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杜若蘅芜：助人却是救己 一一 我的六四之夜
1989年6月3日，清华园里的学生已所剩无几，我的好闺蜜豆豆要坐晚上的火车回家。
当时公交已停运，地铁也只有一小段通车，街上人车稀少，不知哪里能找到出租车。
我当机立断，决定骑自行车带她去前门地铁站，让她坐地铁去火车站，自己去天安门广场过夜。
因为不喜欢挤车，我在北京城里逛基本都靠自行车，觉得带个瘦小的豆豆没什么问题。
晚饭后我们俩一路聊着天顺利到了前门，把她放下后，我按原计划去了广场。
天已经黑，广场上的人和帐篷都少了许多，我知道很多大学生回家了，大喇叭里播着戒严的消息。
我在广场上走了一阵，觉得双腿发酸，想躺下。
虽然豆豆体重只有80斤，带着她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还是耗尽了我的体力，
完成任务后精神一松弛就觉出累了。看看广场上还算平静，我想着先回学校睡觉，第二天早上再来。
慢慢地骑车回到宿舍，女生楼里大多房间已空，非常安静，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洗嗽之后，我上床很快进入了梦乡。正当我香梦沉酣时，突然传来女声尖叫“别睡了，杀人啦！”。
我起初以为是在做梦，但尖叫声继续传来，我终于清醒赶快从上铺跳下来。
学生宿舍是通走廊，打开门来到走廊上，只见几个穿着睡衣的女孩子跟我一样睡眼惺忪地走出房间，
走廊中间站着一男一女面色疲惫的学生，显然是刚从广场回来。
那个女孩子在激动地讲着 “昨天晚上坦克开进了广场，军队开枪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那个男孩子扬了扬手中的一团衣服说“都是血”。
我惊骇地说不出话来，虽然十来天前见到了北京郊外的军人和坦克，我还是不敢相信军队会向平民开枪。
那两个学生继续说着，但我已听不到了，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到房间跌坐在椅子上。
从小受到的教育一直是党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四人帮干的坏事，
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刚进大学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怖感：难道这么多年我都受骗了？
回过神来，我感到后背发凉，如果我昨天晚上不是因为太累回了学校，就可能遇到死神了。
生活在和平年代青春年少的我们竟然离死亡如此之近。
6月4号白天官方的消息是军队清场，平定了反革命暴乱。
系里的老师们不说什么，只是通知我们由系里派车尽快送我们这几个滞留在学校的外地学生去火车站。
6月6号早晨，我和另外四个学生坐着系里的面包车去雍和宫地铁站，据说那里还有地铁。
街上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我们这辆车。我心里惶惶然，似乎一直没有接受需要逃命的现实。
不知走到了哪里，前方突然传来鞭炮声，车里有人叫道“是枪声”，司机师傅一言不发，立刻调转车头，
绕路前行，又听到一两声枪响，然后又是死一般的沉寂。
枪声震醒了我，六四惨剧的的确确发生了。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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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独善斋主：《红尘三叠》之三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三章
（1）
1989年6月4日，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
这一天在北京发生的血腥惨案，与残害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以及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终将成为红朝史中遭后人唾弃的黑暗一页。
学生的鲜血，百姓的鲜血，抗争者的鲜血，无辜者的鲜血，自6月3日晚，便流淌在北京大街上。一排排武装到牙齿的士兵，手持冲锋枪，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射出罪恶的子弹。一辆辆装甲车、坦克车，喷吐着滚滚黑烟，将钢铁履带前的一切障碍物碾压成碎片。
烈火熊熊燃烧，枪声砰砰作响，战车隆隆奔驰，人们惶惶逃窜。
这些可怖的镜头，除了置身于现场的北京人，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而在德国的钟昆、汉斯，在美国的陈寄秋、常乐湄、董和平、龚雪素，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同胞和留学生们，此时此刻，都围坐在电视机前，饱含热泪，亲眼目睹着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
实际上，自从今年4月15日被罢黜的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之后，他们几乎天天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各国驻京记者通过卫星发来的新闻，密切关注着这一场红朝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
从大学生自发的悼念游行、和平请愿，到当局杀气腾腾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从谴责党内腐败现象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到打倒独裁、反对老人政治的愤怒呐喊；从人民大会堂前的屈膝下跪，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千人绝食；从“民主女神”火炬下的载歌载舞，到“生命通道”上救护车的凄厉嘶鸣；从单一的北京学生运动，到遍及全国所有高校乃至工矿、机关、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全民抗争；从老将军们联名签署的“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抗议信，到赵紫阳探望绝食学生时的悲怆告白，“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 … 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五十天的时间里，对弈的双方赤膊上阵，怒目相向，形同水火，谁也不肯退让。僵持之下，势态一天比一天严峻，矛盾一天比一天激化。在红朝元老们眼中，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乳臭未干的学生娃娃们竟敢向他们叫板，颜面何存？王法何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发飙了，王赫斯怒，一怒而震天下。二十余万野战军奉诏进京，携重甲利器，荷真枪实弹，四面出击，戒严，清场，屠杀，将一场本可以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演变成残酷无情的铁血镇压。
由于记者们都在冒死拍摄，电视里的镜头时近时远，摇曳不定。忽而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塌，忽而复兴路“部长楼”前子弹横飞，忽而几个外国记者仓皇大喊着“快跑快跑”，忽而一串曳光弹射向正在楼顶偷拍的摄像机，忽而惊慌失措的人们用三轮车、平板车、自行车将死伤者送往就近的医院，忽而失声痛哭的人群前出现一排排血肉模糊的尸体…。
“法西斯”，“流氓政府”，“畜生”， “杀人犯” …，在老百姓的咒骂声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两位主持人身着黑衣，形似吊唁，悲哀无奈地播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官方消息。而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播音员却不惧死亡的威胁，向全世界公开了官方竭力掩盖的屠杀真相：“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天大亮了，枪声仍未止息。
电视画面一转，屏幕上出现了一位白发老人，当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面对英国BBC广播公司记者的话筒，老先生毫无惧色，义愤填膺，怒斥红朝首都正在发生的血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这样的血腥屠杀过去的任何反动政府都没有干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杀过那么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甚至连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见证人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枪杀；还看见女学生的眼睛被子弹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脸。学生并非在抵抗，他们只是手挽着手地企图挡住军队的推进，但是士兵就用机枪胡乱扫射。学生走开的时候，军队还从后面追着向他们开枪。…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者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 先生一语，掷地有声。
电视里的镜头，就是铁证！
（2）
这一天，北京在痛哭。而此刻的钟山，却早已哭干了眼泪。
政法大学主楼大厅，停放着六具血迹斑斑的尸体。钟山僵直地站在一具身形高大的尸体前，神情恍惚，目光空洞，干涸的嘴唇微微颤抖：“于大哥，于大哥…”
他无颜面对死者，无法原谅自己。要不是自己跳起来大骂“法西斯”，那些当兵的就不会发现他们。要不是于大哥瞬间用身体挡住了他，那几颗子弹就会打爆他的脑袋。他的命，是于大哥用命换来的，可于大哥却连一句话也没留下来。
钟山口中不停地呼唤着“于大哥”，却也只知道大哥的名字叫于飞，是他的明都老乡，刚刚在政法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可是，于大哥的家住在明都哪条街，家里还有什么亲人，钟山一无所知。若非这场学生运动，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中，他和于大哥也许不会产生交集。
记得第一次见到于飞，是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帐篷外。那是戒严令发出后的第四天，钟山受哈大虎的委托，为在广场上抗争不息的同学们送一笔民间捐款。钟山早就听哈大哥说过，广场上情况很复杂。在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围观者当中，隐匿着不少便衣警察和国安特务。这些家伙除了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找出“长胡子”的人，以此证明学生背后有“黑手”。一旦抓住“黑手”，当局便可大做文章，把这场自发的学生运动诬陷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怕给学生们带来麻烦，哈大虎和他的朋友们不宜在广场上出头露面。可哈大虎他们又担心学生们的安全，想在政府和学生之间斡旋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钟山便自告奋勇，充当了他们与广场学生的联络人。遗憾的是，指挥部里的学生领袖们和钟山一样年轻，一样没有经验，甚至情绪上比他还要冲动、还要激进，对外界各阶层、各团体通过种种渠道传来的劝慰和建议，学生领袖们根本听不进去。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已经放弃了绝食，改成静坐。纪念碑四周，飘扬着代表各个大学的旗帜，坐落着数百顶五颜六色的帐篷，弥漫着一股子垃圾酸馊的气味。钟山来到指挥部的帐篷前，几个学生纠察拦住了他，说指挥部正在开紧急会议，不接待任何人，请他退出安全线。不让进倒也罢了，让钟山来气的是，纠察们收下了装满捐款的书包，却连个收条都没给。没有收据，钟山无法交差，更重要的，他还有哈大哥的一句话，要传递给学生领袖们。正当他与纠察们大声争辩时，帐篷里走出来一个浓眉大眼个头很高的青年人，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
这位同学，有事吗？
有。我来送捐款，他们拿了钱，不给我收据。
哦，指挥部才成立不久，事情太多，管理上还比较混乱。这样，我帮把你的捐款送进去，让负责收集捐款的同学给你开收条，好不好？
那好吧。还有一件事，有人托我带一句话给里面的人，你顺便带进去。
没问题，你说。
赵紫阳靠边站了，上面要动真格的了。
噢，这个情况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片刻后，高个子青年回到钟山面前，递上一张笔迹潦草的收据。
小同学，这是捐款的收条，他们委托我谢谢你。
不客气。
哎，听你的口音，像是明都人？
是哎，你好像也是滴。
不错。小老乡，我叫于飞，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钟山，也很高兴认识你。
就这样，他俩相识于天安门前。由于钟山年少了许多，他像尊敬哈大虎一样，也将于飞唤作大哥。短短十天的日子里，他们几乎天天在广场上见面。几次短暂的攀谈中，钟山了解到，于大哥并非绝食学生，也不是学生领袖，而是《法制日报》临时聘请的摄影记者，也是广场指挥部的特邀摄影师，有广场纠察队颁发的特殊通行证，负责拍摄指挥部会议现场以及广场上激动人心的画面。按于大哥的话，他要把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定格在胶片上，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会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
在时钟的叹息声中，6月3日夜晚降临。当广场上的学生们还围绕着民主女神欢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成立，当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们还在痴语着“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诞生”，北京西郊已经吹响了凄厉的集结号。数以万计全副武装的军人也在开会，“平息反革命暴乱”誓师大会。官兵们如同打了鸡血，吼声震天，杀气四溢。
是夜，钟山骑着自行车，风一般地来到天安门。
于大哥，当兵的开枪了。
真的？不会是橡皮子弹吧。
绝对不是，我亲眼看见有人送伤员，身上全是血。
走，我们去看看。
自行车向西飞奔了一路，钟山嗔目切齿地骂了一路，于飞的照相机也“咔嚓”了一路。当他们来到木墀地桥前，自行车再也无法前进。试图以血肉之躯阻挡戒严部队的学生、市民们潮水般地向后退却，前方火光里出现一排排鬼魅般的身影，有的半跪，有的直立，个个平端着冲锋枪，密集的子弹射向手无寸铁的人群。
看到这血腥的一幕，躲在公交车后面的钟山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声叫骂，法西斯，杀人犯…。
随着一连串急促的射击声，他被扑倒在地，他的身上、脸上溅满了于大哥的鲜血…
面对于大哥的遗体，钟山心里充满了恨意。他恨自己，恨自己一时冲动，害死了于大哥。他更恨那些凶残的刽子手，竟然用机枪坦克屠戮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此时此刻，他该怎么办？他能干什么？他觉得自己真没用，只顾得抢救于大哥，惊慌之下，连于大哥的照相机都没带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虚脱，灵魂出窍，大脑里一片空白…
“小同学，小同学…。”连声的呼唤，将失魂落魄的钟山拽回悲惨世界。
不知何时，主楼大厅里出现了几束鲜花和一台录音机。凄凉的哀乐声中，六具尸体被覆盖上雪白的被单，被单上渗透出猩红的血迹。尸体旁围了一圈人，有老师，有员工，有学生，人人都在垂泪默哀。
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女人递给钟山一个包袱：“小同学，你身上都是血。赶紧去洗洗，换上这套衣服吧。”
钟山麻木地接过包袱，张了张嘴，艰难地说了声“谢谢”，却嘶哑得连自己都听不出来。
“小同学，你快回家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是历史的见证人。”
钟山一凛，深深向女老师鞠了一躬。
我一定要活下去！我要把亲身经历的一切告诉世人，我是历史的见证人！
（3）
自从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常元凯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军区召开的会议了。
今天是星期日，机关本应放假。他却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下午两点在干休所门口集合，集体乘车到军区大礼堂开会。电话里还说，此次会议非常重要，任何人不得无故缺席。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虽说人不在部队了，但只要当过一天兵，一辈子都是军人。于是乎，干休所的老军头们都穿上军装，准时到达集合地点，乘一辆大巴车到达军区礼堂，和现役军官们端坐在一起，听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报告。
毕竟年近七十了，体力不济，坐一下午，人感到特别疲惫。而更让常元凯身心颓然的，却是今天下午传达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真相”以及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的讲话。其实，大会传达的暴乱真相，他已经从这几天的报纸、电视上了解到不少，只不过今天报告的内容更加详细、更加惊心动魄罢了。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回想起平息暴乱的头两天发生的事，常元凯至今尚心存余悸，且有诸多疑问，即便听了今天的报告，依旧不得其解。
开枪后的两天里，国内气氛极为诡异，官方媒体缄口无声，各种流言铺天盖地。有的说，邓小平死了，杨尚昆假传圣旨，私自调动部队；有的说，李鹏是屠杀学生的罪魁祸首，被他的护卫打了三枪，见上帝去了；有的说，38军军长带头抗命，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声言不做历史的罪人，已经被抓起来送交军事法庭；还有的说，某集团军占领了北京南苑机场，和戒严部队打起来了。
而更多的流言是戒严部队血洗天安门，打死打伤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百姓。接连数日，全国哀声一片，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在示威游行，抗议军人的暴行，为无辜受难的学生鸣冤叫屈。就连女儿乐湄也从美国打来电话，说在电视里看到解放军开枪杀人，医院里血流成河，堆满了遇难者的尸体。他们参加了当地留学生举行的悼念活动，抗议中国政府纵兵行凶，杀戮无辜。女儿还说，她在电视里听到炮声，国外新闻媒体猜测，大陆似乎已经发生了内战。女儿劝他们老两口多买些粮食，以防万一。虽说流言汹汹，真假难辨，可常元凯心里有数，只要有邓小平坐镇，形势再乱，也不会发生内战。果然，短短几天之后，北京的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流言蜚语也被压下去了。
但是，常元凯心中隐藏着一个沉重的“但是”，北京乃首善之区，何以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暴徒”和“反革命”？如果只对付不听话的学生娃娃和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何须动用数十万野战部队？人民子弟兵将枪口对准人民，让共产党的威信何存？让解放军的颜面何在？
更令常元凯反感的是，为了坐实“反革命暴乱”这一罪名，国家对外发言人竟然当着全世界的面，谎报戒严部队的伤亡人数。今天的“真相”报告里说，在平息反革命暴乱过程中，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到目前为止还有400余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具体死亡人数还在统计中。奇哉怪哉！进京的戒严部队都是我军战史上的王牌军，不仅兵强将勇，武器精良，还有装甲战车助阵。这样一支精锐之师，居然让那些手无寸铁的“暴徒”打残了半个建制师，莫说他这个老军人不信，说给谁听，谁也不信！
当然了，这些疑问和反感，常元凯只能藏在心里。就像那些和他一同去开会的老军头们一样，个个都绷着老脸，默默无语。谁他妈的也不是傻子，谁也不想招惹是非。回到干休所，下了大巴车，诸老便作鸟兽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爸。”
“爷爷。”
常元凯正闷着头往家走，突然听到熟悉的呼唤。掉头一看，儿子一家三口走进干休所大门。
“臭小子，又来家蹭饭了。”常元凯轻声骂了一句。可骂归骂，他巴不得臭小子们来蹭饭呢。整日里和老太婆大眼瞪小眼的，无聊一个星期，不就盼着儿孙来家的一天吗。
孙子昊昊会来事，笑嘻嘻地跑过来，把一个塑料袋举到爷爷眼前：“爷爷，你看，我们带来好多粽子呢。”
“乱弹琴。端午节都过去两天了，还吃什么粽子。”常元凯亲昵地刮了一下孙子的鼻头：“马后炮。”
“爷爷，前两天我妈说她不舒服，没心思包粽子。这是今天才包的，还热乎着呢。”
“哦。”常元凯看了儿子媳妇一眼，对孙子笑道：“好吧，爷爷奶奶也没过端午，今天咱们一起吃粽子。”
看到孩子们，常元凯郁闷的心情好了许多，脚下也变得轻松。他拉起大孙子的手，走向他在干休所的家，那座桂花、玉兰、天竺、翠竹环绕的“将军楼”。
到了没当上将军，不能不说是常元凯的终身遗憾。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军五十年，常元凯自认是个想当将军的好士兵，也有资格当将军。可阴错阳差的，新军衔评定晚到一步，人先过气了。这能怪谁？只能怪命运不济。也许组织上考虑到他离休前的职务，作为补偿，把他安排进了干休所的“将军楼”，总算弥补了些许与“将军”失之交臂的懊恼与失落。
后来他发现，被安抚的对象不止他一个，将军楼里住的并非都是将军。那个爬雪山过草地时给毛主席抬过担架的老红军就住在隔壁，可他老人家五五年授的衔，不过两杠两星而已。他们和离休的将军们相比，住房规格上差不多，但待遇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像将军们，离休后还配有警卫和内勤，而他们则净身离开军区大院，不得不自己花钱雇保姆了。好在常元凯能够随遇而安，“将军楼”四室两厅两卫一厨，老两口带一个保姆住这么大的房子，他已经很知足了。
沿着绿树成荫的水泥路，爷孙俩手牵着手，有说有笑地走到家门口。突然间，笑声止住。他们发现大门虚掩着，门里传出女人凄厉的哭声：“呜呜，齐大姐，我…，呜呜，我实在…”
乐天觉得不对劲，抢先一步推开家门，快步走进客厅。客厅里，妈妈坐在沙发上，双眼含泪，满面愁容，妈妈对面坐着一个瘦骨伶仃的女人，披头散发，捂着脸哭。
“哎，你们回来了。”看到进门的家人，齐霏霏如释重负：“乐天，你来的正好。你苏阿姨有事找你呢。”
哭泣着的女人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像两只熟透的烂桃子：“参谋长，乐天。呜呜…”招呼未完，女人忍不住又低头哭了起来。
“苏小伊？”常元凯皱起眉头，莫非于海…？他连忙追问道：“出什么事啦？”
看着苏小伊痛哭失声，齐霏霏也跟着难受。她抹了抹眼泪，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伸手拿起茶几上的一张纸，递给常元凯：“你自己看吧。”
常元凯接过纸头，弯腰拿起茶几上的老花镜，戴上后细细一看，原来齐霏霏递给他的是一份电报，薄薄的纸面上泪迹斑斑。电报上写道：于飞因参加反革命暴乱身亡。限你们在6月20日前携带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到中国政法大学保卫处领取骨灰，逾期不候。
看罢这封冷冰冰的电报，常元凯刚刚转好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记得去年齐霏霏跟他说过，到菜场买菜时遇到苏小伊，小伊高兴地告诉她，儿子于飞快拿到博士了。不曾想一年不到，这个令母亲骄傲的儿子，这个前程远大的年轻博士，突然间变成了一捧骨灰。唉，于海还在坐牢，儿子又死于非命，苏小伊一个弱女子，叫她如何承受得起。常元凯默默地叹了口气，摘下老花镜，一言不发，将电报递给了儿子。乐天和韩菡的脑袋凑在一起，一同看完电报，然后面面相觑。
客厅里一时冷场，只听到苏小伊崩溃般的哭泣。
进门时听妈妈说，苏阿姨找乐天有事。昊昊还小，韩菡不想让他听到大人们的谈话，便拉起儿子的手：“昊昊，跟妈妈到厨房去。”
看到老婆儿子离开客厅，乐天轻咳一声，打破了冷场：“苏阿姨，请你节哀。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苏小伊缓缓抬起头，毫无血色的脸上布满了泪水。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哽咽道：“乐天，阿姨有事求你。对不起，阿姨实在没办法了，对不起…”
看到苏小伊又一次泣不成声，齐霏霏只得把话头接了过来。
却原来，问题出在电报里的一句话，携带直系亲属关系证明领取骨灰。因为这句话，苏小伊强忍悲痛，昨天跑了一天，也没能开到这份证明。到原单位，人事处说这种事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畴，要她找当地派出所。到派出所，民警说户口本上没有于飞的名字，他们无法出具证明。苏小伊反复解释，说于飞是她的儿子，户籍早在上大学时就从户口本上迁到学校，可派出所的民警双手一摊，人不在我们辖片，我们管不着。小伊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求乐天帮忙，找人开一个证明，她好去北京取回儿子的骨灰。
情况说完，齐霏霏先瞟了一眼丈夫，又看了看儿子，小心翼翼地问道：“乐天，你能帮帮苏阿姨吗？”
哪知没待儿子答话，常元凯铁青着脸先开了口：“不能帮也要帮。乐天，这件事你负责。如果有必要，我和你妈可以去派出所当证明人。”
“苏阿姨，爸，妈，你们放心吧。”乐天想也不想，一口应允。他知道，过去老爷子最反对他以权谋私，可今天这个事，老爷子也动了气，居然下达了命令。于是，他神情严肃地保证道：“明天上班第一件事，我把证明开好，给阿姨送过去。”
“谢谢参谋长，谢谢大姐，谢谢乐天。”苏小伊扶着沙发要站起来，腿一软，又跌回沙发：“齐大姐，给我一口吃的吧，我…，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哎呀，你不早说。”
齐霏霏立马起身走向厨房，刚背过身子，眼泪就止不住哗哗流了下来。
小伊，你活得也太苦了…
（4）
一条美丽的河，流淌着贝多芬撒下的一串串音符，从波恩心头穿过。雨果曾把它称作“高贵的河”，而德国人却把它誉为“父亲河”。这条河，便是集魅力、浪漫、神奇、秀美于一身的莱茵河。
夏日傍晚，漫步在莱茵河畔，绝对是一种脱尘出世般的享受。一边是绿意盎然的草地，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河水，人在其间，总会无由地感到精神放松，心情安谧。
可今天这个傍晚，走在河畔的钟昆却显得神情委顿，眉宇间挂着一川愁绪。
就在一刻钟前，钟昆和汉斯方要出门，突然接到文漪从明都打来的长途电话。文漪带着哭腔说，当兵的开枪后，家里就和小山失去了联系。爸爸妈妈担心他出事，三天前去了北京。他们在小山的学校和北京的医院里找了两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听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说，有的学生被坦克碾成了肉泥，根本无法确认这些死者的身份。爸爸血压高，一着急晕了过去。幸亏抢救及时，爸爸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妈妈陪着爸爸在北京协和医院留院观察。文漪还说，昨天下午，有两个便衣警察来家，恶狠狠地盘问小山的下落。文漪发火，把他们轰出了家门。但这件事她没敢告诉住在北京医院里的爸爸妈妈，怕他们承受不住这个可怕的消息。文漪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家里有她照顾，大哥可千万千万别回来。
汉斯走在钟昆身旁，看到他愁眉不展，忍不住开口劝慰：“钟昆，要我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你不要太担心了。”
钟昆摇头叹道：“唉，这么多天没消息，怎么可能不担心。小山性格冲动，一定会卷进去的。不光他，我看哈大虎他们也危险，就算还活着，怕也在通缉名单里。”
汉斯苦笑着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叠在一起：“祈求好运吧。幸亏你出来了，要不然，你也躲不过去。”
“唉。”钟昆再次长叹一声：“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结局。”
钟昆口中的“早就料到”，汉斯当然听得明白。就在中国政府宣布戒严的第二天，一千多名中国在西德的留学生从各地汇集波恩，在中国驻西德大使馆门前举行静坐示威，抗议中国政府企图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汉斯和钟昆也都跟抗议者们坐在了一起。示威集会之后，波恩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校园里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参加者除了波恩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之外，还有一些港台留学生，几位汉学系教授以及报纸、电视台的记者们。
汉斯记得，会议上有个学生的发言非常激进。他不仅竭力为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绝食行动拍手叫好，还说海外留学生一定要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马首是瞻，任何人不可说三道四，不可指手画脚，更不能在学生运动头上泼冷水。而钟昆却站出来反驳道，这位同学的说法有失偏颇，如果不让人说话，跟同学们所反对的独裁政治有什么区别呢？
当场有位记者对钟昆的反驳很感兴趣，举手发问，你是否认为这次的学生运动不成熟，甚至可能会失败。钟昆回答道，虽然我的话很不中听，但事实就是如此。从历史上看，带有自发色彩的群众运动很难驾驭。这场大火不可轻易点燃，如果无法控制火势，不仅烧不到敌人，反而会烧了自己。我认为，任何一场涉及国家命运的政治运动，应该在两个目的之中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其一，在现政权中选择开明的领导人并与其合作；其二，推翻现政权，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第一种选择才是恰当的。其间的道理很简单，眼下的中国还没有能够取代现政权的政治力量。遗憾的是，广场上的学生们至今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而是一味地坚持不投降、不妥协、不怕掉脑袋的英雄情结。这种情结看上去很伟大，很崇高，却会令人丧失理智，自己绑架自己，从而走向极端。大家都还记得，86年的学生运动让中国失去了一位开明的领导人，这一次怕是要重蹈覆辙。从目前的情况判断，赵紫阳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火上浇油，而是应该有人泼冷水，让学生领袖们清醒清醒头脑。要让学生们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用枪杆子打下的政权，最终的话语权掌握在枪杆子手里。
回想起钟昆半个多月前说过的话，汉斯感慨万分：“钟昆，说实话，我很佩服你的政治敏锐力和对局势的洞察力。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能够听进去类似的忠告，这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唉，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谁主张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抗争到底，谁就是领袖；谁主张妥协，劝学生们撤离广场，谁就是当局的走狗，是叛徒。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他们这一代毕竟是唱着‘国际歌’长大的。”
“那么，你是否认为，在这场流血事件中，学生们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那是两码事！”钟昆断然将手一挥，正颜道：“学生们年轻幼稚，可以说，还都是一些未经世事的大孩子。他们有权任性，有权冲动，有权犯错误，有权发点孩子脾气。但当政者都是长胡子的人，他们应该懂得，握有权力资源的人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目的，以国家、种族、宗教或某种意识形态为界，对平民进行肉体上消灭或政治上虐待，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反人类罪’。而他们却明知故犯，肆意妄为。在一个家庭里，当子女们犯下一点过错，可有哪个当父母的举起菜刀杀向孩子？如果有，那种父母必定是疯子。我认为，在六四这场流血事件中，学生们只是受害者，而那些下令镇压的当权者才是罪魁祸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说得好！”汉斯鼓掌道：“《明镜》周刊向我约稿，以汉学研究者的身份谈谈六四悲剧。你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咱们一同执笔，怎么样？”
钟昆想了一下，苦笑道：“写可以一起写，但我的署名就免了吧。文漪和岳父他们正在办出国手续，波恩的中国大使馆知道我的身份，我可不想给岳父他们添麻烦。”
“没关系，咱们慢慢写，反正老爸和二妹子也快出来了。”
二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间，走上了通往莱茵河西岸的肯尼迪大桥。
来德国大半年了，钟昆一直住在卡琳家。卡琳家离波恩大学不远，穿过肯尼迪大桥，也就步行十几分钟。这栋房子，是卡琳的前夫留下来的。钟昆早就听文漪说过，汉斯的继父曾是岳父当年在波恩大学时的同窗，后来在波恩大学当数学教授，名叫罗尔夫。那年汉斯回国认亲，就是罗尔夫带他去的。不幸的是，那次认亲后没过几年，罗尔夫因病去世了。正因如此，岳父和卡琳才会旧情复燃，前缘重续。
汉斯在波恩有一处自己的房子，与女友米娅同居，只有周末才回家看妈妈。卡琳一人在家，平日里很孤独。因而汉斯不让钟昆找房子，说妈妈喜欢吃钟昆做的中国菜，坚持让他住在妈妈家里。钟昆心里明白，这一定也是卡琳的意思，一来卡琳爱屋及乌，把他认作了自家的儿女，再者卡琳知道他收入菲薄，为他节省开销。至于卡琳说喜欢吃他做的中国菜，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借口，其实他做的菜难吃死了，连他自己都难以下咽。钟昆知道，六四之后，中国回不去了。夫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也不想回去了。
眼下，他只是个访问学者，拿着联邦政府的资助。如果住出去的话，那点钱只够勉强糊口。眼见岳父和文漪娘儿俩就要出来了，他有必要向汉斯咨询一下，在这里攻读博士呢还是改换门庭。为了以后的生计，他不得不重新规划一番了。
“钟昆，快点，时间不早了。”汉斯指了指手表，加快了脚步。
今天晚上，他俩前来参加一场露天慈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波恩交响乐团和音乐爱好者们联合举办，听众可以自愿捐款，所筹款项将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捐给六四牺牲者的家人。由于文漪的电话耽搁了点时间，当他们来到波恩大学珀伯多夫宫殿前，太阳已经落下地平线，墨绿色的草坪上坐满了人。
捐款箱旁，竖立着一张被世人誉为“坦克人”的大照片。一个无畏的年轻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凭着良心与勇气，只身挡在一队坦克前。
“咪咪咪哆-，来来来兮-”
骤然，贝多芬敲响命运之门的四音符，犹如一道闪电，刺穿了黑沉沉的夜幕，犹如一串惊雷，震动了人们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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