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0日的凌晨，我突然接到了师兄杨健的电话。他问我：“Sandra有给你发信息吗？”
“没有，怎么？”听到Sandra的名字，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
听到我的回答，电话那头沉默了。我端着电话等了十几秒，师兄才再次开口。
他的声音已经从紧绷变得轻而平缓，好似经历了战争之后的平静。
他告诉我，自己刚刚收到了Sandra发来的几段语音，向他讲了一个关于告别的幽默故事。
在故事的结尾，Sandra说：“或许，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师兄意识到有些不对劲，马上回拨了Sandra的越洋电话，然后他知道了一个消息。
“我不确定她说的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才想问问你有没有收到。”师兄说，“刚刚电话里，她声音很虚弱，我们都在哭，信号也不太好……或许是我理解错了。”
如果师兄没有理解错，6月11号，也就是明天，Sandra将会在她瑞士的家中进行安乐死。
她刚刚发来的那几段语音，就是道别。
“从出事到现在已经快3年了，她说她真的尽力了。所以，我尊重她这个决定。”师兄的声音越来越低沉。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问，这个问题是问我自己。
“或许，最后的道别吧。”师兄说。
挂掉电话后，我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手机捏在手里，通讯录页面亮着，显示Sandra的电话号码，
我低头盯着它，直到手机自动黑屏，又被我按开，又黑屏。
“还是要发生了吗？”我想。
1
我和Sandra是2007年在厦门认识的。她是瑞士人，一位视觉艺术家，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体验中常被忽略的世界，将它们视觉化，主要的媒介以摄影和雕塑。那年，她来中国欧洲艺术中心（CEAC）做一个为期3个月的驻地项目。我当时在当代艺术专业读研二，经人介绍，给她当翻译。
第一次约见面，在布满彩色游客的马路上，我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快速地穿过人群，像一名精瘦的武士站在我面前。她留着齐刘海和齐腰的黑色长卷发，全身穿着黑色。大墨镜将她的脸几乎遮住了一半，鲜红色的口红在白色的脸颊上非常打眼。
我望着这个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人，愣住了。她笑了，摘下墨镜，露出了蓝色的大眼睛，很得意地看着我，用非常清晰的英文说：“你好，我就是Sandra。你是不是认不出我是外国人？哈哈！我就知道，如果我戴着墨镜，大家都认不出来。”我一下就乐出了声。
Sandra的身形和发色确实很像东方人，戴上墨镜的她混迹在陌生的人群中并不显眼，为此，她一直都感到很高兴，不被区别对待总是会让人感到自在的。
那时厦门的旅游业还不发达，生活气息非常旺盛，第一次来的Sandra很快就爱上了这里。她将驻地创作安排得很紧凑，同时进行着好几件作品，与我一同频繁地拜访着各种工厂和作坊。
有次我们相约去看一个陶瓷作坊，她拿出了一些近期用泥土捏的片状雕塑给我看，我看着觉得眼熟——原来是放大版的口水。Sandra发现这边很多人有随地往路上吐痰的习惯，于是她开始收集这些照片，挑选一些用泥捏出来，再用陶瓷翻制出来。我看着这些上面凸起“小气泡”的泥片，脑子有了画面感，瞬间觉得有点恶心，觉得她这个作品有着从发达国家来的人来讽刺我们陋习的优越感。
“等会儿到了陶瓷工厂，我需要怎么向工人们解释你要翻制的东西呢？”我问她。
“直接告诉他们就好。我知道你的担忧，但是这不是这个作品的全部，还有另外一组。”Sandra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看来应该碰到过不少质疑她的人。
她又拿出了一些嚼过的口香糖的图片给我看，原来这俩作品是一对：国外公共场所常常有很多被随地丢弃的嚼过的口香糖，与国内的痰有着共通之处。这些口香糖和口水都将转变成精致的雕塑，它们将会涂上金色和银色的釉，放在精致的毛毡底座上供人欣赏。
Sandra的“口水”与“口香糖”作品。（作者供图）
我明白了这个作品是一种幽默的“文化交流”，并无任何优越感的批判。
Sandra用着她敏锐而细腻的观察力去发现周围一切有趣的事物，将它们串联起来，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几年后，我去柏林，看到了柏林墙上密密麻麻地沾满了嚼过的口香糖，立刻想起了Sandra这个作品，
更觉得幽默而亲切。文化从来都无优劣之分，这点，也是Sandra一直的创作态度。
我记忆里的Sandra是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多年后，渐渐成熟的我才意识到，做到既温柔又坚定是多么困难。而和她相处的我，也有契机去重新审视那些我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
当时Sandra在驻地创作期间也为我们艺术系的学生上过一些选修课。有次课余，她给学生们看她的家族照片，有个同学满脸真诚地说：“你年轻的时候好漂亮！”
这似乎是一句常见的夸奖，但当时47岁的Sandra没有说“谢谢”，而是反问道：“你觉得我现在不漂亮吗？”
那个同学被问懵了。Sandra继续追问：“还是你觉得‘漂亮’只能属于年轻女性呢？”
同学们都沉默了，从他们的表情上，我看出有人在疑惑，有人在思考。我意识到，日常中这类的“夸奖”对女性而言是不体面的思想绑架，而我们却不自知。
“我觉得呀，现在的我也挺漂亮的。”Sandra笑着打破了僵局，“可惜死的时候就不知道还美不美了，希望不是出车祸被压扁就好。”
大家都被她逗笑了。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有关女性年龄的不友好言论，我都想到她自信的笑容。
驻地项目的结束，成了Sandra在厦门生活的开端。从那之后，每年她都会从瑞士来厦门长住几个月，在这里生活和创作，厦门几乎成了她半个家乡。在2007到2010年前后，Sandra租住在环岛路的曾厝垵，那会儿那里只是海边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还没有变成现在拥挤不堪的旅游景点。曾厝垵离厦大很近，那时村民的房子大多租给学生和打工仔，环境好，价格低，也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聚集过来。
每到傍晚，路边的水果摊和大排档纷纷支起，本地村民们把油兮兮的折叠桌和塑料凳沿着自家门口，靠着墙根摆开，再把炉灶和冰柜往外一推，就准备妥当。夜幕降临后，外出的人们回来，都喜欢坐在大排档上吃点小炒，就着海风喝瓶冰啤酒，整个村子变得熙熙攘攘，烟火气十足。
2009年前后，我也租住在曾厝垵，每到晚饭点时，就和Sandra互发消息约饭——这是我俩每天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在把村里的大排档几乎尝了一遍之后，我俩锁定了村口的一家作为长期饭堂。胖胖的店老板也兼着大厨，总站在街边炒菜，每次看到我俩走近，他都热情地边翻炒着锅边打招呼。
那时的大排档一般都没有菜单，当天有的食材就码在冰柜里，有什么就点什么。菜的做法也就那么几种：蔬菜或肉类几乎都是爆炒，海鲜不外乎是白灼或酱油水。吃了几次之后，Sandra对点菜轻车熟路，完全不需要我再翻译。点完之后，我俩就找个路边的空桌子坐下，聊着今天各自的见闻，望着人来人往，等着菜一盘盘被端上来。村里认识Sandra的人颇多，有村民，也有学生，他们路过我们的桌子，都会停下和Sandra闲扯几句。有时，我常常有种错觉：这个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坐在路边吃饭的Sandra，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那时的厦门曾厝垵也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样子，以后再去，皆是唏嘘。Sandra在她2015出版的作品集《White Goldfish（白金鱼）》中写道：“For a long time I lived in Zeng Cuo An, a former fishing village that has now been engulfed by Xiamen and today has nothing left of what it once meant to me.”（我过去在曾厝垵度过了很长一段岁月。如今，那个曾经的小渔村已经被城市吞没了，对我而言，那里的一切已是沧海桑田。）
在Sandra的2015年的出版物《White Goldfish（白金鱼）》中，她所拍摄的曾厝垵。（作者供图）
曾厝垵的生活也无意外地融进了她的作品中。2008年，她和我师兄杨健一起做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容器》。从外面看，它是一个巨大的红色充气房子，外形是厦门本地混合了中西式特征的村民自建房，在曾厝垵很常见。它的内部是一个白色的充气雪山，从屋顶悬空，山尖朝下。雪山的造型是瑞士著名的马特洪峰，它常常被作为瑞士的标志出现在旅游明信片上。
《容器》（源自《容器》的合作创作者杨健）
“容器”充满气之后，几乎与真房屋等比例，观众可以走进去，然后就会看到里面悬挂的“雪山”。
因为鼓风机频率受控，它会有着微微上下起伏的运动，如活物在呼吸。
《容器》巡展过很多地方，上海、厦门、巴塞尔、伯尔尼和卢塞恩，也参展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瑞士馆。
厦门曾厝垵的红房子里住着瑞士的雪山，它们一起环游着世界。
多年后，我亲眼见到了马特洪峰，那棱角分明地指向天空的白色山尖，我似乎能体会到Sandra创作《容器》时的感受，明白了她那句“What it once meant to me（曾经的曾厝垵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当晚，我又盯着天花板失眠的时候，这个山峰“出现”在我的房间里，倒立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微微飘荡着，让我感觉如在水体里，渐渐入眠——或许，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在观看的时候不经意地植入了记忆，在某个时刻如涨潮般被唤醒。
过去与未来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2
2010年，我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到桑德伯格艺术研究院留学。那里和厦门一年四季的艳阳天不同，经常下雨，风很大，打伞也没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刚刚入学的那几个月，一向充满自信的我碰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创作开始陷入困境，压力让我经常失眠。我常常通宵地开着相声视频当背景音，躺在床上盯着窗外的树发呆。快圣诞时，我给Sandra发了封邮件，马上收到了她的电话，她说：“瑞士没下雨，快来！”
我立刻买了机票，飞去了距离阿姆斯特丹1个小时的巴塞尔。出了机场，果真艳阳高照，到处郁郁葱葱，仿佛厦门的冬季。Sandra在到达出口等我，这是我俩第一次在她的国家相见。我们拥抱的时候，很多回忆冒了出来，我突然特别想哭。
她家位于巴塞尔山区的一个小镇上，每家每户都是一栋小楼，房子五颜六色，各个院子里和路边都种满了花草。街道整洁干净，带着瑞士人特有的严谨气质，又不失童话小镇的浪漫。车缓缓地开过几个街区，停在了一栋蓝白相间的房子外面。她的先生Ale开门迎接我，握手很用力。他得意地说：“你到的时间正好，我准备的晚饭快出炉了，你将会尝到它最好的时刻。”边说着，边拎起我的行李进屋。
他们的房子有3层，一楼是书房和客房，二楼是厨房和餐厅，三楼是Sandra和Ale的卧室，还有地下室做酒窖。他俩没有要小孩，这在欧洲习以为常，家里还有两只老猫，已经十几岁了，一黑一白，站在楼梯上俯视着我。
放下行李后，我们来到餐厅，一旁是敞开式的厨房，香味从透着黄光的烤箱中溢出，我感到饿了。
“还有一个配菜，等我一会儿，你们先喝杯餐前酒。”Ale招呼我坐下，回到灶台前继续忙碌，背影轻快，边做边哼着歌。Ale算是个标准的欧洲中产男士，开朗健谈，爱好高尔夫和帆船。他经营着墙漆生意，家族公司从他父辈就创办了，至今已经近40年。他对美食有着极高的要求，也特别擅长烹饪，当初在厦门的时候，我就经常听Sandra叨念着想吃Ale做的菜。
“Ale特别享受烹饪，他有天赋，我就没有。”Sandra看着他的背影，满脸得意地和我说，“所以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吃就好，嘻嘻。”
餐具和酒都摆好之后，Ale从烤箱里端出了一方盆烤鸡腿，金黄微焦的颜色，搭配绿色迷迭香枝，香气扑鼻。我有点惊讶。Sandra看着我的表情，露出请功一般的笑容，得意地说：“我知道你最喜欢吃鸡腿，这是我们今早专门去农场采购的，Ale烹饪了一下午哦，快试试！这次，它们都是你的。”
我心领神会，苦笑了一下。我俩之前一起吃饭时，每次如果吃鸡，无论同桌有什么人，我都会不管不顾地直接把鸡腿挑走，原来她一直记着我这个不礼貌的喜好。那一刻，我近期的那些失意之事，随着这个“鸡腿记忆”，都一股脑涌了出来。
我感到异常的丧气，有点委屈地说：“其实，我最近状态不是很好。”
“我知道，从你给我发的邮件里可以看得出来。”Sandra微笑着，看着我说，“无论作品的好坏，被质疑总是很难过的。”
“或许吧。不光是作品，我最近对自己都有些怀疑。”我看着那盆鸡腿继续说，“我觉得自己完全不了解自己了，比如这个（翻鸡腿），我之前根本没意识到这是很不礼貌的——我突然发现我人生走过来，这一路上并不太顾及别人。”
Sandra静静地听我说完，拍拍我的肩膀，指着那盆鸡腿说：“那现在，你就不用顾及别人了。其实我不觉得真正爱你的人会介意你翻鸡腿。相反，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这就是你。不论好坏，都是独特的。”她又坏笑了一下：“至少你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喜欢吃鸡腿。”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话和微笑让我丧气的心情渐渐缓和下来，我感觉自己仿佛像一个瘪掉的气球在慢慢地充气。我们半年没见，那次聊着各自的经历直到深夜。Sandra这年的中国行非常忙碌，她的《容器》夏季在上海世博会的瑞士馆里展出，朋友们都为她感到高兴。在上海的期间，她碰到了挺多趣事。我听她娓娓道来。
有件新鲜事是关于“睡衣”的。世博会期间，上海政府为了城市形象，禁止市民在公共场合穿睡衣。我曾经在上海待过几年，见识过上海老市民们喜欢穿着套装的花睡衣上街，这几乎成了“传统”，颇有特色。经常去上海的Sandra对这个政策表示非常不理解，她说：“无论穿什么去公共场合都应该是市民的自由。”她告诉我，他们外国人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反而觉得是城市文化的特色，退一步讲，就算穿睡衣上街确实不体面，但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涉别人的穿衣自由。
其实Sandra从2007年开始就在创作关于“睡衣”主题的观念摄影，旨在探索个体的精神和外界世界的联系。上海世博会期间的这条政策让她有些哭笑不得，正好同期她在瑞士举办的个展上正在展出这个“睡衣”系列。于是她在展览空间中加了一句话：“迎世博，讲文明，禁止穿着睡衣出入公共场合。”这句话用红色的字写在了展厅的一面墙上，字旁边展出的都是她近3年内创作的“睡衣”摄影。
给自己的作品开个玩笑，用诙谐的方式引人思考，这是Sandra创作时常有的“幽默”。
Sandra的睡衣系列。这个系列中有一张，拍摄的是Sandra和她的电脑被一件特制的睡衣相连接在一起，旨在探索她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也是在她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的，她应该也是。（上图来自Sandra的个人作品网站：http://www.sandra-kunz.ch/；下图来自Sandra的作品集《White Goldfish》）
接下来在我留学的两三年间，我便经常去Sandra家蹭吃蹭住。
2011年左右，她在法国的米卢斯小镇上买下了一间带大院子的大平层，作为艺术创作的工作室，为此，她投入了很多精力去装修和布置它，乐此不疲。要知道，拥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工作室几乎是每个艺术家的理想之一，我一直羡慕得不得了。虽然两地跨国，但米卢斯和巴塞尔相邻，工作室离她家只有半个小时车程。装修好之后，Sandra在瑞士期间，几乎每天都去工作室创作。
我也成了那里的常客。特别是碰到阿姆斯特丹阴雨绵绵的时候，我就刷一张廉航机票飞去找Sandra，在她工作室住上几天，一起聊一下各自创作上和生活里的问题。晚上喝点本地产的浆果酒，白天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睡会儿觉，所有的烦恼都能被米卢斯的阳光蒸发掉。在以后的多年里，每当提到法国的南方，我就想起阳光和浆果的气味。
那两年里，Sandra依然往返于瑞士和厦门，有了宽敞工作室之后，她创作力也爆棚，持续创作着她的“睡衣”系列的摄影。当时她设计并制作了一系列延长版的“睡衣”，有的是袖子与裤腿相连，有的是可以将两个人连起来，也有的是将人和他们常用的物连在一起。我也当过她摄影里的“睡衣”模特。
有一次拍摄的时候，我穿起一件和家具相连接的特制“睡衣”，身体不能大幅动弹，每个动作都会被同穿一件“睡衣”的家具所制约。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肢体似乎有一部分往外延伸了一点点，与外界物体之间产生了直接的物理联系，与此同时，那种被狭窄的活动空间所制约的感受勾起了我曾经在上海蜗居的回忆。这些感觉复杂而细腻，人与自己，人与人，以及人与外界世界之间，那些微妙而抽象的联系和记忆，通过这些特别的“睡衣”，诗意地贯通了起来。
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Sandra精神突触。
配图来自Sandra个人作品网站
3
2013年春季，我毕业回国，开始为生活忙碌。而因为种种原因，Sandra在那年之后再也没有来过中国。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3年后的夏天，我去欧洲旅行时顺道去巴塞尔看她。我们的生活都有了些变化，我刚刚结婚，她的家庭里也有了新的成员。
我来到熟悉的房子面前，随着Sandra的开门声，一条长相凶猛的黄狗冲了出来，个头很大，站起来几乎到我的腰，兴奋地在我身旁穿梭。我估摸着它应该就是Sandra在邮件里经常向我提起的新“家人”。果然，Sandra热情地介绍：“这就是Sancerre，它看到你很高兴！”然后她俯身一边摸着狗的脑袋，一边温柔地和它用德语说了什么，狗就跑回了屋，为我和我的行李让开了道。
Sancerre的德语发音很像英文的“香肠”，我之后也一直这样叫它，Sandra觉得有趣，也懒得纠正我。“香肠”是一只被遗弃在高速公路上的西班牙赛犬，几个月前被Sandra通过救助网站领养——西班牙现在还保留着赛犬的传统，这是Sandra非常抵制的事物之一。大多数赛犬在两周岁后，体能就过了巅峰状态，职业生涯也结束了。这些无法再带来利润的狗会被赛犬公司成批地处理掉，出售、赠送、遗弃或者别的，我们不得而知。“香肠”的尾巴也被人为地剪断过，据说是为了提高它的奔跑速度。
经历过这些，“香肠”的心理创伤并不小。为了使它恢复对人的信任，Sandra可花了不少心血。
躺在Sandra工作室地板上的“香肠”。（作者供图）
我拜访的第二天，她迫不及待地想让我见见另一个新家庭成员：她的马。在Sandra之前发来的照片和视频里，我看过它多次：一匹通体黑色的美人，Sandra骑在它背上的时候，简直跟它浑然一体。我很遗憾已经忘记了这匹马的名字，毕竟我只见过它一面。
Sandra驱车带我去了她租的室内马场，距离她家约半个小时车程。那里很大很空旷，地面都是泥和草，并不比外面干净，中间有几个小面积的围栏，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其中一个围栏里的黑马，那是Sandra的马。
车麻利地停在了草垛边上，Sandra从后座拎出一袋削过皮的小胡萝卜，塞到我怀里，神秘地说：“这个交给你保管，这可是好东西。”然后，她转身走到了木屋角落，拉开了一个隔间的门，钻了进去。
我抱着那袋胡萝卜，四处打量着，Sandra一会儿就从工具间里走了出来，她已经换上了工装和围裙，手里拿着一堆刷子，脚步轻盈欢快，眼睛都在笑，仿佛即将登台表演。我跟着她一起走到围栏前，她拨开栓扣走进去，伸手摸着黑马的脸和脖子，用德语对着它说些什么，口气极其温柔，如同哄孩子。
我离着1米左右，并不敢上前去摸它。
哄了马一会儿，Sandra把它牵出围栏外面站定，端来一个小折叠梯子放在马边上，站了上去，一边为马做清洁，一边和我聊着天。马场有日常的管理人员，但是只负责喂马和清除粪便，其他的不管。木屋外面围起来的露天大圈是用来遛马和骑马的。如果骑马离开圈地范围，走上公共道路的话，则需要特殊的骑手执照，Sandra正准备拿下这个证。
她每周会来马场两三次，要做的事还不少，特别是给马做身体清洁，程序很是繁琐，整个过程差不多要两小时。我帮不上什么忙，站在一旁看着Sandra动作熟练地围着马上下忙碌，挺感慨的：养匹马居然这么麻烦，这和电视上看到的真不太一样。
“这马可比养20只猫还麻烦。”我调侃她，算算路程，再加上遛马和骑马的时间，每次来马场就要一整天，每周3次，“我现在能理解你为什么最近总说很忙了。”
“确实，还要算上Sancerre呢。”Sandra笑着，继续着手上的动作——可不是嘛，她花在“香肠”身上的精力一点都不比马少。
“那创作和展览的时间怎么办？”我问。
“稍等一下。”Sandra示意我等会儿再聊，因为她工作已经进行到了清理马掌的阶段，需要费些力气了。四只马蹄都弄好之后，Sandra站起来，揉了揉腰，满意地拍拍马背，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是呀，这确实是我目前要面对的问题，下半年可能还有几个展览，我有点头疼。”
“今年年初收到你个展的邀请函时，我有事没能来，很可惜。那次展况怎么样？
从你发给我的图片上看，感觉很不错。”我问道。
Sandra的作品集《White Goldfish》（作者供图）
“挺好的。在巴塞尔的LICHT FELD画廊，空间很不错，主要展出我这几年创作的摄影，很多你知道的。
近期我要出版一本作品集了，叫《White Goldfish》，整理了一下我这些年的东西和想法……”Sandra边收拾工具，边和我聊起了那次展览的情况，还有期间她碰到的有趣的和麻烦的事情——时间过得真快，她上一次的个展还是在中国重庆，一晃3年过去了。
“白金鱼？”我反应过来，“这好像也是你在重庆的个展名？”
《白金鱼》这个名字源自她曾经在上海住过的一家廉价旅馆，旅馆接待处的鱼缸里有一条白色的金鱼。
她很少看到金鱼是这个颜色的，感觉很好奇。店主告诉她，这只白金鱼以前是红色的，换了一个鱼缸之后就变白了，可能是因为水质变化，也可能是因为它到了陌生的缸中，尽量想让自己变透明些。
“是的，这本作品集我也想叫做《白金鱼》，里面大部分收录的是我往返中国的那些年里创作的东西。”Sandra回答，“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一只红色的金鱼跳进了另一个水缸，变白了。”
东西收拾好以后，她拍拍手上的灰，向我走近了一点，看着我的眼睛，说：“晶，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想，关于艺术创作这块，我觉得我该舍弃一些东西了。”
我回望着她，她继续说：“你是知道的，那些年，我花了很多精力在那些在创作之外的麻烦事上，这让我感到不开心。”
停顿了一下，Sandra转过身，边给马套上缰绳，边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浪费。”
我的确是知道，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作为一个青年艺术家，我也常烦恼于那些创作之外的事情，比如写申请、做提案、办展览，以及社交和经营人脉。艺术圈的资源一直很有限，即使是已经有了很多不错的作品和展出经历的艺术家，依然要艰难地找寻各种机会。我知道她曾经为了争取到基金、场地和项目，付出了很多的精力，甚至有时会倒贴钱。而她资历已经很棒了，但即使有着这样漂亮的履历，面对现实时依然不容易。或许，艺术家的生活从来都不太容易。
“搞定了！现在我要出去遛它，一起来吧。”缰绳套好后，Sandra转身招呼我，牵着马慢慢走在前面。我一直揣着的小胡萝卜原来是马的下午茶，Sandra拿过来，边走边喂它，时不时自己也嚼两口。
我们来到室外的马场，她正了正马鞍，蹬鞍上马。坐稳之后，她俯身对我说：“晶，我可能近几年都不能去厦门常住了。我需要一些时间自我整理一下，包括生活，包括创作，还包括我的身体状态。你知道吗，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狗和马带给我的快乐，比我在艺术圈功成名就的快乐要多得多。或许，现在的你不理解，你还年轻。”
我抬头望着马上的她，她身后的阳光让我有点睁不开眼睛。我忘记当时怎么回答她的了。
“并且，你瞧，Sancerre离不开我，我的马也需要人照顾。”说到两只动物时，Sandra脸上的笑容变得特别柔软。
Sandra牵着绳让马保持在原地，继续说：“现在我忙得根本离不开，Ale最开心了，之前每年我离开好几个月，他可郁闷了。”提到她先生，Sandra的声音马上变得俏皮起来，我俩都乐了。
说完，她骑马走远，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在马上晃动的背影。我当时确实并不能完全理解她，但是我能直观地感受到，她比以前更快乐，更放松，甚至更年轻了，时间似乎在她身上停住了。
当时我拍了很多她骑马的照片，身影矫健挺拔，乌黑的长卷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Sandra在马场，图中左边是她的黑马。（作者供图）
4
2017年的夏季，我又去巴塞尔看望她。“香肠”的精神状态已经基本恢复了，特别好动，天天跟在Sandra和Ale屁股后面，非常黏人。Sandra专门去读了个与动物交流的学位，还为她的马换了一个位于法国境内的马场，比之前那个环境好很多。
Ale依然热衷研究美食，我的来访让他有了发挥的机会。那次，他一边烹饪一边感慨，Sandra这一两年变得比以前开心和放松，非常享受创作和生活。他说：“Sandra像一朵正在绽放的花。”我由衷地为她开心。
然而，就在我这次拜访的1个月之后，Sandra出事了。她在骑马时意外坠落，后颈撞到了围栏上，脊椎断了3节，紧急调用了直升机将她送往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当我知道这个坏消息时，已经是冬季了，她才刚刚度过危险期。我们通了个电话，没说两句，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等我平静下来后，Sandra柔和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你放心，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还要继续骑我的马呢。你是知道的，我可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得到了它的信任。”听到这句，我回想起那匹傲娇的黑马曾经对她甩脸色的场景，破涕而笑。
接下去的日子里，Sandra开始接受密集的康复治疗。每次与她通话时，她的语气如常，很轻松地聊着家常和她的治疗情况，轻松得仿佛只是摔了一跤。渐渐地，大家都平静了下来，所有人都觉得她肯定会康复的。Sandra的身体确实一直有所好转，即使非常的缓慢，但有希望总是让人欢欣鼓舞。
约在事故发生的半年后，我收到了Sandra发来的一段小视频，是她在借助一台康复仪器“走路”。那仪器很大，像个蛋形太空舱，她被吊在“蛋”中间，身上架着支架和金属线，腾空着，缓缓地滑动绑满辅助器械的双腿，挺像太空漫步。晃动的镜头下，Sandra“走”得气喘吁吁，如同跑马拉松。视频结尾时，我看到她对着镜头笑了，俏皮地眨了眨眼，仿佛在对我说：“看，我可以‘走路’了——”
直到那时，我们都充满希望，可是没想到这个希望开始慢慢萎缩了。
在事故后的第二年，Sandra的康复突然变得停滞不前，身体状态开始出现倒退。曾经在康复状态最好的时候，她可以扶着支撑物走几步，但后来却无法坐立起来了。她和Ale试了很多新的治疗方式，都挡不住她身体恶化的速度。从那以后，Sandra开始变得沉默，我发给她的信息会显示“已读”，但大多都收不到回复。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她病情已经渐渐恶化到上半身，她的手指开始逐渐失去知觉，拿不住手机，更不能打字了。
渐渐地，我习惯了手机那头的沉默，时常发点我的近况和问候给她。想和她通话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Ale，然后转给她接听。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如常。当我问到她的身体近况时，她常常会平静地说：“变得更差了。”每当我听到这里，总是迫不及待地告诉她，肯定会好起来的。但是我每次说完之后，常会陷入长久的无言。我很难想象，每次在电话中的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平静地回答我“getting worse（变得更差了）”，很平静，就像在说天气的变化。
再后来，我不再对她说“How are you（你好吗）”这样的惯例性开场白，我不知道我能期待得到怎样的回答。
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当面对一个似乎不会变好的结局，如何聊天才是正确的方式？该如何安慰对方？要绕开话题比较好，还是直面现实更妥帖？如果“希望”这个词连我自己都不信的时候，还可以作为善意的安慰说给他人听吗……我曾经问过自己，如果我是她，我会用什么方式去面对以后的人生？直到很久之后，我都没有想明白。
但是，Sandra已经给出了她的答案。
又过了一年，2019年夏季，我飞去瑞士看望Sandra。那是她坠马后我们第一次相见，现在回想，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那次拜访，我住了3天，但和Sandra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却不到1小时。因为各种密集治疗的安排，也因为她的精力有限，所以每天能留给我探视的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
Sandra在几个月前从医院搬回了家里。她家的小楼被改造了一番，原本一层的书房和客房改造成了她的治疗室和卧室。Ale将我安排在了小镇的酒店里，因为他们家已经没有房间给我住了。我安顿下来后，沿着熟悉的街道走到了Sandra家门口，进了大门，看见一张轮椅放在我以前常睡的那间客房门外。我等了一会儿，Ale和理疗师从房间走出来，示意我可以进去探视了。
进屋前，我调整了一下表情，尽量让自己放松。屋里的布局完全变了，原本的书柜和家具都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一些仪器和一张医用单人床，Sandra正躺在床上，侧着头望着我，脸上是熟悉的笑容，手指上涂着黑色的指甲油——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我走上前俯下身去拥抱她，抱了很久。那一刻我感觉心脏停了好几拍，她的身体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之前一直下意识地在交谈中将“瘫痪”这个词避开，但现实此刻就摆在眼前：她胸部以下已经没有知觉，右手也逐渐丧失机能，只有左手还能费力地抬起来一下。在这个漫长的拥抱里，我感觉她的手抬起了一下，似乎想回抱我，但最终又落了回去。
结束了拥抱，我站起身来，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她，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些曾经反复设想的见面场景和问候都变空白了。我估计，当时我纠结的表情一定非常滑稽。
“你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漂亮。”我这句话冲口而出，不是提前想好的安慰语，而是当时的真心话。她瘦了很多，但模样并没很大变化，头发依然是齐腰的长度，散在枕头两边，刘海带着微卷，俏皮地搭在额上，唇上涂着鲜艳口红，和12年前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的鲜艳。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亲爱的。但是我觉得这两年里，我老了很多，你看，我头发都发白了。挺想去染一下的，但是医生说最好不要。”她的左手僵硬地抬了一下，可能想去拂一下头发，“很高兴你能来看我，可惜这次我们不能一起去玩了。”
我注意到了她头顶确实多出了很多白发，眼睛开始有点胀。我指甲暗暗地掐着掌心，心里的声音在对自己狂喊：忍住忍住，千万不要哭！
“给我看看你可爱的女儿吧。她今年快3岁了吧？让我看看你‘最好的作品’进展得如何。”她笑着说，调皮地挑了一下眉头。听到这句话，一段回忆跳跃出来：上次见面时，我曾经指着我未满周岁的女儿的照片，对她得意说：“我的所有作品里最好的就是这件了。”当时她挖苦我说：“那你还是最终同意博伊斯的观点了？或者，同意了一半？”（博伊斯曾经说过：人人都是艺术家。对此，之前我一直持批判态度，还曾和Sandra争论过这句话里“艺术家”的语境有问题。）
我俩默契地对视一笑，刚刚有点低沉的氛围瞬间消散了。我将手机举在她视线上方，滑动着屏幕，给她看我女儿的照片和视频。第一天的见面，就在家常闲聊里度过了。
第二天见她时，我稍微调整好了情绪，问到了她的治疗情况。她娓娓道来这段时间所经历的、所尝试过各种手术和康复治疗，有些名词我几乎都没听说过。她中途换过好几家医院，在康复状态停滞不前之后，就转成居家治疗，理疗师和护工每天上门。
“回家挺好的，我现在天天能吃到Ale做的饭，医院的饭真的很难吃。”她说。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她非常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
“下个月，有一个新的治疗方案，我准备试一下，希望可以起效。如果还是没作用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结束这一切，也节省一下社会资源。”她说完最后一句时，还笑了笑，但我却惊到了。
“结束？”我愣了，看着她，没有反应过来。
“是的，晶，就是结束。”她郑重地看着我，目光灼灼，声音变得缓慢而郑重，“我每天，每时，都在感觉我的身体，感觉到它的每个部分在渐渐死去。而更可怕的是，我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这对我而言太残酷了，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终于听懂了。这个信息如过电般劈麻了我，我曾经设想的所有关于Sandra的未来里，并没有这个选项，这让我手足无措，甚至让我产生了应激反应：那瞬间，我如同被打了鸡血，开始激动地劝阻她。想让她赶紧放弃这个念头，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我搬出了一堆身残志坚的例子，连霍金都被我拽了出来，慌不择言。说着说着，我甚至开始生气，不知道这个愤怒从何而起，也没有去思考这愤怒的火苗会不会伤害到她。我本能地觉得，她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的，有很多比她情况更糟的人依然在尽力地活下去，那为什么她不行？
她没有和我辩驳，只是静静地听着我那些语无伦次的话，视线不再望着我，转向了头顶上方的天花板。片刻后，理疗师敲门声打断了我——今天的探视时间结束了。理疗师走到了床前，示意我腾开位置。我被迫站了起来，往后退几步，还想说些什么。在那瞬间，我恍惚看到我和她之间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河流，她平静的声音从河对岸传来：“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过的生活。”
我默默地退到了房间外面，看到Ale站在门口。他看到我走出来，耸耸肩，微笑地指了一下趴在地上的“香肠”，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出去遛它。我还在激动的余震里，有些恍惚，转身望了望背后的房门，又低头看了看狗——它正用期待的眼神盯着我——最终，我不再说什么，跟了出去。
那是傍晚时分，巴塞尔夏末的空气是透明的，被它包裹的所有景色都清亮明艳。我跟Ale一前一后走在斑驳的树荫下，道路两边布满蓝莓灌木，两米多高的向日葵低着巨大的脑袋，看着我们经过。“香肠”依然活泼好动，在我们前面冲出去很远，消失在小径的拐弯处，片刻间，又飞快地奔跑回来，就这样反反复复。
我们各怀心事，沉默地走了大约有几分钟。Ale回头看了我几次，放慢了脚步，和我并排走。
“很难过，对吗？我理解。我们大家都非常难过。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发生了就只能去接受它。”他说着，拍拍我的肩，又拾起一根木棍丢向远处，“香肠”也同时兴奋地冲了出去。
又走了一会儿，我渐渐平复了下来，开始和Ale聊天。我问到了那匹马。Ale告诉我，它还在，一直寄养在马场里，雇了人照料它。
“最近，很多朋友都劝我把它卖掉。”他说着，同时摇摇头笑了，“我不会那样做的，那是Sandra的希望，我怎么可能卖掉她的希望呢？”
“而且，这不是它的错，我和Sandra都不怪它。”他加了一句。
狗带着我们往它熟悉的方向继续走着。我还是忍不住问到了Sandra的康复可能性。Ale说：“我们已经试过了所有听过的、看过的、朋友推荐的，所有的方法，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去试了。”他突然停了下来，回头转向我，认真地问：“已经两年过去了。现在，你知道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什么吗？”
我也站住了，看着他已经发红的眼睛，等他的下半句。
片刻，他说：“只要Sandra能坐得起来，那就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只要能康复到这个程度，我们的生活还能和之前一样。我可以带着她去旅行，厦门，威尼斯，哪里都可以去，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
我沉默了，脑子的画面一下子爆了出来：我们相识，一起去旅行，我看着她新的艺术工作室建好，新的展览开幕，新领养了一条狗，拥有了属于她自己的马……这一切的回忆，在此刻突然又腾空而起，漫天叫嚣。
Sandra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戛然而止？这个我思考了很久却依然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随着这些记忆一起砸向我。刚刚劝阻Sandra时的激动情绪又冲上了脑门，撞得我摇摇欲坠。
结束遛狗散步之后，我没吃晚饭直接返回了酒店。当天晚上开始生病，可能是感冒吧，只记得头非常非常痛，痛到无法思考。隔天早上，也是我看望Sandra的最后一天，我依然头痛得根本起不来床，直到中午才去和她道别。
那真是一次诡异的道别，也一直是我的遗憾。
我走到Sandra床边，搬着椅子坐下。她刚刚做完一整个上午的理疗，看上去很疲惫。简单几句之后，我们两人同时陷入了沉默。我看着躺着的她的侧脸，而她看着天花板。就那样沉默着，都没有说话，十几分的沉默，或者更短些，只听见我们的呼吸声，还有窗外的阳光在嗡嗡作响。
直到Ale敲敲门，示意我去机场的时间到了，这段诡异的沉默才结束。我临走前还是没能说出什么，只是俯下身紧紧地拥抱着她，放声大哭。她浑身颤抖了起来，用还能抬起的左手捂着脸，哭声从指缝中泻出，指甲油有些剥落了。
那是留在我记忆中她最后的样子。
那次离开后，我结结实实地病了一场，一直头痛和失眠，很久才恢复。之后，我继续之前的沟通方式，时常给Sandra发个消息，更新一下我的近况，依然是显示已读，但是收不到回复。我心里一直悬着，能看到信息显示“已读”，也是一种安慰。
2020年4月，也是欧洲疫情的严重的时候，我发了个消息给她：明年疫情如果好转，我想带我女儿去看望你，希望你可以等着我们。
没想到这条信息有了回复。一句简单的：“好的，很期待你们过来。”看着手机屏幕，我的心瞬间安稳了很多，我很开心或许她已经放弃了那个念头，或者至少会多一年再说。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那时，她已经向政府提交了安乐死的申请，日期就定在了两个月后。
5
6月10日，接到师兄电话的那个晚上，我彻夜失眠，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但是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黑暗里发呆。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我选择照常地去工作。那时的我本能地只是想拖着，想回避。那个我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一直悬在空中盯着我，但我拒绝抬头去看它。
到了下午，我的手机响起了whatsApp特有的弹跳音：有新消息来了。听到的瞬间，我浑身的毛孔猛地张开了，我知道，那肯定是Sandra的发来消息！那个悬在空中的事实向我砸下来，还有那些飘荡的希望和无用的胆怯，都一起摔落在了地上。
这是几段语音消息，昨晚就发出来了，因为延迟，现在才收到。语音里，她的声音有点虚弱，但依然清晰而平静，娓娓转诉了一段源自电影《The Farewell》的情节，那是一个关于告别的幽默故事，和昨天说给师兄的故事一样。在故事的最后，她说：“晶，我还是决定结束这一切了。现在，我唯一想让你知道的是，我是多么地想念你和爱你。再见。”
我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手机开开关关，屏幕亮了又暗。去年最后那次见面所带来的懊悔一直在折磨着我，我恨自己当时的表现。当时她需要的不是安慰与劝阻，而是对她的选择的理解，但是我却没有站在她那边。我没有在如此有限的相处时间里，去认真地听听她对于自己未来的想法，即使这个未来是死亡。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在踌躇很久之后，我深吸几口气之后，回拨电话过去，她马上就接通了，似乎在等着我。
听到电话那边她的声音传来，我的手已经抖得快握不住手机了。勇敢点！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然后，尽力用最平稳最清楚的声音，说出了我早已在脑中构想了无数遍的话：
“亲爱的Sandra，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支持你。我很幸运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希望下辈子你还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的哭声同时在电话两边响起。我终于说了出来，在这最后一通电话里。
“还有，我非常感激你可以给我这个与你道别的机会。我很荣幸能对你亲口说声再见，谢谢你！”说出口的那一刻，我真正地明白了，一次郑重的道别是多么重要，对于要离去的人，以及依然留在原地的我们。
当天晚上，也是Sandra离开的时候。我找出了她最后在语音里提到的《The Farewell》，关上所有的灯，坐在黑暗中看。
一天后，我与Ale通了电话。他告诉我，Sandra走得很安然：11号那天，Sandra换上了黑色礼服，戴上她最喜欢的首饰，盛装打扮。等警察和牧师到场以后，Sandra喝下一杯没有味道的药水，靠在Ale的怀里安静地睡去，没有任何痛苦。他们的亲友们安静地在屋外陪着她。然后，Sandra的遗体被放在一艘满是鲜花的小木船上，漂浮在家乡的湖面上。船夫一边摆渡，一边唱着送亡魂的诗歌。亲友们在岸边一起祈祷，一直持续到日落。
因为疫情，这些我没法亲自看到。我想起她曾经说过：“不知道死的时候还漂不漂亮。”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3周后，在厦门的我收到了Sandra发出的道别卡片，是她在离世之前发出的。卡片正面印的是她那张关于“睡衣”的摄影作品：她和两个电脑穿着一件特制睡衣，我最喜欢的那张；背面写着她的生日和忌日，以及用英语、德语和瑞士德语写的：“再见”。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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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整个高中时期是在河北度过的，虽然不是在衡水，但学校也并没有比衡中轻松多少，算是“次衡中”模式。
在这里，每个班都几乎近百人，学生放弃了所有的娱乐和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把大量的时间都持续地投入在单一、枯燥的学习上。每天早5点半起床，晚11点下晚自习，长期待在密闭的、没有私人空间的高压环境里，会使人麻木、枯槁、精疲力竭且内郁苦痛。
学校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会定期为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让我们看一些教育视频，展望未来什么的。但现实情况依旧无法改变——在高压的环境里，丧失学习兴趣会被视为“懒惰”，性格缺陷和人际关系的破裂，也不过是个人内心“不够强大”。学生中少数的“吊车尾”终究会被所谓的“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口号淹没。
我们学校的学霸很多，“传奇人物”也有，阿程就是其中的一个——其实，我和阿程并不算认识，但是全年级组没有同学不知道他的。
阿程在隔壁文科班，是个邋遢、受人欺负的倒霉蛋。他平头、大小眼、黄牙，门牙有一颗是断了的，此外，他还有一身烫伤疤痕。平常，阿程总穿着一件发黄的校服短袖，口袋里常年装着一双筷子，脚上是永远没换过的鞋袜。
前段时间看一个综艺选秀节目，里面一个选手说，“你看这个孩子的长相，就觉得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我猛然想起了阿程——他的长相大抵就是如此。
我第一次知道阿程的名字，是在厕所里。在“衡中模式”里，上厕所是要计时的，每个学生都要在规定时间内解决好自己的事情。那次课间，我在厕所里涮拖布，一个身影急匆匆跑进来，蹲下的一瞬间就传出“噗嗤”一声。
“怎么着，阿程，这么通透哎？”一个同学边笑边解着自己的裤子，“要不要我给你洗洗屁股啊？”
前面的阿程听了，回身推着手，哀求着——一般很少有学生会选择在课间这几分钟上大号，人多，大都是小便，厕所的坑位一个挨一个，稍有不慎，前面蹲着的人就会被尿液溅一屁股。
大概是听见了那个同学的话，阿程刚蹲下没一分钟，就过来一群人围观他上厕所，他羞怯的样子无人可怜。
这时，上课的预备铃响了，为他“洗”完屁股的那个男生，一把拿走了阿程手上的一卷纸，“阿程，上课咧，你又要迟到咧。我呗，肯定是跟老师告状咧。”
一群人一哄而散，阿程仍老老实实地蹲在那里。我本想去教室给他拿点纸，但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预备铃结束后，就是上课铃。路过他们班时，我看见他们的班主任正目光凌厉地在班级门口梭巡着，注视着每一个从厕所跑出来的学生。
上课铃响后，走廊里传来隔壁班班主任的声音：“阿程，又是你！每一次上课迟到都有你，你有那么多屎要拉啊？赶紧出来！”
我问同桌：“那是谁啊？这么惨。”
“你不知道啊？那是阿程，你‘程哥’吆。”同桌向我挑着眉。
当天晚上回到宿舍，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就寝了。有精力的人在嬉闹，还有人躲在被窝里做题。很快，宿管就挨屋关灯。所有宿舍门都被要求敞着，无论春夏秋冬，以确保宿管在走廊里也能精确地捕捉到哪个宿舍的人在说话。
熄了灯不大一会儿，我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声音。
“哎呦喂，阿程你怎么不洗洗脚啊？你那个袜子，哎呦！你洗洗袜子好呗？”阿程同宿的人在屋子里扯着嗓子喊。
“天天抢不上水管，谁不臭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边打着手电翻单词本边说。
在接近40度的三伏天里，我们每个月只能洗一次澡，一层楼240个人，在每天加起来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抢20个水龙头。男生的头发都是油乎乎的，裤子都被蹭得发亮光，谁比谁的味道都不好到哪里，哪个宿舍里的味道都能熏人一个跟头。
但是，阿程的存在往往更深刻，更值得被嘲笑。大概是被欺负的人往往无从申辩——谁都知道你上厕所不带纸，谁都不知道你的纸是被抢走的；谁都很臭，但是你被欺负，所以你更臭。
过了一会儿，吵闹还没停息，宿管“噔噔”地跑了过去。本以为这下会安静点，结果宿管也没有解救阿程，反而赞同其他人的说法，“你袜子都黄咧！黑咧！能立住咧！你学学别人，人家不洗脚好歹换袜子，你回家跟你爹说，多给你买几双袜子。哎呀，我就不说你什么咧，赶紧洗洗去！”
宿管的声音很大，引得其他宿舍的人都在笑，气得她跑到走廊上大喊：“都不睡？不睡都出来站着！”
就这样，阿程成了男生宿舍熄灯后唯一一个被允许进到水房里洗袜子的人。只是，他们宿舍的臭味还是没有因此而改变。
2
因为封闭学校里新鲜事太少了，能有一件好玩的事，就要被嚼鼓来嚼鼓去。阿程的“事迹”广为流传，人人都知道他脚臭得连男生宿舍的宿管都忍不了，连女生都能描述得惟妙惟肖，唯独不去想自己也臭。
从那以后，阿程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他只敢在所有人都在上课时去上厕所，但是这样很容易被老师骂。他试过在晚上宿舍熄灯后悄悄去厕所，可宿管为了“维持纪律”，干脆在门口堵他。于是，他每天下了晚自习就回宿舍进到厕所，在厕所里等着熄灯，所有人都离开了，他再安心地上厕所。
时间长了，几乎每一个人看见他都要问一遍：“程哥，不上厕所啊？”为了不再被人拿走厕纸，他只用超市发的广告彩页，虽然会引来同学的嘲笑，但总算没有人跟他抢纸了。
有时，他在厕所里放了个很响的屁，或者排便顺畅了，刚走出厕所门口的同学，也要折回来夸他的“屁放得真响”。阿程一般都会低下头，不理会。他踩着鞋底断裂了一半的拖鞋，脚后跟悬在离地面只有一鞋底厚度的距离，手里握着背诵材料和超市彩页，安安静静地背着。我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怎么学好习？
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阿程很刻苦，但是周遭影响他的事情太多了，他的成绩十分糟糕。我不止一次看见阿程去办公室跟老师问问题——那是学考前夕，作为文科生的阿程对物理一窍不通，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能看见他拿着教辅书问老师例题，用最基本的公式和定律，问最浅显的问题。
每一次，他都急匆匆跑过去，但每次前面都挤着一堆人，有问机械能守恒的，有问动能的，有问安培力洛伦兹力的，让他手里的匀变速直线运动显得单薄，拿不出手。
第一次问问题的时候，阿程一直在谦让，让其他同学先问，所以轮到他时，已经快上课了。
“老师您看，我对这个电场力有点不熟，您能再教教我吗？”阿程怯生生地问了一个他在学考中大抵遇不到的题——就算遇到了，他也做不出来。
“哎呀，你看你，有问题就直接问出来，哪道题、哪一页直接指出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你看你老师……老师的……”物理老师模仿阿程的动作和声音，对他进行了教育，“我觉得吧，你这个水平的学生如果有理论知识不会，还是看看教辅书自己理解理解，不要直接就问我，那只能证明你上课也没好好听。好吧？”说着，老师抽出几张纸巾，指了指时钟：“你看一下课就把我围住了，这都快上课了我都没去厕所呢，你下次早点来啊。”
随着老师推开门，上课铃声也响了起来。我和阿程一同往教室跑去，楼道上，阿程想和我打个招呼，但是他没敢，我俩用眼神传递了信息，就各自回班上课了。
对于物理老师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老师并没有刻意地对某个学生有偏见，只是教学资源要更侧重于学习好的、有希望的学生，阿程的遭遇，不过是大部分差学生的遭遇。
当天下午，阿程又去物理老师的身边排队了，等其他同学依次问完，再问自己的问题。他的嘴巴一直嘟囔着，练习着他准备好的开场白，可还没排到他的时候，他就被班主任叫去了另一张办公桌旁。
“阿程啊，最近上课不睡觉了啊，知道自觉站起来了。”班主任推了推眼镜，说：“你总问物理老师题，我咋不见你问我政治题啊？咋，你政治学好了？我咋没见你政治满分啊？”
阿程用手掰着桌子，教辅都感觉被他捏出水了，他支支吾吾地不敢说话，手指肚在桌子上一遍遍刮着，有黑泥被留在了桌子沿。
“老师，你不是说，政治再好高考也没有满分吗……”阿程憋了半天，想以开玩笑的口气化解一些尴尬。
“行啊！学没学好，你会顶嘴了！顶嘴能考上大学？政治不能满分，你就不会照满分使劲吗？”班主任立刻严肃了不少，“你别问问题了，问了物理也是考那么点分儿，你把地上的练习册收拾了吧。”
随后，阿程便很顺从地蹲在地上，和我一起整理练习册。他的班主任踩着高跟鞋，走过我俩身边时，一边用手指戳着阿程的头一边说：“最近有同学跟我反映你打扰别人学习，你最近注意点，别让我找你爸来学校领你！”说罢，便一路响动地走了。
“兄弟，你上课跟你们同学玩五子棋了？”我低声问他。
“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我身上有味儿。”阿程一脸委屈。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严苛、窒息的环境让人需要发泄——手段往往是一群人欺负一个人，很多人就无理由地加入其中，人云亦云，其实谁也没多恨谁，但这种没理由的伤害最恶毒。
后来，阿程就几乎没有再去办公室问过老师问题了，最多是在楼道里拦到老师才问一问。阿程害怕被找家长，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错误，但是在老师和同学眼里，他就是影响别人学习。
也许阿程的父亲和大多数学生家长一样，很庆幸有这种教育体制的存在——把孩子完全扔在里面，除了给生活费，其他什么也不用管。培养出来的孩子，能考高分就可以，反抗的孩子则被认为是叛逆，吃不了苦，以后也很难融入社会。
听说，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和老师去衡中参观，而且一定要参观食堂。他们看着一个个学生捧着书本排队，在餐桌上来不及吞咽，于是感到欣慰、钦佩，继而拍视频发朋友圈。他们觉得就该如此，“读书吃点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们从来没有亲自体验过一下“衡中模式”，哪怕一天也好，所以永远无法理解孩子。
3
阿程是孤独的，因为学校里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总有人问他身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他每次都说：“是小时候火炕……”但谁也没听完过他的解释，他们就想知道，这伤是不是被打的，一听不是，就索然无味，觉得没有听下去的必要了。
同学们时常宣扬着阿程的各种丑事，那些无数被放大了的子虚乌有的事。也许阿程想过辩驳，但是他的声音太小了，都没有他的“屁声”大。
在“屎尿屁”中生活了两年半的阿程，终于迎来了高考。进入高三后，一切都变得快节奏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前途想清晰了，一直到“百日誓师”，“倒计时”挂上了黑板。
距离高考还有80天左右时，“单招考试”的报名陆续开始了。对于考生而言，“单招”即是退路，也是死路。参加单招，意味着准备了3年的高考将无缘参加，但也意味着能有学上——只不过是专科，本科没希望了。不过能动摇去参加“单招”的学生，本就是没什么希望上大学的人，谁考五六百分还想单招啊？
各个班级的班主任，策略是不一样的：有的班主任对学生说要坚持努力，还有80天，一切皆有可能；有的班主任宽慰学生，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总之，决定人生未来走向的事情，谁也不敢马虎。
那天，有很多学生去办公室给家长打电话商量，其中就有阿程。我也徘徊在老师办公室的门口，踌躇着自己未来的人生。
只见阿程走了进去，惯例似地排在所有学生的后面，我拉了拉他。
“走‘单招’啊兄弟？”
“不知道呢，跟我爸商量商量。”他低着头。
“那你还不赶紧的，一会儿上课了。”
“没事儿，让他们先打吧，大不了下节课再来。”他依旧低着头。
“大哥，一会儿上完课老师们就下班了，明天一早就交表了，你现在不着急，就没机会打电话了。”我一脸疑惑看着他。
阿程一句话没有说，依旧低着头。就算是这个时候，他还拿着一本古诗词在背。我能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在背，只是一个遮掩，可能是不希望这个时候有人跟他搭话，也可能是这个时候内心很乱，总之，那本古诗文的口袋书就像是一个盾牌挡在阿程的脸上，让他躲避着所有人的目光。
晚自习的时候，班主任动员我们：“咱们班的确有一些小兄弟，不‘单招’就考不上啥大学，所以大家要正确审视自己——也不要和朋友商量，你朋友能考上，你不一定，到时候人家上大学了，你没地方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想接着学，我也支持——上自习吧。”
这时，隔壁班级传来声音，却是在鼓吹奋发图强、努力备战高考，“高三一次，不高考是有遗憾的”，然后就是群情激奋的口号声。我猛然想到，阿程到底有没有打通那个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阿程那晚在班主任的呼喝中选择了不走“单招”，随大溜地背起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那一次，有很多人在学业生涯的断垭口对自己做出了裁决，至少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悲壮。虽然两三年后真的上了大学才知道，有些人没有中考也上了高中，没有高考也上了大学，当年“单招”走的人，也有很大一部分和当时高考的同学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
当天晚上，我身边就走了两个同学，我送其中一个走到校门口，生怕这辈子再也不见了。那个同学转身对我说：“别送咧，赶紧回去上晚自习吧，我现在只想去网吧包一宿。”说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位同学是班里的化学课代表，经常帮同学讲解化学题，理综分数很高，但是他从小没怎么接受过英语教育，语文也不行，参加高考大抵只能考一个很贵的“三本”。出于对家庭经济条件的考虑，选择考一个好专科，还是很具有性价比的。
我转身，迟钝地走在操场上，回忆着高中的一切。高一的时候许多同学告诉我，他们有很多同学就算是很努力学习，也因为自身资源的局限上不了高中，上了高中的也难以考大学，学艺术，家里又没钱，于是就在嬉笑打闹、互相欺负中度过了3年。
我明白，人总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找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有人说，只要自己好好学习，别人就不会影响自己。这句话说得很轻飘，可客观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谁也不能安于世外，或多或少都会被影响。这世界确实有人在极差的客观条件下创造了奇迹，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弥补了先天不足，一路披荆斩棘，蟾宫折桂。有人考了707分上了北大，写出一贴《感谢贫穷》，也有人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一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老师面前。
他们都很厉害，值得钦佩，被大家看见了。但是，大家看不见的，是被教育层层分流掉的、无数个不算那么优秀的、选择走上社会的普通人。
4
很快，距离高考还有不到50天了。
下晚自习后，已经过了11点，大部分人都会带一点学习资料回宿舍，借着小台灯，趴在被窝里学习。有的可能也不学，但看见别人拿着练习册什么的回宿舍，自己就会有紧迫感。虽然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衡中模式”是不会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的，但我们就是很擅长自己欺骗自己。
一天晚上，隔壁宿舍突然传来了吼叫声：“你为什么不去死啊？反正你根本就考不上大学！”这声音大到可以在整个宿舍走廊回荡，然后就有推搡床铺和开门的声音。
当我们开门出去时，阿程已经侧倒在地上，衣冠不整了。宿管来得很迟，她没有说什么，扶起阿程，把那个宿舍的人好一顿批评，但阿程的室友却也是凶着的：“你懂什么，他浑身一股味，还背东西嘟囔，打扰我做题，这都快高考了！”
宿管虽知高考为重，但依然严厉地说：“宿舍本就不是让你们学习的地方，是睡觉的地方！”
里面的人没有再辩驳，关了灯，没有再说学习的事。宿管也没再说打人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食堂看见阿程宿舍的人时，却听见昨晚那个声音在说：“他不识好歹，非得说我们开灯学习，光太晃，影响他睡觉。”那个人揪了一块馒头扔进嘴里：“他妈的，自己不学习不让别人学习？有他这样的？我就把他打了！”
“嗯呢，是的呗，这素质也太低了，你看他天天好好学习似的，都不如我天天睡觉成绩高。”
“可不呗，他早读的时候都睡着了，还装呢。”
“你们是不知道，我坐他后桌，他身上那股味呦……”说罢，捏着鼻子比了个鬼脸。
一个人在炫耀自己的战绩，其他人在附和自己的不满，一片团结友爱。这时，一个附和的人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阿程倒没事，你就不怕宿管找‘老班（班主任）’啊？你可是打人了。”
“噢，那你的意思他影响我学习他就有理呗？他可不是影响我，他是影响我们一宿舍，他甚至是影响全班！”那人越说越气，越说就越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才好让人觉得真理难以战胜，“对，我现在就去找老班，说阿程打扰我们学习，这都快高考咧！”
他起身，又掏出饭卡：“给老班打份饭，再盛碗汤，老班来咧肯定没吃早饭呢。”
那天下午，阿程的父亲来学校把阿程接走了。
离校的时候，阿程夹着一个盆，盆内侧壁沾着厚厚的一层渍。路过篮球场的时候，有同班同学戏谑他。阿程停下了脚步，想投两个篮再走——高中三年，他几乎没敢在别人面前碰过篮球，结果投出了好几个“三不沾”。
“快别投了，把球捡回来，我们回去上课了！”同学对他喊。
阿程忿忿地跑出球场，一脚踏在篮球上泄愤。可篮球却从他脚下滚走，还把他踮了一个趔趄。他只好狼狈地追着球，把球捡了再甩回去。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他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学校，崴着脚走进了社会。
班主任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时候，班里炸开了锅，大家对阿程满是同情，对隔壁班主任送上咒骂。这个时候，大部分男生已经明白了阿程的遭遇——他想走“单招”的时候，那个班主任山呼海啸的，要学生拼命学习、备战高考，如今“单招”报名结束了，她就把拖后腿的学生劝走了，还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高一的时候她就说阿程不适合学习，最后到了高三，她把人家劝回家——这算得上直接改变人命运了。
虽然我们对阿程心生怜悯，但是快高考了，谁也分不出什么心帮助外班一个不相干的人，而且对于这种事，我们也无力。
隔壁班级的同学，没有因为阿程的离开而欢呼雀跃，也没有因为味道的消失成绩就变好，日子还像之前一样过。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听见了一段很奇妙的对话：
“完咧，你程哥走咧，上厕所都没意思咧。”
“是呗，都不能抢纸了。”
“也不能洗屁股了。”
“我以后放屁都不能骂阿程了。”
“你还是个人？”
“你是人，你们全家都是人，呵呵。”
我最后一次看见阿程，离高考没几天的时候，他回学校来办手续。
那天中午刚吃完饭，打菜的盆还没放回食堂——学校为了给我们补充营养，那天做的是碗口大小的纯肉四喜丸子，是高中3年来食堂做的最有良心的一餐。我打着饱嗝，深情地看着一个丸子入神，想着要不要再吃一次拌饭，撒着点菜汤，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跑了上来。
这次，阿程没有穿发黄的校服，换上了笔直的裤子，衣领也整齐。他望着自己班的后窗户，里面有人在做题，有人在吃饭，班主任抓紧时间在给学生讲题。他就那么扒着后窗户看着，眼神里满是渴望——高考生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无限可能性。
阿程的班主任看见他就出来了，神情还是那么严厉。阿程看见她仍是胆怯，也许是3年来养成的习惯吧。然后，阿程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拐角处，以后也没再出现过了。
后记
好几年后的一个5月份，我在医院的急诊实习，碰到一个高三学生，因为心搏骤停送来的。一般来说，心肺复苏30分钟就可以临床宣布死亡，但是这个孩子我们做了56分钟的心肺复苏，他活了过来。
第二年，复读了一年的他考上了一个211。他特意回到医院，给我们送锦旗。他说自己从小被人欺负，就是憋着想咸鱼翻身。我又想起了阿程——你说这个世界公平吗？也公平，这个世界不公吧，也挺不公——我笑了笑，不自觉眼眶有点湿润。
前段时间，高中同学群里说阿程的班主任生了小孩，几个同学就诅咒她的小孩长大和阿程一样的遭遇。但是聊着聊着，我们就发现都不太可能——作为老师的孩子，这个小孩肯定会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且免离许多无原因的校园霸凌，顺利地考取大学。一想到这个小孩以后会被保护得这么好，以及这个老师的职业生涯居然如此平顺，我们的心中就恶毒地感到失望。
阿程当年到底有没有参加高考，一直是谜。到底他是被劝退了还是回家复习了，无人可知。因为实在联系不到他了。我倒希望他真的参加了高考，不去幻想他是不是上了大学——只是希望他参加了高考，并且以后活得有尊严一些。
（文中的人物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