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即将博士毕业，就要踏上西部一所高校的教师岗位了。那时的我心里只想这辈子教好书就行了。对于学术前途，几乎不抱希望。
读博士那三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术，而是对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荒唐，以及读书人精神世界的荒漠化，有了近乎绝望的切肤之痛。
在各大学术会议上，经常能看到让我十分不解和倍感恶心的一幕：按常理说，应该是期刊编辑围着教授博导请求约稿，尽力与学者拉近关系。事实恰恰相反，在会场上，全是教授博导在尽力讨好期刊编辑，抢着和他们拉关系、换名片。
会后的饭桌上，各路博导教授轮番给大学阀敬酒并献上奉承的话。
学阀和期刊垄断学术资源，导致大多数人的心思不是花在学术本身上，而是用在了拉关系积攒人脉上。
一向孤高自傲、不喜欢讨好别人的我，心里深知，在这套规则之下，我将玩不过别人，不如趁早做好躺平退出，淡泊名利的打算。
读博士那几年，在这所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百年名校，看到某些文科青年教师真实水平之低下、精神世界之贫瘠、知识分子情怀之缺失，我对中国的学术社群更加失望了。
研究希腊雅典的，毫无公民精神，只会死读书。那些被时代的灰压伤的个体的命运，不见他有丝毫的关心；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毫无情怀和思想，脑袋塞满的全是毫无生气的史料。除此之外，啥都不懂；
自视甚高的博士后，看去跟武汉菜市场的大妈似的，满身世俗味;
研究某某宗教的，一点读书人的精神气质都没有，满脑子市侩习气；
见多了这样的伪青年学者和伪青年才俊，我不禁疑惑了：这些脑袋塞满人文知识的人，为什么毫无人文素养？内心毫无人文情怀的人，为什么能做人文研究，而且课题一个接着一个，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地发表？这到底是谁的笑话？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看到这些三十四十多岁的名校文科青椒，我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中国当下的学术精神？这难道就是中国学术未来的方向？这些顶尖高校的文科教师难道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领航者？
这所百年名校的大多数理工科教授的精神志趣就更加让人绝望了。他们只要坐在一起，谈论的全是车子、房子，心里装着的全是如何利用课题赚更多的票子。看不到半点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心系天下的社会关怀，精神世界几乎全被名和利笼罩。
博士毕业，到西部一所高校任教。入职头两年，在学院领导反复呼吁下，为了帮助学院完成科研申报任务，我申请了两次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结果，连续两年，其他博士几乎都中了，我就是中不了。
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拿起获批课题名单，才恍然大悟。历史这个学科，有95%的课题都给了“本省某地.......研究”，在我读的世界史专业领域，中标的课题，全省总共就只有两个，而且据说还需要混到脸熟，才能拿到。
算了，不玩了。也许，西部省份只需要地方史研究，不需要世界史研究。学世界史的我，来西部省份工作，也许一开始就是错误。咱就不凑热闹了。做好本职教学工作，什么名和利都不参与角逐。
我做好了这辈子职称随缘的打算，反正单身不结婚，一个人过日子，不需要太多钱。如果不是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可以用上，那一年我连副高职称都没有打算评。
这几年来，我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没有申请到一个课题。我从不认为是自己水平差。相反，我非常自信，在学校所有老师中，论学养的深厚，我绝对名列前茅，只是我不喜欢中国学术体制下的那一套游戏规则而已。
他们看不到自己智识的贫乏，也看不到别人的努力、志趣和天分。什么都要暗中和别人比，格局小到连学生评教分数高低都非常在乎，一个劲地迎合讨好学生，却口口声声说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别人是真的不在乎，他们却总是认为别人其实跟自己一样非常在乎，一直怀疑别人是在欺骗自己。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从骨子里渗出来的丑态。他们活在幻觉里，认为自己是精英。闲着没事的时候，他们总喜欢发一些空泛的议论，站在黄线之外，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那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贴上“有情怀”的标签。一旦触及身边的具体的事情，他们不敢做任何反抗，只会处处提防身边的同事在学生评教上、在经济收入上......超过自己。
最近，学校搞每三年一次的第四轮聘用。论业绩成果，我在学院排名属于最后一位，估计要被降为讲师了。某些人总算可以偷偷地、长长地舒一口气了。紧盯着我好几年了，怀疑我好几年了，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总算相信我是真的与世无争，真的不在于那些小利益和小荣誉了。
2020年4月，正饱受中年危机引发的情绪波动折磨的我，为了寻找心灵的出口，重新捡起年轻时代的作家梦，开始写公众号文章。
短短一年时间内，我就超过大多数运营多年的同类公众号。我毫不吹牛地说，无论在文笔、功底、视角、思想和深度上，对于我的文章，读者评价是非常高的。
这些读者，很多都是985高校教授和国外留学生、高学历移民，而且业内普遍认为，能喜欢我文章的、能与我产生精神共鸣的读者，内在的素质和修养一定是非常高的。
这不免引起了某些人的眼红，心里暗暗妒忌：“凭什么同样是副教授或教授，或同样是博士，或同样是大学教师，凭什么他能在外头写文章，收获一定的名和利？”
现在好了。我若被降为讲师，钱比他们少拿了，他们的内心也许能恢复许些平衡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别人怎么想，都是次要的。人到中年，早就看淡了名和利。
在这所学校工作的七年时间里，看着其他同事经常在外面兼职，买了一套又一套房子，我毫不心动。尽管好几家出版社联系我，让我翻译书，一本书翻译下来，可以赚好几万，我从来都拒绝兼职赚外快，而是每年花费好几万元，一到寒暑假就去全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做一个人的长途旅行。
我的旅行理念是“带着人文关怀，行走在路上”。在异地他乡所看到的人和事，所遭遇的文化冲击，无不拓宽了我的精神视野，丰富了我的精神向度。这才是我的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赋予我的高度和广度，让我可以站在讲台上，帮助更多的西部学生拓宽视野，打破固化认知，激活僵化的思维。
烦恼的时候，抬头看看星空，就知道人类有多么渺小。想不开的时候，遥望三百万光年之外的仙女座星系，就知道人生有多么短暂。
被从副教授降为讲师又怎么样了？躺平了，不参与单位的任何利益之争，时间精力省下来，安心写好自己的自媒体文章。
我不需要讨好任何期刊编辑，就可以写出好文章让读者阅读。我不需要巴结任何学阀，几年之后，就能自己结集出书。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自欧美澳洲日本等国的远方众多陌生读者的认可，才是我最大的精神满足。
===================================================
导读：有代表提出取消中学英语主科地位，我不得不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英语非常重要。公知已如过街老鼠，我偏偏大言不惭想当公知，就是因为我英语好，哪怕炸号了，哪怕失业了，也勉强能养活自己。
2008年春天，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公布，辞去工作，背水一战，专心考研，考不上打算出家当和尚的我，终于上线了。
然而，笔试成绩排在面试名单最后一位。在差额复试中，技校出身、已经35岁的我，会遭到这所百年名校的第一学历和年龄歧视，惨遭淘汰吗？
那几天，我坐卧不安，毕竟从未受过正规的本科教育，而和我一起面试的同一专业考生中，有一半是来自985和211高校的本科生。
让我意外，也让我感动的是，我非但没有因为自己的技校出身遭受歧视，在场的浙大教授全都给我打了最高分。我从排名最后一下子跃居第一，还拿到公费研究生名额。
1992年高考，我为何惨败？原因在于偏科太严重。语文和英语成绩好，但是，数学差到极点，比钱钟书好不了多少。自知偏科严重升学无望，从高二开始，我便自暴自弃，唯独英语学习没有放松。尽管高考总分不到300分，全班倒数第一，我的中学英语底子却非常深厚。
读了一年技工学校，1994年七月毕业后，通过父亲单位内招，我被分配到一个小镇国企。
在那个单位，没有人追求精神生活。上班时间，勾心斗角。业余时间，麻将喝酒，人生几乎一眼望得到头。但是，和我一起进去的青年人，个个都志满意得，毕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我相信，自己不会一直属于那个地方，迟早有离开的一天。以何种方式离开？
读中学的时候，好几位语文老师说，我有成为作家的天赋。何不从事写作呢？
于是，我偷偷摸摸写了大量小说和随笔，只是投出去的稿件全都杳无音信。想当作家的文学爆破手太多了，能成功跃龙门的人寥寥无几，怎么办呢？我如何才能跳出小镇?
偶然看到一本关于留学美国的书，我突然想，为何不学习英语呢？作家当不了，英语总能学好吧？学好英语，我就有机会离开小镇，到厦门外资企业打工。
在那个几百年见不到一个老外的小镇，在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外贸业务的单位上班，学英语有啥用？于是，绝大多数同事把我学习英语本身当做大笑话——耗费大量时间，去做一件毫无用处的事情，而不是像其他年轻人那样积极巴结领导搞关系，简直是大傻瓜。
那几年，只要看到我拿着大学英语书阅读，就有人会窃窃私语并蒙着鼻子笑，或是正儿八经一脸严肃地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好好学，英语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学好了，县城粮食局长将来说不定会调你上去当翻译。”
这种“鼓励”既是为了看我浪费大把时间和精力做“无用之事”的笑话，也是为了少一个人在领导面前跟自己争宠。
正因为单位很多人争相巴结领导，我却从不讨好他，领导早就看我不顺眼了。1998年底，我和领导淤积多年的矛盾终于爆发。那天下午，我和他大打出手，从办公室二楼打到三楼，又从三楼打到二楼，双方都流了血，彼此都把对方头发扯下了一大把......
打完架，我躲到房间流了很多泪。哭，不是因为打架本身，而是因为内心淤积多年的孤独喷涌而出，实在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我决定，乘着年轻，鼓起勇气豁出去，放下国企工作，到特区去闯荡一番。
1999年底，我提着几个箱子，主动下岗，离开了小镇。
2000年春节过后，我坐了一个晚上的长途汽车，到厦门找工作，寻觅新的人生轨道。
当时，我带在身上的只有技校文凭和工作六年存下的五千元。对于我来说，厦门非常陌生，我唯一的寄托就是那里有一个中学玩得不错的汪同学。
到了厦门，我没有马上联系他。我想等租好房子之后再联系，以免给人家添太多麻烦。在厦大附近租好房子之后，我马上给汪同学打了电话。
他一听说我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工作，语气一下充满警觉。他说他那段时间很忙，忙完就跟我联系。然而，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一个月之后，鬼使神差地在公交车上碰到他。他态度冷淡，简短问了几句，就说自己最近很忙，就下车了。此后，我在厦门七年时间里，和他断绝了联系。也许，他是担心技校文凭在厦门混不下去，我会不时给他添麻烦。
无一技之长，我体力活做不了，做脑力活，文凭又不够。接下来几个月，找工作屡屡碰壁，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打道回府，已经没有退路了。继续在厦门呆下去，找到工作的前景又十分渺茫。
强烈的孤独无助感，加上存款一天天减少，心里越来越紧张，我经常半夜吓醒，偷偷流泪。一次次夜里，独自到厦大白城海滩静坐，望着茫茫的大海，已近三十岁的我，不知道人生的路在哪里。
唯一给我信心，让我坚持下去的，就是在不断进步的英语学习。我庆幸自己在高中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个月之后，我进入厦门海沧一家工厂当磨具工人。每天在温度高达40几度的车间上班八个小时，经常热到流鼻血。
由于不满来自台湾的副经理，经常让女性工人两班倒，导致她们在打工子弟学校寄读的年幼的孩子没人照顾，工会不想多事，我看不下去，便独自到办公室向董事长和总经理提出抗议。结果，干了不到三个月，我不得不离职。第一份工作就这么没了。
那段时间，我先后换了几家工厂，和不同的机器打交道，生活和工作都非常艰难，仍然坚持周末自学，英语突飞猛进。不到半年时间，跳过大学英语四级，于2000年6月第一次直接报考6级，竟然轻轻松松考过了。（当时社会考生可以报考）
第二年初，拿到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证书后，我进入了一家台资企业做技术资料翻译。接下来几年，通过业余时间自学，我拿到了成人教育本科文凭。
那几年，经常看《南方周末》的我正义感爆棚，总想成为于建嵘那样的学者，能为底层老百姓说说话。于是，决定辞职考研。
2008年3月底，在浙大研究生复试现场，面试的几位教授让我用英语回答问题。于是，我用英语讲述了以下内容：
“1994-2000年在小镇工作那些年，看到一些基层地方官明目张胆的腐败，看够了底层农民的愚昧和短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逐渐在我的内心滋长。我一度把鲁迅当偶像，想成为一名学者型作家，把自己看到听到的都写成文学作品。这就是我大龄求学的动力”
2010年硕士毕业，我报考了博士。一开始是联系上海某所著名985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那位从美国回来的海龟教授用英文回信，非常热情地欢迎我报考，还主动把他的博士生介绍给我认识。
和他用英语邮件交流了几个回合，发现他非常像现在的张维为，我断难接受。年底了，改考其他老师已经不可能了，我仍然宁愿晚一年读博士，也不选择他。
就这么耽搁了一年。2011年，我选择报考浙大博士。尽管浙大博士英语入学考试的难度在全国数一数二，自学出身的我，英语成绩竟然考了浙大全校第一。
读博士期间，在一个有几位美国学者参加的学术讲座上，我丝毫不留情面，不担心被报复，当着这几位美国教授的面，用英语反驳浙大某位战狼教授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把他气得浑身发抖。当时，我还连汤带水地把浙大党委副书记郑强也给批判了。那几位美国教授事后向系领导竖起拇指夸我：“文科博士就应该这样。”
不过几年时间，我对中国科研“生产”体制便几近于绝望。学术学术，“学”却靠边站，“术”成了主流。于是，大多数人的精力不放在“学”上，纷纷去钻研各种“术”。只要钻研得好，无论真实水平如何，课题也能拉到，论文也能发表，教授博导头衔轻轻松松到手。（当然，真才实学的教授也还是有的。）
不愿意同流合污，我选择主动边缘化，宁愿工资低，也不再削尖脑袋争夺职称。去年初，在很多朋友和老师的强烈建议下，我重拾作家梦，开启写作之路。
尽管公知已经被严重污名化了，我仍然“厚颜无耻”，毫不掩饰自己想当公知的“不良企图”。
当公知招人嫉恨，不少熟人、同学、老乡......天天盼着我早日被喝茶或进去。一听说警察和几个特殊部门领导关注和加我微信，他们脸上的表情马上就生动起来。明明我的每篇文章他们都跟铁粉一样必仔细研读，跟排雷似的搜索“敏感”内容举报，还假装不知道我的公众号。
学校工资微薄，公众号收入有限，偶尔还得靠英语接点家教做做，既补贴生活和写作支出，也能减轻一点万一失业的后顾之忧。毕竟就算真的失业了，以后靠做英语家教，我也能勉强养活自己。
教授骗财骗色无人骂，公知忧国忧民成公敌
(212 bytes)
()
05/27/2021 postreply
16:2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