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三十七)

中国第一次「武林大会」,选手使出了咬脸神功 | 短史记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5-18

 

召开武林大会、推选武林盟主,是武侠小说里一种常见的故事情节。

 

1928年,以张之江图一、李景林等为首的一批民国军界、武术界人士,试图将这种武侠故事搬入现实。

 

冯玉祥、李烈钧、戴季陶、于右任等人的支持下,他们先是成立了民国武林的最高机构“中央国术馆”。为了将所有江湖门派纳入到该机构的管辖之中,他们参考江湖规矩,在馆内设立了“少林门”与“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被定性为“内家功夫”,划入武当门;其余武术拳种,如查拳、谭腿等,皆被定性为“外家功夫”,划入少林门。

 

自清代武术界造出“内家”与“外家”的虚无概念、且编出种种“内家功夫大胜外家功夫”的无厘头传奇,再被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加以渲染传播,当时的中国民间武术界——无论是尊武当为祖者,还是自称源自少林者,几乎全都以“内家”自诩,绝不肯说自己是低层次的“外家高手”。张之江小说戏剧看多了,强行在中央国术馆内搞出“少林门”与“武当门”的分野,很自然地就引起了馆内两派“高手”的不服与争执。然后,在该年8月份,终于酿成了“少林门大战武当门”的风波。

 

 

图一:张之江

 

少林门出战的,是门长王子平(图二),时年四十多岁。武当门的门长孙禄堂(图二),时年接近六十岁,虽然常拿“内功”说事,但却很知道“拳怕少壮”的道理,他召来自己的师侄高振东与王子平对垒,高时年只有三十多岁。比拼的结果,少林门说王占了上风,武当门说高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总之是一团浆糊、各自宣布胜利。

 

 

图二:晚年王子平(左)与中年孙禄堂(右)

 

中央国术馆的定位,相当于聚拢、号令天下武林人士的武林盟主。馆内不团结,自然谈不上全武林团结。于是,张之江等人一番商议后,忍痛取消了“少林门”与“武当门”的建制,将这两座“武林的泰山北斗”从现实中剔除,还给了武侠小说。

 

 

图三:中央国术馆全体成员合影

 

少林与武当可以没有,武林大会却是一定要开的——早在“少林武当大战”之前,中央国术馆就已决定,要在1928年10月份,在南京举办“第一届国术国考”

 

为了将之办成一场真正的全国范围的“武林大会”,把藏身草莽的“武林高手”全数吸纳进来,这次国考在选手的征集上,采取了由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各省市选拔报送的方式。县府将调查选拔所得的高手名单,呈递给省府;由省府选拔淘汰后,再报送中央国术馆。为刺激经济困顿的“民间高手”积极参赛,参赛者往返南京的费用,也全部由地方政府提供。

 

在给各省市政府的函电中,中央国术馆说:这次武林大会的目的,是“合全国武术专家”于南京,搞一场全国范围的“公开比武”,以求“鼓起邦人尚武之精神”,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这种规模的活动,必须由“各省市县政府合力提倡”,才能“猛进而收速效”。

 

图四所示文件,载于《江西省政府公报》,内容是江西省政府向南京报送了十一名本省武林高手,前去参会。其中四人参加“拳脚门”的比拼,三人参加“枪棍门”,四人参加“剑刀门”。

 

 

图四:江西省政府向南京报送了十一名武林高手前去参加武林大会

 

此次武林大会举行之前,中央国术馆为扩大影响,曾广泛邀请媒体前来报道,所以留下了不少图像资料。

 

图五是大会的开幕式(点击图片可放大)。蒋介石居于前排正中,冯玉祥等其他军政要人也有参加。主席台悬挂的对联是“男儿好身手,民族真精神”。

 

 

图五:大会开幕式留影

 

图六是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在武林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图六:蒋介石、冯玉祥发表演讲及会场牌楼

 

图七是“国术同志全体摄影”(点击可放大),也就是参加此次武林大会的武术界人士的集体合影。从照片来看,有相当多的武术界人士身着军服,这显然与此次武林大会的主要支持者冯玉祥、主持者张之江的西北军身份,有直接关系。据媒体报道,参与此次武林大会的最年长者,已接近80岁;最年幼者不足10岁。照片左侧的女童,或许正是参赛的“未成年高手”。

 

 

图七: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国考国术同志全体摄影

 

图八是武林大会比武的考场,也就是擂台,以及擂台边围观的南京民众。参加此次武林大会的选手,共计约有三、四百人。分预赛和正赛两个阶段。预赛是单人表演,有拳脚、摔跤、器械三个项目,裁判评分合格就可以参加正赛,图九即预赛中的拳脚套路表演。正赛也分拳脚、摔跤、器械三项,采取抽签分组、对战淘汰的方式。

 

 

图八:考场擂台

 

 

图九:预赛中的套路表演

 

图十是摔跤正赛的现场照片。摔跤是此次武林大会中规则最为明晰者,它采取三局两胜制,一方被摔倒或双方摔倒,即算一局。其他项目则常因规则和评分标准发生冲突。比如,比赛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孙禄堂率门人为参赛弟子打抱不平的事件。

 

 

图十:摔跤比赛

 

图十一是正赛中的单剑比赛现场照片。所有的器械项目,均要求参赛者头戴铁丝面罩,武器也换成藤条所制,且用皮制包棉护手,除了眼部、咽喉和裆部外,可以击打对手的任何部位。

 

 

图十一:器械单剑比赛

 

图十二是拳脚正赛的现场照片。这是此次武林大会中,最让观众失望的部分。许多参赛者,预赛时打得一手漂亮的好套路;但到了对战之时,则几乎见不到漂亮套路的半点影子。反而在比赛的第三天,出现了选手孟唐春“猛咬与赛者之面,鲜血淋漓”的名场面。台下的其他选手见状也“群起攻击”,场面一时大乱,最后不得已出动了宪兵,将孟唐春逮捕关押。搂抱滚地之类手段在此次武林大会上的频繁使用,打破了许多观众对武术的浪漫化想象。

 

 

图十二:拳术比赛

 

图十三是中央国术馆为此次武林大会优胜者制作的证书。按国术馆的原计划,前三甲高手,将颁发“国士”称号,余者为“壮士”;省市选拔出来的高手为“武士”;县市选拔出来的高手为“勇士”。此外,还有一项举重比赛,达标者授予“力士”称号。因被舆论批评为武科举复辟,国术馆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些称号,仅在证书上标注最优等、优等、中等字样。

 

 

图十三:武林大会优胜者证书

 

图十四是此次武林大会优胜者颁奖纪念合影。图十五是官方颁布的优胜者名单,文件现藏台湾“国史馆”。此次武林大会后,民间出现了许多顶着“第一届国术考试优胜者”名头的武术大师。他们的真伪,不难依据该档案验明。

 

 

图十四:颁奖纪念合影

 

 

图十五:优胜者名单

 

从1928年10月15日开幕,到10月21日闭幕,这场民国首次全国范围的武林大会,共计持续了6天。对于这场武林大会的目的,时人陈望道是这样理解的:

 

“此举乃是在收罗草野英雄。……大约这次考后,草野英雄可以尽在庙堂,这些英雄们可以尽听张之江将军的指挥……”

 

对于前来参赛的武林高手们,当时的舆论也有许多质疑之声。最核心的质疑,是他们的所谓功夫,究竟能不能用于实战。有署名为“干”者,在《现代评论》上撰文,直接批评这些武林高手的功夫“缺乏科学的研究”,是没有实际战斗力的。他说:

 

“例如所有‘持械’,往往和技击的技术没有关系,一味是一套玩枪刀的把戏,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跳舞。这种玩意儿,我们在京戏场中,看得已经肉麻,……在少见多怪的外国人看来,纵然不把那红缨的刀枪,看做拳匪精神的复活,至少也应瞠目结舌,以为中国人在练习非洲跳舞了。”

 

这位“干”还非常直白地说,所谓的“内功”根本不存在,“完全是玄之又玄,不堪究诘”。

 

“干”的批评,可以说是相当地有针对性。1928年的第一次全国武林大会之后,各省纷纷成立了“国术馆”。图十六与图十七,均出自江苏国术馆馆刊,是该馆的核心教学内容。前者的单刀破花枪,正是“干”所批评的“玩枪刀的把戏”,后者的操刀姿态,正是“干”所谓的“在京戏场中看得已经肉麻”的动作。

 

 

图十六:江苏国术馆的“单刀破花枪”

 

 

图十七:江苏国术馆的“披身砍刀独立式”

 

五年后,1933年10月,中央国术馆再次举办全国武林大会,亦即“第二届国术国考”。虽然比赛规则较之第一次有所改进(比如开始使用拳套),但武术高手们无法将漂亮的套路与实战合为一体,仍再次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失望。一名叫做田镇峰的看客,在文章里失望地写道:

 

“我注意留心的看了几天,……在短兵决赛的时候,人人手里拿着一支哭丧棒式的短棍,两人上了台,不是对着抡,便是互相戳,其外就是拼。决赛应当精彩,(然而)精彩就是这样!”

 

为什么进入了决赛的武林高手们,不施展他们漂亮的套路,只是一味地“不是对着抡,便是互相戳”?当然是因为漂亮的套路,在实战中远不如对着抡、互相戳来得有效。

 

对这个问题,中国武术界其实一直是心知肚明的。

 

1934年,《国术统一月刊》的一篇文章就直言,中国拳师平日里专练“死套子”,所以临战时常常手足无措;反观西洋拳,从初学开始,除了“击球、跳绳,以及专练发达肌肉”之外,还要搞“实习”,要跟人实战练习,所以临场不怯。

 

体育学教授、自幼练习套路武术的康绍远,也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区分武术与技击的观点。在康看来,“武术就是套路”,而套路是没有攻击力的:

 

“年轻时,我也是坚信(套路)武术的技击性。后来接触了拳击、摔跤、击剑以后,从武术与这些项目的比较中,我才发现,武术就是一个锻炼项目和锻炼身体的各种姿势:如果不练习拳击、摔跤、击剑等项目,你是不会认清这个问题的。”

 

另一位传统武术界名家赵道新,则在上世纪90年代接受访谈时明言:

 

“拆招,或称拆手、散手等,只不过是套路家和幻想家的托词和借口,它在师徒说手、同门喂手、同道听劲等友善的场合还能派上用场,可一旦遇到生死、荣辱攸关的角斗,……在瞬间的强力冲撞中,有谁能把套路中的招数串珠拆散,并挑选出最合适的一个来呢?……武术界为什么总想哄骗初学者,让他们以为套路练习是未来技击的根基,预先安排好的对打和推揉是技击的样板,而奇式怪招、搏人丈远是技击的目标?”

 

遗憾的是,这些实话并没有产生多少反响。尽管早在1928年,孟唐春“猛咬与赛者之面,鲜血淋漓”,就已证明了套路不如咬脸管用。

 

 

图十八:近日,据媒体报道,有“太极大师”马保国者在30秒内被搏击练习者KO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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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二百七十年,朱元璋繁衍了多少后代? | 短史记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6-18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吴酉仁

 

 

说一说朱元璋的子孙数量

 

为求皇权永固,朱元璋称帝后大施封建,长子留京继承皇位,其他子嗣皆封为藩王,坐拥军权镇守四方。可惜事与愿违,朱元璋一死便有燕王朱棣造反。朱棣造反成功后吸取教训,削去了藩王们的军权。自此,明朝宗室便成了一群没有职务、纯靠朝廷供养之人。

 

这种供养是没有世代限制的。按朱元璋晚年的设计,亲王的嫡长子继续做亲王,非嫡长子封郡王。郡王的嫡长子继续做郡王,非嫡长子封镇国将军。依次类推,镇国将军再往下分别是: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是郡王的六世孙,这些人往下再繁衍子孙,不管隔了多少代都是奉国中尉,皆可由朝廷发放“宗禄”,享受免费供养。①

 

朱元璋制定的具体供养标准是:

 

(1)男性后代:亲王每年发禄米一万石,郡王每年发禄米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

 

(2)女性后代: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夫婿)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②

 

明代的一石大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60斤左右。也就是说,亲王每年可以领到160万斤大米;最低级别的奉国中尉,每年也可以领到3万多斤粮食。《沈氏农书》里说,明代的长工每年“吃米五石五斗”(约相当于一天两斤大米,长工所挣须归全家食用),这意味着奉国中尉的宗禄,可以养活近四十个长工家庭

 

以上只是固定俸禄,并非宗室子女从朝廷得到的全部。婚礼、丧事、宫殿、仪仗、王府官员等开支,朝廷都会按标准提供经费。如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朝廷便耗银三十万两,之后又修了蜀王府、福王府、德昌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共计耗银数百万两。

 

 

 明代官方朱元璋标准像

 

这种优厚待遇,直接导致明代宗室的数量呈现出一种变态的几何式增长

 

洪武时代,宗室只有“男女五十八位”。永乐时代翻了一倍多,增长为“百二十七”(徐光启的数据)。如此这般一倍倍往下翻,到了正德时代,已是“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一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王鳌等人的数据)

 

基数越大,几何式翻倍增长的威力便越大。王世贞翻查过宗人府的统计资料,发现“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见存者一万余人”,有超过10000名活着的宗室子女(女性配偶不载入《玉牒》)在免费吃朝廷的禄米。张翰也翻查过同一批档案,据他所见,嘉靖中期活着的宗室子女是15000余人,到了隆庆初年(1567),便已翻倍为28500余人。若加上去世者,则有40000余人。

 

再往后,万历四十年(1612),大学士李廷机与叶向高又披露了一份更骇人的数据:

 

“万历三十三年(1605),《玉牒》宗支共一十五万七千余位,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又有六十万余位矣,比之弘(治)、正(德)等年间不啻百倍。”③
 
李廷机与叶向高提供的这两个数据,很值得细加分析。
 
(1)《玉牒》是皇室的家谱。材料称《玉牒》上有名有姓的朱明皇室成员已有15.7万余人之多。这15.7万余人,既包括已经去世的宗室,也包括还在世的宗室。可供参考的另一项数据来自徐光启,他说,万历三十二年(1604)时的“见存者不下八万”④,活着的宗室子女超过了80000人。这意味着,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宗室人口的数量便翻了近三倍。
 
八万活着的宗室子女是个什么概念?
 
先看人数。明朝正德年间,朝廷供养的文职官员总数是“二万四百余员”,由正规渠道招募的胥吏是“五万五千余名”⑤。也就是说,宗室子女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国家的官吏总数
 
再看负担。洪武二十年,最高的正一品官员年俸是1044石大米,只相当于宗室亲王宗禄的十分之一。最低的从九品官员年俸是60石大米,不足奉国中尉宗禄的三分之一。至于五万多名胥吏,属于百姓给朝廷免费服劳役,只有少部分人能拿到些微粮食补贴,他们主要靠搜刮民众为生,对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可以忽略不计。
 
显而易见,养活宗室造成的财政负担,远大于养活官僚集团。嘉靖时代,河南有宗室6890余人,须以河南土地与百姓的半数来供养,时人称“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只有那供人背井离乡的道路不属于河南的宗室。万历三十七年(1609),山西巡抚乔允升上奏时也说“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虏”,养活宗室带给大同百姓的苦难,已远远超过了敌人对大同百姓的侵略。有统计显示,1604年活着的8万宗室,每年仅禄米一项的消耗,便相当于朝廷漕粮的六⑥。
 
 仅存的明代《天潢玉牒》
 
(2)宋代的《玉牒》与清代的《玉牒》都是十年一修。明代《玉牒》的更新频率似乎比较混乱。按李廷机与叶向高的说法,当时的《玉牒》已经长达十四年没有重修。据他们估计,在这十四年间,那些继承了封号的宗室们,大概又生育了超过60万后代。⑦
 
这个估计看起来很骇人,许多后世学者不愿相信,但其实并不离谱。
 
明代宗室在政治上被管控得很死,嘉靖之前在经济上也管控得很厉害,不允许从事士农工商各业(后期有所放松,允许经商和参加科考)。多生孩子以增加朝廷禄赐,一直是宗室增收的核心手段之一。弘治五年(1492),山西巡抚上奏朝廷说,分封在山西的庆成王有子女94人,孙163人,“恐其中有收养异姓之弊”,便是怀疑庆成王为了挣钱,不但自己疯狂生孩子,还偷偷将别人的孩子抱入王府说成自己的。此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但朝廷随即颁布了限制宗室妻妾数量的新政:郡王只许纳妾四名,将军只许纳妾三名,中尉只许纳妾两名。
 
这是一种简单粗暴、但很有效的管控。不算双胞胎三胞胎等小概率事件,一名妻妾一年最多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一位郡王最多五名妻妾,一年便最多只能生五个孩子,超过此数就有问题。李廷机与叶向高的估算,便是基于这样一种政策背景。八万名活着的宗室,去掉半数女性(其实不到半数,排除女性是因为女性宗室生育的子女不会被载入《玉牒》),再去掉无生育能力的老幼,大约还剩下2-3万男性宗室。为抵消流产、夭折等因素的干扰(这种干扰比寻常百姓的情况要轻,因宗室的常规做法便是勾结产婆,将生女篡改为生子,将流产篡改为顺产),取2万的最低人数、将之全部视为最低级别的中尉(只能拥有3名妻妾),将14年简化为10年(考虑到女性的身体恢复周期),得到的生育数据便是60万。
 
由此可知,李廷机与叶向高的估计不算夸张。
 
遗憾的是,明代的玉牒,除了洪武时代的部分还算完整外,绝大部分已经遗失,只能在朝臣文士的奏疏与文章中见到只言片语。所以今人已无法验证李廷机与叶向高在1612年的估算是否与现实合榫。也无法知晓三十余年后明朝灭亡(1644)时,《玉牒》上的宗室数量究竟是多少。
 
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的研究结论也是众说纷纭。如顾诚认为明末宗室数量应该约为20万,吴缉华认为天启年间应该已达到了62万人的规模。二者的差距很大。安介生则主张从广义上去理解藩府的人口,也就是将宗室的家人也统计在内,据此他认为明末时的藩府人口接近百万。⑧
 
相比之下,笔者觉得明末清初之人温睿临与魏禧的看法更为重要。温睿临说,明末之际宗室“遍天下几百万”;魏禧也说“明季天下宗室几百万”。他们均认定到了明朝末年,宗室数量已扩张至接近百万的规模。虽然他们没有提供具体的统计数据,但这种结论,至少代表了当时之人对明代宗室疯狂生育的具体观感。
 
 民国时期残存的开封周王府建筑
 
疯狂生育造成的结果是财政不堪重负。财政不堪重负再反馈到宗室,又使得这些所谓的天潢贵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一方面,与当朝皇帝血缘关系亲密者,往往富可敌国。万历时代,福王、潞王获赐的庄田规模均达数万顷之多(万历一度坚持要给福王赐田四万顷,后因群臣集体反对略有减少)。天启年间,瑞王、惠王、桂王获赐的庄田也在万顷以上。这些人皆是当朝皇帝的兄弟或子侄。
 
另一方面,远支宗室的境况却在不断恶化。嘉靖四十一年(1562),有奉国将军上奏朝廷说,该发的宗禄已经拖欠了很多年,“臣数日一食,艰难万状。有年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或行乞市井,或佣作民间,或流移他乡,或饥死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说自己好几天才吃一顿饭,可能存在夸张,边缘室的宗禄长期遭到拖欠却是事实,比如崇祯六年(1633)时,庆城王府才收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宗禄,这笔钱足足晚了三十五年。这还算好的,灵邱王一系的宗禄,甚至被拖欠了五十余年。这种拖欠,大多是朝廷有意为之,目的便是限制远支宗室的生育扩张。造成的结果也恰如朝廷所愿,有些皇族因贫困“无力以请名封,至年六七十犹称乳名终其身”——没钱贿赂礼部与宗人府的官员,便没办法获得正式的皇族赐名,于是只好以乳名过完一生。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用北宋人宋祁之言,给朱元璋的这近百万子孙留下了八个字的评语:
 
名曰天枝,实为弃物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洪武二十八年八月戊子条。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寅条。
③《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九十二,万历四十年二月丁丑条。
④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收入《明经世文编》第491卷。
⑤《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百五十四《国用部》,《论食货》。转引自《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80页。
⑥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⑦史学界就如何解读李廷机与叶向高提供的这份数据,存在不小的争议,如吴缉华认为,“万历三十三年”是“万历二十三年”之误;“万历四十年”应该是“万历三十六年”,且称“这六十万的宗藩人口,数目相当大,看来似有疑问”。见吴缉华《论明代宗藩人口》。
⑧参见:安介生《论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顾诚《明代的宗室》、王守稼《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吴缉华《论明代宗藩人口》等。
分别见《国榷》第六十三卷、第九十三卷,以及王士性《豫志》。
⑩《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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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瑣事” -YMCK1025- 给 YMCK1025 发送悄悄话 (212 bytes) () 06/20/2021 postreply 08: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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