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一定会带来美好未来吗？
文 | 章罗储林
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市场报酬在提升，以及经济与教育机会的分配日益不平等，
如果父母对下一代教育能投入更多资源与心力，就有助于保障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
这样的教育和养育趋势在美国尤其明显。
相对起来，在北欧，由于专业白领与蓝领劳工的税后薪资与福利待遇相去不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
父母的教养风格就倾向于更宽松、更自由。
就在教育部部署整顿补习班后不久，电视剧《小舍得》火遍大江南北。
“你从来没想到孩子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我就赌一次让他自己走，走弯路也没事，反正有妈妈陪着他”
“我不要学霸了，我只要我儿子”等台词更是一针见血，戳中了不少网民的心，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伴随着电视剧的结束，对电视剧人物命运的讨论渐渐淡去，但教育却始终是不断涌起的话题热点。
“鸡娃”成了继“虎妈”之后又一“中国式教育”的代名词。
《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在百姓面临的各种家庭困难中，
“子女教育”排在第三位，占比36.19%，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高点。
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在7090个样本中，接近4成的受访家庭认为，
在子女2—7岁开始进行校外教育比较合适，而78.3%比例的家长表示，已经准备好为孩子的成功牺牲个人生活。在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自孩子出生甚至出生之前就开始进行“军备竞赛”的家庭。
家庭、学校、社会，谁在“鸡娃”？
▲ 热播电视剧《小舍得》中，子悠一句“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戳中了不少网友的心。 © 小舍得
▌“鸡娃”是为了阶层上升或阶层保持
“鸡娃”这个词在最近一两年，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父母中非常流行，作为网络流行词，
它的来源和“打鸡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保健方法，将公鸡血注入人体，
相信这可以使人精力充沛、精神亢奋）有关，现在用来指向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虎妈”“狼爸”们不断地给孩子安排课程学习和与课业相关的活动，
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以至到正常人/孩子承受的范围之外。
“鸡”已经演变成一个动词。
为什么会这样近乎变态地逼着孩子读书、做作业、上培训班，占去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是想让孩子在考试中获得靠前的名次，进入重点班、重点学校……换言之，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胜出，
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阶层上升，或至少不下滑。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社会上升途径，帝制时代是科举，也就是教育，少数时代凭军功也可以上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参军，高考等，但都相对固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在政治上解放了很多身份的束缚，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大发展给大量普通人提供了无数的机会，
他们通过参与新的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获得了财富与地位，达到了阶层上升。
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黄金年代的过去，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的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固化，
此前开放的社会向上流动机会逐渐减少。教育被视为仅存的“向上流动”的窗口，
自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无数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会把投资教育，
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目标。
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蓝佩嘉在其著作《拼教养》中，将教育视为阶层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
父母试图通过教育安排来保障下一代的“安全”。这里的“安全”不仅指孩子当下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成长，
也包括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安全。
资源丰富的中上阶层，积极进行“弹性资本积累（大卫·哈维提出的一种对后福特主义的解释，亦即一种机动的、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投入的生产方式）”，通过让孩子入读名校、出国留学等方式，
巩固其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支配优势。即使是缺乏资源的劳工阶层，在心理上也希望孩子向上流动，
取得比上一代更稳固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
▌困在焦虑系统里的亲子关系
不过，履行亲职不只基于环境作出的决策，这些决策通常是反思（reflexivity）的结果。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反思”，通常是指客体认识社会化力量并改变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也就是说，父母会根据自己的认识，把自己的过往和现在的生命经验当成对象来看待与反思，
从而决定自己的教育策略。他们曾经历的过去（童年、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与现在（工作经验）
都成为反思的养分。他们曾经成功通过教育竞争从同辈人中胜出，成功完成阶层上升的经历，
无疑是他们“鸡娃”参与激烈教育竞争的一大动力，甚至是根本原因。
但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物质条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却并不是家长们自身的经历可以覆盖，
他们的智识可以理解并从容应对的。对父母而言，他们面临着着许多新生事物，
例如由手机带来的社交网络和智能生活，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未曾经历的。
虽然他们自己也在使用这些设备，但它们对孩子成长有什么样的的影响和风险，
父母们却不一定能充分掌控，不知道应该让它们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同时，许多的现象又都在显示，社会的流动正在趋缓，甚至出现了阶层下降的趋势，
许多父母感受到“鸡娃式教育”的重要性，却也因为自己不幸福的童年而懊恼，
思考自己是否给了孩子太大的压力，从而感到矛盾冲突，感到焦虑。
身处在这样多重的矛盾中，不同的家长发展出不同的保安策略，来应对环境提供的机会与限制，
试图化解“快乐童年（情绪安全）”与“幸福未来（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
但这样的做法反而常常带来新的矛盾与挑战。
特别是，教育并非简单的输入-反应过程，孩子不是计算机参数式的变量。“非预期后果”始终存在。
当家长试着调配出一个自以为最能兼顾的策略时，事与愿违的情形其实常常发生。
虽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当代父母普遍重视亲子之间的沟通，力图尊重孩子，但当孩子自主性萌发，
挑战父母的意志，甚至带来“非预期后果”时，
就如同《小舍得》或早前热门的《小欢喜》这些电视剧中展现的那样，
亲子间的感情被家长用来强化“软性权威”，对孩子形成无形的“情感讹诈”。
“我都是为你好”背后的实质，是前现代的父母对子代的控制。
▲ 亲子间的感情被家长用来强化“软性权威”，对孩子形成无形的“情感讹诈”。
“我都是为你好”背后的实质，是前现代的父母对子代的控制。 © 小欢喜
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时间与金钱，却得不到他们期待中的相应的感恩与情感联系，
反而换来了孩子对他们控制的怨恨，造成“双输”的局面。
某种意义上，和正在痛苦挣扎的孩子一样，父母也是结构性的受害者，
他们难以看穿社会贩卖给他们的恐惧、不易摆脱自己成长过程中内化的社会期待，
不知不觉中把爱变成焦虑与控制。父母和孩子，都受困于这个系统，苦苦挣扎。
▌主流的中产家庭教育观
对普通的社会大众而言，教育被赋予“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期待，但若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这样的期待未必现实，相反，教育常常成为阶层复制的途径。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特尔（Annette Lareau）曾经深入观察12个美国家庭，写成《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一书。生动描述了育儿文化的阶层差异。
中产父母采取“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育儿方式：
他们细心规划，给孩子安排各种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孩子的能力、观点与技巧；
父母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并允许孩子反驳成人的意见。
具备高学历的父母，比较有能力和正当性介入学校的运作，不仅经常批评学校的政策，
也训练孩子采用类似的做法。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养成一种“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
擅于运用语言能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有助于将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
劳工阶层与贫穷家庭的父母，其育儿风格则是“让孩子自然长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孩子主要互动的对象不是父母这样的成人，而是亲戚的孩子；
父母多是直接给孩子命令，不允许孩子挑战父母的权威。
由于家长的教育程度与职业位阶较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也很少有教育工作者，
他们对于老师与学校心存距离感或畏惧感。
尽管实际上未必同意专家的意见，他们在表面上却多表现出顺从、配合的态度，
面对体制感到无力、挫折，而这种挫折感也会传递给孩子。
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容易养成“局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以服从或配合的态度面对体制，
也形成一种服务于体力或服务劳动的惯习（habitus）或者说思维模式。
只是，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中产人数的扩大，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文凭的贬值，
中产家庭的教养策略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横的主流。
这个主流的体现，在于大多数学校都在集中精力回应中产家庭的知识结构，
在教材、课程或评测中忽略劳工阶级的职业技能与文化，并且预设父母们都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与能力来和孩子充分沟通。此外，校内的亲子活动也以中产家庭全职母亲的单一原型来设计，
忽视非中产家庭、忽视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 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中产人数的扩大，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文凭的贬值，中产家庭的教养策略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横的主流。 © 三十而已
在这样的主流力量中，父母如果因经济文化资本不足，无法持续参与和协助孩子的教育，
就会被校方、社会舆论甚至国家福利机制归类为“不合格的父母”，
如国内网络舆论场中的“养不起就不要生”。这不仅强化了阶层差异，也成为许多父母巨大的压力来源，
跨阶层向上流动更因此成为许多劳工父母首要的教养目标。
然而，社会的不平等，实则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关系着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
弱势家庭的教养困境是整个社会造就的，其实跟中产家庭教养孩子的方式息息相关。
我们的花园跟他们的废墟，实是社会的一体两面。
大多数劳工阶层父母，在过去教育、求职、婚配的历程中，认识到阶级界限与城乡区分的社会阶层序列，
在优势身分者的轻视与贬低下，他们感到匮乏与耻辱，
在心灵深处烙上“隐藏的阶级伤痕（the hidden injury of class）”。
他们试图保护孩子的情绪安全，有时他们的做法与中产家庭的保安策略大相径庭。
许多父母最在意的是孩子不听话、“变坏”，因而频繁使用大众眼中近乎“虐待”的体罚。
成为父母后，他们与国家、学校互动之际，新兴的教养脚本范式也让他们感到不安与无力。
例如，学校期待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让不能做到配合的父母显得消极或失职；
国家政策灌输的理想家庭意识形态（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才“正常”、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者等等），
让无法符合这一模板的非典型家庭显得“有问题”。
而身处其中的家长与孩子，更被排斥与疏离，成为“他者”。
▌“舍得”就够了吗？
即使现实是，读大学不再等于有好工作。
甚至有些具备专业技能的水电工，他们在经济安全上不比坐办公室的白领差。
但劳工阶层的父母还是无可自拔地想象并相信，中产阶层生活比较轻松，赚钱比较容易。
这些想象既是某种习惯性的谬误，却也未尝不是现实。
“水电工赚得比办公室白领多”毕竟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偶发现象。
劳工阶层的职业更不稳定，经常会快速变动，工时高而工资低，没有保障。
这样的预期反映在以职业教育上，虽然社会与国家皆不断重复“职业教育也是出路”，
但在资源的分配与倾斜上，职业教育明显呈现出“被放弃的领域”的形象。
而父母在为孩子安排学业时，职业教育也从来不是第一选择。
个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当代社会过度肯定“阶层的（向上）流动”，
以至于中产父母一再强调保持现今地位的重要性，而劳工阶层的父母则不断告诫孩子：
“不要跟我做一样的工作”，频频否定自己的职业价值与文化背景。
《小舍得》的最后，子悠能快乐地准备升学考试，欢欢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唱歌、画画，米桃搬家了，
和爸爸妈妈住进了楼房，等待妹妹来城里读书。大团圆的结局反映出一个观念，
只要家长“舍得”考试成绩，不“舍得”学习，便能得到美好的明天。
然而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父母为孩子精心打点、极大程度地介入孩子的生活，规划出他们的学习日常，
孩子却可能非预期地陷入时间上的贫穷，整天在家庭、学校、补习班、课外活动之间赶场，
并且过度依赖父母，少了父母便丧失行动方向；家长们费尽心力将孩子跨区送入优秀的教育网络，
却可能非预期地将孩子暴露于近距离的差距中，他们进入更好的学校，却发现自己是“学渣”，
家庭是“穷人”，在同伴间感受到自身的物质和学识上的匮乏、强化童年的现实阴影。
不论如何善用阶层优势，或一心想创造阶层流动，都无法保证这就是教育的“正确答案”。
事实上，世界的变动往往让人们措手不及，产业与科技的发展无人能精准预测，
我们甚至难以判断：未来什么职业必定会消失、什么新形态的工作又会出现。
所谓符合社会要求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答案”。
父母必须换一个方式来理解风险与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这种失控的感觉，
不再去强迫性地追求控制感与确定性，甚至理解到，这种变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才是孩子成长发展的养分。
如此一来，父母与孩子才能轻松一点，达到共同成长。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说：
“当一个好父母，不是把孩子变成聪明、快乐或成功的大人，而是养出一个健康、适应力强、有弹性的孩子，
去面对难以预料却必须面对的未来世界。”
教育之所为成为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正是因为它不仅涉及资源的多寡与竞逐，
也暗暗蕴含着道德价值、情绪安全的斗争。
如蓝佩嘉教授所说，“主流教育方式往往有着习焉不察的谬误，如预设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
专职母亲做为典型，忽略或排除了劳工阶级、少数族裔、单亲、隔代教养等差异处境。”
当某一种教养方式、家庭形式被社会视为正统、进步与理想的方式，就同时也意味着：
其他教养方式与家庭模式被贬为异端、落后、不称职。这样的评价系统，让资源不足的养育者，
经常陷在自我怀疑、困窘、焦虑、怨恨等情绪中，感受不安全，担心自己永远没办法“做对”。
家长能否“舍得”孩子的考试成绩，恐怕并非是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
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紧张，其实反映出现代性的内在结构矛盾。
作为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完成许多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革。
这是一种“压缩的现代性”，指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上走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十分浓缩的发展过程，
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体系。
这既使得我们的社会阶层流动曾经十分剧烈，也使得我们的流动迅速过渡到固化的状态。
从教育这个透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不平等，也可以理解在全球和本土、
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拉扯中所体现出来的日常生活。
德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杜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2019年出版的《育儿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中指出，“直升机父母（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之所以变得普遍，是对社会与产业急速变化做出的理性经济策略；
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市场报酬在提升，以及经济与教育机会的分配日益不平等，如果父母对下一代教育能投入更多资源与心力，就有助于保障孩子未来的经济安全。这样的教育和养育趋势在美国尤其明显。相对起来，在北欧，由于专业白领与蓝领劳工的税后薪资与福利待遇相去不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父母的教养风格就倾向于更宽松、更自由。
▲ “直升机父母（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之所以变得普遍，是对社会与产业急速变化做出的理性经济策略。 © National Center for Youth Issues
好的教育，不该只来自父母，也应该来自社会。
在一个社会的成长过程里，教育的责任，应该由每一个人共同承担。
要避免“鸡娃”带来的痛苦和焦虑，需要的恐怕不只是家长要懂得“舍得”，
也不只是学区房、超前学习、掐尖录取等问题的治理。
问题的答案，或许从来就不只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