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二十七)

一个晚清出洋官员傲娇的「独立思考」 | 短史记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6-12

 

1867年,五十岁的总理衙门中级官员(总办章京)志刚,得到了一个考察欧美的机会。

 

依照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的约定,1868年是《天津条约》的修订之期。为应付这场修约,清廷需要派遣一个使团,提前去了解一下欧美各国的情况。但清廷又不愿因此放弃传统的华夷秩序。为避免在“跪拜礼仪”这个问题上出现纠纷,总理衙门想出了一条“由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洋”的奇策。

 

按总理衙门的奏折,这奇策之“奇”在于:

 

(1)清廷不愿自己的使臣出洋对外国君主行跪拜之礼,但又要求来华的外国使节必须对大清皇帝跪拜因来华使节不肯跪拜,清廷一直以皇帝年幼为由,拒绝接见他们)
(2)若由清廷官员率团出洋,行鞠躬礼则会被欧美来华使节引以为据;行跪拜礼则有失“天朝上国”的尊严。
(3)若由洋人率团前往,他们在欧美行鞠躬礼,不但可以规避欧美来华使节的援引,也不会伤害到清廷的面子(当然了,清廷不认为这只是面子问题,总理衙门在奏折里用了“国体”一词;也可以这样理解:对清廷朝野而言,皇帝的面子即国体的一部分)

 

所以,清廷在1867年11月21日,正式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它的团长(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是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副团长(左右协理)是英国人柏卓安(J.MeL.Brown)与法国人德善(E.De.Champs)。

 

 

图: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面子保住了。总理衙门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防范将外交拱手让给洋人的风险。于是,五天之后,1867年11月26日,总理衙门又选出了两位老成厚重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穀,与蒲安臣等人一同出使。且规定蒲安臣“无论何项大小事件”,都必须告知志刚和孙家穀二人;还给了蒲安臣与志刚、孙家穀各一枚木质关防,也就是赋予他们分别向清廷汇报情况的权力,来作为牵制。同时,总理衙门又告诫志刚和孙家穀,到了海外,要尽量避免觐见各国君主,不小心偶然遇到,彼此也不要行礼。总之,不能给那些来华的外国使节抓到把柄。

 

1868年2月,这支华洋结合约三十人的使团从上海出发,开始了它的欧美环游。五十岁的志刚,也因此得以遍览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德国、俄国的风土人情,见识到了工业革命后喷薄而出的种种近代文明。

 

 

图:蒲安臣使团主要成员。坐者右起:英国人柏卓安、志刚、孙家穀、法国人德善。中立者为蒲安臣,余者系总理衙门选派的中方随员。

 

这些见闻,被志刚写入了日记,后来整理出版为《初使泰西记》一书。

 

与此前随赫德前往欧洲的斌椿、张德彝等人不同,志刚在总理衙门任职,是一位典型的洋务派官员。所以,他有一种很自觉的使命感。他的欧美之行,非是为了走马观花,也非是为了域外述奇,而是要着眼于寻找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将它们的存在和运作模式记录下来,以便回国后让清廷效仿。亦即他在日记中所言:

 

“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

 

如果人家有的好东西,我们也能够有,何愁国家不会富有,何愁国家不会强大。

 

基于这种心态,在出洋之前,志刚已阅读过一些西学书籍,对欧美和近代科技也有一些浅显的认知,赢得了恭亲王的好感,评价他是一个“结实可靠、文理优长,并能洞悉大局”之人。也是基于这种心态,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里很少记录饮宴游玩,也很少记录奇观异景,他将主要笔力,留给了那些他认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物;这些事物当中,又以近代科技为主。

 

比如,他详细记载了美国轮船“China”号的结构与动力系统;也详细记载了旧金山的造船厂、铸币厂、炼汞厂如何运作;也详细观察了巴黎的煤气灯、比利时的“藕心”大炮、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美国造“司班司尔”步枪、德国的甜菜制糖工艺、俄国的橡胶工厂;他还观察了显微镜、印刷机、农业机械、自来水管道、吊车、钢材轧制、织布机、空中索道……这些记载,其详细程度,到了将整个铸币流程,从铁砂入槽到钱币出炉,一步步都写下来的地步。

 

这种详细是有选择性的。选择的标准就是这些技术对大清的“国计民生”究竟有没有好处,究竟值不值得引进。志刚在日记里说得明白,“奇技淫巧而无裨于国计民生者,概不赘述”,对那些他认为无益于提升大清“国计民生”的东西,一概不做过多的描写。

 

 

图:志刚在柏林所摄照片

 

可以说,在1860年代的清廷内部,志刚是一位难得的有见识、有理想、愿意做事的中级官员。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日记,将那些他认为好的、对大清国民有帮助的近代技术文明,统统给搬进来。

 

但也并不是没有遗憾。一个人能否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既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信息,也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的思维工具。《初使泰西记》这本日记,展示了一个愿意开眼看世界、且努力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员,如何孜孜于信息的获取;却也展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因未能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新事物时,那些傲娇的“独立思考”是多么地苍白无力。

 

 

图:《初使泰西记》内页

 

这种傲娇,见于他在伦敦参观“万兽园”时所发的感慨。“万兽园”即著名的伦敦动物园,始建于1820年代,1847年之后对公众开放,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动物园,用志刚的话说,是“珍禽奇兽不可胜计”。他用了好几页纸来记录自己的所见,结论却是:

 

“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龟之或大或小,尚多有之。龙为变化莫测之物,虽古有豢龙氏,然昔人谓龙可豢非真龙,倘天龙下窥,虽好如叶公亦必投笔而走。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

 

大意是:万兽园里的动物种类,确实是多。但其中并没有“四灵”里的麒麟、凤凰、神龟和真龙。那麒麟与凤凰,得有圣人才会出现。这里没圣人,所以找遍所有鸟兽也不会得到麒麟与凤凰。乌龟倒是或大或小有不少。龙不能豢养,他们肯定是没有的。总之,这万兽园里养的,仍全是些凡物。

 

按维基百科的解释,所谓“傲娇”,指的是一种“口是心非,以敌意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对人事物明明有好感,偏要拒诸门外”的特殊心态。志刚承认万兽园的宏大,对它的“珍禽奇兽不可胜计”也有好感,也感兴趣(否则就不至于用好几页日记来记录自己的所见),但又偏偏要在这段日记的末尾,发这样一段议论,说什么“伦敦动物园再好,毕竟也没找到中国四灵传说里的麒麟凤凰和龙”,自属傲娇心态无疑。

 

 

图:1830年代,伦敦动物园的骆驼饲养区

 

当这种傲娇心态,与志刚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结合到一起,就不免会产生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独立思考”。比如,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对蒸汽机做了一番仔细观察,然后利用自己传统的知识结构,就蒸汽机的运作原理,写下了这样一段神奇的论述:

 

“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肾水升,则水含火性,热则气机动而生气,气生则后升前降,循环任督,以布于四肢百骸,苟有阻滞违逆为病,至于闭塞则死,此天地生人之大机关也。识者体之,其用不穷。此机事之所祖也。”

 

将蒸汽机与中国传统医学里虚幻的“心火肾水任督二脉”捆绑在一起,然后得出一种共通于天地人的原始规律(大机关)。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武侠小说主角顿悟神功时常常用到的桥段,竟也见于务实的洋务官员志刚大人的日记之中。

 

在波士顿,志刚参观了一家纺织工厂。这是一家有两千多名工人的大厂,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印染机器。志刚详细记录了这些机器的具体结构、如何运转、人力多少,产量几何。他完全不排斥将这些机器引入中国,且在日记里说,洋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跑来大清要求通商,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些先进的机器,所以货物一天比一天多,必须去寻找销路;“若使西法通行于中国,则西人困矣”——如果我大清也引进这些机器,那这些洋人就没钱可赚了。

 

表达完欣赏之情,志刚大人的傲娇情绪又上来了:

 

“是由利心而生机心,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人。”

 

大意是:这些机器好是好,也应该引进到大清。但终究是出于牟利之心(利心),才会想着要发明这样的机器(机心),再用这些机器,来制造出许许多多充满了“奇技淫巧”的货物,来引诱那些有着“好奇志淫”的贪欲的人。

 

 

图:19世纪的工业织布机

 

后来,在法国的里昂,志刚又一次参观了当地先进的纺织机器,并对机器的运作有细致描述。末了,他说,自己未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各国纺织机器制造方法上的不同,日记里也没能将它们的区别写明白,所以感到很遗憾,希望“识者谅之”,请读日记的人多多谅解。

 

表达完遗憾之情,志刚大人的傲娇情绪再次袭来。他在里昂听说了自动织布机的发明者“雅卡尔”的故事。故事里说,雅卡尔倾尽家财来发明织布机,心力交瘁后取得成功,“法存而命亡”,刚把织布机发明出来自己就去世了。志刚明明很欣赏雅卡尔的织布机,却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对雅卡尔做了这样一番批判:

 

“古人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虽道家言,固不诬也。盖机心为道家所最忌,而造机器者恶乎知之?虽知而不已,谓机器成而享其利也。若无命,而家资之罄且不能偿,而利于何有?悲夫!” 

 

大意是:中国的道家典故说过,给混沌开窍,开到第七窍混沌就死掉了。这话是没错的。“机心”这个东西道家最为忌讳,造机器的人不可能不了解。了解这一点还不收手,以为机器造好之后自己可以享受它带来的利润。却不想一想,如果把机心全部打开,命就会没了。命没了,耗尽的家财也得不到补偿,好处在哪里呢?真是可悲!

 

通观整本《初使泰西记》,可以发现志刚的认知,始终处于某种撕裂之中。出洋给了他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但陈旧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却又让他无法处理这些新获取的信息,对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解读——比如他在纽约长岛参观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却仍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迷于痰”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疾病;他在巴黎用天文望远镜亲自观察了月球,却仍坚持将月球解释为“水精所凝也”。于是,就有了前文所呈现的奇景:他一面对获取到的新信息表达赞赏,一面又困在旧的知识体系中,忍不住对这些新信息做出一种傲娇的批判。

 

这并不是在苛责志刚。

 

事实上,这位五十岁的洋务官员,对待近代文明的心态,已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之人。他不但不排斥近代文明,且还努力试图以自己有限的认知,对近代文明做祛魅化的处理。“照相机”这个在今天的中文世界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就来自他的发明。在他之前,中国人对照相机的称呼是“神镜”,对其工作原理的描述是“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志刚摒弃了“神镜”这个玄幻式的名称,代之以朴实的“照相机”三字,也摒弃了“炼药能借日光”这种修仙式的解释,代之以一种非常准确的描述:

 

“照相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

 

 

图:孙家穀、蒲安臣、志刚合影

 

就“开眼看世界”一事而言,在1868年的欧美之行中,志刚用自己的日记,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全部。他留下的遗憾,也就是日记中那些傲娇的“独立思考”,是他陈旧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造成的必然结果。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友人的书信中,总结过现代科学诞生的两大要件,它们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这两个要件,志刚不了解,也不具备。他被困在了“天人合一”“义利之辩”之类缺乏逻辑的知识框架之中。他得到了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却没有掌握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于是,他的种种独立思考,虽始于赞赏,却仍不免归于荒诞。

 


 

参考资料

①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尹德翔,《「初使泰西记」中的西方科技与中国思想》,《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

③吴以义,《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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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宝船」真有140米长吗? | 短史记

陈慕谭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5-26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吴酉

 

问: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这尺度可信吗?

 

先说笔者的个人看法:不可信。

 

可能有人会说,《明史》里白纸黑字就是这样写的:“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①——郑和船队里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共计有62艘之多。为什么不可信呢?

 

 

 《明史》关于郑和宝船大小的记载

 

先来做一下换算。明代的营造尺一般长32厘米——如1950年代在山东河道中出土的明初兵船上的骨尺,实测长度是31.78厘米②。一丈等于十尺,“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意思,便是这些船长约140米、宽约58米

 

“长约140米、宽约58米”是个什么概念?下面这张照片,是2011年在三峡开航的长江二号游轮,该游轮总长是139米,宽19.6米,总吨位是1.3万吨。按《明史》的说法,郑和的木制宝船,长度与长江二号游轮相当,宽度则是长江二号游轮的三倍(多么奇怪的长宽比)。

 

 长江二号游轮,引自http://www.gov.cn/
 
也就是说,就船体甲板面积而言,一艘郑和宝船,相当于三艘长江二号游轮并排放在一起。换言之,如果相信《明史》的说法,也就意味着必须相信郑和船队的木制宝船,相当于今天两万吨级别的巨轮,甚至奔着三万吨去了,且这样的巨轮不是一艘两艘,而是多达六十二艘。
 
这是匪夷所思的规模。要知道,就中国造船史而言,号称“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巨轮”东风号,是在1960年4月下水的,1965年试航完毕才正式交船。东风号总长161.4米,宽20.2米③。粗算下来,其甲板面积尚不到《明史》所载郑和宝船的一半。
 
 东风号当年的建造场景

再者,就世界造船史而言(不算入《明史》关于郑和宝船的记载),在船壳采用铁壳与钢壳之前,人类所造的木船(包括使用铁骨与铁铆钉的铁木混合结构),无论是用于内河还是海上,用于战争还是商业,也从来没有突破过万吨大关——1804年英国船舶专家Robert Seppings设计出一种新型的对角线支撑框架,强化了大型木船的纵向强度,也只将铁木混合结构的军舰提升至5000吨左右的级别。船体的长宽方面,18世纪中叶英国皇家海军装备74门炮的军舰,长度一般是49-52米,宽度约14米左右。美国1814年下水的军舰“独立号”也装备了74门炮,船长也只有57.9米。④
 
问题出在哪里?是明成祖时代(1404-1424年)的造船技术登峰造极,远远超过了当代人(至少超过了1960年代之前的中国造船界),然后技术失传了;还是《明史》这段记载的史料来源,本身就有问题?
 
答案是后者。
 
明代官方史料(如明实录)并无关于郑和宝船大小的记载。成书于清朝乾隆时代的《明史》称郑和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显然另有史料来源。一般认为,该数据最早见于明朝人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马欢曾作为“通事”(也就是翻译)随郑和船队三下西洋。《瀛涯胜览》是马欢以亲历者的身份撰写的资料,《明史》的编纂者因此认定他的说法可信。
 
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史学界便已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瀛涯胜览》在明清两代存在着许多版本,并不是每个版本都有关于郑和宝船尺寸的记载。如海军工程学院教授唐志拔在考证中发现,“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和“明抄本《三宝征彝集》”这两种版本,在卷首的第一页,确实记载有郑和宝船的尺度,称:
 
“宝船陆拾叁艘,大者长肆拾肆丈肆尺,阔壹拾捌丈;中者长叁拾柒丈,阔壹拾伍丈。”
 
但《瀛涯胜览》的另一个早期刻本“《纪录汇编》本”里,却没有这段记载。
 
 《瀛涯胜览》明代澹生堂抄本
 
唐志拔将早出的“《纪录汇编》本”,与晚出的“明抄本《三宝征彝集》”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绝大部分内容完全相同,只有几十处有一、二字之差,最多有一句之差。但唯独宝船尺度五句共32字在《纪录汇编》中没有”。据此,他认为“明抄本《三宝征彝集》”中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记载,并不是马欢的原文,而是另有来源。这个来源,便是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由罗懋登撰写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是一本以郑和下西洋为素材、在当时流传颇广的神魔幻想小说。
 
另一位学者杨槱也认为,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记载,“均来自同一根源,即罗懋登著《西洋记》所叙郑和船队五种大船尺度中最大的一种或两种”。具体而言,便是出自该书第十五回《碧峰图西洋各国,朝廷选挂印将军》。文中,一位虚构的神僧“碧峰长老”给朱棣书写绘制了一份材料,细说下西洋如何配备船只:
 
“圣上接着,放在九龙金案上,近侍的展开,龙眼观看。……只见头一班画的船,约有三十六号,每只船上有九道桅。那小字儿就填着说道:‘宝船三十六号,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第四班画的船,约有七百号,每只船上有八道桅。那小字儿就填着说道:‘马船七百号,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关于郑和宝船的记载
 
不难看出,小说里的宝船尺寸,与前引“明抄本《三宝征彝集》”里的宝船尺寸完全相同。
 
杨槱说,相比神魔小说里的天马行空,他更信任明朝人陈侃《使琉球录》里记载的船只尺寸——嘉靖年间,陈侃曾奉命出使琉球,他所乘船只,是明朝政府为彰显天威,特地在福建修造的大船,该船“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相当于长48米,宽8.3米,深4.1米。这个尺度“与明、清两代我国沿海大型船舶相近”,是可信的。⑥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历史学者万明在2005年出版了《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一书。该书全面梳理了《瀛涯胜览》的存世版本及其源流,彻底证实了马欢撰写的原版《瀛涯胜览》里,没有关于郑和宝船尺寸的记载。书中的结论是:
 
“钞本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后人补入内容的问题。今见三宝本有宝船与人员一段文字:‘宝船六十三只: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通过校勘,笔者发现在马欢初稿本中没有关于下西洋宝船和人员,也即包括了上述尺度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在初稿本系统传本中未见,在定稿本中也没有,只是在定稿本的传钞本中才出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外证:一是成书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西洋朝贡典录》未见收录。作者黄省曾当时参考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针位编》等多种明代文献成书,如原书有此段文字,必为之所收入;二是祝允明《前闻记》也未收录。祝氏生于明天顺五年(1461年),卒于嘉靖六年(1527年),《前闻记》专记异闻异事,有专条谈及下西洋船只人员,仅见船名‘大八撸、二八撸’之类,无宝船规模尺寸之记。由此可见当时并无此传闻,否则祝氏不可能不记。以上二书均可为宝船尺度在明后期嘉靖以前是没有的,是后来才出现的证明。”⑦
 
也就是说,曾随郑和船队三次下西洋的翻译马欢,并没有说过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这段文字是后世钞本擅自窜入的。至于这段窜入文字更原始的出处,万明认为不会是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因为在该神魔小说出版刻印之前,便已有《瀛涯胜览》钞本窜入了这一骇人听闻的宝船尺寸。
 
 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里的宝船模型
 
虽然窜入文字的源头尚未考证确切,但窜入行为本身,倒是可以理解。如季羡林所言,“当郑和还在活着或者死后不久的时候,他本人已经被别人神化”⑧。到了嘉靖时代,“倭患”严重而朝廷无能为力,许多人基于对现实的愤懑,开始怀念起了郑和,对郑和船队的神化也随之加剧。罗懋登后来效仿《西游记》撰写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便是对这种时代心态的一种呼应。
 
所以,与其说《瀛涯胜览》的抄写改编者“相信”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不如说他们“愿意相信”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遗憾的是,清修《明史》不察,误以为《瀛涯胜览》原版确有郑和宝船尺寸方面的记载,将这种“愿意相信”当成了信史。
 
 
①《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②吴慧:《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43页。
③胡可一:《揭秘中国第一批万吨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04-05页。
④辛元欧:《中外船史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8页。
⑤唐志拔:《郑和宝船尺度之我见》,《郑和研究》2001年第2期。
⑥杨槱:《还郑和宝船本来面目》。
⑦(明)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4页。
⑧季羡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收入《序跋集》,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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