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农作物引发清代人口大爆炸」之说是错的 | 短史记
问：想请编辑写篇文章，介绍一下美洲农作物的引入，如何使中国的粮食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然后人口在清代出现了大爆炸。
“美洲农作物的引进导致清代人口大爆炸”是一个流传了很久且很广的历史常识。不过，这个常识并不成立，近年来也遭到了许多的质疑和挑战。质疑的理由相当充分，即：
李昕升的论文《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发现，玉米与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虽早，但它们“完成推广、开始发挥较大影响是在19世纪中期，此时人口已经达到帝制时代的峰值”，也就是所谓的“人口大爆炸”已经大体完成之时；而且，即便是19世纪中期之后，玉米和番薯也“仅在南方山地为主要粮食作物，南方平原和北方大区未在主要辐射范围之内”，山区不是承载中国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传统平原农耕区才是。
在康乾时代，以玉米和番薯为主的美洲农作物，即便得到了推广，也远没有达到“使中国的粮食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程度。鉴于清代留下的调查资料太有限，《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一文梳理了民国时期留下的多种调查数据，得出如下结论：
表格来源：《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
由上表可知，在民国时期的诸多农作物中，玉米和番薯仍处于一种边缘的附属地位。因地方政府的推广，自清代至民国，玉米和番薯的种植面积、亩产量，均有所增长。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康乾时代的情况也就不难推想了。
另一位人口史学者侯杨方也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通过梳理地方志等材料来估算玉米、番薯、土豆在清代的种植规模，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真正可供参考的是民国初年留下的统计数据：
以民国初年较为确定的数据，去回溯推想清代中期的情况，自会客观许多。侯的结论是：在康乾时代，即便美洲农作物的全部产出都用来作为人的口粮，“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在那个时代，“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
此外，倘若承认美洲农作物在康乾时代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使得中国人的粮食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么，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人口增长率的大幅提升。物质条件大丰富，自然就要多生孩子。这也是“美洲农作物的引进导致清代人口大爆炸”之说所遵循的基本逻辑链条。但是，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逻辑链条——《中国人口史 第5卷》的研究发现，“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之说是一个“虚构的命题”。事实是，“从1644年至1851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9‰，这一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唐代前期，更低于北宋前期，也低于南宋前期”。李伯重的研究也发现，“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呈现低速增长”。
如此，所谓的“高产农作物得到大规模推广”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匹配的人口高增长率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史料中记载的官方统计——乾隆六年 (1741年）中国人口达到了1.4亿，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这场数据暴增，又是怎么发生的？
原因当然是多维度的。这里只说两个最重要的答案。
答案之一是指数式增长带来的效果。《中国人口史 第5卷》用了一个相当形象的例子来解释这件事：
该书将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比作第29天的池塘，将清代的人口增长比作了第28天的池塘——事实上，明代中晚期，中国的总人口就已经破亿。曹树基的研究认为明末中国的人口已接近两亿，高王凌认为“明代末年恐怕不会有2亿之多，而只居于一个较低的数值，如在1.5亿左右”。至于清代初期，较为乐观的何炳棣等人认为，即便经历了战乱，1650-1700年间的中国人口仍在1亿-1.5亿之间；较为保守的高王凌则认为，1700年的中国总人口约在9000万-1亿左右。
也就是说，康乾时代的人口数据暴增，建立在一个比较大的基数之上。
答案之二是政策的变更，查出了大量的隐匿人口。康熙皇帝在1712年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代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派到田亩之中。这些都让隐匿人丁的收益变小。在颁布“永不加赋”的谕旨里，康熙说到：
一户人家有五个六个成年男丁，只有一人在朝廷的统计之中；有九个十个成年男丁，只有两三人给朝廷缴纳钱粮。康熙的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不会是无的放矢。
下表是清代不同年份的人口统计。黑体粗线之上的数据，统计的是“编审人丁”，也就是要缴纳人头税的16-60岁男子的数量；黑体粗线之下的数据，是依据保甲调查得出的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数据。比较1730年和1741年两个相差11年的数据，后者是前者的5.6倍。考虑到当时普通的小农家庭一般是四口或五口之家，以及11年的时间可能产生的人口增量（比如徐中约认为年增长率只有0.63%），可以推知，1741年的保甲调查并没有能够将民间的隐匿人口充分搜括出来。
乾隆活到1799年。此人好大喜功，尤其喜好以人口总数的增加来证成自己的统治堪比尧舜，故在人口统计问题上，曾多次下旨警告地方官员，不许隐匿人口。为满足乾隆的这种喜好，地方政府在调查隐匿人口时往往格外卖力（口数越多，意味着皇帝越喜欢，自己的政绩也越好）。1741-1753年、1753-1779的数据增长，与这种政治生态有一定的关系。
亦即，“清代人口大爆炸”这个幻像，与美洲农作物的关系不大（当然，并不是毫无影响），而是缘于两个相当常规的事实：
上述结论，也惟有上述结论，才能与下面这两个事实合榫：
第一：对一个清代农民而言，他在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时，需要考虑两个核心因素：a.朝廷是否承认这种作物具有缴纳赋税的资格，地主是否愿意接受这种作物作为地租。b.这种作物能否拿到市场上卖出好价钱。第二个因素又基本上取决于第一个因素。
清代的赋税，可以缴钱，也可以缴粮，但缴粮的对象并不包括番薯、玉米和土豆。这就决定了这些农作物无法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卖不出好价钱，也就意味着农民无法用它们完纳赋税，也就不会去大规模种植它们，地主也不会接受佃户拿它们来交地租。只有那些隐匿在朝廷统计之外的土地，种植这些美洲农作物才有可能是合算的；但这种土地并不多。这也是美洲农作物自明代即引入中国，却直到1930年代仍处于边缘地位的主要缘故——即便朝廷在灾荒年份曾多次试图推广番薯的种植。
与之相反、可供参照的一个例子，是罂粟在晚清的迅速扩张。“丁戊奇荒”（1877-1878）的重灾区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罂粟能够战胜所有的传统农作物，是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很好的价钱。农民们发现种罂粟远比种五谷划算——作为个体，他们不会、也无法去考量整个山西省的粮食安全。
图：描述“丁戊奇荒”的《河南饥荒铁泪图·树皮草根剥掘充饥》
第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并没有让清代百姓敞开子宫生育。相反，因为人口基数带来的指数式增长，人口总数对人均耕地占有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朝廷虽号称“永不加赋”，但各种名目的汲取仍然很重。为避免生存状况的恶化，清代很多地区的民众反而在自发地控制生育。
比如，李伯重的研究发现，溺杀女婴的现象“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颇为明显”，因为土地极为紧张，“清代前中期江南儿童在人口总数中比重很低”，“清代江南的生育率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中最低”。这种生存压力，也是1644-1851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9‰（《中国人口史 第5卷》的数据），较之唐代前期、北宋前期、南宋前期都要低的缘故。乾隆时代的官员洪亮吉，写文章抒发对人多地少现象的忧虑，觉得应该出政策控制人口（其实，人口无须政府出手控制，民众会自发调节），也是基于相似的观察。
最后总结一下：“美洲农作物的引进导致清代人口大爆炸”是一个伪常识。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够证明在所谓的“人口大爆炸”——也就是高人口基数带来的高指数增长——出现之前，美洲农作物已在清代被普遍种植；相反，这些农作物得到政府部门的推广，是在所谓的“人口大爆炸”发生之后，且推广的效果仍相当有限。换言之，不是美洲农作物引爆了清代人口，而是清代中后期的人口压力，略促进了美洲农作物的栽种规模。“美洲农作物引发清代人口大爆炸”之说，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参考资料
①李昕升，《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②李昕升、王思明，《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③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兼评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1日。
④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
⑤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⑥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⑦李伯重，《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人口与计划生育》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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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其实是海禁政策的产物 | 短史记
作者丨杜君立
编辑丨吴酉仁
1433 年，郑和在古里去世。1498 年，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中国人所说的古里，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卡利卡特。
梁启超据此发问：为什么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远航“能使全世界划然一新纪元”，而郑和下西洋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时代反响？
一、下西洋的目的
公元前210 年，刚刚完成大一统伟业的秦始皇，派遣齐人徐福数次下海，以求长生不老药。最后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装载谷种、连弩及匠人百工出东海，一去不回。
或许是接受了徐福下海鸡飞蛋打的教训，朱棣才特意选了一位太监，以绝其滞留海外或者独立称王的不归念头。
郑和的目的地很明确，所谓“西洋”，就是印度洋（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西太平洋一般称为“南洋”，“东洋”即东海）。郑和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作为皇帝的代表，传播帝国的恩德与威严。
朱元璋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和暹罗三国来朝。朱棣夺位成功后，为营造合法性，极为看重朝贡之事，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一面“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一面赔钱赚吆喝，以“厚往而薄来”对友邦进行利诱和收买。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 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0000 文，足足高出10 倍。“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帝国就主动派出使臣“赏赐”友邦。这便是明朝四品高级使节“三宝太监”郑和的使命。
官修正史认为，郑和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全球通缉失败潜逃的建文皇帝朱允炆：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明史·郑和传》）
♦ 《大明帝国之诸夷图》）（部分）
郑和船队集中了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一般认为，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福船也是明朝海军的主流战船。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吃水约为4 米。全船分4 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遇到敌船时，福船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射，往往能克敌制胜；再加上其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以船力下压，还可轻易地犁沉敌船。
此外，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规律。蒙古化的中亚世界与元帝国之间的海上贸易频繁，通商国家达到一百四十多个，中国海船成为阿拉伯海的常客。其中，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从泉州出发，经南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他写于1349 年的《岛夷志略》中，记载的国家达96 个。可以说，借助历史资料，郑和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对印度洋的地理状况了然于心。而且，某种程度上，郑和下西洋就是按照汪大渊的路线，或者说是参考汪大渊的路线航行的。
♦ 汪大渊《岛夷志略》，四库全书本
作为泱泱大国的流动展示中心，郑和船队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二百六十余艘，其中大型宝船有六十余艘。整个船队除了作为主力舰的宝船之外，还包括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补给辅助船。此外，总共27000 人的庞大船队，包括了官校、旗军、勇士、通事、买办、书手等各种职业者，仅医生就有180 名。
郑和的船队不是一支普通的商船组团，说它是军舰编队似乎更贴切。
二、政治性远航
永乐三年（1405 年）7 月11 日，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后，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暂时停泊，等候太平洋的西北季风。11 月，季风准时到来，船队便扬帆再度启航，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经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由此开始了亘古未有的豪华远航。
这种远航前后总共进行了7 次，持续了28 年。郑和船队出发时，满载金银珠宝和中国器物，归来时满船全是从世界各地搜集的奇珍异兽——“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
当然，每次也都带回一大群不用买船票的四夷贡使，他们其实也是一种“礼物”。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自古便以海盗闻名，当时称“麻林国”。永乐十三年（1415 年），麻林国使者随郑和的船队来中国，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麒麟是神话中的动物，中国人把它与龙、凤、龟并称为四神兽。传说中的麒麟从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连草叶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圣人出现时，它才显露真身。麒麟如此“祥瑞”，无疑给皇帝带来“新装”般的惊喜。其实，这只“麒麟”只是一头长颈鹿。
当年赵高指鹿为马，如今郑和将鹿说成“麒麟”，似乎更加高大上一些。
♦ 明代沈度（1357-1434）题《瑞应麒麟图》
此外，作为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郑和舰队据说曾四次海外用兵：第一次，在锡兰（斯里兰卡）遭遇国王军的围攻，郑和船队被迫自卫反击，擒获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朱棣“悯其愚无知”，又礼送其回国；第二次，苏门答腊王子苏干剌试图谋夺王位，郑和擒获苏干剌送京伏法；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马板杀害郑和船队170 名官兵后，朱棣要他赔款黄金6 万两，遭到拒绝，经郑和严正交涉，最后以1 万两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船队毫不留情，予以全歼，5000 余人被杀，陈祖义等三名海盗首领被押回国内正法。
与这些政治意义相比，郑和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的航海探索，反倒算不得什么——这支豪华舰队连眼皮底下偌大的夷洲（中国台湾的古称），都没有详细地勘察和记录。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会更乏善可陈。据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王士性：《广志绎》）由此可知，郑和航海运动直接亏损白银600 万两。
郑和下西洋，丝和瓷是主要的输出商品，进口以香料为大宗。一时之间，香料堆积如山，“充溢库市”，朝廷只好以此折赏和折俸，作为文武官员和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七年（1471 年）才用完，招致朝廷上下怨声载道。
三、劳民伤财被叫停
永乐十九年（1421 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恰逢耗费巨大的迁都，明朝财政濒临破产，“劳民伤财”的郑和舰队便成为众矢之的。郑和舰队最后一次出航（1431年），是宣德皇帝下令将滞留在中国的十几国供使送回他们各自的国家。再后来，官方保存的郑和航海档案不翼而飞。有记载说：
对此，黄仁宇先生也极为认可，即缺乏利润支撑是郑和航海悲剧的主要根源——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明朝叫停航海的原因，与美国停止送宇航员登月一样——那里没有东西能证明值得支付如此大的成本。
多年后回首这段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最大遗产，或许是带动了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不是殖民运动。沿着郑和走过的海道，大批中国人走出了国门。在郑和之前，中国人向南洋移民者寥若晨星，在郑和之后却如过江之鲫。200 年后，明万历三十一年，已建城32 年的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当地的中国居民超过20000，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 人。当时的整个南洋，几乎成为华人的世界。
帝国体制下，这种民间自发的移民行为，从未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相反，被视为离心叛国的行为而遭到明清两代官府的严厉限制和迫害。郑和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弃民遭受了无数杀戮和屈辱，却不能换来帝国的同情和谅解：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为了争夺香料贸易，强征250 名华人，远征南方摩鹿加，与荷兰人作战。据《明史·吕宋传》记载：“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华人不堪虐待，半夜举事，杀死了西班牙总督拉维扎列斯，有郭惟太等32 人逃回中国。明廷闻报，将郭惟太等人逮捕后，送回了马尼拉。
四、梁启超之问
1433 年，郑和于最后一次出海途中，在古里去世。1498 年，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中国人所说的古里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卡利卡特，东西方历史在同一个地方不期而遇。
再后来，郑和下西洋如同一场梦，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以致于梁启超先生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中无限感慨地说：
或许人们难以理解，郑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产物。
《明史·食货志》开篇就说：“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明帝国是在试图以官方的贡舶贸易，来垄断或者杜绝海上贸易。
海禁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大大超过海盗的掠夺。但朱棣根本不把贸易放在眼里：“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明史·食货志五》）这种贸易封堵，最后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走私的暴利使人们铤而走险，走私集团逐渐与暴力集团合流，演变为“海寇商人”。
其中，“海寇商人”汪直（王直）鼎盛时称霸东海，领众数千，船舶数百，其海上势力无人望其项背。他在给嘉靖皇帝《自明疏》中写道：汪直并非歹人，相反，从事海上贸易，与人同利，为国捍边；政府应开放海禁，民可获利，政府可收税。汪直最后被明朝当做海盗设计杀害，落得身首异处。一处民间纪念汪直的塑像旁有一联曰：“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万历二年（1574 年），在明朝军队的镇压下，另一位海盗首领林凤，也率战船62 艘、战士2000 人（其中有许多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 人和妇女儿童1500 多人，装载大量的农具、种子、牲畜离开澎湖，逃往了吕宋（今菲律宾）。林凤船队于当年11 月29 日抵马尼拉湾。三年前，西班牙人占据了马尼拉，开设总督府。当林凤军队与西班牙军队打得你死我活时，福建巡抚刘尧诲派遣把总王望高等来到吕宋，与西班牙人联手。内外夹击之下，林凤此次移民活动流产，最后不知所终。
林凤与西班牙人的吕宋争夺战，在中国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大概这对当时明朝来说，有点微不足道。但反过来看，林凤却让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西班牙人如临大敌，惊恐不已，故此，这段事情被门多萨用相当篇幅详细记载在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中。
读历史不能苛责古人，但以今观古，难免让人无限感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海禁制造了海盗，反过来，海盗泛滥又使帝国进一步加强了海禁。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 年），建造两桅以上帆船即可被处死；25 年后，朝廷下令销毁所有海船并逮捕船主。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浙江巡抚朱纨以铁腕治理海禁，一次查获走私后，将所有96 名船夫“就地正法”。明朝的海禁不只是不许造船和不许下海，还将沿海地区的人迁移到内地，使距海50 里的沿海地带成为“无人区”。
朝廷希望用这种办法禁绝海上贸易，也让海盗得不到给养和藏身之处。但结果是出现了更严重的倭寇之灾。一些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中国东南沿海。一支50 人的倭寇小队，竟能“转战三千余里，所向无敌”。这些倭寇并不全是日本人，据说数万“倭寇”中，漳州和泉州人占其大半——《嘉靖实录》里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一些奉命“平倭”的官兵比“倭寇”更凶残、可怕，他们不仅滥杀无辜以冒军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干脆自己就是“倭寇”，他们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关系，通过走私或海盗活动发家致富。
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一部新历史》中，对后郑和时代如此评价：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 年），明廷终于决定“鉴前辙，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史称“隆庆开关”。持续200 年的海禁宣告废止，倭寇之害随之远去，东南沿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很快就回到全球贸易的中心地位，中国的丝绸、瓷器风靡欧洲。晚明短短的数十年间，因海外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三亿多两，相当于全球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和火炮技术进入中国后，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军事文化生态。
这一切，都是郑和七下西洋所未曾实现的。
本文摘选自《历史的细节：帆船、海盗与世界》，杜君立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已获出版方授权。 作者简介：杜君立，通识历史写作者。主要作品有《历史的细节》、《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历史的慰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