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挣它1个亿！”这是前两年特别流行的金句，但在2015年，张伟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就做到了。张伟曾告诉我，“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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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在A城的一家杂志社做活动策划。这家杂志社说是在装修行业影响力卓著、是业内著名的媒体单位，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除了刊号是真的，其他都是扯淡，就算把装帧排版弄得精美异常，内容也不如街边散发的宣传单有可读性，几乎有2/3的内容都是广告。
当时，像我们这种三流杂志的发行量主要依托一个叫“小红帽”的组织。我的老板很鸡贼，经常贿赂有合作意向或合作中的装修企业附近的报刊亭老板，好让“小红帽”多投放我们的杂志。当装修企业的老板们偶尔想起自己投的广告，只要去附近的报刊亭，都能直接买到，然后会有一种我们杂志的发行量真不错、钱花得值的错觉。招商部的同事们再带着两本样刊，趁热打铁，去把下一年的年度合同签回来。不过偶尔也有例外，比如XX装饰的陈总就觉得我们杂志的广告效果不好，打算停止合作。这时，就需要张伟出马了。
张伟是我们杂志社的招商经理，和老板沾点远亲。那时他三十六七岁，没有西装革履，大部分时间就是一身运动装，腋下夹着个鼓鼓囊囊的小手包——其实是个“烟口袋”，里面装着三五盒的中华烟。如果保洁阿姨一天不收拾张伟的办公桌，烟蒂能把烟缸堆出个尖儿来。
虽说是在杂志社工作，但张伟办事说话一点都不斯文，江湖气息很浓。当他得知手下在陈总那儿碰了钉子，就带上样刊，夹着小手包，拉上我出发了，还美其名曰：“多部门联合拜访，显得郑重。”
进了陈总的装饰公司，张伟也不等前台问，就熟稔地冲前台点点头说找陈总，然后直接迈步往里走。前台拦住他，问是否有预约，张伟说：“我和你们陈总老朋友了，打过电话。”
到了陈总办公室门口，他敲了下门，直接推门而入，先散个烟，随后再把杂志样刊一放。接下来，张伟不谈合同，只说昨晚又和谁喝了酒，在哪儿打的牌，谁输了1万多，今晚约了哪个老板，还喊陈总一起去。一顿闲扯过后，我就带着签好的合同出了办公室——至于张伟，他要和陈总一起去参加饭局。
在A城，但凡是有点规模的装修公司，老板基本都是豪车、华装备齐，很有暴发户的即视感。他们有文化的不多，大部分都是装修工人出身，借着房地产爆炸式增长发的家，占的是“胆大”、“心细”、“眼光好”这几个词。和我们杂志社合作的家装公司，老总们的架子一般都端得很足。就说陈总吧，上次我找他谈事，他连个笑脸都欠奉，怎么张伟能如此从容随意呢？
张伟冲我一笑：“兄弟你是不知道，别看他们现在做得这么大，其实几年前就是马路边一个装修小门市，打个广告啥的都是求着咱们帮帮忙。就说这个陈总，之前他做水电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打牌、喝酒，他们现在的这个办公室还是我帮忙找的。最开始哪有这么大？就一间！现在一层都是他们的了。咱们杂志这一年几万块，其实他们不在意的，随便搞搞好了嘛。”
我的老板仍觉得单纯卖广告收入太少，开始涉足装修展会的策划、执行，从跟小装修公司合作开始试水，逐渐尝到了甜头。
从2000年到2014年，A城至少有一半的新房业主会通过展会来选择装修公司。对于大大小小的装修公司而言，这个渠道体量超级可观，办一场成功的展会，就意味着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不用为客源担心。
因为钱太好挣，有实力的装修公司老总渐渐地就瞧不上那些百八十位消费者到场的小展会了，转而将眼光投到了更大规模的“群展”上：只要找上三五家实力相当、服务层次相当的同行，各出资20万，在装饰装修协会报备，经过半个月的广告轰炸、活动邀约后，一场名为“A城装饰装修博览会”的宏大展会就能轰轰烈烈地办起来了。
对于装修公司来说，这种大展会既能获取足量的客源，又能宣传、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怎么算都是赚。只是“联合办展”，涉及到大量资金的运用，冗长的整体策划和繁杂的现场执行，具体交给谁主导，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中间难免生出嫌隙。
几番磋商之后，大家渐渐倾向于寻找一个第三方承办，以期公开公平。我们杂志社凭借着“行业媒体”的金字招牌，就成了这样的第三方。
那段时间，我和张伟成为搭档，负责展会前期的筹备招商。当各家老板为了参展费用、场地位置安排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左右逢源的张伟总能从中转圜，让问题圆满解决，很有面子。
随着一个又一个大型综合展会的成功落地，我和张伟的配合越发默契，也顺带积累了众多的人脉和资源。眼见着展会规模从千人到万人，把控的预算从几十万迅速扩张到几百万，我俩的收入却并没有多少起色，甚至还在变相降低。
张伟的薪资主要靠广告提成和奖金，但展会筹备算是新开的项目，老板一直没有明确的提成核算说法，总是“这个月忙”，便拖到下个月。而且，原有的合作企业参与了展会，杂志广告又成了附加赠送项目，张伟的提成也缩减了；我的工资一直是固定的，但接手展会的筹备工作后，工作量剧增，996是常态。
老板每天给我俩画大饼，说未来可期，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满的情绪已经溢于言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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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吃夜宵，张伟喝着烫好的“石库门”老酒，眼神迷离地向我抱怨：“这场活动下来，咱几个累得像狗一样，你看看老陈，他们公司这次位置好，这两天接了200多个意向金，随便算算又是百八十万的赚头啊！”
我点点头。这个账其实很好算——200多个意向金最终不可能全部成交，但最起码能成交60几个，这就是600多万的产值，毛利差不多是200多万，就算扣去参加展会投入的费用，净利润也在100万以上。
张伟一口闷了杯中的酒，接着说道：“给他们做，有时候想想，真不如咱自己搞搞，咱才赚他们几个钱？为点展会费用，天天这个审核那个审核的，这个要活动节点，那个要换位置的，都跟大爷似的。你看老陈，去年才提的捷豹，昨天又去弄了个路虎揽胜，100多万啊！咱俩呢？天天早起挤地铁，早知道干个屁的杂志，就应该开装修公司！”
那时候，家装行业一直被很多人忽视或者轻视，却是一个实打实的“万亿刚需蓝海”，拥有着惊人的现金流。当时的“行规”是：业主签订装修合同后需要先付款，金额为装修总费用的30%到50%，而装修公司给合作的材料商、施工队结账基本都要等工程结束，长期合作的，会半年一结，甚至年底再结账。所以大部分时间，装修公司的账目上都有着惊人的现金储备——这也正是张伟看重的地方。
张伟觉得自己要是开装修公司，怎么也会比他们强，“装修公司有什么？不就倒买倒卖么！到时候你给我搞市场，我去弄材料和施工，随便搞搞，咱也成个‘十大（A市十大家装联盟）’。到时候在摄像机前面，咱也能握着话筒展望下未来……”
张伟的话半真半假，还带着试探的意味，我只是喝酒，没有多说话。
张伟已经和老板谈了几次了，见涨薪无果，他心灰意冷，打算辞职自立门户。我也想跳槽，却没有跟随他创业的勇气——张伟是本地人，来自外乡的我只能做出更稳妥的选择。接下来，我打算找一家中等规模的装修公司，踏踏实实地负责市场，跟公司一起成长。
2013年下半年，装修行业的“展会经济”已经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在这种营销体系中，无论是媒体宣传还是DM营销（直投，寄送活动邀请函、宣传册等），效果最显著的部分其实都是“数据库营销”——从房产企业或者其他灰色渠道拿到业主信息，进行营销宣传，再由展会将数据集中消化。
但这样做的效果在逐渐变差：一来展会门槛低，装修企业都能做，顾客对这种骚扰电话、骚扰短信宣传的展会已经有了抵触和戒备心理，参会人数、成交数量直线下滑；另一方面，相关的政策、法规日趋完善严格。2013年，A城有十几个第三方营销机构负责人和装修企业老板因非法倒卖、使用个人信息被判刑，对业内的警醒作用很大。
同时“网络经济”爆炸发展，消费者开始通过网络选择、对比装修公司。到了这一年的第四季度，网络推广基本从一个展会附属宣传渠道变成了支柱营销渠道，产出占比急速上升。
营销渠道的变革，意味着很多装修公司要重新洗牌，在张伟看来，“洗牌等于机会”。2013年10月，“黄金周”大展会过后，张伟向老板提出离职。老板先以亲情挽留，又许诺涨薪，可张伟毫不动摇，两人进而开始争吵，最后甚至动起手来。
扯了1个月的皮，张伟还是顶着“忘恩负义”的骂名，带走了一个招商助理和我手下的两个策划。也就是这时候，一个新的名词——“互联网家装”出现了。
一些从业者提出的“去中间化”的概念对消费者极具吸引力。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互联网装修公司直接同厂家合作，摒弃材料省级、市级代理商的层层盘剥，消费者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更优质的产品——宣传如是说。
2014年被称为“互联网家装元年”，这种新模式很快席卷了整个装修行业，势不可挡地打破了市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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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从业多年，人脉资源丰富，和众多不同品牌、不同价格层次的材料商、厂商、品牌负责人称兄道弟。离职后，他和某装修公司的李总一拍即合，迅速成立了一家名叫“靓房”的互联网装修公司。
李总曾在A市的装修行业中排得上号，可惜在展会营销的浪潮中掉队了，公司日渐式微。横空而出的“互联网家装”让他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他觉得张伟有资源、有市场观念，自己对于装修环节驾轻就熟，可以提供资金，相互借力，一定能站在“风口”上。
李总出资较多，担任“靓房”的总经理当之无愧，张伟就是副总经理兼运营总监。由于李总原来的装修公司依旧在运营，琐事繁多，所以“靓房”的大小事务基本由张伟负责。
“靓房”开业时我去捧场，公司坐落在中山北路，办公室装修豪华，面积却不大，只有200多平方——这个面积对装修公司来说有点捉襟见肘，扣除常规办公室和洽谈区，甚至连装修材料出样空间都没有。但张伟的副总办公室却不小，宽大的真皮沙发搭配电动茶盘，还有一张阔气的实木办公桌。
“这是创业，这是梦想，兄弟你啥时候能来说一声，不会亏待你哦！”张伟看着我笑。
没过多久，张伟弄好了“靓房”即将推出的装修套餐，特意让我帮忙把关营销内容。只见上面写着：“599元/平米全包精装”、“799元/平米全包轻奢精装”， “一价全含”（即硬装所有费用均包括在内），并且每款主材都有数十个一线、二线品牌可选。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按照这个价格，别说利润，想不赔本做完工程都没可能。当时A市的装修市场的行情，“硬装全包”的价格大概在每平米1000到1200元左右，就按这个价格做，消费者仅能得到一般的装修效果，可“靓房”居然只要599元！
看我露出惊讶的神色，张伟似乎很满意，他说，这个价格马上就要在全网推广，单百度推广这一个渠道就计划投20万。合伙人李总信心很足，把青浦的别墅都抵押了，“一定要趁着风口抢夺市场！”
张伟说得眉飞色舞，我却有些茫然——不过能预见的是，如果以这个价格大规模推广，必然会将整个家装行业的水搅浑。从营销角度看，“靓房”的推广肯定会成功，毕竟价格优势太大了，目前业内没人顶得住这个价格的冲击——但这个价格怎么做得下来？按最低的报价算，一个100平的房子，算上设计费也就收6万多元，用的材料最差的也是二线品牌，材料和人工根本吃不住。
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家做营销都有夸大，但总归是讲究八九不离十，总不能靠着‘增项’活着，说‘一价全含’。这种‘走夜路’的潜规则搞多了，总归要见鬼的！”
张伟哈哈一笑：“业内人士就是业内人士，我也不忽悠你，是大牌子不假，绝对都是大牌子，不过配套的产品都是些库存款或者积压的落后型号。”
张伟早和各大材料品牌商谈好了，让他们挑选一些存量较大的产品，重新编号，再投放市场。“靓房”这边做一个线上选购商城，张伟安排人上传精心拍好的产品照片，“款式基本只有我们有，每家一两款，十几家可选的就很多了嘛！”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599装修套餐”里面的弯弯绕——归根结底，是低价消耗库存。这手段有点厉害，市场上的装修公司也用低价建材的，但基本也就一两款做做促销。而且他们为了稳定，一个类别的“主材”通常只和一两家品牌合作，导致促销款的花色、式样就很一般。张伟这种多品牌合作的方式能规避这个弊端，让消费者产生一种“占了便宜，选择还很多”的错觉。
看着页面上众多的大牌LOGO，我心想：这种搞法对“靓房”和材料商来说真是共赢，但对消费者而言，可能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全使用库存产品这种做法实在坑人。要知道，大的材料品牌厂家每年会做许多“公装”项目，这种项目材料用量巨大，但其中很多产品是定制的，根本不会出现在常规的产品图册中。比如瓷砖，一个精装工程能订购几万平方，可瓷砖这东西有次品率，工厂生产的时候就会多做几千平方。等按要求发完货，剩下几千平方瓷砖堆在库房里很常见——张伟看上的，就是这种折扣很大的库存砖。
“经济型装修”并没有那么严格的风格搭配，无非是设计师和销售的推荐，加上一二线品牌光环的加持，就能满足业主的虚荣心。张伟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砖用完了，就换另一个库存花色，让设计师推出相应的装修风格就行了。
但需要装修的业主们看到的却是：靓房商城的材料库又“上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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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张伟的营销策略早就想好了，他找我应该就是别有意图。
果不其然，张伟随后对我说：“兄弟啊，我谈材料商什么的都行，可是设计口我没熟人，你看能不能在你现在的公司找点设计师合作合作，或者之前咱们搞展会活动的时候，你熟悉的设计师都帮忙推荐推荐。放心兄弟，不能让你白忙！”
“靓房”刚刚起步，没几个设计师，一旦活动推广成功，需要大量的设计师出图、谈客户，临时招聘也来不及。而且目前的市场反馈也不确定，如果公司贸然养一批设计师，成本不低。
在A城，普通家装设计师的基本薪资也就两三千，他们大部分的收入来自合同提成——设计师提供专业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在整个成交过程中还扮演着一个类似于“销售员”的角色，要见缝插针地推荐公司的“整体装修服务”。一旦业主签了合同，按当时的行情，设计师能拿到装修款总额的1%到1.5%作为“提点”。当然，设计费另算，一般是公司与设计师“对开”。
鉴于种种情况，张伟想“借用”其他公司的设计师：“互联网家装了嘛，共同创业，我提供客源，他们来设计和谈客户，跟进到合同签订环节就OK。设计费七三开，设计师拿七，合同再给提三个点！”
我一听，这路子有点野。毕竟，装修公司一直把设计师看得很重，不然李总为啥不想让原公司的设计师参与到“靓房”这边儿来？就是怕弄得不清不楚吧。
更重要的是，顾客对一家装修公司是否认可，更多时候跟设计师息息相关，这也导致了“飞单”现象的发生——一些设计师接到客户后，将客户偷偷带到公司外面成交，自己负责设计，装修工作就“发包”给熟悉的施工队。这么做获利多，风险也大，一旦被公司发现，就是开除。而且，装修不出问题还好，一旦出了差错，顾客能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很少会有设计师这么干。
张伟提出的这种“合作”，没有“飞单”那么敏感，他自己挺有底气——毕竟很多装修公司的单子少，一些设计师对收入不满意，闲的时候偷偷出来接个单子做，提点、分成高，又不用操心材料和施工，何乐不为呢？
但我却觉得没那么容易：设计师从装修方案设计到“促单”成交，中间的过程看着简单，但实际操持的技术成本和时间成本极高，需要和业主反复沟通。一个设计师天天往外跑，很容易被公司发现。况且，我拿着薪水，却给别人介绍自己公司的设计师，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怎么想都不道德。
我和张伟关系不错，不好明着拒绝，只能敷衍地说：“行，帮你问问。”
张伟很高兴，仿佛我一下成为了“自己人”，得意地告诉我：“目前XX公司和XX公司的XX都答应来试试了。”
我心下一惊，张伟说的人，都是业内领头企业的设计师。看来，他不止找了我，这段时间应该找了很多人帮忙。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这么搞，肯定是要出事的。
几天后，“靓房”的活动全面上线，低价直接冲击装修市场。期间，他几次打电话催促我推荐设计师，我只能敷衍了事。
令我诧异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有数家互联网装修公司纷纷冒头，打着同样低的价格进行营销宣传，市场环境彻底混乱。传统装修公司纷纷感叹“狼来了”，营销策略也不得不跟着调整，但价格的巨大落差还是让我们出现了客源荒。面对营销的巨大压力，我颇为心慌。
其实业内都知道张伟他们的做法，可公司价格体系决定了营销端真的束手无策。我的新老板倒是很淡定，让我们等等看，“这段时间权当是休息了”。
随后的两个月，传统公司的萧条与互联网家装的火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设计师在生存、利益面前放弃了职业操守，去兼职的人还真不少，只是设计师稍有动作，立马就会被公司发现。这时候，装修公司的各位老板给张伟打电话可就没有当初打牌时的和气了，轻则训斥，重则开骂，张伟只能佯装糊涂敷衍。
紧接着，A城的几家装修公司直接找到行业协会，倡议全行业抵制张伟“借”设计师的行为，众老板纷纷响应，张伟这才收敛不少。A城的装修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这样一闹，张伟经营多年的名声算是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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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靓房”来说，负责人的名声臭了事小，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进入施工环节，业主才发现那些材料有问题。有的材料不知道库存了多长时间，质量完全达不到宣传的品质，且很多是特定的搭配，尺寸短缺的，补都没地方补。很多业主发现问题后，直接向品牌方投诉，库存没清掉多少，品牌方先把地区代理骂得够呛。
这下我才知道，原来张伟对我也说了假话——他所谓的“去中间化”，并不是直接和材料厂家合作，更多的是和A城的地区代理合作，清理的是他们的库存。他们甚至用了许多贴牌或者套牌产品，欺的就是消费者外行。
层出不穷的投诉场面，和张伟最初的预想完全不一样，施工端也好不到哪去。
李总用的竟然是最靠不住的“发包”：6万多的单子，扣掉材料款，发包给施工队的钱也就是两三万。施工队要赚钱，就必须“增项”，于是那份号称“一价全含”的合同基本等于废纸。施工队装修进行到一半，这也“不包括”，那个也“不在内”，强硬要求加钱，不加钱就停工——这都是装修行业10年前的“套路”了，早都被摒弃了，没想到李总居然会顶着时尚的“互联网家装”的幌子这么干。
很多业主拒绝额外加钱，装修到一半的房子就被施工队扔在那儿了—— “靓房”和施工队签了发包合同，觉得自己不用管，但业主不认，认为出了事就得由“靓房”负责。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业主投诉张伟，张伟以业主投诉为由拒绝给施工队支付余款，施工队收不到钱，拒绝开工……越来越多的业主空有一纸合同，却无法按时装修，继续投诉。
眼看拿不到钱，很多施工队索性直接跑路，反正他们亏得不多，更要及时止损。一些施工队长心生不满，就联合起来做局，坑李总和张伟。
据说，张伟的一个老熟人推荐来的施工队接了12个工地，拿了十几万的初期施工款，但一个工地的活儿都没干，直接甩手走人。后来一查，发现是之前的几个施工队长合伙干的。欠债与骗钱，这本身就是一本烂账，张伟算也算不明白，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
风光过后，“靓房”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挤满了人。面对喊着要求退单的业主，李总“滚刀肉”的性格和“捣糨糊”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要退单，可以，核算一下施工量，核算来核算去，做了1万的工程也能核算出2、3万。最后，很多业主没有时间耗下去，只能选择吃亏离去；打发施工方就更简单了，“活都没干完，要什么钱？！”
轰轰烈烈地折腾了3个月，“靓房”终于在一片骂声中逐渐沉匿。业主们吃了亏，渐渐接受了“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于是，我们这些传统装修公司的生意又恢复了不少。
我的新老板依旧淡定：“我们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我们是要走得远。他们是要走得快，目标本就不同。张伟这次赚的不少，但‘靓房’算是拉倒了！”
张伟靠着一塌糊涂的“靓房” 割了不少韭菜，也捞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风波刚刚平息，张伟就请我吃了次饭。他开着新提的奥迪Q7，满嘴都是可惜：“兄弟，就是你没来帮我，你要是来帮我，我们肯定能做的更大。我这次就是吃亏在找了老李合作，以为施工他能搞定，谁知道施工那边乱七八糟的，不然‘靓房’也不至于半死不活。”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市场上真的不缺要装修的人，我最近去见了北京的张总——就是之前咱们开大展邀请来的‘北京装修联盟’的那个大咖，我俩打算搞个真正的互联网平台了。”
据说在这个平台上，设计、材料、施工，所有环节全部“平台化”。工长、设计师在线上注册、报名接单子，各家材料品牌自主入驻线上商城。业主就像去淘宝买东西一样，直接在线上选择服务。平台作为第三方给消费者提供保障，钱交到平台，装修好了再付给设计师、材料商和施工队长。
当时，张伟端着酒杯，冲我大声说：“市场也不局限在A城，放眼全国，用全国的体量来带动整个平台，做大做强！”
至于如何让平台在纷乱的互联网竞争中杀出来，张伟他们已经想好营销噱头了。他神秘地说道：“这次不是去中间化，而是空前绝后的玩法——‘0元免费做装修’。”
我以为自己喝多了听岔了，张伟笑着说：“没错，兄弟，就是0元，来帮哥哥不？市场总监的位子我给你留着呢！你带出来的小李不行，比你差远了。一旦我和北京张总启动这个项目，就立马有充足的资金去做别的投资……”
我没搭茬，继续追问“0元装修”的事，张伟露出一副“信得过你”的表情，缓缓说出这个项目是如何操作的：
业主通过装修平台自主挑选设计服务、材料搭配和施工工长——这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付款方式却打破了行规，不再按特定的施工节点分段付款，而是在合同签订后，一次性将钱付给平台。装修竣工后，装修平台每年返一定比例的资金给业主，分5年或者10年返清。比如，交10万元装修款给平台托管，装修完成后，平台第二年返业主2万，第三年返2万，直到把10万元全部退还为止。
我听完冷汗直流，别小看付款节点的变化，这里面有太多文章可做了。体量一大，这是上亿的现金流啊，不要说什么“全额返现”了，这不就是个典型的“庞氏骗局”吗？
我试探着劝张伟：“老哥，你悠着点，这种说法，稍微有点理智的都不会信啊，你这么搞万一出事呢？”
“我也就是前期才有这种返现的优惠，总归要把平台拉起来嘛。资金进来后，张总打算投到几个地产项目里，收益很可观。我和张总去看过了，靠谱的。说白了，咱也就是借这些业主的钱做个投资，后期平台正常运营，营收完全没问题。”张伟对我的担忧不以为然，“做全国的平台，前期不玩点大的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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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这个在逻辑上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互联网家装模式很难成功，谁知一经推出，市场反馈居然异常火爆！
在前期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张伟做了几个不错的样板工地，一些媒体争相报道“0元装修”模式，让张伟的平台有了足够的曝光度。在随后的跟踪报道中，某业主直言，他在装修完工后的第一个月就成功领到了2万元退款。
于是，市场热情被彻底点燃。张伟的平台从上线到引来全国的加盟商、成立多个子公司，整个过程很快、时间很短。以至于我再次见到张伟，已经是在某本权威杂志的专访中了。
照片中的张伟西装笔挺，神采飞扬，旁边搭配的文字叙述着他过亿的身价和众多投资者看好装修平台的“远大前景”。张伟在访谈中，淡定地讲述着“行业初心”、“做人准则”，一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雄心壮志。
从一个草根到行业领袖，张伟仅仅用了几个月。由于颠覆了传统的行业规则，那段时间的张伟炙手可热，他以“互联网家装行业领袖”的身份受邀出席各类论坛、沙龙，讲述互联网家装对行业发展的巨大助力。
在某个论坛上，张伟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要把握互联网家装的风口，做大做强，用更大的体量来打破市场规则，做消费者信赖的装修平台，做自己的民族品牌！”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当然，也眼看他楼榻了。
压倒这个脆弱的资金体系的第一根稻草，是张伟那个平台浙江分公司的资金链断裂，难以兑付该地区工长的薪资。大量工长因此跑路，众多装修工地瘫痪，一瞬间引发众怒。随后，全国范围的平台都出现了兑付难的问题。
业主早已将全款交给平台，但平台却没有钱支付工人薪资和材料款，三方甚至多方合同的模式，让业主维权变得举步维艰。且不说全部装修款能不能拿回来，很多业主甚至只期待把装修做完，然而这都成了奢望。真实的情况是：工长施工差、工期长，甚至交了全部装修款后，压根就没人来施工。平台的所有的服务承诺，都变成了一纸空文。
大厦将倾，前面跟投张伟项目的全国各大装修门户、投资人纷纷抽身止损。旋涡中的张伟赶紧去北京找合伙人张总商量办法。那天他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大谈“企业责任”、“平台责任”，谁知几天后，他就突然宣布公司解散，并迅速出国销声匿迹。
如今再回看，“0元装修”的模式，前前后后在全国推广宣传也就半年多。这半年，是互联网家装最风光的半年，也是最疯狂的半年。
然而，骗局总归是骗局，在风口中飞起来的“互联网家装”和张伟最终落到了地上，除了一片骂声外，别无其他。而那些被坑害的业主，也许至今仍在维权……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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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不久前，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退伍军人苏宏。苏宏在一家企业的汽车队当队长，50岁出头，身体很结实，中等个头，短发紧贴头皮，鼓起来的大眼睛里透着犀利的光，说话中气十足。尽管生活很安稳，但他时常会怀念以前的日子。在那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我们坐在一起喝茶，苏宏向我展示了一些自己年轻时的老照片——那时，他在中缅边境当武警。那段经历很特殊，我问苏宏缴获过多少毒品。他想了一会儿，说3年内缴获的毒品应该超过了300公斤。之后，他缓缓开口，讲起了那段缉毒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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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17岁的苏宏应征入伍，经历了3个月的新兵连训练之后，被分配至云南德宏州的某个边防站。
这个边防站隐匿在一片原始森林之中，一个连队负责守卫几百公里的边境线。由于紧邻“金三角”，这里的武警战士除了守护界碑、边境巡逻之外，还少不了要完成缉毒、缉枪和捉拿走私犯等任务。
那时候，边防站的条件很差，交通工具只有3匹军马，供战士们外出采购生活物资使用。边境巡逻靠步行，完成一次大概需要半个多月，战士们背上枪支弹药和行李，负重27公斤，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穿行。
因为罐头太重，他们不敢带多，主要靠吃压缩饼干充饥，可这玩意儿吃多了便秘，他们就沿途采野菜吃。如果运气好，偶尔能遇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寨子，他们就把粮票给老乡，换一顿饭吃、睡个好觉。否则就只能把雨布就地一垫，和毒虫共眠。
这样的日子很难熬，苏宏还得抓紧时间向老兵学习——长长的边境线地形错综复杂，沿线的山林散落着几十个村寨，仅偷渡的小道就有几十条，一些外地毒贩常会打着旅游的幌子前来考察、踩点。所以，苏宏得尽快掌握地形、地貌，记住那些隐藏在原始森林里的羊肠小道，还要学习如何依据地形制定抓捕战术。
每次路过寨子，班长老五都会到老乡家拜访，问问寨子里最近有没有来什么外人。老五告诉新兵：“就这样的深山老林，谁闲着没事会来这里旅游？外地人来，绝大多数都是来贩毒的。”
苏宏来边防站之前，对毒品的印象仍停留在“大烟”的概念，新型毒品海洛因，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而当时，不远处的“金三角”是海洛因的重要产地。苏宏还记得，当年最出名的一种海洛因叫“双狮踏球”，图标上有两只狮子抱着一个地球，号称“纯度高达99.9%”。由于当时没有压缩技术，海洛因质量较轻，500克能装好大一袋，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是一袋洗衣粉，捏一下才知道，两者的手感完全不同。
1986年4月，苏宏在某个寨子里见到了“线人”吴宗。
吴宗30多岁，腾冲人，早年到缅北地区做小买卖，之后定居缅甸，常在中缅之间穿行。一次，吴宗带着1公斤鸦片入境，被边防站抓了个正着，得知他在缅甸待的时间长，关系网广，认得些“道上的人”，边防站就决定把他发展成“线人”。
苏宏说：“光靠我们缉毒，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主要依靠当地的老百姓和一些‘线人’。”
按照惯例，吴宗每月都要向边防站汇报毒贩的动向。但这次，他并没带来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跟班长老五说了说自己在缅甸那边的情况就走了。
老五告诉苏宏，吴宗现在仍在缅甸做生意，有时还帮毒贩带路赚钱，“我们手上留有吴宗的案底，他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他敢犯什么事，我们就可以立刻捉拿，新债旧债一起算”。
苏宏觉得这样做很矛盾，不过他很快明白，这是迫不得已——想在这样长长的边境线上捉拿毒贩，如果没有“线人”们提供线索，能抓到什么人呢？
可是，即便有“线人”提供情报，缉拿毒贩的过程依旧困难重重。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也很稀罕，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与“线人”的联系很不方便。有时毒贩临时改变计划，武警就很容易扑空。
老五不止一次地提醒大家，毒贩都是亡命之徒，得到“线人”信息的时候一定要调查清楚、核实准确，抓捕时更要小心，“现场的形势瞬息万变”。
因为害怕走火，战士们的枪支平时都不上膛。一天深夜，他们要去某个寨子搜毒贩，大家一言不发，走路都很轻。一名新兵因为太紧张，突然上膛。枪栓一响，大家以为自己被毒贩发现了，吓得不轻，全体卧倒做好战斗准备，后来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在巡逻休息的时候，班长老五会给苏宏他们讲许多前辈缉毒的故事，苏宏听得热血沸腾，觉得再苦再累也无所谓，恨不得马上抓个毒贩。
可老五说：“年轻人不要冲动，我知道你们立功心切，我也是和你们一样过来的，但是这玩意不是个什么好玩的事情，是拿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了禁毒，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苏宏敏锐地感受到，班长的语气变得有些悲伤，他身边一定发生了什么悲伤的故事。苏宏看了看周围的森林，一眼望不到边，安静得让人害怕。
2
1986年夏季，在一个老乡的家里，留长发、着便装的苏宏再次见到了“线人”吴宗。这天并不是约定报告的日子，吴宗突然出现，果然带来了一个消息：有3个人到缅甸买毒品，过几天就要回国了。
老五问具体是什么时候，吴宗说他也不知道，“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他们找我带路，到时候我会带他们过来”。随后，吴宗说了他们要走的线路。
苏宏问：“确定是3个人？”
吴宗点点头，又说自己到时候会背一个袋子，“挎在右肩表示带了东西，如果挎在左边就代表没有东西，你们就放行”。
后来，苏宏问老五，毒贩回国怎么会不带“东西”？老五说，有些毒贩狡猾得很，先要打探线路，如果感觉被盯住，就会放弃行动。还有一些毒贩是来“考察”的，确认卖家与线路无误后，再回去凑毒资跑一趟——80年代，能一次性拿出大笔钱的人不多，贩毒的又都是些没钱又想发横财的人。
说定后，3人便迅速分开，苏宏兴奋地摩拳擦掌，老五却不敢大意，赶紧回边防站向连长报告。连长询问一番后，决定亲自带队抓捕。
第二天吃过午饭，7个武警战士来到边境线附近的一片芭蕉林里埋伏。炎炎夏日，不多时人就汗流浃背，野外毒虫又多，隔着衣服也被叮得又痒又疼。最痛苦的是不能抽烟，因为一些机警的毒贩一旦看到烟头或其他活动痕迹就会临时改变计划。等到天色暗下来，大家连话也不敢说了。
第一夜，毒贩没有现身，算是白等；第二天，大家继续忍受烈日和毒虫；直到第三天凌晨时分，苏宏他们才看到远处闪起了几束手电的光，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7人呈三角形埋伏，以便实施包围。苏宏埋伏在老五身边，感觉自己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又兴奋又害怕。手电光越来越近，借着月色，苏宏认出了吴宗，他仔细观察，确定吴宗的袋子挎在右边，说明毒贩带了东西——可与之前信息不符的是，吴宗身边只有2个人，还有1个毒贩压根没有出现。
第一次出任务就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苏宏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看着吴宗一行人就快来到芭蕉林了，苏宏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摸着手枪，只等排长下命令。可是，直到吴宗带着2名毒贩离开埋伏圈，排长都没有任何动静。
3人走出芭蕉林几百米后，用手电朝后面比划了几下。几分钟后，又有个人迅速朝芭蕉林走来，准备与前面的人汇合。这时候，排长一声令下，众人一跃而起。
几百米的距离足以让毒贩逃跑了，他们赶紧离开农田，往山里钻。苏宏和战友们兵分几路，在后面紧追不舍，毒贩吓得丢了毒品，夺路而逃。不知追了多久，毒贩体力不支，被制服在地。大家又押着他们下山，沿着被踩踏的草木去寻找丢弃的毒品——那是一袋10多公斤重的鸦片。人赃俱获，这时已经凌晨5点多了。
后来，苏宏向排长请教，是怎么做出先放他们过来的决定的。
排长说，他看到吴宗的包，知道这次他们带了东西，但人不全，就猜测这2个毒贩是负责探路的。确保安全后，最后1个毒贩才会带着毒品出来，“当然了，我当时也懵了一阵，犹豫了一下”。
3
之后，苏宏参加了多次行动，有成功的也有扑空的。他发现，在这个边防站抓的都是些贩毒的小喽啰，年轻的他想去大一点的地方，抓更大的毒贩。为此，他不断加强训练。
到了1986年年底，当地武警部队举行比武大赛，苏宏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次年年初，他如愿被调到一个检查站，从事缉毒工作。
一天上午10点左右，一辆从瑞丽开往保山的客车慢慢往检查站驶来，准备接受例行检查。苏宏爬上车顶，检查了绑在车顶的行李，未发现异常。下车时，苏宏的鞋带松了，他弯下腰来系鞋带，突然看到车底露出了一截绳子。苏宏钻进去一看，发现车底绑了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帆布袋，直觉告诉他，里面有毒品。
苏宏悄悄向排长汇报，排长指示：“不能让东西离开这里。”排长继续检查，拖住车上的乘客，苏宏急忙去换便装——等车驶离检查站时，没人注意到车上多了1名乘客。
到了前方的休息点，客车停下让旅客吃东西，苏宏一下车就看到班长和另一位战友着便衣站在餐馆门口。班长悄声问他，这一路有没有发现异常的旅客，苏宏摇摇头。班长说，留下东西简单，关键是想连人一起抓。他们趁乱合谋，决定演一出好戏。
吃完饭，司机摁喇叭，催乘客上车继续赶路。在众目睽睽之下，苏宏突然钻到车底割断绳索，抱着帆布包往一条巷道跑去。有2名乘客见状，急忙去追，苏宏见毒贩现身，刻意放慢了脚步。
双方正纠缠时，班长和战友从后面包抄上来，苏宏把包往毒贩面前一扔：“好，好，是你们的。”话刚落音，他迅速拔出枪来上膛，指着他们。等制伏了2名毒贩，武警又立刻扣下客车进行审讯，毒贩又供出了车上的2名同伙。
我问苏宏：“立功了吗？”
苏宏笑着说：“立功？10公斤就想立功？连个表扬都捞不到。”
苏宏立过一次二等功，时隔多年，他翻出当时的一张老照片给我看，上面是3个被绑着的毒贩。苏宏指着中间的那个说：“你看看，这就是带头的，被绑起来了还这样盛气凌人，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右边这个已经被吓尿了。”
这是苏宏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也是唯一被他留下来的毒贩的照片。苏宏说，当时双方虽然没有发生枪战，但这3个毒贩仍是自己缉毒生涯中遇到的最危险的对手。
1988年初，苏宏从“线人”那里得知瑞丽近期会有一桩很大的毒品交易。向上级汇报后，检查站便安排苏宏和2名战友前往瑞丽开展调查。
他们和“线人”在一家小宾馆里碰头，“线人”说买主已经来了，这几个人跟一般毒贩有点不一样，看起来不简单，恐怕还带着武器，“你们要小心一点”。
在线人的指认下，苏宏他们很快就在一家餐馆里盯上了目标。当时，那3个毒贩正在吃午饭，他们也凑过去点了一桌。苏宏近距离看那3个人，感觉确实不一样：一般来说，毒贩的目光都是躲躲闪闪的，生怕别人多看自己一眼，而3人十分高调，说话大声，根本不在意旁人的眼光。为首的男人40多岁，看起来像个“练家子”，面露凶光，高颧骨，八字胡，很有气势。
由于不知道对方何时接头交易，毒贩离开餐馆后，苏宏他们就得一直跟踪，连上厕所也不能放过。毒贩住宾馆，他们就开隔壁或对面的房间，就算经费比较紧张，咬咬牙也得跟上。最尴尬的是，毒贩去歌厅唱歌，他们根本唱不起，只能装作二流子，在歌厅门口瞎转悠。
就这样跟了整整7天，3个毒贩却完全没有交易的迹象，每天都是变着花样地吃喝玩乐。这下，苏宏和战友都急了——毒贩有钱，他们却耗不起了。
到了晚上，“线人”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交易已经完成了，卖主已回了缅甸，你们跟到了吗？”
当时，苏宏感觉自己的脑袋“轰”地一声——他想不明白，这3个毒贩是怎么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交易的。
4
苏宏急忙向排长汇报情况，事关重大，上级领导也非常重视，来到检查站下了死命令：不能让目标离开德宏。苏宏和战友只好继续跟踪。
一天，他们跟着毒贩们来到一个修理厂，对方步行进去，不久后开了一辆卡车出来——看来是要行动了。当天，检查站做了充足的准备：由于毒贩可能携带武器，10多名机枪手做好埋伏，以备应对意外情况；所有的过往车辆，一律仔细检查；大领导也来到检查站，亲自指挥抓捕。
下午，那辆卡车出现在大伙的视野里，苏宏咽了口唾沫。等卡车停下，苏宏跟排长向他们敬礼，要求出示证件，3个毒贩极不情愿地交出证件，排长看了看，又客气地要求他们下车“配合检查”。
驾驶员有些不耐烦：“有什么好查的，赶紧放行，我们是到这边做生意的，会有什么问题？”
排长依旧客气：“不好意思，我们接到任务，要对所有车辆进行例行检查，请3位到屋里暂时坐坐，我们马上就检查好，没问题就放你们通行。”
3人也不怕，大大方方地跟着排长到办公室喝茶。屋外，苏宏和另一名战士翻上车厢后，只见1个汽油桶，打开桶盖，里面的确是汽油。他们又查了车底、车门夹层……啥也没发现。难道情报有误？苏宏脸上的汗都冒了出来。
大领导得知消息，说：“要是搜不到东西，最好先放行，有可能情报是假的，也有可能是先来探路，暂时不要把事情搞大了，你们继续盯好。”
苏宏和另一名战友不死心，又把车厢翻了一遍，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苏宏越来越紧张，这时，那名驾驶员出来催促：“你们到底查好没有？别他妈的耽搁我们的时间。”
排长出面安抚一番，之后也来到车上：“怎么样，翻出来没有？”
苏宏摇头，排长说，如果没有发现，那就只能先放行。
苏宏越想越生气，取下枪支的通条，往油桶里一戳，然后意外地发现：这个桶有问题！3人赶紧把油桶翻过来，敲了敲——是空心的。他们按捺住内心的狂喜，赶紧用刀戳开桶底，里面露出了白色的一角——是海洛因——后来经过称量，重达 57公斤。
没多久，10多名战士一拥而入，迅速摁倒了屋内的3个毒贩，真的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枪支、弹药。一名微胖的毒贩当即吓尿了裤子，年轻的驾驶员则不服地扭动身子，为首的那名毒贩仍然抬头挺胸，一声不吭，有股子狠劲。
后经调查，这3名毒贩是活跃在边境的犯罪团伙，受过军事训练，罪行累累。
审讯的时候，苏宏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交易的，胖毒贩交代，他们提前与卖家商量好，把运毒的卡车停在修理厂，卖家直接把海洛因放到车上去。那个改装过的汽油桶中间焊了一道夹层，装进毒品后，再从底部焊接，因为焊接技术高，乍一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这次行动让苏宏立了二等功，苏宏却说：“我宁愿不立功，也希望没有毒品交易。”
他告诉我，那时缉毒队伍里流行一句话：“三等功坐着拿，二等功躺着拿，一等功家属拿。”缉毒战场就是这么残酷，头天晚上还在有说有笑的隔壁床兄弟，第二天可能就再也没能回来。苏宏至今还记得一个叫阿虎的战友，他牺牲在毒贩的枪下时，才十七八岁。还有一个叫强哥的战友，装作买家独自去敲毒贩的房门，结果腹部中枪。强哥活着立了一等功，只不过他的肠子比别人短了一截。后来，强哥又参与了一次抓捕行动，毒贩弃车往山上逃，边跑边往后开枪还击，带头追的强哥再次被子弹击中腹部，肠子又被割了一截。强哥身体痊愈后，依然活跃在边境缉毒，只是身体大不如前了，一天要吃七八次饭才行。
5
我问苏宏有没有击毙过毒贩，苏宏点了点头。
1987年秋天，苏宏接到“线人”的情报，一名30多岁、穿中山装的毒贩在瑞丽上了开往保山的客车，带着大约10多公斤海洛因。
客车到达检查站，苏宏上车检查，并没查到有这些特征的男人。司机说，确实有这么一个乘客，只不过他在离检查站不远处下车了。
看来，毒贩想步行绕过检查站，再到前面拦车离开。时间紧迫，苏宏和战友向上级汇报后，急忙骑着摩托车去追，连便装都来不及换。果然，那个男人就在检查站前面的路边等车，见到穿警服的人朝自己赶来，拔腿就跑。
不远处有一条河，河岸高五六米，底下还有乱石，毒贩却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苏宏和战友追到河边时，毒贩都快过河了，“如果让他跑到河对面去，我们可能就抓不到他了”。
苏宏赶紧掏出枪，朝天鸣枪警示，可毒贩还在跑——他知道，贩卖10多公斤海洛因够自己死很多次了，如果能逃脱，就还有一线生机。
苏宏原本想活捉，让毒贩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情况实在太紧急，为了防止毒贩逃脱，他只能果断开枪。苏宏对我说：“杀了他，我问心无愧。如果那10多公斤海洛因被他卖出去的话，不知道要坑害多少家庭。”
很快，3年就要过去了，苏宏的人生来到了一个岔路口。按当时的政策，立过二等功的苏宏接下来可以去读军校、转士官，之后留在武警部队里。领导希望苏宏留下，苏宏自己也想，但家里人却不同意，尤其是父亲。
苏宏父亲的理由很充分：一方面，工作的地方离家实在太远了；另一方面，缉毒工作太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命。苏宏拗不过父亲，到了时间只好退伍回家。
1989年初，退伍军人苏宏被分配到了某单位上班，过上了朝九晚五、平平淡淡的生活。工作中的苏宏兢兢业业，可一有时间，他就往德宏那边跑，去看那些活跃在缉毒一线的战友。
随着科技的发展，他发现办案比原来方便多了，但一个老战友跟他说：“毒贩们也比以前更狡猾了，反侦察意识也越来越强。”
直到现在，苏宏也会偶尔回到检查站看看，和年轻的缉毒警察交流，坐下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那些年轻的面孔，总能让他想起自己在检查站时的样子。
苏宏告诉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在怀念在边境缉毒的那3年，那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3年，可是已经回不去了。现在，我只能通过照片来回味那段日子。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选择继续留在边境。”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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