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局外人」2

三少年因痴迷新白娘子传奇,一个被掐死,一个被枪毙,还一个被关了19年|老友记43

陈拙老友记 天才捕手计划 20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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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网上最近挺流行一款游戏,内容就是让你管理一间监狱,变着法折磨囚犯。

 

这游戏不咋样,介绍里倒有一句话挺吸引我——你可以对囚犯们做任何事,甚至主宰他们生死,只有一件事你无法做到,就是帮助他们洗心革面。

 

我的狱警朋友白参知道后,说做这游戏的人,一定对管理监狱不了解。

 

因为帮助囚犯洗心革面,就是他们监狱管理者的本职工作之一。

 

他当狱警那几年,还有和囚犯谈心的任务,表面是聊天,背地里是心理战,“就得知道他们心里有没错误的想法,揪出来彻底打消。”

 

然而教会白参打心理战的老师,却是他当狱警第一天,就遇到的一个特殊犯人。

 

这犯人长着一副娃娃脸,却是监区出了名的“典狱官”,他能记下所有同犯的罪行,并且跟狱警加以分析,给出对付此人的对策。

 

白参以为,自己能一直相信这名特殊的犯人。直到有天,他看到了这个人的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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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辉被释放很久之后,有一天给我来了个电话。我听见那边有风声呼啸。他说,白队长你知道么,我用了十九年,才从村边的那片小树林,来到了这西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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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冯辉是五年前,那是我入警上班的第四天,按流程来到罪犯的劳动现场——一个巨大的服装加工车间。

 

带我过来的分监区长黄队长指派了一个小个子罪犯跟着我,“这是咱们生产一组小组长,别看年龄小,老资历了,有啥事儿你都问他。”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年轻人,发现他个子不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像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能与什么罪恶牵扯起来。

 

我瞟了一眼他的胸口,想看看他的姓名、罪名等个人情况。他迅速觉察到了,在衣服襟前口袋处摸了一把,“报告白队长,我胸卡这几天丢了正在补办。我叫冯辉,一组小组长,你以后有啥只管叫我。我先跟着你上线里转一圈”。

 

站在他分管的生产区入口,他如同指点江山一般给我介绍了每个区域的工序分布,裁剪、缝片、钉扣哪里生产流畅,哪里遇到技术困难,都了然于胸。

 

我听完他的介绍,准备到各个岗位上看看,不过生产线内劳动正忙,罪犯们来往如织,各种花臂在面前走动着,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挤进去。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他在身后高喊一声:“给警官让路!”直吓得我一激灵。

 

转过头,还是那张娃娃脸的笑容,“没事儿白队长,你走你的。”

 

随着他一声吼叫,迎路遇到的罪犯有凶神恶煞的,有雕龙画凤的,有桀骜不驯的,无不一一面朝内站好,闪出一条道来。我们一边走,冯辉一边给我介绍不同的机器。

 

他被黄队长称为老资历,所以最起码得来了七、八年了。但我看他也不过二十四五,难道是未成年犯罪?我很费解。

 

那天回去之后,我找出这个娃娃脸的罪犯档案,匍一翻开,上诉判决书里前几行字便震得我大脑一片空白:罪犯冯辉,14岁时因犯绑架罪,故意杀人罪,*年*月*日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再往下看:“该犯和同案犯丁某合谋后,于树林中,将年仅12岁的同伴绑架,勒索赎金2万元之后,将被害人勒死掩埋......”

 

当年14岁的冯辉,居然犯下如此重罪。

 

之后的一段时间,再见到冯辉时,虽然他还是笑脸相迎,但我态度里已经明显带着冷漠和疏远。他的犯罪经历,即使在罪犯云集的监狱里,也称得上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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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正在值岗,一个犯人找到我,说他腿疼,无法参加劳动,申请去狱内医院看病。但我在记录里发现他前天刚刚到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一点病都没有。

 

而且记录里还写着,这人屡次因为完不成生产任务被扣分。

 

碰上这种老赖,是新狱警最犯愁的情况。果然,不管我怎么盘问,他就是捂着腿呻吟,一口咬定腿有问题。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想起了在管理犯人方面格外有一套的冯辉。

 

和之前一样,他为公家做事特别积极,听到我喊他,麻溜地小跑进办公室。一看里面的架势,他就明白了,马上开口教训犯人少装模作样,赶紧回去干活。

 

但这老赖也很有经验,一脸豁出去的样子。冯辉想了想,凑到我近前低语。

 

我对他出的主意有点信不过,但看他一脸笃定的样子,还是决定试试。

 

冯辉的办法是,满足这个犯人不想劳动的要求,但是让他靠墙站三天,保持标准立正姿势,并指派监督岗进行监督。

 

第二天傍晚收工,犯人就过来求饶了,说他脚踝已经站肿了,想回去干活。我一边冷冷地驳回他的请求,一边对冯辉多了几分佩服。

 

他告诉我,管理犯人,最重要的是根据不同人的性格特征,施以不同的方法。

 

紧接着,他居然就像一个“典狱官”一样,对我指点这监牢里的每个囚犯。诸多罪责,如何罚判,让他理得条理清晰:

 

如罪犯王某此次入狱为初犯,本心未泯,对减刑有着强烈期望,只要平时考核奖惩对其多加激励,就能令其积极改造;

 

而罪犯李某,前科累累,平时警官面前貌似恭敬,暗地里消极抗改,对其应该用雷霆手段,小错严惩,从而杜绝其钻空子的小心思。

 

等他“指点”完,我半开玩笑地问:“那你觉得你内心是怎样一个人,又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正在口若悬河的他,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监狱里大部分的人,无论是什么罪行,只要警官谈心,必定高呼冤枉。

 

我在等着冯辉的托词,但他只是勉强笑了一下,说在里面过了太久了,入狱前的事情像是上辈子一样,得好好回忆一下,才能知道怎么说。

 

我看他走回犯人中间,还是小队长一样指挥来去,东瞅瞅西问问,但神情却有点落寞。我也盯着眼前的冯辉,只想知道,他是如何定义自己当年的罪行。

 

几天之后,我正在办公室写台账,他突然过来,说想和我聊聊。

 

犯人主动和狱警谈心,是改造过程中很好的现象。但我没想到,听完他的故事,自己会半天想不出什么安慰和开导的话。

 

他对我讲了一个,上个世纪末,两个懵懂的农村少年,如何把自己最好的朋友,从绑架勒索,到最终杀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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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冯辉出生在华北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母都是农民,见识不多,觉得读书是家中两个孩子过上好生活的唯一途径,所以早早就把冯辉和姐姐都送去了镇上的寄宿学校。

 

他们当然想不到,缺少管教的冯辉很快就从上课睡觉到翻墙逃学,整日在学校门口厮混。

 

这一天,冯辉正在录像厅门口鼠头鼠脑地往里瞅,突然看见有人给他招手,仔细辨认才看出来是同村的丁海东。

 

两人遇上对方,都面露喜色。要知道,这些逃学的小孩儿不管摆出一副多么不得了的痞气,都有个死穴,就是兜里都没钱。

 

他们指望对方能请客,看个录像,喝瓶汽水。

 

然而寒暄了没几句,对话就成了哭穷大赛。冯辉想起来,丁海东家在村里比自己家还穷,而且丁海东的爸爸酗酒,好几次从他家门口过都能听到打骂的声响。

 

不过丁海东毕竟比冯辉大四岁,他很快拿出了大哥做派,说有一个生财计划,让冯辉只管跟着走。

 

走到学校门口,丁海东才公布了谜底,原来是要冯辉指认家中有钱的同学,趁放学的时候,到胡同里堵住几个,“要点小钱花花。”

 

敲诈?冯辉没敢马上答应,他不爱念书,但也不想当个坏蛋。

 

正犹豫的时候,丁海东一巴掌拍在他背上,“就你这样畏畏缩缩,能成什么大事?你看出来混的,哪个不是心狠手辣?”

 

这句话击中了冯辉的心。当时“混社会”对他这样在学校里不受待见的孩子来说,有种神秘的吸引力。他多次幻想能遇上一个赏识自己的大哥,从此过上一种不同于书呆子的血脉喷张的生活。

 

于是他答应下来,顿了一下,又说有个附加条件:“我班上的和同村的同学,不下手。”

 

没过多久,丁海东和冯辉就成了学校附近知名的混混,甚至有被勒索的“常客”开始主动每个月交“保护费”,以图在学校里和同学发生争执时,可以找他俩出面罩着。

 

那段时间,冯辉每天能进账十几块钱,打台球,买零食,再去录像厅看个香港黑帮片,日子过得甚是舒服。

 

除了每次经过姐姐校门的时候,他还是会心虚地闪躲。他并不愿家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胡作非为”。

 

丁海东不来学校的时候,他也乐意回班里待上几天,哪怕只是趴在桌子上睡大觉。他隐隐觉得,在同学中间,心里更踏实一点。

 

但他总能找到理由,说服自己从学校迈出去,到街头厮混。他也未曾想过,有些地方迈出去的次数多了,迟早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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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辉没想到的是,自己行走江湖,定下不对同班和同村下手的规矩,这帮人却丝毫不领情。

 

那是一个周五下午,寄宿学校的同学都背起大包小包赶班车回家。每周的这时候,冯辉少有的还会出现在同学之中。

 

他像过去一样走到几个结伴的同学身边,结果对方看到他,立马做出抗拒的姿态,一边还不忘冷嘲热讽地说:哟,这不是冯辉吗,您这不会是没路费了吧,一会再让我们给垫个路费回家?

 

冯辉过去常常幻想,自己混社会成了大哥,学校的同学遇到什么麻烦,就能仗义出头,打抱不平,赢来一片崇拜。

 

他以为自己是个大侠,没想到在人家眼里只是个草包。

 

正在自尊心被刺伤而无法收场的时候,丁海东出现了。

 

丁海东早就彻底脱离了学校,即使周末也为了躲避父亲而不回家,但这天他从朋友那里借了辆摩托,在镇上玩了一天,正想着来学校找冯辉显摆一下,结果赶上了这一幕。

 

丁海东把摩托车横到那几个学生面前,换上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平时看在同村的份上没欺负你们,是不是还给你们脸了?今天有一个算一个,把钱都给我拿出来。

 

那帮同学吓得不吱声,冯辉赶紧说,丁哥,算了算了。

 

他们最后也没有从同学那里拿钱。丁海东一脸凶狠和不屑,冯辉则强撑着内心的难受,上了摩托,沿另一条路回家了。

 

摩托车开得很快,这是冯辉第一次坐摩托。一开始,他们两个都不说话,后来丁海东主动提起一个话题,说你看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像《纵横四海》里的周润发和张国荣?

 

冯辉笑了,说确实像,那还差一个钟楚红呢。

 

这一幕,后来冯辉在监狱里还会梦到。梦里面丁海东坐在前面把控方向,两人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不过因为风声太大,常常听不清楚。

 

他觉得奇怪的是,梦里的丁海东看上去年纪特别小,并不是他记忆里的“大哥”模样,反倒像个少年。

 

醒来后,他回想梦里年轻的丁海东,又算了算自己被关押几年,才说:“原来是我自己长大了,变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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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个月,钟楚红没等来,却来了一个年纪比冯辉还小的小屁孩,非要加入两人的组织。

 

这孩子名叫徐岩,因为个儿矮,在学校常常被欺负。冯辉记得自己有几次也在巷子里堵过他,他几乎不反抗,总是老老实实地把钱拿出来。

 

徐岩也是同村的,家境在村里算是优渥。他父亲在镇上开了一个批发部,买了村里唯一一辆摩托车。生意忙起来,也是顾不上孩子。

 

开始,冯辉和丁海东只把徐岩当个跑腿的,撸羊毛一样瓜分他的零花钱,支使他跑东跑西。慢慢相处久了,发现这个屁颠屁颠的小孩儿是真把自己当大哥了。

 

冯辉当时的年纪,很容易依赖别人,也很想对别人负责,似乎这是一种长大成人的证明。他心里默默想,自己要处处帮衬徐岩。

 

有一次,他们又在外面晃荡,丁海东提议去打台球,徐岩马上默默地把裤兜里所有钱掏出来,数一数,大概有十四五块,是家里给的一周的生活费。他留下七八块够吃饭,剩下的全要拿给丁海东。

 

丁海东看了一眼,只从里面抽出两块钱,剩下的又塞回徐岩口袋里。

 

他说,咱们用这两块钱打球就够了,剩下的你自己花吧。你个子这么矮,多吃点好的,长高了才不会被人欺负。

 

当时的台球厅不像现在按小时计费,而是按局计算。如果一局球一直没打完,就不另收费,所以笨蛋能用5毛钱打一下午,而丁海东这样的高手没一会儿就要重新开局了。

 

徐岩于是担心地问,两块钱不够咱们玩吧?

 

丁海东贼笑起来,说够了,你们看我的。

 

结果那天下午,丁海东哐哐哐进了几个球以后,就再也不往准里打了。一颗球,他不是往右偏一点,就是往左偏一点,加上徐岩和冯辉本来就菜,那局真的打了很久。

 

台球厅老板凑过来看了看,翻了几个白眼。三个男孩忍不住偷笑起来。

 

那个台球厅的下午,一直是冯辉的美好回忆。少年们都觉得自己拥有了真正的朋友。

 

几天以后,夏日的傍晚,三人趴在溜冰场的栏杆上打发时间。丁海东给两人一人分了一根散烟,喷云吐雾间,说了一个改变三人一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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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带着他们离开镇子,出去闯荡世界。

 

冯辉马上问,是去北京上海么?

 

丁海东说,“北京上海什么的太俗了,咱们去杭州。还记得《新白娘子传奇》么,那里面的西湖断桥什么的,就是在杭州。”

 

《新白娘子传奇》冯辉也看过,西湖确实很美,但这一切也太突然了。

 

丁海东继续说他的计划,三个人会先去县里坐火车,到杭州随便凑合着住下,然后想办法打工赚钱。攒够启动资金后,就可以做生意了。大城市有什么稀罕物件儿,可以往老家这边捣鼓,老家的土特产也可以去大城市里卖。

 

一来一回,几趟下来保准发财。然后买房子,买轿车,衣锦还乡。

 

冯辉被震得目瞪口呆。丁海东又补了一句:出去闯荡,肯定不容易,但咱们兄弟三个一起,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怕闯不来一片天。

 

事实上,丁海东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

 

90年代正值市场经济前夜,很多乡镇青年都选择去深圳之类的大城市打工,即使留在老家,人们赚钱的营生也开始发生转变。前不久,徐岩爸爸的批发部里还进了一批BB机,那玩意挂在腰上,别提有多威风。

 

冯辉决定加入。徐岩懵懵懂懂,也跟着点了头。这一刻,三个人觉得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带来一种神奇的感动。

 

但现实总是冰冷的。丁海东去县里跑了一趟,才知道三人到杭州的食宿费加火车票,怎么也得一千块钱。那个时候,冯辉一周五天的生活费只有12块,徐岩多一点,但也不过20多块。

 

刚刚燃起的理想火焰,就这样被浇灭了。丁海东彻底消沉了几天,再出现时,带来了一个新计划。

 

这个计划让现在的我听来还是觉得离奇,遑论当时十四岁的冯辉和十二岁的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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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海东希望三人伪装一个绑架行动,假装被害人的当然是家中最有钱的徐岩。

 

首先徐岩要给家人写一封亲笔信,说自己被人绑架了,需要赎金才能放人。然后冯辉趁夜色把信塞到徐岩家的门缝中,为了防止徐岩的家人不信,丁海东会再用镇上的公共电话亭给徐岩家打一个电话,重申赎金的金额。

 

按照要求,徐岩的爸妈要在第二天十一点之后,把钱放在村边小树林东头最大的那棵白杨树底下。

 

当然,最后肯定要威胁一下,不许报警,不然撕票之类的。总之都是电影上面看到的那些套路。

 

徐岩听完,很明显懵了,马上说不行,丁海东赶紧劝服,“你别有想法。咱就要一千块,这对于你家就是小菜一碟呀。我们出去闯荡赚钱回来了,还你爸十倍,还他一万到时候。”

 

那时他们压根还没有“犯罪”这个概念,只是觉得这是个聪明的小手段。

 

事情按照丁海东的计划进展。

 

到了那天晚上,三人爬到了那棵白杨树附近的一棵大树上,树叶郁郁葱葱,在漆黑如墨的夜晚,绝不会被人发现。十一点多,他们看到远远的两个黑影走近,正是徐岩的爸妈。

 

徐岩差点叫出声来,但被眼疾手快的丁海东捂住了嘴巴,他只能看着爸妈在十几米外的白杨树下扔下一个包裹,徘徊张望了一阵,然后离去了。

 

过了很久,三人确定附近没有旁人,才爬下来,准备拿着钱连夜离开。

 

命运的转折就是此时发生的。

 

丁海东捡起塑料袋,拎了拎,沉甸甸的重量让他特别兴奋,他没有忍住打开看了一眼,另外两个人也马上凑了过来。

 

结果里面并不是一千块,而是厚厚的两沓钱!足足有两万块!

 

冯辉由迷茫马上变成了狂喜,身边的徐岩却炸了锅,一向顺从的他开始叫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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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丁海东狮子大开口向徐岩家要了两万块。整个勒索赎金的过程是他独自在镇上打的电话,所以冯辉和徐岩并不知情。

 

徐岩开始哭闹,说自己想家想爸妈,他边哭边说,“丁哥,要不你把说好的一千块拿走吧,剩下的还我,我真不去了,两千也行,我要回家。”

 

丁海东的脸色变得阴沉,两万块钱在90年代是实打实的巨款,徐岩要是回去,一定会禁不住父母的询问把事情抖落出来,到时候自己一切都完了。

 

冯辉后来跟我回忆说,他从来没有问过丁海东怎样看待“出去闯荡”这个决定,事实上,关于丁海东的生活处境,他也知之甚少。

 

他和徐岩还有学校,还有父母,但就在事情急转直下的那个当口,他突然有种感觉,去西湖,对丁海东来说好像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选择。

 

随着徐岩的哭声越来越大,危险的气息在黑暗悄悄逼近。

 

冯辉不敢说话,阴影里他看不清丁海东的表情,只见这个昔日他最信任的大哥沉默了许久,突然间一把捂住了徐岩的嘴巴,从背后用胳膊勒住了徐岩的脖子。

 

冯辉感觉像在做一个可怕的梦,前一刻三人还计划好好的,拿到钱一起坐火车去杭州么,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徐岩还在挣扎,丁海东喝骂冯辉赶紧过来帮忙,但冯辉只是惊惧地后退。

 

“怎么,你也想反悔,想回家了?反悔你就说,我让你回家!”

 

冯辉不知道他的话有几分真假。

 

犹豫片刻,他上前抱住了正在手脚挥舞的徐岩。

 

徐岩的挣扎却在渐渐减弱。冯辉从头到尾都不敢看徐岩的脸,脑中却想起来前几天,徐岩在问西湖有多大时,那副憧憬的神情。

 

这个总是把裤兜翻个底朝天,找出所有零花钱给大家用的小孩,应该怎么都想不到自己会被两个大哥联合杀死。

 

过了一会儿,徐岩终于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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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冯辉的记忆很模糊。一直到后来被捕,他都是浑浑噩噩的。只记得丁海东带着他到了县城,两人在县城火车站的凉椅上窝了一晚,彼此都没有什么语言。

 

而另一边的徐岩父母,回家苦等一夜,才终于后知后觉地报了警。

 

在火车站清晨的露水中,两人被警察抓获了。那一刻,冯辉心里突然很轻松,仿佛有石头落了地,一切终于结束了。西湖、杭州、大世界,都是一场梦。

 

讲到这里时,冯辉脸色有点发白,直到现在他都想不明白,当时事情怎么会发展成最后的结果。

 

如果丁海东没有贪心,或者没有打开塑料袋看那一眼,他们三个或许已经前往杭州,看过了西湖,有了各自的前程?

 

村里当然炸了锅。两人被押解到小树林指认现场时,被村民围了个水泄不通。

 

哭得撕心裂肺的徐岩父亲用铁锹在丁海东头上来了一下。冯辉说,那一刻我多么希望那一下能敲在我头上,敲死了最好。

 

审判进行的很顺利,两人口供相符,对事实供认不讳。经最高院复核后,丁海东死刑。

 

而冯辉十四岁,属于未成年,且在犯罪过程中属于从犯,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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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里的最初三年,冯辉只要闭上眼,就会回到杀死徐岩的小树林里。他觉得他的人生,在那天晚上和徐三一起被埋在那个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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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每次来会见,都痛哭流涕,劝他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但他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监狱里即使最无可救药的犯人,也知道要积极参加劳动以换取减刑,哪怕是为了出去后继续作恶。冯辉却心如死灰,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动力。

 

很多次,他因为拒不参加劳动被关禁闭,也听之任之,如同行尸走肉。

 

“白队长你知道被关禁闭的感受么?一个五六平方的小黑屋里,每顿饭就是一个馒头一碗汤,饿不死但也吃不饱,最难受的,是压抑和孤独。没人跟你说话交流,没有书本电视。正常人七天就熬不住了,但我当时硬生生熬了二十一天。”冯辉说到这里,脸色惨然。

 

这样过了大半年之后,姐姐来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监狱外的父母在替他还债。他们会把家中仅有的粮食鸡蛋给徐岩家送,主动帮徐岩家的批发部送货干活,甚至在芒种时,连夜悄悄给徐岩家的田地种上庄稼。

 

冯辉看到这里,痛哭起来。

 

姐姐最后在信中说,“别人都放下了,你也放过自己吧。”

 

后来没多久,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西湖的风景图。他一直以为自己害怕再看到关于这个地点的任何东西,却发现西湖仍然是美的,大世界仍然在那里。

 

他想起三个人约好一起去西湖的那个下午,滑冰场旁,他是多么惊奇。

 

是不是只有背负起那个约定,才能生活得下去?西湖就像一个应许之地,在他心里越变越大。

 

他把那张图片剪下来,小心翼翼地贴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从那之后,他好像被一种奇异的情感鼓舞着:他要早日出狱,亲眼到西湖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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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每月一次的清监查号,我到罪犯监舍去,清查有无私藏违禁物品。

 

翻箱倒柜中,我找到了冯辉的一本旧笔记本,明显的有撕碎后重新粘贴好的痕迹。

 

翻开后,我发现里面是他从入狱三四年后开始写的笔记。最初几乎每天都写,有的是记录当天的心情,有的是记录学到的新知识和新技能。虽然字迹稚嫩,但字里行间饱含着激情和理想。

 

翻下去,后面的内容更加丰富,开始出现杂志上剪下来的贴画,有汽车,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广告图片。并在图片下方密密麻麻做了注释,大概内容就是该物品的型号、功能、使用方法等等。

 

我也看到了那张西湖的风景照,下面还配了一行文字,“无期徒刑终有期,而西湖一直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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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往后翻,开始期待中夹杂着抱怨,抱怨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他歪歪扭扭地写着“坚持就是胜利,前方已经不远”等话语,却又杂乱无章地划掉。再之后,记录的周期间隔开始越来越久,直至停笔不写。

 

在这字里行间,我看到一个被时间磨平了期待的人。

 

后来有一天,我从狱外骑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载了一些配片布料进来,冯辉帮忙卸货。

 

平时大批量的送布料都是货车,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电动三轮车。他好奇地问我,“白队长,这三轮车怎么没有声音,发动机在哪儿?”

 

我回答他的同时,心里有些悲哀,继而想到了他那本记录了各种新奇物件儿的笔记本,我问他为什么不坚持记录,那样的话现在也许不会有这样的疑惑。

 

他听我谈起这个,露出一种陷入回忆般的笑容,好像在怀念一个幼年的玩具。

 

他说那几年打鸡血似的的日子过去之后,他开始被一种新的情绪笼罩,就是孤独。对于一个青春少年来说,孤独比悔恨和绝望更让他难受。

 

监狱里的人来来去去,短期刑犯之间往往互相吹嘘犯过什么案子,甚至计划着出去后再怎么为非作歹,而跟他一样的长期刑犯,基本都是罪大恶极,令人不想靠近。

 

这么些年过去,他再没有交到什么朋友。每次想起丁海东和徐岩,怀念的感觉也愈发强烈。

 

我问过他是否还想去西湖,他说想,接着问我杭州那边经济状况怎么样,“是不是还像《新白娘子传奇》里那样好?”

 

我也没有去过西湖,只能鼓励他积极改造争取减刑,“现在去那里很方便,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够了。”

 

但他听了,眼神却有些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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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冯辉临近释放。我在感慨时光无情的同时,也为冯辉的解脱感到高兴,毕竟刑满释放,从法理上来讲,也意味着罪过赎清了。

 

但这一天,我接到夜间监督岗报告,说冯辉近期表现异常。他起夜频繁,到卫生间抽烟不止。

 

我第一感觉是兴奋吧,毕竟这么久了,临近释放,高兴的睡不着很正常。然而我叫来冯辉例行谈话的时候,才感受到了他的异常。

 

他先吞吞吐吐地说想打亲情电话。我告诉他,关于释放接领的安排,我已经给他父亲打过电话了。他还是犹豫地说,有别的事想跟家里商量。犯人打亲情电话的份额有限,但我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同意了。

 

电话中,冯辉对父亲说,先不要和亲戚邻居们说他释放的事儿,他想先不回家,去他姐那儿过个年再说。

 

“怎么不敢跟人说,还不敢回家过年?十几年前你不都放下了么,怎么临到头了,又拎起来了?”电话挂了之后,我忍不住问道。

 

一向机灵能言的冯辉,再次沉默了。我仔细端详着他,发现他的额头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十四岁的犯罪少年,如今也是饱经沧桑的而立先生了。

 

他终于艰难地开口,“白队长,我也以为我忘了,放下了。”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那只是自我麻木,我骗了自己十几年!我一直就活在那片小树林里,徐岩死了,丁海东也死了,即使我去了西湖,又能改变什么呢?”

 

他已经很久没有提过这两个名字了。我让他抽根烟,慢慢冷静下来,然后劝慰道,踏出高墙是个好事儿,外面的世界才是你真正的生活。

 

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样的劝慰是苍白的。许多人,包括曾经的我自己,都以为监狱是一个赎罪的地方,罪过赎清,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在监狱工作了十几年后,我才明白有些痛苦只会伴随人一生,坚强的人能尽力找到与之共存的方法,但内心里根本无谓解脱。

 

释放那天,冯辉起了个大早,在栅栏门口张望着等我。他看起来平静多了。我把他送到大门外,他朝我鞠了一躬,便转身和在外面等候已久的父亲一起离去,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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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日的傍晚,我接到了来自杭州的电话,对面人声嘈杂,热闹喧嚣。

 

“白队长,我好害怕。”

 

我听出是冯辉的声音。

 

“是冯辉吧?你说什么?”

 

 “我好害怕,有好多人从身边走过,他们都有各自的方向,可我就站在那,不知道能去哪。”

 

问过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在杭州生活下来。他姐姐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杭州工作,定居,现在给冯辉报了一个技术学习班,学成后,至少能找个修理工之类的活计。

 

我其实是为他高兴的,不管他电话里是怎样的焦虑和无助,他的人生都在向前走。过去他在监狱养成的待人接物的聪慧,也一定能在未来的某些时候发挥作用。

 

只是在面对外面真切的大世界时,三十多岁的他,可能很难找回十四岁时的那份勇气了。

 

一年之后,我接到了他的第二个电话。

 

那边久久无言,我能听见有风声传来,隐隐带着湖边的湿气。他终于开口说话,“白队长,我来西湖了。说来奇怪,好像真到了这里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俩确实都不在了。白队长,原来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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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我眼前又看到那个懵懂而犹豫的少年。他曾用人生最灿烂的十九年奔向西湖,却好像永远都到不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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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个故事,我记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儿。

 

我养过一盆金鱼,很宝贝,以至于其中一只爱抢粮,我都会特别生气。我气得要惩罚这条金鱼。怎么惩罚?我觉得应该放冰箱冻上十分钟。

 

结果放进冰箱后,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拿出来的时候,金鱼在冰块里眼睛睁得老大。

 

十几年之后,我回头想到这事儿,突然脊背发凉,惊诧自己当时怎么能如此残忍。我做了好几年的噩梦,梦里不是瞪着眼的金鱼,而是被关在冰箱里的我。

 

直到有天,我才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小孩的恶是纯粹的恶,成年人的善是复杂的善。

 

我想,或许每个人最开始只是一片空白,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才建立了伦理,明晰了是非善恶,并最终成为你自己。我安慰自己,能长大成知道对不起金鱼的成年人,也算是一种幸运。

 

只是对冯辉来说,他或许永远无法像我一样释怀。毕竟他19年来苦苦追寻的,是当初3个少年约定要一起去的西湖。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

 

狱警白参告诉我,他仍然和冯辉保持联系。目前冯辉在跑业务,生意不错,就在西湖那一块地方。就像当年他答应12岁的弟弟一样,要一起在西湖边干一番大事业。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林老鬼 蛇佬腔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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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关系 -YMCK1025- 给 YMCK1025 发送悄悄话 (212 bytes) () 06/05/2021 postreply 2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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