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妇女一扎堆，总爱一起吐槽老公——在加拿大也不例外。只要有一名主妇起头吐槽一句，别的主妇也会跟着开始诉说自己老公相应的、甚至更恶劣的行为，让先吐槽的人心平气和：“男人都这样！”
一次聚会中，一个嫁给了西人的华人主妇抱怨：“我家那位太精了，我回中国探亲，我的狗让他照顾，狗生病了，我老公硬是不肯送医院，说什么狗有自愈能力，吐吐就好了，最后还是等我回来才送的宠物医院——其实就是因为狗住院要交钱，他舍不得。”
见我们纷纷附和，她继续道：“平时，我想着当年是靠他办了身份，就没在小事儿上和他计较——我家水电气账单都是平摊，鸡蛋都是一人买一盒放冰箱，如果我打汤时候不小心拿错了鸡蛋，下回做饭时我都要记得还一个给他！”
一个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姐妹宽慰道：“算家用，这是小精明，算不出几个钱的。真正精的，是结婚时就把离婚时的钱都省下来的。我学过一个案例，老公自己身家百万，把不懂英语的中国老婆带到律师那签了个合同，约定离婚时老婆一分钱都不能分他的。你们知道的，在加拿大离婚，婚后财产一般都是一人一半，合同签对了，能省下几十万刀，这才是真精明呐！”
这位姐妹讲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私下盘根究底一番后，又查了不少资料，找到了当年接手官司的律师，还真的搞清楚了这个“过埠新娘和她的精明丈夫”的故事。
1
“过埠新娘”这个叫法是从清末的广东华侨中开始有的，那时许多在海外谋生的中国人，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本着根深蒂固的“男大当婚”思想，身在重洋，也要设法在家乡找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成婚。后来这个群体成为了香港电影里偶尔会使用的题材——或许上了岁数的中年人，还记得洪金宝和张曼玉的那部电影。
那时候，那些选择回国娶亲的加拿大华人，被戏称为“搬运工”，他们的妻子自然也继承了“过埠新娘”这个称呼。那个年代，加拿大家家户户都有大花园、独立屋、私家车的生活，对不少想要出国谋生的人很有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从中国大陆来的“新娘”，最初的震撼也总会写在脸上。
但，一方高攀的婚姻，也很容易让另一方怀着戒心。就算是现在，在加拿大华人论坛上，我还时常看到有人发贴问：“万一对方拿了身份就离婚呢？”“万一离婚时还要找我要赡养费，那可怎么办？”
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阿华，生在农村，书只念到初二，16岁就到广东的工厂打工，后来又到自家姐姐的发廊干活。她不会说广东话，连26个英语字母都没学过。1996年遇到钟生的时候，阿华25岁。
这个从加拿大来的男人当年42岁，刚刚和结发妻子离婚，此行来广州，既是为考察商机，也带着为自己再找一个伴侣的打算。
钟生出生在香港，家境殷实，作为家里最聪明的孩子，12岁就被父母送到加拿大读小学，一路念书，拿了好几个专业的文凭，最后从一家名牌大学的房产销售专业毕业。
在阿华还没出生的时候，钟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他并没有像一般房产中介那样靠买卖赚佣金，而是成了一个房产投资专家——香港的地产市场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起飞，连在售楼部门口卖楼花、排位号的阿姨都知道“要想富，先买屋”，钟生在温哥华成立了家族公司，专做房屋出租。温哥华是个人口源源不断涌入的城市，只要有房，不愁租不出去，钟生的生意兴隆，财富像滚雪球一样积累起来。
但这份财富被离婚切走了一半——钟生高中毕业就和结发妻子结婚，然后一口气生了3个儿子，夫妻俩1996年离婚的时候，钟生名下400万加元的房产，按照加拿大的司法惯例，被结发妻子分走了200万——当然，即便如此，以当时的汇率，钟生的身家以人民币衡量，也算“千万富翁”了。
钟生和阿华彼此钟意，很快在广州同居了。相处了3年后，钟生并没有采取“在中国登记结婚—直接配偶团聚移民”这样一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很谨慎地回到加拿大，给阿华申请了签证——他要阿华以“未婚妻”的身份登陆，到加拿大结婚后，再正式为她申请移民。
就这样，阿华在1999年到了温哥华。那时的温哥华与广州的对比，差距是天上地下的：钟生在温哥华的房子简直就是个豪华别墅，楼上楼下5个大卧室，厨房光洁闪亮，门前草地碧绿，房后落英缤纷，就算是在阿华看过的电影里，也没有这样美满的生活。
钟生给阿华“交底”说，自己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俩结婚，如果要忤逆父母的意思，那结婚前必须要先签一个婚姻合同。没有心机的阿华一口答应，钟生便周到地为她预约了讲中文的律师。
和律师碰面一共也没花几分钟，阿华在一份自己看不懂的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跟钟生就此完婚了。
2
阿华在温哥华落地才一周，时差还没倒过来，钟生就对她说：“我给你找了个在餐厅的工作。”
原来，钟生当时正好有一栋出租屋租给了本地的一家中餐厅，租房合同签完，就“顺手”给年轻的新太太找了工作。朴实的阿华根本没有生气，而是欣然前往。她本来也没想过要度蜜月，更愿意赶紧赚钱，好寄给大陆的家人。
世纪之交的温哥华，中餐厅生意爆棚，勤苦肯干的阿华对餐厅的工作很快就上了手。广东话里管中餐厅的服务员叫“企抬”，负责点单、摆碗碟，外加结账和打扫店面。阿华不懂英语，只能从后厨干起。
本地的小型中餐厅基本用不起洗碗机，小山一样高的脏碗油盘，中午收回来，晚上还要继续用，最低工资请不到洗碗工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就会袖子一挽，亲自上阵。洗碗工得站在水池前，不停手地洗——用洗洁精先擦一遍油腻的碗碟，扔在清水池子过一遍，再捞起来到消毒池子里泡一泡，最后用洗碗帕擦干。
中餐厅老板很精，从来都是用零工，平时生意清淡时就跟老板娘亲自在店里盯着，省钱。若是赶上客人多、老板娘忙不过来时，他就在后台猛打电话，喊“on call”的服务员和厨房小工赶快过来顶上，好应付一轮用餐高峰过去，这样，才能保证工资成本最低。常有服务员在餐厅后门叉腰发牢骚：“我坐公交过来都花了2块钱，你就让我赚这一两小时工资？！”
所以，阿华这样住得近、又肯吃苦的零工，是最受中餐馆老板们欢迎的。
力气本无根，用了又再生，阿华很快就和周围三四家中餐厅都建立了“on call”关系，她在餐厅打工打得很投入：一小时8刀（加元）的最低工资，打烊以后还分小费，多的时候每人也有几十刀，几乎一天就可以赚过去一个月的工钱，跟几年前在流水线上三班倒、手脚也不敢停歇的状态比，温哥华的“餐厅工”简直是小case。
阿华赚来的钱，除了给自己买点必要的用品，剩下的基本都寄回国给了母亲。但时间一长，钟生不高兴了，开始嫌新太太不顾家了——虽然一日三餐阿华还在做，洗衣和打扫屋子也还能对付，但老派香港人讲究衣服要熨烫，阿华天天忙着“on call”，回到家后一身烟熏火燎的味道，筋疲力尽，只想往沙发上躺，更别说还能把老公衣服裤子都烫好了。
但让阿华放弃打工是万万不能的，她用自己的工资请了个钟点工，专门给钟生熨烫衣服。钟生又说花园得保养，草要剪，花要浇，树要修，阿华就又从自己工资里掏钱请了个园丁。
加拿大本地夫妻常常是在银行开个联名户头，工资一起花，家用一起拿。而在钟生家，钟生来付生活费，阿华的个人开支和家务开支，都是她自己用打工的薪水来付。
几年后，熟悉了环境的阿华，给自己的母亲也办了移民。
老太太没浪费一天，刚住进女婿家就和女儿一起去餐厅打工了，阿华从此也有了伴儿。
在温哥华的中餐馆里，有不少像阿华母女这样的服务员，她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胳膊上碗盘叠着三层高，在拥挤的桌子中闪身而过。早茶时她们给你端茶送碗，下午点心时段她们还在满场飞。就像钉子一样，牢牢扎进这个城市。
钟生的日子也很充实，他继续着自己的房产生意，先把自己住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用贷款买了个列治文的公寓，然后又把列治文的公寓拿去二次贷款，再去买另一个城市的公寓——他做房产投资并不避着阿华，反正他们是签了婚前协议的。
看到老公的工作就是“买房、装修、出租”，不像餐厅的工作那么劳累油腻，还更能赚钱，阿华开始很虚心地向钟生学习起来。2007年底，阿华和母亲也投资了一栋小独立屋，总价44万加元，收来的租金差不多能够还银行的月供——在加拿大7年赚出半套房，母女俩也是有“恒产”的人了。
钟生闲来还会指点阿华如何理财。阿华随即给自己存了退休金，也学着用各种免税的理财工具——这是好些老华人一辈子也不会用的东西。她的“餐厅工”收入不比白领低，再加上理财收入，钱包渐渐鼓了起来，有一次钟生投资短头寸（期货），阿华也掏出3万块现金。
阿华渐渐也能说上几句英语后，就去上政府为新移民办的英语基础班，课程是免费的，讲的都是加拿大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法律知识和财务知识。
3
2010年，阿华在一家养老院的餐饮部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一个月能领2800加元的工资，还有了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成了“正式员工”的阿华，就像一滴水，终于融进了这个国家。
而此时的钟生，每个月都会离开家，去列治文的公寓住一两周。他说自己想住得离大儿子近一点，好能见见孙子。但到了2011年，他把列治文公寓租出去，自己搬到另一个城市新买的公寓去住了，依旧是每个月住两周，阿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2012年圣诞节之前，钟生给阿华发来了一封email，说：“我已经爱上了别人，如今正在和她同居。”
就在阿华的眼睛快要哭瞎的几天后，钟生趁圣诞节回到家里，他不是回来跟阿华解决感情问题的，而是先要解决“丈母娘长期住在家里不给钱”的问题。同时也发出最后通牒：“阿华，你妈住在这里这么多年，就没想过要付我一份租金？要不让你妈给我付租金，要不我就赶她走。”
阿华跟他大吵一架，钟生摔门而去，从此再没回过这个家，也不再出一分钱的生活费。阿华开的车、住的房都在钟生的名下，一份在养老院工作的薪水，根本还不起车和房的贷款——何况她自己还有一份房子的贷款——在巨大的压力里挣扎了几个月后，她倒下了，送到医院，被查出了心脏病，靠公费保险做了开胸手术。
出院时，医生告诫她，回家后千万千万要静养，从此不能再劳碌，阿华好不容易得来的正式工作，就这样没了——这些年，她能在温哥华立足，全靠餐厅要用她的力气，现在不能再出卖体力，难道要等着银行来撵人吗？
日子过不下去了，阿华在病床上决定，砸锅卖铁，也要打官司——好在她的房贷本来快要还清了，她依样学钟生照葫芦画瓢，做了个“二贷”，套出3万加元，作为打离婚官司的预算。
或许是因为阿华觉得最贵的律师就是最好的，她请了一个西人律师，而且居然还是有“女王御用”头衔的——要知道，很多当地华人必须打官司的时候，脑子里想着的第一件事就是省钱，找律师时，第一句话总是“小时费率多少？” 我查过当年律师行业的收入水平，执业不久的菜鸟律师120加元/小时，而“女王御用”律师，那是连续执业25年以上的，每小时收费能到500加元左右，一个离婚官司打下来，可能几万加元就没有了。阿华这3万块，甚至可能都不够一轮庭审烧的，即使是那些比阿华富得多的华人，也未必敢下这样的决心。
姜还是老的辣，老律师先解决现实问题，一张诉状送钟生上法庭，要离婚，要分家产，要求钟生给配偶赡养费，还申请法庭下令，勒令钟生“得先支付分居期间的费用”。
法官签下的这张法庭令，解了阿华燃眉之急：“分居期间，房子和车子由钟太太使用。钟先生需要继续供房供车，也必须要交房子的水电气和地税。在此期间，钟太太有权独占房子和车子，钟先生没有权利进入，除非有钟太太的书面同意。”
法庭令最后还补充道：“在诉讼期间，钟先生必须付给妻子生活费，直到法庭判决为止。”
法庭令是法官直接签署的，钟生都没机会答辩（作者注：这个法庭令是“without notice”，不必通知另一方的。在加拿大法律看来，打离婚官司时，有钱的一方就得先付钱给没钱的一方，有钱一方可以去申请复议，但复议之前也得执行。必须要保证弱势的一方头顶上有房子、冰箱里有足够的食物）。他没有花费时间申请推翻这个法庭令——水电气、地税、按揭生活费，都是小钱，关键是要“站住”当年的婚前合同，要知道，配偶赡养费才是离婚官司的“大头”。常有收入不菲、离过婚的西人打征婚广告时会主动说“我要给配偶赡养费N年”——这笔钱月月扣、年年给，必须要未来的女伴知道且谅解，新的关系才走得下去。
钟生也请了律师，提出了反诉：“我们的婚姻当年签了合同，阿华不能分我的财产，法庭应该尊重婚姻合同。而且，说到配偶赡养费，是阿华该付给我！”
4
直到这时，阿华才知道当年签下的婚姻合同，原来是钟生指望保住财产、轻松脱身的杀手锏。
这份合同写得很专业——它约定：无论双方结婚时间多长，在离婚时，双方都只能带走自己的财产。合同紧接着列出来几十份在钟生名下的财产，有房产的位置，股权，退休金和投资。而列在阿华名下的财产呢——一片空白。因为当初阿华就是两手空空、没带一分钱进入了这份婚姻。
这份合同一句都没提配偶赡养费。钟生主张：合同没写的，就是没有，就不该给，要给也应该是阿华给我。后来，他大概觉得找打餐厅工的妻子要赡养费有点不光彩，又撤回了自己的请求，并表示：“我可以给阿华赡养费。”
一般经验老道的律师会建议，要“起诉”就不要“撤回”，因为轻率、反复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概是从钟生所了解的加拿大法律来说，他自信这份婚姻合同当初真的立得很“坚固”，可能和自己的律师并没有充分讨论。而且，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有另外一个离婚官司一路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而这个案例，大大增加了他赢得官司的信心——
一个西人男律师，第一次离婚时被前妻分走一半身家。他决定再婚时一定要签个最严密的合同，于是向一个女律师求婚，掏出一份合同，约定新的妻子如果放弃职业在家照顾孩子，那么每年可以得到3%的婚房份额，但是无论结婚多少年，女方能拿到的房子份额不能超过49%。
女律师一看条款，自然打死不签。虽然他们各自都是律师，但都又分别咨询了别的同行。后来男律师在订婚宴之前，当众再次掏出合同，拿出钢笔直接塞到女律师手上。女律师被架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不好破坏气氛，流着眼泪签了字，跟旁边的朋友说：“你是我的证人，我是被迫签了这个合同。”
若干年后，两人的婚姻果然又走到了离婚的田地，按照合同，女律师只能分到23%的房子。法庭上，男律师坚决捍卫合同，女律师坚决推翻合同，双方为了职业荣誉，一路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认定：两人都咨询了独立法律意见，女律师放弃权利是自己的决定，婚姻合同的公平不等于平均，女律师不能分到更多的钱。
钟生的合同是严密的，也是有前瞻性的。他甚至考虑到了，在一些时候，法官会以“夫妻结婚这么多年，离婚时的现实情况与合同签订时候的情况已经不同，而夫妻双方又没有重新审视合同”为由把合同搁置——因为钟生拿出来的那份合同上明确写着：“双方每两年对合同重新审视一遍，如果没有异议，合同就继续生效。”
阿华在法庭上简直被这个她签的时候看不懂、现在还是看不懂的严密逻辑打懵了，只能说：“当时我签的时候，我也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协议什么都不给我，不公平！而且你当时说，不签协议就不能结婚，所以我才签了的。”
钟生一句话就堵住了她的嘴：“我也告诉过你，就算你不签协议、我们不能结婚，你也可以用未婚妻签证留在加拿大，我也会继续在经济上支持你的。”
所以，这也是向法官表明：阿华并不是“没有选择”才签的协议，她不能主张自己当初是被“胁迫”才签的协议。
接着，钟生钉下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阿华不能说她看不懂合同，我当年是给她请了说中文的律师，还带她去见了律师，她是单独咨询了律师后才签的合同。”——而这，就叫“独立法律意见”，这在加拿大简直就是合同的“金刚罩”，那个女律师就是这样输了官司。
法官看向阿华，阿华几乎哭了出来，她承认，钟生说得没错。她想起来，当年钟生送自己去律师楼前，曾说，加拿大的律师很贵，按小时收费的，说着，还掏出了一张“收费预估单”。上面阿拉伯数字她是认识的，看了之后，也跟着心痛起老公的钱来——按当年的汇率，她在广州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够和律师说1小时的话，每句话都是钱啊！
到了律师楼，钟生掏出合同给阿华，让她独自去见律师，自己在门口会客处等她。律师看了合同，用广东话跟阿华说：“如果您签了这个合同，那之后离婚的时候你不能要求分财产。你们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阿华在广州待了多年，听得懂广东话，但说不来，她当时只想着昂贵的律师费，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结束这按分钟收费的咨询。所以，当时的她没有什么异议，律师说完，就直接在合同上签了字。
之后，这份婚姻合同，夫妻两个人都再也没看过，更谈不上“两年一次审核”，如果不是要离婚打官司，都不晓得扔到哪里去了。
阿华在法庭上，懊悔得恨不得拍自己一板砖：“那时我连律师事务所的凳子都没坐热就出来了！”
法官问：“当时律师有没有告诉你如果不签这个合同会怎么样？”
阿华说：“钟生给我说了，不签这个合同我们就结不了婚，但律师没有解释过不签会怎么样。”
5
接下来几年，阿华因为心脏病，打工打得断断续续，离婚官司也因为她接受治疗被几次延迟。幸好她申请到了一份残疾补助，会持续付她25个月的工资。
按照卑诗省的婚姻法，离婚分家分产都是从分居开始算的。
钟生继续投资滚雪球，过着高级中产的日子，只需按部就班地把官司打下去，提交一堆财产和债务声明就可以了；而阿华在温哥华这些年，一直都是找钟生当会计的大儿子报税，财务状况是一清二白的。那栋于2008年买下的房子，扣除按揭后净值33万加元，阿华拥有的这一半是16.5万，年收入大约1.8万。
钟生和阿华都有义务向法庭出示所要求的文件。例如税单、银行的交易流水、按揭申请表格等等。钟生的投资种类丰富，出示的资料自然比阿华多得多——按照程序，当事人都是把材料交给律师，律师再提交给法庭。
可钟生和律师大概是大意了，在材料中夹了一张申请贷款的申请表。阿华请的老律师没有让钟生的材料放在墙角吃灰，他像侦探一样，仔细翻钟生的流水账，最后一把揪住那张贷款申请表，拍到法庭上：“钟先生，你在法庭上宣誓说，你的总财产一共270万加元，其中债务 100万，净资产170万。但在申请按揭上，你却告诉银行，你的总资产有1100万，净资产有1020万？这多出来的快1000万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张申请表，立刻像匕首一样把钟生的信用刺了个洞。法官马上掀起了眉毛：“钟先生上一次离婚的时候家庭总资产400万，就算剩一半也是200万，结婚之后变成170万的净资产，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我还一直没搞清楚呢。”
钟生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给银行申请贷款时说的话也能作准吗？我是为了拿到贷款，适度夸大了自己的资产，请法官按照我在法庭上的财务声明为准。”
为了证明自己在法庭上的财务声明是真实的，他只好解释自己的财富史：在和阿华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囤积了十几套房子在收租。但这些房子全部是家族公司持有的，并不在他一个人的名下。结婚时，他名下只有一栋房，后来一路涨价，大约价值100万。后来，他又买了两个公寓，也和儿子们成立了公司，在美国房产最低迷的时期，他们去那里买了公寓、独立屋、出租房，所以申请贷款时把这些房产都宣称是自己所有，再把能夸张的都吹一吹，就变成了“1050万”——例如，3个儿子分别送给钟生一块瑞士表，钟生就随便“估价”5万加元一块，往表上一填，所以“珠宝&手表”那一栏的资产就价值“15万”了。
钟生一边强调“贷款申请有夸张”，一边抱着合同不放，说：法律不是讲究“当事人的意思自洽”吗？当初合同是阿华亲自签的，律师是阿华亲自见了的，现在，法官就该尊重婚姻合同，按照合同来分财产——阿华赚下的房子归她自己，我的房子阿华不能染指，至于我有多少财产，那是与本案无关的。
但法官对他的说法并不买账。虽然之前那个男律师在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似乎让“自己签的合同就要自己认”成了准则——但是对于法官来说，判例有几万字，到处都是真理。
法官把案例翻来翻去，也找出了支持自己高见的真理——在那对律师夫妻的离婚案中，最高法院的9个法官中，有3人是支持女律师的，他们认为那份婚姻合同应该推翻。一位法官写下：“婚姻总是男人获利。男人一结婚，就有了家庭支持他们去投资事业。但对于女人，结婚就像在家里也打了一份工。尽管女人也工作，但她们大多数人仍把丈夫与孩子放在第一位。于是离婚时，女性实际上承受了双重损失，婚姻时间越长，她们收入越受影响，她们重回职场的能力也越低。”
于是，本案的法官总结道：“这位男律师提供的合同站住了脚，是因为合同里每年分配给妻子房子3%的价值是合理的，而不是因为妻子‘咨询过律师再签的字’——如果他妻子出去执业，恐怕也就赚到这3%。婚姻的公平标准，应该比商业行为更高。婚姻合同的签订要公平，双方要有充分的讨价还价；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必须是真正弥补弱势一方，而不是只给做了个合同翻译；婚姻合同在执行的时候也要公平——两样有一样不公平，法庭就能搁置它。因为，婚姻不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
“我要审查钟生的合同是否签订时公平、执行时也公平。”
法官还写道：“钟太太刚来加拿大时，显然是弱势的。她不会说英语，也不能阅读，她即使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咨询过律师，她对加拿大更加一无所知。她确实咨询了律师，但律师的咨询并没有弥补她的弱势地位——例如，律师并没有要求钟生在合同上列明自己的财产价值，财产清单只有地址、没有估值，这是不正常的；律师也没有帮助钟太太讨价还价、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律师更没有告诉她，如果不签这份合同，她本来在婚姻法中享有的权利。钟太太是放弃了她根本不知道的权利，所以这份合同签订就是不公平的。”
再说合同的执行：“我认为，必须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钟先生的财务状况。钟先生的财务状况，以及他未来财务的稳定性，都比向法院披露的更多、更稳健。钟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他会继续投资和收购资产，他的生活会处在最舒适的水平。而钟太太为了家庭，工作了14年，加上婚前同居的2年多，一共16年。她有严重健康问题，收入已经大幅度减少。这份合同没有约定给她任何配偶赡养费，如果合同有效，离婚后，她必须从头开始，只能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去工作、储蓄。她还负担着自己母亲的生活。她的健康影响了她的收入，而她的残疾福利不是稳定的财务来源。这位女士在年轻时曾表现出不懈的斗志，现在她的健康不允许她从头再来。所以，这份合同实质不公平。”
所以：“我判决，搁置这婚姻合同。”
“两人结婚时所住的房子，虽然是钟生在婚前买的，但是两人居住的13年半里，钟太太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给这栋房子，而合同对此没有约定任何补偿，这对她是极不公平的——我判决，这房子是婚姻财产，应该对半分。”
想必这些话对钟生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他或许不知道，英语里有句俗话：“The man’s work from dawn to the sunset, but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男人的工作从日出到日落，而女人的工作是做不完的）”在加拿大的法律看来，“婚姻是两个人对家庭尽力的付出”，法官不能去考证谁到底供房子出了多少钱，但他们会认为，做家务也是“付出”，带小孩也是“付出”，剪草修树、支付维护费用，一律都是“实质性投入”，其价值并不比赚钱还房贷小——钟生的房子当初买时花了36万加元，与阿华离婚时大约价值142万加元，阿华可以分走72万。
法官接着写道：“钟生有义务还清房屋的按揭，以及二次按揭的50万。钟生将这房子套现用于投资，既没有给妻子通知，也没有得到妻子的许可，所以我判决，二次按揭是钟生的个人债务。钟生在婚后投资的账户，还有他的退休金，总共价值50万加元，也得和钟太太对半分。只有钟生的海外投资不是婚姻财产，免于分配。”
而更大的雷还在后头。
加拿大富人怕离婚，除了分家产，也忌惮配偶赡养费。配偶赡养费有两种：一种是补偿性的，如果一方曾经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放弃了升职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另一方就该付赡养费；另一种是非补偿性的，没有理由，就因为离婚时一方的经济状况更好，所以就得保证另一方的生活水平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阿华得到的配偶赡养费又突破了常规，法官宣布：“按照双方提交的证据，钟先生的年收入是5.6万加元，而钟太太的年收入为1.8万。我认为钟先生的实际年收入应该额定为9万，钟太太的收入应该调整为1.5万。通常没有孩子的夫妻，赡养费要按照婚姻的时长来付，但我不准备按照这时间判，因为我无法预料钟太太的健康状况什么时候能好转。我判令：钟先生每月给妻子1625加元的赡养费，直到法庭命令他不必再给为止。”
“直到法庭命令为止”——这意味着这笔钱一给就是阿华的一辈子或者钟生的一辈子，遇到通货膨胀或者阿华的健康情况有变，法庭还能给涨一涨。
钟生这份严密的婚姻合同，终于被自己的过于精明打破了，成了又一个可以被后续参考的判例。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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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丽萍属于那种刚到中年就完全放弃打理姿容的女人。我初见她时，她40岁出头，矮矮的个子，脸上没有一丝化妆品的痕迹。她总穿着行服上下班，夏天腰上的“游泳圈”隔着白衬衫清晰可见，到了冬天就罩件羽绒服，进了营业室就将羽绒服跟挂在椅背上皱巴巴的行服外套互换位置。
我和她邻柜（台），是因为2007年春天我所在的分理处“黄了”，撤销网点并账到一级支行，需要几个月之久。当时的管理规定，储户账户挂失只能在原网点办理，我就被安置到新城支行营业室7号窗口，和牛丽萍紧挨着。牛丽萍只办理企业建户，一天也就两三笔业务，我只办理原网点的挂失业务，一整天不开张是常有的事，全营业室15个柜员，就属我俩最清闲。
牛丽萍没事时爱和对面桌的出纳员扯家常。她的嗓门很大，讲话直来直去，给人一种风风火火、横冲直撞的感觉，再加上面相有点凶蛮，我作为刚入行不满一年的新人，又是“寄人篱下”的身份，连和她搭话都有些嗫喏，整天宁愿猫在柜台里看小说，也不愿加入他们用“唠嗑”来消磨时间。
起初我在心里把牛丽萍归为那种泛泛之交的普通同事，却没想到建立友谊就是一顿饭的事。
那年入夏的一个中午，我把“暂停办理”牌撂到窗口前，取出饭盒要去食堂，牛丽萍忽然转过身来对我说：“咱出去吃，跟我们下馆子去！”
我之前听见牛丽萍说要请出纳员老马、老胡喝酒。我自觉和他们还没混熟，人家不过是客套几句，就想说两句托词推掉，但牛丽萍接下来的语气带着不由分说的味道，我只好乖乖地跟在他们仨屁股后面出了行门。十几分钟后，我们在一家驴肉馆里落座，牛丽萍一连点了好几道硬菜，还要了两瓶白酒。
几杯酒下肚，我听出来了，原来是老胡托人帮牛丽萍办妥了她儿子进重点小学的事。那所学校是当时本市最好的小学，距离新城支行只有几百米的距离，牛丽萍接送孩子都顺道。牛丽萍千恩万谢，连连举杯，老胡、老马也不含糊，一直喝到下午两点多。牛丽萍在酒桌上巾帼不让须眉，把老马和老胡都喝得有点高了，就连我这每次干杯都“养鱼”的选手，也感觉脑袋晕晕乎乎的。
眼看早就过了下午上岗时间，我心里发毛，连连说该回去了。牛丽萍结了账，几人穿过七扭八歪的小路徒步回支行。我和牛丽萍走在前面，脚像是踩在棉花上。
“我儿子长大能有你这个头就好了，我要早点要孩子，现在都和你岁数差不多喽！”牛丽萍带着醉意又说，“你一个大小伙子刚上班，老家不在本市，又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一个人吃饭肯定是对付！以后凡是我们出来吃饭，都带着你。”
原来“牛姐”早就把我当朋友了，我感动得一塌糊涂。从那次喝酒之后，我才知道，那年她44岁，是个单亲妈妈，离异后独自拉扯孩子，由于晚育，儿子刚要上小学一年级。
2
7月份，撤销的网点并账完毕，我留在新城支行营业室做综合柜员，调换了窗口，储蓄业务非常繁忙，我和牛丽萍的接触变少了。
没想到1个月后，牛丽萍突然就成了全市行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一天上午，我正忙着办理业务，一张纸忽然摆在我眼前。
“签个名儿！”牛丽萍板着脸站在柜台侧面，还是用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说道。
递到我面前的是一张90年代写文章用的稿纸，密密麻麻布满几十个人的签名，都是营业室员工的名字。另有几页纸掐在她手里，从纸背透出的痕迹看，像是手写的材料。我虽然一脑袋问号，但牛丽萍凌厉的目光盯得我心里发毛，也不敢问。
“大伙都签了，能有啥大事！”我心里暗自思忖，随手签上自己的名字。牛丽萍也不说话，一把将纸抽回去，转身就出了门。
第二天一大早刚上班，营业室刘主任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开门见山，劈头盖脸一顿责备：“你这小子才入行几天，就跟着瞎掺和事，专往大行长肺管子上捅，不要前途了？……有啥意见和姐说一声嘛，咱找个合理的渠道反映。”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堕五里雾中，一问才知道——原来牛丽萍昨天攥在手里的，是一封写给省行的举报信，举报对象就是时任新城支行一把手的李行长。
得知自己签字的联名信是告李行长的，我心里惴惴不安，也很不舒服。一方面是因为参与状告大行长，以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另一方面，我对李行长本人是很有好感的。
刚进新城支行聚餐时，我曾作为大学生代表给3位行长敬酒，连干了3个半杯白酒，没过多久就断片儿了，转过天来一睁眼，发现人躺在会计主管家里。主管告诉我说，我敬酒回来一头趴在桌上，不一会儿就开始呕吐，弄得满地、满身尽是污秽，两位老大姐帮我擦了好久。散局出饭店门时，正碰上李行长，他见我被俩人架着，主动说要送我回家。谁想到进了租住的小区，我只记得哪栋楼，却怎么也说不清哪个单元。半夜三更的，李行长只好把我又送到主管家住了。我听了十分羞愧，连连道歉，主管笑着说：“在我这丢人现眼不要紧，你得赶紧去找李行长道个歉，挽回一下大行长对你的印象。”
说来也巧，我那天赶到单位时，正好撞上李行长下楼，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当着大伙面指着我说道：“你就是昨天晚上喝得啥也不是那小子吧？”我更加羞怯，舌头连连拌蒜。李行长宽宏大量地拍了我两下肩膀笑道：“小伙子身体可以，喝成那个熊样还能爬起来上班。”李行长的宽容、幽默打动了我，再加上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像极了老电影里的正面人物，我打心眼里觉得他一定是个好领导。
“我看李行长挺和蔼亲切的呀。”后来我假装不经意地和牛丽萍聊起这事，她眼皮都没抬一下，反问我：“亲切和蔼和以权谋私有啥联系吗？”
这一句话把我怼得愣住了，思考良久，竟无言以对。
牛丽萍状告李行长的理由是“新城支行效益工资分配不合理”。
2006年我入行那会儿，大家还没有效益工资的概念，全行都是吃大锅饭。每月工资到手7、8百，副科比员工多开2百多，正科比副科多开3百多，行长也就开3千出头。我交完3百块房租，剩下的钱比念大学时的生活费还少，到月底裤兜比脸还干净（但并不妨碍整天傻乐呵）。
2007年，省行引入绩效考核制度，员工收入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矛盾开始逐渐展现。
牛丽萍认为，新城支行的企业户赚的效益工资都分给了客户部，导致客户部工资总额奇高，每月人均上万元，而一线服务的营业室每月人均只分得几百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其实营业室的人都觉得不公平，早有怨言，但这毕竟大伙的事，不是针对某个人，谁也没想到牛丽萍会站出来当出头鸟，大动干戈组织营业室全体员工联名状告李行长。
3天后，省、市行监察部抽调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新城支行开展工资专项检查。1周后调查组得出结论：“李行长在新城支行工作期间，工资管理和发放并无重大违规问题。”但李行长还是被调离新城支行行长岗位，去了没什么油水、还得罪人的市行风险管理部。有传言说是市行行长考虑到举报信上署名的员工太多，担心李行长在新城支行之后工作不好开展，才做出这样的安排。从此以后李行长仕途坎坷，几年后年纪尚轻的他又被调整为没实权的省行巡视员，直至退休。
实名举报这东西，以结果论英雄，成功了就叫“起义”，没成功就叫“造反”。李行长刚一调走，原来的溜须拍马、前呼后拥，马上变成墙倒众人推。关于李行长的坏话漫天飞，人人都夸牛丽萍有胆量、有能耐，替大伙出了一口恶气。牛丽萍告走支行一把手的传闻在全市行系统内传得沸沸扬扬，她的大名无人不知。
这年四季度，新城支行营业室一连3个月都发了6、7千元的效益工资，员工们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牛丽萍彻底成了大家交口称赞的“梁山好汉”。
3
李行长走后，市行空降原机构部宋处长接替新城支行行长位子。他到任第一天，就找牛丽萍单独谈话，随后，牛丽萍被调离柜员岗位，去汇银分理处，任大堂经理一职。
这个安排让当时还是职场菜鸟的我感到大惑不解。出纳员老胡晃着脑袋解释说：“新行长高（明）啊！知道能发动几十人联名告状的老牛不是善茬，调她离开熟悉的环境，免得再起风浪，这是打一巴掌；脱离柜员岗位当大堂经理，相当于提职了，又是给了一颗甜枣。高！实在是高！”
牛丽萍去汇银分理处是她自个挑的，那是本行全辖区除营业室外离她儿子就读的小学最近的网点，这样她既能赚到钱，又不耽误照顾孩子。
从此我和牛丽萍的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2008年夏季的一天，我早上刚“平完库”，还没开始办业务，就听勾挑员说：“汇银分理处罢工了！”
我觉得到这事不简单。那会儿银行网点过年都不休一天，临时停业要有正当理由提前上报省行备案，无故停业属于严重违规。更何况，网点系统没有签到，省、市行运营部是能够实时监控到的。罢工这事儿被上级行领导知道了，宋行长就算不挨顿狠批，也会被认为管理能力差而颜面扫地。
消息传到领导层，分管运营的田副行长急了，来不及喊司机取车，一路小跑往汇银分理处奔。
汇银分理处的卷帘门撂下一半，粘了张打印着“网络故障”的纸。柜台里面静悄悄的，只有正、副主任和会计主管3位中层干部正在面面相觑。
汇银分理处吴主任向田副行长报告说，分理处所有柜员、勾挑员同时请假，没来上班，罢工的组织者是牛丽萍。后脚赶来的办公室秦主任分别给几个柜员打电话，好言好语劝慰让他们先来上班，有事好商量，没想到竟被一一拒绝了。
田副行长只好亲自给牛丽萍打电话。牛丽萍似乎早有准备，没过多久就进了分理处的门。通常员工见了行长气场弱三分，牛丽萍可不吃这套，开场就霸道地说：“汇银分理处效益工资分配有问题，得重新分！”
田副行长示意去主任室单独谈话，门一关上，牛丽萍就掰着手指头历数起吴主任的“罪状”来。
吴主任的父母都是我们银行系统的行长，他本就是爱酒贪玩、坐不住板凳的性格，升任网点主任后，一直都是做甩手掌柜。汇银分理处副主任和他很对脾气，私人关系很铁，吴主任早上来单位点个卯，就开车带着她去“遛弯”。没正副主任坐镇，分理处的大小事务都落到当大堂经理的牛丽萍身上，忙得她脚打后脑勺，一天下来累得要死不说，管理上的事让非中层干部身份的她头大得很。
牛丽萍跟吴主任反映过情况，吴主任当时说：“这事好办，我让大伙都听你吆喝不就得了？再说，分工资时也不会亏待你的。”
听到多劳多得，牛丽萍也就没再说啥。谁想真的等到分效益工资的时候，牛丽萍看见正副主任都发了2万多的绩效，自己却只有3千多，柜员和勾挑员更是只有2千元。一个季度下来劳心劳力，只换得比一般员工多1千块，而“大撒把”的俩主任的所得竟是自己好几倍，牛丽萍心底的火蹭地蹿了起来，直截了当地问吴主任为啥给自己效益工资发这么少？
吴主任没料到牛丽萍敢于当面问这个问题，被吓得一愣，反应了几秒钟才说：“主任系数高，多赚正常啊！”
“正科系数1.5、副科1.3，我是大堂经理1.2。怎么会差6、7倍呢？”牛丽萍是个懂行人，字字“叨”在理上。
“我们有营销计价的。”吴主任尴尬地又解释说。
“支行下发的计价有明细表，拿出来让我看看呗？上级行规定，绩效工资有公示制度，每个员工都有权利看工资分配明细。”牛丽萍句句话都戳到吴主任的麻筋上。
吴主任回屋半晌拿出一条纸，上面只有韭菜叶宽的一细柳表格，是牛丽萍的工资明细。
“我要看支行下达到咱分理处的总数和每个人的分配明细！”牛丽萍不依不饶。
吴主任从来没被下属如此质问，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你考试怀疑差分，能查自己的卷子，还让你查别人的不成？”
牛丽萍也不甘示弱：“吴主任，你可别蒙我了，这可是两把事！按照工资公示制度文件规定，你不贴出来公示，也应该让全员签字才行！”
牛丽萍非要看全分理处员工的明细，吴主任就是不给她看，僵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让半步。俩人从你一言我一语变成激烈地争吵起来。
“就不给你看，爱哪告哪告去！”最后，吴主任一拍桌子，走人了。
牛丽萍一听这话就炸了庙！不知道她后来和别的同事是怎么交流的，总之才几天时间，汇银分理处的4个柜员、2个勾调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同时不来上班了。
牛丽萍向田副行长反应完情况后，又说，最好让她和宋行长唠唠，支行这个层面解决不了的话，她再找市行和省行。
田副行长和宋行长反映情况后，宋行长果然亲自“召见”了牛丽萍，两人交谈后，汇银分理处当天下午就恢复了正常秩序，办起业务来。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汇银分理处“罢工”传得尽人皆知，很伤吴主任面子。吴主任是部队干部出身，他无法理解一个小小的普通员工竟敢不听号令，还带头“造反”。他坚持认为是自己倒霉，摊上这么个爱挑事的员工，换别人当主任，牛丽萍照样会闹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罢工”的影响，宋行长在一次业务推进会上，讲完业绩后，又特意强调了管理：“咱们行的经营管理压力与日俱增，当主任想让手下人心甘情愿地操练起来，要讲究些方法。其实无外乎梯子、票子、面子这些东西，总得给人家点指望嘛……”
吴主任应该是听懂了这番半批评半点拨的话，在管理方法上“上心”了些，也愿意“让利于民”了，后来行里不再把刺头式的员工分给他，这样直到10年后，他晋升的梯子断了，才又重启了“大撒把”的管理模式。
牛丽萍在效益工资分配上一连掀起两次大浪，并非无理取闹。工资和费用的痼疾是银行网点普遍存在的现象，源自“天然缺陷”——总行就没给“营销客户费用”的列支项目。在本市银行业不知道哪位经理第一个想出“给返点”的营销手段后，这股风气逐渐蔓延开来，全行业形成了“贿赂”客户的特殊风气。养刁了嘴的贵宾客户都学会了“货”比三家，基层银行为抢夺客户，不得不掏出真金白银，想出五花八门的方法“串”工资、费用。给客户多少返点，全凭营销人自己掌握，剩下的落到经手人兜里在所难免——吴主任做得过了头，这事上级行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牛丽萍显然已经不能和吴主任共事了，去其他分理处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旦主任哄不好这“茬子”，大规模“罢工”可能会风云再起。于是领导先让牛丽萍休了年假，有传言说行里给她一次性补发2万元的绩效工资，她领着儿子去新西兰旅游。
休假期满后，牛丽萍被调到新城支行运营管理部，从此坐了机关。
4
牛丽萍在运营管理部负责档案管理，这清闲的岗位本来就有人负责，牛丽萍每天就是刷脸考勤，几乎不用她干活。
铁打的银行，流水的行长。2015年，宋行长回市行高就了，新来的郑行长接替了新城支行一把手的位子。当时郑行长任职年限不够，属于副处级代理行长主持工作，将来还要走一步“履正”的程序。
新官新气象，郑行长上任后，烧起来的第一把火就是增加员工预发效益工资，全体员工的月收入一夜间提高近千元——预发工资是先发一定数额的效益工资，一年下来后，按照个人创效业绩多退少补。
当时新城支行的业绩全市排名倒数第一，预发的上百万绩效工资肯定是赚不回来的，分管工资的副经理委婉提醒了郑行长。郑行长哈哈一笑说：“新班子新气象，要对未来的业绩有信心嘛。”
按惯例，行里预发多了是不会找员工倒扣钱的，这个“朝三暮四”的政策很得大家欢心。有点消息渠道的人都知道，郑行长是市行一把手岳行长的爱将，凭俩人的铁哥们关系就能凭空要出一笔巨额的工资。
然而舒坦日子没过几天，这年国庆假期刚过，总行一纸调令，把岳行长调到外省任职。郑行长火烧火燎地着急起来，从不加班的机关部室，起早贪黑、加班开会，一连出台一大堆方案，要猛冲业绩。
考核方案增加了“项目管理”和“客户管理”两个专项激励政策。项目管理规定：大额存款、基金、保险等重点业务可以大幅追加“计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几个月时间，新城支行的存款、贷款、基金、保险等重点业务一路高歌猛进，完成了全市24家支行排行榜上从末尾变第一的奇迹。郑行长被巨大的成就感包裹，逢大小会议，总要大谈特谈新城支行业绩如何优秀，做了哪些大项目，一方面确实提振了全行员工的士气，但另一方面也暗中推高了大家多发绩效工资的心理预期。
2015年年终决算前夕，尽管新城支行对公、对私条线的效益都拿到全市第一，可算总账时一“轧差”，绝大多数员工效益工资却是负数，反还欠了行里上千块——原来那些大项目、大客户都是加码奖金买来的，支行掏的“计价”是市行的好几倍，差额的窟窿只能用全员效益工资来填。也就是说，新城支行业绩节节攀升的同时，员工们的工资是不断缩水的。
热望落空，大家都很失落，转过年来的日子更难过。2016年，郑行长面临竞聘压力，彼时全市行共有6名主持工作的副行长，“履正”名额却只有4个。要是岳行长在位，他“履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换成了关系一般的新领导，他就心里没底了。新城支行头一年业绩高，第二年如果来个大滑坡，往小了说是“经营能力不行”，往大了说是“不给新行长面子”。吃了上一年预发工资过高的亏，新城支行不得不缩减了“员工预发”，每人都从1千5降到6百。员工月入少了，基层开始泛出抱怨的杂音。
好在，大多数员工认为平时预发少了，年底剩下的肯定多。
到了年底，新城支行连续两年问鼎全市综合考评冠军，兄弟行都说新城支行的员工“掏上了”，传说人均工资10万、15万的版本都有。实际上，为了冲业绩，那年追加的专项奖励更多，到了年底一开“盲盒”，普通员工只发了1、2千块的绩效工资。再开大会，等郑行长在台上大谈成绩时，下面就有人发牢骚说：“业绩再好也和咱老百姓没关系，还不是每月2千5？”
当然，私底下嘀咕，发发牢骚是没有大碍的，全行近200名普通员工，赚得少是大伙的事，哪个敢出头呢？
可牛丽萍敢呐！
5
2016年底的一天，我正埋头给3位行长赶述职报告，忙得快急出火连症了。忽然，一个人门也不敲，猛地推门撞进我的办公室来。
我抬头一看，是好久都未照过面的牛丽萍。
“哟，牛姐来了，稀客啊。”我赶紧起身帮她扯过一把椅子。
“你干啥呢？”牛丽萍也不打招呼，用高八度的声音问我。
“给领导写总结呢，咋了？”我把食指放到嘴唇前，眼睛瞥向隔壁行长室，示意她小点声，别让郑行长听见。
没想到这个举动反倒捅了马蜂窝，牛丽萍扯着嗓子高声道：“你别写了！等开述职大会时，我上台帮行长总结总结，找找老百姓为啥挣这么少的原因！”
“嘘，小点声……”我明白了，牛丽萍这是在故意“唱”给郑行长听呢——郑行长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我不由得慌乱起来，赶紧把她往门外推。
“怕啥？敢做还不敢当？新城支行都让他祸祸成啥样了？”牛丽萍被我推出门，也不计较，一边往电梯走，一边在走廊里大声喊着。
牛丽萍的目的显然达到了——述职大会没几天就要召开了，起码会有市行副行长级别的领导参加，万一丢了丑，可不得了，郑行长如坐针毡。我在机关蹲得久了，渐渐也悟出些厚黑的道理来。我觉得牛丽萍未必会像她说的那样做，举报这玩意，有时候是用来“拿住”领导的，弓拉满了最吓人，一旦箭真的射出去，反而失去了威慑力，引而不发，才能搏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我都能参破的门道，常年摆弄人的郑行长就更不消说了，也可能他觉得“一告就灵”的招数屡试不爽会引更多人效尤，到时候岂不是反了天了？
对于银行普通员工来说，效益工资分配简直是“十大未解之谜”之一。支行年初制定的各种考核方案、图表加上1年间的各种补丁文件，摞起来比《新华字典》还厚。就算有人下功夫研究透了，也掐算不出这一年下来到底能挣多少——支行搞得再好，逢着上级行拉胯，也未必能拿到钱；更何况就算是明码标价的“重点产品计价”，上面也常朝令夕改，不是打折就干脆赖账。
虽有表面上透明的公示制度，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业绩高的人将自己的业绩分散记到别人名下，等发工资后再私底下收回现金，既避税，又避免仇富——这也是个别员工到手工资2千块，公积金却有4、5千的原因——担效益工资的人本来就是死党，还有增加公积金这实打实的好处，自然严守秘密，烂在肚子里都不可能说出来。平常人就算知道这里面的猫腻，却很难抓到把柄。
按照常理，牛丽萍这个级别的员工是不可能掌握支行效益工资发放的内幕和证据的，没有真凭实据怎么告状？
郑行长想探探牛丽萍手里到底掌握什么证据——员工要告状不是啥光彩事，知情人越少越好，先前牛丽萍在我办公室指桑骂槐，本就瞒不住我，郑行长就让我去探探她什么口风。
这个任务本来有点难办，但我吃准牛丽萍要告状的话，会赶在营业室下班后扯人商量，守株待兔几天，果然候到她坐在营业大厅的等候椅上和几个营业室的老员工谈论着什么。我冲牛丽萍招招手，示意让她过来说话。
“全辖14家城区支行我打听遍了，业绩中游的支行普通员工每月4、5千，年底发1万，咱行排第一，员工一个月2千3，年底才给千八百的，打发要饭的呢？”牛丽萍直截了当地说。
“就这？”我心中暗自嘀咕，“这只是一种现象，并非实质证据，莫须有的罪名举报，监察部门大概率不会受理的。”
牛丽萍应该早就看出来我是来替郑行长探她几斤几两的，冷笑了一声道：“省行发的年终奖是按照人头下来的，人均5千元，这钱行里发了吗？等述职大会那天，我就在咱行门口拉条横幅！”
我倒吸一口凉气，立刻觉得事情严重起来——省行年终奖虽然不多，确实带人均的“帽”下来的，新城支行近200名员工人人有份，这钱已经被用来去堵这一年来赔本买业绩、欠市行100多万绩效工资的窟窿了：比如卖保险，市行给100万，我们支行自己定给200万，工资在市行那里是敞口的，想要多少随便，年底一“轧差”，支行就会欠市行100多万，正好省行给了人均5千的年终奖，200人正好100万，就还给市行，不给员工发了——也就是说，相当于普通员工的绩效被个别营销人员和客户赚走了，年终奖一分钱没发，是一告一个准的事！
我原原本本地向郑行长复述了一遍牛丽萍的思路，郑行长思忖片刻，吩咐我给牛丽萍打电话，说有时间的话让她来行长办公室一趟。牛丽萍如约而至，两人关上门谈了很久，内容不得而知，我只听到这场漫长的对话，最后是以郑行长爽朗的笑声收尾的。
分管监察多年的经历，让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举报——竞聘公示被举报；工程招标被举报；分两箱苹果没带休长期病假的人的份，竟也被写举报信……这些举报无一例外都是匿名的，后来大多不了了之。而实名举报，就意味着举报人死磕到底的决心，上面下来调查一番，即便没查出啥问题，被举报的人，也终归会给市行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
牛丽萍吃准了领导“对羊显凶兽相，对凶兽显羊相”的驭人术，又有把李行长拉下马的赫赫战绩，成了历任领导谁见谁忌惮的狠角色，不但不敢正面硬刚，还在利益分配时格外注意不让她吃亏。
以前牛丽萍还坚持每天刷脸（考勤），从那次和郑行长谈话后，她就再没来上班过，有知情人透露，她虽然不来上班，但工资是正常发放的。
相比多赚钱，我更羡慕有大把闲散时间可供“挥霍”的人。我要是能像牛丽萍这么潇洒，不用上班也有工资拿，早就放飞自我跑到天涯海角旅行了，做梦都能笑出声。
就算是从职业角度看，牛丽萍也是“成功者”——在国有大银行上班，不是个个都能升官发财的，大多数人巴结领导，不过是为了过得舒服些罢了，而她用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策略，过得比我们更舒坦。
6
就这样，牛丽萍在大家的视野里消失了。
其实，自打坐机关后，“牛姐”就从“带头大哥”摇身变成既得利益者，不再代表普通员工发声了，昔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声望一落千丈。她消声后，新城支行仍不乏对某些现象不满的举报者，但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匿名”的，举报信的效力与当年牛丽萍掀起的风浪有天壤之别，几乎没能起到什么效果。
一次，一位同事看到自己那“仨瓜两枣”的效益工资到账后，气得飞起一脚踢在楼梯栏杆上，把鞋都弄坏了。两名柜员嘀咕说，要是牛丽萍还在营业室，“上面”恐怕不敢给基层发这么少的“绩效”。当年要和牛丽萍一起扯横幅的搭档，嗤了下鼻子，说：“想多了吧？人家老牛是得了钱又上了楼（机关），咱这站脚助威的可是啥好处也没捞到啊。”
我不由得暗笑，这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牛丽萍轰轰烈烈的“勇者斗恶龙”，最初也许是发于义愤，怎奈“恶龙”明里暗里给她的财宝实在是太过诱人：补发高额工资、无限期带薪休假……对本来就无升职可能性的打工者，肯定是“谁跺谁都麻”。
档案管理的岗位原来由一个人负责就很清闲了，牛丽萍不来履职，也没啥影响。运营部经理知道这老大姐的厉害，既然郑行长都不问，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普通员工的小心思最简单——分理处的人眼红赚钱多的，机关的人就攀看谁更清闲。既然上不上班都赚一样的钱，同岗管理档案的老王不干了，隔三差五找运营部门经理磨叨，经理没法子，只好反映给郑行长，郑行长也没废话，直接祭出简单、粗暴却最有效的办法——每月给老王多发1千元效益工资，立马堵住了老王的嘴。
全市行范围内不上班的员工不少，多少都有点背景，有的人隔一段时间来单位打卡，说明自己至少没因为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被抓进去，有的人开病假条常年泡病号，到期续补。2017年卢行长任市行一把手后，对员工管理越收越紧，市行统一规定，病假条必须是三甲医院开的，这样一来，泡长期病假的难度就大得多了。
一次市行人力资源部在例行抽查中，发现新城支行常年不刷脸考勤的员工居然有20多人，扣了不少考评分。郑行长对此大为光火，开了碰头会，让综合部王副经理给不考勤的员工挨个打电话。他严厉地部署道：“你就说是我说的，必须按时考勤，不然就把他交到市行监察室去！”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叮嘱道：“牛丽萍的情况有点特殊，你可得盯紧了，每周联系两次，发现异常情况马上报告！”
我心里纳闷，好久没和牛姐联系了，只道是她和那些不上班的人一样泡病号，但听郑行长的话，似有弦外之音，难道她出了什么事？
散会后，我对王副经理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和牛姐说，我可以和她先唠唠，我俩关系还不错。”
王副经理笑了：“关系再好也没用，人家正在新西兰蹲移民监呢！”
我闻言一怔——闹了半天，合着被蒙在鼓里的是我啊！那阵子行里正天天吆喝着让员工上缴护照，牛丽萍作为在国有银行在职员工，跑到外国长期不归，难怪郑行长忧心忡忡。
“牛姐跑外国干啥去啦？”我问。
王副经理乐了：“你以为牛姐那么能耐的人不上班在家干待着呢？人家是办大事呢！”
王副经理说，牛丽萍的儿子升入重点初中后，成绩下滑得厉害，进重点高中基本上没指望了。学习不好又逢着没大钱、没背景的家庭，孩子前途一片渺茫，这可把望子成龙的牛丽萍愁得不行。这两年国内雾霾厉害得很，冬天不带口罩出去转一圈回来，吐痰都是黑灰色的。行里很多人都被2015年热播的《穹顶之下》震动，掀起一波购买防PM2.5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热潮。之前去新西兰旅游时，那个小小岛国清新的环境重新浮现在牛丽萍的脑海，她还听说新西兰的高中课程简单，几乎只相当于国内的初中水平，移民条件又相对宽松，就动了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念头。
下定决心，说干就干，一番折腾下来，牛丽萍不但办妥儿子的出国手续，甚至找了本市的一家慈善机构，硬生生为成绩不佳、自费留学的儿子拉了一笔助学金。
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单亲妈妈，牛丽萍不穷也不富，就算卖掉房子、掏干全部积蓄，也不够儿子在新西兰读完高中和大学的全部花销，要在当地找个华人家庭帮带孩子，是要付一笔不菲的报酬的，思来想去，她决定去给儿子当陪读，顺便在那边打工赚钱。
所以她长期缺勤，是没有经过行里批准就去了新西兰，由于这事违规，极少有人知道。王副经理告诉我时，她已经凑够天数拿到了居民签证，再蹲两年移民监，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签证了。
“牛姐真是人生赢家啊！”听完王副经理的讲述，我扳着手指头替牛丽萍算账，“人家从业前20年时，国有银行是一堆人干一个活，又轻松又体面；后来等一个人干一堆活、为了营销尊严尽失了，牛姐又开启不用上班的‘躺赚’模式，临到退休，又出洋去享受蓝天白云喽。”
“这些年来咱行对牛姐是够意思了，但人这东西，养尊处优惯了，一旦吃起苦来可不是一般的难受。”王副经理意味深长地说，“人家洋老板可不像咱银行一样惯着她喽。”
王副经理说，在我羡慕牛丽萍不上班也能领工资、悠哉悠哉享受生活的同时，她正吃着从来没吃过的苦——她去了新西兰，人生地不熟，靠一个个单词往出蹦的散装英语交流，体面的工作是找不到的，这两年来，她当保姆、清洁地毯、剪草坪，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王副经理按郑行长叮嘱，每周和牛丽萍“例行沟通”，她说，“牛姐”从前在银行“天不怕地不怕”的悍勇已经荡然无存，在微信里总像祥林嫂般大倒苦水——新西兰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度，在正规公司打工时间一到，想多干也不成，为了多赚钱，她只好偷偷私底下再打第二、第三份工；还有那种华人身份的“二老板”，对待打工人很苛刻，经常以各种借口少给，拖发报酬；老外也不都像电影里演得那样绅士，她给酒店清洁地毯时 ，有老外一口痰就直接吐在上面，她就得蹲下去清理，恶心极了……“牛姐说，每天回到租住屋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酸疼的。迫于生活的压力，她前段时间和一个60多岁的新西兰老头结了婚，这样好歹能省下一笔租房的开销”。
尾声
2018年秋，牛丽萍终于捱到退休年龄，郑行长亲自督办了她的“内退”手续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大有一种玉帝送走大闹天宫的孙猴子的——“再见了您?！”——的感觉。没有最后一次聚餐，没有欢送仪式，牛丽萍悄无声息地告别了她的银行从业生涯。听说她打算只拿新西兰永久居民签证，不争取新西兰公民身份，这样就能中新两国来去自由，是最合算的选择。
我和王副经理感叹时光飞逝：“一晃牛姐就退休了，也不知道现在她过得咋样。”
“过得可不咋地。”王副经理说。
“不就是干体力活、赚钱交税混永久居留权吗？吃几年苦，等拿到绿卡就能享受社会福利了，再加上银行的养老金，不是舒坦得很吗？”
王副经理摇摇头说：“不是那方面的事。”
“那还能有啥事？”我问。
王副经理抿着嘴笑，微微地摇着头说：“俺们姐俩聊的女人的事，就不告诉你了，有些话不方便和你们男同志说呢。”
我反而好奇了起来，非要刨根问底。王副经理犹豫了一阵子才说：“其实牛姐找的那个新西兰老头在当地不过是一个比流浪汉强点，就是个靠领政府救济金过活的人，一把年纪还有性虐待的怪癖，弄得牛姐身上常年青一块紫一块的……”
“这事换别人能忍，就凭牛姐的爆脾气咋能受得了呢？”我有点不信地说。
王副经理听了没做声，拿起手机翻到她俩的几则微信聊天记录，递给我看。
我浏览了一下，都是牛姐对那新西兰老头整天酗酒、骂人、虐待她的诉苦。
王副经理顺话音爬，劝她说不行就回国，反正永久绿卡来去自由，何必遭那个罪，
牛姐又是一番絮絮叨叨，说什么还没拿到永久绿卡，孩子自己在这边读大学不放心，
万一孩子留在这边工作呢，“想多赚点钱帮他买房”。
王副经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为了她那已经蹿到1米86的儿子，她认为除了忍耐下去，也没啥法子。”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