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归来
前言
我1988年2月来新西兰以后，常常想起父亲的归来和他回家十天之后的去世。在那之前，我也经常想起。但那时是革命话语充斥耳膜和视野的年代，潜意识中，追忆父亲即是大逆不道，不敢也没有适当的话语表述。
出来两年之后，我在国内学得啃哧啃哧的英语终于可以比较顺畅地表述所思了，潜伏心底多年的噩梦终于找到了无惧意识形态的话语载体。我坐到电脑前，写出了《The Return of Father》。打印出来之后，我的朋友，一位洋人女士念给我听。我以为我在写的时候，眼泪已经流干了，却不料她富于感情的朗读，使我禁不住泪如泉涌，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痛哭之后，心里仿佛卸下了多年的重负。
如今我七旬有一，两年前又动过一次肠癌手术，记忆也逐渐衰退。朋友们多年前就叫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最近又有中外朋友催促。再不写，恐怕就时不我待了。三十年前的英文稿，早就不知所踪。国内的朋友催得很急，故有了下面这篇文章。
父亲归来
那天是1961年12月21号。我正在看书，突然听到楼下的街上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声音似乎熟悉。我凑到窗前，啊，是父亲！我急忙跑下楼。他背着一个小木箱，说：告诉你妈妈，我的行李在文武路公安局。当时母亲在上班，兄弟们都在上学，我因休学，一人在家。那时我小学班上已经有两个同学，因饥饿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我也开始水肿咳血。班里同学都说我是第三个要死的，母亲便让我休学了。
我带着父亲爬上我们居住的阁楼。阁楼的木楼梯又陡又窄，上去以后的进口很低，大人必须弯下腰，否则头上就会碰出一个大青包。我四年多没有见过父亲了。才五十多岁的父亲，比四年多前去峨边沙坪农场劳教那阵老多了。他背驼了，爬楼梯有些吃力。
这个家对父亲是陌生的。他被打成右派去劳教之前，我们住的房子比这里好得多。那是一个有大门、二门、前院、后院、侧院的深宅大院，院子里种有葡萄、青竹，还有一株每年结果的核桃树。院子里住了好些人家。后来搬进来一家做皮鞋的工厂，临街的大门口挂上了白底黑字的牌子：成都市皮鞋五社。我家前面最大的院子上空，搭起了天棚，工人成天在天棚下敲敲打打地干活。
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到那群工人中有人晃着当天的《成都日报》，说：蒋先生遭了！我瞟了一眼，看到了报纸上父亲的名字——那会儿我才知道父亲成了右派分子。
父亲先被隔离学习了几个月，后来被送到峨边沙坪农场劳教。隔离期间，有三个警察到我们家来搜查，连天花板上面都爬上去看了。他们走后，母亲对我说：幸亏我把你大哥的日记藏在棉衣里了，要不然就被他们搜走了。大哥的日记本我见过，蓝色的封皮，里面有一首长达数页的白话长诗，是思念父亲的。
大哥本来在沈阳某保密工厂做技术员，父亲的右派言论见报后，大哥就被单位除名了。他回来时，父亲已被隔离。他没见到父亲一面，自己却患了精神病。当时精神病院无床位收治，就被送回合川老家了。老家有爷爷照顾——早些日子里，爷爷也因为父亲的问题被作为“逃亡地主”强行押解回原籍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前，在成都市工业局会计处工作。他带我去市政府礼堂看过戏，我听到别人称呼他“蒋主任”，也有叫他“蒋老师”的。他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父亲走后，家里就断了收入。本来一直在家休养的母亲，进了一家工厂做会计。那工厂离家较远，母亲就带着我们搬到这里了，因为这里离她上班的工厂近。这地方楼梯窄，阁楼进口低，原来的家具，好些都没法搬上来。放在下面的人行道上，后来就不见了。母亲解放前上过光华大学（现西南财大前身），患上肺病，没毕业就停学了。她在工厂里开始是当会计，因为父亲是右派，很快就被转成了工人。
父亲被送去劳教后，正在成都四中上高中的二哥觉得自己是男子汉，该自己养家糊口了，便自行退学，找了一家工厂当学徒。母亲急了，到学校找校长和老师，大家一起苦口婆心，把二哥劝回了课堂。二哥高考成绩优秀，因为出身右派家庭，被分配到四川农学院。他的报考志愿里没有这个学院。母亲曾写信到教育局询问这件事，当然没有结果——谁会搭理右派分子老婆的诉求呢？
父亲回来时，二哥正在雅安的川农读书，他没有钱买车票，一直到毕业后才回了一趟家。那时正在成都西北中学上中学的三哥，也在假期中去拉板车挣钱补贴家用。他也营养不良，个头很小，有次拉板车还吐了一口血。
进了房间，父亲环顾四周，叹了一口气。沉默一阵之后，他告诉我，他要去澡堂洗个澡。他取下斜挎着的小木箱，对我说，木箱是他为我——他唯一的宝贝女儿亲手做的。车上十分拥挤，别人都嫌他这木箱碍事，叫他扔掉，可他舍不得，硬撑着带回来给我。木箱里外的木头表面都十分粗糙，就是一般包装箱那种木料，一辈子都是书生的父亲不会也可能没有工具刨平打磨。他说，小木箱是给我装书用的——我识字早，上小学前就很喜欢看书。
父亲从澡堂回家时，三哥正好放学了。他立刻和父亲一起去文武路公安局取父亲的行李。三哥说，那天非常冷，身体虚弱的父亲可能就在那天晚上感冒了。他们取了行李回家时，天早就黑了。母亲和三哥取下家里唯一的门板，下面垫上两条长凳，为父亲铺了一张床。这床就放在里屋我和母亲睡觉的那张大床的床头。那天晚上，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庆贞，这些年来，辛苦你了！母亲没有应声。
第二天早上母亲和兄弟们出门了，可父亲没有起床，也没有吃早饭。他要我站到他那临时床铺的床头，默默地看了我好一阵。我的眼泪忍不住一滴一滴地往下淌。父亲说：不要垂泪。然后他叫我给他纸笔，他开出了一张中药单子，要我去药房抓药。他病了。
以我当时的体力和个头，步行去我家最近的药房，一个来回需近两个小时。父亲给我的钱只够一副中药。我提着这副中药回家，父亲就叫我给他煎药。
我至今想不起他那天或是后来吃过饭没有。那是饥荒年代，按人头分配，每人每月一两或二两猪肉，还得头天晚上去排队。因为肉铺里的猪肉有限，第二天早上很快就会卖光，不排通宵，就连那点肉都吃不着。家里有按人头配给的定量口粮。父亲刚从那几年饿死了很多人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释放回家，还来不及去派出所报到，他那份口粮还没有分配。但无论如何，家里不会少了他的饭食。他大约因为生病且目睹家里的惨状，完全没有胃口而吃得很少，所以我至今想不起父亲吃饭的样子。
一副中药，一般只煎三次。父亲那副药，他叫我煎了四次。以后他再也没有给自己开过药方。他很快就气喘咳嗽，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说话，除了有一天，我看到他闭着眼睛，口里喃喃着我最小的弟弟的名字。父亲被送去劳教之后，我那弟弟就送给一位工人了，一来因为家里太穷，二来也是为了放生——“工人”这个“领导阶级”的出身，也许会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前程。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找人借了一辆拉东西的平板车，让三哥把父亲拉到大科甲巷临近春熙路的第一人民医院——三哥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我和母亲跟着板车，也去了医院。我们去的是急诊室，父亲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全都破衣烂衫，像一群叫花子。
在医院里，父亲被安排“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垂着头，身体软软的，斜斜地“坐”着，随时可能滑到地上的样子。母亲恳求医生：请你们尽力治好我先生的病——我先生有哥哥和弟弟在香港，他们会寄钱给我们付清治疗费用的。我听了很是诧异：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们家在香港有亲戚啊！那是母亲平生唯一一次提到父亲在香港有兄弟，以后她再也没有说起过，我们也没有问过。
医生非常冷漠，听了母亲的话，眼皮也没有抬一下。他开了两小袋葡萄糖，就打发我们离开医院了。
三哥拖着板车，把父亲拉回了家门口。全家气力最大个子最高的三哥当时身高大约1.59米，我们没有办法把昏迷不醒的父亲弄上阁楼。
好心的楼下邻居说：就把人放在我家外面的街沿上吧！三哥上楼把父亲回家以后睡的门板和垫门板的两条长凳搬下来，搭在街沿上。然后邻居帮着把父亲抬上去躺下，母亲给父亲盖上被子。寒冷的冬夜里，父亲就这样躺在街沿上，与邻居老太的家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邻居老太帮着母亲，在父亲脚下的被褥外边放上了一盏油灯。我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父亲脚下的门板床边守护。那天是12月30日，元旦才会放假。母亲第二天要上班，三哥也要上学。
寒夜里冷风嗖嗖，街上阒无一人，小小的油灯幽暗明灭。父亲一直没有声息，到了半夜，我突然听到父亲喉咙里发出短暂响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我知道父亲走了，他离开劳教农场回家刚刚十天就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第二天母亲没去上班，三哥和弟弟们也没有去上学，父亲的身体还躺在街沿上。家里一贫如洗，无钱安葬父亲。
母亲让我坐公交车去城北的孙伯伯家报丧。孙伯伯是父亲生前好友。1957年反右之前，我们两家常在一起过周末。孙伯伯是搞化学的，家里有很多试管烧杯之类的东西。他和孙伯母以前都很喜欢我。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长着很多竹子之类的植物。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他家干涸的小池塘边上的荨麻。有一年夏天我在那池塘边玩，不小心掉下去了，手臂上被荨麻扎了一片红疹，痛得要命。父亲出事之后，我们两家好像没有来往过。
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落泪就是见到孙伯母的时候。我那时只觉得胸口里边很痛，痛到说不出话来。我挣扎着想开口，眼泪却下来了。我哽咽着，心如刀绞，只说出了几个字：爸爸死了！也许母亲原指望着孙家会借给我们一些钱，办父亲的后事。孙伯母红着眼睛告诉我，孙伯伯两年前就去世了，她也跟我一起掉眼泪。我报了丧就回家了，没有带回一分钱。
下午，邻居老太带着三哥去茶馆里给抬死人的男人们磕头。她说：求求你们发发善心，可怜可怜孤儿寡母，把死人抬到殡仪馆去吧！看着跪在地上的男孩，他们同意了。两个男人带来一个专抬死人的担架，把穿着破棉衣的父亲捆在上面抬走了。我们跟在后面——母亲之后是三哥，三哥之后是我，我后面是六弟七弟。我们排成一行，低着头，默默地跟着抬担架的男人，送父亲去火化尸体的殡仪馆。
到了殡仪馆的停尸房，他们把父亲解下来放进去。我看到父亲的身体软软的，完全不是传说中僵硬的死人躯体。这让我起了疑心，觉得父亲也许并没有死去。说不定什么人发现了，会让他活过来呢？
天太晚了，我们没有在殡仪馆停留就回家了。我不知道父亲的身体是否被火化了，或者什么时候火化的。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趴在临街的窗边，看着下面人来人往。我盼望着父亲活过来了，又回到我们临街阁楼的窗下，大声喊着妈妈的名字……可是，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记
往事不堪，摧心摧肝；暮年回首，泪湿衣衫。写回忆时，几度泪眼模糊，不得不离开电脑，平静一会儿再写。谁愿把自己深藏心底的刀伤挖开，袒露给他人观看呢？我写下这篇回忆，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
有朋友说：“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可以风化水蚀；刻在人心上的文字，可以随人而逝；只有刻进历史的文字，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文字。这部历史大书，需要历史人物来刻写。如果一代无力，二代无心，这些苦难必将随风而逝……一个罪恶的循环，就有可能重新开始。”
诚哉斯言！
完稿于2020年7月20日
==========================================================
前言
1938年11月9日，是德国历史上尤为黑暗的一天。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反犹丑剧，这是犹太人从被歧视、凌辱到被非人看待，直至从肉体上消灭的转折点，史称“水晶之夜”。在得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后，流亡奥斯陆，犹太裔出身的博施威茨愤而用四个星期写完了自传体小说《旅人》。他用细腻的洞察，深刻感人的细节记录了德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本文选自《旅人》的第二章：“水晶之夜”草木皆兵，犹太富商西尔伯曼决定迅速卖掉房产，带着妻子埃尔弗里德逃难。可是买家芬德勒趁机压价，四处抓捕犹太人的纳粹冲锋队也闻风而来。恐惧的西尔伯曼独自登上一列又一列火车，流亡在德意志帝国的铁路上。他一步步失去亲人、朋友、生意伙伴、财产等，并最终失去了理智和尊严……
1
西尔伯曼急匆匆地从后门楼梯下楼，心里暗想，他们也许正埋伏在楼下等我上钩。哎呀，我要是待在原地就好了。埃尔弗里德会被怎么样呢？他开始思量是否该掉头回去。但是有芬德勒在场，想到这儿，他又冷静了下来。这样的安排倒是不错，不管怎样，那始终是个正派人。如果还待在楼上，我肯定会做出绝望的举动来，进行一番反抗，甚至可能真的会开枪。人总得有所行动，不能对任何事情都逆来顺受。可即便这么做了也毫无用处，反倒会适得其反。这是纯粹的恐惧。出于恐惧他会开枪的，这一点他现在很清楚。他惧怕集中营，惧怕监狱，惧怕被严刑拷打。
这事关人的尊严，他暗自想道，人是有尊严的，谁都不允许让他人剥夺自己的人格。
他收住脚步。楼下站着一个男人。西尔伯曼挺直腰杆，迈着从容的步伐朝那个正站在楼梯底下抽烟的男人走去。他淡定地任对方的目光打量自己。走到他身边时，西尔伯曼向他借个火。
那个男人把手伸进口袋，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擦着一根递到他眼前。
“您请！”他说道，接着打听起来，“这儿住了很多犹太人吗？”
“不清楚，”西尔伯曼回答，很惊讶自己的语气听起来竟是那么冷漠，“您去问门房吧。我对这儿不是很熟。”说完他举起手臂行了个纳粹礼，“希特勒万岁。”
对方没有拦他，同样举手回礼，于是西尔伯曼径直从他身边走过。他暗暗叮嘱自己，不要回头看，步伐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谁要是强装不引人注目，刻意不被人怀疑，那他就……天啊，这些人到底想对我怎样？
他离开楼道，穿过庭院。行走过程中他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你是有多重要啊，他心里在想，要么保持自由身，要么沦为阶下囚，怎样活着，能否活着，现在都取决于你了。情急之下就干掉那些可能会阻拦你的人。
在大门口他又碰到一名令他生疑的男子。“喂！”他大声喝道，无意中模仿了特奥·芬德勒的语气，“您究竟在等什么呢，嗯？”
对方听到招呼声后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挺直双腿摆出立正姿势。
“噢，”对方用亲密而又恭敬的口吻回答说，“在执行小范围追捕犹太人的行动。”
“啊哈，”闻听此言，西尔伯曼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一边潇洒地举手行礼，一边经过这道岗哨继续前行，这一次他也没有被拦下来。走到外面的街道上，他停下脚步开始观望起来。楼上会发生什么？他恐惧不安地思考着。要是能知道答案就好了。他们不至于会……可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是有芬德勒在场。
突然，一种极度的恐惧袭上他的心头。那些人随时可能会撤离房屋，撵上来截住他，其中一名岗哨事后也可能会起疑心。想到这儿，他迈开了脚步，而且越走越快。
真让人想不通，他一边寻思一边跑着穿过马路，他觉得马路对面会更安全。10 分钟前，事情还只涉及我的房屋，即我财产的一部分。现在却已经关乎我的性命了。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他们已经对我宣战，对我个人宣战。事情就是如此。就在刚刚，他们真真切切最终向我宣战了，现在我是孤身一人—身陷敌境。
若是贝克尔在这儿该有多好。但愿生意没有落空。我就差这笔买卖了。我务必要拿回那笔钱。希望贝克尔没让钱打水漂。唉，没办法，毕竟他一直都是唯一让人信得过的人。就算他真的损失了几百马克，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人们离不开钱，钱就是生命，尤其是在战争年月。犹太人在德国没有钱财，就好比被关进没有食物的笼子里的动物，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
他路过一个电话亭，又折返回去。
我干脆现在打个电话，就能知道事情到底怎样了，他这样想道。他很高兴自己突然起了这个念头，可电话亭里有人了，他不得不在外面稍候。电话亭里那位女士的大嗓门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听到对方说起一件要缝补的裘皮大衣，谈起《南方之恋》那部影片，还提到一个患有咽炎的名叫汉斯的人。
西尔伯曼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终于，电话终于归他使用了，他匆忙拨打了家里的号码。没有人接听，他又试着拨了两遍，仍然未能打通。
芬德勒会从中斡旋的，他挂上听筒，这样安慰着自己。那帮小子可真难摆脱。给家里致电完全是愚蠢之举，只要那些人还在，就不会有人告诉我任何情况的。紧接着，他拨了自己律师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泣不成声的女人。“主人不在。”
“请问律师阁下在哪儿？”
“我不知道。”短暂的沉默之后，对方接着说道，“他不在……”
“好吧，那您是哪位？”
“我是这里的女佣。”
“那就请您转告洛文斯坦博士先生，告诉他……”
“您最好再来电话吧，”女佣打断他说，“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西尔伯曼挂断了电话。“如果他们把律师也带走了，”他喃喃自语，“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又拨了一名和他交情不错的犹太商人的号码，电话那头也没人接听。西尔伯曼愈发恐慌了。他在心里推断，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捕了，也许我是唯一逃脱他们抓捕的人。
他把电话打到他姐姐家里。“我是奥托，”拨通后他说，“我从公用电话亭给你打的电话。我家里……”
“我什么也不想听，奥托，”她打断他，“我们家整个变成了瓦砾堆。如果我当时在场就好了。我倒愿意他们把我一同带走。现在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寻思，君特目前怎样了？他可是个 56 岁的人了，56 岁了。他根本承受不了任何的情绪激动。这会要了他的命……”
“他会被释放出来的，”西尔伯曼尝试在电话里安慰她，“我能帮你什么吗？不过我不太想到你那儿去。”电话线里传出“咔嚓”的干扰声，“再见，”他惊恐地抬高声音，“祝你一切都，都好。你会听到我的消息的。”
他快速离开电话亭，并向四周张望。有人在监听通话，他心想。马上就会有警察来这里了。现在还允许人们打电话吗？
2
西尔伯曼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朝西里西亚火车站方向驶去。他夹在许多乘客中间，站在供上下车用的平台上。他注意到身旁有一个年轻姑娘和一名青年男子，他们俩紧紧地贴在一起。他观察着这两个人，时而打量姑娘无拘无束的脸庞，时而注视男子愉悦轻松的面容。
安宁！他想，他俩还享有安宁。他们的个人存在得到了数百万其他人的庇护，那些人都是与他们有着共同爱憎喜恶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在数量上居多。但最终这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
他付完票款之后，仔细查看了一下钱包，以确定随身带了多少钱。他清点着钱包里的钞票。钱包里还剩 180 马克，这让他多少有些放心。有了这笔钱，人们就可以离开德国——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但即便如此他也不会这么做，他心里想道。他想挽救自己的财产。他不甘心这么快就让别人夺走自己的财富。
如果一切顺利，合伙人贝克尔明天就会带回 80000 马克，想到这儿，他又充满了希望。转让这套房产能让我得到10000 马克现金，他在心里盘算，如果走运，我还能打折出售抵押品。他微微一笑。如此看来，我仍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某个穷困的反犹主义者——假如还有真正贫困的反犹主义者存在的话——有可能不顾一切地要和我这个富有的犹太人交换身份。这一想法让他感到些许振奋。他觉得确实有必要向他们提出互换身份的建议。但他们为何要和我对调角色呢？他们直接夺去我的钱财，摇身一变就会成为富有的反犹主义者。
公共汽车停了下来，西尔伯曼从一名挤到跟前的商贩手里买了一份报纸。他皱着眉头浏览了一下文章的标题： “巴黎谋杀案”“犹太人向德国人民宣战”。他既震惊又愤怒，把报纸揉成一团随手扔掉了。
我知道现在是战争时期，他心想。但我现在才得知是我挑起的战争。这是什么拙劣的古老笑话吗？报纸上讲的是一个17岁的男孩，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朝建议他自杀的人群开了枪。这样一来，他，这样一来，我们所有人，就攻击了德意志帝国。
西尔伯曼下了公共汽车，从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过去，来到以前经常入住的那家旅馆，当时他还住在市郊，夜间从城里到郊区不通车。直到现在，当他恰好在这个城区停留时，仍习惯于到这家旅馆吃午饭。
他从认识多年的门房身边走过，门房冷漠和淡然的表情令他有些恼火，可能是为了免于打招呼，对方在西尔伯曼刚一踏进旅馆的时候就把目光移向了他处。西尔伯曼回想起以前可不是这种情况，他感到胃里掠过一种轻微的、让人觉得空茫的疼痛。
他期待能够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于是缓步穿过前厅，来到旅馆的阅览室。这里坐着几名男士，大多是等待跟别人见面的商人，他们在信手翻阅杂志，研究报纸最后几页上的证券行情，或者正忙于撰写信件。西尔伯曼在装潢舒适、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环顾四周，片刻间获得了一种愉快的安全感。
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他心里暗想。然后他又紧张起 来，把刚才想的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可我还是禁不住想象，情况肯定有所变化，不仅仅是对我而言。
他闷闷不乐地向其他人看去。
你们就这样坐在那里，你们这些外国人，他心想，和平的公民在自己家里被突然袭击，被拖进监狱或者集中营，这种情况在你们国家并不常见。在你们家乡，当监事会主席要求进行信任表决时，他不会在身旁放一挺机关枪。但如果在这里，在我们这儿发生这种事情，你们却觉得这很有创见。因为他们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伤害。
西尔伯曼坐下来，取了一份英文报纸开始翻阅，时不时地瞪一眼阅览室里的其他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外国人。接着他点了一支烟，开始阅读报纸上的文章。
突然，他感觉有人在靠近他，便抬起头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相识多时的旅馆经理罗斯先生。他惊慌失措的面容使得西尔伯曼预感到他想让自己做什么。尽管如此，他还是落落大方地问候他“您好”并礼貌地伸出手。
罗斯起初强装没看见西尔伯曼伸出的手，但紧接着他压低声音说道：“请不要这样。”
西尔伯曼急忙把手抽了回来，羞得面红耳赤，他心里意识到这一点，并为自己的害羞感到惭愧。
“西尔伯曼先生，”罗斯礼貌地轻声说道，他的言行符合人们对他的期待，作为一个在旅馆业干了一辈子的人，他在任何处境下都能找到应对办法，“这件事让我非常难堪。您对我们来说是一名受人欢迎的老主顾。可是……您 明白吗？这不是我的过错，事情肯定也不会一直这样，但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西尔伯曼问道，他非常清楚罗斯的用意所在，但并不打算体谅他，更确切地说，他想要求罗斯坦白自己的意图，在他看来，这样的意图不啻是一种没有气节的表现。对方的困窘几乎令他感到宽慰，这至少帮助他摆脱了自身的窘境。
“这么说，您想赶我出去？”最后，他用干巴巴的声音问旅馆经理，同时眼睛一直盯着对方。
“请您不要这么理解。”罗斯先生恳求，他明显难以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即冷落一位受人尊敬且有绝对支付能力的客户。他急忙接着说道：“我们始终非常高兴，能在我们旅馆经常接待像您这样的贵客，如果现在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离开，那也完全是违背我们意愿的无奈之举，我们希望……”
“行了，罗斯，”西尔伯曼打断了他，对方温和的说话方式显然更令他感到愉快，“我能理解。”
他用右手打了个手势，示意对方不要再继续解释了，向鞠躬致歉的旅馆经理点头表示会意后慢慢起身离开了阅览室。他迈步走过接待大厅，在正向他微微鞠躬的门房面前停留了片刻，仿佛是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一言不发地继续前行了。走到旅馆的旋转门处，他又一次站定了脚步。
究竟还可以去往何方？他思考着。犹太人经营的膳宿公寓肯定遭到了纳粹冲锋队的冲击。我应当在一家廉价旅馆过夜吗？廉价旅馆可能还会留宿我们，但真的会是这种情况吗？不能去冒这样的危险，单身一人去索要一个房间住宿，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总而言之，无论怎么做都会使自己受到怀疑。
3
最终，西尔伯曼决定光顾一家小旅店，他偶尔将来自外省的商务伙伴安顿在那里。在徒劳地等了一阵子有轨电车之后，他还是叫了一辆车。在到达旅馆门口时，他注意到一名冲锋队队员站在入口旁边，犹豫了片刻之后，他镇定地从那个人身旁走过，进入旅馆前厅。
“我想要个房间。”他告诉迎面而来的服务员。“需要我们派人从火车站取回您的行李吗？”
没错，如果想要在一家旅馆过夜，人们需要携带行李，否则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谢谢，”西尔伯曼说道，尽量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我能先看一下房间吗？”
服务员可能也是临时顶替门房在帮忙，他从钥匙架上取下一把房间钥匙，陪同西尔伯曼来到电梯口，和他一同乘电梯去楼上房间。
“今天天气不好。”他语气肯定。
“当然。”西尔伯曼不情愿地搭着话。
“请您原谅，”尽管看到西尔伯曼不太高兴，可服务员仍然继续说道，“今天城里出大事了吗？”
“何出此言？”西尔伯曼问道，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到底会出什么事呢？”
“有这么多犹太人投宿在我们旅店。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我们招来麻烦。”
“真的会这样？” 西尔伯曼咕哝着说，“顺便问一下，为什么？难道是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留宿犹太人？”
“这我就不知道了，”服务员回答道，“再说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您请。”
电梯到达五层。其实他们也可以马上再乘电梯下楼，西尔伯曼一边这么想一边走出电梯来到走廊里，他让服务员领自己去看房间。
一开始，西尔伯曼下不了决心，因此他摆出那种房客因不满意才有的闷闷不乐的表情，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服务员刚才的一番言论让他变得相当不安和猜疑，他此刻顾虑重重。最终，西尔伯曼还是决定住这个房间。其他旅馆不会比这儿安全到哪儿去。
他和服务员同乘电梯来到楼下，如他一直所担心的那样，对方拿出入住登记表要求他填写。
“好吧，好吧，” 他没好气地说道，给人一种非常忙碌的印象，“事后……房间号是多少来着？47 ？啊，是这样……47……”
离开旅店时，他在街上和某个人撞到了一起。“对不起。”他不太友好地唠叨着。最近一段时间的经验让他认识到，粗鲁、不客气的言行举止会是最有效的保护手段。
“请原谅，”对方用非常礼貌、近乎谦恭的声音道着歉，但随后他吃惊地说道，“西尔伯曼。谢天谢地，西尔伯曼。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人。”
是弗里茨·施泰因，施泰因公司以前的资产所有人，是他生意圈里的一位老朋友。他俩相互握手。因为激动，施泰因紧紧攥住西尔伯曼的手，没有察觉对方想把手收回的尝试。
“您有什么看法？”他问道，西尔伯曼意识到眼前这个矮胖的男人特别惊慌失措，“事情您已经知道了吗？”这时西尔伯曼终于成功地把手从对方的紧握中挣脱了出来。
“我什么都知道了。”他解释道，尽管对当前情况有所了解，可施泰因的紧张不安还是令他感到诧异，他竭力让自己显得格外冷静和镇定。
“看来您知道的比我多。”施泰因用肯定的语气说道。“他们也到您家里去过？”西尔伯曼微笑着打听道。“或许没有，”施泰因答道，他试图让自己从内心的沮丧中振作起来，因为他找到了一位可以倾诉的难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问道，“过去几天，我好几次想因为一笔生意给您打电话。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谈谈生意。我觉得这是让您非常感兴趣的事情。”
“您听我说，”西尔伯曼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对方情绪的骤变令他惊讶不已，“您认为我此刻有心情做生意吗？我没有您这样充满活力的性格，我亲爱的朋友。”
“我想说的是，您大可不必这样。但是预示破产的秃鹰已经在我头顶盘旋了数月，嘴里一直在呱呱地叫着‘被扣押，被扣押’。我的债主们真的令我感到遗憾。他们的东西是在我妻子的寓所里被打碎的，就好像那是我自己的一样。”
在短暂地来回踱步之后，他们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
“我很钦佩您，”西尔伯曼若有所思地说道，“您很能干。如果我像您这样乐观，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他笑了笑，“您甚至还能从套在您脖子上的施以绞刑的绳子上赚到钱。”
“希望如此吧，”施泰因满不在乎地回复道，“如果不这样，我妻子靠什么来支付她的寡妇面纱呢？”
“您的境况真这么糟糕吗？或者您只是在开玩笑？这个时候人们不应开这样的玩笑。”
“我可是句句当真，”施泰因说道，“如您所知，我出售了自己的商铺，可现在买家赖着不付钱。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人必须要谋取利润呀。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如果您愿意出资 30000 马克承担风险……”
“不，不，”西尔伯曼马上反驳他说，“您不要再说了。现在我真的有其他烦恼。”
“是啊，您的境况真是不错，”施泰因慢慢地回应道， “您只是不走运而已。可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西尔伯曼惊讶地看着他，然后从兜里掏出钱包。“50 马克能对您有所帮助吗？”西尔伯曼问道，“可惜我身上带的钱不多。”
“当然对我有帮助了，您就把钱给我吧。下周我会还您的。时不时地，我会从接管我商铺的那个家伙手里得到一小笔分期付款，当然这取决于他的心情。”他把钱装进自己兜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接着问道，同时摆出一副想干一番事业的样子环顾四周。
“我必须给贝克尔打电话。令人遗憾的是，偏偏这个时候他在汉堡。”
“房屋转让事宜进展得怎样了？如果允许我给您提建议的话，这件事您要抓紧。”
西尔伯曼告诉了他整个谈判过程。施泰因每听一句都点一下头，仿佛事情进行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您日子过得很好，”最后，他用略带羡慕的口吻说道，这是对被嫉妒对象的一种恭维，“您长得很像雅利安人。至少人们在您面前不感到恐慌，可对我就不一样了。我哪儿也去不了，人们就像嫌弃瘟疫病人一样躲避我。人们担心我会把我的犹太鼻子传染给他们。”他沮丧地笑了起来。
“不过我还有两位雅利安朋友，”西尔伯曼说道，“贝克尔和特奥·芬德勒。”
“您把芬德勒称作自己的朋友，我认为这有些冒失，”施泰因给他泼了冷水，“还从没有人称赞过芬德勒的朋友情分。”
“也许您说得对，但当人不再有朋友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去想象自己有这样的朋友。这至少能带给人些许慰藉。现在您打算做什么呢？”
“我在那儿预订了一个房间。”施泰因指向那家西尔伯曼刚刚离开的旅店。
“喔，那好吧……或许我们会再见面的。” 他们俩相互告辞。
西尔伯曼目送对方的背影。施泰因走路的姿势能让人感到他平静、满怀信心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行走时，他的双脚并非直着冲前，而是在落地时有些外撇，走路过程中，他身体的摇摆叫人几乎觉察不到。跟往常一样戴在他头上的瓜皮帽向后倾斜，几乎快要触到了后颈。
西尔伯曼就这样注视着对方的背影，完全忘记了时间和自己的境遇，他感觉好像两人刚刚做完了一笔生意，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买卖，也谈不上特别糟糕，就是一桩沟通感情的买卖，为了让双方能够彼此保持业务联系。
我曾经向他提供过 50000 马克的贷款，回想起此事，西尔伯曼有些伤感。施泰因公司都是些信得过的人，公司不大，但做事规矩。谁曾想公司竟落得这般田地。
他走进一家餐馆准备吃晚饭。其实我应该邀请施泰因吃饭，在浏览菜单的时候他这样想道，可我也害怕他的犹太鼻子呀。
4
饭后，西尔伯曼点燃了一支香烟，在无思无想的安宁静谧中又呆坐了一会儿。然后他回想起自己的职责，急忙起身去打电话。在拨通了家里的号码之后，他静静地听着电话里间隔很短的连续的空线信号，其间他越来越焦躁不安。好几分钟过去了，始终没有人接听。最后他挂断了电话。
可能是电话机出了什么故障，他在给自己寻找一种聊胜于无的解释。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何不会发生在今天呢？但偏偏是在今天？他接着寻思，这也太奇怪了。
他又试着给家里去电话，结果跟第一次一样，还是没有人接听。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了，不断问自己这样做是否更好，即不顾给他本人包括给他妻子带来的危险，亲自到现场去了解情况。然后他又产生了一个令人安心的想法，认为妻子肯定是出于安全考虑，宁可在她的某位女友家里过夜，也不在自己家里过夜。只不过此时家里的女佣还是可以接电话的呀，随即西尔伯曼又假定，女佣是趁妻子不在家去电影院了，她特别爱看电影。
他拨打了他妻子的一位好友家里的号码，格施小姐告诉他，自己已经好几周没有见过他妻子了，这一答复尚未使他过度不安，毕竟这并不说明他先前的理论是不正确的。现在他从电话里得知，格施小姐和他妻子闹别扭了。但她表示愿意即刻到他家里去一趟，陪伴在他妻子左右，假如她在家的话。
她让他放下心来，并向他保证，据她所知在类似今天这样的行动中，女人是绝不会出什么事的。
为了转移注意力，让自己不再一味担忧妻子的安危，西尔伯曼申报了一次拨往汉堡的长途通话。没几分钟，汉堡“四季”旅馆的电话就接通了，合伙人贝克尔现在相当爱摆架子，最近一段时间他总习惯下榻在这家旅馆。西尔伯曼在电话机旁等候良久，他很生气没让通话时间从预约成功那一刻开始算起—即使是现在，他也坚决反对毫无意义的花费。最后他被告知贝克尔先生不在旅馆里。
他在赌博，惊恐之下西尔伯曼做出这样的推断。他现在正在赌输我的钱财，赌输我的生存机会。他极度沮丧地离开餐馆，准备返回他住宿的旅店。
我要是随便在某个地方买一个行李箱就好了，西尔伯曼在进入旅店时这么想道。两手空空会给人一种不怎么可靠的印象。但愿人们把我当作是因为夫妻闹别扭而被临时赶出家门的丈夫。这样的不幸是可以接受的，不会被视为违法行为。
我到底该不该以西尔伯曼的名义登记呢？他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旦出现突击检查，人们就会立即把我带走，但伪报姓名又会触犯法律。这太可怕了。国家简直是在逼人犯罪。
然而这次没人拿出登记表来让他填写姓名，只是把房间钥匙递给他，并告知他一位名叫施泰因的先生正在前厅等他。这家伙还真能为我着想，西尔伯曼心想，但随即他又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惭愧。
“有好消息吗？”施泰因问道，他正同另一位同样长得像犹太人的先生坐在一起。
“什么消息都没有。”
“没有消息就意味着是好消息。您为何不坐下来谈呢？”“这两天的混乱和情绪波动令我疲惫不堪，我现在只想马上躺到床上睡一觉。”
他告辞，朝电梯方向走去，乘电梯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一名服务员与他同乘电梯，手里端着一个盛有东西的大托盘。
“你们旅店的门房被解雇了吗？”在电梯向上运行过程中，西尔伯曼向对方打听着。
“今天下午他被捕了。他是个犹太人。” 西尔伯曼大吃一惊，随后便一言不发。
回到房间后，他急忙把门锁上，然后立即躺到床上开始思考。“他是个犹太人”服务员刚才在电梯里冷静的解释声犹在耳畔，“他是个犹太人……”从他的语气来判断，这样的理由是多么理所当然啊。仿佛他认为逮捕犹太人就跟客人给小费一样，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名犹太人被逮捕，就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这还需要其他解释吗？ 在服务员看来，或许不必了。
我不能在这里待了，西尔伯曼作出决定。他从床上跳起来，在宽敞的房间里四处张望。我决不可能睡在这个地方。或许夜里就会有人把我从床上拖拽下来，如果在这一过程中闹出一些动静，旅店客人们困惑地打开房门，询问一名女服务员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刚才一名犹太人被捕了。事情就是这样。”房客们在听完解释后也许会这么回复：“啊，原来 如此……可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吗？”所有这些贪睡的家伙都不愿受到打扰，他们关心的只有这个。
5
西尔伯曼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他心想，为什么我竟然还活着。现在我不再相信记性差这回事了。但或许，他们想先小心翼翼地脱去我们的衣服，然后再打死我们，目的是为了不让衣服沾满血迹并损毁我们身上的钞票。今天，人们在杀人时也要考虑方式的经济与否了。
他站在镜子前，拉直领带，用随身携带的小梳子把头发梳理整齐，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探头向外面宽阔的走廊里张望。走廊里没有人。
我太容易受到惊吓了，他心里这么想，刚才我还以为 听到脚步声了呢。我可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上过战场的人。但是当时的情形和今天的大不一样。当时是多方混战的局面。而现在我独自一人，必须孤军奋战。我难道是一个阴谋家吗？真要是这样该有多好，这样一来，我就知道自己该怎样行事了。但我只是个商人，仅此而已。我根本就没有活力，没有激情，事实就是如此。我只会感到恐惧， 甚至连盗贼招呼同伴分赃的那种会心的微笑都不会。
他压低声音叹了口气，迈步踏进走廊里。他快步走向电梯，按动电钮让电梯升了上来。重又来到楼下接待大厅后，他径直朝施泰因走了过去，后者一直和其他几位先生坐在一起，谈论过去或者将来的生意。
“您听我说，施泰因，”西尔伯曼匆忙说道，“我要离开这家旅馆。那个犹太门房今天被捕了。我猜想是旅馆内部的某一名员工和警方，或者更糟糕，和纳粹党有联系。人们会唆使冲锋队来抓捕我们，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
“那您想去哪儿？”施泰因询问道，他在听西尔伯曼说话时显得相当平静。
“我还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不待在这里了。”
“我留下，”施泰因声明，“今天夜里我是不可能逃离德意志帝国了。您也不能。那又何必让自己吓得这样魂飞魄散呢？一切总会来的……”
“如果您是宿命论者，那就请您自便，”西尔伯曼打断他说，“我想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可不愿落入那帮家伙的魔掌。”
“可是您到底想去哪儿呢？所有的旅馆都面临同样的情况。无论怎么做都是在碰运气。就连在墓地，犹太人也无法保证自己不受到抓捕。您打算怎么做呢？”他无奈地耸了耸肩。
“您是想跟我走还是留下？”
“您听我说，西尔伯曼，如果您想带我走，那么您一样可以留在这里，就我这鼻子……”他笑了笑，几乎是满脸鄙视地否定了这一想法，“就我这鼻子还想逃走？太荒谬了。”
“从长相看，您也可能是南美人或者意大利人。”西尔伯曼试着安慰他。
施泰因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我可能是，但事实上我不是。我持有的可是德国护照。”他摇了摇头，“不，”他接着说道，“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必须争取多做几笔生意，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一名富有的犹太人总比一个穷人更有价值。好了，您请便吧，不要再耽误时间了。请您珍重，并祝您成功。今后几天我会给您打电话，如果在此期间，形势又有所好转的话。我很想跟您做这笔生意，您知道吗？也就是说您会同意的，并将向我支付一笔佣金。我可以对您明说，您目前的拆船行业相比这桩生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这笔生意可是一座显而易见的金矿呀。”
“我不确信自己还会接着做生意，”西尔伯曼缓慢地说道，“但还是欢迎您在今后几天给我打电话。”
他付了房费，巧妙地以一次刻不容缓的旅行为由，解释了他为何要这样匆匆离去。稀里糊涂给了履行门房职责的那名服务员一笔丰厚的小费后，西尔伯曼离开了旅店。
我要坐车去汉堡，来到外面的大街上，他这样决定，脑子里不断闪出这个念头。这是最好的办法。在汉堡我有一位了不起的朋友，那就是贝克尔。我可以和他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也能为我出面交涉。
今天发生的一切无疑只是一次过激的行动，或许明天政府就会声明对此毫不知情。尽管政府也是由反犹人士组成的，但作为政府，至少它不会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人们只需活着挺过这几天，只需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凡是出事故的人都是错的。凡是成功脱险的人都是对的。我想让自己正确地行事。
6
西尔伯曼乘坐了一辆去往柏林动物园车站的有轨电车。途中他粗略计算了一下手头剩余的现金。他还有 97 马克。
他很惊讶钱花得这么快。180 马克只剩 97 马克了。从现在开始要精打细算了，至少在遇到贝克尔之前要节省着花。在目前的处境下，手头拮据就意味着穷途末路。
到达火车站后，他买了一张去汉堡的车票，随即来到站台候车，虽然距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从一台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一小包口香糖，把它们一片接一片地塞入口中，他认为这样做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平静下来。他小心翼翼地用颌颚将那种薄荷味道越来越淡的黏稠物质不断沿咀嚼方向在口腔里推来推去，就像他从其他人那儿观察到的那样。
很长时间，他就这样大嚼特嚼口香糖，但并未从中体会到任何乐趣，仅仅是在完成一项强加给自己的义务，心甘情愿就这样直愣愣地发呆。在此期间，他在站台上慢慢地来回散步，尝试去想一些让人愉快的事情，最后他想象自己的妻子现在可能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但是这一想法又引发了其他思绪，非但没有使他内心平静，反倒让他再次陷入恐惧和不安之中。
妻子肯定会担心的，他心想，我至少得给她寄一张明信片。他走进候车室，来到自助餐柜台处，让服务员给他拿了一张明信片，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点了一杯咖啡，开始给妻子写一封短信，嘴里仍在不停地、焦虑不安地嚼着口香糖。
亲爱的埃尔弗里德：
为了谈生意我坐车去汉堡了。明天我就返回。请不要担心，我一切安好。我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惜却联系不上你。我真诚地希望你平安无事。
致以亲切的问候
奥托
他快速浏览了一遍内容，觉得它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写出什么令人生疑的东西。他离开候车室，穿过检票口，把明信片投到邮筒里去，之后他回到站台，重新在上面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他感觉冷，于是便哆哆嗦嗦地搓起手来，因为他把手套忘在了家里。这时他看到自己身旁冒出一名安保人员。
铁路警察。西尔伯曼吓了一跳。人们会搜查火车上是否有犹太人。在他的回忆里，他还从未这么紧张过。先前他不也是每天面对很多党卫军成员和冲锋队队员吗？但在看到那些让他感觉熟悉的外貌时他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顾虑呀。可现在他觉得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和自己有关，在瞥见一名纳粹党党员时，那种感觉再次袭上他的心头， 他现在的感受比当时纳粹分子刚刚“掌权”时的感觉更为强烈：“原则上他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以及“他有权利统治我”。
西尔伯曼又开始走动起来。在距离那名党卫军成员20米远的地方，他再次转过身去。我真的比其他人更胆怯吗？他一边转身一边在心里问自己。假如一名党卫军成员不得已要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国家到处乱跑，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人们甚至可能就像对待可怜的弗里茨·施泰因那样，给他配备一种特殊的识别记号吗？
这种想法包含了对自身恐惧的辩解，同时也令人欣慰地暗示他的敌人们早晚也会有害怕的那一天。他一生都在极度否定和憎恶侵占犹太人财产的纳粹党，现在这一想法让他几乎感受到对该党派的一丝怜悯。那可能就是对纳粹党的报应吧。他又品味了一会儿这一令他感到无比满足的想法。
隔着安全距离，西尔伯曼向那个一无所知的穿制服的家伙瞥了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走着瞧吧，事情还远没有那么糟糕。
火车缓缓驶入候车站台，西尔伯曼在写着“二等车厢”的牌子前面排队等候。他吐出刚才一直翻来覆去嚼个不停的口香糖，突然觉得刚才自己嚼口香糖的行为傻里傻气的。
他登上列车，来到一处吸烟隔间，在一个冲着火车行驶方向的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向车窗外面的站台上望去， 站台上始终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他打了个哈欠，随后看了看表，发现距离开车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待在火车上令他极为不快，他相信只有在行驶过程中他才能恢复内心的平和。
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很快就能和贝克尔交谈了，他这样想道。他感觉自己越来越需要贝克尔了，当然，他渴望的不是见到他本人，而是拥有他这位合伙人。
但愿他还醒着没睡，如果他已经上床睡觉了，那也没啥关系，我直接叫醒他就是了，西尔伯曼反复思量着。我务必要在今天和他商谈。他怎么能没有事先警告我提防危险呢？通常他总能够预先知道一切。
突然，西尔伯曼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怀疑。
贝克尔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事情的进展正合他意。现在他牢牢地掌控了我。他可以顷刻间夺去我全部的财富。我从未真正相信过他。或许他是一个跟芬德勒完全一样的骗子！生意场上一半的盈利都归他了，可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还想要本金。他已经给出过这样的暗示。不久前他是怎么说的？“我需要一笔本金，奥托。如果我想的没错，我根本就没有本金。”
而且他还是纳粹。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纳粹身份。或许他只是想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一下子—将所有的东西一网打尽。他简直就是一名戏子。我怎能信任一名戏子呢？但今天只有戏子还敢和犹太人合作。
西尔伯曼坐不住了。他起身来到火车通道处，从一扇车窗探出身去。窗外新鲜的凉风顿时吹得他神清气爽。
我怎么会突发这一念头，认为贝克尔想欺骗我呢？他这样问着自己。他一直是个正人君子，我们相知相识已经半辈子了。但这个年代让人们对所有的人与事都会产生怀疑。人们不应让自己受到迷惑。
为了给一对夫妇让道，他向旁边侧过身，在视察了好几处车厢隔间之后，他们最终在他的隔间里坐了下来。那个男的很可能是犹太人，西尔伯曼这样猜测，他又一次把身子探出窗外。火车上乘客不多，西尔伯曼很高兴再没有其他人进入他所在的车厢隔间。
我会睡一觉的，他心想，并再次打了个哈欠。我已经疲惫到极点了。
火车慢慢启动，西尔伯曼离开了通道。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闭上眼睛尝试入睡。一直以来都对他有着催眠效应的火车车轮单调的节奏声，使得本就疲惫不堪的他更有困意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睡不着。他时不时从其他乘客的交谈中听到些片言只语，从他所理解的来看，谈话内容先是涉及了对公众人物的评判，继而又转向乘飞机旅行的优缺点。
努力了10分钟也没能让自己入睡，不得已，西尔伯曼重又直起身来。现在他才注意到，坐在对面的那个男人在衣服翻领上佩戴着金灿灿的党徽。西尔伯曼不由自主地皱了下眉头，阴沉着脸瞟了一眼对方，然后又把头靠在靠垫上，但这一次没有闭眼，而是疲倦地凝视着前方，头脑里没有想任何具体的事情。
明天一早，我会立即给埃尔弗里德去电话，还要给她发一封电报，他这样打算着。另外，我还应该再跟格施小姐通一次电话。贝克尔这家伙，从他那儿我没听到任何消息，这太奇怪了。我急切地想知道，他是否拿到了那笔钱。
现在我干坐在这里，对家中情况浑然不知，那些人可能会伤害到埃尔弗里德，天啊。可是芬德勒，有这个粗鲁但是可靠的家伙在场。芬德勒，这个正直诚实的……是的，他是这样一个人，表面上看正直诚实，但其实跟所有无赖一样。10000马克定金，简直岂有此理！她手头有钱，谢天谢地。
这一切到底会是什么结果？人们就像孩子那样孤独无助。谁能想到会是这种情况呢？竟有这样的事情。在欧洲的中心——在 20 世纪！
7
这时，列车员来到车厢里检票。出于想要跟人说话的愿望，西尔伯曼向列车员打听火车几点钟抵达汉堡，尽管他已经知道了确切时间。
坐在他对面、佩戴金质党徽的那个男人抢在检票员之前回答了他。西尔伯曼感谢他的答询，两人聊了起来。在人们对天气情况、帝国快速列车和小轿车的时速进行了一番交流之后，那名佩戴纳粹党徽的男子询问他会否下棋。
西尔伯曼顺从地点了点头，对方马上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抽出一副旅行用简易国际象棋，开始在棋盘上摆放棋子。他觉得这种情况多少有些新奇，但却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回绝对方。相反他认为，因下棋带来的思维转换将会对他起到有利的放松作用。此外，下棋也能分散对方的注意力，使他保持沉默。
情况很快表明，西尔伯曼在棋艺上要远胜对方，尽管他考虑了片刻，为谨慎起见是否应当让对手赢下这盘棋，但最终他还是强忍着没这么做，经过一个小时闷不作声的博弈之后，他将死了对方。
“很好。”佩戴金质党徽的男人赞许地说道。在此期间他妻子一直在打盹，现在她醒了过来，在睡眼惺忪地打量着西尔伯曼，于是他开始给妻子解释，为何他丢掉了王前兵，以及因为哪些其他错误他的对手最终战胜了他。
“假如我把车，”他又热情地转向西尔伯曼，“没有移至 G4 格，而是走到 A3 格里，那么您……不，我其实应该先使王车易位，可如果那样您就会用马，不……显然我还是应该先把皇后后撤才对。我也不知道应该先走哪一步，否则我会下得比刚才好得多。但我有点儿过度疲劳，问题就是这样。”
西尔伯曼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频频点头。
“您的开局令我印象深刻，”说这话时对方显得很在行，“说实在的，我本想……或许我们再下一盘？”可以看出，他迫切地想要弥补刚才输棋的遗憾。
“我不知道，在到达汉堡之前我们还能否下完一盘棋。”西尔伯曼提醒对方考虑这一点。
“我们干脆下一盘快棋，速战速决。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特纳。”
“很高兴认识您。”西尔伯曼干巴巴地回复说。
他们开始了第二盘对弈。这一次佩戴纳粹党徽的男子下得非常投入，他成功地在场面上稍稍占据了上风。西尔伯曼现在也全神贯注，下棋时表情冷峻严肃，显出一副异常愤怒的样子，仿佛这盘棋有着非同寻常的决定作用。
西尔伯曼的对手满脸通红。他紧闭双唇，紧张地连连眨眼，一再用胳膊肘碰他妻子，想让她关注棋盘上不同的走势。有个瞬间，他想收回一步棋，在看到西尔伯曼略微上挑的眉毛后只好作罢，之后，他走的两步棋都跟原先考虑的不一样。就这样，第二盘棋下到最后他不得不弃子认输。
“您是一位非常敏锐的棋手。”他说道，但这一次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先前那样充满钦佩之情，更多的是责备。
“我下得不好。”西尔伯曼的谦辞颇有敌意。他很清楚，这种自我谦虚隐含了说者的狂妄以及对输者的进一步贬抑，对方至少有权要求其对手直言在刚才的对弈中尽了全力。
那名男子在坐垫上焦躁不安地来回摇摆了几下，低头端详了一番自己的指甲，然后看了看放在他身旁的装象棋的袋子，最后说道：“好事成三。您不想再将死我一次吗？”
“对此我没有绝对的把握。”西尔伯曼保守地回应道，两人随即开始下第三盘棋。
我应该理智一些，西尔伯曼这样想，我应该输掉这盘棋。可最终他又赢了。接下来他们又下了第四盘棋，然后是第五盘，当火车驶入汉堡车站时，佩戴纳粹党徽的男子在总计进行的六盘对弈中尽皆败北。他对西尔伯曼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必须再见到您，”在告别时他这样恳求，“我很久没跟这么优秀的棋手切磋过了。”他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西尔伯曼。
赫尔曼·特纳，总工程师，克莱斯特大街14号，西尔伯曼读道。他看着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或许不久我会给您打电话。”他兴致勃勃地说道。
“太好了，您一定要这么做。”对方请求说，用平庸棋手在面对象棋高手时那种完全服从的口吻，想要以此诱使西尔伯曼与之对弈。
他们彼此握手，然后分道扬镳。
一个正派人，想到这儿西尔伯曼很高兴。他绝对是个正派人，尽管佩戴着纳粹党徽。也许一切根本就没那么糟糕。人们可以跟他们下棋，输棋后他们不会感觉受到侮辱或者变得厚颜无耻，这样的人很难成为强盗和杀人犯。
棋盘上的连连获胜极大地增强了西尔伯曼的自信，在离开火车站时，他不再感觉自己是个逃难者，是一个弱势的个体。他还能取得胜利，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火车站到合伙人住的旅馆不是很远，西尔伯曼决定步行，他在街上没遇到几个人，白天来来往往的车流几乎消失了踪迹。
来到处女堤后，他走近阿尔斯特河，凝视了一会儿乌黑的河水。水面阴沉，无声流动，路灯在水面投下反射光，西尔伯曼注视着这一切，深吸了一口湿冷的空气，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自己。
人们遇到了麻烦，受到了纠缠。是的，情况当然是这样。人们会再次获得安宁，或者索性移居国外。一切远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人们 还活着，在活着——尽管发生了这一切。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大方《旅人》，略有删减）
中信出版·大方《旅人》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大方《旅人》，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