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回顾：《成为贼》
小偷
一月十五号，接近睡觉的时间，号门突然打开，文东进来了，管教和副所长都站在门口。
“链，都打架了干嘛不链，这不是规定嘛！”文东说，他摇晃着脑袋，像是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小事。接着，他被拷走了。几分钟后，他被戴上手铐脚镣，拴在墙上的铁环中。
和其他犯人30平米的活动范围相比，现下，他被压缩到直径不到10公分的范围，未来3天都将如此。
他打了4区8号的广东仔，广东仔是因为碰瓷，被判诈骗罪进来的。“实在可气！”东哥说，他打广东仔是要教教他怎么做人。
广东仔仗着自己明天要被调走，明目张胆拿他桶里的东西，他质问广东仔，广东仔却甩出挑衅的话语，这让他很难堪。
作为监狱的常客，他明知道打人的后果。“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于打人被拴，东哥丝毫不后悔，他说，要是不打，他得后悔一辈子。东哥在外面也是有头有脸的人，道上朋友很多，都给面儿。
文东，1975年生人，家就在昌平看守所附近的村里，是一名职业盗窃犯。
看见我，他冲着我笑，我也冲他笑。我们实在很有缘分。2区2号，4区2号，现又在4区9号见面了。我自告奋勇看护他，但他为了不麻烦我端屎端尿，进行了绝食。
在墙上的前48小时里，他一滴尿也没有尿出来，但在上墙后的第12个小时里，他就已经有了尿意。我多次说给他拿饭盒接着，他示意说不必，但他的脸，已经被尿憋得通红。
他按墙上的呼叫器找管教，说要上厕所。从早上等到下午，没人来给他解链。
东哥最终接受了我的好意，他拿着饭盒，面对着墙，过了很久也没尿出来，他又让我把饭盒拿回去。到晚上，东哥的脸由红变紫，尿憋得他坐立不安，身体也不由自主地痉挛，阵痛一波一波来袭。
我背着他躺着，不敢动一下。从东哥的种种行为来看，这是一个豁达洒脱的人，在内心深处，却安放着一个过于谨慎、内敛的灵魂。
我将饭盒换成水桶，他坐在上面，却依旧尿不出来。夜深人静，我不敢动，是给他传递信息：没有人盯着他看，放心尿吧。
然而，直到次日的半夜，他坐在桶上超过半小时，才完成了这项旁人轻而易举的排泄行动。我将水桶放到大窑时，看到里面全是血。在看守所，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我问东哥，这一行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要将双指插进热水里夹东西，他摇头说用不着，那都是电视剧里虚构。我又问他们这一行有没有公认的贼王，他又摇头。
东哥眯着眼睛，不摇头，不点头，后来他说，在石家庄他们的家，方圆数十里，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在东哥的形容中，盗窃是个传统大行业，能细分出数十个专业，每项业务，对职业技能的要求并不一样。精通某项业务，不亚于读一个专科。真正入行，文东花了半年时间，成为技术全面的“精英”，他则用了20年。
观察同行工作是职业化的第一步，公交车站提供最专业的平台。
在这里，文东看见过同行两两配合，掩护对方偷钱包；利用报纸遮挡顾客视线；利用司机刹车造成的惯性贴身掏口袋；利用人的警惕心制造假象瞒天过海。
胖子行动缓慢，反应能力差，容易下手；穿着体面的人口袋里钱多；农民工可能会将钱缝在裤子里；抱孩子的女人双手被占，是完美的猎物；睡梦中的男女，永远都是待宰的肥猪……
总结盗窃心理学，学会使用兵法，掌握侦查与反侦察能力是基本的职业素养，而心思聪慧、记忆力好、随机应变，代表着一个职业小偷能够走多远、走多高——这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绞链一般在夏天干，女人穿得少，戴了金项链、金手链的，一去买菜挑拣蔬菜得低头，一低头，项链的下端就离开了脖子，就这时候，把医用剪刀伸出去，咔，另一只手接着项链，绞了就走。
“他们手抖，一哆嗦，人家发现了，就干不成了。这个只有我能干。”东哥说，2010年夏天，他和3个朋友一起干了一个半月，赚了60万。
基础业务从钱包开始，再拓展下去，但凡人身上跨的挂的背的戴的提的拿的，和钱有关系，都属于文东的工作范围。
东哥的描述，让我恍惚间产生了在观赏一种工匠精神的错觉。
21世纪的前10年，是文东的黄金时代。偷钱包，效率最高的一次，在长途车上，有个睡着了的家伙，他很轻松地从他怀里拿出包，不到20分钟，三万五到手了。
“毫不夸张地说，我偷的手机，得用一个卡车装。”文东用手比划着。这些偷来的手机将全部被运送到深圳的华强北手机二手市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在那里被漂白后，卖向全世界。
职业巅峰，也许是在2008年，文东和100多个同行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盗窃军团，从中原腹地河南某县出发，一路向北，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华北平原。
他喜欢一掷千金的生活，喜欢交朋友，喜欢四海之内皆兄弟、快意恩仇的江湖。他的江湖，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构建。
同行遵循传统的地域观念，自动将小我镶嵌到某个省市的版图中，形成辨识度较高的河南帮、四川帮、黑龙江帮、江西帮，新疆帮……帮派通常散化成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分工合作。
2018年8月，他和3个合伙人开车到农贸市场。进了市场，看见有人将手机露出了口袋，他四处观察，确定没有便衣后，迅速凑过去，伸手，掏出手机，转身便走。
整个盗窃过程以秒计时，然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一个老头正拿着手机拍摄。
总结这次入狱的原因，文东认为，还是职业素养不够。法律日趋完善，警察打击盗窃力度持续增大，天眼摄像头四处遍布，搜集证据的手段越来越先进。
“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重庆江津籍职业小偷王明清道出了实情。从业20多年，最近5年，王明清几乎年年都折进来，进监狱率远超过其他时期。
他的同行老乡，刘满银和老冯，释放几个月也先后折进来；黑龙江籍职业扒手汪明，19年释放数月，于当年10月再次落网；齐齐哈尔，1993年出生的小庄，19年8月盗窃罪刑满释放，10天后再次落网；黑户竹子今年19岁，但已经三进宫……
毫无疑问，小偷行业的风险还在持续增加。有人叹息，北京打击盗窃的力度，正在把人（小偷）往河北周边驱赶。
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主要是公交车站、地铁、火车站、公园等地，现在，这些地方高密度的摄像头、无处不在的便衣使得业内人士越来越谨慎，转而选择相对低风险的农贸市场、街头、集市。行业精英如文东者，也以商场为主要的办公地。
反扒大队有专门培训业务的老师，而全国数百万的盗窃军团却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进行专业课培训，这让小偷们普遍感到可惜。
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反扒大队的有多厉害，而是小偷行业出现了断层，手艺无法通过系统的教学传授出去；过于陈旧的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模式依旧是主流，而且，师父往往抱着“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旧观念，很多技艺已经失传……
半步桥头，雾霭氤氲煞气稠。獬豸抚角忧，魑魅魍魉吼，飞花难锦绣……”东哥能背很多诗，岳飞的、白居易的、李白的、苏轼的。
东哥念的这首，据说是一个在七处的老教授写的诗，七处是北京第一看守所。老教授被判死刑，在绝望之际，写了这首《七笔勾》。
“咫尺飘尸臭，一入斯门此生便罢休，因此上把浪子回头一笔勾。”
某种程度上说，文东成为贼，和他的爱情不无关系。他与妻子荣慧相识于童年，相恋于初二。
荣慧1976年出生，比文东小一岁。两人早恋被父母发现，分居二地时，文东每月两次从北京到新乐见她。少年穷，攒不到钱时，逃票、扒火车都干过。
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走到了一个面摊前，要了一碗面。看见面摊车上的一盒钱，趁着老板不注意，文东跳起来，直接冲过去，抓了两把钱就往外面跑。这是1992年，文东第一次犯罪，抢劫，因为爱情。
荣慧家人的暴力威胁，是这段校园爱情的又一道障碍。被打得遍体鳞伤，爬不起来，文东并不在乎。
文东赢了。1995年，给岳父打下5千块欠条做彩礼，订婚，他带着荣慧前往北京谋生。
学历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北漂的小情侣只能靠体力劳动换取收入。
给江苏人打工，装修，每天的工作是拿砂纸打墙灰，一天下来，整个人都是白的。夜里下了班，整个人瘫在床上，无法抬起胳膊。
荣慧哭着劝文东别干了，然而，她的工作更辛苦，做串串，每天晚上一根一根串好蔬菜、丸子，凌晨四五点起床，挑着担子，辗转数趟公交，到车站去卖。夜里回来，又得继续串蔬菜。
工地干活，文东被派去搬手脚架，加起来重六吨，从这栋楼挪到那栋楼，累得浑身虚软。
工作总在换，租住地总在换，饱尝辛酸，看不到任何希望。在气馁和极度的疲惫中，文东歇了几天，石榴庄的出租屋待不住，他到附近的公交车枢纽站溜达。
枢纽站龙蛇混杂，文东很快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暴利行业。“紧张，害怕，手心出汗。”成为贼，文东再次体验了抢劫面摊的情绪。
用了半年时间，文东才真正入行。工作的旺季，往往在11月到次年2月份，早上出去干活，快则半小时，慢则两个小时，结束工作，剩下的便是快活的休闲时光。
在歌厅，在KTV，在夜场，在工体，在三里屯，在后海，在北京夜夜歌舞的酒吧、坐台小姐聚集地，文东体验到了人生的另一种乐趣。
这种乐趣，是金钱、酒精、性、暴力、冰毒的混合体，在大分贝香港流行曲和电子音的轰炸下，变成纯粹的发泄。
赌、毒、嫖、是大多数职业小偷暴富后都会沉溺的爱好。生活极速膨胀，越过了文东想象的边界。
东哥及其合伙人默契配合，从业生涯都超过了十年，盗窃美学的重要篇章是契约精神，他们彼此信任，没人出卖朋友。“谁进来都不乱咬人，出去了还一起干。”
我得以猜测，小偷团伙的团建活动也许是到关帝庙烧香。关二爷不拘黑白，只问忠义。
跟妻子搬到分钟寺租住时，荣慧到火车站卖麻辣烫，而东哥就闲在家。
他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妻，丈夫瘫痪在床，妻子无心打扫，院落肮脏零乱，东哥爱干净，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替老头端屎倒尿。
“我们搬走的时候，老头老太太特别不愿意，他们的儿女也都来劝，愿意不要房租让我们住。”东哥自豪地说。他干的赡养父母的义务劳动，连房东的儿女们都没做过。
在跟各行各业打交道的三年，文东看见了许多黑色交易，参与的人中，黑道白道都有。“太黑了！”东哥苦笑着，他并不觉得我能理解他所说那个魔幻的世界。
“所以你刚进来，我特别愿意帮助你这种人，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可太单纯了，都没被社会污染，我很不希望你们受到一点点伤害。就在你们的人生轨迹中活着就挺好，体体面面的，千万别看到这些……”
入狱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监狱里等级明确，犯人们命令新人多干活，却用刻薄而恶毒的话辱骂他们。
我曾目睹狱友被要求替头板（管理犯人的犯人）捏腿、按摩，或者被迫当众表演射精。当头板心情烦躁时，他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往往一边哭一边哀求，希望头板放过他；头板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他多吃一个馒头。
东哥用他的江湖地位让我免于遭受欺凌，又在我对人生、未来彻底失去希望时宽慰我。
“人不能用好坏去分，这世界上没有好人坏人。”在和他面对面的交流中，我能看到在东哥喉结的抖动间，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在颤抖，也在怀满希望地呐喊。但很快，他让自己矛盾的心灵又滑入深深的黑夜里。
2020年1月23号早上，东哥终于被解链，调回隔壁的8号。走的时候，他没有回头。2月19号，他刑满释放，临走前，他冲我喊话，说记着我的情呢。
我感动又自责，他被链在墙上的那三天，我什么都没有做，可他却觉得欠了我很大的人情。
他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并许诺给我做他最拿手的猪肉炖粉条。
文东于2020年2月19日出狱。出狱以来，他一直待在新乐市的家里。
凌晨1点，9楼的家中，灯已经熄灭。钥匙放在门口的鞋中。女儿已经睡熟，荣慧躺在床上，睁着眼等待丈夫回家。丈夫已在回家路上，暂时没有任何危险。
这是这个家最安详的时刻，荣慧不必再时时刻刻绷紧神经、为丈夫担忧。
这么多年来，每每撑不下去，她会想找个人倾诉。但她不能，也无法对任何人诉说。
“哪一天，突然接不到他的电话，那就是出事了。”荣慧平静地说。她能做的，只有收拾好行李，偷偷摸摸地前往某个看守所、某座监狱。
一年、两年、三年，漫长的等待后，再偷偷摸摸去一趟监狱，接回那个心灵、肉体相当陌生的男人。
荣慧也曾想过离开，他吸毒，他出轨，他干坏事，偷别人的东西，不仅违法，还伤天害理。
但文东拒绝签字，他清楚，妻子是个好女人。自己不在家里，老人和孩子都由她一人照顾，艰辛自不必说。母亲是北京人，毛病多，说话冲，不留情面，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当面数落过，唯独对妻子，“没有一点点挑剔。”
文东坚决不离，发誓、作保证、软磨硬泡、威胁、搬出父母和孩子当筹码……为了挽留荣慧，他用尽了手段。
“说不吸毒他就戒了，再也没吸。”对丈夫的决心，荣慧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数十年的感情，并不像加减乘数那样简单直白。“这么说吧，快30年了，我们两个人已经活成了一个人，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她说，“人到中年，已经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
我没法想象荣慧的情感世界。但也许，在内心深处，她依旧对那段电影似的恋情残存着一丝希望。
15岁的女儿在隔壁房间时，聊起小偷话题，夫妻俩下意识地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荣慧将声音压得很低：“他干什么，她应该猜出来了，毕竟隔两三年就进监狱，怎么看也不正常……但她从来不说。”
女儿是声乐艺术生，为了让她进入当地的好高中，家里花了四万元。
1997年，文东成为贼后，荣慧劝过他，不要做这行，但文东根本不听。
直到今天，荣慧对丈夫的职业依旧不赞同，这并不只是传统道德认知里，贼就意味着坏人，意味着蒙羞和耻辱；也不只是现有法律体系和社会运行中，它被定义为违法。
“（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都介绍自己的爸爸是做什么做什么的，你让她怎么说？她爸爸是干这个？你让别人怎么想，还有谁愿意和她交往呢？”
文东也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文东想过放弃，可放弃并不容易。
20多年来，他没干别的，就是偷，自己所有的职业技能都和偷有关，社交圈子也几乎是完整的小偷王国。自己已经“半个身子埋土里了”，“没有学历，没有文化，拿什么养家？”
当年，成为贼是主动选择，艰苦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换来和劳动相匹配的报酬，反而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变得挫败、绝望。而偷，轻而易举得到丰厚的物质报酬。
但获得高额收入后，文东并没有选择收手，而是继续偷。这让我无法理解。
“干我们这行，就好比草原上的狼。光有羊不行，草原很快就被啃光了，羊也容易生病，有了狼呢，哎！老弱病残的羊被吃了，草原也还是绿的。有了狼，各种动物都能生存。作为食物链中的一环，它能维持一个平衡。”
文东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不到半小时，他已经从烟盒中取出了6根烟。猛吸一口烟，他吐了出来，大团的蓝色烟雾将他的脸完全遮蔽了。
显然，文东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实践、总结出了一套生存的完整理论，我不可能影响、也不可能说服他接受我作为普通人的观念。
在文东的职业规划中，北京依旧是工作重心，说不好哪天会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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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政喝着酒，抽着烟，乱糟糟的头发盖住一半耳朵，对我说不行。我们是普通工人，完全不知道当官的怎么想。你那一篇，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写厂长那部分。面对一件事情，厂长会怎么想、怎么讲话，都不像你写的那个样子。
虽然被批评不舒服，但林政说的这一点，击中了我，我无法反驳。他继续说：
“这些还不算致命的！可以把厂长拿掉，换成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我们就熟悉啦，天天看见。致命的是——”
我看着他。我和林政从初中起就是同学，高中毕业一起进电炉厂，一年实习期结束，1989年，我们搭档了，他冷作（注：将各种型材按照图纸和技术要求做成产品），我电焊，我们都住在厂里单身楼，他住在楼上右边第一间，挨着楼梯，我住在最里面，挨着厕所。
我们初中时就喜欢写作，从诗歌开始，然后武侠，再到小说。先短篇，短篇没有发表，就中篇。我们是对方作品的第一个阅读者，读完就交流，交流时从来没有客气话，直接说，你这一篇哪里好、哪里不好，结构、人物怎么样，语言、节奏怎么样。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文学风起云涌，男女老少都是文学青年。走上文学这条道不是我和林政的自主选择，贫瘠的80年代没有娱乐，我们只好看书，读书的起点是地摊小人书和图书室。图书室里都是革命文学，后来在地摊上看到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等武侠小说，才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看多了，我们也试着写。进厂后，我们梦想着作品发表，被厂里的人刮目相看，或许能从工人转成干部也说不定。
林政写小说常躲在屋里写，我还参加文学班。1988年，我看到《株洲日报》上“汽笛”文学班的招生广告，希望林政同去，他不愿意交钱，我交了25元钱，成为了文学班的学员。在文学班，我接触到《诗歌报》、《中篇小说选刊》等文学报刊杂志。读到翟永明的诗，“月亮像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大胆的比喻和贴近生活气息的文字，让我看到文学不可思议的诱惑。我在文学班得到的杂志也给林政看了，后来我开始订阅报刊杂志，林政老看我的，过意不去了，他才开始订阅。
我和林政的创作还处于模仿期，我们疯狂地写作，没有谁教我们，读过的每一首诗歌、每一篇小说就是我们的老师。那些文学报刊都被我们翻得“糜烂”了，拿在手里是软踏踏的，一摸，上面似乎有一层毛。
林政特别喜欢《中篇小说选刊》，一门心思往小说里钻。他原本不喝酒，不知道怎么写人物喝酒时的状态，才开始学习喝酒。
我看着他抿一口酒，撇一下嘴，再眯眯眼睛。他就是这样，一句话说一半，要你问他才接着往下说。我其实很烦他这套，故弄玄虚。但还是追问：“什么是致命的？”
“我们是男的，小说中有男有女，女的那方面怎么样？”
“味道啊，女人的味道是怎样的？写到发生关系，只能猜测，而猜测不准确啊。所以我想好了——”
罗瑜贞在电炉厂厂门口外的商店上班，她爸是工会主席，从车间调到商店也是她爸安排的。我们是同龄人，说得上话，罗瑜贞挺漂亮，我先认识她，又将她介绍给林政，罗瑜贞看上了林政，但林政不理她。她只好常来找我，她很佩服我和林政，说单身楼这么多男青年，或者吹乐器，或者打鸟。你们看书，还写文章，你们真了不起。
但林政不喜欢罗瑜贞，林政喜欢灏灏姐。灏灏姐和我们一个车间，钳工， 30出头。厂里人都知道，灏灏姐相亲多次，都没遇上对她感兴趣的男人。我怀疑林政是严重自卑，选灏灏姐他才心安理得。
林政25岁了，还没试过女人滋味，我经验多些，但最后关头，没一次成功过。林政告诉我，火车站有鸡，他准备这个月12号发了工资就去火车站，哪怕需要一个月的工资，他也一定要试一下女人的滋味。
“女人是谁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女人的滋味是什么，这个要弄，才清楚。”
转眼到了12号，我惦记着林政的事情，吃过晚饭就到处找他，单身楼、他家里，都找不到。到晚上9点了，我忍不住，在小卖部买了两瓶啤酒，带着啤酒，坐在池塘边的草地上等他。夜里快12点，孤零零的马路上，结结实实的小矮个林政回来了。
我们坐在池塘边、小树下，每人一瓶啤酒，他把一切告诉了我。
——没有车从单位通往市区。林政走3公里的路去市里，接着坐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在火车站附近转悠，逛到一个巷子里的路边店，店名叫“忘忧”，门口站着一个40多岁的女人，林政隐晦地说明来意，跟着女人进到店里的一个包间。
不久，女人带了个女的进来，说这个女的叫兰兰，18岁，包你满意的。林政看看兰兰，觉得她28不止。但他还是随兰兰来到楼上一个昏暗的小房间。兰兰引导着她，到最后一步了，林政紧张，总不射。不知道弄了多久，兰兰求他，算了吧？她还有客在等。事情最终没有成功，林政一个月的工资也花得差不多了。
干了最后一口啤酒，我们把空瓶子扔进池塘，“波”一响，沉下去又浮上来。林政穿着圆头衫，一身汗臭，两撇小胡子，我们从黑暗中走进单位院子，上单身楼。一路上他意兴阑珊，嘴唇紧抿，进自己的房间马上锁门。我到自己的房里不久，听见他又走过长长的走廊，经过我门口，到我隔壁的厕所洗冷水澡。
他两个桶子轮着接水，把一桶桶水举过头顶倒下来，破裂的水砸到地板上，除发出叫旁边的人听了感到撕心裂肺的声音外，世界一片清静。
我相信，去火车站的事，林政从没有和第二个人说起过，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这天，林政拿着新一期《中篇小说选刊》，兴冲冲地跑到我的房间来，这期《选刊》上有一个故事不错，说的是抗日时的传奇，他兴奋地和我讨论这个故事的漂亮之处，他一激动就乱弹烟灰，都弹我床上了。我一笑而过。当时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地位是不一样的，故事出奇制胜，就等于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好看，可让人瞧不起，我是练纯文学的。
半个月后，林政拿了他新写的中篇来了。他这个中篇，是模仿《选刊》上那个通俗文学的。林政新编了一个故事，故事说关羽的“汉寿亭侯印”在抗日期间被挖出来了，国民党、日本人、土匪，围绕这个印展开保护、夺取，里面以土匪为主角，漂亮的女主角兰兰为了保护印，和青年土匪阿正之间发生了缠绵的爱情。
阿正和兰兰直接的身体接触，是我没有写过的，我觉得很刺激。
这个中篇林政投向《湖南文学》，两个月后，车间办公室来了《湖南文学》编辑部的电话，林政接了电话，和什么人都没说，就一个人跑到长沙去了。
我比车间里的人更晚知道发表的事情。钳工班来了个技校毕业的19岁姑娘，小马。这段时间我有事没事，常常到钳工班找灏灏姐说话。灏灏姐平日不管开心不开心，总板着脸，本来我从不跟她聊天的。
灏灏姐开玩笑，你到底是找我还是找她啊？小马在旁边听灏灏姐这么说，抬起她那对无辜的大眼睛，往我们这边瞟过来。我是喜欢小马的。小马一张小脸像朵小花，别人的头发都是黑色，她下面半截是外国色。她还化妆，那时厂里没几个女孩化妆。化妆的女孩怎么这么好看，无辜的眼睛特别无辜。
我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段时间根本看不到林政，他很少来上班，或者报个到就跑了，领导也没问过我。我和他是搭档，他冷作的工作不做，我电焊的活都快干完了。
几乎是立刻，我的心沉下去，沉到深深的水里。我们从诗歌起步，诗歌我写了不到一年，1989年就在《株洲日报》发表了诗歌处女作《星期六的约会》（原作品名）。林政一首诗都没有发表过，哪知道突然，他发表小说了。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发表诗歌和发表小说，那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关系。
图 | 1989年，肖斌发表于《株洲日报》的诗歌《约会》
灏灏姐从工具柜里，拿出一本《湖南文学》给我。我查找目录，一下子就看到了小说的名字和作者林政。我翻阅小说，很容易地看到林政把初稿给我的时候，我通篇帮他删除、增添的段落，修改的词句、标点符号。铅字就是美丽啊，最普通的铅字，也比名家书法漂亮。
小马吵，问能不能先给她看，我给她。灏灏姐说小马别把书搞坏了，我要还给林政的。小马本来蹲在地上干活，拿着书，活不干了，跑到角落的铁长椅子上看去了。小马穿衣服和我认识的女性不同，不知道为什么，哪怕是工作服，穿在她身上也特别好看，合身，该凸的地方会凸出来。她背对着我们到铁长椅子那边去，小屁股鼓鼓的，扭动的姿势都跟别人不同。
灏灏姐说林政稿费拿到了，700块，今天晚上林政请车间的年轻人到化校去吃宵夜。这段时间他忙一点，刚刚加入株洲市作家协会，他偷偷往外面跑搞写作的事情，也没有跟车间领导请假，如果领导问，你帮他担待一点。
我看着灏灏姐这张寡淡的脸升起光辉，问：“你同意了？”
她又掉头喊小马，先别看了，做事，等下今天做不完，你师傅要你加班的。小马遗憾地合上杂志，放到她师傅的工具柜里，过来对我说：“好想看啊，把你写的也给我看看，行吗？”我点点头，心情复杂地离开。
晚上有十几个人，主要是我们车间的，包括罗瑜贞等，我们在家里吃完晚饭后，约在厂门口过去一点的地方汇合。人到齐了，一起走路去化校。灏灏姐陪在林政身边，林政步伐轻快，谈笑风生。小马、罗瑜贞，都陪在林政身边。我跟几个哥们走。
走完一公里左右的马路，我们上了铁路——株洲是一座火车搬来的城市，到处是铁路。走水泥枕木不像走马路，枕木之间的距离，比平常走路的步伐要宽一点。高个子像我还好，矮个子走，要跳，所以小马和罗瑜贞就像两只窈窕的麋鹿，围着林政跳来跳去。她们越跳，我越青筋暴露。
这个夜宵他们都吃得高兴，大家都看出了林政和灏灏姐的关系比以前进步明显，不断举杯祝贺，真为他俩高兴。灏灏姐相亲不顺，曾反复说过，这辈子要独善其身。这回好了，把她解决了。而我看到林政的目光老在小马身上探究，从里到外。罗瑜贞和我一样寂寞，像夜空的星。
灏灏姐多老练，她也看见了林政向小马漂移的目光，在桌子底下，她把林政的手抓住了，还摸林政的大腿。这一夜的林政，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王朝马汉在身边啊。
发表了这个中篇之后，不久林政又在《株洲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歌颂我们单位书记兼厂长的文章，一时之间，他风头无两，睥睨一切。干部工人都议论，认为林政应该会转为干部。毕竟，厂里还没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
林政接下来又参加了省文联在株洲办的笔会，他常常不在车间，我不知道他如何请假，他好像得到了车间的默许，这更佐证了他会变为干部的传言。
林政不在车间，我在车间也没什么事做，我报个到，马上就跑回单身楼看书。林政单身楼房子的门总是关着的，以前我路过这张门，可以随意推一推、喊一喊他的名字，现在我俩关系尴尬，我低着头，默默地走过他房门。
几次，我看见过灏灏姐从林政的房子里出来，她已经有了林政的钥匙，他们也偶尔在这里做饭吃。门外面放着个小煤炉，煮饭炒菜，弄好了饭菜端进去，两个人关上门快快乐乐地吃，举案齐眉的样子，就差早生贵子了。
车间团支部书记找到我，说领导批准车间青年出去搞一次活动，费用大家平摊，地点是衡山。星期五下午车间放假，我们坐火车出发，星期五晚上住山下，星期六一早爬山，在山上住一晚，星期天回来。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1995年5月1日起，全国开始实行“大礼拜”（注：双休日工作制）。大礼拜一实行我们就想出去玩了，都到秋天了，才梦想成真。
全车间年轻人都参加了。我们登上火车，林政和灏灏姐坐的是两个人的位子，小马想靠近林政，她跟人换了位子，隔着走廊，坐在林政边上。
她跟林政说他的那个小说，她列举了很多小说当中她喜欢的词句。我听她说的词句，有不少是我改的，可林政都忘记了，他的小胡子翘起，细细分析这一句为什么这么写，他真的忘记了，那是我造句的风格，是我的独一无二，可惜是在他的文章里。
我和林政一直是对方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林政看完，会在最后写一两段话，我看书喜欢手头拿一只笔，随看随划重点，看林政的文章也一样，随看随划，对不好的句子立刻修改。所以我一认就认得出哪是我的句子。我把头扭向窗外。
林政告诉小马，这个小说是写故事，人物要为故事服务：“譬如说手啊……”林政向小马伸出他的两只手，叫她把手伸过来，林政拿着她的手：“你看你这希望纹、羽毛纹，婚姻线事业线，天纹地纹，啊。”小马叫起来：“你还会看相啊？这么博学多才！”
我看灏灏姐，她和林政之间隔着宽宽的距离，都可以再坐一个人进去了。她紧紧地靠着窗户，窗户幸亏不是墙壁，如果是墙壁，她就融化到墙里去了。她望着玻璃上印出的林政和小马。林政弯着腰，小马也弯着腰，他们两个隔着过道，头都挨到一起了。小马时不时哈哈笑，林政说话的声音细细的，他故意的，他的声音只有小马听得清。
火车咣里咣当，摇摇摆摆，令人想昏睡。不真实的车内的灯光，走在过道上左倾右倾、走走停停的人。本来大家都心情愉快，林政和小马的肆无忌惮，令大家都了无生趣。林政是火车的核心，我和灏灏姐是两个边沿人，有一回无意中对视，勉强笑笑，人生是一场梦啊。
车到了衡山站。我们下车问衡山在哪里，才发现衡山是衡山，衡山站是衡山站，衡山在南岳，衡山站在衡山县。明天白天才有去南岳的汽车，火车站附近没有住宿的地方。一行人决定坐过渡的船，先去县城。
我还在失望，想再抱怨火车“ 为什么没有提示？”，林政问明坐船的地方，和小马一起，带着大家一窝鸭子一样跑下台阶，去江边赶船。我赶紧撒开腿追。
还好，最后一班船，我们过了湘江。即便出了这样的故障，大家的情绪依旧分外高涨。找好房子吃饭，很晚大家还不想睡，我问当地人，附近有什么可以旅游的地方，他们说没有，只有一个烈士墓。跟大家通报，居然都同意了。
当地人说烈士墓离县城不远，我们决定步行。这一步行，走到快中午才到。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口干舌燥，小马脱掉外衣，我看见小马露出她早该露出的骄傲，只有我有相机，小马这边喊，那边叫，我不停地帮她拍。林政本来拿着小马的外套跟着我跑，他一过来我就换地方，他跟几次只好不跟了。
灏灏姐清醒过来，她绝地反击，对林政坚壁清野，寸步不离。先是把小马的外套丢给了我，我乐滋滋接着。林政要靠近小马，灏灏姐就把他拖开。当初我明确反对他追灏灏姐的，可他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追到了，小马偏偏像流星闪现，流星为你林政而来？想换人，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小说发表了，灏灏姐追到了，天底下的好事不能都归你吧？
大家其实都压着火，不赞同表现出来，就是把小马往我身边推。灏灏姐不用盯着林政了，所有的眼睛都帮灏灏姐盯着，在烈士墓那里已经这样，上衡山途中，更是如此。小马还想再问一下放纵线爱情线的问题，大家坚决反对放纵，不要放纵，要稳如磐石。
晚上住宿，打牌时，我想打一下，小马不打，他们就不要我打。林政不想打，灏灏姐已经上桌，他们拖住林政，林政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开。
当晚我和林政住一个双人间，他们去打牌，我和小马在房间聊天。聊了几句，小马建议到外面走走。我知道晚上山上很冷，披着我的被子出来了。
我们往高处走。夜凉如冰，起雾了，这里一块那里一团。路上也有和我们类似的一男一女，一起披着被子。路边也看得到，草地上、被子里露出的一双男性腿，在路边滚动。这情景越来越暧昧。
还没到山顶，真不能再上了，会冻死。我和小马面对面抱着，开始接吻。我的手马上从她的裤腰带后面插进去，摸到了小马鼓鼓的屁股。
我们回到旅馆，关上门，被子盖在两个人身上。门响，林政来了，他发现了床上的人，鼓得太高的被子，和床边小马乱七八糟的衣服。他站在门口犹豫，又关上门走了。
坐火车回去的时候，小马和我坐在一起，就像林政和灏灏姐坐在一起一样。灏灏姐冲我神秘地笑，林政也没有像来的时候那样给小马看手相了。林政垂头丧气，像吸完后刚刚丢掉的烟头，不看我，也不看灏灏姐一眼。我看着他，相貌普通，身高一米六多，身体矮胖。这个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衡山回来不久，我和小马完全正式了。有天在单身楼倒垃圾那个角落，我在楼上看见林政和灏灏姐在争吵。灏灏姐由情绪激动，到哭哭啼啼，再到无话可说蹲在地上，最后看一眼一直背对着她的林政，站起来走了。
1996年，下岗这个词出现了。株洲市是工业城市，万人工厂东南西北林立，工人面临艰难的选择。电炉厂的下岗是签合同，自愿，一年一签，按工龄每个月发生活费，我8年工龄每月能发120元。年轻人不懂事，下岗就下岗，正好四海漂流。后来才知道其实下岗的都是年轻人，老同志要养家糊口，不能下岗。我和林政都下岗了。
那时候社会号召“转变思想观念”，鼓励擦皮鞋也是就业，报纸上经常报道“捞偏门”的下岗青年不靠单位养活自己的故事，但电炉厂绝大部分下岗的年轻人都没去找事情做，就在家里白吃白喝待着。株洲市第一届服装博览会要开幕了，招聘工作人员，我应聘了，到组委会混吃混喝了一段时间。
和我们单位相邻的“荷花公社”驻地有个粮站，那里空房子多，林政在那里租了厂房，办了个家具加工厂。这是罗瑜贞告诉我的。
罗瑜贞还告诉我，林政的小说被转载了，就是那个小说，被《今古传奇》转载了，稿费300。
她知道林政这么多信息，我以为他们好了，罗瑜贞苦笑，没有好。林政那里需要票据、纸张什么的，他让罗瑜贞从她就职的商店偷偷拿出来给他。罗瑜贞做不来这样的事情，感到为难。林政家里在他们老家那个农村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的，见过面了，在谈。林政向厂里申请了结婚住房，可能不久会结婚了。
“他都要跟别人结婚了，你还帮他偷个屁呀？”我忿忿不平。
我更忿忿不平的是，我和林政都是工人，只想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我们都失败了，尤其是林政。他都在《湖南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了，还是当工人，还是下岗。《湖南文学》，月刊，一期只发一个中篇，林政这个中篇的含金量厂里领导懂吗？为什么单位对林政不能破例，作为人才提拔呢？不提拔工人，光说工人是领导阶级，领导阶级都下岗了还领导谁？
我下岗一年，只谋到过服装博览会一个职业，博览会一结束，我就失业了。1997年到续签合同时，车间要我回去，我顺台阶下，回到了车间。
回厂后有个考警校的机会，我和林政等厂里的大部分青工，不管是下岗的还是在职的，都去考了。不久有到郴州汝城大山里的出差，安装电炉，我出差去了。
快安装完的前几天，我家里来了一个电话，妹妹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湖南文学》来了一个稿费单子，300元。第二，警校我考取了。
两件事突如其来，我应接不暇。首先是小说，我写了这么多中篇给《湖南文学》，他们发的是哪一篇？林政的中篇给的是700元，3万来字，我的中篇一般也是3万字左右，只给300元？
心底里更严峻的是考取了警校带来的震荡。这意味着我就不是工人了，即将成为干部。
从郴州回来罗瑜贞告诉我，林政的家已经安顿得差不多了，林政托她转告我，叫我去他家里坐坐。我不想去，但罗瑜贞坚持去，她后来没为林政偷票据了，满怀歉意。我们就去了。
林政对我来表示出高兴的劲儿，先恭喜我发表了小说，问小说的情况。我告诉他写的是单身楼的事情，一男一女，没什么故事。我不会编故事，只是记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林政赞扬了我，说他那个小说情节离奇，可是离真实生活远，还是写周边熟悉的东西更有成就感。
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我才明白他刚刚发表小说的时候风生水起，为什么后来偃旗息鼓了。原来他认识了杂志社的一位女编辑。有次开笔会，那位编辑喝了几杯后，对他表示了那个意思。
他说的这位编辑，我在杂志上看过她的照片，清秀端庄，虽然比我们大个二十来岁。林政说那天晚饭后他陪她散步，散完步，她邀请他到她的房间谈文学。两个人喝酒，女编辑忽然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说完倒在他怀里，嘤嘤哭泣。
女主编告诉林政，中篇小说，不是你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可以发表的，林政的能发表，是太巧了。林政发表处女作那期的自然来稿，作家中篇来了四个。编辑部约的是湖南的一位作家，改稿几次了，还是不行。眼看时间到了，林政这篇来了，林政这篇比其它四个好看。她想发林政这篇，限定时间叫那位作家改出来。时间一到，那位作家没有改好，她就打电话叫林政过长沙。等到清样出来，那位作家来了。她说实话，作家的稿子改得不错了，麻烦的是林政的稿子又挡在这里了，最后她下决心，作家的稿子留存，先发林政的。
女编辑泪水涟涟，抬起头，闭上眼，虽然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长年待在编辑部晒不到阳光，白得很。他们接吻，吻到女主编衣衫不整去洗澡的时候，林政跑了。林政说，跑是突然的冲动，不是深思熟虑，也没有左右权衡，自然跑了。
“要是你呀肖斌，肯定就那个了，你看看他！”罗瑜贞眼睛里涌出泪花。
林政看着我，“其实四十多，并不显老的。”我从他这句话里，读出了他无穷的悔意。他说，自他那次拒绝女编辑，后来就很难再发表文章了。
不久我参加了林政的婚礼，摆了很多桌，新娘子很漂亮。再不久，我去读警校了。
读警校后，我跟林政基本断了联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才能从长沙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就是焦急地和小马上床。
1998年年底，小马告诉我林政生了个儿子。林政的家具加工厂早停了，现在林政学会了开车，在帮人跑客。电炉厂到市里没有公共汽车，她听说林政准备买辆面包车，来跑厂里到市里这条线。
1999年警校毕业后，我离开了株洲，到另一个城市工作。陌生的环境很难适应。这里像警校一样，几个月才有一次休息。小马来过一次，后来再也没有来了。
偶尔回株洲一次，碰到林政，他问我是不是还在写，最近发表了什么？我说写还是写了不少，但不怎么投稿了。
我也问林政，他说如果有时间，还是会想动笔，但是——哪里有时间呢？孩子慢慢大了，到处要用钱，老婆没有工作，他要养家糊口。这时候都有手机了，但我们没有留号码。
我再见罗瑜贞是几年后。我回去参加一位长辈的丧礼，刚好饭桌上跟她坐一起。我们亲切地打招呼，她说我一点没变，可她完全变了，她变成了当初的灏灏姐，一个妇女的形象。她结了婚又离了婚，孩子归男方，她一个人又回到了电炉厂，和母亲住，她父亲早过世了。
我离开株洲没多久，2001年左右，厂里很多人买断工龄，离开厂，失去了我们父母曾看得比天还大的固定工作，成为靠自己才能活的无业游民。十几年的工龄，当时只能卖四五千元人民币。林政也买断了，他跑了厂里到市里的客运线路，跑了几年，没有钱赚，到驾校当教练去了。小马也买断了，在株洲一家药企，现在到北京去了，生了个儿子。大家都不跟灏灏姐玩的，灏灏姐的情况一无所知。
电炉厂没什么变化，但电炉厂旁边的荷花公社变了，以前林政开家具加工厂的地方，现在是株洲市开发的“秋瑾故居”。前几年我去看了一次，那口塘——林政第一次去尝试女人的滋味，我深夜里等他回来的那口池塘，还在那里，一模一样。
那是2016年，微信上一个电炉厂平常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个消息告诉我，林政死了。
我问过电炉厂的哥几个，林政的墓地在哪里？他们说那要问她妹妹，他们不知道。
林政比我小一岁多，他凋谢在45岁。他发表中篇小说，应该是1995年。他的人生在他25岁时达到高潮，就像浪花，忽然跳起来，跳那么高，然后马上砸在地上。
我想林政的墓地，适合写墓志铭的人，应该是我。虽然我们分别多年，后来关系也不好。但林政的青年时代，是和我一起度过的。我们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青年，我们参加朗诵会，结诗社，读文学班，被漂亮姑娘吸引，给姑娘们写诗，引得姑娘们泪水涟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