、天津镇总兵达翎阿、直隶布政使周元理联名上奏蝗灾事宜，使用的自称便是“奴才西宁、奴才达翎阿、臣周元理跪奏”。
乾隆见到奏折后，斥责周元理“无礼”。他在朱批中说，“臣”与“奴才”的词意并无不同，“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这话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颇为精准地点出了“奴才”和“臣”的区别——前者卑，但能显出与皇帝的亲近；后者尊，但却显出与皇帝关系疏远。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乾隆还举例说：尊贵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卑微如“丞簿末秩”的汉人，被引见时“亦皆称臣”。难道“丞簿”这类小小的汉官的地位，要比“满洲大学士”更尊贵吗？当然不是，可见官员的地位与如何自称无关。
乾隆还说，他对官员如何自称这件事，其实是不计较的（这自然只是漂亮话，否则周元理便不会挨这样一顿痛骂），但同一封奏折里的自称必须统一，“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时，所有人的自称，都必须与领衔者的自称保持一致。
末了，乾隆开始斥责周元理：“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分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⑦——若说周元理这个汉官，是不屑于和西宁这些满官一起自称“奴才”，刻意称“臣”来标新立异，以彰显自己的身份，我想他应该不敢生出这种念头。他的问题是拘泥于条文，不通事理，简直可笑至极。
其实，周元理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可笑。汉人文官在上奏公事时称“臣”，本就是约定俗称的规矩（后来乾隆也规定，无论满汉，因公事上奏一律称臣）。周元理不敢挑战这规矩，便只能“拘泥”和“不达事理”。正如陈垣在《释奴才》一文中所言：
♦ 刘墉、陈辉祖自称为“臣”的奏折
此外，皇族中人，如皇帝的儿子、兄弟、长辈等，在一般情况下都只称“臣”。汉人出身的太监则须自称“奴才”。对于这当中的区别，清末太监信修明是这样理解的：“只要受皇家眷养者必须自称奴才，如为国家政治有建树者则称臣，如恭忠亲王、醇贤亲王、庆献亲王都是军机大臣，在公可称臣，在私就得称奴才。”⑨
乾隆设立的这套“官员自称规则”，一直实行至清末。
当然了，虽说已有定制，但官员为拉近与皇帝的关系，仍时常出现违规以“奴才”自称的情况。尤其是到了晚清，满人官员们在奏报公事时，仍喜欢以“奴才跪奏”开头。
光绪晚期，为从名义上消除满汉差异，清廷曾讨论过“免去满员称奴才字样，一律称臣”等议题。宣统二年，清廷正式下诏，取消了“奴才”这一自称。自此，无论满汉文武，官员一律称“臣”。（来源：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