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线城市的反诈骗战争
防止电信网络诈骗是一场对抗疲劳的战争。在反诈骗的一线，冯涛和阿言每天都会拨打400个宣传电话，派出所民警李剑飞像贪吃蛇一样走遍70000常住人口的辖区，一遍又一遍宣传防骗知识。可求助电话里，受害人的啜泣仍不间断。
骗子揣摩着猎物，警方抓捕着犯罪分子，如同巨大网络世界里的迷藏。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受害人落入圈套之前，阻止他们。一群阿里安全的技术宅试图与反诈骗的公安机关联合，并做点什么。
01
骗子，无孔不入
02
反击，预警追踪
03
为了更好地提升反诈效率，阿里安全程序员刘成新和同事们又推出了“钉钉反诈”，联动各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基于钉钉企业组织架构实现反诈内容精准化推送，包含了反诈答题、防骗课堂、警情通报等功能。
在刘成新看来，这一模式将反诈的内容宣导和考评实现了网格化精准管理，即使远在外地的人员，也能第一时间参与当地公安的实时反诈，向成员推送警情案例提醒；对反诈考题的学习情况能实时反馈；针对辖区人群实施预警保护，对正在发生欺诈的场景，触发对反诈民警的提醒通知，及时拦截欺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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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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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农村到北京，再到独自带孩子定居悉尼，我把命运捏在了手里
Bella/口述
山东省淄博市罗村镇千峪村，从出生到上中学，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村里。“80后、大学扩招、毕业即失业、农村到城市、重男轻女、北漂、离婚、单身妈妈、海外定居……”这些关键词都可以跟我无缝衔接。
我的童年记忆里，有着农耕文化的所有印记。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视。
我出生的小山村,一个邻居拍的照片。
脑补一下这样一种生活：没有自来水，生活饮用水要到村里一个露天大水洼里去挑，夏天水上面漂浮着一层绿毛，冬天挑水的入口处冰冻三尺，不小心就会溜跟头；没有厕所，白天在猪圈如厕，晚上在屋里用桶方便；收割庄稼靠手，小麦用镰刀来割，玉米要一个一个掰下来，用手推车拉回家。
女孩读书没用的观念深入人心，我每天回家都要把家务做完才可以写作业；上学的教室也是简陋到可怕，夏天下雨，学生们要不断地挪动桌子防止房顶漏下来的雨水把课本打湿，冬天，学生要轮流从家里拿玉米棒去教室里生火。
我四岁时的照片，在当时住的院子里。
那些生活的日常，今天翻出来看，居然感觉自己活得像原始人一样：原始，真实，粗糙，自然，稀罕。我不觉得是苦难，反而觉得那是我的根，是我发芽出土的地方，是我的起点。
1995年，我上初二。这一年，当煤矿工人的爸爸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全家人从农村搬到爸爸工作的矿区。而之前在农村的那些玩伴们，现在大部分都依然生活在农村，能读到高中的都屈指可数。
这是我们搬到矿区后的家， 我的父母现在还住在这里，是我2017年回国时拍的。
1996年中考，我落榜了，或许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我第一次体会到把自己命运捏在手里的感觉。
比那些考过分数线的同学，我要多交4000元才可以有资格去读。1996年的4000块是一笔很大的花销。父母没有钱。我跟妈妈一起去亲戚家借钱。借来的4000元，妈妈用手帕包着，放在我面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内心充满了愧疚。
高中时，我在我的座位上。
我天生愚笨，性格懦弱。三年高中，像一个陀螺一样的， 一方面被老师领着往前走，另外一方面被内心那种罪孽深重拖着让自己“戴罪立功”。我的数学不好，其他文科科目都名列前茅。
高考后，我的分数线只过了大学专科线。选择院校就像抓阄一样， 拿着厚厚的一本志愿选择指南， 我不知道要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县城，矿区，哪里知道外面的世界？志愿选择指南上那些省市，对我来说就是名词， 连距离的概念都没有。正常的三个志愿，我都填了山东省内的学校。当时想着提前志愿也别空着，随便填一个吧，我在随便翻到的一页的左下角，看到“北京物资学院 英语类”，就填了。
结果阴差阳错地考到了北京物资学院，更是稀里糊涂地读了英语专业。
到北京读书， 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拿着大学录取通知，可以买半价票，票价是24元。1999年，在绿皮火车上晃荡了12个小时后， 我土里土气地到了北京，那一年，我正好18岁。
1999年，建国50周年时，我在北京拍的照片。穿的是离家时我妈找裁缝给我做的衣服，也是我最好的衣服。
还记得大一暑假过后返回北京的那个下午。从北京站到通州，经过长安街，双向10个车道的宽阔，让刚刚从逼仄的矿区中返程的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激发了我对美好的向往。那一刻，有个声音说：我属于这里，我要一直留在北京。
2001年，大专毕业，国家早已开始了大学扩招。有很多同学选择专升本，学费要5000元。而父母已经无法再负担我读书的费用。我没有梦想，没有规划，只想留在北京。那时候BP机是找工作的必需品，把个人信息登到一份免费的报纸上，BP机上会不时收到面试信息。
第一份工作，2001年6月份，某政府机关办事处。面对一屋子的面试官和应试者，我居然“脱颖而出”，被录用了！
开始工作，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拨号上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基本不会打字，敲半天才能敲出几行字。发传真，不会用传真机，复印文件，不会用复印机。领导让我翻译做书面英语翻译，我一塌糊涂。学校里学的和工作中的英语完全是两回事，日常沟通对话、读英文小说、写英文日记还可以，真要做书面翻译，我两眼一抹黑。
一个星期后，我被开除。领导看我可怜，发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2000块，对于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
2001年初，我在大学里操场上拍的照片。
万幸，7月份，我又被某制药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录用为行政人员，包住宿，月工资600元。日常的工作包括买菜、打扫卫生、遛老板养的狗。我天生怕狗，或许那狗也感受到我不喜欢它，总是无缘无故攻击我，我却不敢反击，在那个环境下，那只狗要比我金贵的多。
工作了两周就莫名其妙被解雇了，拿了50块钱工资，老板要求我当天把所有的行李搬走。那天是2001年7月13日，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中国申奥成功的喜悦中，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始构建自己的梦，就一个大跟头，摔了个四脚朝天。
我打包好行李，在同学宿舍的地板上睡了两天。第三天，同学说，“我们这里的水电都是要交钱的。”我听出了画外音，给家里打电话，终于撑不住了，“妈，我想回家。”是真的在北京无处容身了吗？是找不到工作了吗？不知道，没有计划，没有目标，一切都是本能驱动。
走投无路，离开北京时在北京火车站，当时的男友帮我拍的。
回到家后，没有安慰和温暖。爸爸边抽烟边叹气 ：“这大学是白念了，钱都打水漂了，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弟弟说：“还大学毕业生呢，都不如我上技校挣得多。”我说：“我肯定能一个月赚到1000块。” 我妈说：“自己不知道扒几碗干饭？你吹牛皮啊？”
我在纺织工厂当过工人，没多久，工厂发不出工资，面临倒闭。又去了另一个效益好的大工厂，月薪400块，培训完后，要求上缴毕业证书并把户口迁到工厂。我觉得自己不能被禁锢在那里，待了一周后又跑了。
后来被一个卖儿童英语教材的销售组织录用。在那里，每天早上和晚上一定要大声唱歌，呼喊：“ 我能行，我一定做得到， 我是最棒的。“每个销售人员都着装靓丽才可以去大街上推销。一套教材是7000多元，即使放到现在也有点离谱，何况是20年前的小县城。
这段“流亡”期间，我做过几天英语老师，这是我给培训教室设计的背景墙。
晃荡了半年，在那样颠沛流离的状态下，我居然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没有步入歧途，没有自暴自弃。这期间，一直靠第一份工作施舍给我的2000块生活。在存款还剩一百块的时候，心中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我得回北京，再不回去，就没有钱买火车票了！2001年12月份，圣诞节前夕，买完火车票，还剩30块。
我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偷偷地跑回了北京，它彻底打消了我所有的退路，家是回不去的，我承受不了父母的叹息。就是要死也得死在北京，不混出个样来，不回家。
回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文秘，月薪800块。从我住的郊区到工作地点，每天往返要5-6个小时。说是文秘，其实也是半个保姆，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中午去给老板买菜做饭。虽然月薪才800块，我居然存了钱，工作2个月就给父母买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或许是太急于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了。这份工作做了3个月，试用期过后老板给涨薪到1000块，但我在北京已经安顿下来，想要去找更好的发展，所以辞职了。
当时我基本每年换一份工作，几乎所有工作平时的书面沟通都是全英文，我的书面英语能力也在日常工作中慢慢提高。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要这份工作比我前一份工作赚的多， 我就换，薪水是找工作唯一的衡量标尺。
2003年的照片，我跟别人合租， 终于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家具家电都是从当地的二手市场淘来的。
没有大梦想，只有三步之内的小目标：从与别人合租一个房间，到有单独的房间；从只能买路边摊的衣服到可以买超市的衣服；第一年工作，过年回家给父母买了彩色电视，之后的一年又给家里换了沙发……同时，也在父母面前找到自尊，证明他们让我上大学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从2001年底到2006年，和无数的北漂一族一样，我住在郊区，到市区去上班。没有生活，只有工作，两点一线。又和很多北漂不一样，因为我把北京当成家，觉得自己本该属于这个地方，回到山东父母生活的矿区，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异客。
每天上下班在国贸桥下等公交车，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仰望着国贸大厦，想着哪天我一定要在里面工作。像王尔德所说，“我们虽然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而那时候，眼前的国贸大厦就是我的星空。
2003年，工作时的照片。
2002年春节过后，面试了一家香港的展览公司，全程英文，我通过了面试，月薪1700 块。结束面试，第一件事就是找公用电话，打给父母，告诉他们我不仅挣到1000块，而且公司还给我上保险。在打电话要按分钟收费的年代，我无法知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感受，我猜他们应该是惊讶的。
在这家公司期间，有位同事离职，这么好的工作怎么还会要离开？我特别惊讶。我从来没有规划，因为此刻已是人生的最高点，实在没有能力和想象力去憧憬未来。我以为自己会在那里一直做下去，但其实只在那里做了一年半就离开了。后来又陆陆续续换了几份工作，每份工作都比上一份薪水更多。
2004年10月份，我去香港参加展会时的照片。
2005年，去了一家外资媒体公司，见识了很多大场面，还有很多名人。工作地点是在国贸对面的SOHO现代城，离国贸大厦，还有一步之遥。2006年，我应聘到目前就职的公司，办公室在国贸大厦。应聘这个职位的每一位候选人都比我厉害，有的是海外留学，有的是知名院校硕士，而我只是二流大学的大专。
当我真正坐在国贸大厦的办公室里时，多了一份和别人不一样的满足，那是愿望达成一样的梦境。
2014年，我坐在北京国贸的办公室里。
工作基本稳定后，父母的催婚让我无处可躲。我和前夫婚恋网站认识。前夫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还是北京户口，有房有车，这似乎是上天对我多年北漂的嘉赏，给了我一个不用太拼搏就很安稳舒适的家。按部就班，我们热恋时就结婚了，结婚第二个月就怀孕了，现在想来真的是无知者无畏，甚至两个人都没有经历磨合期。
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到了北京各大高校的MBA。我萌生了想继续读书的想法，至少得有个拿得出的学位，这是我在北京活下来后的第一个计划。婚礼结束后三个月，我就进入到MBA的学习中。2009年的那个冬天，我挺着个大肚子，每个周二下午下班后，从北京东三环坐地铁去北四环中科院MBA管理学院，上课到晚上10点多，再从学校回到北京西四环的住处。而前夫的工作只能每个月回北京一次。整个怀孕阶段几乎都是我一个人。
我的MBA毕业照，但那时我的工作已经稳定了，读完MBA对我的职业发展目前尚未有什么帮助。
后来前夫辞了职，整天沉浸在游戏中，我们又从与公婆合住的房子里搬了出来。我一个人工作，担负着租房和一切家用。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有了离婚的想法。不是背叛婚姻，是想逃跑，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只有离开这一切，才能活下去，离开是求生的本能。
在女儿过完三岁生日一个星期后，2013年3月9号，我们走进民政局，协议离婚。
这是离婚后我朋友圈的状态， 女儿成了我的全部。
原本以为离婚是个动作，是个瞬间，后来才知道，离婚是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就像长在树干上的一节枯树枝，树枝不是一天变枯的，而要在这节死去的枯树枝上再长出新的枝丫，不知道要再经历多少个日日夜夜。
离婚后，我拍了个人写真，来记录当时的样子。
很多朋友说，你真能干，自己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品得到，相比生活上的辛苦、经济上的拮据，更苦的是女儿跟我要爸爸，我却给不出。随着女儿一点点长大，看到别人的爸爸，她却连爸爸的影子都看不到。
和女儿的生活，女儿在厨房做早餐。
朋友看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建议我买个车，而买车需要先摇号，我就稀里糊涂注册了，没想到第二个月居然就被摇中！这是在2013年10月份，离婚半年后，也是我好运的开始。命运不会亏待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一切在我离婚后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这是中签时我在朋友圈发的状态，由此开始了我开挂的人生。
以前从未想过能在北京买房。结婚时，住在婆婆早年买的房子里，妄以为她儿子的家就是我的。在离婚半年后，我居然买房了。离婚，我是净身出户，带着一车行李和女儿，没有一分钱。自己买房，又是一次无知者无畏的大胆行为。
2013年7月27日，一个炎热的星期五，本想看房，结果当天就买了，是排了一晚上的队，从晚上7点排到第二天早上9点，那些一起排队的都是一家人，不断轮岗，而我，自己找了张报纸，愣是一个人坚持了一宿。买房的首付款基本都是借的，办公室里的同事，能借的都借了。记得自己有个Excel 借款表，记录着每位朋友的借款金额和借款日期，借了40多万。
这是排了一宿的队，发在朋友圈的状态。
一个人边工作边带娃，虽然日子过得拮据艰难，但是却没有了以往的痛苦和纠结。虽然离婚的伤疤还在那里，我也会像一个怨妇一样数落前夫和婆婆的行为，但是内心却平静了许多，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感。
这是在买的新房子的小区里，自己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2014年10月份，我正考虑女儿上小学的事情，在一个星期四下午，突然收到人力资源部的电话，老板们要和我开会。开会的内容是，我这个工作职位要被调到国外，问我是否愿意去？思考再三，我决定离开漂了15年的北京，就像当年从山东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一样，把过往都扔到身后，踩到脚下，给自己再一次的进行复盘结算。
出国前的那个春节，我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在家期间，我和老板电话沟通相关事项。听到爸妈悄悄在说：“听叽里呱啦的，英语说得那么溜，厉害啊，一般人可做不到。
原本以为这么多年，自己早已无数次、无数倍地找回了自尊，再无需任何人的肯定和证明。但是当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这句肯定，却依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心里有个声音，“我做到了”。
这是当时去机场路上发的朋友圈状态。
在女儿过完五岁生日后，除了房子，我处理了在北京的所有家当，拉着两个行李箱，抱着女儿，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就这样，把我过往三十多年的生活经验一点点涂抹清零复盘，把馒头、大饼、油条切换成这个世界里的toast, roll, pasta。
悉尼CBD, 我的办公室从北京的国贸大厦到了悉尼歌剧院旁边的大厦里。
记不清楚多少次，或者是刚到办公室坐下，或者是在开会，或者就是在工作，收到老师的电话。状况百出，有时候是因为哭得太厉害，老师根本无法上课，被老师送到校长办公室，有时候是在教室大闹，躺在地上打滚，谁也碰不得，谁哄就踢谁。
女儿上学2个月后，给我做的母亲节卡片。
大概半年后，2015年10月份左右，女儿才慢慢安静下来。有一天我下班去托管班接她，老师说，今天你女儿跟我说话了，叫我的名字了。我抱着宝贝女儿，没有人知道我有多高兴。
悉尼歌剧院， 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 我中午散步的地方。
这些年，公司内部经过几次并购重组，我作为元老员工，接连不断地在在股票分红中受益，还清了我北京买房时的欠款。公司被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并购，我兑现所有公司股票，用所得的部分在悉尼市区买下了一个地段非常好的公寓。
而我，刚进入这家公司时，财务行政占我工作的60%，其它的跟项目相关的数据工作占40%。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工作中找机会学习，现在被提升为高级数据分析师，开始独立管理和运营一些大型项目。
我和女儿在家附近散步，我偷拍的女儿背影。
渐渐地，我走出了离婚的雾霭，心里没有了抱怨，也没有了伤痛。应了那句话，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不在乎。是的， 对于前夫，只有满满的祝福，祝愿他的人生下半场能平稳些。至于我们的关系，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心静气，像对待老朋友，又像对家人。
从去年疫情开始， 就一直在家里办公，这是近期的自拍照。
人生走完上半场，我依然站在风雨飘摇的路上。我从一个落后的山村里走出来，从一个被煤场污染着的矿区走出来，从山东到北京，从一个人飘忽不定到走进一段期望的关系，又从这段让我挣扎的关系中挣脱出来，从北半球来到南半球， 这一路走来，那些令人鼓舞的时刻，幸福的瞬间，那些纠结的痛苦和挣扎的眼泪一起拼凑成了现在的我。
我家附近的小路，从小生活在山村和矿区的我，以前从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我小心捡起这些散落的碎片，借由这次回顾自己的时机，仔细地把每一个碎片拼接起来，无需隐藏任何伤疤，因为那是我人生旅途的勋章。
我对自己说：不必仰望别人，自己亦是风景。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皆由主人公本人口述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