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接到黄丹自杀的消息，我完全没有料到。
这一年，她38岁，在旁人眼里，她是“没脸没皮、不知羞耻”的坏女人。我拉黑过她——有段时间，她变着花样骚扰我：给我发裸照，大晚上去律所的路口堵我，开1500块一次的价钱让我陪她聊天：“若难为情就先试着和我聊视频，我只要你做做样子看着我就行。”
为了躲她，我差不多半个月不敢去办公室——我和她没有任何纠葛，只是她的离婚代理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女儿都对她嗤之以鼻，她的父母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女婿刘世龙道歉：“是我们没家教，让这么好的一个男人蒙羞，哪天你打死她，我们都没意见。”
那晚我挂掉电话，急忙拨打120并报了警，然后带着一位已婚的女同事匆忙赶去现场。
门没有关，黄丹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脸上、颈部都是血，上衣被染透了，左手手里还抓着一把红色手柄的美工刀，地板上一堆沾满鲜血的纸团，旁边的纸巾盒被掏空了。
见我们来了，黄丹点了点头，右手手肘撑地，艰难地爬起来坐着，声音微弱：“抱歉，吓到你们了。我不想死，没料到会这样。女儿不接电话，刘世龙在讲课，父母身体不好，担心他们受不了刺激，只能麻烦你们了，我按每小时3倍付费给你们。”
我和同事没有多少医学常识，不知脸上的刀伤该怎么处理，只能让黄丹保持平静，缓慢呼吸，跟她说不要怕，救护车很快就到。我问她，除了痛，是否还有其他身体部位不舒服；又问她能否喝水，有几处伤口，颈部有没有受伤，心跳是否正常，身子冷不冷。
“你们放心，只有这张脸要不得了。”
黄丹在自己脸上划了5刀，两边脸颊分别划了2个叉，中间还有1刀从眉心到鼻尖。
“终于得了两把红叉，小时候妈妈只准打勾。”中间那一刀，黄丹说是有两个自己，“要分开她们。”
到了医院，医生说还好伤口不深，缝了几十针，除了会留疤，其他没什么大碍。住几天院，坚持打针吃药，拆完线就可以回家了。面对警方的询问，黄丹大包大揽：“我的家庭幸福美满，是我有抑郁症，一时糊涂犯了错。”民警批评她几句，就走了。
我疑惑地看着黄丹，她双手盖住纱布，无力地说道：“还能信任谁呢，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真相，这个世界没有答案。”
黄丹住院期间，除了请的护工，只有一个美容院的女人来过病房——是她给黄丹提供的麻醉膏，怕自己被调查，东躲西藏了好几天，见没有什么声响，才过来打探消息。
她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出现，父母甚至打电话骂她：“要死不死算什么，吓唬谁呢？”只有丈夫刘世龙发消息嘘寒问暖：“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急如焚，无奈俗事缠身，回不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傻了，再不要闹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没关系的。”
黄丹的手机里全是刘世龙的温言软语，半句不恰当的话都没有，更别说粗话了。刘世龙虽然赶不回来，却在网上为黄丹每天订一束玫瑰花，一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为妻子祈祷：“你不必在乎皮囊，你永远都是我深爱的酒窝姑娘”。
他们很多的共同好友都在下面留言：“羡煞旁人，刘老师真的好暖，境界高，自己风度翩翩，有学识，还顾家，重要的是把老婆当女儿宠，女儿当情人一样溺爱。”
黄丹不领情，每次送花的人一来，就浑身打颤，吵着要注射安定剂。火红的玫瑰全都被她扔进了垃圾桶。对于刘世龙的嘘寒问暖，她只回复了两个字：
“离婚。”
2
第一次见到黄丹是在3年前，当时我正托着下巴在律所办公桌上打瞌睡，一个人女人的声音吵醒了我：“就她了，我要找个女律师——”
前台随后跟了进来，说这个客户强行要自己挑律师，我收起双手，仰头看着她站在我面前。
见她一脸惊讶，我才想起，中午趁主任不在时，试了同事的耳环，忘记摘了。好在黄丹反应快，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尴尬：“刚才脑子没转过来，我没有性别歧视，既然有缘，那就不找别人，就你了——我要和我先生离婚。”
谈好费用、准备签协议时，黄丹吞吞吐吐：“那个，冒昧地问一下，你多大了，结婚了吗？有没有接过离婚案？”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个人问题，没有回答，同事站起来打圆场：“人不可貌相，他在这里摸爬滚打有些年头了。”我顺着同事的话说：“从实习到现在，接过的离婚案件至少几十件了，国内诉讼离婚琐碎又麻烦，耗时长，第一次如果没有相关证据，很难离掉的，你想清楚了没有？”
“离不掉没关系的，我不在意这个……”黄丹停顿了十几秒，“你有时间吗？初次见面，要不我请你喝杯咖啡？”
我知道她是想私下和我聊，就跟她出了门。
在咖啡厅里刚一落座，黄丹就迫不及待的问：“你接过的离婚案件当中，有没有极端的，重口味的，比如女人受虐，夫妻生活那方面有问题的……”说完，她有点不好意思，盯着桌面。
我告诉黄丹，自己对夫妻间的隐秘之事早已司空见惯，见太多了，一点都不稀奇：“家暴、出轨、感情破裂居多，极端的有性虐待、乱伦，形婚、无性婚姻等。我曾和一个女当事人一起去到捉奸现场，两个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当事人情绪失控，要杀人，我先拍照取了证，然后还得拿走她手里的刀。”
见我毫不避讳，黄丹端起咖啡，问我要不要加点糖，笑着说：“反正签了约，就你了。有些事终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得到验证的吧。”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黄丹笑。
3
第一次约见刘世龙，我对他印象很不错。
大学副教授，温文尔雅，不摆架子，干净体面。虽然49岁了，却没有一丝油腻感，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模样。刘世龙此前一直是学者、大学老师，后来转行做了心理学，时常应邀给大型企业或心理咨询机构上课，也算是小有名气。
也许换做别人，听到见面理由就会把我轰走，说句“法庭见”算是客气的。可刘世龙却以礼相待，给我泡茶，吸烟之前还特地问我介不介意，得知我不吸烟，他又将烟塞了回去，并打开了窗户。对于我的到来，他表示理解：“不上法庭，不代表不认可你们律师，我们恰恰需要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中间人来化解矛盾。就算协议离婚，也应付费，她不给我来给。”
谈到婚姻问题，他说：“首要条件是要保障我妻子的合法权益，该我配合的，我一定积极协商处理。闹到法庭对小孩也不利，我妻子虽然有问题，很好的一个人。”
我问刘世龙是否有家暴或其他不良嗜好：“既然您说妻子人很好，她干嘛要离婚？”
他一下变得语气急促，让我拿出手机：“你现在就录音，任何时候我都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难不成我会打一个弱女子、辱骂一个为我受过生产之痛的母亲？我是顾家的人，只要一下班就回家。不说自己的付出，对这个家，我一直坚持四字方针：责任、付出。中年男人有苦都要自己咽，上楼之前，能在车里抽根烟就算放风了。”
谈话结束后，刘世龙坚持送我到电梯口，边走边说：“你不要有顾虑，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很爱她，会尊重她的任何决定，婚姻自由，我敬畏律法，问题总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直到电梯门要关了，刘世龙才转过身。
这我反而觉得自己有点失礼，好像在不断地刺探他们的隐私。
回去的路上，我又接到黄丹父亲的电话，说要约我见面。黄丹女儿在那边用稚嫩的语气告诫我少管闲事：“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本就心性淡漠，提前进入了更年期。”这种话一般小孩说不出来，我感觉有点怪，有点心疼，动起了劝黄丹放弃离婚的念头。
我答应和黄丹父母见面，想了解一下自己当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性格，毕竟，她无法提供任何可以证明需要离婚的证据。律师轻信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把自己套进去的情况不是没有，是该谨慎对待。
那天唯一令我感到不舒服的只有刘世龙的女学生，她打电话给我说“咱们抽空吃个饭，交个朋友”，我说了跟她没什么可聊的，她却一再坚持，说了不少刘世龙的好话。
见她父母之前，我征得了黄丹的同意，并说出了心中的疑惑：“真相如何，我不知道，只是你也太不得‘民心’了，目前来看，就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离婚的。”
黄丹苦笑：“就是没有人支持，才要找个支持我的律师。你多见一些人也好，之前我没跟你说太多，就是想让你多接触，更为清晰地看待一些事，得出自己的答案。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应该也有个磨合期，尤其我这种要耗很久的案子。”
黄丹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除了言语上有点强势，不像刻板严肃的人，他们一见面就和我客套，先夸赞了我几句。谈及黄丹的成长经历，她父亲板着脸，时不时用食指敲桌子：“她以前听话，没这么娇气。我们严格要求，她不敢忤逆，看小说都得经我们批准。学习成绩不错，大学是985院校。这么多年，唯一出格的，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居然去文身。”
“被我发现后，老老实实去洗了。”黄丹母亲接过话题。
听到这里，我第一次发问：“黄丹不敢忤逆、老老实实之外是否还会有压抑？”
黄丹母亲答得干脆利落：“没有，不可能，婚后更不会！我挑不出我家女婿什么毛病——房产好几套，两台车，有存款，却从不花天酒地，对自己节省，对亲人和朋友很大方。他俩结婚10年，女婿对我们照顾有加，就算是亲儿子也只能做到那个份上了。”
他们认为，是黄丹在外面玩野了，受人蛊惑，“指不定就沾上了什么坏男人。”接下来的话里，黄丹父母反复提及的几个词，就是“责任”、“名声”、“孝道”、“妇道”、“纲常”。
我没有当下答应他们“劝说黄丹”的要求，说自己是律师不是调解员，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不太喜欢统一、绝对的评说，抛开婚姻不讲，单单就这些言论霸凌，我的确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两个老人收起了客气，骂我“想钱想疯了”。我心情反而舒畅了——就让法律归法律，评说归评说吧。
4
黄丹与刘世龙结婚，同样不是自己做的主。
刘世龙比她大10来岁，是媒人介绍的。刘世龙喜欢卖弄学问，黄丹当时很犹豫，她父母便说：“你年纪不小了，挑三拣四的，人家不过才38岁，有学问也有错？知识是要花时间去拓展沉淀的，难不成你想找个很年轻却没有学历的初中生？找对象就是要找成熟的、顾家的。”
身边的人也都劝：“人家一表人才，对你的好你不放在心上，我们可看在眼里。”
就这样，在众人的吆喝下，黄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刘世龙，开启了自己长达10年的无性婚姻。
“刘世龙从未拿我当人看，我怎么主动他都无动于衷，还不准（我）买玩具，买回来就逼我扔掉。”黄丹咬牙切齿，手背被指甲抠出了血痕，“但凡有外人在，他一定会扮演谦谦君子，对我照顾得细致入微，在家里洗衣做饭，从不让我插手。”
见我欲言又止，黄丹主动提及：“——噢，倒是施舍过一次，就是那一次怀了女儿。”
黄丹说，刘世龙去医院检查过，身体没问题，没有证据显示他有外遇，不像是同性恋。下班后准时回家，女儿没上学之前都是他在带，去外面讲学同样带着女儿，“他若是同性恋，我也认了，至少也有个说法，不至于稀里糊涂到现在。”
黄丹要求不多，但至少要有，“前两年还好，女儿尚在哺乳期，我昼夜颠倒，忙得晕头转向，没有心思想那种事。巴不得他不要来添乱，他也就乐得个逍遥自在。”
女儿过了哺乳期，黄丹恢复了正常的作息，也恢复了欲望。对此，刘世龙会耐心安抚她，但每次都会不高兴——他不骂人，也不打人，就喜欢用锤子砸东西，一声不吭。砸东西之前，还会在地板上铺上被子，砸完以后就去睡觉，睡一觉起来又是笑脸相迎，正常做饭上班，“后来只要见他抱那床被子，我就浑身发怵，仿佛是自己要受刑了。”
有次黄丹说想去外面住几天，刘世龙说：“去吧，我给你订机票和酒店，在外面注意安全。”一切安排妥当后，刘世龙又在地上铺上被子，锤碎了几个高脚杯，然后光脚从玻璃渣上走过，吓得黄丹连声道歉，赶紧说“不去了”，把机票和酒店退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说什么都会照做，不赞同也不说，然后就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出来。只要我承认错误，他立马停止，说宽恕我，会一直陪伴我。”黄丹为了孩子，只能一忍再忍，“我只能自欺欺人，常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我是性冷淡，是中性人’。人家变着法子丰胸，我却恨不得铲平它们——可后来，连自欺都不行了。”
在女儿3岁时，黄丹被逼得患上了抑郁症，刘世龙主动接过带孩子的任务，“既能向外界展现‘慈父’的爱，还能教唆女儿为他打掩护，他乐得其中”。
刘世龙一面冷淡着妻子，一面在电话里给人做情感分析：“如果将婚姻比作一套房子，性爱则是必要的软装，不然不像居家，空荡荡的没有人味。作为男人，他当然且必须要有色心，还要有色胆，肉体上不能忽视你，有时‘酒色财气’是个褒义词。”
他说这话时，黄丹正在隔壁，“他的豪言壮语透过墙壁撞击我，我却不能发出声音，忍得喉咙嘎嘎作响——难不成我真的是个下贱坯子，只是一块能行走的腊肉？”
忍无可忍的黄丹提过协议离婚，说好聚好散，发誓会为刘世龙守住名声，不透露他的任何秘密。那次刘世龙不但搬出了被子，还让女儿帮着一起在地上铺，“当年女儿才5岁，拉住被子一角，小小身子不停地打颤——‘妈妈，你又要伤害我的爸爸了吗，你不要我了吗？赶紧道歉啊，爸爸说只要你肯悔改，这个家就会在，我就能长大’。”
那天是黄丹最难过的时刻，“我发不出声音，在心里叫喊：要不是怕你没妈妈，早就跳楼了！我想过去抱抱女儿，她哆嗦着身子往后退了一步，眼里满是恐惧”。
第二天清早，黄丹父母紧赶着上门来教育她：“你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就不替我们和孩子想想？夫妻之间吵闹很正常，婚姻不是儿戏，不要三天两头就喊离婚！”
黄丹说，刘世龙不和自己吵。父母立刻换了一套说辞：“难不成要像我们一样天天吵，你才甘心？夫妻那点事，偶尔有就行了，男人也累，哪能随叫随到的。”
“就是没有过，我才难熬。”
“没有过？女儿怎么来的，他的体检报告我们看了。”
“只有过那么一次。”
“你又改口了，习惯性说谎！”
黄丹不再说话。父母继续数落了她一阵，丢下一句“不要回娘家”，走了。
黄丹感到窒息，想离家出走，却也没走远。那天下雨，刘世龙抱着女儿在雨里呼喊：“孩子她妈，回来吧，无论怎样都不会嫌弃你的。你会好的，任何事一起去面对。”担心女儿感冒，黄丹弓着腰从角落走了出来，“躲着其实挺舒服，迷迷糊糊就睡着了，若不是女儿的哭声，我都不想醒来。在家我是整夜失眠，苦熬自己的命。”
那应该是旁人看起来非常温情的一幕：一个斯文的男人光着上半身，怀里抱着女儿，衬衫披在妻子身上嘴里还不停地叮嘱：“小心，前面有积水，慢一点，冷不冷？就到家了。”
黄丹事后说：“那是一个小鬼百般温柔地哄骗着我去阎王殿，还不能拒绝。活着的人没有谁到过阎王殿，他们以为那里是天堂，羡慕，鼓掌，甚至幻想替代我。”
等推开家门，刘世龙的脸色马上变了，他将女儿拉到身后，质问黄丹：“你该不该道歉？女儿因为你淋成这样，还在发抖，发烧了怎么办？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我这辈子过得去？”
黄丹茫然地说了句“对不起”，坐在茶几上开始抽泣。刘世龙给女儿擦干头发换了衣服，为黄丹递上纸巾：“我们是众人皆知的模范夫妻，还不够吗？你怎么不明白，我作为情感专家，要连自己的婚姻都处理得一团糟，岂不砸招牌？我可以不在乎名声，我在乎这个家，都是为了孩子能够进入上流社会。”
5
第二次与黄丹会面，我拿出打印好的起诉状让其过目。我接过的类似案件，都只能以“感情破裂”为由，提起诉讼。她看都不看：“现在你才正式成为我的律师——只要你开口劝我好好过日子，我就解除委托，再多的钱都不要了。”我笑她想多了，律师怎么可能傻到去劝当事人复合？黄丹却坚持说自己没选错人。
临走前，我忍不住问她私人问题：“听你爸妈说，以前你很乖的，学习又好。生活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会不会或多或少会背负着一些精神压力？”
外面的风吹得树叶沙沙响，咖啡厅里却因暖气开太高有些热，黄丹双眼低垂：“我不是那样的，只是很早就明白，自己要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我是被父母强行（将自我）藏起来的孩子，而刘世龙却主动将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的。”这是黄丹第一次评价刘世龙，“我有点疲乏了，先离个婚看看。”
但对丈夫的评价也仅此一句，“其他的不多说了。第一次见面我不是说胡话，离婚不是目的，就是需要个见证人，三五年我都能接受。你在一旁看着就行，离婚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果然如黄丹所料，每次她提到协议离婚，刘世龙都爽快地答应见面，电话里还总不忘讲一些大道理。临见面时，却百般推辞，转而让黄丹的父母、亲戚以及他们夫妻俩共同的好友对黄丹进行电话轰炸。
接连被爽约了5次后，黄丹放弃协商，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我像个鬼一样在那个虚幻的地方待够了。”提交起诉状之前，黄丹还在我面前哭了一场，“最后一丝情谊没了。”
我们的诉求放弃了包括房产、车辆以及生活用品在内的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只要刘世龙同意离婚，黄丹甚至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我只要能走出那个牢笼。”
刘世龙拒不露面，嘴上却说该自己净身出户，并“含泪”将女儿的作文和画作发给黄丹。作文里写道：“爸爸是个粉刷匠，经营着一个温馨的家；妈妈是个破坏大王，将房子砸得四分五裂。长大了我想做个裁缝，把家缝好，把我们三个缝在一起。”
黄丹看了冷笑一声，回复刘世龙：“法院见。”
我们终究没能见到刘世龙，起诉状递交法院的第二天，有个法官联系我，说刘世龙通过律师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他户籍地确实在这个法院的辖区，常住地却在另一个区，说刘世龙还提供了部分票据和水电费缴纳记录，“不过还没立案。”
离个婚还提管辖权异议，实在少见，而且还是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向法官私下提的。法官说，这个空子刘世龙可以钻，“当然，还没立案，我先行调解，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心想，你凭什么调解，黄丹却很淡定：“刘世龙走一步，我们看一步。你不只是律师，还是见证人。既然没法快刀斩乱麻，那就抽丝剥茧，慢慢来。”
黄丹私自将材料拿了回来，让我陪她去到另一地区的法院。立案庭的人拒绝立案：“凭着几张票据，对方就让你们来这边，你们请的什么律师，我们这里就很闲吗？”
于是回到之前的法院，立案庭接了材料，法官私下又提管辖权异议。我说，案子还没立，没收到不予立案的裁定，你到底是法官还是和事佬？立案后也不一定是你来审理——就算是吧，认为管辖权异议成立，到时候移送案件就是，调解也是后话了。法官这才不说话了。
6
开庭那天，才是真正的好戏登场。
刚到法院门口，黄丹便挨了她父亲一巴掌：“丢人现眼的东西，我们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了。咱家从我往上数八代，就没有一个离婚的。又没人打你骂你，你图什么？”
我还没反应过来，刘世龙抢先挡在黄丹前面：“爸，知道您气愤、为了她好。不过她这么大的人了，打人不打脸。我连一个手指头都不碰的，您这样打我心疼。”
黄丹捂住脸，没有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碰我一个手指头倒好了。”我赶紧过去拉走黄丹，留下刘世龙继续和他岳父“讲道理”。
庭审现场乱成一锅粥，刘世龙的证人一大堆，全是黄丹这边的亲戚。黄丹母亲戴着眼罩，其他几个亲戚看着她直摇头，还有人小声骂：“就是这个律师唆使的，谁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劝和不劝分，他倒好，连这种钱也赚得安心。”
到刘世龙陈述时，他先自我介绍，各种头衔——大学教授、情感专家、领头人，各种研究成果，什么“攻坚模范”都来了，他掰着手指数完头衔，然后昂首挺胸，冲法官敬了个礼：“当然，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个丈夫和父亲，这是我永远的身份。”
说完，他停顿一下，环顾四周，仿佛是在做报告说到了精彩处，等待着掌声响起一样。
我向法官提出抗议：“被告当前所说的与本案无关，法庭不是他的个人专场秀。”
刘世龙赶忙向法官鞠躬：“我现在不说自己了，谈我们的感情。”
他拿出一个本子，对着话筒“喂”了几声，书记员小声提醒他：“你刚才用的就是这个话筒，是好的。”
刘世龙吊起嗓子，自顾念道：“我用三世烟火，换你一生迷离……”书记员身子猛地往前倾，差点撞到电脑显示屏上。法官提醒她当心，打断了刘世龙。
讲了半天，刘世龙还没完：“请容我最后讲一句，有必要科普（原话）一下，你们不要以为这句话出自网络，是蒲松龄正儿八经写在《聊斋》里的，人生只若如初见，奈何……”
黄丹实在看不下去了：“反正我和你没有任何感情了，跑这里充什么情圣？”
我望向法官，他没有说话，一副“随你们闹”的表情，我附耳嘱咐黄丹：“他知道没有证据，做戏而已，法官都没说什么，你不要随他。”
法官终于敲法槌了：“不要讨论与案情无关的事，不要进行不必要的争执。”刘世龙又插话，握拳敲桌子，指着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也被惹恼了：“我说话的权利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捍卫了？装什么装，别侮辱了这句话，还来劲了。”
法官脸色铁青，刘世龙不说话了。我低头，全场安静了差不多一分钟，庭审继续。
最后，不出所料，一审法院以“夫妻双方感情没有破裂”为由，判决“不予离婚”。走出法院，黄丹用手半遮额头，在阳光下望向天空：“10年了，总算开了个头。”
7
黄丹第二次起诉离婚，是在第一次判决书下达的6个月后。据我的经验，一般再起诉，法院基本上会判离。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些地区，一般要3次诉讼才能离掉。
为了避免黄丹成为“例外”，我建议黄丹换个能力更强的律师，让我们主任上，“费用不增加”。黄丹拒绝了：“我还是得提醒你，你是一个‘见证者’，不能随便更换。10年的虚幻生活，没有什么比真相更重要，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隐藏，真相不行。”
法官的调解其实毫无意义，只是必要程序：“我认为你们感情还有修复的可能，没有多大的矛盾，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双方冷静一段时间，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整句话没有任何情感起伏，于他而言，可能是一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话，完全无法顾及当事人的内心。
我沉默不语，黄丹望向窗外，一只苍蝇在玻璃上反复碰撞，一个塑料袋被风吹到半空不知方向，缓慢行驶而过的洒水车响起《走进新时代》。
第二次开庭，刘世龙带了女儿过来，小姑娘进门就哭着发出尖锐的喊声：“妈妈你到底来这里干嘛，明明是你错了怎么还要恶人先告状？”旁听席上坐着神色羞愧难掩的黄丹父母，还有部分摇头、叹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旁人，黄丹似乎无处安身。
庭审过程中，刘世龙还是那个语调：“虽说婚姻自由，若自由不加以限制，定会泛滥成灾。婚姻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有段冷静期很有必要。何况我爱人身患抑郁症，万分艰难，没有家的温暖，恐难愈合。夫妻不是同林鸟，恰恰是藤缠树。”
再次见到这副面孔，我没法理智：“你的意思是，吃饭是你的自由，如果不加以限制，你就会被撑死，死无全尸是吧？婚姻不是儿戏，难道生命就该是儿戏？我的当事人得抑郁症的原因你不清楚吗？我看也不是藤缠树，就是鬼缠身，甩不脱。”
这次的法官是个50来岁的中年人，他弯下腰咳嗽，敲法槌：“原告律师不要夸大其词，勿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不激化双方矛盾。请注意法庭秩序，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他10年不要我，压制我的欲望！别人七年之痒一拍两散，我十年不痒孤掌难鸣！你们对，我们感情好，刘世龙绝种好男人，是我欲壑难填、无事生非。我10年的愤怒、委屈、痛楚、绝望，你们都以为冷静一段时间就好。”黄丹突然崩溃，猛地要扒开自己的衣服，“那我还要什么体面，让你们看看我干瘪的身子！”
法官让书记员叫来法警制止了黄丹的举动，将其带出法庭，宣布暂时休庭。休庭期间，刘世龙掏出他的体检报告威胁我：“说我那方面不行，小心我反诉你。”
我大笑：“谁告诉你离婚案能反诉的？就算你行，我是你配偶吗？我瞧得上你？”
刘世龙让我“等着”，他的律师想笑又不敢笑，憋得满脸通红。
为了女儿，黄丹一直没有和刘世龙分居，未曾拍下任何视听证据，我们确实无法证明刘世龙不履行夫妻义务，何况法院不可强制其做医学鉴定。而刘世龙除了体检报告，竟然还出示了网上购买避孕套的记录。按他的说法，他和黄丹一个月平均有几次夫妻生活：“你们说我没有，请拿出证据，不是说谁主张谁举证嘛，我可是有的。”
第二次起诉的判决书和第一次相差无几，判决书甚至还颇为文艺地写道：“夫妻间应该相扶相携，相濡以沫，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黄丹放弃上诉，转而安慰我：“至少他的面具差不多被我扒下来了。”
8
8个月以后，我们进行第三次起诉。一段时间后，法院通知我们，刘世龙出国了，没有人收传票，暂时无法审理：“要不你们撤诉吧，案子也不能一直挂在这里。”
我说：“那就‘公告送达’，不外乎再等两个月。”
法官双手交叉，身子往椅背上靠：“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受送人下落不明’的司法解释为：被告符合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的条件，法院才有权使用公告送达。刘世龙只是暂时失联，不算失踪，你不撤诉就中止审理。”
黄丹还是原来的打算，“顺着事态走，看他还有多少手段使出来。”我以探讨法律的方式询问法官，可否调取他的出入境记录，委托我国驻他国的大使馆代为送达。
法官很不耐烦，语气冰冷：“你怎么不上道呢，实际操作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没过多久，黄丹父母拿着文件袋过来了，后面跟着黄丹的女儿，还是那般躲闪。黄丹父母将文件袋扔在黄丹脸上：“这是我们的遗嘱，你执意要离，就没你的份。”
这次，黄丹撤诉了，“这事跟法院无关，我不贪图遗产，不怪律师。我认可你的专业和态度，不是你无能，这两三年你感谢你陪我奔波，事情走到这里，看也看明白了。”
我很担心黄丹想不开，让她有事随时联系我。分别时，黄丹突然抓住我的手：“放心好了，我不做傻事。他不肯放过我，我以后也是属于我自己了，女儿是他的。”我没听懂啥意思，只能祝她好。
四五个月后，黄丹来找我，和之前判若两人，口无遮拦，言语轻佻。
起初我好言相劝，偶尔说笑，后来越发觉得不对劲——她不但经常半夜打我电话，还发消息汇报自己一天做了哪些事，几时来例假都讲。我无力招架，当即决定刻意与她保持距离。见我不理她，她变本加厉，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有时发来怒吼的语音：“你是我的律师啊，不应该保护我吗？我不打官司了，你要帮我找到自己，要快一点！”
我无法理解她的行为，不想卷入其中，遂将她拉黑。
一段时间后，她“红杏出墙”的消息又传来，风言风语，我只是听听而已，没当回事，但有一句话记忆很深，“是个男人都能睡到她”。据说刘世龙回国了，他一直将女儿带在身边，还在给人讲课。
不知又过去了多久，一个雨天我去法院开庭。我忘了带伞，准备冒雨跑去大厅，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女人举着一把伞快步向我走来，领着我上了台阶。我正想说谢谢时，才发现是黄丹。这一次她没有油腔滑调，只是挥挥手说：“你先进去开庭，完了再聊我的事。”
4个小时后当我走出法庭时，雨已经停了，黄丹坐在台阶上玩旋转陀螺。我不知道说什么，她将旋转陀螺塞我手里：“放心，干净的，孩子们喜欢的小玩具。”
见我一动不动，黄丹斜着脑袋看我：“对不起，给你造成了困扰，那时候的我不受控制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然现在更严重，不过请放心，你的角色跟以前一样。我付费请你做个见证，瞧尽这段婚姻，天知地知没用的，它们不说话。”
“这段时间你在哪里？怎么过的。” 我试了一下旋转陀螺。
“在乌漆嘛黑的暗夜里，怎么过，还没过，怕是过不去了。我有瘾，戒不掉了。”旋转陀螺掉在地上，黄丹捡起它：“莫怕，不是毒瘾，是性瘾。唉，这样你更怕吧。”
她如实相告：后来多次出轨是真的，刘世龙还是不肯协议离婚，继续表演，只要黄丹道歉，他便原谅，他说：“我不在乎名声，就算爱人砍我几刀，我都要站起来亲吻她。是人都会犯错的，一个男人如果太在乎名声，就会伤到女人，我不会。”
“我也不再道歉，他的戏我看够了。或许我也是戏中人，不知是我扮别人，还是别人演我。开了锣，没唱完就不能停，他是假霸王，那我就做真虞姬咯。”黄丹拉紧风衣，“我做过的事敢认，半夜梦见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醒来竟然有点开心。”
黄丹似乎找到了出口，“每当负面情绪或是压力来袭，就使用器具，很容易排遣。后来不限方式，兴奋过后，会后悔，用消毒水将双手洗到脱皮，告诉自己没意思。”可过不了多久，黄丹又忍不住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知道吸毒是怎样的，反正如果停掉，我会眩晕，打不起精神，呕吐，有次将冰棍塞进去才好点。”
再往后，或许在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时候，黄丹便握着一把美工刀刺向了自己。
尾声
刘世龙自始至终没来过医院，但同意协议离婚了，黄丹却不肯：“我一定要让法院判决我们感情破裂，你锁了我10年。”
话虽这么说，但那份准许离婚判决书，黄丹还是用相框框了起来，“事情传开了，再没有人相信他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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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沿海的一个小山村。直到1991年高考后，我才第一次走出县城，去青岛读大学，学的是应用物理专业。
4年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力学、光学、理论物理等学科打交道。其实，除了少数可能从事高精尖的学霸，这些科目难以让普通人养家糊口。好在到了大三，系里零星开设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信号检测与转换等较为实用的课程。
大学毕业时，我原本有机会留在青岛，去一些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混日子。奈何当时目光短浅，接受不了这些企业开出的三四百元的标准档案工资，转而回到县城一家规模较大、做大型中央空调机组的乡镇企业——因为工资可以开到六百多。
力学、电磁学、理论物理在这里用不上，得益于零星的电子电路知识，我被分到了电气自动化控制部门。部门的整体职责是负责空调机组的电气自动控制系统，研发用不着我，有高薪从上海的专业研究所聘请过来的工程师，负责画图纸、出元器件型号清单、编程序。我的职责与一批没读过大学的员工一样：售后服务，也就是去工地调试维修保养设备。
然而，一开始工作时，我就发现售后调试——把乱七八糟的线接到正确的位置，保证它们别出险情，保证设备正常运转——我也不一定会。没办法，必须从头开始学。
中央空调机组电气控制系统的核心元件，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PLC。在90年代初的大学里，还没有相关的课程。整套程序如何开始、结束以及实现各种功能，都是工程师在厂内编好的，调试人员没机会上手。偶尔现场遇到一些编程的细微改动，工程师远程指导就行。
熟悉套路后，这份工作倒是清闲，但明显对自身的职业发展益处不大。随后几年，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工资优势也逐渐消耗殆尽。
2001年前后，我回到青岛，进了一家民企，也是做机电一体化设备的，不过实力有限，大型设备做不了，只能做一些小型的机电设备——小型设备不需要成熟的电气工程师，所以我来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公司居然揽下一条全新的空调生产线。老板明白我还是“半成品”，特地从南京聘请了一个老朋友负责电气设计，要我配合就成。
配合初期大家热情都挺高涨，老板的朋友也是隔三岔五就来一趟。不久，估计老板对朋友的“意思”没到位，渐渐就来得少了。老板当然明白个中缘故，冠冕堂皇地宣讲了一番“公司长期利益”后，顺水推舟把皮球踢给了我，之后再也不提从外部聘请工程师的事情。压力也是动力，我迅速成熟起来。
两年后，我又应聘进了青岛的一家意大利独资企业，主要是生产各种燃油燃气锅炉。我的岗位是电气工程师，职责是燃油燃气锅炉的电气控制系统设计。外国资本家节省成本的本事一点不比中国老板差——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电气。
从售前投标方案开始，我就得介入，然后绘出相应的电气图纸，列出所选用的元器件型号规格，联系外协厂家加工制作，编制控制程序。最后，还得参与或者远程指导现场调试维修。
岁月一下就溜走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间，我在青岛买了房，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当时想，这是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能打拼到的最高境界了。
02
2008年，我35岁。
总部在英国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决定在青岛建设新工厂，招聘机电设备工程师，要求从前期土建开始介入，一直到整个车间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交付使用。我跳槽过去才知道，整个项目是要关闭一家欧洲的生产工厂，将所有的设备全部搬迁到青岛来。我要负责其中一个车间，还需要去欧洲现场完成一些工作。
在这之前，作为售后服务技术员，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从来没踏出过国门。当然，生活里有各种焦虑时，比如孩子教育、空气污染，我也听别人谈起过国外的种种利好，但也仅限于听听而已。出国？移民？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情。忽然这一天，出国的机会居然来到了我跟前，而且不用自己花钱，不是去非洲、东南亚，不是去伊拉克、阿富汗，是去欧洲发达国家，
真的像做梦！
踏上欧洲土地，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原来我们小时候的蓝天白云并没有消失；原来并不是只有狂按喇叭才能勉强通行；原来并不一定非得焦虑浮躁才能过完一天……原来，生活可以这个样子！
回到国内，我免不了会跟朋友聊起国外的事情。聊的次数多了，戏谑的话语就形成了空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移民啊！”闲暇时做了些功课，发现空想并不是幻想——以我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申请技术移民可能性非常大。
请示了一下专业英语八级的媳妇儿，当场热血沸腾：“好！好！好！”
问问3岁的闺女：“带你去国外吧？”
答曰：“我不去，我又不会英语。”
小孩子的话是不能影响大局的，道理说给她也不会明白的。我只能在心里合计：等你见识到了压根儿不知作业为何物的外国学校时，你就会知道老子的良苦用心了。
多方打听后，我重新联系上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大学同学，反馈是：“你这水平来加拿大，一点儿问题没有，来吧！”
彼时加拿大接受境外申请，试试呗，啥也不耽误。我担心中介有坑，没找他们，自己大体上能看懂加拿大官方网站上的要求，结合一些移民论坛里真真假假的经验，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走。经过了大半年的准备，在2008年11月中旬，我凑齐了自认为比较完美的资料，按照加拿大官方要求的地址，邮寄了出去。邮寄之前，还按要求电汇了申请费。
然而到了11月底，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就发生了变动，我的职业被排除在了“紧缺职业列表”之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既没收到加拿大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信息，也没收到明确说明被拒签的信息。我的材料和电汇出去的钱，就好像石头掉进了大海。
移民是需要语言成绩的，那时候加拿大不要求一开始就提交语言能力证明材料，可以在补材料时候提交，通行的标准是雅思6.5分以上。雅思考试成绩有效期两年，不参加考试，怕到时候来不及，参加考试，又怕考过了在成绩有效期内收不到加拿大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信息。在焦虑地等消息期间，我不是在考雅思，就是在准备考雅思。
一直到2011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才收到了加拿大移民局退回来的申请材料，正式宣告移民加拿大的企图失败。
时至今日，我也没收到声称会退的申请费。
2012年，公司的整体搬迁项目进入了尾声。因为公司的产品是乳胶类产品，一旦设备投入了生产，我们这一群机电设备工程师就有了尾大不掉的意思。
此时，比我早两三年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的一个女同事成功了，她来辞职时笑靥如花，这又刺激了我一下：还是得再努力一把呀！加拿大不行了，可以把目光转向南半球。当然，欧洲一些小国家，时不时爆出个买房子就可以移民的消息，可是语言不通，去了没法生活。英国倒是讲英语，可是日暮黄昏的日不落帝国自恃清高，没有让我明确可及的移民政策。
研究南半球许久，目标锁定新西兰。以我的年龄，申请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难度太大，雅思成绩就高出半分。39岁了，最好选一个稍微有把握的。新西兰移民局比加拿大灵活，可以在网上申请。无论接不接受，几周就会有消息，痛快干脆。而且，初审通过后，整个的审理过程，也不过6个月。
我登陆新西兰移民局官方网站，按照它EOI系统（Expression Of Interest，表达意向，也称“入池”）的要求，一步一步填入自己的实际情况，顺利达到了分数要求，两周后自动入选。我忍不住窃喜了一下，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成了。然而，我认为我的工作经验可以加分，可移民官却不这么认为，对方不久就发来了婉拒的邮件，在拒签的同时委婉地表示：申请费收下了。
不过，移民官的邮件还留下了余地：如果有新西兰雇主愿意为你担保，给你出具雇佣证明，你的这次申请还可以有效。
为此，我赶紧越洋发简历。我的工作经历、技术水平吸引了好几家新西兰公司的青睐，可是一到关键点，他们口风就转向一致：欢迎你登陆新西兰以后跟我们联系。
怎么登陆？他们不说。
事情论证到最后是这样——当时35岁以上的人要移民新西兰，只有一条路：申请学生签。待毕业后（至少是就读于学时1年以上的本科院校），可以申请工作签，其后才能合法工作，进而才能谈到雇主担保事宜，拿到新西兰的居留签证。
这意味着，我要么立马辞职去读书，要么放弃移民。
那时候我还是远远低估了移民路上的荆棘坎坷，一门心思地认定了眼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不是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也不是国有企业工程师，只是个外资企业目前还有用的工程师而已，还能有用几天？一旦移民成功，那曾经见过的和传说中的各种好，就可以握在手中了。即便到头来还是被拒签，也损失不了什么，换家公司做回从前就是。
辞职吧。
03
以我国内的本科学历申请新西兰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点问题没有。尽管我当时没有语言成绩（我在国内考过几次雅思，都没考过6.5。不过就算考过也没用，读书跟移民需要的雅思成绩种类不一样），但还是顺利拿到了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通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奥克兰理工大学附属的语言学校的入学通知书，立即有效（后来我知道，所有的语言学校，通俗地说，都是随到随学）；第二部分是专业课的通知书，只有语言学校顺利毕业（或者考出6.5分的雅思成绩），它才生效，这种通知书有个名称叫：condition offer。
有了通知书，就可以申请签证了。
新西兰并没有申请学生签证的年龄限制，但是，意料之中，签证官对我的出国动机表示了怀疑——尽管怀疑，也没有拒签，而是“打个折扣地”批准了，批了我一个限制性的学生签证，有效期只有几个月。这意味着，读完语言学校，我需要重新申请学生签证。
这也拉开了我与新西兰移民局打交道的序幕。前前后后，我一共申请了七八次各类签证。每申请一次，就得交一次申请费。最便宜的学生签也得1500元人民币左右，最贵的移民签收了1万多人民币。我很怀疑，某些时候新西兰移民局是不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创收。
2012年9月18号，我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出国，登陆新西兰奥克兰。
走之前跟各路朋友聚了一下，被喷得几乎生无可恋：老家的朋友说我不顾父母感受——留着面子没说我不报效国家；以前的同事说我不务正业——公司要上新项目了，不辞职的话，我还是大拿。
此时，闺女已经上小学了，移民还没眉目。因为双方老人都不方便来青岛帮忙照看，媳妇儿只好全职在家带娃。第一次登陆新西兰不可能全家一起出动，我一走，家里就她们娘俩儿了。我必须得尽快把专业课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变成无条件的，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快参加雅思考试并且考过。
入境后，我第一时间就去奥克兰的雅思考点报了名，然后在指定的日期参加了考试。因为雅思考试全球同步，所以这里的考试与国内一早开考不同，是在下午开考，口语抢在了第二天。
经过数日的等待，我拿到了本次考试的成绩，先是有些吃惊，继而心里凉了半截——我最没把握的口语居然一考而过，我最有把握的听力居然差了半分。半分，也就是一个选择题的差距。要是在国内，估计这又是白费了，可是这次听过来人说，可以拿两次的雅思成绩到系里去申请试试，碰碰运气。
这次我碰了好运。我拿着这一次的雅思成绩单，和国内一次听力合格的雅思成绩单，换来了专业课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老师高抬贵手，还是疏忽——我国内的雅思成绩，是移民类别的。
拿到通知书的我信心爆棚，改签机票，回到了青岛。回到家我就撺掇媳妇儿：“别找工作了，申请陪读签证，跟我一起拥抱新西兰吧。”
媳妇儿蠢蠢欲动，然而还是回绝了：“我才不跟你去坐吃山空呢。”
专业课在2013年2月份开学。
那之前我除了再次申请学生签证，别无他事。申请学生签证只是走形式，交钱而已——外国人非常重信誉，我在初次登陆新西兰的过程中，既没有像被怀疑的那样打黑工，也没有逾期不离境，而是迅速地为新西兰经济做了贡献，然后迅速地离开了，这无疑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重新回到新西兰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离开校园18年了，很难让40岁的自己迅速回到20岁的状态。从小到大，我接受的都是纯中国式教育，老师教一就是一，教二就是二，老师没教三，不会，而眼下，一下子撞进了纯外国式的教育，老师们不会面面俱到、反复强调，而是能不讲的一概省略，坐等学生带着问题上门求教——问题是，我连问题还都提不出来。语言也是个障碍，连蒙带求人地绕过了雅思关，以为捡了个便宜，可真到专业课堂了才明白，蒙过了雅思，不等于能搞明白专业课老师在讲什么。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要求的课程作业需要怎么去完成，进而收到学校发来的警告邮件，大概意思是：我在第一学期项目课上的表现比较差，这可能会导致我难以毕业，为此，请在第二学期加倍努力。
“项目课”是一门贯穿两个学期的实践与理论结合课程，要求学生在一个学年里首先制作出一个“产品”，然后写出相关的项目报告，最终还要集中展出。这门课45学分，占总分（120分）的1/3还多。第一学期，我没太把这门课当回事，相比我在以往工作过程中完成的各种项目来说，它实在很小儿科，就想着第二学期再说，因此很少出现在实验室，也很少去找导师。
收到邮件时，我愣住了，又担心又惭愧——自己一个在世界500强企业里负责过整个车间搬迁项目的高级工程师，难道要在新西兰大学课堂上翻船？
第二学期，我整天都战战兢兢的。真有问题当然得去找导师，没有问题也得找个问题在老师跟前露个脸，有事没事都得去实验室转一圈。实验室有专门的技术老师协助指导学生项目制作，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水平不如以前我手下的技术员。可是时空改变了，在这里我就得恭恭敬敬聆听人家“指导”——我想，我收到的警告邮件应该有他们的“贡献”，当然，我既不敢问也不敢分辨。
忙忙活活走到学期终了，苦心人，天没负，我如愿拿到45学分，当然是以及格线通过的——警告之后，再好的成果也只能被划入及格。
及格就及格吧，通过了就表示我顺利毕业，可以申请新西兰工作签证了。
04
在本土大学本科毕业以后，申请新西兰工作签证（OPEN VISA）的拒签率基本为零。想象中从此就该一帆风顺了——凭着新西兰紧缺行业18年的工作经验，凭着新西兰合法的工作签证，找一份相关的技术工作，申请新西兰的技术移民。
跟国内类似，新西兰的大型企业也会到大学开推介招聘会，我很积极地递交了求职信，均石沉大海。后来听说，这种大型本土企业根本不理会担保移民这一套。
我投给猎头的简历倒是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反馈，紧接着就安排了面试。从面试环境看，公司类似国内那种暴发户式的民营企业。没等到第二天，猎头就转述了公司的意见：不合适。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里，英语就基本上是工作语言，我在其中工作了近10年，又专门读过新西兰的语言学校，考过了雅思，在纯英语的授课环境中学习了1年。可现在公司认为不合适的理由，竟然还是语言能力不够。
那之后，我又接二连三又收到了一些被拒绝的理由：没有本地工作经验、没有新西兰电工上岗资格证、年龄偏大……最奇葩理由是：你以前使用的都是日本品牌PLC，我们公司主要使用欧洲品牌PLC。这相当于说，你会开日本车，不会开欧洲车，所以不合适。
隐藏在背后的种族歧视若隐若现，刺得人心疼。
于是，我想着试试华人公司吧，做生产的企业也不少。前期投简历、电话沟通、约定面试都比较顺利，见到负责人面谈时候也不存在语言障碍。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公司确实可以提供担保，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负责人开出的条件：新西兰法定最低工资。然后，从上班开始扣押部分工资，顺利干满3年才返还。而且，至少先工作半年以后才能开始担保。
我不知道假如我当时接受这些条件，一直干下去会怎么样。那时我觉得这些条件太过苛刻，于是提出了比最低工资高一半的待遇要求——我觉得，按照我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得到。可是老板不觉得，只好擦肩而过。
我的简历后来还被拿在了加油站、零售店之类的老板手上。老板们一边浏览我的简历一边感叹：“不错！人才啊，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怎么合作？”
“你到我这里上班，我帮你打税，帮你提供移民局需要的各种证明文件。你除了定期把税转给我以外，另外一次性支付我3万纽刀。”
我从事了18年工程师工作的大脑，忽然自觉脑洞实在太小。
2014年都到了下半年了，我在奥克兰的工作还没有头绪，移民更是无从谈起。无可奈何之下，跟媳妇儿摊牌：“要不咱放弃吧？”
不是亲自实干的人，总以为凡事手到擒来：“花了30万学费（这还仅仅是学费，还不算那些杂七杂八的申请费、考试费、交通费等等）你现在要放弃？开什么国际玩笑！”
退而求其次，跟闺女寻求些支援：“爸爸不带你出国了，好不好？”
“不好，我要去新西兰！”
“为什么呀？”
“老师布置了太多作业……”
防患于我先斩后奏，老婆很快给闺女办理了休学，一纸机票飞来了奥克兰。
我的工作签证还在有效期内，所以她们可以申请工作签和学生签。入境第三天，只凭着一封带着地址的信和学生签证，闺女就进了附近的学校。进学校第二天回来就跟我说：“爸爸，我再也不回中国的学校了。”
“嗯？你会英语了吗？”
“虽然现在还不太会，但是我很快就能学会的。”
孩子果然很快就完全适应了英语教学环境，奈何移民还是没有头绪。这意味着顶多半年以后，我们就得打道回府。一家三口蜗居在租住的公寓里，我忍不住怀念起青岛小房子里以往被忽视掉的各种好。
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我也琢磨：万一工作签证到期了以后还没有公司担保，怎么办？难道还得继续申请学生签证继续读书吗？学费从哪来？
不知道。
老婆从一入境开始就加入了找工作行列，两个人有一个能突围就解决大问题了。只不过我这工程师不行，国内英语八级基础上又磨炼了十几年的专业英语人才也没好到哪里去。工作有的是：零售店员、加油站前台、饭店服务员、按摩店技师（正规中国按摩店，几乎跟中餐馆一样流行）等等，可是想让老板担保移民，难！难！难！
而且这些地方，其实大部分也根本没有担保资格。
山重水复之时，终于见一丝柳暗花明。
2014年9月底，我收到了一家牛奶灌装公司的工作邀请。公司不在奥克兰，在5个小时车程之外的霍尔湾。工作岗位既不是电气工程师，也不是电气技术员，是灌装机操作工。灌装机是从中国进口来的，老板不在乎语言，不在乎本地工作经验，只在乎是不是能把中国产的牛奶灌装机操作好，这个我在行。
我必须得去了，可是孩子不能跟着。折腾到现在，唯一没偏离初衷的，就是孩子的教育。离开奥克兰的教育环境，到偏远地区的学校就读，还不如留在青岛的学校呢！
于是，在奥克兰汇合没多久，我们又开始了分离生活。
经过了4年大学本科，18年电气项目工程师，1年多新西兰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之后，我在离奥克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从事了这样的工作：日常无固定工作时间，无论多晚，灌装完毕下班；定期参与设备拆卸维护，不分技术工作体力工作，必须参与；按需要提出设备改进计划，并给出图纸，编制调试程序，无额外工资。工作地点是充满了噪声弥漫着消毒液的车间。
身体受损，少活几年的事情已经顾不得了，只要公司出具担保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洋老板倒是比较配合。虽然起初只是签了份临时合同，但是1个月以后就同意换成了移民局认可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意味着，我可以正式递交移民申请了。
因为找工作签证的有效期剩下的时间不足以完成移民申请，我不得不又申请了另一种雇主担保的工作签证，再次给移民局贡献了若干申请费。
移民局有不少默认的潜规则，其中之一是中国的申请人一般会分到印度裔申请官那里。反过来，印度的申请人通常由华裔申请官处理。我暗暗期盼自己成为例外，自己人毕竟好办事，可到底还是掉入了潜规则。移民官首先又质疑了我的语言能力，要求我提供有效的雅思成绩，我一边晕头转向地在车间劳作，一边搜肠刮肚酝酿给她的解释：我有正规的1年以上本地学历，现在又在正规的本地公司内工作，按照规定，这不需要雅思成绩。
移民官也怕投诉，不提了。跟着又质疑我的配偶关系，真是又挑战了我的脑洞啊——我有经过中国公证处公证过、经过新西兰太平绅士签过字的结婚证，有持有正规中国护照、正规新西兰学生签证、在奥克兰上着学的孩子，就因为我们暂时没在一起，就是弄虚作假？
不搭理她肯定坏事，只好紧急搜集紧急拍摄一些照片奉上。
2015年5月8号，我们一家三口拿到了新西兰的居留签证。签证不是卡，更不是传说中绿色的卡，只是一页纸而已。
那一年，我42岁了。5月9号，我辞职，月底回到了奥克兰，准备拥抱全新的生活。
05
我自信满满，以为既然申请到了新西兰的居留签证，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获得跟在国内时候类似的工作了。因了这份自信，我首先安排了一次回国，潜意识大概是想嘚瑟一下。
嘚瑟当然就要大肆鼓吹各种好处，没想到跟谁提，谁都不愿意听我说。
跟父母说，迎头遭到母亲一顿痛骂：“用到你的时候你跑去天边。”
跟老家的朋友说，朋友一脸嫌弃：“一个蛮荒小岛，有什么意思。”
跟以前的同事说，同事转移话题：“下个月我要去英国培训了，新西兰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吧？”
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在国内闭口不提新西兰，提也往坏里描述。
从国内返回奥克兰后，我就开始四处发简历，满心以为不用多久就会有若干公司打电话要求面试，之后发来工作邀请。可是，越发简历心越慌，我就像被列入了黑名单的人一样，要么收不到任何信息，要么就是收到了非常客气、千篇一律的婉拒邮件。偶有电话来，简单沟通以后，接着就再无音讯。
翻看本地论坛的帖子，发现跟我同样境遇的人大有人在，一句牢骚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没上岸盼着上岸，上岸了才发现，还是没什么好工作。”“上岸”是通行于中国人中，对拿到居留签证的称呼。
我自己不断地反思这些事情，间或也跟有限的几个朋友聊起可能的原因。担保签证肯定不是问题了，剩下的无非就是：工作经验、年龄、电工资格证。我是有了一些本地的工作经历了，然而工作经历仅仅只是“操作工”而已，离电气PLC工程师差得好远。老板们看重的本地工程师的工作经验，我还是没有。
42岁的年龄也许可以说还是好时候，但任何一家公司招聘这个年龄的员工，肯定是希望人来了马上就能独当一面。而一个根本没有本地电气工程师工作经验的人，是不足以让人信任的。还有电工资格证——新西兰很多行业都非常严格地讲究持证上岗，存在着各种风险的电气行业更是不能例外，老板宁肯停工，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出点问题，就是关门的后果。
新西兰的电工资格证可不是像国内那样，简单到甚至交上钱就可以拿到。首先得上学培训，其后得先从事学徒工作，前前后后至少得3年才能获得具有独立操作资格的电工资格证。学徒就是我干活，持证人签字。我可以很自信地说，签字的人，没有我技术水平高。
走投无路，从头开始学电工证吧。
跟朋友聊起这想法的时候，朋友的一句话无意中开启了另一种思路：在这里花那么长时间学电工证，你还不如回国内XX技校学开挖掘机呢。新西兰奇缺修路工人，不但工资高，而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夜间施工，正点上下班；周末休息，公共假日休息；而且，下雨刮风也休息。新西兰的冬天可是十日九风雨呢。
这么一说我才知道，XX技校居然在国外的我们这些人中提及率很高！整体考量一下，回国内，不一定学开挖掘机，可以考虑手机电脑维修呀、车载GPS倒车雷达安装更换呀，以我的专业基础，学这些用不了太长时间。
2015年春节期间，我在青岛参加了某技校的汽车电器培训班，历时3个月。
如果可以自己当老板，没有人愿意给别人打工。从事电气技术工作出身的我，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老板的大心脏。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好歹也得尝试一下。2016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新西兰，别无他法，尝试着自己联系帮别人安装更换车载电器产品。车载电器都是12V直流电的，没有生命危险，不需要电工证。
半年下来，差点饿死。
本地有很多年一直从事这一行的专业公司，进货、报关、安装售后，一条龙服务，各种汽车电器产品随时有货随时安装。本地网上论坛里常年布满了“专业汽车电器更换、维修、维护”的各种广告帖子，开出的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我要从这分一块蛋糕糊口，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期间，尽管我媳妇儿没断了找工作，但也都是没有下文。反正也得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干脆干起了机场接送，说白了就是黑出租。
“被警察逮着怎么办？被人家持牌司机投诉怎么办？”
“那我就做个刁民！”跟我时不时就后悔一回不一样，这位女司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不会后悔的，至少我出来见识过！”
登陆新西兰，女儿入学的第一天（作者供图）
生活再坎坷也得照顾孩子的教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搬来了奥克兰北岸地区，在口碑比较好的学校旁边落了脚——新西兰各类中学的入学条件，只要求租住附近即可。
既然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独自创业，只能继续寄希望于给别人打工。可能是得益于那3个月的汽车电器培训经历，我被奥克兰北岸一家房车制造公司相中了。职位是ASSEMBLER（安装工人）。
2016年9月份，我入职。工作任务是在生产线上负责房车里里外外各种电器的安装接线。工作时间是早晨7点到下午5点半，周五到下午3点。如果在国内，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去应聘这种职位的。可是，几年来的经历，彻底消磨掉了我处处跟国内曾经的生活相比的勇气。
我的师傅是一个欧洲白人，没出三天，我就从他嘴里学会了外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人词汇，还有他的口头禅：“我早就不想干了！”半说话半比划外加文字的沟通过程中，这位老兄告诉我，他来自马其顿，在欧洲也是有几十号手下的老板，来到新西兰居然从事了他以前的手下都不干的工作——难怪这老兄动不动就开骂。
跟他不一样，我觉得这份工作还挺优越：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一刻钟的休息，不扣工资；每天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老板是本地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严格遵守新西兰本地的劳工法规，不必担心会像华人老板那样动不动克扣薪水。
自打我在新西兰谋生以来，无论是面试过的还是曾经干过的工作，无一例外，全部只给予新西兰法定最低工资——2016年是15.25纽币 /小时（新西兰是论时薪）。而在这家房车公司，我第一次脱离了最低工薪阶层，入职工资就比最低工资高了3块钱。
2018年上半年，看看工作比较稳定，可以负担房贷了，东挪西凑了首付，在奥克兰北岸买下了自己的房子。新西兰自然灾害比较多，常住居民很少住高楼大厦，习惯住平地上的房子。与中国农村不同，他们习惯把房子建在一片地的中央，然后把整片地用篱笆围起来，我们的房子也是这样。房子不靠马路，只要回到家，就远离了尘世喧嚣。房子外围，有草坪，有青菜，有果树，有鲜花。在篱笆下弯腰摘一片花瓣，抬头就看到远处的青山。不上班的早晨，唤醒我的，只有鸟叫声。
邻居们有本地人，有韩国人，但没有中国人。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也鲜有往来。
窗外的小鸟（作者供图）
06
我在房车公司做安装工人的日子，渐渐就数进了第4个年头。
最如鱼得水的就是闺女了。她已经从小学进入了高中，改变的是年级，不变的是作息——所有中学早晨8点半上课，下午3点放学。高中阶段，周三9点半上课，还是3点放学。作业方面，小学没有，初中象征性地开始布置，高中算是正式有作业，那跟国内也没法比。老子以为大好光阴该学些中国文化，已进入叛逆期的丫头一句话就把我怼住：“我又不在中国，学什么中文！”
出国以前已经是“副总”级别的老婆，辗转三四年，混了个“家政服务员”的正式工作——供职于政府出钱的机构，开着车东跑西窜上门去给老年人、残疾人服务。我觉得甚是委屈，本尊倒是不太在乎：“挺好，可以赚纽币！”
我自己清楚，不可能再干安装工人干到退休，就算思想愿意，每天9个小时的体力工作也早晚会让身体受不了的。可是我又无力挣脱，孩子渐渐长大了，不再非要我照顾，有时候也想：要不，回国内去工作吧，不管怎么说，至少身体能承受得住。
可现实很打脸：这几年工业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而我离它们越来越远。
我又想，朋友就是致富门路，回国去跟原来的同事混呗，几年下来，他们肯定为官一方了。最先想到那个曾经去英国培训的同事，未敢唐突，先侧面了解一下，结果是：这朋友先是离开了公司，后来又二进宫回到了公司，现在的上司是原来其他部门的年轻小孩升职过来的，动辄就被训得哑口无言，却已不能拍屁股走人。
可想而知，我回去会是什么情况，肯定还不如这朋友。
2020年初在车间（作者供图）
2020年，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席卷了全球。新西兰有着得天独厚的防疫地理优势，政府在3月底果断“封国”，除了必备的超市、药店之类以外，全部学校停止开放，全部工厂停产隔离。
病毒没对民众生命安全造成太大威胁，可经济就难逃浩劫了。我们公司的高层在居家隔离期间频频开会，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唯有重组，重组也就是裁员。
实事求是地说，入职三四年以来，我的工作一直是备受好评的。按照工作业绩来评估的话，裁员是裁不到我的。可是，这不是在中国，这是在新西兰。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在面临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意思。而政府的意思，当然优先保证本地人的利益。
意料之中，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如果只是我个人，也许我还会和老板谈谈，可这是一半以上的员工同时被裁，我谈不谈，也没什么意义了。
半年过去，事情好像也没有一开始预料的那么糟，时不时传来的消息显示，公司的业务并没有萎缩多少，不少房车还被新西兰政府拿去做了隔离设施。我预感会有这么一天，却也并不太盼望，但这一天还是来了：公司打来了让我重新回去上班的电话。
我犹豫了犹豫，放弃了。
转天就接到了欧洲老兄的电话：“我要回去上班了。”我想告诉他前几天的公司电话，顿了顿还是不说了——公司原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电器安装工人，经过疫情这么一折腾，显然趁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我要是答应回去，就没欧洲老兄什么事儿了。
未来怎么样？不明朗。
新西兰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再有几个月就领完了，老婆那时而长时而短的工作时间保证不了稳定的收入，国内的猎头时不时地发来几个招聘的信息，初步接触之后都没有了回音。在这个国内同龄人都已经稳稳当当的中年时代，我又一次站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时光倒流，一切可以重来一次，我还会不会选择抛弃稳定的工程师生涯、走上始终跌跌撞撞的移民道路呢？
此问终究无可答，只是当时已惘然。
后记
转眼就是2021年下半年了。
经过了无数次锲而不舍的申请，媳妇儿终于成为了新西兰翻译协会的正式会员。这“护身符”很是管用，接二连三就签约了几家翻译公司，能正儿八经地居家工作了——电话翻译，聊着天儿就把钱赚下来了。
已进入高三的闺女完全适应了高中的生活，各门功课都是优秀，两年后不用经受高考就至少可以进入新西兰的顶级大学深造，是否去其他国家得看将来的情形了（新西兰初中两年、高中五年，然后不用高考，凭平时的成绩申请大学即可）。
数我最不给力，依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生不都是起起伏伏的嘛！焉知蛰伏过后，不是另一次涅槃？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