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18年4月，编辑室的秘书突然离职，主编让我临时兼任一段时间。接手秘书工作的第一天，他扔给我一份稿子，说已经完成了“三校”，就等着委印单下来送印厂了，“你刚接手，随便看一下吧，看完就是你的工作量了”。
天下哪有白得的奖金？我苦笑着翻看稿子，发现30多万字，并不算厚，标题却很“高大上”——《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再看内容，虽然读得不仔细，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翻回简介，才发现这本书居然是一群高中生写的，他们所在的学校在本地十分有名——X大附中。
我来了兴趣，赶紧找来选题单查看这书是什么情况——原来是这所附中的十几个高二学生每人结合当下社会政治环境等题材写一篇文章，然后合集出版。每篇文章不过一二万字，也就是一个期刊论文的篇幅，还分为中英两版，更有意思的是，牵头背书的居然是一个企业老总和一位大学教授。
我问主编怎么回事，他说：“还不是自主招生闹得嘛。”
那时候，很多名牌大学都有自主招生名额，其中“发表文章”或者“科创发明”就是重要的考察标准，所以很多家长会“帮”自家孩子往这方面发力。
我有点担心：“给中学生出书，咱们还是头一遭，社里领导同意啊？”
“这就是社里领导引荐来的。”
主编说，某企业的刘总找到我们一个社领导，说想给自家孩子在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社领导就把这个刘总转介绍给了他。主编人脉广，发顶级期刊不一定能办到，但联系一个普通期刊还是没问题的，双方很快就谈好了条件。可不知是那个刘总说漏了嘴，还是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吹嘘了一番，其他家长很快找到刘总，希望他能帮忙引荐，如法炮制。
“发期刊”这种事，人一多就不好办了，可这些家长都还有些背景，不能拒绝。也许换做是别人就得头疼了，可主编不一样，他反而发现了“商机”。他跟刘总商量了半天，最后说：“这样，我把你们的文章合集出一本书吧。”
在期刊上发文要排队等，还得看编辑脸色，出书就不一样了，字数多少完全由自己决定，只要资助款到位，什么都好商量。而且我们社作为老牌出版社，名气大，说出去也不丢面子。家长们很心动，愿意合伙出一笔资助费出书。
为了避免麻烦，主编对刘总说：“我们只能‘公对公’，一本书只能对应一个合同，不能跟每个家长都签协议。我建议以你的公司做背书，跟我们签合同。”
起初，刘总不答应，主编接着劝：“你想啊，以你公司担保，这些家长就欠你一个人情，谁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帮上忙呢？而且这样做，你就算是‘策划人’，书上会挂你的名，开篇就是你写的前言，你家小孩的文章我们肯定会好好处理，况且也算是给你的公司打广告吧。”
就这样，刘总动心了，双方愉快地签订了合同，至于每个家长出多少钱，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我惊叹于这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念好大学费的大劲，又觉得有些好笑。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我开始读这些高中生写的文章。方向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交通、教育、政治、外语，等等。
总体而言，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也没什么生涩感，但文风有一种刻意收敛的感觉，好几处本可以具体展开，却突然收尾，显得不顺畅。但文章里一些学术表达很精准，一些专业的英文词汇要反复检索才能查清是什么意思。
我问主编：“这真是中学生写的？”
主编笑道：“你可以看看每篇文章的指导人。”
我翻了几下，发现有好几篇文章的“作者”跟“指导人”都是同姓，很快反应过来——这些“指导人”应该都是家长。
我到小库房里把之前的样稿翻出来，果然在上面发现了线索。在初稿中，指导人的姓名后面还附带了一行职务简介，写交通的那篇，指导人是个铁路工程师；写教育的那篇，指导人是教师；写外语的那篇，是大学英文教授——为了增加知名度与可信度，主编还拉来一个大学教授写序言，当然，这个教授也指导了自家小孩。
估计主编怕这样做太明目张胆、被人发现，在二稿的时候就把指导人简介给删掉了。我觉得多此一举：“这个代笔太明显了，就算是X大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的学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主编纠正我：“这已经是不错了，刚开始的初稿，写的真是太专业了，根本不像是中学生写的，是我让他们改了好几遍才成现在这模样。不过也不能说是家长代笔，人家有这条件，家长指导的好呗。”
我心生疑惑，不明白主编干嘛要接这个活，虽然他以前出过很多“烂书”，但还算有基本的底线，比如只给那些有学术身份的人出书，也不是没有拒绝过领导的要求。如今他给一堆中学生出书，怎么也不像他的风格。
主编只是跟我算了一笔账：“咱们收费6万，工艺设计只用最普通的，这样成本只占1/3。而且，每个家长首批都买30本，这就是小400本被预订了；你再想啊，自己的孩子出书了，作为家长是不是要炫耀下，不得多买几本？所以啊，二印每个家长再买个50本不成问题，这样一共1000本就保底啦。”
主编把账算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事没他说得那么简单，但也不好多问。
02
按规矩，“三校”稿完成后要给作者再看一遍。我问主编要不要寄给这十几个人，主编说不用，他把我拉倒一个家长群里，让我直接把电子版发进去，让家长各自认领。
稿子是上午发过去的，很快底下就是一片点赞，都说“编辑辛苦了”之类的话。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以为工作结束了，没想到风波才刚刚开始。
晚上，一个家长在群里问道：“你们这个文章的排序是依据什么来的？”
这把我问住了，从业以来我做了那么多书，没遇到这样的提问。我赶紧翻了稿子，发现排序确实没有明显的题材、字数或拼音之类的排序逻辑。
接着，其他家长也开始发问，“排序到底是怎么排的？”我不明白他们问这事的意义何在，直到一个家长质问自家孩子的文章为什么排在后面，我才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
我赶紧联系主编，但主编的电话却怎么都打不通，群内@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只能用“美编根据排版优化、题材内容综合排序……”这种话来回敷衍。
家长肯定不满意。很快，群内开始失控，有些家长不顾情面地说：“某某文章写的不如我的孩子好，凭什么排在我孩子前面？”
火药味越来越浓，家长群里的争论焦点已经不是文章排名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互相指责。这已经超出我的处理能力范围，牵头的刘总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出版社这么搞有自己的道理，“书能出来就行，不要为了小事耽误出书进度”。
这时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刘总，说他策划这书谋私利：“因为你自己的小孩就排在书的第一篇，书的开头语也是你写的，这么大的便宜当然不想改动了。”
群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赶紧把群消息设置为免打扰，但还是挡不住手机震个不停。最终，主编在群里发声了，他说书的排序我们出版社自有标准，他明天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群终于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被拉进主编办公室。
主编黑眼圈很重，不停地按着太阳穴，估计昨晚失眠了。他说当初排序真没啥标准，“除了刘总是策划人，把他的小孩放在了首篇，其余都是随机排的”。
我下了狠心，说：“那就态度强硬点，就说我们自有一套标准，依照合同，咱们就有最终决定权。”
“这些家长都是有些背景的，不能得罪，所以一定要解决好这事。”
我说起群里有几个家长似乎对刘总很不满，主编瞅了我一眼，说当初在商量资助费的时候，他开了一个6万的总价，至于怎么出钱，让家长自己去协调，“当时也是闹得一锅粥”。
一方以刘总为代表，希望平分，这样最简单；另一方则认为要以篇幅字数算钱，毕竟有人字多有人字少。他们折腾了很久，最后还是主编出面说，再不签合同出书就要推迟了，他们才在刘总的协调下选择了平分。
我算了一下，平摊下来每个家长也就几千块钱，即使是一般家庭也出得起，何况这些家长都是“非富即贵”。主编挠挠头，说这不是钱的事：“什么事只要人一多就难办，就扯皮。这些人知识水平都不低，算是高知、文化人吧？有句话说得好，‘文化人就是矫情啊’。”
这天上午，我跟主编合计了半天也没想出该怎么答复。没办法，主编只能硬着头皮把我之前说过的车轱辘话再讲一遍。家长们吵了半天，主编终于受不了，问道：“你们是不是都对这个排名不满？”
除了刘总和少数几个家长沉默之外，大部分人都表示不满。主编只能说：“那就重新搞，你们说该怎么排？”
有的家长说，以标题长短排；有的说，用汉字笔画排；有的说，用首字母拼音排，更有甚者，提出了用“中图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当然，无论用哪个方式，都是为了让自家孩子的文章排在前面。
群里彻底乱了套，无论采用谁的意见，总有反对的声音出来，主编头大，干脆跟我说：“我们不管了，他们自己讨论去，我们晾几天再说。”
于是我俩把群消息都设置成了“免打扰”，不再回复信息。
主编告诉我，其实这本书早就该出来了，就是中间遇到好几个家长“闹脾气”才拖延至今：“估计家长们平时就在学校里积攒了一些矛盾，拖到现在才炸锅。”
我有些生气，抱怨道：“这些家长大小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居然为了一个文章排名挣成这样。”
主编说，这个团体本就是硬凑出来的，大部分家长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发文章了，怕自己的小孩落后，才勉强加入。他叹了口气：“这些家长都是为了自主招生，目标还都是那几所学校，所以互相之间就是隐形竞争对手。到我们这儿，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名，是争一口气。”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主编说，人一旦当了父母，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孩子那儿，甚至很多人就是为了孩子而活，“别看有些人在外面耀武扬威，但是面对孩子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还是不太懂：“他们图啥呢？已经给孩子留下了厚实的家底，不上好大学一样过的舒适，何必那么累呢？”
“越是成功的人，越看重子女教育，这不仅是面子问题，也是家庭荣耀能否延续的问题。这些家长大都是高考的受益者，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但根基不稳，孩子培养不好，随时会掉回原来的阶层。我见过太多大人物，因为子女不成器，晚年很凄惨。所以啊，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得更远，就算折返，也能超过原先的起跑线。”
03
不出三天，家长们似乎也累了，群里渐渐没了动静。
一周后，主编才在群里问出结果了没，没一个人回复他。过了半小时，主编又说：“时间很紧张，再拖下去就耽误了出版进度，到时候别耽误孩子们申请大学。”
这时，一个陈姓家长接话：“我建议，就按照交稿时间先后排序吧。”
我们这次收稿都是用的电子邮件，时间很清晰，陈家长让大家贴出自己的发件时间，交稿时间是自己控制的，排在最后也怨不得别人。
我以为大家依然会反对，没想到刘总首先表示赞同，发了一个大大的赞。接着，其他家长也纷纷附和，很快就全体通过了这个办法。
我对这个陈家长顿时来了兴趣，翻看了聊天记录，发现他很少发言表态，说的也都是客套话。后来主编告诉我，陈家长只是个小公务员，没有多大的实权，可他老婆是附中的年级主任，“县官不如现管，再大的人物，在孩子的老师面前不还是低三分”。
很快，各位家长贴出了自己发邮件的时间，主编就让我做个表，每更新一次，就往群里贴一次，排名逐步清晰。
这样做，最高兴的还是刘总，因为他是第一个找来我们发文的，谁都没有他早。陈家长排第三，较原先的排名提升了一名。我突然纳闷起来，陈家长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他不可能掌握别人发邮件的时间啊——除非这事主编掺了一脚。
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位陈家长不是刘总介绍来的，是主编拉到这个项目中的，我隐约觉得其中有蹊跷。
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敲定了新的文章顺序，赶紧联系排版公司重新制版。三天后，我把新版本发到群里，大家反应很冷淡，只说好，之前的客套不复存在了。
忙活了半个月，稿子终于定了，接下来就要填写委印单。我问主编是不是还跟老印厂合作，主编却给了我一张新的营业执照，是我不认识的一家印刷厂。
按社里的规定，每个编辑室都可以自由选择印刷厂，只要资质符合，报备一下就行。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省钱，我们通常都是跟周边的几家印刷厂保持长期合作，最远的一家过去也就半天的路程，哪怕出了问题，也可以立刻调整。
可主编推荐的新印厂远在广东，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哪怕便宜，运费也不低，甚至可能超出成本线。如果仅仅是想避人耳目，也不至于选那么远的厂家，这样反而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多问了几句，主编也不瞒我：“这个印厂是一个家长推荐来的，价格上给咱很大的优惠，很多费用都给免了。而且啊，现在印厂太能拖了，这家保证一个月内印出。”
主编催我赶紧把委印单搞定，我只能奉命行事。接下来的工作按部就班，很快就到了交书的日子。
但是在交付方法上，又产生了一点波折。
一个周四的晚上，印厂把书打包好了，几个家长合计了下，为了让这本书看起来不那么水，就打算在学校里开一个新书研讨会，一起谈谈写作目的与思路。为了增加”权威性“，他们还找了几个教授、专家写评语，这样一来，自主招生写推荐语的时候也有点依据。主编负责跟家长们协商开会时间，好不容易协调好周日开研讨会，时间不能更改，就要求书能准时送达。
以前，书都是印厂派车送来的，但为了这区区几百本书，印厂从广州开车过来根本不现实。但用普通物流又嫌慢，货物损坏可能性大，主编的意思是走航空物流，但印厂不愿意，他们印刷已经免去了很多钱，空运成本太高，自己要倒贴了。主编跟印厂磨了半天的嘴皮子，印厂还是不肯让步。
后来，一个家长出面联系了铁路货运，让书及时上了车。到站后，另一位家长找了一辆小货车把书拉到我们出版社。等卸下大货，家长们再开私家车把会议用书拉到会场。
一番周折，大家都累得够呛。
周日的新书研讨会圆满结束，会后那群家长要请吃饭，我觉得别扭，就推辞了。主编去了，据说是被抬回家的。
一直到周二主编才来上班，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嘿，我又帮咱们省下一笔快递费。”
一般来说，作者自购的书都是由编辑室负责寄送，主编想省下这笔快递费，那天趁着酒劲让家长们答应自取，时间还是定在周日。我正想见见这些“神通广大”的家长们，周日一早，我就来到办公室把书都整理好了。
从上午9点开始，陆续就有人来，主编的态度很反常，并没有站在门口殷勤接待，只是坐着随口寒暄。说得差不多了，他就指指我，意思是让我把书拎出去。起初，我还帮忙搬了两次，后来主编拦住我，说：“你不用动手，让他们自己来。”
我渐渐看出端倪，来的人要么太年轻，要么气质看起来根本不像有身份的人物。我表示疑惑，主编刷着抖音，头也不抬地说：“这种小事轮不到他们亲自动手，来的不是下属就是亲戚，剩下的书你直接扔传达室，让他们来了自己去领，咱们撤。”
我离开出版社不到1小时，就接到主编的电话，他急吼吼地问我备用钥匙在哪儿：“哎呀，X局（家长之一）亲自来取书了，我把准备好的纪念品锁在办公室了，你赶紧给我联系后勤的来开门。”
我想笑又笑不出来，要知道，“X局”是主编最重视的家长之一，时常能听到主编向他汇报出书进度，书里的第二篇文章就是X局孩子的，也是唯一没有挪动过排名位置的。
04
自主招生结束后，我问主编，这些小孩考的怎么样。
主编叮嘱我：“别人不说，咱们也别问，公私要分开，不问没事，问了保不准要出事。”
“家长不是挺爱炫耀的吗，考上了怎么也得在群里说一声吧。”
以前，家长群里偶尔会有人发一些自家小孩的动向，参加什么活动啦，拿了什么奖之类的，得个小奖都恨不得在群里发三遍。刚开始其他家长会点赞，说几句客气话，慢慢的，点赞的人也没了。自从书出版了以后，这个群就彻底安静了。
主编说：“这你就不懂了，都考上了还好，万一有人没考上呢？在群里瞎炫耀，引起嫉妒怎么办？你也知道，这些家长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争破头，在重大事项面前，还是低调些好。”
我心里觉得有些别扭，感觉出这本书不仅仅是“造假”，更损害了竞争的公平。
一次午餐时，我跟同事们聊起这件事，一个老编辑突然发脾气，他痛斥现在风气不正，把教育搞得乌烟瘴气，搅乱了考试秩序，还暗讽我和主编“助纣为虐”，饭没吃完，就端着餐盘气呼呼地走了。
我有些茫然，同事老李慢悠悠地说：“你别介意，他不是跟你置气，他也是为了自家小孩。他的小孩也参加了自主单招，你帮忙出书，那些中学生很有可能就是他家小孩的竞争对手。”
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毕竟理亏，我赶紧转移话题：“你家小孩不也是要参加高考了吗？你咋不着急。”
老李说：“他们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赛道的。好比一个是高尔夫比赛，一个是长跑，对普通家庭根本没影响。他们搞的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内部竞争。”
老李慢悠悠地喝了口汤：“人啊，要有自知之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编校工人，不像那些父母非富即贵，自己做不到，也不会刻意去要求自己的小孩。我孩子只要能考上一本就行，过的比我好就够了，其余的我不多想。”
说完，老李又问我：“你知道你们主编干嘛那么上心吗？”
“为了多卖书呗，挣资助费呗。”
“你还是不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老李说，过两年主编家的小孩就要升初中了，主编想把孩子送到X大附中去，“到时候，谁知道要拜托谁呢？现在搭好人脉关系，总比到时候抓瞎强。”
这下，我终于明白主编为什么要拉陈家长“入伙”了。
后来，主编听说我们中午聊天的事，想为自己找补：“其实大家都说家长如何帮忙，却没看到那些小孩自身就很优秀，这篇文章也就是锦上添花，估计还不一定用得上。他们那群人啊，目标都是国外大学或者自主招生，能参加高考的估计没几个。就算是真参加高考，他们的成绩上个985问题也不大。”
05
半年后，《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这本书要准备加印，等我拿着审批表去找主编签字时，主编却把审批表留下，说先放他那儿。中间我催了几次，主编都说再等等，之后再无动静。
或许真如同事所言，这本书对那些优秀的中学生来说，估计算不得什么。
2019年高考结束后，我好奇地向主编打听那些出书学生的情况，据说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通过了自主招生考试或者出国留学，其余的人还是参加了高考。当然，最后的结局还不错，去的都是名校。
我不解，他们这么优秀，怎么最后还是参加高考？主编倒是不觉得奇怪：“一山更比一山高。这些学生的家庭也只是中产，上面还有更优越的，那些家庭根本不需要凑文章，孩子都能直接上名校。”
“那我们最后做了个寂寞？”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都是一个想法：‘如果我不搞，别的家长就会搞，我岂不是亏了？’最后大家都搞了，反而优势又没了，又得想新方法。之前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不能因为一本书、几千块钱，而功亏一篑。”
之后，主编又打了一个比喻：大家如同比赛抢跑一样，都想把起跑线往前挪动一些，但是大家都挪了，起跑线又一致了，就这样不停地前移与拉平。这么做，代价显而易见，那就是比赛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与规则，让竞争变得越来越难。
在父母的庇佑下，这些孩子有了稳定的上学资格，又为了上名校绞尽脑汁；有的实现了“辅导班自由”，却为了上最好的辅导班费心费力；有的孩子有条件钻研自己的兴趣，家长却妄图让自己的孩子全面发展……
一个同事说：“这哪是培养孩子，根本是父母折腾自己。拼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的权力、财力！”
后记
我离开出版社后，陆续听到一些消息，主编家的小孩没有如愿进入X大附中，去了稍次一点的附中合办的分校，不知道主编苦心经营的人脉有没有起到作用。
更有意思的是，《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这本书还真重印了，但是在另一家出版社。如其他书一样，它发挥了最大的价值，实现了多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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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这都快8点了，家里人都等着你吃饭呢，你到底什么时候到呀？”今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打通了第三个给弟弟的电话。
“姐，要不你们先吃吧，我这边手头的案子实在办不完。我先挂了哈，一会回去跟你说。”小东在那边匆匆挂掉了，我只好跟爸妈说：“咱们先吃吧，他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他们这岗位还能这么忙呀？看来当时进去，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妈妈叹了口气，开始摆桌子。
1
小东是我弟弟，从小调皮，高中毕业之后，家里便让他去当了兵。两年部队生涯确实让他发生了不小改变，举手投足更为成熟，也开始学会关心父母。2011年退役后，他被安置在了我们当地“运管所”的稽查队里。
“运管所”全称是交通运输管理所，稽查队是其中的主要业务部门，负责稽查路面上有违法营运行为的车辆。这个单位之前一直归市里管辖，当年刚划到县里时，刚开始一般都是录用本地退伍老兵进去工作。平时上路执法都有专门的制服，看上去威风凛凛。
小东当时知道自己进到这个单位，非常兴奋，倒不是因为听说这个单位效益好，而是他作为一个刚刚退伍的兵，还怀着满腔的军营热血，期待着能在工作岗位上身着制服，在工作中可以根据法律法规，伸张正义。
到单位的第一天，连制服都还没发，小东就缠着稽查队里的老队员带他去观摩执法。稽查队队长姓吴，看小东对工作如此热情，便破例让他一起上了路。
路上，吴队跟小东介绍着他们的工作：
“咱们的工作就是规范道路运输市场，要把这些没有办正规营运执照的，或者是做超出合法营运范围的车辆找到，比如载客的黑车、超载的货车等等。这事还是挺重要的。你想想，如果黑车一出事，黑车上的‘座位险’是不足以赔偿乘客医疗费的，驾驶员个人也承担不了这么高的费用。但有正规营运证的车辆背后都有承运人险和公司，至少可以给出事的乘客赔偿。”
“还有货运车辆超载、货物装载未密闭，危害也不小，且不说车辆安全没保障，超载的车会严重损伤道路，几个亿铺出来的路，来来回回几次就被他们压坏了，如果车上拉的是沙石，过弯一定会撒一部分下来，也会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这些情况比比皆是。”
一行人出了县城，把车停到路口，准备开始查车。很快便有一辆装着牲口的货车开了过来，一名队员过去把车拦下，吴队开玩笑似地问小东：“接下来要干嘛，知道吗？”
“呃，是要查证件吧？”
“是的。”
看到司机从车上下来，吴队走了过去，刚刚面对着小东的笑脸变得相对严肃了，对司机说：“请提供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例行检查。”变脸之快，让小东吓了一跳。
司机面对着执法人员，明显有点紧张，摸了半天，才从包裹深处掏出了两个证件。吴队对着看了看，又围着车走了一圈，跟司机问了几句话，没发现什么问题，便放他走了。回头看见小东有点愣神的样子，便又过来教他：“刚刚查的，一个叫道路运输证，一个叫从业资格证，记住了，营运车辆都需要要有这样的证件。”
小东赶紧点头，想着刚刚吴队对着司机严肃的表情，想问又不太敢问。吴队好像看穿了他在想什么，又补了一句：“咱们平时的任务也挺重的，工作得有效率，讲话效率怎么高，怎么来。”
小东“噢”了一声，但内心想着那个司机紧张的样子，又想起当兵时受到的“要服务人民”的教育，还是有一点不以为然。
2
跟了几天车，小东的制服下来了，他也开始参与到稽查的工作中。他意气风发地开始了工作，暗暗告诫自己“大家跑生活都不容易，对人都要和颜悦色，要有耐心，要为对方着想……”
一开始还好，对方一般也比较配合，直到碰到了一些“特别的驾驶员”。
一次，小东拦下了一辆运沙土的货车，把司机叫下来，很客气地说：“麻烦你把‘两证’拿出来。”
司机是个年轻小伙，斜了他一眼，把证件抽出，甩在桌上，没好气地说：“之前就查过，赶紧的，我赶时间。”
小东被他的口气呛了一下，有点慌，看了看证件，都齐全，便准备让司机离开。
这时，队里几个老队员也走了过来。负责带小东熟悉业务的老队员老杨突然伸手把证拿了过去，翻了翻问：“你货车的照片呢？”
司机似乎一下子有点紧张，支支吾吾了一会儿，从车上又拿出来一张照片页。
老杨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眉头一皱，问：“你这照片这里没有加装栏板，但车上加了两根啊。”
“那不是加固吗？”司机辩解。
“加固？加固还是加高？加固加得这么高？车辆靠边，过来处理吧！”
一听要罚款2000，年轻小伙一下子就变了脸色：“手下留情啊，我第一次跑，不知道不能加。本来是我哥出车的，结果我嫂子得癌症了，他得在家里面照顾，我才出来帮他跑一单。这一单我们只能赚800块钱，罚款要交了，我们就完全白做了呀！我哥还等着这钱给嫂子治病呢……”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竟当着大家的面哭了起来。
小东心有不忍，但是老杨等老队员似乎不为所动。司机和队员们软磨硬泡了1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躲过处罚。
这个案子结束后，小东凑到老杨身边，跟他说：“师父，刚刚那司机真是挺可怜的。”
不料老杨竟笑了：“可怜？告诉你，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由。你看他那一车沙子，这样一改装，他最少能超载1/3。一趟赚800块？如果他没被抓住，这些就是纯利润啊，绝对不止这些。这种超载不查，如果出了事故，咱们全部吃不了兜着走。”
“你别太容易相信别人。”老杨看着小东，“套路多着呢！记住我的话，你以后慢慢会懂的。”
小东有点惊讶，但仔细想想，好像真是如此。他自我安慰：“那就还是按照规章办事吧，至少也问心无愧。”
没过多久，小东查到一辆黑货车（也就是没有办证就擅自拉货的车），按规定，罚款金额非常高。司机是个中年人，和我们父亲差不多大，鬓发都已经有些斑白了。
被查到的时候，司机倒是很配合，只是不住叹气，一个劲地说：“唉，我已经去办了呀。我这半年都往办事大厅去过五六次了，一直没办下来。但车已经买了，每个月要扣车贷，家里还有这么大开销，这让我能怎么办呢？结果一出门就让你们抓到了。”
“这也没办法，我们也得依法依规，是不是？把罚款交了，先把证办下来吧，就不要抱侥幸了，不然你万一无证运营出了事儿，那就不只是赔钱的问题了。”
工作了几个月，小东知道办运营证的难：司机不懂办证要求，常常做无用功，比如办理道路运输证需要先提交申请，申请通过后再去买车办证，很多刚刚参与这一行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同时，基层办事人员很多时候并不专业，司机去办证要按什么顺序、准备什么材料，很多办证人员自己都说不清楚，最终使得司机常常要跑好几趟才能办下证来。
因此小东对司机说话很客气，想着他肩上肯定压着家庭的重担，不免又多了一分同情。
“哎……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钱，也处理不了，家也不远，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取一下？”司机懊丧地说。
小东问了问司机目的地，跟同事交代了一下，就跟着司机上了车，开到了县城的大市场附近。司机把车熄了火，叫小东一起进市场拿钱，小东犹豫了一下，按理来说，他是不能离开被扣押的车子的。
“兄弟，帮个忙跟我一起去吧，你不去我老婆肯定不会把钱拿出来的，家里面现在孩子要上学，没多少钱，她就怕我拿钱出去乱花。你们说得也对，我后面就把证办下来再动车。”
司机很诚恳，再加上眼看着他把车钥匙拔了揣在兜里，小东就没再犹豫，跟他一起进了市场。
进市场之后，司机却一直没有走进任何一间屋子。走了20来分钟后，小东很奇怪，问：“还有多远？”
“快了，就在前面。过那栋楼。”
正在这时，小东的电话响了，是同事打过来的，问他现在在哪，之前扣下的车子去哪了。
“我跟司机一起出来取罚款了，车在大市场路边放着呢。”小东回答。
“我们就在大市场路边啊，这里没有货车。”
小东一下子懵了，急忙回身去找司机，但就在他接电话这会儿，司机早就跑了，在满是人和商铺的大市场里，哪里还找得到。
这一次过失让小东受到了上班以来最严厉的批评。从此以后，小东再听到司机的故事和请求，都会想起师父老杨的提醒，永远存着一点怀疑，总算再没出过大事。
他对司机们的客气，也在几年之后慢慢被磨没了。原因很简单，他客气的时候，有时反而会遭到司机的辱骂，甚至被对方用脏话攻击。最后，小东也学会了吴队冷漠而高效的指令，见到司机，自动严肃起来，不再多说一个字。
3
货车还不是最难查的车辆，载人的黑车和超载的正规车也常常给小东带来更多困扰。
这几年随着网约车的兴起，城市里的黑车越来越少了，然而在地方县城， 黑车依然屡禁不止。黑车虽然提供了一时的方便，但背后有很大的隐患，一是无法监管，二是万一出现交通事故，乘客没有地方可以去要赔偿。
而正规运输车超载也是很常见的事，由于每辆车上都有核定装载人数，运输公司抽取车辆提成都是按核定人数来抽，司机如果能在满员后再多拉几个人，就会变成他的纯收入。尤其节假日前，交通需求成倍增长，更是黑车和超载的高发期。
因此，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春节前后，这两类车辆的稽查，也成为了小东他们工作的重点。
2016年春节前夕，小东他们拦住了一辆长途客车。
客车刚刚拦下时，往前滑行了好一段，才缓缓停下。又过了好一会儿，司机才从上面下来，没等稽查队员们开口，他就把“两证”甩了出来，嘴里也骂开了：“查查查，又他妈的查！快看吧，证件齐全，一路上这卡那哨的，我已经晚了半个小时，再耽误就没法按时到站了，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
如果小东刚工作时听到司机这样的抱怨，可能看下证就马上把他放走了。但现在的他，已经学会了把司机这些语言屏蔽掉，专注地做自己的工作。尽管司机一副理直气壮不怕查的表情，他还是向车子走了过去，登上两级台阶，向大巴里张望了一下。
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司机站在小东身后，很淡定的样子。
小东抬腿继续往里走，司机似乎有些慌乱了。等到小东走到车辆中部，他开始想往小东手里塞钱。小东反手打开他的手，一口气走到了车辆最后，爬上了大巴的2层卧铺，只见每个卧铺上至少坐了两个人。数了数，额定50人的车辆，居然坐了90个人。
被抓了个正着的司机，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始跟小东和稽查队员们求情。按交通法规，处罚是很重的，而且还要让其它客车带走超载的旅客，司机怎么都不愿意接受处罚，跟队员们软磨硬泡。
由于执法点在城镇附近，看着这么一车人被拦下来了，周围也渐渐聚齐了三三两两的人，开始看热闹。看着周围人多了，司机突然扑通一下给小东跪下了。周围的人一片惊叫，纷纷开始掏手机。小东吓了一大跳，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愣在原地，吴队立马冲上来，把小东从司机身边拉走。老杨在旁边大喊：“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见司机还是赖在地上不起，老杨赶紧蹲下身去，一边拦着不让他磕头，一边把他往上拉，嘴里不住地说：“只是给你按照规定处理，没有干任何超出规定的事情，快点起来！”
司机赖了一会儿，见执法队员们没有做出任何过激举动，没有空子可钻，便爬了起来，走到了乘客中。队员们还在忙着整理办案资料，没有管他。小东在旁边还有些惊魂未定，慢慢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吴队立马把自己拉走——自己穿着一身制服，如果让旁边的人拍到司机给自己下跪的照片，那稽查队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小东呼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刚刚缓解一点，却突然又听到一阵喧哗。扭头一看，刚刚从车上下来的乘客正在那里振臂高呼：“放我们回家！快放我们回家！”带头喊的的正是司机。
小东急忙走过去喊：“不要听司机的！会给你们安排车走的！”但是人群已经激动了起来，一个人的嗓子哪里抵得过一群人？小东一张嘴声音就被淹没在了这些人的嘘声当中。司机更是趁机往客车前一躺，阻拦执法队员们把自己的车挪走，乘客的嘘声更大了。
眼看事情要没法收场，吴队赶紧打了几个电话，不一会儿，警察赶了过来。一个交警对着躺在地上的司机毫不客气地说：“你还想不想跑车了？你再妨碍执法，我就把你带走。你在春运顶风作案，还在这耍赖？要以后还想开车，赶紧起来！”司机被戳中了痛处，自己愤愤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嘴上骂骂咧咧，却不敢再有更多反抗。
队员们又赶紧叫了一辆大巴，将乘客送走。人逐渐少下来后，事件才平息了。这一个案子前前后后折腾了大半天，回到家已经晚上8点。
从那以后，小东面对司机时，虽然对他们的难处还是会有一些同情，但行为中又多了好几分小心和提防。
4
当年，我们家人都以为小东能进运管所是幸运的，因为都说这里福利好。甚至很多亲戚都认为，有罚款权力的单位，他们罚下来的款不就可以补贴给工作人员了吗？
可是待了一段时间，小东并没有感受到这份福利。传言中的罚款补贴给工作人员，就像许许多多对不熟悉职业的“想当然”一样，只是外界的误会。运管所所有罚款都要上交财政，一年下来，小东工资卡上的钱和其他单位也差不多，在公务员涨工资之后，他们还是原地不动。工作了10年，小东的工资从刚工作时的1000多涨到了3000左右，但他考进派出所当了公务员的朋友，工龄比他少一半，月工资竟有5000多。
而所谓的“福利好”，只是针对运管所里的一部分人。运管所之前一直是个有些灰色的部门，工作人员并不是公开招考的公务员，因此所里面长期驻扎的其实都是各种关系户。
所里的活分内勤和外勤两部分，外勤就是上路稽查，内勤就是在所内干文字工作。外勤上路风吹雨淋，十分辛苦，因此关系比较硬的人，往往都做了内勤，他们拿着一样的工资，被安排在最清闲的工作岗位上。虽然钱也不算太多，但也沾了“事少离家近”，照顾家庭甚至做点副业都没问题，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而像小东这样退伍回来的，基本都分到了外勤，辛苦的活都落在了他们身上。这些在单位里最辛苦的人互相照顾着，工资虽不太高，但工作中还算有些团体感和成就感。
但后来，情况似乎在变得越来越糟。
运管所每年承担着收缴罚款的定额任务，完成了任务，县里才会给单位拨款，发工作经费，完不成任务，单位就有要不到足够经费的可能。2017年以后，由于政务工作要求精简，办证变得更简单，再加上网约车平台做大，运营车辆变得越来越规范，能查到的违规车辆越来越少，但每年派到所里的罚款任务还是很多，每年光小东他们队需要完成的罚款额就要40到45万。
悬在头顶的罚款任务，让工作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同事工作变得消极。小东工作能力强，性格又比较认真，勉力支撑着工作量，但如今的工资真的对不起这么高的工作强度了，同事们也没有了之前的团结上进的劲头，工作时感觉越来越难受。长辈们口中运管单位的黄金时代，对于小东来说，还未到来，就已然过去。
如果辛劳只来自于工作，小东倒还能承受得住，可是渐渐地，他发现，更大的“辛苦”来自于单位内部。
小东和所里其他同事既无亲友关系，又不太喜欢跟他们下班后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开始小东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觉得只要自己业务过硬，总能在所里有一席之地。
他经常被单排上夜班和节日值班，一开始他想着自己年轻，也不像成家有孩子的同事事情那么多，先吃点亏，以后自己有事要请假，肯定也会更方便一点，便也没有抱怨。
2017年下半年，小东要结婚了。国庆前夕，他高高兴兴地在单位发了一拨请柬：“我10月4号结婚，记得来啊。”同事们也纷纷过来道喜。
几天后，国庆节的值班表下来了。小东一看，婚礼那天的值班栏里居然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一股火气直冲上头，直冲进了办公室，40多岁的王姐在里面坐着。
“这个排班表怎么排的？10月4号我结婚啊！”虽然王姐比他大了两轮，平时小东都会恭恭敬敬地叫姐，但这次他实在有些控制不住了。
“啊呀，对啊！真是不好意思，这就是按着之前一贯的名单这么往下排的，也没注意到。但是这排班表已经发了，要不你先试着找别人换一下？”王姐先是一惊，恍然后又露出了抱歉的模样。
小东的火气也没法对着这么大年龄的同事发，又说不出更多，觉得再往下争论也无益，见王姐明显懒得去自己纠错，只好自己回办公室，找人把值班换开。
这样的事情在小东儿子出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
预产期前，小东便跟单位的人打招呼：“12号就是预产期了，我最近可能都需要在医院陪着，还请大家多担待一下。”
结果值班表一下来，小东在11号那栏里看见了自己的名字。那段时间他一直操心着家里的事情，没有及时看到排班表，再想找同事顶上也很困难。有了之前的结婚排班的经历，小东没有力气再去跟他们理论，搞不好人家还会说，没给他排到12号，已经是考虑到他的情况了。
“实在不行11号去一趟值班好了。”小东心里打算着。
结果他妻子居然11号开始了宫缩，小东急得大汗淋漓，赶紧打电话想找领导请假。本以为领导知道他妻子要生产，会痛快答应，毕竟值班的事情也不多，主要就是在单位坐班，没想到领导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哎呀，最近上面查得严啊，并且今天也有些事儿要忙，要不你还是抽个空过来一下吧。”
小东心里一惊，也只好应了下来。好在妻子的肚子之后又平静了一段，他便趁着这个空闲去单位跑了一趟，帮领导处理了一些事，再赶紧跑回医院陪妻子待产。
妻子生产之后，老杨来看他们，小东跟师父说起这件事，老杨叹了口气：“哎，咱们单位啊，这么对年轻人……我想以前可能真没人有你这‘待遇’吧。对了，你小孩起名了吗？”
“起了，起了个‘坚’字。希望他以后，不管是遇上啥事，都能不低头，不改变，坚定地坚持下去。”小东想着自己的经历，又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内心满是期待。
5
平日里吃的这些亏，忍下的气，小东总想着，应该还是有人看着的，没准以后会好。然而后来的几件事，让小东最终发现，这些都只是自己的幻想。
除了本职工作，运管所的人还会经常被交警、公安、政府等单位借用，去帮着执行任务，而小东作为所里最年轻的职工，永远在其中。这种任务常常很辛苦，也不计入平时工作的绩效，都是在自愿奉献。
一次县里搞县庆，需要机关职工参与其中出节目，小东一个军营硬汉，愣是被拉去练习跳舞。还有一次有领导来视察，县里需要在公路上设关卡，查车查人，本是公安和交警的工作，小东又被抽去帮忙。回来之后，小东对着新来的队长大倒苦水：“李队，能不能不要再抽我去帮忙了？每次都是我，我也有家有孩子呀！再说这也不是咱们的工作啊。那个警察倒好，我一去，他去车上睡觉了，留我在那查车！”
“你年轻嘛，吃点亏，多认识点人，以后有好处的！这个抽调的事……我也没办法，谁让咱们是弱势部门呢？”
李队是吴队退休后来的，人比小东大了10来岁，但工作能力可比吴队差多了。不过队里都知道，他和所长有关系，也没人敢质疑他。李队对小东倒是很好，因为队里的任务总得指着小东完成。
小东也识相，每次自己干完一个案子，都会带着把李队的名字写上，只是时间一长，功劳就都记在了李队头上。小东也只能暂且忍着，盼望着这种吃亏最终能积累为自己的资本。
这次小东试探性地问：“李队，今年的评优，定了吗？”
“那个还是要咱们所有职工一起投票的嘛。听我一句，年轻人，平时要多跟大家打好关系哈。”李队拍了拍他的肩膀，离开了。
小东听了心一凉，自己和本单位上的同事关系到底算不算好，他心里没有底。
平时出外勤，所有人都会抢着跟他一组，因为他经过这些年的磨练，办案已经比很多不愿学习的老队员都更熟练，又肯吃苦，队里很多没人愿意做的累活儿，他都能熟练地做好。平时单位里，如果大家有什么事要他帮忙，他也很少推辞。
但他又很少跟领导套近乎，也不参与同事下班后的牌桌宴席。最关键的是，他身后并没有什么撑腰的人物。年终评优如果纯看业绩，小东敢确定在单位没人比得过自己，但投票会有几个人投给他，小东也不知道。
果然，评优结果出来的时候，常年围在领导身边转的几个人顺利当选，小东什么也没评上。
评优带来的闷气还没有解除，小东就又遭遇到了一件让人寒心的事。
一日，纪委来到所里突击检查。
“听说有一辆车在高速上出事儿了，是个黑车。在倒回来查材料，看看是哪些部门没管好。”
“高速上？那主要还是得找交警吧。”
“估计不太好动交警吧，柿子捡软的捏呗，又来找咱们单位了……”
下午，小东就被纪委叫去谈话了。
“这份案卷的字是你签的吧？”对方给他拿出来一份材料。
小东看了一下，是去年下半年的工作纪录，里面有张移交函，是自己签的字。但是内容他有点记不清了——因为队里只有他和队长考了执法证，很多案卷的字都只能他们签，不想找队长的人往往都会来托他签字，一般这些也就是常规工作内容，他也不会拒绝。
虽然知道这事儿有风险，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老队员们学历低下，也不愿意再去进修，都没有资格考执法证，可工作又总得进行下去，时间长了，都签了些什么字，小东自己都记不清。
“是的，可是……”小东想解释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也不知道对方了不了解本部门的无奈，说多了又怕节外生枝。
不过对方也没多理他，拿出一张照片继续问：“这案件里面怎么都没有这辆车的具体办案材料？”
这下小东答不上来了，他开始绞尽脑汁地回想，到底是谁让自己签的这个字。
调查人员看他一时半会儿也答不上来的样子，便让他先去好好想想。
回忆了半天，小东想到总算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是高速交警移交的一个涉嫌非法营运的案卷，移交过来后，是老唐和自己一起给司机和乘客做笔录取证的。
老唐已经是个快退休的人了，平时工作就不怎么积极，近半年想尽办法和自己分到了一个组出勤，每次就抱着执法记录仪，左拍拍右拍拍，但一旦要做笔录、缴罚款等具体工作的时候，就跑得没影了。有好几次抓到非法运营的客车，需要问询司机和乘客，本来应该是分开审问，速战速决，避免双方串供，老唐却只愿意在旁边打下手，只剩小东一个人做笔录。
那一次也是如此，由于只有小东一人做笔录，车上乘客又不少，在问询前面人的时候，司机早就和后面的人串通好了，到最后全部变成了无用记录，不得不因为证据不足而放行。
从小东参加工作以来，所里的办案方式一直是没有取到证据的车辆都会放行，从来没人教他，即使没取到证据的车辆也需要做案卷。然而这次却撞到纪委的枪口上，解释又没有办法解释，队长和所长虽然非常清楚是什么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最终被当做工作失职处理。
小东因为自己的签字，第一次受到了处分。而像老唐这些平时不愿意干活的老人，因为做事做得少，也没留下什么痕迹，反而没有被追查出来任何问题。
这次的事之后，小东终于明白，自己作为一个没有背景又不会打点领导关系的年轻人，在单位里注定没有地位。他失去了工作的斗志，再也没有了之前认真研究工作的状态。
“这个制度就是这样，一不小心就坑到了自己。再怎么好好工作，也不如那些会说话的。”小东偶尔会跟我抱怨，言语间颇有看透世事的沧桑。
“还是要好好做业务的，单位总得有人干活呀，大家都不愿意干，你最后无可取代，不都得依靠你吗？”在小地方，工作调动太难，我还是试图鼓励他在本岗位上继续做下去。
6
2020年年初，小东好像恢复了活力，又开始早出晚归，努力工作。我看着挺好奇，便问他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好消息。
“是啊，我们单位要改制了。”他高兴地跟我说，“要和路政、运政那些其他单位的执法部门合并，新成立一个单位，单位级别也会上升。招人是按考试成绩，从这些单位每个单位录一部分人过去，如果能够考过去，一是更能好好执法，二是也就不用受现在这里这么多窝囊气了。”
我也很替他高兴。早就听他说过，运管所一直是个没地位的机构。交通运输管理属于执法行为，但又不是交通部门的核心业务，一直以来受到的重视就不够，不管是这个部门，还是部门里的领导与职工，地位级别都很低，和其他部门说话都硬气不起来。
因为没有地位，连法规更新都很慢，很多法规很不合理，却一直没有改过。之前小东他们去省里培训，连省里的交管部门领导曾经愤愤说过这个问题。这次如果能单独变成一个执法机构，对他们一定更为有利。
小东这一次的劲头似乎特别足，一个高中毕业后就没看过书的人，平时下班回来，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
考试成绩出来了，单位有8个名额，他排名第四。一听到这消息，我立刻去跟他道喜，他却有些忧心忡忡：“前8名里面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出过外勤。”
“这又怎么样？”我不解。
“我们调过去的人就是去执法的，也就是全部要出外勤。但是有经验的人一个也没考上，唉，这也没办法，平时在路上跑的老大粗，哪有平时在办公室里坐着的人会考试呢？以后过去就要跟这群没干过的人一起执法，真不知道是会比现在轻松还是更累啊……”
“没事，你不老说那一群老人平时出外勤也不怎么干活嘛，这群‘新人’至少得听你的是不是？”我想了想，跟他说。
“也对噢。”他眼光亮了，“这样的话……没准我还能混个队长，那做起事来就比现在有效率多了。”
新单位的前景激励了小东，在本单位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更加努力地钻研起了业务，
一日，他的一个旧日战友来问他运营从业资格证和道路运输证要怎么办。小东给他解释了一遍，又忍不住多问了一句：“你问这个干嘛？要开始跑客运了？”
“是啊。”战友点头。
“这一行水还挺深的，新手不好进呀。”小东关心地提醒。
战友笑了：“其实……我干这一行已经很久了。之前一直没证，你执法的，我可不敢跟你说。”
“原来我眼皮子底下就有一黑车啊。”小东也乐了，突然，他想到了些什么，“欸，你能不能详细跟我说说你之前无证经营的事？”
自掏腰包请这名战友和他的黑车同事们吃过几顿饭后，小东前所未有地深入了解了黑车客运司机。黑车有什么特点？黑车司机为什么要跑黑车？平时在哪里休息？走什么路线？一趟的成本是多少？最怕执法人员问他们什么问题？……小东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意识到这个行业还有许多可以钻研的东西。
从战友这里了解到的事情，让他在工作中如虎添翼。一次他们又拦下了一辆黑车，但司机坚称车辆是自己的，车上的只是他的亲友。之前可能早已经沟通好，乘客也是同一口供。
放在过去，可能小东只能慢慢和司机、乘客消磨，或者就直接放走了。这一次，小东不慌不忙地把里程表给调了出来，又看了一眼车辆的资料。
“你说你的是家用车？”小东问司机，“都什么时候开？”
“对啊，每天开到县城来上个班，晚上开回去，偶尔有人要搭车就让他们一起。”司机回答。
“放屁！”小东脸色一变，“你们村离县城10公里，每天上下班20公里，一年365天也就7000多公里，你这车买了两年，照你这么开，就是一天上下班5次都还不到10万公里，你行程表都20多万公里了，你跟我说是自己开的？！”
司机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肯定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才会出来跑这个车。”看到司机心里已经慌了，小东又把口气放软，“但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位置不是？你在家里赚钱，我也是给单位打工。但你这就是违法行为，碰到查车了，也确实是运气不好。看你这跑的这路程，早不止这一趟了，配合我们把材料做完，想想自己这两年赚了多少，不也都还在自己手里吗？你要再耗下去，我们查起来可就没个尽头了。”
小东又转头面对着乘客：“这一趟的路费100块钱吧？值得在这耗一天吗？”
很快，司机和乘客都顺从地录了口供。一件放在过去肯定得办大半天的案子，因为自己已深谙司机的心态、车辆的特点以及客运的成本，几句话打开了突破口，小东第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成就感。
从那以后，虽然每次出外勤，小东还是基本上一个人扛下所有任务，但因为自己效率的提高，加班时间变少，变成了所里唯一能完成任务的小组。
想到马上就要换到新单位，自己作为唯一外勤人员，还是业绩如此优秀的年轻人，自然有更好发展的可能。小东把所有的工作都当成了学习的机会，不再有任何抱怨。
7
不过改革的工作一贯有些磨蹭，考试成绩出来半年，小东才收到通知去开会。
会场里除了8个考上的人之外，小东还意外看见了李队等3人。他们的考试成绩并不在前列。小东内心一沉，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果然，会上领导宣布，本次共有11人被调到新的单位，过去之后，就继续由李队任队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谁是考上的，排在9到11名的人为什么上不了，而那3人为什么能进来，队长怎么选的，会上只字未提。
自此，小东彻底失去了对工作的信心。他消极了起来，不再拼命工作，也开始学所里的老人们摸鱼。空闲时间更多地开始盘算，如何能寻找些副业填补家用。
今年过年回家，我问他新单位怎么样了。
“还没调过去呢，也不是何年何月才能搬过去。”小东有些无所谓地说，“我现在也不是很在意了。这种努力也没有奔头的工作，真是不想干了。”
看着他不到30岁却已经有些老气横秋的脸，我也再说不出鼓励他的话。而旁边两岁的侄子小坚，正开心地开着玩具车，一往无前。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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