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的异类

流水线上的“00后”妈妈:我是年轻人中的异类

中国人的一天2021-05-18
?21岁的李桂华发现,流水线上的同龄人越来越少了。 身边的朋友,或送快递、当骑手,或做服务员、销售、摆摊卖菜,像自己一样,愿意留在厂里打工的不多了。 刚发现这个现象时,李桂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她和丈夫来自河南农村,他们的父辈年轻时也都外出打工。在他们看来,厂里工作收入稳定,有吃有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观点也影响了李桂华,让她在初中毕业后,走上了父辈的老路。 而现在她发现,时代变了。

 

△李桂华路过工厂的招人横幅。

4月末的东莞,已提前进入夏季,白天阳光炙烤,晚上闷热难当。在东莞生活一年后,李桂华依然没能适应这里湿热的天气。

下午4点,李桂华通过安检,走出电线厂大门。明天是她一月一次最难熬的倒班,早晚班一起上,她得抓紧时间休息。

李桂华所在的工厂位于东莞东部,工厂所属片区有10多万人口,外来人口占80%。每年有无数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从家乡来到东莞,在车间和出租房的两点一线间、在餐馆的后厨、骑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度过日复一日的生活。

 

李桂华生活的区域遍布厂房。

不足20平的出租房,一床一柜,几个马扎,一个没存多少食材的冰箱——这是李桂华在东莞的小家。和其他工友住处不同的是,小桌上放着玩具,那是李桂华夫妻逛街时的偶然所得,准备过年回老家时带给自己的孩子。

生于2000年的李桂华,一年前刚当了妈。在00后里,像她这样早早结婚、生子的人有多少?她并不清楚,“厂里没有同龄人,他们说我是这家工厂,甚至附近的工业区里唯一的00后”。

出租房有一个2平米左右的小阳台,堆放着衣服和鞋袜。阳台外面,是另一栋出租房,遮住了一半的阳光、过路的风,让屋子里更加闷热。

 

李桂华的宿舍可以看到工作的厂房。住同一层楼的多是同厂工友。

从35℃的外面回到家里,李桂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风扇,浑身吹个透,但风扇吹的也是热风。从墙上的洞口看,上一任租客曾装过空调,李桂华和丈夫曾商量过,用一台新空调把这个洞填上。

“但后来还是算了”,一是嫌贵,“有那钱不如给孩子买点啥”。二是以后搬家,空调也不好带,“忍着吧,忍一忍就过去了”。

 

李桂华与丈夫在一起,这是房里唯一的镜子。

除开高温,时常让李桂华心情跌到谷底的,还有南方的蟑螂。这种半只手掌大小,隐藏在各个角落,时常向人发起主动攻击的生物,让她倍感害怕和厌恶。

和家乡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初中之后,李桂华就外出打工了。她的第一站是浙江宁波,做女装销售。在那里,她度过了少女时代的尾巴。

这份工作,养活了李桂华,也教会了她适应、融入城里的生活。比如怎样用“话术”向顾客推销产品,像其他女孩一样逛街、看电影、追剧、刷综艺……

安逸的生活,结束于结婚、生子之后,丈夫是她的老乡,也是一名年轻的打工人。公公年纪不大,只有四十多岁,曾在广州打工,帮人搬运蔬菜。

回忆起单身时光,李桂华非常怀念,她认为那才是属于自己的日子,“结婚后,我甚至都没去看过电影,也再没时间追剧了”。

她也理解了,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欲望越来越低,“大家都不想过得辛苦”。

 

刚到广东时的李桂华,稚气未脱。受访者供图

不愿意结婚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在流水线打工。

同一批进厂的老乡,很多都已离开了。他们宁愿打零工、跑外卖、做点小生意,也不愿当厂哥厂妹。李桂华说,“厂里工作太枯燥,我和老公每天工作12小时,就在岗位上待着,不像送外卖、快递,还能到处走走,呼吸新鲜空气”。

李桂华工资约6000元,丈夫比她多1000元,家庭收入每月一万多,她认为这高于打零工的收入。工厂招人的横幅,也表达了来者不拒的友好态度,“长期招人,不限经验”。

“但还是缺人手,不好招人”。

 

早上八点,李桂华起床扎辫子,准备前往工厂上班。

有时李桂华也想,如果她没有孩子,不用存钱养家,她是否也会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离开工厂,换一种活法。

孩子出生后,被婆婆带回了老家,公公继续外出打工,一家人各奔东西,只在春节才能团聚。一家人的奔波,似乎都围绕着孩子。每晚与孩子视频聊天,是李桂华一天最大的盼头。

 

李桂华与孩子视频聊天截图。受访者供图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李桂华逃离工厂的想法越来越淡,她现在的理想是当一名操作工,虽然工作更累,但月薪可以拿到一万元左右。

她很少告诉同事自己的真实年龄,“有人问,我就说是1998年的”,工友们大多是80后或以上,90后很少,00后更是只有她一人,她不愿显得另类。

李桂华对广东本地同事心怀好感,“他们很热情,常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也会煲非常好喝的汤带给大家”。她喜欢、羡慕本地人的生活,但她也明白,自己的未来不在这里,“迟早我们还是要回去的”。

“这里的房价便宜的也得好几万一平,快是老家的十倍了”,过去两年,她和丈夫彻底放弃了在广东买房安家的想法,贷款买了车,并盘算在老家给孩子置办一套学区房。

 

李桂华在阳台整理家务。

她认为,同龄人们不愿进厂打工,房价也是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以后不可能留在这里,也不会有稳定工作动力,干好干坏,将来都是要回去的”。

厂里的工作是枯燥的,在固定的位置,不断处理电线与各种设备,除了吃饭上厕所、休息时间,人都不能离开岗位,因为每一道工序都不容出错,一个人的失误,可能导致整条生产线延误,甚至产品报废。

“车间里有通风设备,但温度依然很高”,工资虽然比打零工高一些,但挣得辛苦,“如果没有养孩子的负担,谁会愿意忍受这种单调的日子呢?”

 

李桂华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李桂华甚至也记不起当初结婚的动机了,她还没做好准备,一切就顺其自然地发生了,“我和老公是家人介绍认识,见了面、加了微信,感觉还聊得来,双方父母就把婚事定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比别人走快了5年”,李桂华说,“朋友也说我结婚太早,还没玩够就成家了”。

“我不鼓励其他人早早结婚”,李桂华说,人一结婚,限制就多了,选择就少了,“我现在手机都是刷做菜的视频,而不是刷剧了”。

虽然少了点浪漫元素,但总的来说,李桂华对自己的婚姻还算满意。

刚进厂时,李桂华搞不定的工作,比如排线调不好、接线接不上,丈夫会抽空来帮忙,手把手教她,“他年纪也不大,但很会照顾人”。

在密集的排班里,夫妻俩偶尔到附近的北方小饭店下个馆子,吃点家乡风味、说说话;每天晚上,在出租屋和孩子视频聊天,“过得简单,但也挺满足”。

 

晚饭时,李桂华喂丈夫吃饺子。

对未来,李桂华仍然心存焦虑,而所有的焦虑,都是围绕孩子展开。她认为,孩子将来面临的竞争,会比她这一代更加激烈。“鸡娃”这个词,带给她很多联想,“城里的小孩条件好,还那么努力,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呢?”

她顿了顿,“不过我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长大吧”。

 

孩子刚出生时的李桂华。受访者供图

李桂华夫妻目前能想到的未来是,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开家小店,一家团聚,一起陪伴孩子长大。

“希望孩子长大了,会有更好的人生,不要像我们一样辛苦”。

 

李桂华和丈夫在出租屋里的合照。

第3917

摄影&撰文 | 黄宇飞 黄文佳

编辑 | 匡匡 心怡  统筹 | 佳琪

承制 | 像素笔记   出品 | 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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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祁连山寻雪豹,10年见4面相距50米

萤火计划 中国人的一天 2021-05-17
 
 

 

△管护员阿诚在祁连山上寻找雪豹的踪迹
 

4月中旬,一支由腾讯技术团队、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进入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祁连山国家公园,展开为期一周的雪豹调查。

此行旨在体验雪豹保护巡护员一线工作,了解其所需的技术支持,进而促进高山生态系统的保护。在祁连山上,我们记录下他们的寻豹故事。

 
 
成为一名雪豹调查者之前,阿诚已在祁连山上放牧多年。
2011年4月,北京林业大学在祁连山调查雪豹,需要一名当地向导。因为路熟、眼力好,31岁的牧民阿诚被推荐给了调查团队。
项目持续数年,他也完成了职业转型:牧民、兼职护林员、专职生态管护员、雪豹调查者。
 

祁连山国家公园,总面积5.02万平方公里,甘肃片区3.44万平方公里,青海片区1.58万平方公里。

阿诚的上级,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科长马堆芳的职场境遇,和他恰好相反:1990年,马堆芳24岁,毕业于动物学专业,进入祁连山保护区工作。
作为少有的专业人才,他却没能和动物打交道,在防火办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2014年,国家林业局做全国野生动物常规调查,人到中年的马堆芳得以重操旧业,一展拳脚,也为之后进行雪豹调查打下了基础。
因为雪豹,两条原本背向而驰的人生轨迹,交汇在祁连山上。
 

雪豹调查者马堆芳(左)和阿诚(右)在查看拍摄的动物。

 
阿诚第一次见到雪豹,是在2013年。
那是他漫长且平淡的放牧生涯里,少有的一段精彩谈资。他向我们描述,越过山梁,和那只雪豹不期而遇时,他们的距离只有50米,雪豹身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短暂对峙后,雪豹跳下石岩,消失在了远处。
阿诚不害怕雪豹,在他看来,它是一种外表凶猛、胆小谨慎的动物。在当地他也没听说过雪豹攻击人的传闻。
 

在飞机上,俯瞰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

之后几年,阿诚和雪豹打过两次照面,让他懊恼的是,因为紧张、设备不全、时间短暂,他没能将其拍摄下来。
2017年,在名为五道沟的地方巡护时,阿诚再次与雪豹不期而遇。他手持一台家用DV,一路追踪、拍摄,随雪豹来到一处裸岩的隐蔽处,并在那里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岩羊。
作为一名雪豹调查者,亲眼见到雪豹已属难得,能亲手录下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阿诚再无遗憾。
巍峨祁连山上,一个人迹罕至、色彩分明的世界。
深蓝的天幕、白色的积雪、褐色的裸岩、冻结的河谷、黄色的草甸、牧民废弃的房子……强劲的冷空气横冲直闯,呼啸在空荡荡的天地间。
 
雪豹调查队员行走在雪山之上。
随着企业、牧民迁出,动物们已完全占领了这片天地。
看似荒芜的背后,是一个野性十足、生机盎然的世界——荒草覆盖的小路上,散落的羽毛、动物粪便、骨骼和残骸,记录下这里曾发生的无数次撕咬和挣扎。
 
牧民迁出后,被遗弃的房子。
 
遗弃的房子里,散落着鸟类羽毛和小动物的残骸。
在这些痕迹中,阿诚发现了雪豹在岩壁留下的尿痕、砂石地留下刨坑,这是它标记领地的方式,“还很新鲜,可能就在昨天晚上”。
 
雪豹留在岩壁上的尿痕,这个角度不容易被雨水冲刷,可以保留很久。
在尿痕附近,阿诚架设了一部红外触发相机(以下简称红外相机),“有动物路过时,就会触发,拍摄3张照片和一段视频”。
他猫着腰,走在雪豹可能出现的路径上,触发拍摄后,再对比照片调整拍摄角度。
 
阿诚在向调查队员示范红外相机的设置。

 

 

红外相机与粪便DNA分析,是雪豹调查最有力、有效的方法。相机采集的数据,也是研究包括雪豹在内,高原动物群落组成、变化的基础。
理论上,一部红外相机,一个工作周期(3-4个月)可采集约2000多张照片、800个视频。
 
除去伪装外壳后,红外相机的构造。
实际上这些数据的获得,要比想象中困难:保护区绝大多数区域没有网络信号,需由管护人员深入野外,手动更换相机存储卡、电池。
“回到管护站后,先把相机存储卡的资料导入电脑,再进行人工筛选、标注、记录”,包括手动记录相机坐标、工作状态、动物种类等参数,阿诚说,“经过挑选,有价值的资料只占60%-70%”。
 
阿诚在野外设置红外相机(资料图)。
收放相机的过程持续20天至1个月,最终形成一个50G左右的文件,通过硬盘送回数百公里外的张掖。
这些珍贵数据的旅程并没有至此结束,在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它们将再次经过人工筛选、标注,最后录入系统。
这是一项耗时巨大的工作,“统计一年的数据,我们大概要花半年时间”,马堆芳说。
 
红外相机镜头下的雪豹。(资料图)
 
红外相机镜头下的雪豹。(资料图)
 
一只猞猁出现在红外相机里。(资料图)
 
面带好奇的岩羊触发了红外相机。(资料图)
为提高数据的采集效率,WWF、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与祁连山国家公园合作,多次为基层管护员提供专业培训。培训师们偶尔向马堆芳反馈,“基层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接受度不如年轻人”。
对此,马堆芳也很为难,管护站生活艰苦、野外工作环境复杂、危险,工资也不高,年轻人谁愿意来呢?
 
管护站内,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学者为基层管护员做技能培训。
以我们所处的祁青管护站为例,山高路远,近乎与世隔绝;交通不便、全站只有一辆皮卡车和几辆摩托车,早上出门巡护,晚上才能回来,夏天常在野外过夜;天寒地冻,冬天最低温达零下30度,一年暖和的日子只有两个多月;吃不上新鲜蔬菜;找对象难、离婚率高……
 
祁连山国家公园常见的景色。
除开生活艰苦,偶尔还会遭遇危险
2017年,阿诚与马堆芳一起,在名为小柳沟的地方做野外调查时,遭遇9只豺。他们迅速退守车上,紧闭车门,被豺群包围起来。
“我们把车窗开了道缝,往远处扔出半包香烟,转移了豺的注意力,才得以开车脱身”。
阿诚的同事,管护员赵尚宏和马雪刚的经历更为惊险。2018年7月,两人在野外巡护时,与11只豺组成的豺群狭路相逢。
 
透过管护站的窗户,看见远处的雪山。
在豺群的追逐中,两人骑摩托车逃命,“因为害怕,把摩托车骑翻了”,幸亏当地派出所的一辆皮卡路过,两人丢下摩托爬上车斗,“豺在后面又追了几里地”。
“有人考上了(管护员岗位),后来也放弃了”,马堆芳说。
 

 

 

马堆芳告诉我们,祁青管护站辖区共架设21台红外相机,只能保证几个样区的布设。在3年前,该数量为80台——即使这样,也远达不到每5平方公里一个点位的理想状态。
而只有通过大量的数据比对,才能做到雪豹的个体识别,计算出其种群数量。
点位逐年减少,“有的是自然损耗,比如恶劣天气和动物的破坏”,但主因还是人手和经费不足。祁青管护站共6位工作人员,管护区域达200万亩,“除开野生动物调查,他们还要负责森林巡护、防火、反偷猎、资源监管……”
 
调查队员在祁连山寻找动物踪迹。
此外,在雪豹调查、相机架设、拍摄技能等专业度上,绝大多数基层管护员也达不到阿诚那样的水平,这为雪豹基础数据的采集增加了不可控因素。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不足,制约了信息收集和保护行动的实施。马堆芳面对的难题,同样也困扰着他的伙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西部区域高级项目经理何欣。
 
行走在结冰河道里的调查队员。
全球现存多少雪豹?何欣给出了一个参考区间:3000多只至8000多只。
这是一个缺少基础数据支持的估算,原因是“中国雪豹调查覆盖面积,仅占其栖息地的1.7%(全球为2%)”。
何欣认为,正因如此,雪豹调查更加势在必行,“雪豹是唯一一种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大型猫科动物,处于食物链顶端。雪豹数量稳定,意味着食草动物种群稳定,这一生态的基础,是面积够大、草质良好的草场”。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白唇鹿。(资料图)
雪豹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它的家园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源头,雪豹的种群变化,意味着母亲河水源涵养健康度的变化。
以上,正是展开雪豹栖息地、种群密度调查的意义所在——但如果没有阿诚这样的基层巡护员,没有通过一部部红外相机采集、汇总而成的基础数据库,雪豹调查终将是空中楼阁。

 

 

此次考察结束后,世界自然基金会、一个地球基金会、腾讯公益、腾讯技术团队组成的联合调查团队,根据调查的结果,尝试破解雪豹调查面临的困局。
作为保护区管理方代表,马堆芳希望腾讯的介入,初期能解决两个切实的问题,一是减轻基层管护员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把一线调查者从繁琐的记录、标注、识别工作中解放出来。
提出设想,“比如通过软件,实现基础数据动上传到保护站、自动统计、自动生成记录”,减少管护员的负担,提高数据采集效率。
 
管护站外的祁连山。
二是当前数据管理系统操作复杂、识别率低、故障率高,他期待腾讯技术团队能主导开发一套高效、准确的管理系统,对基础数据进行自动整理、精准分析。
针对马堆芳的需求,世界自然基金会、一个地球基金会、腾讯团队的技术人员多次讨论后,表示了支持,并将其列入开发计划,将数据传递至云端,进行省时、精确、有效的管理。
“我们相信,随着新系统的上线,将改变基础数据收集难的局面”,也将为下一步合作打下基础——基于庞大、准确的数据库支持,通过AI训练,实现雪豹的个体识别,计算其种群密度和数量。

 

 

调查团队给出的初步解决方案示意图。

祁连山,有着远离尘嚣的宁静和神秘,滋养了生活其间的无数生灵。随团的摄影师,记录下了此次雪豹调查之旅的全部过程,也记录下了其独一无二的美景。

近期,我们将在腾讯新闻、腾讯公益、中国人的一天公众号、萤火计划公众号推出纪录片《祁连山寻豹》,更多故事、更多风景,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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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16
摄影 | 郭思宇 
编辑 | 匡匡 统筹 | 周维 佳琪
联合出品 | 腾讯新闻 腾讯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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