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求职，我成了内定的陪衬丨人间 · 寻业中国
“教授这个词，汉语讲出来照样响当当，建中国的实验室，做中国的课题，带中国的学生，通讯作者署上中国人的名字，照样发在美国大牛期刊上！”在这段话的感召下，我决定好好准备准备，回国应聘……
配图 |《中国合伙人》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2
赴美做博士后的第7年，我终于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还因此登上当地的媒体。看似收获颇丰，内心却充满焦虑——在美国，博士后只是博士毕业生拿到教职或进入企业前的缓冲阶段，甚至连正式工作都算不上。而我这博士后一入坑就是7年，再不爬出来，就不是缓冲、而是死缓了。
于是，我开始找工作。但因为没有美国本土的学位，绿卡也还在申请中，一时间毫无进展。正在焦头烂额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QQ邮箱的邮件，发信人自称是国内某高校某学院的科研秘书，在文中用错误百出的英文描述说，他们学院一直在关注我的科研动向，并认为我的论文意义重大，诚挚邀请我参加他们在X市举办的学术论坛，交通及食宿等费用皆由他们承担。
自从到美国后，我便跟国内学术圈没有什么联系了。对这所高校的了解，也仅限于网上介绍的“教育部直属”、“211工程”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之类的头衔而已。登上学院网站，才发现这所自诩“在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基础上”成立的新学院的目标不可谓不宏大——“短期内建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诚邀全球优秀人才加盟，以推进该校世界排名前1%的优势学科。”
世界排名前1%？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学科这么厉害。可点开链接，却进入了“网站正在建设中”的页面。
我不太确定，联系了一位在X市的师兄。当年在美国，我们常一起踢球，那时，他的口头禅是“5年之内必须杀回国去”，因为“海龟绝对整不过土鳖”。当然，他也不是说说而已——在美国待了几年后，师兄不但放弃了申请到一半的绿卡，更推掉美国这边公司的聘书，以海归风投的身份去了X市，做着上千万的投资项目，一时被传为奇谈。
“回来吧哥们儿，”隔着太平洋，师兄的东北话听着格外热乎，“各种烧钱，各种政策，往你脑门儿上咣咣猛砸，他们又刚成立，坑儿还没占满，你趁乱杀回来正是时候！”
师兄又让我备好中文简历，列上发表过的论文，我却糊涂了：“人家说开学术会，不是招聘会。”
“在美国待傻了吧？”师兄大笑，“真以为国内人傻钱多，请你回去游山玩水？这叫套路，学术招聘打包一起整了，回头往上一报，媒体一吹，好看又好听，何乐不为？”
国内？招聘？以前我也想过回国，可一来那时还没发表有分量的论文，二来对海归到底会是个什么状态也没概念。只在博客上看到过一些海归的文章，有人说离开时依依不舍，因为美国环境好、人少，充满田园气息；有人说美国是孩子的天堂，不用遭受国内孩子的各种压力；还有人醍醐灌顶，说年轻时来美国是凭那股闯劲儿，中年时回国要靠一颗不惑之心——没错，PM2.5、食品安全，这些都从新闻里走到你面前了，可那又怎么样呢？国内有发展机会，自然就有挑战，难不成所有好事都叫你一个人占尽了？
我没成家，没有小孩，更没痴想占尽所有好事。我只想做点自己的科研，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最有诱惑力是这段话——
“教授这个词，汉语讲出来照样响当当，建中国的实验室，做中国的课题，带中国的学生，通讯作者署上中国人的名字，照样发在美国大牛期刊上！”
跟师兄聊完，我重新搜出这段文字，读着读着，竟看到自己回国当上教授、坐在前面指导学生答辩时的场景。
在这画面的感召下，我不但立刻认真着手准备了中英双语的自荐信和简历，还专门为一个小时的求职演讲做了40多页的PPT，练得滚瓜烂熟——每分钟过一张，刚好留出15分钟回答问题——这些都是美国这边申请教职的固定流程，我想把这些带回去应该准不会错。
我给那位科研秘书回了邮件，用汉语表示感谢邀请，万分荣幸赴会。秘书迅速要了我的微信。我问具体的行程安排，好在美国提前请假。她说不急，届时会有通知。
很快，秘书就把我拉进这个论坛的微信群，看了几个，群友ID的所在地都是东京剑桥斯坦福之类，想必都是来自世界名牌大学的竞聘对手。既是竞争激烈，也体现了学院的吸引力，我在忐忑中又多了份期待。
秘书每隔几天就拉进一个新ID，这意味着又多了一个对手，于是，大家在群里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段时间，秘书终于给出会议行程安排，强调机票只能报经济舱，高铁则是商务座以下。群里终于有人开口了：“请问家属和子女怎么算？”
秘书回了一张捂脸的表情：“家人的话还请自理，抱歉哈。”
临行前，师兄叮嘱要收好登机牌和火车票，国内不像过去了，报销上管得严。我很感激，说务必要在X市一聚。
“必须的，”他在语音里大笑，“带你到江上兜一圈儿，咱哥俩儿把酒临风！”
可等我在X市落地，他人却到了广州。
“兄弟真对不起，那边项目要加急。”他打字道的歉，没用语音。
“没事，我要是留下来，咱以后不天天把酒临风？”我也打字回他。
以前在美国踢完球，就着啤酒和微波炉转出的油炸花生，我们都能聊到后半夜。如今人到中年，回了国内却也不得一见。我来不及感伤，就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论坛上。
会场设在学校的主校区，与会人员安排的酒店却在城市的另一端，秘书说这样“方便诸位每天游览市容市貌”。
当天下午，我在酒店办了入住。天气正热，外加时差，我计划着先休息一下，再参加学院的迎接晚宴。冲完澡躺在床上，隔壁就响起了夸张的撞击声，每次撞击之间还有女人的叫声，像扩了10倍音量的猫叫。我被吵恼了，砸了几下墙，撞击声停止了，猫叫却更猛烈了。我只好垂头丧气地下了楼。
酒店本身是个大厦，对面还是层恋叠嶂的大厦，夹杂其间的是无数汽车，红灯时像停滞的传送带，绿灯时就变成一去不复返的江潮。过街天桥挂着巨幅广告牌，上面的明星我既叫不出名字，也分不出男女。明星脑袋上是大红的标语，也搞不清是谁给谁在代言。
酒店大门口铺的瓷砖光滑整洁，地上的小卡片就格外显眼。我捡起一张，正面是个半裸女人，反面是手机号和二维码。我回头看了一眼酒店，才对刚才的声声猫叫有了新的理解，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疑问：我究竟是回了祖国，还是又漂到一个讲母语的异乡？
晚些时候，秘书包了辆大巴拉我们去学校赴宴，上过江大桥时暮色苍茫，江水无垠，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秘书很年轻，戴着I Love NY的鸭舌帽，手持麦克，像个职业导游。她给每人发了纸袋，里面装着会议行程、入场证和人员简介，然后用奇快无比的普通话介绍着这大桥的历史，比如，它是X市人民的骄傲。
随后，又感谢我们不畏舟车劳顿，千里迢迢来参加这次学术盛会。翻开会议行程，我才发现，明天上午是统一参观历史博物馆，下午大院长演讲，后天是学术报告，并没有招聘方面的安排。
“不是开会么，”我问身旁的女生，“为什么要去博物馆？”
“也是哦，”那女生也在翻行程书，“我都没注意，大概是想让咱们休息一下吧。”
女生姓宋，在苏黎世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很前沿，说话有点口音。我问她家是哪儿的。她笑了笑，没接话。我很尴尬，不知哪里说错了。这位宋博士大概也觉得突兀，过一会儿才小声说她家就在本市。
家在本市？本科和研究生会不会也在本校读的呢？在这种对手面前我有机会么？
“那您明天真就不用去博物馆了。”我试着开了句玩笑。
她也笑。一路再无话。
晚宴设在学校的国际交流中心，一共20人，秘书带一桌，书记带另一桌。我被分在秘书那一桌，宋博士则坐在书记旁边。
众人入座的当口，我翻开会议人员简介，果然，这位宋博士是本校出来的。简介上还附有每个人的照片，我认了认脸，还有几个在本校读过的，都坐在书记那桌。秘书笑着干咳一声，我和同席的几位迅速放下简介。
“诸位学子晚上好，”书记举杯起身，笑容满面，“欢迎你们回到祖国，回到我们北京时间的7点整！”
席上一共10道菜，两道是本市名菜，秘书把席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却都没怎么吃，也不怎么说话，大概是都想听听书记那桌在聊什么。可是也没听出什么来，因为书记喝了点酒，本地口音就越来越重了。
回酒店的大巴上，秘书说明早在楼下集合去博物馆。宋博士坐在我前边，正在用手机和儿子视频。回国连儿子都没带，显然是尽全力来求职的，这股狠劲儿让我压力陡增。
入夜，大家似乎既疲惫又心事重重，都不怎么说话。过江大桥不见星月，唯有灯火被江水层层映出，随波粼动，满满一江的迷茫。我拍下来传到朋友圈，第一个回复的竟是姐姐。
姐姐是表姐，从小玩到大，很亲，出国后多年未见了。
“你怎么会在大桥上？难道回国了？”姐姐用语音问。
“我来X市开个会。”
“我也在这儿办事呢！”
多年后遇到姐姐，却是因为这场含糊其辞的招聘会，人生何处不相逢。
第二天上午，和姐姐见了面。姐姐一袭白裙，跟多年前相比，没有更年轻，却更漂亮了。她在青岛开了家小公司，刚在X市谈完业务，听说我开完会就从北京飞回美国，当下把回青岛的机票改成了北京，小时候那股子干脆劲儿倒一点也没变。
我们边聊边逛过江大桥，姐姐问我在美国发展的怎么样，我说生活还行，发展绝对谈不上。又问我来开什么会。我说是一个学术论坛，同时也是招聘会。
“招聘？你想回国？”姐姐热切地看着我。
“不是我想不想回，是看国内要不要我。”我苦笑。
“那上午没会么？”
“上午安排去博物馆，无所谓吧。”
“人家聘方安排的活动都不参加，你还想找到工作？”姐姐摇头笑，“真是在国外待傻了。”
大桥两侧可以步行，我们本想边走边看风景，可惜起了雾，看不见江水，目力所及只有路中间的滚滚车流。我时差闹得正凶，一下子吸这么多尾气难免头晕，却不好意思开口，怕姐姐笑我在国外养得娇惯了。倒是她怕裙子被熏黑了，说要不就下桥吧。
姐姐怕我再犯低级错误，说要陪我去开会，“毕竟你姐我从大专出来就进社会混了。”
“可是你没有入场证件啊。”
“你不是有那秘书微信么，商量商量，搞生物又不是搞核武器，有啥不让进的？”
结果跟秘书一说，对方竟爽快地答应了。进了会场，姐姐戴上眼镜翻着人员简介，发现全是海外的博士博士后，发表的文章题目也全是英文，小声对我笑：“这屋里是不是你姐最没文化？”
我们在论坛一个分会场，主讲人是大院长，会场音响有杂音，好在他嗓门够大，关掉麦克直接上了方言。我听着很吃力。
“在座各位都是莘莘学子。莘莘是众多的意思，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认为海外的都应该是辛辛学子，辛苦的辛！以我自己为例，当年我在哈佛读博儿，过新年导师家请客没去，一个人在实验室点灯熬油跑蛋白胶。波士顿那个破冬天死冷死冷，我那小破车也不争气，前半夜跑完3块胶后打不着火儿，一怒之下后半夜又跑了4块儿，年就算过完了。结果写毕业论文，后半夜那4块胶的结果全用上了，心里还有点后悔，再多跑两块就好了。所以我说咱们是辛辛学子，不是莘莘学子。”
院长越讲越动情，扯着嗓子怀念他的哈佛岁月，幻灯片一直没翻。我也听过学术界的一些大牛演讲，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可大讲特讲自己20年前艰苦奋斗的，还闻所未闻。院长所谓的在美国做科研赶上节假日加个班，我也经历过。可区别就在于院长加班加成了院长，我却连个正经工作还没加出来，心下不禁又好笑又凄然。转头看姐姐听得很认真，趁大家鼓掌期间，还用手机拍了照。
院长终于往后翻他的幻灯片了。
一张张柱形图饼状图所描述的，不是科研进展，不是实验数据，而是真刀真枪的钱——学院每年能分到多少万的经费，年轻学者加盟后又能从学院分到多少万——大家知道这是上干货了，都甩开笔刷刷开记。姐姐倒是乐了：“原来你们做科研跟我们跑市场也差不多。”
这时，会场进来一个白人，梳金色马尾辫，汉语半生不熟，自称也是被邀请来开会的，从新加坡飞过来，广州误了点，所以才迟到。秘书从后排一路小跑到前面解释，院长点点头，才让他坐到后排。
“这位国际友人来自澳大利亚，目前在新加坡当助理教授，”院长开始了他的结束语，“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不少都拿到了国外的教职，手里攥着国外的课题经费，但我问问你们，就国外给的那俩钱儿，能养多少基因敲除鼠？咱学院不说别的硬件，光是转基因的耗子就有上百种，这么强的条件，国外谁能提供？再说了，国外就算有这条件，为啥要给咱中国人呢？寒窗十载，游学万里，咱们不还得回到祖国怀抱，自己靠自己么！”
会场掌声雷动，学术报告硬生生被做成了誓师大会。
晚上和姐姐一起出去吃饭时，秘书果然在群里发布了后天招聘正教和副教的消息，具体面试方式另行通知。我摇头苦笑：“这些人里有不少都出自本校，我哪有机会？再说这个招聘形式看起来也不正规不透明，就算下来一纸聘书，我敢放弃美国那边留下来么？”
“留几个缺儿给自己人，在哪儿都很正常，”姐姐一边帮我剥着小龙虾，一边劝道：“人家花钱把你们请过来，肯定也想认真考察考察，不还有个老外么？连老外也是他们本校的？”
“老外能留下来当花瓶嘛！你也听见那个院长的讲话了，哪里是学者，分明就是土豪。”
“你这就是气话了，院长讲得实在、接地气，连我都能听懂，这才是大家！再说你也换位想想，人家毕竟是招人，要摆出一副穷酸相，谁会跟他们混？”
对着红彤彤的虾壳，我竟哑口无言。
过了一会儿，跑到楼下前台想结账，掏出一把现金，服务员呆了。姐姐追下来，捂嘴笑说她在楼上扫码付过了。我猛然想起小时没钱买游戏币，把姐姐拉到街机厅，她用自己零钱给我买了币子，站在一旁看我打，看的时候也是这般捂嘴笑。
接下来一整天是学术报告，我告诉姐姐外人听着可能会无聊，她却说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欣欣然跟我们上了大巴。
“嗨，我叫马克。”那个澳大利亚白人凑了过来。
“你中文讲得真好。”姐姐说。
“跟我老婆学的，她是中国人，我们在新加坡认识的。”
“所以你要跟她来中国？”
“是啊，”马克眨了眨蓝眼睛，“我们老外最怕老婆了。”
这种回答很讨女生喜欢，姐姐听了自然很乐。我却不以为然：在新加坡做科研，课题经费极难申请，非本国籍的助理教授升职空间也很有限，所以，像我这样来中国寻觅机会恐怕才是马克的真正原因。
会场上，姐姐果然很快没了兴趣，坐在后排用平板电脑打理生意。我的报告被安排在中午饭口，轮到我上台时，已经有人三三两两往外走了，最前排书记院长的座位也空了。这些年，我大小报告做了近20场，没想到最惨淡的一场竟是用母语讲的——讲完后，全场就还剩两个人，一个是马克，因为汉语没那么好，所以听得格外认真。另一个是姐姐，一直用手机给我拍照。
我去洗手间用凉水抹了把脸。脸是烫的，身上却是凉的。翻开手机，姐姐已在朋友圈里贴了我的照片：“为弟弟感到骄傲！”
骄傲？竞聘还没正式开始，我却已经觉得没戏了。
中午一起吃饭，马克问我知不知道招聘的事，以及怎样才能收到相关通知。我给他看了微信。他这才下载了APP，又红着脸问能不能帮忙申请个账号。姐姐自告奋勇，摆弄了好一阵才成功。马克兴高采烈地加了秘书的微信，被拉进群后用笑脸打招呼：“嗨，大家好，我是马克，还请多多照顾！”
半天没人理他，最后只有秘书回了一句“欢迎”。
傍晚，秘书在群里宣布明天下午1点面试，要求是每人预备10分钟的幻灯片，内容涵盖研究成果、手头项目和未来研究计划，最后预留5分钟答辩。说白了，这是给10分钟说明白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博士到博士后，这群里每个人的科研经历都在10年以上，按每分钟过一张幻灯片算，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年，哪里像面试，简直是立遗嘱。
“太他妈扯了！”我忍不住在姐姐面前骂起脏话，“在美国哪怕是招聘助理教授，每场面试学校也只安排一位面试者，头天晚上系主任带出去边吃边谈，第二天先给教授们来场小型报告，然后给全系做场大报告，中午和两个学生代表一起吃饭，下午还要会见各路教授，今年学校没招到满意的，明年再按这个流程重招，至少得有个认真态度，才叫学术，对不对？”
“国情不一样，你为啥非要把美国那套往国内搬？”
“那也不能这么多面试的一下午全过完吧？到底是聘教授还是下饺子？”
“美国都发展多少年了？人家这学院从零开始，所以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今天做报告你也看见了，没人听，也没人提问——这大老远把我整过来到底图啥？”
“你明天才面试，今天就算讲出花儿又能怎么样？我找朋友跟学校人事处打听了，人家说像你这样的海归国家确实很重视，包括住房啥的都有政策，”姐姐翻开我的笔记本电脑，“你看那个老外，连微信也没有都不放弃，你还有啥抱怨的？赶紧做PPT吧。”
走到这一步，我才明白自己和这学院的关系：我不适应它，它也根本不需要我。所以这10张PPT我做得毫无动力，却又不得不做，像喉咙里卡着一个刺。姐姐沏了两杯乌龙茶，说要看我过一遍。
“这都是我专业的东西啊。”
“让非专业的人都能听明白，那才叫专业。”
就着乌龙茶，姐姐陪我连过了3遍，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自己的酒店。我对着PPT发呆。第一张背景是我刚到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照片，十月里的枫叶，满树满街烂红。最后一张是昨天照的大桥夜景，灯火倒映在江水里摇曳不定。
夹在两张幻灯片之间的，是我这些年在科研上的付出，是人在海外的孤独，是看不见出路的迷茫。
那天夜里，我跟师兄通了语音。他说广州连日大雨，在机场堵了十几个小时，不然还能赶回来和我一聚。我说心领了，又聊起面试的情况。
“学校到底给你们这一拨海归啥职称？”他问。
“正教或副教。”
“兄弟，这么说吧，”师兄沉吟一下，“如果能拿到正教，再使使劲争取个青千（青年千人计划），那杀回来挺好。副教就没必要冒险回来了，你说呢？”
“嗯，我也不想回国重来一次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三十好几的人，折腾不起了。”
“你绿卡办咋样了？赶紧把绿卡拿下来，才能攻守自如。”
“啥叫攻守自如？”
“就是有了绿卡，在美国好找工作，国内也高看你一眼。我他妈要是当初在美国多熬几天就好了，把绿卡熬下来，回来少说多少废话！”
两个中年男人这场深更半夜的对话，让我彻底明白了，这国是没法回了。
第二天坐上大巴，心里感觉很怪，不知道是荆轲刺秦的悲壮，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放松。
面试原本安排在阶梯大教室，却因设备故障，临时换到一间小教室。院长沉着脸对我们说：“时间有限，请各位抓紧。”然后又问，“有人要赶飞机么？”
当下好几个人举手，都是本校出来的，其中就有那位宋博士，秘书就让他们先上。等轮到我们，院长又对着表说：“各位也别照幻灯片一张一张来了，直接讲讲创新，拿到课题后想做啥项目，项目能出啥成果，直接上干货！”
得，就连昨晚那几张幻灯片也白忙活了。我上台后脑里一片空白，眼里只看见一片茶叶，叶片泡得异常胀大，在院长的玻璃茶杯里不停旋转。
“行，讲得挺好，”院长张开嘴，把那茶叶一吸而进，“如果安排你给本科生教学，打算开啥课？”
“肿瘤方面的转化医学。”
“倒是挺会赶时髦的，”院长摆摆手，“下一个。”
我和姐姐要赶当晚8点的航班飞北京。上了出租车，姐姐说我讲得不错，很会临场应变。我却告诉她，这场面试我已毫无希望了：“给谁正教，给谁副教，早都定好了。”
“正教副教到底什么差别？待遇很不一样么？”
“工资住房就不用说了，单说招生这一项，如果你考研，正教授和副教授，你选哪个当导师？”
“副教不也能熬到正教么？咱们一步一步来不行？”
“一步一步来就等于每一步都比别人差一步。我三十好几，没那个资本了。”
姐姐不再说话，只是和我一起看着窗外灰蒙蒙的江水。
一路狂奔到机场，航班却晚点了，理由是天气。问什么时候能起飞，机场的答复是“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我怕耽误第二天从北京飞美国，当场要换航班。姐姐劝我先跟秘书联系一下，不然回头报销会有麻烦。我在微信里给秘书留言，没有回复，语音邀请也不接，情急之下就直接换了。
姐姐没说什么，抢着把钱付了。
新换的航班还是晚点，一直推到半夜，登机口的服务人员不停向乘客们解释，最后搬来一箱八宝粥和一叠小薄毯子，算是表达歉意，大家立即开抢。
机场里空调大开，吹着莫名其妙的冷风。姐姐穿着裙子，双臂抱肩瑟瑟发抖。有人领了两三条毯子，还有人从别的候机室跑过来冒领，我也冲上去拽了两条。姐姐把一条毯子铺在金属靠椅上，另一条盖身上，这才好些。走进机场书店，里面摆着新任美国总统的自传，中文标题是《永不放弃：特朗普的自述》，封面配以总统先生的发型、眉毛和眼神，效果委实了得。
起飞已是凌晨3点。不少乘客在抱怨，空姐只能用微笑抵挡。她疲惫不堪地问我想喝点什么，我要了杯速溶咖啡。不少座位空着，大家头冲窗，腿伸向过道，横着睡了起来，鼾声一片。空姐推着餐车，不得不在一双双鞋之间百转千回。
“在美国坐飞机也这么折腾么？”姐姐问我。
“那边飞机也经常晚点，只是机场没有人发毯子，也没有人抢毯子罢了。”
“我看你已经不太适应国内了，还是别回来了。”
“嗯，我也这么想。”
回到美国后，我在微信里收到了秘书发的聘书，副教授。
我说抱歉，自己暂时还没有回国的想法，然后发给她从X市飞北京的登机牌扫描件。
她说对不起，这个登机牌和您回国前提供的行程单不符，财务处那边没法处理。
我说好的，谢谢。从此再无联系。
“哥们儿，你没回来就对了！”过了两天，师兄又发来语音，“我这次在广州认识一对海归，两口子看中一套500万的房子，七拼八凑弄好首付，落户的事儿却被学校人事处耽误了好几个月，等拿到户口本儿，房子涨了100多万，差点没吵离婚了。你说在美国一漂十来年，回国一瞅连房子都搞不起，到底图啥呢？”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给他回了张捂脸的表情。打开英文简历，边改边投，边投边改，都是美国这边的公司。
等又过了一年，绿卡下来了，我也拿到新工作的聘书，搬到了东海岸。又收到一封来自QQ邮箱的邮件，还是那个在X市举办的学术论坛，诚挚邀请我参加，交通食宿将由他们承担。我对了一下去年的QQ邮箱地址，不是同一个。
我又上了那个学院的网站，有些链接点开依旧是“网站正在建设中”，另一些则是新上任教授的简介，有图有文，去年和书记一桌吃饭的几位一个不少。那个马克也赫然在列，还是一双蓝眼睛，只是摇滚歌星一般的马尾辫剪了，换成了符合国人标准的三七分。
姐姐祝贺我找到新工作，嘱咐我无论在哪儿都要好好的，不要让她担心。我笑着说还欠她一张机票，春暖花开时一定要请她和姐夫来华盛顿看樱花。
编辑 | 沈燕妮
小 杜
独立文学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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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20年，我不想让女儿接班丨寻业中国
我一直认为是这份工作将老韩困在这里，让她没有时间去看更大的世界，但或许老韩是心甘情愿的。
配图 |《乡村医生》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3
去年年初，考研成绩还没出来时，作为一个普通医学院的本科生，我做两手准备，也投了一些简历试着找工作 ，但都石沉大海。
一筹莫展之际，给老韩打电话抱怨了几句，老韩便半开玩笑地问我愿不愿意回去接她的班。我笑了笑，应付道：“好啊，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回家接你的班。”
老韩立刻正色道：“开玩笑呢！我怎么会让你回来做这个，丫头啊，你要努努力留在大医院工作，有保障，知道吗？”
“有保障”3个字她特意加重了语气。
我知道这是老韩心里一辈子的刺，但也知道她始终舍不得拔出。
老韩是我妈，她是名乡村医生。
对于自己的工作，老韩既热爱又无奈。每日清晨，她都准时起床到村里的卫生所“打卡”上班，算来已近20年了，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我们调侃老韩的工作“貌似凤凰，实则家鸡，听着高大上，其实接地气，乡土与时尚结合，云泥并存”。
老韩不但不生气，还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嗯，有道理，形容得还挺贴切。”
其实，老韩曾经也是“凤凰”。当年老韩高中毕业，在外婆安排下念了医专大学，1993年毕业后便留在城里的医院工作，有编制。工作两年后，她和同村的我爸结婚，随后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生。
我们家在村里，离老韩的医院30里地，我爸当时又长期在外地工作，奶奶因为婆媳矛盾，不愿意多照看我们，老韩忙不过来，便想辞职回家。
这时，作为我们村第一代乡村医生的外婆，年岁渐大，力不从心，便想着让老韩回乡接班。外婆年轻时，乡医在农村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老韩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对这个工作抱有好感，加之当时乡医收入也不错，还能留在家里照顾我们姐弟，老韩便欣然接过外婆的衣钵。
1999年，到卫生院报备后，老韩成了我们村第二代乡医。她的第一个卫生所就是我家的西屋，一个闲置的平房。
这是一个小套间，老韩将外边的大间当作诊室和药房，里屋就当作注射室。她勒令曾在家具厂上班的我爸给她设计制作药柜和桌子，尽快完工。两天后，两个组合式药柜、两张办公桌和一张工作台出现在西屋，还被统一刷上淡黄色油漆。老韩巡视一番，甚是满意，命名其为“药房屋”。
老韩便在这里开启了她的乡医生涯，每天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药房屋去打扫卫生，桌面被她擦到反光，墙角没有一丝灰尘，凳子齐刷刷地摆在墙边。她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生所就该是这个标准！”
我们忽闪着不解的眼神，盯着老韩附和着：“哦”——毕竟作为母亲与妻子的老韩，粗枝大叶，她给我做的棉裤，棉絮堆得疙疙瘩瘩，很不舒服，我爸吃饭时常揶揄她：“你看你炒的菜，这是土豆丝儿吗？叫它土豆条我都嫌它粗！还有你擦的桌子，上边还有油点呢！”
外婆教老韩织毛衣时也总是嫌她笨，怎么教都教不会，但对于女儿作为一个医生的业务能力，权威的外婆却换了另一套说辞：“看你妈多聪明，那扎针、输液、打算盘，一看就会！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我们开始有些疑惑，但看着当上乡医后的老韩的“表现”，渐渐地，都信服了。
那时去城里不方便，村里近300户人家，不论遇到何种疾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老韩，要么请老韩去看看，要么就直接上门来问个明白。作为村里唯一一位乡医，内科、妇科、儿科，甚至一些简单的外科，老韩都照单全收。
常常门外一声“老韩，我娃儿发烧了！”“老韩，我家爹脚动不了了！”“老韩，快！我屋头那位割韭菜割到手了”……老韩便迅速放下手中的活儿，冲出门去。出门前，还不忘叮嘱我们姐弟仨“看门”，说有人来就告诉人家稍等她一下。这样的事儿多了，老爸开玩笑对我们说：“有了你们仨儿，狗都不用养了。”
除了这样的“急诊”，对那些走不动、家里穷的老病人，老韩也常常抽空去回访。老韩理解他们的难处，在医药费上从来都没有跟他们计较过，能减的减，能免的免，实在不行，她也常常自掏腰包。
不出诊时，留守西屋的老韩每天也要接诊很多人。乡里乡亲，彼此都熟识，看完病后，总是愿意留下来和话痨老韩唠唠嗑，老韩风趣幽默，常常能让进门时还愁眉苦脸的病人，出门后眉心舒展——现在那句“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老韩倒是老早就做到了。
我曾无意间翻过老韩的日记本，上面写满了每天的心得体会：
“今天给老季扎针时，好几下都没扎进去，技术得再练练。”
“唐姨的感冒好几天了，都不见好，得换一种药试试。”
“刘叔的腰腿痛，得抽空带他去看看中医。”
……
那几年，乡亲们也都夸老韩，我和小伙伴走在路上，都会有人跟我打招呼：“呀！这不是老韩家的二丫头吗？上哪玩呀？你妈在家吗？”南街的胖霞阿姨，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招呼我到她们家里摘樱桃吃，村西头开小卖部的龟爷爷，总是会塞给我泡泡糖。
老韩的这份工作也让我家过得还不错，我们姐弟三人总是能穿上时新的衣服，玩上刚出的玩具。
200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新农合政策开始实施。当时的我并不懂得新农合是为何物，只知道家家户户都有了一个看病用的小本本，每次有人来看病、买药，老韩就会在那个本子上写些东西，然后不收钱就会让他们把药拿走。班里有一个调皮的男生拿着那个本子冲我炫耀：“看，拿着这个去你家买药，就不用给你妈钱了，哈哈！”
那天放学回家之后，我一脸严肃地质问老韩：“你为什么卖药不收他们钱？你再这样我都没钱上学了！”
看到小小的我为家里的生计担忧，老韩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二丫真是长大了，都知道催妈挣钱了！”
新农合政策的实行，让政府对于乡医的管理更加的系统化、正规化，乡医也依据新的要求，仔细地梳理了每村的住户和每家的人数，还有村子里的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数，在每年组织体检时，省了不少的力气。而那些被村民免费拿走的药，政府会在统计过后，在下个月月初发放给乡医。
虽然梳理工作耗时耗力，但老韩说：“这样好，很正规，也有效率。”
次年，政府又施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将乡医正式纳入医疗服务的范畴，对其进行统一正规的管理，要求所有的乡医都必须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以前的乡医是民间自发承认的职位，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人有行医看病的能力，不需要相关证件，到卫生院报备即可，我外婆当年就是被生产队推选到卫校培训结束后回乡当的乡医，我们当地第一代乡医大多都是这样来的。
新条例开始执行之后，老韩几乎天天跑去镇上卫生院开会。那里相当于是我们镇上所有乡医的联络点和总部。奔波疲累，老韩却很开心：“通过考试，有了执照开业，那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医疗系统啦。”
“那你考得上吗？”上小学的我已知考试之多艰。
“你妈妈那么厉害，怎么会不行？”
偶尔，我也会随老韩去卫生院开会。卫生院里负责乡医事务的人叫老光，浓眉大眼，每次会议结束后，老光总会拿食指沾着唾沫分发资料，而资料上有些生涩的名词，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乡医们很是苦恼，围在老光身边问东问西。老光分“嘴”乏术，只好委托老韩把资料上的专业名词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解释给大家听。
作为这一众乡医里学历最高的老韩，每一次讲解都生动有趣，照顾到各个层次的乡医朋友，到最后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夸赞，“不愧是大学生，文化水平就是高”。老韩听到称赞，也是喜笑颜开。
2006年9月，乡村医生资格考试将一部分原来的乡医挡在了门外，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老韩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正式执照，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对乡村医生光明前景的期待。
2008年，我升入初中，放假回家时又随老韩到卫生院开会。
这一次开完会的老韩，眉头紧锁，不像以往那般春光满面。原来，老光向老韩等人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政府为发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落实医疗体制改革，决定实行所有药品零差价售卖政策。
那天，乡医们围着老光吵吵嚷嚷：“这零差价实行了，我们挣什么？没有赚头了，一家老小吃什么，怎么活？”
老光很无奈：“你们冲我嚷有什么用，我也只是个传话的。”
吵闹无果之后，大家也都嘟嘟囔囔地离开了。乡医是个24小时待命的职业，身份与责任将他们禁锢在这方寸之地。之前他们还可以凭借着卖药补贴家用，现如今连这点奔头也没有了。(药品价格是统一管理的，原则上不允许私自定价，但是这方面当时管理不严格，一些药品还是会有私自定价的现象，但都不会特别离谱。)
回去的路上，老韩一直沉着脸。
她跟我说：“其实这项政策很好，可以让农村的很多孤寡老人吃得起药，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前头村子里的贾叔已经不打算做了，正在找人接手。”
站在现实的角度，当时的老韩人处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即使有再大的理想抱负，生活也会告诉她，该放弃时就得放弃。
这件事后，很多乡医顶不住生活的压力外出打工，或许是考虑到我们还小，或许是其他原因，老韩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那时老韩的书桌一侧放着她的毕业纪念册，首页便是老韩的笔迹：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用一颗平等的心对待患者。作为一名医生，要把别人的生命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要看到别人的痛苦就像看到自己的痛苦，要永远心存善念。
药品零差价实行之后，考虑到乡村医生的生活状况，政府要求乡医详细记录病人买药、打针的情况，每月汇报到卫生院。然后根据记录，政府再将药品成本费补偿给乡医，另外按病人人数发放每人2到3元的“出诊补贴”。
即便如此，老韩的收入也打了对折。每个月底，老韩从卫生所汇报回来，翻开自己的小账本，上面的数字总是令老韩感到心痛：“我想为乡亲们看病，但也得让我生活啊。”
虽然我爸的工资还算凑合，但我们姐弟仨都到了用钱的时间，家里的开销明显增加。老韩收入的变动，让家里生活水平明显降了一个层级，以往大部分时间对我们有求必应的老韩，也开始“吝啬”起来，衣服、零食样样精简。
零差价的风波还未平息，政府很快又提出了一项要求：所有乡医的卫生所都必须独立出去，不允许设在家里。
消息一出来，乡医们立刻就炸了锅。老韩的一位同行好友打来电话：“老韩，这可咋整啊？ 哪儿有钱盖房子啊，上哪盖去，孩子上学的钱都还没有着落呢！”
“就是，想一出是一出，谁给出钱啊？再这样折腾我就不干了，我也出去打工去，你知道我们村那谁在广东一个月多少钱吗……”
搬新家不但费钱，而且耗时费力，大部分乡医都还有农活要干。而且把卫生所独立出去，乡医就无法上班时兼顾家事儿了，这七七八八的账，都要乡医来承担。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乡医们集体上卫生院去讨要说法，老光收集了大家的意见，承诺整理成册，向领导反映。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政策终究还是落实下来了，政府承诺会给予一定补贴。只是补贴款一级级打下来后，落到乡医手里的并没有多少，更别说拿这些钱盖房子了。
为了安抚大家，上级承诺说会给乡医配置专用设备。于是，那些达标的乡医，很快收到了床椅、电脑和红外线灯等一些医用设备。而不达标的，这些设备便“由于资金的关系，需要分期发放”。
邻村的王大夫，原本是对新要求意见最大一个，发誓“决不妥协，坚决不另盖房子”。老韩也跟在她后面吆喝。眼见别人领了设备，王大夫随即就将自家老院子收拾出来，把卫生所搬了进去。
开会时，她见到老韩，讪讪地说：“哎呀，没办法呀，人家都搞了，你不搞怎么办呢？”
老韩很生气也很无奈，眼瞅着大家伙都领了设备，吃晚饭时对我爸说：“我也盖，凭什么他们都行，我不行？就把咱妈（我外婆不干村医后，便去了外地舅舅家）的院子收拾出来，咱搬那儿去！”
我爸当时嘴里正喝着一口汤，还没咽进去呢，听了老韩的话就呆在了那里。老韩一个眼神盯过去，我爸立刻点了头：“行，听你的，我明天就去收拾去。”
我们家在村东头，外婆的院子在村西头。第二天，我爸就进城买了材料，翻新老房子，从秋末折腾到年底，“审核合格”的通知总算下来了。我放学回家去找老韩，看到屋里多了两张医用床，立刻冲到正屋，果不其然，我爸正在摆弄一台新的电脑，老韩正在旁边指挥着。
老韩说：“卫生院还差咱们两把椅子，明天让你爸去拉，东西就齐了，嘿嘿！”
我回头看看我爸，他冲我耸了耸肩膀：“你妈呀，就是眼红这些东西！”
不过，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电脑发放下来后，上级要求所有乡医都必须学会电脑操作，要将本村村民的基本信息、体检记录以及新农合使用情况通通录入医疗系统里。这些乡医年纪老的已年过六旬，包括38岁的老韩在内，很多人之前根本就没有碰过电脑，里面绝大部分人此前连电脑都没碰过，要学会这些操作，着实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
看见老韩佝着身子在电脑前，从打字开始研究，我打趣她：“你行吗？学得会吗？”
老韩一个巴掌拍过来，放出狠话：“死孩子，我怎么不行？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又不是傻子，一个小小的电脑我还学不会啊，别瞧不起我！”
我揉着她肩膀点点头：“老韩你加油！”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卫生院组织大家一起系统地学习电脑的使用，主要是乡医网站的登录和基本操作，真有点上学的味道，老韩也很快上手了。
这次把卫生所搬到外婆家后，即使算上补贴和那些发放的物品，我们家投入的钱还是很多。
因为外出打工，村里人变少了。到城里的路越来越好，很多人有点病，更愿意去大医院了，卫生所的运营情况便每况愈下。而镇卫生院对于乡医的把控越来越严格，每个月需要上交的报表、例行的会议、定期的村民体检、随访等等各项事务，让老韩应接不暇。
老韩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抱怨这份工作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不过抱怨归抱怨，对病人她依然是拼尽全力。村子里的小媳妇生孩子了，她跟着去医院帮忙接生；孤寡老人生病了，她带着血压计亲自上门，还留在那里照顾整夜；村子里的重症病人卫生院看不了，需要转到大医院的，老韩打了无数个电话，几乎动用了她所有的人脉，事后还不忘时时打电话询问病情……我姐经常说，老韩的一腔热血都花在这上边了，干点其他的什么不行？
最让我替老韩不值的是，从这时起，老韩的付出渐渐被一些人视而不见。有些村民觉得国家这时大力扶持乡医，补贴建房、补贴设备，老韩背地里还不知得了多少好处，以往放在心里的那丝尊重，也就淡了。本来老韩严格遵守规定，定期给村子里的老人量血压、测血糖、组织他们进行体检。但每当卫生院领导到下来视察时，他们总是跟领导装糊涂：“啊，什么，随访啊？没有啊，俺不知道！”
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推翻了老韩所有的辛苦付出，为此，老韩被领导批评了好几回。
再见到那些个老人时，老韩要是询问他们，他们也只会打哈哈：“哎呀，量血压就是随访啊？俺不知道，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喽，别往心里去啊！下次领导来俺跟他解释！”
老韩摊开手：“每次都是这样说，也从来没改过，你说说，咋办？”
老韩的心也在这些事中一点点凉透，她对于卫生所不如从前上心了——午饭吃完后，偶尔她也睡个午觉了。以前晚上几乎10点多才回家，现在有时7点就回来了。
从外地回来的舅舅知道后，劝老韩放弃这个不争气的卫生所：“别守着了，到大城市去开个小的诊所，再怎么着都比这个强。”
老韩说会好好考虑。可考虑的结果，并不是离开。
2010年的夏天，我上初三，学业紧张，回家时间少。一次，跟老韩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她要考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还讲了一大堆“打铁还需自身硬”、“别怕没机会，就怕没有准备”……听得我一头雾水。
后来我姐告诉我，那是因为镇卫生院给老韩他们上了一课，说国家现在大力支持乡医工作，在开办诊所方面给了很多好的政策。只要自身水平过硬，有拿得出手的技术，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有为才能有位，有医德有医术，自然不缺机会，回报也会变得优厚”。
我说：“老韩是被洗脑了吧！”
我本以为老韩也就是三分钟热度，但没想到，她将家里的医学书都翻了出来，还找到了当年上学的笔记，报名参加了一个“不过全额退款”的培训班。
虽然老韩用心，但毕竟年纪大了，精力大不如从前。这场资格考试，她考了3年。
考试分为实际操作和理论笔试，实际操作安排在每年的6月，只有通过了才可以参加9月份理论笔试。第一年，老韩操作没过；第二年，操作过了，笔试没过。老韩说，她要再考一年，如果还不过的话，就不再考了。第三年，老韩废寝忘食，在考试前夕连续好几天挑灯夜战。我陪着她去参加考试，进考场前，我对她说：“妈，别紧张，你可以的！”
2013年6月26日，42岁的老韩如愿拿到了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成为我们当地的乡医里边第一个拿到这个证书的人。接下来的几年，老韩又自学了中医的推拿、针灸和拔罐，立志要开创我们村的“特色诊疗”。为此，她专门跑去学习了浮针技术，用来治疗老年人的腰腿痛。2016年拿到了资格证书，老韩高兴得请全家到饭店吃了王婆大虾。
只是一摞证书背后，当初镇卫生院画下的蓝图却迟迟没有实现。年近半百、再过几年就要退休的老韩依旧没有“转正”——按现在这个身份，她没有所谓的“退休”，也就没有“退休金”拿。
偶尔碰上以前在镇上医院工作的小姐妹，大家都在憧憬“退休生活”——拿着退休工资，游山玩水去。老韩心里发酸，有时也忍不住跟我们吐槽：“大家都一样工作，凭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当初就不应该辞职照顾你们，当时怎么就辞职了呢？”
后来进城开会远远看见前同事，老韩也会刻意绕道躲开。自从老韩好友林阿姨当上了神经内科的主任之后，老韩深觉跌份，就很少和她来往了。
去年年初，上级又出新指示：所有的村卫生所都要进行正规改造，大到药柜、桌子、凳子，小到血压计、体温计，必须按照统一医用物品的标准配置。
镇上卫生院决定在十里八村的卫生所里找一家进行试点，最后选定了老韩的卫生所——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村地处省道边，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时一定会开车经过我们村口，抽查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老韩的卫生所迎来了第三次搬迁。这在外人看来，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这个饼是苦是甜，只有老韩清楚。
镇卫生院对于这次的“试点”相当重视，院长亲自找到我们村长，要求把大队的院子腾出来改造成村卫生所。村长递过烟，一直点头答应，随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就把院子腾出来了。
院长带着老韩进去院子转了一圈，细细交代了一下卫生所里大致的标准布局，临走时，递给了老韩一个设计师的电话号码，让老韩请他过来看一下，“好好设计设计”。
老韩惊讶了：“连设计师都用上了，看来这次上头是真重视了。”
领导亲批，卫生院出资装修、配备硬件，工程进行得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原来的大队部的牌子就被摘掉，换成了新设计的村卫生所的牌子。
屋子里物品风格、色彩统一，休息室的大电视还配有卡拉ok功能，卫生间分了男女。小院的墙壁上，专业画家勾上了水墨丹青的国画，让卫生院别有一番格调。大门两侧的花坛，种上了鲜艳的太阳花。甚至连门口马路上的人行横道，都被设计成了黄白相间，提醒路人的同时，也彰显着这里的特殊。
既然是“试点”，领导自然就会来视察。卫生院院长指示老韩，准备好演讲稿，得身着白大褂，用普通话向领导汇报新卫生所的改造过程。听我爸说，领导视察当天，老韩起了个大早，打扫卫生、准备资料、练习演讲稿，紧张得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待领导来时，乌泱泱一帮人，老韩差点没招架得住。好在卫生院院长一直在旁边指导，老韩才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次汇报，用她自己话说，“简直脱了一层皮”。
领导走后，到老韩这个卫生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那一阵老韩的工作就是接待“游客”，有散客、有团体。不仅如此，这里也成了卫生院检查工作的必到之处——以前好歹也是和其他村轮着来的。
这一切都令老韩苦不堪言，哭笑不得。毕竟除了硬装的花费，其他的药物、水电等都是老韩自己掏钱。这样的“接待”工作，费时费力还费钱，但还找不到人说理。谁都知道上面给了她一个“装修豪华的小院”，再抱怨，别人指不定就会说她“得了便宜还卖乖”。
有好几次，老韩被叫到卫生院去，领导指着她交上来的报告，故皱眉头：“哎呀，这个，嗯……这个写得不行啊，老韩啊，你……”
老韩一听就明白了，赶紧从包里掏出购物卡，起身跟领导握手：“是是是，您批评的是，我下次肯定会注意的！”
领导眼皮一翻：“哎呀，算了，算了，你们也都是老同志了，下次注意啊！”
老韩说，这种事已经好几回了，每一次至少都在500块钱以上，想想她都觉得心疼。
热度过后，老韩的小院又恢复了平静。
这几年，村里人口走了一半去外出打工。老韩经常在卫生所待上一整天也没人来，即便有人来，多半也是找她闲聊的。以前，老韩很少能吃个囫囵饭，现在吃得倒是规律，但心里却又空落落的。
其他村的卫生所大抵也是这个情形。渐渐地，乡医们都开始琢磨一些副业，有人偷偷收起了快递，有人开了个小卖铺。老韩却依然走中医道路，将她的浮针技术练习得更加到位。老韩说：“我是个大夫，即使开创副业，也得是和医学相关，毕竟门口挂着的是卫生所的招牌。”
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情况，上级为了安抚乡医们的情绪，提出按各村村民人数给村医发放一定的补助，命名为“公共卫生服务费”。我们这样的小村，村民在册人数500来人，每人20元，一年补助1万多点，而隔壁村2000人，给乡医的一年补助就是4万元。
面对这个结果，老韩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
我劝老韩：“要不你就听我舅的，去城里开诊所吧，别在这里守着了。”
顺着我的话头，有好几次她都说要辞了这份工作，可每一次临了了，就又舍不得了：“我走了，咱们村的人上哪看病去？”
老韩说的是“实话”，也是“大话”：我们村现在的确没有更合适的年轻医生来接卫生所，但如果老韩不干，村民们折腾一点去邻村卫生所或者去30里外的镇上，也能看病。
我问老韩，她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习惯了，离不开。”
我以前总认为是这份工作将老韩困在这里，让她没有时间去看更大的世界，但现在看来，或许老韩是心甘情愿的。再打电话回家，问起她近况，她说：“谁的工作没有喜乐悲愁？抱怨归抱怨，该干还得干。”
对啊，老韩干了一辈子乡医，虽然有悲愁、有委屈，但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喜乐、温暖和荣誉，或许是她一直不愿离开的原因吧。想起几年前的冬天，老韩半夜被人叫起来去看一个发烧的孩子。回来时下雪，路面湿滑，老韩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腰部磕在地上，躺在那里半天没起来。好在下夜班的村民把她扶回了家。老韩在家里养伤的日子，村子里的人几乎都来看她了，甚至还有人专门从外地打来电话问候，还寄来营养品，老韩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可真留下来，困难还是摆在那里。
政府的确也多次提出要优化乡医体制改革，然而，乡村医生这个职业却太过特殊。论年纪，很多人已经年过花甲；论专业，不少人的技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论待遇，有的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收入；论前途，“不敢退”是老年村医普遍的状态，因为缺少完善的养老保障。
2018年年末，听老韩讲，政府提出，65岁以上的乡医必须交出从医资格证，以后每月发300元，是“生活补助”，而不是“退休金”。今年4月份，刚满65岁外婆的资料也通过了上级的审核，外婆一直小心保存的乡村医生资格证（5年前，鉴于我外婆是第一代乡医，资历老，政府直接发了资格证书给她）也被收走了。这意味着，她的职业生涯正式画上了句号。
300元着实不多，老韩笑笑，感叹，“有总比没有好吧”。
现在的老韩依旧守在她那个水墨丹青的小院，还在院子里养了好多盆花。
她最近又要开始忙了，要准备考药师资格证，资料都已经买好了。
编辑 | 唐糖
游 鱼
最不像摩羯座的摩羯座，
热爱生活，向往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