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1977年10月，我从农村招工回城不满1年，在安徽新华印刷厂机修车间当学徒工。这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本来以为要在钳工台前干一辈子了，没想到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小时就确立的上大学目标，又有希望实现了。
然而，考前考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我的高考充满了戏剧色彩，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至今想来，仍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在操控着一切。
一是考与非考。是否参加高考，首先在父母那儿遇到阻力。父亲说，你在农村干了几年农活，好不容易回城了，工作来之不易，还是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干好，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再说，你这些年也没摸什么书本，能考得上吗？母亲也觉得找个工作不容易，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其次，在同时招工回城的几个老同学那儿遭到了冷遇，当兴冲冲地向他们提出一起参考时，碰了一鼻子灰。他们说，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回城，有了铁饭碗，该好好放松放松了，不想再折腾了。再说，凭我们的文化底子，能干得过老三届和应届生吗？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还给单位留下一个坏印象。
再次，厂里环境也不够友好。一天上班，还未进车间，就听到有声音说，就咱们车间这几位，我看没人敢报名，不是当兵的就是从农村刚回来的，书本早就丢光了，谁能考得上？还是老老实实当工人吧！
内外打击，令人有点灰心。确实，这次招工回城来之不易，从生产队推荐，到大队和公社审核，最后县里确定，总是有人捣乱，几个月时间里折腾得够呛，基本没干农活，不是在去公社的路上，就是在去县里的路上。好不容易分配了工作，得到消息时却心里一下凉了，为什么？
原来是分到省地质勘探队，具体工作就是全省到处搭帐篷、竖井架、打钻眼，实际上还是整天在农村到处跑，那同种地不差不多吗？若是中学毕业时让我去那儿，肯定是忙不迭地报到去了，可在修了几年地球之后，确实不想再在广阔天地转悠了，虽然有工资可拿，但可能就一辈子不能真正回城了。好在逼着从不愿求人的父亲找老同事帮忙，才改成了新华印刷厂，真正回了城。
再者，小学4年级赶上文革，基本就停课了，之后的“复课闹革命”，虽然上了初中、高中，但隔三岔五学工学农学军，再加上常规的大批判，实在是没上多少文化课，更没有什么正经的考试，算是混了几年。而下乡插队3年里，白天干农活累得臭死，晚上天黑就睡觉，生活单调枯燥，别说学什么新知识，原来学的一点东西也丢得差不多了。
记得刚进厂时，一次师傅问我勾股定理，居然想不起来，糗丢大了。父亲说的有道理，先要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老同学的考虑和工友的议论也情有可原，刚脱离农村又要折腾，竞争对手又那么多，万一考不上，在厂里还混不混了！
即便如此，仍是心有不甘，虽然青春年少好读书的时节被耽误了十年，但自己毕竟才20出头，比起那些老三届的初中生、高中生，起码还有年龄上的优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行与不行，不试怎么知道？否则就只能像车间里的师傅们那样，在黑黢黢的厂房里，每天磨磨洋工、说说黄段子混日子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机会来了不博，更待何时？
当然，也要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底牌，扬长避短。就自己的情况来看，考理工科是肯定不行的，本来就没有学到多少数理化知识，都基本还给老师了。但自己也有优势，上学时的强项是语文，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点评，在农村期间怕成了彻底的文盲，在没书看的情况下，把手头的鲁迅作品包括日记等，还有毛选4卷，都看了好几遍，同时还担任了生产队的通讯员，经常为大队和公社广播站写稿子。要知道，我们公社广播站可是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表彰的基层先进单位，办得挺火的。后来进工厂，也担任了车间通讯员，成了厂宣传科的常客。
思前想后，还是排除万难下决心报了名，在众人的怀疑中开始了复习迎考。
二是脚踝的肿与消。报名后很快得知，高考时间定在12月初，满打满算只有1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临近高考时，市里出了个通知，在职考生可以请假一周用于复习。当然，是否准假，由各单位说了算。这虽是个弹性规定，存在不确定性，但在全社会支持高考的大氛围下，谁会得罪人而不准假呢？于是在考前一周，便找车间主任请假，却没想到碰了个钉子。主任坐在办公桌后，头也不抬，口气生硬地说不行。问为何不行？答曰哪来那么多为何？不行就是不行。
一肚子气出来，遇到工友郑某，知我请假未遂，便劝我去找车间书记，并告诉我说，主任最近气不顺，是因为他的女儿下乡插队才一年，便要同当地的回乡青年结婚，全家反对也没用，所以最近找主任办事的，一律都被打回。原来如此，也可以理解！好在书记通情达理，不但准了假，还鼓励我好好复习好好考，争取一炮打响、金榜题名。
假请好了，准备利用7天时间，在家把一个多月来的复习内容好好梳理一遍，最后冲刺一下。不料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右脚踝肿了，触地疼得要命，走路一瘸一拐的，根本看不进去书。近期并未剧烈运动，怎么脚踝就肿了呢？真是天不助我，只能自认倒霉。结果7天假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到厂医务室看脚，每次由大夫按摩半个小时，然后敷药包上，直到考试那一天仍未痊愈，只是疼痛有所缓解而已。
两天的考试，都是在脚踝疼痛中进行的，其影响自不待言。等到最后一门课考完走出考场时，却突然发现走路很顺畅了，脚踝不疼了，用手摸摸，肿也消了。这就怪了，难道脚踝疼痛是上天专门安排来捣乱的？诚心不让我考好？事后与人聊起，都认为与考前的精神高度紧张有关，高考结束，一下子没有负担了，也就恢复正常了。
三是录取通知书的失与得。1977年的高考，在正式录取之前，还有个初选。记得大概是考完20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厂里开大会，厂长如往常一样，在台上如念经一般讲着，自己坐在礼堂中间过道位置昏昏欲睡。突地有人拍肩膀，一看是宣传科科长。见我醒了，他低声说，出来一下！
心里一个激灵，肯定是好事！连忙随他到礼堂外。他说，刚接到省出版局电话，高考初选名单下来了，有你，还有3个人的。你现在就去一趟局里，把4个人的表都拿回来。高兴得差点喊了出来，赶紧跑回车间，找了辆自行车，骑上飞奔出版局。拿上表格回到厂里，正赶上散会，人们好像都知道了此事，对我指指点点。
这时，一个大个子拦住了我，颤颤地问：有我吗？这是排字车间的魏某，高考之后我一直都躲着他，原因就是每次碰到他，都要找我对考试答案，而结果基本都是他答对了，我却差了许多，令人很是沮丧。据说他家有人在省高教局，考后就看到了标准答案，因而他一直都是信心满满的。但这次拿到的初选名单却没有他。
看着他那渴求的眼神，我默默摇摇头，他立刻脸色突变，身体似要瘫倒下去。我连忙扶住他，安慰说也可能你的还没到。他的眼睛一下子放光了，抓住我的肩膀说：是真的吗？那我赶紧问问！掉头跑向厂部。
填了初选表交上去后，很快就是体检，然后静等消息。那一阵子是最快乐的时光，走路都是跳跃的，因为曙光就在前头。每天在厂里碰见的熟人都要问，拿到录取通知了吗？虽然嘴上回答还没有，但心里觉得应该是十拿九稳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有录取的消息传来，而自己这边却一点动静也没有，不禁有点忐忑，几次经过厂部，也没敢到宣传科去问。一天中午在车间烧着取暖煤炉的小屋里睡了一觉，醒来时听到隔壁房间有说话声，一听那沙哑的嗓子，就知是车间被借调到厂宣传科的老余，他是个退伍兵，到厂里有3年多了，原先也是钳工，因为笔头子不错，在我进厂之前被借调到了厂宣传科，我来之后便兼职干起了他原先车间通讯员的角色，负责为厂报供稿。宣传科长多次当众夸我写稿快、文笔好，据说已引起他的不满，可能是担心我会取代他在宣传科的位置吧。
这时听他说，高考录取已经结束了，彩印车间的赵洪昨天就拿到了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我送给他的，其他人没戏了。钳工李师傅问，那小陶呢？上次初选通知还是他拿回来的。只听余的鼻子哼了一声说，那管什么用，不是没拿到通知书吗？自我感觉太好！接着便是开门关门声。我起身到隔壁，余已不在，李师傅几人见到我，讪讪地说，老余说得不一定对，你的通知应该也快了。我立时觉得全身瘫软，就像上次魏某一样。
快下班时，晚报到了。翻看报纸的小郑突然喊道：小陶，这儿有高考消息！并随手递给我。接过来一看，映进眼帘的是头版中间标题“决不气馁，整装再战”，内容是高考落榜考生写的，表示虽然这次考试失利，没被录取，但将振作精神，从头再来，重新复习，迎接下次高考。连这种文章都登出来了，可见余说的是真的，自己彻底没戏了。
下班也没情绪回家吃饭，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愣。如果说刚考完时心里没底，因为毕竟是积压了十来年的考生一齐上阵，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些老三届的高中生、初中生知识底子远胜于我们这些文革期间上学的，但拿到初选通知后，则充满了希望，全厂30多人参考，只有我们4人过关，可为何又不行了呢？到底差在哪儿？落榜虽然可以继续复习迎考，但将要重复那种苦不堪言、前途莫测的日子，特别是考前再来一次脚踝肿了呢？同时还要面对车间主任的冷漠和老余的幸灾乐祸。越想越是丧气。
这时响起敲门声，不情愿地起来，打开门是小郑，说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吃过晚饭便过来看看，估计我在这边且没吃晚饭。说着他从携带的包里拿出一个饭盒，打开后是热腾腾的米饭，上面覆盖着几片腊肉和一些青菜，要我尽快吃。很感动！
小郑比我大几岁，是金工班开车床的。他为人宽厚、处事老到，凡事善于为别人着想，自我进厂后，就一直对我很关照。肚子确实饿了，接过饭盒很快吃完，情绪也好了些。郑说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陪你了。于是，我俩一人一头靠床上，盖着被子聊天，直到深夜。
第二天是厂休日，早晨起来后，郑见我状态还好，便告辞了。我回家见到父母和兄弟，简单说了下情况，承认这次高考失败，表示将重新开始复习。
周一上班，虽然还没完全从沮丧中恢复过来，但情绪平复多了，一边干活，一边琢磨如何开始新的复习，工友们见到，也都基本不提高考的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你欣喜若狂时，浇你一头冷水；而在你绝望时，又突然掉下一个美味大馅饼。10点余，正在钳工台前低头锉螺丝，有脚步声渐近，抬头一看，是余的那张乌鸦脸，到跟前停住，面无表情地说，刚接到市招生办电话，要你去一趟。心里一惊，停下锉刀，正要问招生办在哪儿？什么事？他已转身走了。旁边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好事啊，还不赶紧去！
借了自行车冲出车间，到厂部宣传科，科长正好在，说你怎么不去招生办？我说来问一下招办在哪儿，去干什么？科长说，这老余，让他通知也不说清楚。招办在市政府内，让你去拿大学录取通知书。谢了一声，即跑出去，骑上车狂蹬。
20分钟后到了市政府，很快找到招生办，一位中年男子接待了我，首先表示歉意，说多年没有这种高考了，算是个新事物，省市都没有专门的招生办，加上时间仓促，工作人员都是临时抽调的，办公地点也是借的，大家没经验，所以出现了一些疏漏。各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拆包之后是堆在四张拼起来的桌子上的，众人围着一圈分发，前天发完，昨天休息，今天上午来将桌子搬回原处，发现地上还有几个信封，估计是从桌缝中漏掉的，就赶紧通知你们了。
连声谢谢，接过写着我的名字的信封，拆开之后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兴奋之情无以言表，出门跨上自行车回厂，脑中响起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0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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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河东麦田的一次武斗事件
“七·二三”布告
炎炎夏日来临，老家应该收割小麦了，不由想起了50多年前发生在麦田里的一次武斗事件。
老家是山西省晋南地区万荣县，晋南古称河东，西面和南面毗邻黄河，汾水在此汇入黄河，以前盛产小麦棉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当时我十二三岁，记忆中万荣县的造反组织分为两大派，一派简称“三司”；一派简称“红联”。两派由开始时的大辩论逐步发展到恶性武斗，“三司”势力强大占据了县城解店镇，“红联”退却到了县西的荣河镇（原荣河县县城，万荣县是由万泉县和荣河县合并而成的）。“三司”“宜将剩勇追穷寇”，组织武力围攻荣河镇，“红联”不敌，从荣河镇退却了。此时的武斗，已经由最初的大刀长矛使用上了真枪实弹。
晋南各县的“红联”武斗人员麋集到了临汾古城。临汾原为晋南专署所在地，管辖几十个县，后来才划分为临汾和运城两个地区。晋南各县的“三司”武斗人员合力将临汾城团团围住，攻守双方形成僵持态势。临汾城中的“红联”不间断地派出武装小分队“深入敌后”，一是进行“破坏捣乱”扩大影响，二是网罗人员发展势力。各县的“三司”武斗力量占据县城，并控制下面的公社和大队，严密防守“红联”武斗小分队，此次武斗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所在的丁樊村离高村公社十里路。那天晚上，一股“红联”武斗小分队路过我们村，顺便叫走了一名派性观点是“红联”的男性社员。据说还准备叫走另一人，此人闻到敲门声，迅速翻墙跑掉了，没有跟随小分队出走，保住了性命。
“红联”武斗小分队离开我们村之后，上了离村二十多里路的孤山。孤山是万荣县境内一座突兀的山峰，海拔1411米，峰峦叠嶂，青松覆盖，有学者考证，介子推死难的绵上之山并非介休的绵山，而是这座孤山。
在此之前，曾有一支“红联”武斗小分队来到位于公路线上的高村公社所在地高村，乘其不备，偷袭了公社机关大院，将睡在公社的“三司”武斗人员痛揍了一顿，打砸了一通，但没有打死人。“三司”借此大做文章，组织各村干部群众上高村公社大院参观现场，揭发控诉“红联”小分队的反革命暴行。
我的老乡李新民长我几岁，家住万荣县高村公社北薛村，他毕业于阎景中学，应为我的学长。他业余撰写了不少著作和文章，文笔优美，生动有趣，时在孤山林场当工人。据他回忆，当晚，“红联”小分队上了距高村不远的孤山，向林场工作人员要吃要喝，最后逃遁到孤山南边的临猗县陈庄，也许是旅途疲惫，也许是大意失荆州，这伙人躲藏在村外的麦田里，结果被“三司”武斗人员团团包围，一场恶战由此交火。
战斗打响，“红联”武斗小分队欲拼命突出重围，来自万荣县的“三司”武斗人员越聚越多。“红联”小分队人员少，再加上沿途搜罗的人员没有武器，没有战斗力，成为他们的累赘。据说分头突围时，有几人持轻机枪开路，已经杀出了包围圈，扭头一看，发现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人员没能冲出来。这几人挺讲义气，重新杀回去寻人，结果就没几人出来。
这几个人家是距离我们村二里路的冯村，他们之所以冲出来了又返回去，主要是抢救那几位他们搜罗来的本村人，认为若不把他们救出，此后将没脸回村，没脸见乡亲们。这次武斗，仅冯村一个村就有三四人亡命，其中有我一个发小的姑父，死时三十多岁，撇下妻儿老小。发小告我，他的姑姑此后一直单身，养育几个孩子成人。我们村那位被叫走的社员，同样撇下妻儿，莫名其妙做了武斗的冤魂。
陈庄距我们村三四十里路，那些日子，村里男女老少白天黑夜都在热烈地谈论此事，当然免不了道听途说，夸大其词，武斗的恐怖笼罩在周围村庄。李新民兄曾间接亲历了这场武斗事件，网上看他写过一篇《孤山林场的枪声》，生动地描述了所见所闻。下面特选载其中一部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陈庄武斗事件：
一次武斗事件，把我吓得从林场跑回家里。
那段时间，我们这派占据上风，对方组织只有少量的游兵强勇，蜗居在临汾城里。
来林场的这十来个人，就是从临汾城里突围出来的。全部荷枪实弹，挂长持短，个个身强力壮，都是刀枪高手。
他们半夜冲出重围后，于半路劫持了一辆破卡车，对凑着开到孤山附近，弃车从步，匿于山底草木之中。饿了一天一夜，黄昏时才敢在林场露面。
这伙人进门就砍死了林场两条吃供应粮的看门狼狗，然后鸣枪警示。正是开饭时候，吓得林场几百号工人抱头乱窜，有的还欲翻墙逃走。我有点临场经验，赶忙制止住几个要翻墙的工友，说人家若发现有人跳墙，还以为你是通风报信，一梭子弹过来，咱没事却寻下事了。
我们全部被拥进饭厅里，其中一个大概是头儿，给我们训了话。大意是，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要大家认清形势，坚持真理，支持正义。他们要从林场借十袋面粉，并要抽调四十个民工，帮他们扛到山顶。再三强调，是借而不是拿，有借条为据，等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加倍偿还。
这些人一律戴墨镜捂口罩，根本看不出眉目。我一直低着头，只怕有人认出我来。好在没有，坏在被挑选为扛面的四十个人了。
这得想法溜哩！再不溜就怕走不了了。扛面倒不怕，就怕被收留了。我借上厕所的机会，准备越墙逃走。没想厕所里已经有七八个人在跃跃欲试。厕所的土墙不高，跳起来便能够着，就是墙头土虚，手扒不住。都在跳，都过不去，都不知道互相帮助一下。我和他们都不认识，来不及也犯不着帮扶他们。我过人的弹跳力派上用场了，我来了个龙行虎步，豹子攀岩，左脚蹬墙，右腿跨上，三两秒钟便飞跃而过。
说别人是图财害命，其实往往多是自己惜财丢命，我就差点儿弄下这事。
我从墙上跳到野外后，说啥也应该赶快逃离现场，我却丢不下我的自行车和铺盖卷，又顺墙溜到宿舍区，推出车子，捆好铺盖才走。
宿舍区和场部虽不在一个大院，也仅一墙之隔，万一被那伙人发现，命都不知丢在哪儿了，还谈啥车子铺盖。
结果还是“万一”了，就在我出门刚跨上自行车的当儿，离自行车前轱辘不到一尺的地方，几颗子弹“噗噗噗”落地。参加过战斗的人都知道，子弹“啾啾啾”的话，那还很高远，若是“噗噗噗”，就在脚跟前，看怕人么！那是一段下坡路，平时不用蹬还得捏闸。我真地回想不起我当时捏闸了没有，下坡时蹬车子了没有，反正我一下就冲出老远。
虽然已经远远脱离射程，我仍不减速。天色已暗，我得赶路，我得先到公社通知姐姐。我和姐姐不是一派，那伙人却和姐姐是一派的，我得让她避嫌，最好能把她带回家去。
临近收麦的夜晚，一般都很宁静。准备应付艰苦的夏收，人们早早就歇息了，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走动。高黄的麦地里成了野生动物匿身的屏障，常有野狼出没。山上的狼不吃人，山下的狼却啥都吃哩！不怕狼是假的，我更怕碰上武斗队的伏兵。一路下坡，很少蹬踏，风儿还吹着，我却浑身湿透了，能感觉到冷汗顺前胸后背溪流。刚剃下的光头还没长长，头发也在“噌噌”直奓。
骑到公社门口时，才发现铺盖卷儿早从衣架上滚落一边，被子被沙石路面齐茬茬地磨断，成了几片儿。
动乱年月，还不到十点钟，公社的大门就关了。敲了半天，才将门叫开。门房老头只把大门开了个缝儿，他认识我，听说我要见我姐，小声告诉我，说我姐还被关押着，恐怕见不上。说前一段从临汾跑回来几个人，到公社搔扰了一下。你姐早不参加派性活动了，但人家还怀疑是她里勾外联，所以把她的行动约束了。
越是这样，越有必要见到姐姐。我让老头告诉驻扎在公社的武斗队，说我和他们是一派的，想见我姐说点家务事。
老头跑去没多一会就回来了，说武斗队的态度很坚决，不管是谁，不管啥事，都不能见。无奈何，我才将山上发生的情况，小声告诉了老头，求他先放我进去，我找他们理论。老头是个好心人，过去和姐姐也处的不错，他迟疑了一下，叮咛我，山上的情况先别和他们说，就放我进去了。
我直接走进墙上挂满枪支的武斗队队部，一个可能是队长的人正要批评老头，见其中许多人都和我打招呼，便把话收回去了。
我谎称老人病了，来叫姐姐回去。其他人也帮我说话，说我既然晚上赶来，肯定病得不轻，就让回去一下。
队长说，见一下可以，放人得通过县总部，他不敢擅自作主。
我给队长戴了半天高帽也不抵事。那家伙话不多，主意却顶真，说啥都不行。
我最后才说，那你请示总部。他说电话线被临汾下来的那伙人砍断了，还没修好。
只能见一下，就见一下，听听姐姐意见后再说。
姐姐的办公室兼卧室门口并没人把守，门外也不挂锁，只是限制他不能走出公社的大门。
就这我都觉得伤心，进门只喊了句“姐”，就哽咽住了。姐姐拉住我的手：“你……”也说不成话了。
房中没电，也没点灯，姐弟俩手拉着手哭了一阵子，姐姐才说：“我没事，别难受，这么晚了，你跑来干啥？”
我便将林场发生的情况说了，让她想办法离开这是非之地。
姐姐听我说完之后说：“越是有情况，我越不能离开。正好他们也把我看管起来了，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不怕，那伙人来了绝对不会伤害我，你放心。我现在的处境最安全，离开公社反而不安全。亏了你和我不是一个观点，要不，你今晚见我，难免人家会说你是通风报信，我是里勾外联。”
我觉得姐姐说得有道理，起身要走。
姐姐说太晚了，让通信员给我开个房间，明天一早再走。
姐姐眼下的处境，我怕她作难，就没敢说我下午还没吃饭，只说我不害怕，我想晚上就回去。
公社离家还有二十来里路，姐姐见留不住我，说要走就快走，一再叮咛我，已经很晚了，慢慢骑，骑在路中间。遇到狼，别停车子；遇见人，车子扔了就跑，别和人硬来。我一一点头应允。她还不放心，还把灯点着，将我全身搜了一遍，发现没有刀械后，才让我离开。
我都出门了，姐姐又把我叫回来。灯光下，她已看见我的单衣服都湿透了，却还非要让我套上她的棉坎肩不可，而且要给我反套上，还从背后给我把扣子也扣上，说这样骑车子心口不凉。我真怀疑姐姐脑子受刺激了。我说我热得不行，她说骑一会儿就凉了。我说她的坎肩太小，套上难受，她让我将就着。气得我说她：“你干啥哩！你是折磨我哩啊！”
后来才知道，姐姐怕我碰上狼了。她深信她弟弟的脸儿经得起狼抓，她只怕弟弟的内脏被狼刨了。不说明的原因，是怕不幸言中。
我在其它章节中提到过，我和姐姐一母同胞，一块儿从王家抱养到李家。姐姐长我十一岁，长姐如母，她其时在公社当妇联主任。
我逃出林场后，听说那伙人提出要在林场用晚饭。正是开饭的时间，场长哪有不允之理。
炊事员们太短见了，在那伙人给我们训话的空儿，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
那伙人到灶房后，啥吃的也没见上。明知是炊事员在搞鬼，也来不及计较，马上集合抽出的那四十个人，扛着面就上山了。
一位工友后来告诉我，说我逃脱以后，他补了我的缺。整得他们也没吃上饭，饿着肚子上了山。别说四个人轮换着扛一袋面，空走着也气喘汗流，两条腿也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硬撑到“金顶庙”后，扛面的人死活不走了。任凭那伙人打骂，坐在地上就是不动。黑咕隆咚的天儿，十来个人在山上监视几十个人，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敢过于强迫。
驻扎在县城的、我们这一派的武斗队，在那伙人进入林场的时候，就已经获得消息。当那伙人向山上进发时，山下已被四面围住，数以千计的武斗队员已经蠢蠢而动。
金顶庙是林场的宿营地，有锅灶，可以做饭。然没等一锅馍蒸熟，就见四周火把逼近，山上的人只得饿着肚子突围。
无法考究，那一天一夜没吃饭的饿“勇”们，是怎样突围的，下山后又是怎样跑了几十里地，隐藏在陈庄的麦地里。
第二天就发生了“著名”的“打陈庄”。
县城的武斗队出动了八辆大卡车，也只有八辆大卡车，载满了荷枪实弹的人，沿途搜索，挨处排查。高音喇叭不停叫喊，宣传宽大政策，劝说缴械投降。
大队人马行至陈庄地界，从麦地里窜出来两只野兔，车上便有人开枪射击。隐藏在麦地里的人，还以为他们的目标暴露了，遂开枪还击。
一边势众，是在明处，人都集中在高高的车箱里。一边人少，却在暗处，而且是分散隐蔽。
战斗当然以匿于麦地里的人弹尽死绝为止。
大队人马其实死伤的更多。
清扫战场时，见死于麦地里的人，每个人身边都嚼下一大堆子麦穗儿，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有为之动情的。
没有人敢为他们收尸，老百姓为了收麦，只好将尸体统统扔进一个大积粪坑里。也没填土掩埋，等候着他们的亲人风平浪静之后来认领。
从林场跑回后的第四天，姐夫就把我安置在阎景药材批发站上班了。
头天上班就赶上师傅去陈庄认尸。师傅的哥哥也在临汾武斗队，他担心其中有他的哥哥。
我当然不能回避。
我用自行车驮着忧心忡忡的师傅，赶到了陈庄地里。
扔在坑里的十来个人，几乎全是爬在那儿，死尸相枕，得翻过身来才能辩认。本来是师傅翻头我翻身，师傅却手颤得翻不动，我们只好换过来。尸体已经腐烂，我们戴着防毒面具，味儿还不冲人。苍蝇多得简直无法形容，飞起来遮天盖日，落下去密密麻麻，撞在身上，如雨点一般。
翻了半天，不能说劳而无功，盼的就是劳而无功。
一场小型武斗，死去二三十人，伤者不计其数。
这究竟是干啥哩？不排除这些人中间有个别抱有政治目的，却敢肯定大多数人是被一种信仰所驱使，被一种认识所执迷。死于这种既不是抗日战争，又不是解放战争，更不是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真让人无法称谓。“牺牲”当然不配，“阵亡”更是不妥。后来的人们提起他们，只能说是“文革中被打死了”。
人不仅能创造幸福，也能制造不幸。
死于非命，惨不忍睹！无可名状，谁之过错？
从李新民的回忆可以看出，他和姐姐一对亲姐妹，派性观点却绝不相同，他属于“三司”一派的，姐姐是“红联”一派的，“文革”中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政治观点相左的，遍地皆是，争论起来面红耳赤，关系搞僵，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李新民姐姐当时是高村公社的话务员，上一次“红联”小分队“偷袭”公社，传说是他姐姐做了“内应”，为小分队提供了公社的武装布防图，李新民文中说他姐姐被关押审查就是指这件事。
高村公社大院紧靠公路，我有一次参加我们村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高村演出，抽闲上公社转悠，大门有持枪站岗的武斗人员不让进去，大院的四个角落，搭建起四个凉棚，作为瞭望和武斗使用，一派杀气腾腾景象。
临汾两派的武斗一直对峙到了1969年夏天，造成城里城外民不聊生，南同蒲铁路运输中断，社会影响极坏。
忽一日，应该是1969年7月下旬，突然一架飞机在临汾上空盘旋，人们仰头观望，从飞机上飘落下雪片般的传单，上面印着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布告发布日期为7月23日，称作“七·二三”布告。随着传单散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部队开赴临汾城内外，收缴武器弹药，遣散双方武斗人员，持续好长时间的两派武斗方才落下帷幕。
人们高兴地夸赞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英明伟大，这么大的武斗事件，他老人家在纸上轻轻画了一个圆圈，就给制止了，毛主席真是神啊！
在随后的日子，万荣县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支着一只大喇叭，每天上各村游荡，反复播放“七·二三”布告，要求参加过武斗的人员主动上县武装部上缴私藏的武器弹药，并接受组织清查。
我们村有一位社员持“红联”观点，早早随“红联”人员跑到了临汾城。他自己逃了，家庭却遭殃了，过一段时间，公社的“三司”武斗人员就将他妻子抓去，审问其丈夫的下落；有时半夜突然将他家包围，黑洞洞的枪口从窗户伸进来，喝问此人回来没有。传说此人担任过武斗小头目，随身携带一支手枪。临汾武斗结束后，他回到家，夜晚，他家院子挤满了男女老少，我也跑去凑热闹。
只听此人说，解放军部队一来，两派人员纷纷放下了武器。有一队人员不听命令，企图携带武器出城，解放军战士对空开了一炮，吓得他们乖乖缴械了。这个社员曾当过大队干部，挺能干，见人和蔼可亲，不知咋地卷入了派性和武斗。好在他在武斗中没犯啥事，回家后就没事了。
临汾武斗事件影响极坏，直到1969年8月23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七·二三”布告紧急通知》，《通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发布以来，我省太原、晋中、晋南地区武器收缴工作进展迅速，武斗已经制止，外出人员陆续返回本单位，社会秩序日益稳定，两派对立情绪逐步消除，全省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混进各派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在继续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煽动部分群众隐藏、转移武器，或者裹挟部分群众逃跑流窜，有的继续煽动、威胁一部分外出人员不回本单位。为了进一步落实‘七·二三’布告，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的罪恶活动，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紧急通令如下……”
陈庄武斗事件，仅仅是山西省临汾武斗、平遥武斗、晋东南武斗的一小朵浪花，当时在万荣县、临猗县和运城地区、临汾地区广为人知。不知道官方有没有完整的历史记载，不知道在当地档案馆能不能查阅到原始记录，不知道当地史志办会不会记载一笔，感谢李新民兄为我们留下极其珍贵的一页。
2021年5月28日草于小店新居
2021年6月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