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303)

 

父母的好晚景,被她断送了

2021-05-25 1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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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手释冰

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1

小妹出生于1975年1月一个温暖的冬日,那一年,我6岁。

那天上午,我跟邻居的几个小女孩晒着太阳,在家里平房的墙根边跳了半天橡皮筋,跳得满头是汗。中午的时候,一大早就到了我家里的二姨喊我回屋:“大丫头,快来看,你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

我跑进母亲的房间里,趴到床头,迫不及待地去看小妹妹。只见她躺在蜡烛包里,一张粉红的、圆嘟嘟的脸,正闭着眼睛酣睡。二姨问我:“你喜不喜欢小妹妹呀?”我答:“喜欢。”

那时,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在已经有了我和大妹的情况下,母亲冒着风险再生一胎,无疑是想要个儿子。后来听母亲说,她是在厂工会干部的督促下,写下保证书说这一胎以后不再生育以后,才得以准生。

父亲在省城上班,那段时间工作正忙,过了好几天才赶回家。自己有一个儿子且好事的大伯母跟邻居嚼舌根,说父亲是因为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气得不回家了。这话传到母亲耳里,把她气得流眼泪。

母亲休完产假以后就回纺织厂上班了,三班倒。多了一个小婴儿需要照顾,她比从前更加辛苦。住在附近农村老家的奶奶要顾着农活,只能隔三岔五地过来,在母亲上中班或者晚班的时候照看一下,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就成了晚上照看小妹的小帮手。

有一天母亲上中班,奶奶晚上没法过来。小妹躺在摇篮里,从9点开始就一直哭闹,我给她喂水也不喝,我和大妹轮流给她摇摇篮,她也不肯睡,哭得还更厉害了,把大妹也急哭了。母亲半夜下班回家后,赶紧抱起小妹喂奶,才发现她浑身滚烫,赶紧不顾一切地抱着她去了医院。过了好久她们才回来,母亲说小妹感冒发烧了,在医院打了一针退烧针,还开了粉状的感冒药回来喂她。

小妹一岁时的一个夏夜,母亲把我们安顿上床睡好以后就去上晚班。一觉醒来的小妹睁开眼睛没有看见母亲,哭得天翻地覆,一边哭一边要妈妈。我和大妹怎么也哄不好,最后只好给她穿上衣服和鞋子,带着她出门去母亲的工厂。

好在工厂离家不远,过个马路走几步就到了。到了织布厂门口,门卫室的老伯伯一看我们这仨小人儿,赶紧跑到车间去把母亲喊了出来。母亲从车间一路小跑地过来,一手抱起小妹,一手牵着大妹,一边招呼着我,把我们带回家,把小妹哄睡着了,又赶回工厂上班。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除了上学,就是和大妹一起帮母亲照看小妹,我们的寒暑假,是母亲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小妹也上小学了。

我曾经问过母亲,我和大妹是谁带大的。母亲说,我一岁以前是奶奶在专门照顾,一岁以后是在外婆家,有外公外婆和几个舅舅以及两个姨,甚至还有太奶奶带着,得到的宠爱可谓多多;大妹是父亲的舅妈、也就是我们的舅婆帮忙带大的,舅婆只有一个女儿,那时刚刚参加工作,大妹也是被舅婆一家人当作宝贝捧在手心长大的。她说,也就是小妹最可怜,“是被东扯西拉着长大的”。

“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也许是可怜小妹得到的细心照顾太少,父亲和母亲对小妹几乎到了溺爱的程度。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一盘好菜上桌,小妹会立马起身将盘子挪到自己面前,任何人不能动筷子,我和大妹只要稍微有一点想要站起身伸筷子夹菜的苗头,母亲就会说:“你们大些,她小些,就别跟她争抢了。”大妹性情温顺,总是默默地收回筷子,我有时候就顶嘴:“难道我们两个人就不是你生的?”说完就非要去抢着拈上一筷子。这时,小妹就放下筷子,推开碗,坐在那里“哇哇哇”地哭起来,不肯吃饭。

于是母亲就赶紧哄小妹:“好好好,都是你的,都是你的。”然后又责怪我不懂事,没有做大姐的样子,甚至还会佯装打我来哄小妹开心。我想起小妹她哭着找妈妈的情形,也心生怜悯,不再跟她争。

久而久之,小妹就成了家里的小霸王,谁也不能惹她。

但我依然喜欢小妹,喜欢她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以及亲热地喊我“姐姐”的样子。

2

中考时,我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那一年整个镇上考上高中的不到30人,可是父亲说,“你是老大,应该早一点出来工作,帮我养家糊口”,便让我上了县里的技工学校,学了我不喜欢的专业,让我从小上大学的梦想从此破灭。

当时父亲已经回到镇上,在一家国企当干部,工资待遇相对于小镇的人们来说是非常优厚的,母亲虽是在镇办工厂上班,但工龄长,工资也不低,不至于是供不起3个孩子上学。

第二年,小我一岁的大妹也考上了高中,得以顺利入学。大妹资质平平,能够考上高中非常不容易,完全是凭着刻苦考上的,用母亲的话说,她是“下晚自习回家,做作业做到呕吐,也不肯休息,一定要完成作业才肯睡”。

3年后我技校毕业,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他所在的单位上班,真正地担当起了帮父母亲“养家糊口”的使命。

又过了3年,到了1990年,父亲眼中最聪明的小妹,没有考上高中,又不肯复读。当时有一种办学模式,可以花6千块钱买一个上高中的名额,于是父亲就花钱让小妹上了高中。

大妹最后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的财会专业,毕业后也回到了父亲单位财务室做会计。父母就把考大学本科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妹身上。小妹高考的那一年,在她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帮她清洗生理期有污迹的内裤,只是想让她能够多一点学习和休息的时间。我非常羡慕她有机会考大学,更希望她考上一所好大学。

然而小妹最终没有考上大学,理由是“考试题目太难了”。父母亲的失望可想而知,但是也没有责怪她。那一年秋天父亲单位正好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他便让小妹进单位上班——毕竟央企的合同工待遇也是不错的。

小妹被安排在离总厂比较远的分厂车间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半年后,小妹说上班太辛苦,还是想复读考大学。于是父亲又花钱找学校的关系,让她做了复读班的插班生。又过了半年,小妹考取了一所3年制的中专,学的是统计专业,毕业后仍然是进了父亲单位,仍然是在分厂的车间里上班,仍然只能是合同制工人。

 

1997年国企改制,上班不到一年、才刚刚22岁的小妹便在下岗潮中失业了。不久后,已经结婚3年的我也下岗了,因为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我做了全职妈妈,只能让同时下岗的先生一个人支个小摊位做早点生意,我有空就去给他搭把手。

小妹上中专时学会了电脑,下岗后在一家私人的文印店里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一个月工资300多块钱,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算是非常不错的。可干了没多久,小妹又说这份工作太辛苦了,每天在那间小小的打印店里被老板盯着做事,总有打不完的文稿,想要辞职。我力劝她:“现在下岗的人太多了,找这样一份斯斯文文的工作不容易,工资也不低,好好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自己开一家文印店做老板,再说有份工作,也好找对象一些。”父母亲也跟着我的话劝她,问她,不做这份工作还能够做什么呢?她说还没想好做什么,反正是不想做了。

文印店老板为了挽留小妹,主动提出每个月给她加50块钱工资,可她最后还是说不去就不去了。父母亲见劝说无效,也就由她了。

我忙于孩子和生计,没有太多关注小妹的事。只从父母亲那里听说,小妹因为找工作的事心情很是不好,经常在家里发脾气,怪父母亲没有给她找个不用下岗的好单位,然后就赌气,有时候整天睡在床上不起来。母亲怕她饿着,便好吃好喝地端到床边。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喋喋不休地责怪母亲只生她、不管她。

第一次听母亲说这些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气小妹的不懂事,也气父母对她的娇生惯养。想着也许小妹需要人给她耐心开导,作为大姐的我顿时责任感爆棚,决定回娘家跟小妹说说话。

我去时,小妹正坐在床上吃母亲帮她买的零食。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先是站在床边对她一顿劈头盖脸地批评,接着又坐在床边一顿苦口婆心地劝说。那两个小时,可能是我这辈子对小妹说话说得最多的一次。小妹先是跟我争论,后是应和我的话,再后来似乎是听进去了我的劝说:“大姐,我懂了,明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不管做什么,先保证要养活自己,不让爸妈为我操心。”

过了几天,听母亲说,小妹出去找了份工作,在一家早点店里做服务员。母亲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我那天偷偷去那家早点店门口看她,看见别人吃完了起身走开,她就赶紧过去收拾碗筷擦桌子,那个样子,我这做妈的心里不好受啊。”

我觉得母亲的这种反应可真是莫名其妙:“做服务员不就是收拾碗筷擦桌子?也是靠劳动吃饭,总比躺在床上要你伺候好多了吧?你大女婿不也是靠摆早点摊伺候人吃饭养家糊口?先把这个工作做着再说,以后再慢慢找好一点的工作。”

父亲对小妹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认定她听我这个大姐的话的,但是又不愿意我对她说狠话:“你以后要多跟她做做思想工作,好好说,别吼她,要像哄小孩子一样哄着她。”

我从父母对小妹的态度上,似乎找到了小妹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从劝说小妹转而劝说父母,可父母亲却坚持认为小妹是因为下岗的打击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自己说得再多,不如父母亲让她去好好找个工作,踏实做事。随后几年间,我除了逢年过节,鲜少回娘家了,再也没有跟小妹有过什么实质上的交流了。

小妹在母亲的泪眼中,早餐店服务员做了不到一个月,就去找别的工作了,之后走马灯式地换地方,今天在服装厂的流水线,明天是又在文印店做打字员,都没干几个月。但凡她说“太累了”“不干了”,一辈子在外面要强惯了的父母,在她面前立马低头。

期间,也有人给小妹介绍过几个对象,听母亲说也有各方面不错的,但小妹还没有跟人家见面,就问介绍人:如果我嫁给他,以后是享福,还是受苦?一下子就把介绍人吓跑了。还有一个从农村考大学出来的中学老师,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人非常本分老实,愿意做上门女婿,和人家见面后,小妹却嫌人家个儿不高……父母亲也就由着她,不肯“将就”。

小妹一晃到二十五六岁还是单身。放在20年前,这个年纪的单身女孩是会被周围邻居和亲戚指指点点的。可是父母亲对此除了一声叹息,总是随小妹去了。

我也替小妹着急,但自己的生活还很艰难,也没法关心她太多。而且,在如何对待小妹的问题上,我与父母之间矛盾越积越深。

3

这种矛盾,终于在2001年的新年前夕爆发了。

那时我的两个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就算放了寒假,我也要管他们写作业和吃喝拉撒睡,还要给先生的早点生意帮手,春节将至,正想着给家里“扫房”。大约是腊月二十的时候,大妹打电话给我,说母亲想让我们俩回娘家去帮忙做大扫除。那时大妹的孩子才两三岁,正是黏人的年纪。

娘家的房子是两间三层的老式楼房,做大扫除确实费劲,我和大妹没出嫁前从来不让母亲动手,我们结婚后的几年,都是母亲自己慢慢打扫,也没有要求我们帮忙,我想这次可能是母亲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安顿好两个孩子吃完早餐,把他们锁在家里做作业,也不去给先生帮忙了,急忙忙往娘家赶。我进屋时候,大妹已经在那里挽起衣袖擦窗户了,我拿着长长的扫帚扫扬尘,扫到小妹房间的时候,发现小妹还在蒙头大睡。我顿时火冒三丈:“这是哪里来的道理?没住在家里的人回家做卫生,住在家里的人睡在床上享福?!”一气之下,我扔下扫帚就回自己家了。

后来听大妹说,我走了以后,母亲气得不得了,对她说:“你小妹从小没有做习惯这些事,现在没有工作,心情不好,就更不愿意做了,你们两个大的不带着她过,谁带着她过呢?”——那时小妹刚从一个文印店辞职,说马上要过年了,文印店的事太多了,她不想太累,得在家歇上几个月。

我对大妹说:“难道小妹是女儿,我们就不是女儿?我们从小就洗衣做饭做家务,她都二十多岁了,还要父母伺候!”

那一年过年,小妹都是在床上躺着看电视、嗑瓜子度过的,吃喝都是父母亲送到床前。初五的时候,父母外出走亲戚,她自己在家里饿了一天,晚上父母回家了,她大发脾气,滔滔不绝地数落着父母的不是。母亲爱面子,怕邻居们听见,求她不要声音太大,她越发闹得起劲。最后母亲说:“你再闹,我就得给你下跪了。”她说:“你跪啊,这可是你自己要跪的!”

父亲听了这话,气得冲上前去结结实实把她打了一顿。母亲吓得跑到住在隔壁的大伯家,喊来我堂哥把父亲扯开。父亲停了手,来不及喘口气,就央求堂哥:“你这做哥的给你妹做做思想工作吧,她是想不通,心情不好。”

从那以后,我们的堂哥、表哥、堂姐、表姐们,都被父亲求着给小妹做过“思想工作”,父亲每一次都说,要“顺着她说,说得她高兴”。这个办法刚开始也确实有效果,每一次被劝解之后,小妹的心情能好上几天。可后来这个“好一点”的效果越来越短,无论父亲再怎么央求,兄弟姐妹们都不肯去理睬小妹了。

堂哥对我说:“小妹太聪明、太能说了,我说不过她,无论我怎么说,她都有道理反驳,跟她说话,真累得慌。”堂姐也说:“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如果好好地上班做事,肯定是个人才,我可就是不明白,她怎么就不去做事?”

我无可奈何,只好对父母说:“要不这样吧,让小妹给我们帮忙做早点,我给她开工资,她说多少就多少,每天有事做,她就不会胡思乱想,心情调整好了,再去找个好工作,再遇上合适的对象,成家了有了孩子,就好了。”

谁知母亲一个劲地摇头:“她哪里是做你们那种事的人?她不会去的。”顿了一下,又说:“我只能把她当个残疾孩子养着。”

母亲的话让我感非常震惊:“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好手好脚的,又不呆又不傻,怎么能说是残疾人呢,这么说,不是把她这一辈子就毁了吗?”

母亲无语,一声叹息。

现在想来,可能是母亲那时就预感到小妹的状况不只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那时还没有抑郁症的概念,说人不正常,就是“神经病”。

 

有一天我回娘家,正碰上小妹又在跟父亲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闹,小妹振振有词,父亲心力交瘁。我压着心里的愤怒与难过,上前按下小妹指着父亲鼻子的手:“有什么事心平气和地说,别这样跟爸爸说话。”她反手一把推开我:“这是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我气得抬手搡了她一把,她干脆就跟我打起来。我舍不得打她,自然是打输了,只能气得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她则扬长而去。

后来有一晚,小妹又在家里闹得不可开交,走投无路的父亲让堂哥帮忙叫了车,把她送到了县里唯一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天早上,母亲哭着跟大妹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却没有告诉我。大妹说:“妈妈说她不敢给你打电话,怕你又会追问她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我接到大妹的电话后直奔娘家。母亲一见到我就哽咽了:“昨天你小妹是被他们强行送到医院去的,车一走,我就哭了一大场……不知道她在那里怎么样,要不,你今天下午去看看?”

我没立刻答应母亲。父亲在一旁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医生说,她这是发病初期,症状不是很严重,住院两个月为一个疗程,出院后坚持吃个一年半载的药就正常了,我认为,住院就是为了按时吃药。”想了一下,他又说:“其实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就是父亲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真正的害了小妹一辈子。

4

小妹住进精神病院的第三天,招架不住母亲哭哭啼啼的哀求,我一个人坐车去医院看她。先生不放心,要陪我一起去,我拒绝了。在我看来,小妹得了精神病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哪怕是我的先生,我也在他面前丢尽了面子。

见到小妹的时候,她正在护士的监督下吃药。小妹喝水把药吞下去,护士要求她仰面张大嘴巴发出“啊”的声音,检查药片是不是真的吞下去了。小妹听话地一丝不苟地按要求做着,完全没有了在家里时候的暴戾乖张。

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她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不说话,我叫她,她就对我怪怪地笑了一下。几天下来,她似乎瘦了不少,原来白皙的皮肤变得惨白,眼睛大得有点吓人。我问她吃饭怎么样,她说“吃饱了”。我举目看看这个两人间的病房,除了两张床,什么也没有。另外一张床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农民模样的女人,神情还算正常,冲我摆了摆头:“这么年轻,就这么可怜。”不知是说小妹,还是说她自己。

我浑身不自在,再也待不下去了,跟小妹说:“我走了啊,你在这里要好好听医生的话,吃药!”小妹使劲地点着头,那神情,像极了她小时候听话的样子,令我一阵心酸。小妹想送送我,被护士拦住:“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出病房!”小妹闻言,立即站着不敢动。

我站在门外等护士出来,问:“我妹妹还好吧?”护士说:“她还好,在这里面算是症状轻的,按要求坚持吃药,应该没多大毛病。”

出了医院大门,坐上回家的公交车,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一路上,我想着小妹刚出生时候粉红的小脸,想着她呀呀学语时叫我“姐姐”的样子,想着她上高中时伏在书桌前做功课的背影,一阵阵伤心绝望。回到家,我又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父亲每隔一周去医院看望一次小妹,每一次回家都唉声叹气。那段时间对于父母亲来说是那么漫长难熬。一个月过去了,父亲对我说,他想去把小妹接回家来:“那里面的日子太苦了。”

我坚决反对:“去都去了,不管怎样,一个疗程总得坚持下来,既然去了医院,就听医生的。”

父亲说:“住在医院也是吃药,我让医生把药开了带回家,我来监督她吃。”

 

小妹回家以后,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人总是显得没精神,吃饭没胃口。母亲心疼她在医院受了苦,每天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同时也要求我有时间回家陪她说说话,解解闷。

父亲跟我说,小妹住院不在家的时候,他在小妹房间里发现了她上中专时候写的日记,里面好像是说她暗恋一个叫陈军的男生,写了一句“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所以我的心永远是紧闭着的”。而这个陈军的父亲,恰好是我们单位的职工,所以他毕业后也进了我们单位的计划科,改制后也没有下岗。陈军肯定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父亲跟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你看能不能让陈军来劝劝你小妹,给她解个心结?”

父亲的想法让我大吃一惊:“这都是过去多久的事了,人家陈军女朋友都谈了两三年,马上要结婚了,我怎么去跟人家开这个口?就算我开得了这个口,人家会愿意吗?不会拿我当神经病吧!”

过了几天,父亲又找我商量:“你看你大妹家里一切都好,公公婆婆好,你妹夫在银行的工作也好,你看能不能去跟单位领导说说,让大妹下岗,让小妹去顶替她的岗位?”

我的天!我真不明白,做了几十年干部、已经退休了的父亲,怎么会让小妹的病逼得失去了最起码的常识:单位领导怎么会听我的话,去让一个下岗职工顶替在职会计的岗位?就算大妹婆家的人再好,会乐意自家的儿媳妇平白无故地没了工作、失去收入吗?

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暗恋无望的往事?谁的生活不需要工作来支撑?父亲这样的想法,完全就是为了小妹、不顾一切却又不切实际的幻想!

更可怕的是,眼见小妹在药物的副作用下日渐显得平静,父亲竟自作主张地在一个月的药物疗程结束以后,擅自给她停了药,“是药三分毒,我想办法给她调节一下心理,慢慢就好了”。

我不知道怎样劝说父亲,第一次觉得对一件事情无能为力。

 

停药后,无所事事的小妹学会了去街上的麻将室跟一群家庭妇女和退休老人们打牌。刚开始,她最多一天输大几十块钱,回家就找母亲要钱。母亲怕她不高兴,要多少就给多少。有时候母亲觉得她输得太频繁了,就不肯给,于是小妹又开始吵闹。父亲对母亲说:“算了,要多少,就给多少,总比吵闹好。”再后来,因为停药的时间长了,小妹又开始变得易暴易怒,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小妹第一次喝安眠药自杀,是在一个傍晚。当时父母亲散步到二姨家去了,碰巧大妹回娘家拿衣服,发现了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小妹。大妹吓得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和先生一边打120,一边往娘家赶,跟着救护车一路狂奔到医院。随后赶到医院的妹夫,抱着小妹从医院大门口一路狂奔到3楼急救室……我突然觉得这情形像极了小时候:小妹哭着要妈妈,我和大妹牵着她走在半夜里的街头。

父母一夜白头。

堂嫂是个有见识的人,她告诉我,她娘家隔壁有个女孩子也是跟小妹差不多的病情,女孩子父母托熟人在武汉同济医院找了专家看了病,说是“抑郁症”。

那是2003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堂嫂说,女孩子的父母花了很多钱,坚持了一两年,不间断地找那个专家看病吃药,同时做心理辅导,后来女孩子的病好了,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问“很多钱”是多少钱,堂嫂说:“大约是三四万吧,病好了是最重要的,要不,你去问问你爸妈行不行,我去问问女孩子的爸妈那个专家怎么找。”

父母亲对堂嫂的话并不在意,不知是舍不得花钱,还是不相信专家能治好小妹的病,最后没有理睬。小妹仍旧每天早出晚归地打麻将,只要给她钱去花,就不会闹,父母亲的日子似乎也好过一些。小妹已经成为父母生活的包袱,用母亲的话说,“我和你爸的好晚景都被她断送了”。

5

显然,父母这时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晚景,更考虑着小妹的以后。我是长女,我先生少年丧父、青年丧母,没有婆家人的牵绊,我们自然成为了父母亲考虑托付小妹未来的首选。于是,老两口平时有意无意地让小妹亲近我们,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要“培养感情”。

那时我先生通过几年的努力,承包了一所中学食堂,招聘了十几名员工。他感念我父母待他如亲生儿子,同情他们因小妹而生的困境,主动提出让小妹到食堂去上班,由他管着,就不用父母操心了。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觉得小妹是闲得慌生出来的毛病。他对父亲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放心把小妹交给我,我让她跟着师傅学做豆皮,我来调教她,她这么聪明,会做得好的。”

父亲说:“交给你我当然放心,只是你不能吼她,要像对你的孩子一样,哄着她,别让她受委屈。”

因为对父母无底线溺爱小妹的反感,那时的我已经疏离了他们,只有这样,我心里才不会为小妹难过。但既然先生愿意替父母分担这个困境,我又怎么能去阻挠他?

小妹是何等聪明,一眼便洞穿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到食堂来上班后,依然我行我素,确实是能干,但动不动就跟其他员工发生争执,像在家里一样大吵大闹,我先生好说歹说她都不听,两名员工因此辞职,有一次还引得下课的学生们好奇围观,严重影响了生意。直到两个月后,小妹自己说在食堂做事太辛苦,早就不想干了,母亲才没有继续让她待在那里。

小妹又回到麻将桌上度日。父亲到定期到精神病院找医生拿药,小妹高兴就听话地吃几天,不高兴就不吃。

其间小妹第二次喝安眠药自杀。这一次父母亲都在家里,发现小妹昏迷以后,父亲咬牙切齿说:“就当没看见,她死了比活着舒服!”他不准母亲打120,母亲身体一软,差点倒在地上,父亲才不得已给我打了电话,一家人又折腾了一晚上。

二姨告诉我,小妹经常是白天蒙头大睡,晚上大吵大闹,说痛恨父母在她小时候虐待她,下岗后没有给她找个好工作,还说为什么两个姐姐有家有孩子,却让她一个人无依无靠,最后说父母亲其实就是指望她留在家里给他们养老送终,才故意把她害成这样。父母被闹得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又不忍心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母亲哭着对二姨说:“这样的日子真不晓得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十几年里,每一次过年过节回娘家吃饭,小妹都要无事生端地说一些让人忍无可忍的话,引得我跟她大吵,声嘶力竭。母亲说我:“你晓得她是个有毛病的人,为什么还要跟她对着干?”我也像个神经病一样嚎叫:“难道她是你生的,我就不是你生的?她有毛病,我也有毛病!你要么就都护着,要么就都别护……”

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久而久之,除了过年吃年饭,我成了一个没有娘家可回的人。每年在回娘家吃年饭的路上,我的先生和孩子们都要对我再三警告:“今天可一定不要跟小妹(小姨)吵架啊。”

父亲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小妹的家庭医生,什么时候吃药,吃什么药,都是他凭自己主观臆断,对于小妹的吵闹,能忍则忍,实在伤心气愤,就打她一顿——当然,这些事情父母是不肯告诉我的,都是二姨偶尔碰到我在感叹唏嘘之间说的。

渐渐地,我竟对父亲生出了一种不作为的恨,对小妹似乎没有那么不待见了。

 

就这样煎熬到了2014年的春天,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一下想通了,终于决定带着小妹去同济医院找专家看病。带回来的病历上结论是“重度抑郁症,病程长约15年”。医生告诉父亲,小妹的病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从此往后必须坚持吃药。

这一年,父亲73岁,母亲68岁,小妹也已经快40岁了。父亲说,希望小妹的病从此能够好起来,好歹找到合适的人成个家,他们也就放心了。

可是除了父母,这世界上还有谁能够真正愿意照看小妹的后半生呢?我劝父母:“不如让她一个人就这样一辈子算了,万一找个跟她一样的人,怄气那就得是双份的。”一些亲戚长辈们也是这样劝父母,说让小妹找对象成家是不现实的。

于是父母亲重新又回到了最初的打算,希望我能够答应他们的托付。他们不停在几个舅舅和姨妈中间游说着,长辈们转而又以他们的话来游说我:“孝顺孝顺,就是要顺,你对小妹好,就是对父母亲好。”

我反问:“要我怎样对小妹好?要我像我爸妈一样娇惯小妹就是对她好?就是对我爸妈好?为什么他们一手造成的小妹的人生悲剧,要让我来承担后果?”

我不止一次地对二姨说:“如果小妹天生缺胳膊少腿,又聋又哑,又呆又傻,我作为大姐照顾她,那是责无旁贷,哪怕我爸妈健在,我也会承担这个责任。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无数次地说这样对小妹肯定不行,他们什么时候又听过我的话?再说,我也有家庭和孩子需要操心,我肯定是不会答应全权接管小妹的。”

大妹是个心地善良、脾气温和的人,对父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小妹对她的态度跟对待父母的态度一样,就是欺负。大妹也从来不生气,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还听从父母的话,将小妹接到她家去小住以缓解心情。母亲不放心小妹在大妹家的生活,特意去看望,小妹对母亲又是一顿大发脾气。同样脾气温和的妹夫实在看不过去,厉声说小妹道:“你要是这样对待老妈的话,以后就不要再到我家里来了!”小妹这才不作声。而母亲却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对二女婿有了意见,认为做姐夫的不应该这样说姨妹。

我也无数次地与大妹讨论过小妹的归宿问题。被小妹闹得伤心绝望的她与我达成了共识:如果父母亲不在了,小妹最好的归宿是住进养老院,选择条件最好的养老院,如果父母亲留给她的钱不够,就由我们两个姐姐来共同补贴。

6

2015年初的一天,二姨打电话告诉我:“你妈这段时间天天拉着我跟她一起去看房子,说你小妹天天在家里吵,说破房子住着不舒服,要换个好房子,你妈手里只有二三十万,这个价钱的房子,怎么看都不好,还不如那老房子,可把你妈急的。”

娘家的老房子是上世纪80年初建的,确实是太老了,前几年政府说要拆迁,邻居们都违建加层,采光和安全性已经很差,不太适合居住了,不少邻居们已经搬出了那块老城区。

我听了这件事,心里自责了几天。因为小妹,这么多年跟父母太过疏离,这么大的事,还要二老自己想办法,早年蛰伏在我心底的“以后我偏偏要让母亲像生了儿子一样,天天高兴”的想法,突然苏醒。当时先生正在做投资,手里余钱不多,但他仍然同意了我买一套房子给父母住的想法:“就以咱们儿子的名义买吧,这样爸妈住着会更高兴,那住的可是他们外孙子的房子啊。”

父母一开始不同意,说就算我买了也不会去住。我以为他们是担心买房会增加我的经济负担,安慰说:“没事,我这是给我儿子置办不动产呢,他现在用不着,你们就住着。”

我在离我家小区不到“一碗汤距离”的新楼盘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在当年年底装修好,家具和家电购置齐全,请父母拎包入住,在新房里过年。谁知父母并不领情,表现出一副并不稀罕的样子,让我非常失落。

最后是二姨一语道破:“你爸妈说,你只是让他们去住,并没有说让小妹也一起去,他们去住的话,那肯定是要把小妹一起带去的。”

我的心瞬间凉了下来,对二姨说:“我肯定不会说让小妹去,但是如果我爸妈带着小妹住进去的话,我也不会赶她出去。”

二姨劝我说:“你也别生你爸妈的气,他们也是没办法,住进去习惯就好了。”

我说,只要两老高兴。

父母就这样带着小妹一起住进了新房。他们逢人便说现在住的是大女儿给买的新房子,养女儿比养儿子强。

 

2016年新年过后不久,二姨告诉我:“你爸妈前几天回老房子里面住去了。”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二姨说,是小妹觉得这新房子住着实在是太舒服了,竟说跟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不舒服,一个人住才舒服,让父母还是回老房子去住。而父母为了让她不吵闹,竟真的搬回老房子里去了,还不敢让我知道。

我顿时火冒三丈,一路冲到新房门口,敲开门进去,对小妹说:“如果今天晚上爸妈还没有回来这里住,明天你就滚出去,以后只要爸妈一天不在这里住,我立马就把这房子卖了!”

小妹在我的暴怒面前竟前所未有地服从:“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把爸妈叫回来,一起住。”

小妹聪明得很,她会权衡利弊,她这样做,恰恰说明她的病根在她的思想上——她是一个极其自私、冷漠、好逸恶劳的人,她利用了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过着不劳而获的懒惰人生。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从前对父母的怨恨转变为同情,对小妹的同情转变为厌恶。这种转变让我内心非常痛苦,我更加深切地体会了父母这20多年来的痛苦:小妹所谓“抑郁症”,都是有缺陷的爱所导致。

从那以后,我面对父母亲的态度平和了很多。我会心平气和地引导他们不要总是待在家里,多出去跟附近的老人们一起活动,看看别人的老年生活是多么自在。

渐渐缓和的氛围中,我直接地劝慰父母:“等你们百年归世后,就让小妹住养老院,不能让她毁了你们大半的人生幸福以后,还让我和大妹甚至我们的孩子被她所困扰,到时候我可以以监护人的身份常去看她,处理我应该处理的问题。”

我认为我说到了父母亲心坎上的一句话是:“如果你们实在是放心不下她,就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体,多担待她几年,毕竟你们在,就有人疼她。”

也许是二十多年来习惯了与小妹在一起的生活,痛苦也不成其为痛苦了,也许是听进了我的劝慰,父母似乎走出了小妹抑郁症的阴影,渐渐地过上了正常老年人的生活:他们早上会一起去小区不远的湖边公园做老年健身操,回家吃完早餐后,父亲看书写字,母亲操持家务;吃完午饭后,父亲去楼下跟一群老头走象棋,他好为人师,为此常跟人抬杠,母亲则去老年活动中心唱歌跳舞,常跟在一起玩的老太太们去逛街,买她认为适合演唱穿的衣服,又成为了我童年记忆中爱美爱俏的母亲;晚上5点钟,他们会准时一起回家吃晚饭,看电视,早早地睡觉,谓之“养生秘方”。

这一切让以前整天只能面对小妹发愁的父母,心情慢慢好起来,对待小妹的心态也趋于平和,小妹的吵闹反而好像少了很多。

今年1月,80岁高龄的父亲竟独自一人东询西问,去社保局替年满45岁的小妹办理了重大疾病提前退休的手续,每个月2000多的退休金,似乎给父母亲吃了颗定心丸。但是他们不敢让小妹知道这件事,因为小妹去年开始迷上了网购,成天买零食和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物件回来,为了应付这个开支,她去了一家服装厂做了流水线上专门钉扣子的活,一个月不到1000的工资。母亲说:“要是她知道有这笔钱,就不会去上班了。”

末了,母亲又满足地说:“她现在这个样子,比以前强多了,至少是很少吵闹了。”

我说:“应该说是上班有事做了,精神不空虚,人的心气就顺了,什么毛病都慢慢好了。”

为了小妹,父亲和母亲努力地健康地活着。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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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里那条清溪鲶鱼,又出现了

2021-05-24 10: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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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亢龙

不过就是一个胃的奴隶罢了。

“背书包,上学堂,
学堂有个老和尚,
老师讲学他敲鼓,
老师罚站他发糖,
老师吃素他吃肉,
老师上课他发饷,
咦咦个当,学堂有个老和尚。”

我读过的玉佛寺小学、白象寺中学、戴寺第三中学,并没有见到过敲木鱼的吃肉和尚,实际上,连普通吃素和尚也没有得见。也许,年长一辈的爹妈在这些寺庙读书的时候见识过吧,不然这首儿歌也不会流传数代人,以至于潜移默化里,我总是将寺庙、和尚、美食混为一谈。

到了90年代,我参加了山城棒棒军“司令”兼诗人刘晓萧的作品讨论会,会务安排在重庆罗汉寺。

那里的全鸡、全鱼、烧白、肘子等仿样齐全的素宴,又加深了我心底里精致美食与寺庙的关联。

1

2018年初冬,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办了编撰全市佛寺文化专集的任务,我主动承接了3所寺庙的采写。

其中一所名为“半边精舍”的寺庙在民间声名远播,但它不是领证的公开佛教场所,也没有管理者的相关资料可查。既是寺庙规制,又名“精舍”,我心生好奇。去网上查,发现说法也纷纭,我大致理解为:这半边精舍可能是古时某大户人家供奉并主持的寺庙。

它藏身于沱江支流石灰溪和大青山交错的一条山谷里,更详细的位置就不知了。用手机搜索,导航定位在石灰溪附近的宁溪镇,我和协会副会长古诗人计划先去镇子里,再寻找可以指路的向导。

冬月中旬,我们驱车沿着305省道,顺着沱江旁的一路林荫,往宁溪镇赶去。当天正逢镇上赶集,集市以路为市,摊位、行人、车辆混杂一处,拥堵不堪。我们在一公里多的路面上走走停停,竟然花了半小时,我正烦躁时,偶然瞥见集市桥头有所大院子,里面院坝宽阔,就想把车子开进去暂停。

到了院门口,两只杂色柴狗吠叫着迎上来,绕着车身嗅。我不敢开车门,这时一位穿蓝布围腰的大哥擦着脏手走过来,喝住柴狗,招呼道:“兄弟下来吧,狗儿不咬人的!”

我家也养狗奉猫,因此信任大哥,开门下去向大哥敬了一支烟。两只狗儿杵着我的裤子嗅,并无妄动。即便如此,古诗人仍旧缩在车上反复询问“狗儿咬不咬人”,得到数次承诺后,还是不敢下来。

闲聊中,大哥得知我在找半边精舍,笑着说:“你找对人了。”

他解开羽绒服的衣兜扣子,掏出手机拨号:“萧总吗,在半边寺没有啊?这里有几个市里来的朋友找你——啊,你在市里呀?他们找你啥事?他们说他们是写文章的,说要了解半边寺的历史。哦,恰()了少午饭就回来呀?好啊。”大哥电话未挂,偏头对我讲:“萧总说吃了午饭才回来,叫我好生招待你们。”

 

大哥姓邵,是石灰溪的粉条制作匠人和畜禽养殖大户,因为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好、规模大,十多年前就成了萧总餐饮公司的原料供应商。

他告诉我,半边精舍最早叫“半边寺”,原是萧家祖产,土改时被分给了老佃农。到了萧总这一代,他开办餐饮公司兴旺发达了,才将祖产赎回,对其进行了翻修重建,还把名字改回晚清书法家包弼臣给起的“半边精舍”。

简单介绍完,邵大哥便招呼妻子停下手里的活路预备午饭,他忙着去竹林里捉土鸡。我阻拦了一下,可邵大哥已经捉住一只,执意要杀,我再不好客气,也挽起了袖子。我一手捉鸡翅膀、一手捏鸡脚,大哥快刀往鸡脖子上一划,咕噜噜的鸡血滴入盐水碗里。接着,开水烫鸡褪毛、谷草火烧火燎,不出十分钟,一只裸鸡入了厨房。

我和邵大哥坐在高大的条粉晾架下,摘着蒜苗黄叶,喝着老鹰茶聊天。古诗人一直坐在半掩的车门内,和车窗下的两只柴狗嘀嘀咕咕。后来,他们似乎签订了“和平协议”,古诗人才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等他脚一落地,两只柴狗就被古诗人近两米的身高自带的气势吓出了院子。

饭桌上,那只土公鸡做成了“一鸡三吃”:凉拌麻辣鸡、小炒鸡血杂、粉条炖鸡。石灰溪的红苕粉条果然名不虚传,我开车不敢饮酒,可着肚子吃了两碗粉条炖鸡。嫩滑的粉条,完全吸入了土鸡的甘香,不用过多咀嚼。土公鸡吸收到了田园的芬芳,与其肉身一道,风光无限,洞穿味蕾,抵达肠胃深处。

古诗人和邵大哥就着一盆麻辣鸡,喝下了两瓶“牟三爷”高度酒。这酒是镇子上的牟家烧酒坊烤制的,店主遵照未曾蒙面的萧总吩咐,在午饭前送达。

直到吃完饭,邵大哥也没有提供更多有关半边精舍的信息。

2

饭后,我们在晾架下喝茶,等待萧总。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和古诗人尝试着帮邵大哥两口子挂晒条粉,结果挂断了两架条粉,湿漉漉的条粉如蚯蚓般爬满水泥地,沾上了泥尘。当时我就想到自己曾经吃过的硌嘴粉条,一定是如我们这般笨拙的人搞出来的劣货。

帮了倒忙,我和古诗人十分尴尬,悻悻地溜出了院子。两只柴狗也跟了出来,一起在镇子上溜达。小镇的主街是公路,公路两旁是市面,高高低低的自建砖瓦房参差不齐,外墙红白蓝绿,各色杂芜。行至桥头岔路口,一段石板老街延向江边,我们踩着青石板路,转向江边去。

我正专注于两只柴狗一路与街沿的狗们互相打招呼的有趣情形,走在前面的古诗人在一拐角处出了“撞车”事故——与两个抬鱼的渔夫撞在了一起。

前头的渔夫撞在古诗人厚实的胸口上,倒是无碍,竹杠杵上了古诗人的胸腹。古诗人大概被撞岔了气,蹲在石板上,脸色痛苦。后尾的渔夫是个瘦子,被“急刹车”惯倒在地。我上前时,他正翻身坐起,伸手摸了一下后脑壳,手掌上立刻洇上了猩红的血迹。

看着他们人仰马翻,鱼也跌落在地,我有些不厚道地笑了起来。围观的人群探视双方,了解到他们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劝解时也是谈笑风生。有街坊大爷就近回家拿了碘酒,直接倒在手掌里,一把抹到瘦子头上,瘦子的后脑便濡成一片,多余的碘酒顺着毛发滴滴答答地往下滴。

既然无性命之忧,大家就不再关注跌破了头的瘦子,而开始探讨两个渔夫抬的那条巨大无比的鲶鱼。

这鲶鱼大得出奇,许多人一生难见一次。它横亘在地上,身躯漫过了三块青石板,约有五尺长,几处鱼鳍摩擦出“呜呀呜呀”的声音。因为接了地气,大鲶鱼恢复了活力,大嘴叼着穿鳃而过的塑料绳,像一个纤夫似的,在石板上砥砺而行。趁大家不注意,它已经走出了大半块青石板,濡湿的水迹便是证据。

众人见状议论纷纷,有人为这鲶鱼是否上了一百斤打赌,有人为鱼肚里有多少油脂争论,有人估算鱼的年岁,还有人辩论鱼的公母……

跌破了头的瘦子是个精明人,他看出我和古诗人是外地人,便突然站立起身,把血手摊在我们面前:“你看我的头破了洞,进城卖鱼肯定不得行了……”他唠叨许久,结论是:这条大鲶鱼只有卖给古诗人了,“买下了这条鱼,医药费我也不找你负责了。”

围观的人有的说“好”,有的说“两不相亏”,还有的说“公平合理”。古诗人抚摸着自己被撞的腹部,无奈地望向我。我内心接受了瘦子的提议,但仍说:“这么大的鱼,谁家吃得下呢?我们又不是开餐馆的。”

瘦子早就帮我们想好了,说可以拿回家分给亲戚、朋友、邻居,“一家一称(一称指10斤),十几家人就分完了”。

古诗人又望向我,见我还不吱声,就小心翼翼地问瘦子:“那,多少钱一斤呢?”

瘦子血红的巴掌散成五指,古诗人大惊:“50?”

旁人一起笑了起来,手里还拿着碘酒瓶的大爷说:“5元钱一斤,这是石灰溪鲶鱼的市价。”

 

我们领着渔夫,抬着鱼,朝邵大哥家走去。一群大人小孩,一街的土狗跟在后面,浩浩荡荡。

大家热热闹闹地进了邵大哥家的院子,上磅过秤,98斤旺一点,我向瘦子支付了500元钱,他们高兴地走了。我和古诗人对对眼,心里松了口气——这事要是发生在城里,怕是千把块钱的汤药费也解不了事,这条大鲶鱼是我们赚的了。

饕餮之贪,在我看见大鲶鱼的第一眼就已经萌生。此时我心里兴奋异常,讨来中午杀鸡的那把大菜刀准备动手。邵大哥也来帮忙,他搬来一座切猪草的大木墩,古诗人用一条长毛巾提溜着大鲶鱼的头,滑溜的鱼头晃荡于木墩之上,鲶鱼稍一挣扎,又滑落到了地上。

我衣兜里的手机颤抖起来,我放下刀,发现是萧总打来的。他说自己马上到,又喊大鲶鱼不忙杀,他要把鱼弄到半边精舍去祭祀。

挂了电话,我有些失望地放下刀,还看了邵大哥一眼。萧总这么快就知道了消息,邵大哥一定是那个“告密者”。

3

去半边精舍的路是狭窄的深山村道,道旁有许多山茶树、松树。它们斜在道路当空,荫郁蔽日,萧总的越野车一会儿在我眼前,一会儿又消失在山塆里。

大鲶鱼我买,萧总用来祭祀,半边精舍、寺庙纠结于一体……一系列的疑问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先前,我与萧总都是靠电话联系,互相都没有见着真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在进山的路只有一条,紧赶慢赶半小时,我和古诗人终于撵着萧总的车影子上了半山洼。山里的黄昏阴沉如黎明,驶过一片残枝败叶的藕塘,尾随前车从青砖院墙的侧门进入,这大概就是半边精舍的后院了。

前车停下后,驾驶室钻出一个高粱秆似的瘦子,指挥院子里的人将大鲶鱼卸下放入鱼池。灯光下,鱼池里数十只杂鱼被入水的鲶鱼吓得四处逃散。我看见鲶鱼的鳃渗出殷红的血迹,担心地问:“这鱼能活不?”

萧总哈哈一笑:“这鬼东西干地上放两天,都鲜活得很呢!”

我和古诗人先后和萧总握手,手部接触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只手好冰冷、好骨感。抬头望着萧总,他眼睛里透露着慈悲的光,感觉是一个温暖的人。

之后,我开始仔细打量建筑物:整体是三进四合院的设计,前院是老半边寺恢复后的古建筑,堂里奉观音;中院是新建的家庙,供萧氏上祖牌位;后院为俗世居所,面积是前两院的总和,约有六七百平方米。

据了解,萧总的餐饮公司多年前就上了规模,不需要他亲自打理。他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半边精舍,或修身,或接待游方和尚、居士朋友。逢年过节,徒子徒孙赶来相见,又是一派热闹。

萧总可能误会了“文人”的胃口,晚宴的酒依然是“牟三爷”,可菜品却十分寡淡:一钵麻婆豆腐,一盘素炒松蘑,一盘碳烤松露,一碟油酥花生,一碟烟熏猪排骨,外加一盆红苕尖叶子汤。

客居的居士当中也有两位好酒,便和萧总一起轮番和我们推杯换盏。古诗人有了中午的酒底子,很快酣醉,后来我也饮得半醉,被引到客房睡下。屋外松涛阵阵,屋内空气清新,一宿无梦。

次日醒来,红日映窗,我洗漱好打开门,见古诗人和萧总已经在鱼池旁的亭子间饮茶,互相招呼一声就过去了。过鱼池时,见水底上那只大鲶鱼一动不动,我刚想问“死了没有”,立刻觉得自己幼稚,闭了嘴。

进亭子坐定,喝一口萧总递过来的茶水,那老鹰茶的厚实味道盈满口鼻,团一下舌头慢慢咽下,吐纳一口气,不禁赞一声“好茶”。萧总又续半杯,我再饮一嘴,心里道:同是老鹰茶,与邵大哥的就不一样,原来老鹰茶也有雅俗之分啊。

接着,我们从老鹰茶切开话匣子,说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话题。比如,这与大青山交会的石灰溪,乃县域偏远之地,从古至今,红苕粉条、高粱土酒、老鹰茶就是主要物产。民清时期,乡里人依靠这几样土特产与自流井的盐商交易商贸,还成就了乡志上几个有名的坤良绅士。

“像你们萧氏萧永昇,就是以高粱土酒起家,举一人之力,重建富顺文庙以致英名传世啊。”我说。

萧总望天一揖道:“提到鼻祖萧永昇,称‘一代乡贤’着实无愧。他一生崇文弘善,县志早有定论,你们此行如写半边精舍,要挖的史实重点,可不在鼻祖萧永昇,得是太祖萧镛呀。”

萧总说话能够直入正题,我暗自高兴,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他说,这里被民间称呼为“半边寺”,源于张献忠剿四川时烧剩的半间庙。而半边寺改名为“半边精舍”,又与他的太祖萧镛在石灰溪斩杀李蓝起义军七千余人有关。

我对本地的乡土文化还是比较熟悉的,插嘴道:“你这‘七千余人’之说是相当准确的。宋育仁修的《富顺县志》和胡汉生著的《李蓝起义史稿》相互应证了山脚下这条石灰溪在1862年的农历4月17日,战死、淹死的起义军多达七千余人。”

萧总说,他讲的数据是从祖传的记录里得来的。古诗人闻言脸色发青,疑神疑鬼地左右张望,萧总见状又转换话题:“你们是不是真想要这条鲶鱼?如果真想带回家,等一下我用它祭祀完包装好给你们。如果不想要,我下面的餐馆倒是可以消化。”

我与古诗人对望一眼,顺水推舟,答应把鱼给萧总。萧总也没有客气,他看了看腕表,说要带我们瞻望一下半边精舍,之后又吩咐院子里的徒弟,叫他们捞鱼待祭。

4

我们跟着萧总从小门进入了中院的家庙。

中院面积不过两百多平方米,庙堂和院坝各占一成。庙门外的石阶下二三米处,立一长石槽。进庙堂,迎面正墙倚一红木神龛,龛台上金字塔般陈列着萧氏一脉的宗祖牌位。花岗石的地面上放着十余个蒲团,同我们一起饮过酒的两位居士此时正跪在蒲团上垂眉诵经,我们进去时也没有抬一眼。

退出庙堂,见大鲶鱼正被抬到石槽上。先前看见院子里这座石槽,我还莫名其妙,这一刻立马醒悟——它是萧氏家庙专门用来杀鱼的祭台。

萧总又带我们进入前院,寺庙设正庙和左右两排厢房,院子里有两棵老桩腊梅,四棵百年紫荆,此时皆枝秃叶残。萧总上前一步打开沉重的山门,山门外是一坡慈竹。夹在慈竹林里的上百级青石阶,一梯梯通往山脚的石灰溪码头。

我站出山门,回头观望重檐下的题匾,上刻阴文颜字“半边精舍”,木纹本底,靛蓝填字。萧总在一旁介绍说,这字是号称“字妖”的大书法家包弼臣所书。

回入庙堂,庙堂靠墙伫立三座观世音像。圆光观世音居中,白衣观世音居左,鱼篮观世音居右。观世音的三十三种妙像我是知道的,可鱼篮观世音的雕像在我进过的寺庙里还是第一次得见。萧总解释说,这尊鱼篮观世音像是他的高祖萧镛依照母亲周氏的容貌雕刻的。

“鱼篮观世音的原生故事,与远祖周氏有共通之处。其他两尊真身,是2000年去缅甸请回的。”说完,他又看表,“祭祀时间差不多,你们随意,我要去主祭。”

我们哪里会放过这奇特的祭祀场面,脚跟脚去。萧总回过头问:“你们真要看?”

我笑着说如果无妨,我们就看看,毕竟还是平生第一次见杀鱼祭祀。

 

大鲶鱼已经被绳索固定在石槽里了,颈部处架了一柄铡刀。

萧总换上徒弟递来的中式藏青半褂,去家庙神龛前敬一炷香,三磕九拜,口里念念叨叨一阵,出来又在石槽前对着大鲶鱼祭拜一番。接着,他站起来,试了试铡刀柄,随即跳起一跃,双手下压,只听大鲶鱼“吱吱”挣扎几声,身首分离。不一会儿,长石槽里洇满了半指厚的淤血。

大家围在祭台前,隔死鱼很近,院外的竹林沙沙作响,一阵风刮进来,鼻腔里立时灌进一道极强的血腥味,让人心慌发呕。我连忙点起一支烟吞云吐雾,萧总见状笑笑。我知道他的意思,不免尴尬地回笑。

萧总三下五除二将大鲶鱼剥皮、剖腹、分段。剥下的鱼皮,一个徒弟拿走用稻草填充好,倒挂在檐角下的风口处。鱼囊像一只蹩脚的风筝,只动不飞。另一个徒弟负责清洗,将干净的鱼段用塑料袋封好,放入冰柜急冻保鲜。

石槽上留下的一溜鲶鱼的肚肠脏器,足有二三十斤,我和古诗人在一旁讨论这鱼肠鱼肚怎么爆炒才好吃,萧总听见了,头也不回地说:“这鱼皮一公分多厚,鱼龄定有上百年,这种鱼龄的内脏是不能吃的,怕有毒。”

他说着话,手里却没有停歇,把鱼肚鱼肠剖开来,在乌黑的血水里仔细翻寻着什么。“找到了!”萧总声音凝滞,又带一声叹息。我抬眼一看,他血乎乎的手里摊着一只黑乎乎的圆圈。

“竟然找到了!竟然找到了!”萧总连声呼喊,院子里的人纷纷过来围观,都莫名其妙。

萧总攥着圆圈去水阀下反复清洗,又让徒弟盛来消毒液侵泡,再盛了半碗酒精,用猪鬃刷子不断洗刷,圆圈的本像终于露出来,原来是一只碧玉环。

这只碧玉环内径一厘米左右,带宽五六毫米,带面布满细錾点,一些錾点有血沁。观其形式,应是一只玉顶针。不知徒弟啥时候递上了一块红绸子,萧总擎着红绸包裹的玉顶针满脸是泪:“从1867年周氏去世算起,我的天啊,151年,我竟然遇到了远祖的遗物,找到了祸害远祖的鱼怪!”

5

碧玉顶针,原来就是半边精舍的“前世今生”。

史料记载,1862年石灰溪一战,李蓝起义军受到致命打击。李永和鼻子受重伤,其庶母、妻子、儿子以及帅主温如玉等重要将领皆战死。清政府论功行赏,萧镛由团练荣升知县衔,是年8月28日,又逢萧镛的爷爷萧永升百岁大寿,萧家举族欢庆,和平吉祥的氛围暂时掩盖了石灰溪上流动的恐怖血色。

我们坐在后院饮茶时,萧总给我们展示了上过桐油的《平斋堂启微录》(萧永升字平斋),这本由萧永升著述、萧镛补述的古籍不仅记录了萧家修缮文庙的艰辛历程,还详细地记录了萧氏族人“保障东南”的血色杀戮,以及光荣之后的惶悚和忏悔。

自1863年起,萧氏族人多有吃斋念佛甚至出家者,其中就包括萧镛的母亲周氏。她听闻幺儿萧镛杀人七千,夜夜恶梦缠身,自觉罪孽深重,于是出家到石灰溪旁的半边寺吃斋念佛,日以继夜唱诵大悲咒等佛经,以期度化亡灵。

可是事与愿违,石灰溪周边接连发生怪事:农民的牲畜、家禽不断失踪,甚至有去河边洗澡、洗衣服的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人们纷纷传言,说是死去的起义军化成了鱼怪,那些消失的人和动物就是被鱼怪吃了。

这让修行的周氏更加愧疚了,她请来十几个大和尚到石灰溪码头设坛超度。不想在一个傍晚,去水边抛撒祭品的周氏也消失了,有人说她也是被鱼怪拖下了水。那日,周氏身无它饰,唯右手中指戴了碧玉顶针一枚。众人沿石灰溪打捞十里,耗半旬,无见踪影。

“远祖周氏被鱼怪祸害是在1867年正月16日,正月15日是鼻祖萧永升去世。这正是古话说的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萧总一脸悲戚。

正在此时,徒弟来亭子里请师父上灶,萧总起身换个笑脸,邀请我们去看他做鱼。

 

厨房里,柴灶旁的案板上摆放着徒弟们整理好的食材和佐料。大鲶鱼身体中的某一段,已经被斩成拇指粗的条状盛在白瓷盆里,白里发黄的纹状肌理似乎还在颤动。

萧总依次往鱼盆里倾入料酒、食盐、鸡精及秘制香料,又打入鸡蛋清,双手抄底不停搅拌。等鱼肉起了黏液,再撒入干苕粉继续搅拌,鲶鱼条逐渐被浓稠的淀粉包裹起来。

大铁锅里的菜籽油已经起了青烟,烧柴火的徒弟,铲了两铲冷灰压入灶膛,油温略有所降。萧总左手扶盆,右手抓上一把鱼,手背离油面二三厘米,挂糊饱满的鱼条从指缝间漏入油锅中,霎时,金色的油花“哗啦啦”蹿出。灶下烧火的徒弟找准时机恢复了火焰,油温旺起来,鱼条像一只只精灵,在油锅里炙得四散奔突。

作为一个资深的“善灶君”,我也深为萧总的“五指漏鱼”技艺所折服。

不一会儿,金黄色的鱼条舀入筲箕沥油,仍在呲呲作响。萧总不停歇,往空锅锅底加入半勺子猪油,再放入剁碎的泡海椒、泡姜,块状的酸菜,以及整个的蒜瓣、干花椒、干辣椒段。眼见酸菜叶发白,他又加入郫县豆瓣翻炒,然后倾入半锅高汤。

等锅里沸水翻腾,香气扑鼻时,萧总立刻将筲箕里的鱼条兜底入锅。锅里再次见沸,盖上竹锅盖,他又叫徒弟铲一铲冷灰加入灶膛,将灰烬压实保温。

“一般的鲶鱼,半小时功夫就到味了,这鱼却得焖一小时。”萧总脱下青色短褂递给徒弟,又带我们回到亭子里。

 

喝茶时,我又挑起那只碧玉顶针的话题,想用151年的漫长时间和鲶鱼的寿命对比,来否定这只大鲶鱼就是吃下周氏的“凶手”,以期消除自己饮食前的心理障碍。

可萧总并不接茬,以严肃地语气讲述起了“渔溪鲶鱼”这道菜的来历:

“两位老师,我79年高考落榜,爷爷见我闲愁苦闷,给了这本《平斋堂启微录》。爷爷当时讲‘人知来处去处,方得来处去处’,一开始我不明白,把《平斋堂启微录》当故事看,一个夏天,读过几十上百遍后我终得启示:先祖诸事经历,就是我人生的榜样啊!”

当年,萧镛重创李蓝义军后,不久升任工部营膳司员外郎。员外郎是个闲职,萧镛本是练武之人,又继承了爷爷“吃得”的基因(萧永升每顿饭吃得完一个猪肘子),便研究起“吃喝”二字来。他一任胡吃海喝,终得南肴北宴真传。

1867年2月初,萧镛因丁母忧回到老家,按清朝礼制,他得结庐守孝三年。但周氏尸骨无存,无冢可守,萧镛只好住在周氏吃斋念佛的半边寺,领着家丁渔户日日搜寻母亲的遗骸。

萧镛在《平斋堂启微录》里记录,他遍寻一月无果,倒是俘获了几十、上百斤的大鲶鱼无数。既然传说是鱼怪吃了自己的母亲,他即命人起灶架锅,烹鱼施众,起名“渔溪鲶鱼”。

一开始,老百姓也不敢对这“渔溪鲶鱼”下口——这些鲶鱼吃没有吃掉萧母周氏不能确定,但5年前,大家的确见过河里的鱼鳖把起义军的尸首弄得血肉翻滚。可是,当亲自看见朝廷命官萧镛大快朵颐,老百姓终究架不住腹内饥饿,也跟着吃了起来。

不出半年,石灰溪里就鲜有漏网之鱼了,但始终没有找到周氏指头上的碧玉顶针。又有人说,这河岸崖腔暗洞甚多,兴许鱼怪躲进了崖洞里。于是,萧镛建起了石灰厂,把沿岸的石灰石烧炼成生石灰遍撒河中,虽然毒翻了一些漏网之鱼,但条条解剖下来,依然没有“罪魁祸首”的半点信息。

后来,萧镛在《平斋堂启微录》的续记里写下了鲶鱼的烹饪方法,以期后人代雪母恨。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往《平斋堂启微录》上拍了一掌,先是用力的,半道缓下来,可桐油纸仍不免被拍得“吱吱”作响。萧总皱了一下眉,我红着脸说:“这石灰溪本该叫‘鱼溪’吧,石灰溪应是后来叫出名的。”

6

1979年,高考失利的萧总得到了这本《平斋堂启微录》,也从中发现了“渔溪鲶鱼”的菜谱。18岁的他照葫芦画瓢,果然将腥味无比的鲶鱼烹饪得鲜美可口。

此后他靠这道菜起家,一书一鱼一味闯天下,独立于饕餮丛林野蛮生长,一度把连锁店开遍十三省,徒子徒孙凭此手艺立身的不止千人,解决了上万人就业。这也算是不负萧氏家风,应了“知来处去处,得来处去处”这句话。

萧总讲得口干舌燥,依然没有回答我先前的问题。等他终于歇下来,我有些尴尬地说,目前已知的亚马逊巨鲶只有80多岁,另外传说欧洲的一只鲶鱼肚子里发现了1940年的纳粹徽章和头盖骨,可都没有上百岁的鲶鱼。

“现在这条鲶鱼肚子里发现的碧玉顶针,计算下来至少有151年,这鲶鱼有这么长的寿命吗?我们是不是设想一下,会不会是第一条鲶鱼吃了周氏,而那条鲶鱼死亡之后,又被后来的鲶鱼吃掉,同时把碧玉顶针吞下了,鲶鱼们就似击鼓传花、一代一代传下的呢?”

萧总被我问得目瞪口呆,他沉思一阵,喃喃道:“也许就是这样吧,可对于萧氏后人来说,我们都希望今天的鲶鱼就是那只首恶鲶鱼。阿弥陀佛,就让我们保留各自心中的念想吧。”

我叹一口气。半边精舍,集慈悲与杀戮一体;善恶交织,是萧家家族历史的真实记忆。世上有些事,很难讲清。

 

香气飘荡在整个饭厅里,红亮的渔溪鲶鱼盛在两只平坦的大盘中,一盘撒的是葱花,一盘撒的是碎香菜,热气氤氲在青翠之间。

萧总把筷子伸桌上做了个请式,古诗人显然被传说吓着了,不敢下箸。萧总和两位居士倒是不谦让,大口吃起来,并且咀嚼有声。在我与萧总先前的探讨里,早把此鱼排除在食人鱼之外,因此也大方地吃起来。萧总的手艺果然了得,这鱼味入口鲜浓,咀嚼时Q弹有劲,吞咽时滑顺,落入肚子的一瞬间,鲜气回荡出来,口鼻盈香,与我曾经吃过的渔溪鲶鱼的浓厚味道截然不同。

古诗人见大家吃得香,也夹了一块鲶鱼条杵在嘴边,先小心地嘬一口,然后才大方地吃起来。好酒贪杯的他,这一顿竟然没有醉。

此行结束后,我回家坐到书桌前,对半边精舍的印象,完全被渔溪鲶鱼的美味以及有关它的血腥场面所掩饰。最后勉力写成的《石灰溪旁的半边精舍》,也因不符合佛寺文化宣传的规范要求,终不得用。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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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6日,超級血月 -YMCK1025- 给 YMCK1025 发送悄悄话 (212 bytes) () 05/25/2021 postreply 17: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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