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最后一天，丁琳打来电话，诉说自己迄今还在归还当年欠下的信用卡债，又说，“砸了几十万，没挣到钱，还闹成了非法，什么‘助人’、什么‘大爱’，都是鬼扯！回想起来，万分的不值得！”
丁琳是我在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时结识的朋友。听了她的话，我在电话这边沉默了。我何尝没有沉没成本？从2011年第一次迈进W机构，我一样着魔般迷上了“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心灵之旅，并欣欣然地以为找到了一个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团队，一份可以终身从事的、阳光下的事业，直到砸了十多万后离开，才逐渐清醒过来。
1
我在父母眼中一向“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我辗转多个城市，工作经常换，感情常失败。因此，自小就喜欢玄学、学过占卜、略懂“批命”的我，便热衷于寻找一个个“为什么不顺心”的答案。
2011年，年过而立的我再次情场惨败。父母催婚，遇人不淑，双重的压力下，我身心疲惫，纳闷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我想起了朋友介绍的“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W机构来自宝岛台湾，是一个以“特定的心理技术”帮助人们清除烦恼的地方。朋友说这是心理咨询，我自然地也认为是了。
我花了4500元咨询费，飞到上海接受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心理咨询。在咨询师面前，我毫无顾忌地狂哭和痛骂了两天，哭得眼睛红肿还发烫，甚至一度担心自己会哭瞎。事实证明，对我这种压抑型的人，哭是有效的，宣泄之后，我感觉轻松了很多，也记住了这个机构。但上海太远，就此打住。
没想到，次年W机构在我所在的城市开办了工作室。想起第一次咨询的良好效果，我怀着继续了解的兴趣，又去了那里。
这次去了我才知道，他们不仅挂牌搞心理咨询，而且还有教育培训的资质，既有自成体系的“心理技术”（类似于当时正渐渐风靡国内的“心灵成长”一系），还有成套的培训课程（自称源于佛学的某个流派）。除了提供1对1咨询、定期举办沙龙活动，还开班招收学员。
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深究这些都是什么、不是什么，“有用”就行了。
“烦恼、困顿、不幸，都来源于‘心识’的‘创化’。心灵的净化与成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钥匙，想要过得好，必要先清除心灵障碍。”
“事业财富的挫折常常因为与父亲的关系失衡，情感关系的失败往往来源于和母亲的恶劣相处。”
……
参加了几次活动，我听到了不少类似以上这些“概念”。虽然用理性来度量，这些话都毫无逻辑可言，但热衷玄学的我当时却觉得颇有道理——毕竟我妈时常数落我，不务正业、好高骛远……爸妈从小就管制我，“必须如何，不能如何”，尤其是我妈。我想，难怪自己的感情不顺，可算是找到“根源”了。
第一次在活动中分享被催婚的烦恼，林妙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亲爱的，你没有错。”
林妙是工作室的负责人。她的声音温柔而动听，充满了理解和关怀，好像体贴和蔼的姐姐。热烈的掌声适时地响起，那一刻我心里溢满了感动，觉得自己有幸找到了一个温暖有爱的团体，很有归宿感。
接下来，我更加频繁地参加活动，认识了很多人，听到了更多别人的故事。我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外遇、离婚、亲子问题，还是负债、事业瓶颈……原来都会牵扯到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些问题里，经常有一个唠叨而专制的妈妈，咆哮的或者老好人的爸爸。我渐渐接受了一个概念：我和我爸都是被我妈管制的，原生家庭是我一切不痛快的根源。厘清与父母的关系，是破解人生困境的“捷径”。
找到了获得幸福的钥匙，我丢下了恨嫁的烦恼，转而专心地“解剖”自己，“刨根问底”原生家庭。但身为子女，要想彻底搞明白与父母的“恩怨”，堪比系统工程。剖析越多，我的问题就越多。问题越多，我就越依赖工作室。
每逢想不通时，我就去工作室倾诉。倾听的对象有时是林妙，有时是她的咨询顾问。他们总是静静地听完，安慰我几句，再建议我做“1对1”。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掏钱——一次性购买1对1咨询服务不能少于10小时，优惠价400元/小时。
工作室也在大力地推广培训课程，并宣传：学习心理技术，不但能用于自我疗愈，还可以帮助别人。只要报名上课，“1对1”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林妙说，W机构的大陆总部正飞速扩张，缺少咨询师。咨询师与W机构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可以在平台旗下的各个分支工作。机构平台负责销售，咨询师负责提供专业服务。据说，咨询师与机构平台是五五分成——当时，我们这个城市的工作室每个月都有一位咨询师驻留，月收入二三万不是问题。
看着工作室里人来人往，我相信了咨询师的高收入。但是，要成为咨询师，必须学完初级班、中级班，并通过指定的“技术考核”。通过考核后，可以选择自己开业，也可以选择与W机构签约——他们承诺为参加考试的学员提供了一份保底的offer。这样一份零门槛、培训包就业的高薪工作，有钱有趣有自由，比当个社畜有意思多了，我心里生出了一丝艳羡，盘算着多学点东西，多准备一条后路，就报名上了课。
到了2013年底，我合计花了2万6千元学费。课程的内容让我大开眼界：业力、种子、心识创化、时间空间、量子科学、佛学……处处是玄学，有点像科幻，又能自圆其说，似乎是自成一派的“科学”。
外婆常年烧香拜佛，我见怪不怪，懒得深究这些内容是科学还是玄学，而且，即便上了课，我依旧经常去做“1对1”。
2
在一心一意地“自我救赎”中，我于2014年的一次活动里认识了丁琳。
丁琳是全职宝妈，当时丈夫与她在闹离婚。她不想离婚，又没法挽回丈夫，就来到工作室咨询，希图通过改变自己来挽救婚姻。我和丁琳都有个唠叨的妈妈，同病相怜，很快就熟络起来。
还没等我关心丁琳的“追夫计划”执行得如何，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先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行政，负责广告、接待的各项杂活。工作相当繁杂，加班常见，加班费却不见。即便如此，我依旧十分卖力，每年的绩效考评都是优秀。人总是有野心的，日子长了，我很想晋升经理。然而，当新经理走马上任，我的升职梦就破灭了。
无休止的加班、全力以赴的勤奋，却没有得到公司的半点认可，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出局，我焦躁如同困兽。得知我遭遇职场滑铁卢，林妙提议我做“1对1”。然而，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一切安慰都失效了。我鲜少地冷冷质问：“能让我升职吗？”
我没有寻求心理安慰，却坐在家里反复回想工作里的点点滴滴，然后，积压的疑惑，无解的怨恨，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愤怒——老娘不伺候了！我把一纸辞职信搁在了经理的办公桌上。然后，转到销售团队，干起了保险销售，发誓要签大单、赚大钱，扬眉吐气。
愤怒中做出的决定，百分百都是错的。这句老话诠释了我的销售生涯。保险销售节奏快，要求高。业绩月月清零，不断开会，督导，催单……天天打鸡血就算了，最让我反感的是，公司鼓动我们无底线地“开发”亲朋好友，并为了签单夸大收益、淡化风险。
憋着一口气，我咬牙坚持，勉强在持续的滚动淘汰中存活了下来。被工作搅得焦头烂额，我许久没有再去W机构。
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林妙在群里猛发红包，全场欢呼雀跃——他们在庆贺本市新考出来一位咨询师。想起那个温暖有爱的团队，对比眼前唯利是图的工作、心照不宣的谎言，我叹了口气。
晚上，我去参加了新咨询师的晋升见面会。工作室的氛围一如既往的温暖和睦，得知我离职，林妙说：“你可以来我这里当咨询顾问。”咨询顾问就是干杂活，兼职销售，我打心眼里没兴趣。见状，她话锋一转：“你也可以考咨询师。”
“分支机构已经发展到40多个，咨询师真的很缺。国内人多，市场前景广阔。1年多来，我们这里已经有两位学员成功签约，目前还有四五个学员在考。”
听着林妙的话，我不禁想起曾经见过的那些咨询师。他们有闲有钱，可以全国就业，顺便旅游，而且不用说昧心的话，还能帮助别人。心里对比着，我忍不住问：“一般要考多少次？”
“厉害的学员四五期就能考出来。签约后，总部会派驻你到各个分支，你也可以自己申请，比如上海、北京，全国的机构都可以去。”讲解一番，林妙又说，“但现在没有名额了，你想去也要等。”
我吃了一惊：“那么多人？”
“很多人考的。在线报名，先到先得，公平公正，我也不能走后门。”
一听这么多人踊跃参加，我的兴趣更大了。几天后，我见到丁琳，才知道她也正在考咨询师。得知我的新计划，她表示支持，还把考核内容、住宿交通、报名技巧讲了一遍。
“你考试的感觉如何？”
“很好啊。”
“那你，和你老公如何了？”
她顿了一下：“暂时不闹离婚了，先冷着吧。等我考出来，一个月挣三四万，老娘就找个小白脸，懒得睬他！”
丁琳告诉我，一年多来，她百般努力都无效，看似婚姻很难挽回了，她必须要找一个经济来源。她之前只干过不长不短的零散工作，没有职场经验的沉淀，“W机构的咨询师考试没有门槛，不要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而且有钱有闲，还能助人为乐，正是最好的选择”。
听着她的看法，我更加动心。职场的险恶我受够了，既然有机会换跑道，为何不呢？自助、助人、挣钱，一举三得。我就这样从保险队伍里脱落了，毫无不舍，更不遗憾。
3
2016年4月，我来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咨询师考试。
要成为咨询师，必须拿到8个学分。每一期11天，考试10天，休息1天。每个学员有10次考试机会。每次考试结束，老师都会针对性的指导、点评和答疑，算得上是边学习边考试。因此，“考试费”也叫“学费”。
第一期学费1万1，第二期以及之后，学费8千，都不含食宿。住宿由机构安排，可选多人间，也可选单人间，价格不一。吃饭自行解决。算上往返的交通、食宿费用，每一期的开支基本是1万以上。
考试开始前，学员按照考取学分的多少进行分组，一组6人。每期考试分组3次，每个学员都可能遇到3位不同的老师，3组不一样的同学。
考试采用的是现场模拟：一个学员充当咨询“个案”，一个学员做咨询师，当着老师的面展示咨询过程。每人每天做1次咨询师，“个案”由抽签决定。合格标准没有明确量化指标，由老师具体掌握——也就是说，考试通过与否，都是老师说了算。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因此，对于考试的难度，不同的学员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一期考试，“高能学员”可能考得2到3分，也有人1分都拿不到。
即便价格不菲，难易程度无从把握，伴随着W机构在全国的扩张，想成为咨询师的人也是相当多。我参加的这一期考试约莫有80个学员。我作为小白，与5个小白同学分在一组。
第一天，A老师温和地讲解了一遍考试规则，然后声明：“为了让你们更好的适应，前6天学员不换组，只换老师。”接着，抽签决定了上场顺序，开始考试。第一位同学考完，A老师耐心细致地点评一番，还鼓励了几句，毫无半点责难和打压，让我感觉很舒服。
愉快的上午过去后，下午，一朵奇葩出现了。
来自河北的南姐上场扮演“个案”，还没讲两句话，就突然情绪异常激动，把亲爹亲娘从头到脚数落，连带骂老公，最后直接掌掴自己。看到这一幕，扮演咨询师的同学呆若木鸡，我们4个看客也目瞪口呆，A老师静静旁观，一言不发。
下了场，南姐正常了。不等老师点评，她开始哭诉不幸：家里穷，父母只想要男娃，她一出生就被送人，可怜她辍学、破产、离婚……无论她混得多么惨，亲爹娘都漠不关心，只会问她要钱。听着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命运不公，我却打眼心里同情不起来，暗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A老师建议她课后做“1对1”，又提醒她，好好当“个案”，遵照咨询师的指引。但南姐的癫狂根本刹不住，她充当咨询师时，温柔安静，一旦充当“个案”，立即变成泼妇——简直像故意为之。这么一来，我们个个都害怕抽到她当“个案”。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第四天，我们组换成了B老师考核。第六天下午，我就抽到南姐当“个案”。我暗骂倒霉，只能咬牙按照规范流程开始考试。
只引导了几句，南姐故态复萌，又开始了自问自答地数落爹娘、数落弟弟。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理睬，就翻来覆去地讲着同一件事，不哭不闹不发疯，冷静得让我难以理解……看着她的反常，我猜到了，她是故意装冷静，故意祸害我，不是，是祸害我的钱！她这么一作妖，我的这天的1千1就废了！可我还不能骂她！越想越气，我觉得胸口一阵憋闷，是气的。要不是碍着B老师在场，我就操起书砸过去了。
咬牙切齿中，我熬过了45分钟的考试。不出意外，考试失败。
B老师也看出了南姐故意不配合，下了场后严厉地把她批评一顿，然后惋惜地表示，今天我本来有希望“过分”的，却被南姐搅黄了，又提醒我：“抽到这样的‘个案’是一种感召，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
这话说得我的心翻江倒海地疼，却无处反驳。我听得懂她的意思：我遇上南姐是自找的，不“过分”也是自找的，因为，一切都是“心识的创化”（心识是源自佛学的专有名词，指的是一个人的心灵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业力种子，看法想法，观点概念等等）——在W机构的“技术理论”里，“心识创化”是一个“底层逻辑”。
前6天的考试结束了，我得了0分。只剩下4次考试了，我知道，第一期考3分的计划破灭了。我郁闷了整个休息日。
第七天，C老师接管了我。我的考试结束时，C老师问：“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尖利刺耳？你一直都这样讲话的？”
我错愕万分——我的声音刺耳，为什么前面的A老师、B老师都没说？腹诽着，我回答：“我没觉得。”
“你们说呢？”
几个同学一致同意C老师的看法。
C老师把我教育了一顿，说我的声音刺耳，对“个案”毫无耐心，“陪伴度”很差，云云。我沉默地听着，满心不高兴。或许她注意到了我毫不掩饰的窝火，突然问：“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很差？”
我惊悸得很，但脾气上来，生硬地回答：“我现在不和我妈吵架了。以前，偶尔吵。”
“你嘴上不骂，心里在骂。”
我闭上了嘴。我确实很生气，但不能得罪老师。我警告自己，第一天就和C老师闹翻，还怎么考？
捱到上午的考核结束，C老师走了。一个同学走过来低声劝：“你不要和老师顶嘴，她说你错，你就问她，怎么改？”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悯，写着，“你真笨”。我真的傻了，回到宿舍，我把困惑告诉同屋的同学。她思考了一下就说：“人家提醒得对，你想‘过分’，听话照做。”
我花了1万1，不能一无所获。于是，我请同屋的同学帮忙做了个“情绪疏导”——把C老师从头到脚臭骂一顿。吐出这口恶气，我舒服了，提早去了教室，虚心向C老师请教如何改进。果然，C老师对我改观了很多。
我通过了最后两次考试，拿到了2个学分。对小白学员，这个成绩是大众结果，不出奇。然而还没回到市里，林妙就为我发了喜报，群里的小伙伴撒花欢呼如潮。一周后，林妙在工作室举办成功分享会，邀请我发言。
掌声和夸奖，让我有些飘飘然，忘掉了考试时的各种不快，我当咨询师的意愿更强了。
4
W机构的咨询师考试，考察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心性”——要成为合格的咨询师，除了技术的熟练，个人的心理状态必须先达到一定程度的“清明”。至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算过关，由考核老师判断。
所以，想要快速考分，有效的组合策略是：考试和1对1咨询交替循环。考试是为了拿分，“1对1”是为了“觉察”自己，舒缓情绪，释放考试失败而产生的愤怒、沮丧、郁闷以及其它的“心灵障碍”。
这个“考分策略”是公开的秘密，正在考试的丁琳在采用，我也一样。花着不菲的学费、咨询费，谁不认为光明的未来正在冲自己招手？
准备了4个月后，我又参加第二期考核。这一次，我的目标是拿下第3、4、5分。前3天的考核非常顺利，A老师丝毫没有刁难，我轻松地拿到了第3分，让我更加斗志昂扬。
第四天，我换到了另外一组，遇到一个姓何的姐姐。
何姐看上去40岁出头，短发，瘦脸，皮肤晦暗，身上流淌着些许阴森的气息。我下意识地不舒服，但出于礼貌，还是主动寒暄了两句，得知她是“小白”。可她毫无“小白”学员的欢欣和生动，像个闷葫芦般，问三句，嗯一句。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考试的“小白”会提前换组，打心眼里排斥何姐。次日，我刻意等她先进教室，然后换座位到了远离她的另一张桌。下午，她上场扮演咨询师，旁听了一轮考核，我悄然皱眉——她的语言生硬，就连咨询流程也没有背熟，整个人显得心不在焉。毫无疑问地，她没通过。
阴着脸回到座位，何姐突然打断了B老师的点评，问：“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
没等B老师回答，她慢慢地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肺癌患者，晚期。咨询顾问说，学这个能帮我释放压抑，有利于病情。我来学，因为我想活下去。”
她低沉的语调里夹杂着沉重的绝望，听得我心里一紧。何姐诉说着不幸的婚姻，自己的压抑和煎熬，病倒后如何被婆家白眼，不得已搬到医院附近租了个小破屋，又倾诉没有钱继续治疗，只能依靠着微薄的积蓄吃点中药维持，还要老母亲拿出退休金给她买点药……她哭诉许久，B老师才安慰了几句，说：“你的病肯定和情绪压抑有关系，疏导开了，对治病有帮助。”
至于学了对治病有没有用，被轻轻绕过去了。
同学们看何姐的眼神多了怜悯，我也如此。但我没有太关心她的事，连续两天我考试的表现都不好，心情有些烦躁。奇的是，第6次考试，B老师说我通过了，意外之余，我一扫郁闷。
我很快又被换到新的一组，何姐去了别处。第七天午休，我走回宿舍，无意间看见何姐站在走廊上。大热天里，她穿了件T恤，背影单薄消瘦，四肢细弱，骨瘦嶙嶙。迟疑了一下，我走过去打招呼。何姐难得地笑了，因为上午她考过了第1分。恭喜一番后，我犹豫着询问，当地的工作室是否知道她的病情？
“知道的。负责人亲自帮我规划了学习。她说，来参加考核的同学都是‘高能量’的，跟着你们能带动我的能量，只有好处。”
“高能量？”我腹诽着，又问她学费多少。
“1万1……我挣扎很久，还是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她的声音陡然低落，眼中的神采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灰暗。
抿住唇，我压抑着心里涌起的不舒服，空洞地安慰了两句。打起精神，她弱弱地扯扯嘴角，感激同住的人宽容，不嫌弃她每天熬药的苦味。她慢慢地走了回去，推开屋门。浓浓的中药味扑鼻——她住在4人间，一晚40元。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屋里，我皱起了眉。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拍了我一下。得知她与何姐同住，我忍不住打听：“她那个病，考试还要交费？”
她瞪了眼反问：“你以为这是慈善机构？”
我愣住，暗道自己够傻。
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我继续努力地考试。然而，接下来考得很不顺利，第十天，我充当完“个案”，扮演咨询师的男同学就板着脸问：“老师，她哭哭啼啼的，害得我超时了，这让我怎么考试？”
老师一瞪眼，反问：“你知道超时了，还让她拖延？”
“她丝毫不听我的引导，怎么是我的错？”他直白地和老师争辩起来。
我惊讶地看着他嚷嚷着不满，正在敬佩他的胆略，老师突然看我：“你是怎么回事？充当‘个案’要听引导，你怎么不理睬他的指引？”
“我说出自己的烦恼、哭一哭怎么了？都说要真实地扮演‘个案’，咨询师该陪伴‘个案’，他打断我，不是他的错吗？”莫名其妙地被指责，我搬出其他老师的教导反驳。
老师不高兴了，逮住我教训了10多分钟才放过。没想到当“个案”也能招来教训，我气得无语。
无论我怎么生气和不甘心，第二期考核如期结束。我没拿到第5分。郁闷地坐在结业总结会的现场，我回想着考试的经过，低声向身边的一位高班学姐请教。“高班”指的是6分以上的学员。
学姐问了老师的名字，就说：“我没跟过她，不知道她的风格。但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卡点的，前面过分快，后面可能会花很多时间。你才考了4场，第5分没那么容易过的。”
“要考很多场？”
“每个人不一样的，但1分考个十几场不奇怪。”
我抿了抿嘴又问：“我觉得老师的标准有点不一样，你觉得吗？”
“每个老师的侧重点不同，有些人讲究这个，有些人注重那个，但据说标准是不变的。至于标准到底讲究什么，我也不知道。”她的意思就是，看运气。
我的疑问注定无解——咨询师考试，不只考技术，还考察“心性”，“心性”根本不能量化，谁知道标准是什么？正有些走神，我看见一个削瘦的身影登上讲台。何姐！作为唯一一个拿到3分的“小白”，她是本期的“学习楷模”，上台做心得分享。
“今天早上最后一次考试，老师说我考过了第3分，真是太惊讶了。同学们知道吗？第3分我考两次就过了。太幸福了！谢谢老师，我一定努力活下去，下期见！”
掌声雷动。何姐涨红着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鼓着掌，听着其他同学的耳语：“老师慈悲，见她那个样子，想给她一点信心，所以手松了。”我猜也是如此。何姐的考试我旁听过，水平的高低还是判断得出来的。但对一个身处绝境的人，如果一点鼓励就能激起她生存的信心，值得！
散场时，我刻意到会场外找何姐。她喜气洋洋，一扫颓丧低迷，脸色都泛起了红。祝贺几句，我貌似随口地问她：几时学的初级班、中级班，咨询顾问有没有推荐“1对1”？
何姐说，她因为求医无门才去了当地的W工作室寻求安慰，“他们说，我肺上的毛病都是长期压抑的结果，我也觉得自己活得太压抑了。我本来要做‘1对1’，但顾问建议上课，她说，课程里包含赠送的‘1对1’。”
“学起来好贵的。初级班1万1千8，中级班1万8，加上这次的1万1。学费没法子省，只能在食宿上尽量地省。不像你有钱，能住单人间。”何姐难得地开了玩笑，末了问，“下期你还来吗？”
“你来？”
“刚才顾问打电话来，鼓励我再接再厉，我也想尽快考过，把病治好。”她脸上荡起希望，好似抓住了灵丹妙药。
5
返程的车上，何姐希冀的神情一直在我眼前晃。
“万病皆可心药医”，这个贯穿中医理论的基本概念，每个人都万分地愿意相信，甚至期待它展示为触手可及的事实。但落在现实里，却是99.5%的笑话，心理技术在缓解压力、情绪疏导上有效果，但治好绝症几乎是扯淡。
何姐却看似信了。她甚至满怀期待地准备拿出微薄的养命钱继续交学费考试，天真地以为，只要拿下8分，就能“治病先治心”，不药而愈。
或许我高看了W机构的格局——无论何种理由，鼓动绝症病人拿出养命钱来上课，与“大爱”“助人”的宣传几乎背道而驰。苦笑着，我又一次想起考试的经过：第一期C老师批评我的声音尖利刺耳，第二期如实当“个案”挨了顿骂……考试的标准透着不可捉摸的飘渺感，这个老师不注重，另一个老师耳提面命，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心性考察”吧？但是这种飘渺的标准真是有几分耐人寻味的。
这个想法浮现时，我生出了一丝动摇。
回到市里，林妙依旧为我们几个拿到分的学员举办了“成功分享会”，但我的兴奋感降低了一多半。丁琳还奔忙在考试里，不知道奋斗到第几分了。一时间无人可以探讨，我独自思考了几天，权衡着沉没成本，没舍得放弃。
为了消除心里堆积的不满和看不惯，我又做了1对1咨询。咨询师静静听着我批评老师，发表不满，然后按照专业流程“引导”着，表现得客观而中立。咨询结束后，我看着咨询师整理记录，突然问：“你之前考试时，有没有被骂？”
“有的，但老师指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老师也是看到了你的问题，指出来而已。”她的语气不咸不淡，毫无与我“同仇敌忾”的意思。翻了个白眼，但我没有继续饶舌——咨询师对“个案”讲出的事件要保持中立，不评论，不批判，不给出任何意见和建议，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她的回答很标准。
10月，我第三次参加考核。拿到分组名单时，我特意寻找了一番，没有看到何姐的名字。她或许已经来过，又或许……我没有打听何姐的现状。考了两期，观察着学长学姐们的做派，我感觉到了隐形的规则：不能得罪平台。我如果提出质疑，就等于和W机构对质，那我如何能在这里立足呢？
“钱途”终究是更重要的，我放下了那些质疑，准备一鼓作气啃下第5、6分，继续为了“4期8分”的目标奋斗，迅速签约上岗，省钱省时。
然而，我步步艰难。
在第一组，第一天当完“个案”，我就迎来一顿挖苦。
“自觉自己是公司骨干，现在被辞职了，还继续显摆自己多么能干。一点都不谦逊，丝毫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昔日的工作成绩本是事实，任劳任怨得不到褒奖就算了，怎么还成了傲娇的罪证？想不通，我开口申辩。看了我一眼，A老师继续点评：“直到现在还在为自己脸上贴金，失败就失败，承认不行吗？”
同学们沉默地听着，我发现说多错多，只得闭上嘴。
在这一组的3天里，我看到了很奇怪的标准：我们3个学员做什么错什么，却有个别同学和老师嘻嘻哈哈，和睦欢乐——据说那位同学是总部的常客，做过几百个小时的“1对1”，和老师们很熟。我不知道有没有额外的照顾，却莫名地想起那个飘渺莫测的考核标准。自然地，我的考试没得分。
第四天，我换到另外一组。我以为B老师能和蔼一些，结果，变本加厉。
“你看你，动作粗鲁，‘个案’嚎啕大哭，你就把纸巾丢在她手上？你不能折叠好、温柔地放在她的手心吗？”
“同学在考试，你不认真旁听却转笔，还把笔掉在桌上，哗哗地响。毫无对他人的尊重，傲慢，自以为是！”
在这组的3天里，我没有听到一次好评。不折纸巾叫粗鲁？转笔叫傲慢？引导“个案”的语气要么不够“温和”，要么不够“有力量”。听着批评，我觉得，之前那些老师的教导，在这儿全是错的。
无所适从，我忍不住解释，更多劈头盖脸的责骂砸了过来。我被气得七窍生烟，但看着温顺的同学们，还是灰溜溜地改正错误。即便如此，我依旧不得分。
换到第三组，课堂纪律又宽松了。折叠纸巾没了要求，笔的咔嚓声老师也无所谓。我不再挨骂，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老师不喜欢骂人。
考试第八天，我遇到了丁琳。她正在考第8分。
得知我没过分，还被老师教训，她说：“正常的，那个B老师是个特别细致的人，很多人都被她训过。还有，大多数人考个8期、9期是常见的，或许第5分是你的‘卡点’，耐心点吧。”
看着她很有斗志的脸，我气闷得很。
次日午间，我见到一个相熟的咨询师。得知我第5分考了10几场也没过，她安慰说：“第5分我考了20场，你远着呢。这会儿卡，后面会快些，老师是在磨你的‘心性’。”
又是“心性”——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只好点头。
考试结束前一晚，我溜达到隔壁屋子闲坐。一个叫兰姐的老学员正在给一个“小白”学员讲自己的考分过程。她刚考完第7分，已经考了8期。那个“小白”啧啧感叹：“兰姐你真有钱，连续考，不工作，又要花钱吃住，还有车费，怕是花了10万不止吧？”
“我是辞了职铁了心来考的。以前的工作没发展，还是当咨询师好。起初是拿自己的积蓄，又问朋友借了几万。其实何止花了10万，加上之前的课程，还有‘1对1’，至少花了20万。”
“你借钱来考？”眉毛一跳，我忍不住插话问。
兰姐点头，分析说，考出来当了咨询师，一个月能赚两三万，一年就回本，“还差1分了，再考1期肯定能过”。听着她满怀信心地规划未来，我暗自皱起了眉头。这一次，我依旧住100元一晚的单间，兰姐住40元一晚的6人间（涨价了）。
一天后，考试结束了，我一分都没拿到。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上了返程的车。3期考试，学费加上食宿车费，3万多，考了4分。掂量着，我又一次想起何姐、借钱考试的兰姐，还在奋斗的丁琳……
混了3期，我知道了更多的事实：4期拿8分的学员，屈指可数。即便非常厉害的“高能学员”，想拿8分，也得考5、6期。一般的学员考8、9期，考10期以上的，也不稀奇。加上初级班、中级班的3万学费，等闲花个十几万都是少的。从初级班到签约，不少学员的花费在20万上下，甚至更多。
突然间，我觉得，花20万谋一份工作，成本高得离谱！
再回看一起考试的学员，辞职考试、借钱考试的比比皆是。那时还没有借呗花呗，信用卡分期、套现在学员圈子里盛行，我也在其中。细算一下，从踏进W机构，初级班、中级班、“1对1”、考试、“1对1”、再考试……循环下来，我已经投入12万有余。这笔钱，足够让我支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然后坐等增值了！
此刻，我辞了职，没了收入，一切开销都依靠以前的积蓄。继续下去，还要考几期呢？3期，5期？可钱在哪儿？考分的热情被现实浇灭了。但我纠结着高昂的沉没成本，在放弃和继续中左右摇摆。
6
年底，丁琳回来了，第8分还在考。见面后，我问她对考试的看法。
“老师不让过分，有他的理由，不能完全说他在故意打压你。但有时候，我也觉得评分标准无从把握，很难讲什么对什么错。”她摇头，“可我都考到这个份上了……”
她岔开了话题。毕竟，从上初级班到现在，1年多里，丁琳投入了20多万。沉没成本太高，除了咬牙冲过去签约上岗，她还能如何？在这个时候，或许不该想那么多，免得影响了发挥，耽误“过分”。
我理解她的选择，也明白了W机构画的“考过就能签约”这张大饼是如何成为了学员们“飞蛾扑火”的动力。
过完2017年元旦，丁琳拿到了第8分，共考了9期。她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被告知咨询师上岗培训涨价了——30天，2万6。她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钱去培训，有些烦闷，跟我说：“你知道吗？在过去，咨询师上岗培训才7天，费用就2千。”
我瞪目结舌，更隐隐地觉得古怪，想不清楚，便把考分的那些事告诉爸爸。爸爸思考许久，说：“女儿，你没觉得那个机构在赚你们学员的钱吗？你数数你花了多少钱，你朋友又花了多少钱？你想学点东西我不反对，但是……反反复复考这么多次，花这么长的时间，不是挣你们的钱，挣谁的？你见过一份工作要先投入十几万，再上岗？”
我找不出话来反驳。
内心里，我觉得爸爸的看法是对的，却有点儿不愿意接受残酷的真实：推课，招收学员，鼓励考分，这些策略都是为了“销售”，那么……这个机构和我曾经的东家们其实没什么区别。如此，我不是很傻吗？
承认自己愚蠢是很难的，我依旧在迟疑和取舍。
这年春天，爸爸突然病重住院。
那天下午，病房里，妈妈从滚烫的水里捞出毛巾，小心地给爸爸敷上，温声细语地安慰他：“安心养病，会好的……”
我靠着门框，看着妈妈温柔的剪影，想起了很多往事：每次爸爸生病，妈妈照顾他的身影；每次妈妈晚归，爸爸拿着钥匙早早下楼开门等候的背影；妈妈的唠叨，爸爸经常笑着听，笑着答应——或许，妈妈的唠叨，在爸爸眼里从不是什么管制，而是他们的相处方式，也是他们爱彼此的方式。而我，从考大学，选专业，到工作，跳槽，辞职，恋爱，分手，无论如何折腾，爸妈从来没有干预过、阻挠过，只是偶尔地提醒一声，念叨一句……我却看不见他们给予的尊重和支持，只看见他们的“管制”和“唠叨”。
那一个瞬间，我的眼睛突然很痛。
或许，是我从来没有理解过爸妈，却要求他们成为我的理想爸妈。可笑的是，我也从来做不成爸妈的理想女儿。我年过而立，却一直把人生的失败怪罪于原生家庭，不过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敢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我突然明白过来，多年来，我纠结的亲子“恩怨”，不过是觉得爸妈没有如我所要的爱我、尊重我而已。然而，那份爱一直都在的，它温柔而静默，守护着，给予着，等待着我，去看见。
我转身走出了病房。走廊的窗前，风吹干了涌上来的眼泪，晚霞的光落在我的脸上，轻柔地融化了横亘在我心里偏执和狭隘的坚冰，击碎了“原生家庭的魔咒”。感受着心中突然翻涌的感动，我又轻轻地笑了。
我知道，我不再需要W机构了，更不需要那个投入几十万才能得到的“事业”了。
我接受了那些沉没的成本，整合了在广告、营销、文案上沉淀的工作经验，转型到运营和文娱领域，踏上了新的赛道。而丁琳考了8分，她必须上岗，再贵也要交钱。
拖延到8月，丁琳跟W机构签约了，为了照顾孩子，选择在本市的工作室“驻点”。
W机构发展分支类似加盟制，总部提供专利授权、运营指导、派驻咨询师在当地工作，称为“驻点”。而资金、营销和销售，由分支机构自行承担。听说，总分机构按照分成制结算收益，具体细节，只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才知道。
丁琳的驻点很不顺利，一个月里签了两个“个案”，收入不到8千。
因为本市已经考出来8个咨询师，大家都想在本地驻点，但工作室没有这么多“个案”。而且，林妙更愿意请外地咨询师驻点，用新颖和好奇吸引学员，给予本地咨询师的支持很少。由于工作室负责对外销售，得不到支持的话，咨询师自己很难签到“个案”，没有“个案”，就没收入。
听着这些事，我止不住地摇头，力劝丁琳外出“驻点”，全力挣钱。可丁琳对外出“驻点”热情缺缺——孩子需要照顾和辅导，她不可能把这些责任全部丢给父母，她之前坚守这份“事业”的动力，正是时间自由、高收入，不离开家。
这年秋天，丁琳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水疗愈”的培训。这是W机构新推出的“单项服务”，必须有学习证明才能参与项目推广、赚到咨询费。简言之，要赚钱，就要上课，上课就要交钱。
我断然拒绝，然后问她：“你不去外地‘驻点’挣回学费，还要花钱学习？”
“他们都去学，都拿了证，只有我没有，接‘个案’的时候就竞争不过人家。”
丁琳的学习又开始了：“水疗师”、“财富师”、“亲子师”，以及“咨询师”的进修课程，忙得不亦乐乎。财富疗愈、亲子疗愈也都是“单项服务”，培训方式是交费、上课、拿证。进修课程是针对已经上岗的“咨询师”们开办的，美其名曰“为了提高大家的专业水平”。每一个课程都要交费，学费少的两三千，多的七八千，有些上万，最贵的3万多。对于为什么上课，丁琳还是那个理由：“所有咨询师都有这些证，我没有，签‘个案’的时候竞争不过他们。”
见她不断“学习”，“驻点”却一拖再拖，我忍无可忍，干脆把我爸爸的看法抖落出来，然后说：“不要再考了，你该去‘驻点’，去挣钱。你天天和我说债务山大，挣钱才能解决债务，学习能让钱从天上掉下来、砸在你面前？你现在要建立自己的口碑，吸引更多的‘个案’粉你，而不是去考试！”
听着我的声讨，她的脸冷得很。朋友之间是需要界线的，我不再多说。这时，W机构的工作室已经遍布全国快60个城市，显得繁荣而鼎盛——这也意味着考出来的咨询师越来越多。但工作室实际上却无法提供足够的“个案”，大多数咨询师就只能坐冷板凳，即便签约，也没有收入。吊诡的是，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W机构的课程依旧推广，考分继续鼓励，加上不断推出的“单元课”、针对咨询师的进修班，很多咨询师没挣到多少钱，却掏了更多的学费。
在这种培养机制下，除非市场的发展超乎想象，“个案”几何级增长，否则只有少部分早期上岗的咨询师能实现高薪，而大多数咨询师，尤其是后来者，都很难挣回学费，甚至会陷入无事可干的窘境。W机构却能通过一次又一次培训、一轮又一轮考试，反反复复的“技术锤炼”，赚了一波又一波的钱。
从这些角度去看，签约咨询师，一份有闲有钱的工作，一个阳光助人的事业，更像是美好的画饼，华丽的“骗局”！
然而，平台的飞速扩张，让丁琳信心满满，她丝毫不担心没得干。既然迟早能挣回钱，就不急着“驻点”。但是伴随着考出来的咨询师越来越多，竞争压力也在加大，为了“镀金”，她继续在学习培训里努力地拿证，不间断地往外掏钱，1年多里，又花掉7、8万。
期待着光明未来的丁琳，没想到梦碎就在一瞬间。
7
2018年12月上旬，大约早上10点多，我走出银行，丁琳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边，她嘶哑着嗓子说：“警察突然来，全部人都被抓了，幸好我准备下午才去。”
我懵了，下意识地问：“抓什么？”
“工作室被封了。”
“啊！为什么？”
“不知道，我现在特别慌！万一……我会不会被抓进去？”
在寒风里吹了几分钟，我才回过神。此刻丝毫不知道内情，我只好安慰她：“咱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坑蒙拐卖，不会有事的。你别去工作室了，也不要给他们打电话。”
两年来，我早已远离了工作室，此事与我无关。而丁琳从咨询师群里得知，不仅仅是本地的工作室被封，那是一次统一的行动，同一天上午，同一个时间，总部连同各地工作室全部被查封，负责人被请进公安局，在场的人全部被问话、做笔录。仅仅1个小时，这个看似庞大的W机构，轰然倒塌。
不久，各地工作室相继解封，咨询师们没有被牵连，却全部失业——因为W机构所谓的“心理技术”在国内被列为非法。树倒猢狲散，所有人都各寻出路，本地工作室飞快地挂出了另一个心理服务项目，具体如何，我没有关心。
丁琳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又投奔了某一个神奇的“疗愈技术”，交钱学习，加盟推广。再然后，她离了婚，开始学习下一个“心理技术”……
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干点别的？
她摇头：“其它的我都不会，除了‘心理学’这行，还能做什么别的？”
为了“考分”、“镀金”、“精进”，丁琳在W机构累计投入了几十万，若非家境殷实，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在她看来，她在“心理圈”混了七八年，交了那么多学费，不干这行，既不知道能干什么，也不甘心。
此后两年，丁琳进出着不同的流派，重复着“交钱上课、加盟推广、放弃退出、寻找下一个”的循环。经常地，她向我推荐某个奇效的心理技术，无一例外在宣传：学这个，这样做，就能轻而易举的财务自由，幸福美满……云云。
听着她的介绍，我有时就想：我们都是那样地笃信，一定有一个容易的办法能实现富有，获得幸福，解脱一切烦恼和困境。但我们自己找不到。某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老师，他告诉我们一条通往幸福的捷径，我们欣喜若狂，然后，交钱上课，听话照做。当依赖成为惯性，我们变得盲目而不自知。即便失败了，我们还是在继续寻找一个老师，乞求一个幸福秘方，周而复始。
尤其是心理咨询方兴未艾，与恣意发展的各个“心灵成长”流派混杂在一起，真伪难辨。前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学员们，不少是困于事业与感情的卡壳，一旦没有定性，很容易就迷失在各种精心编织的“美梦”中。
丁琳是这样。很多学员是这样。曾经，我也是这样。
（本文人物、机构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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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最后一家老澡堂停业了
在武汉的街巷闲逛，常常逛出“奇遇记”。前段时间，我闲逛进主城内的一个里分（武汉一种民居建筑形式，类似里弄或胡同），偶遇老住户小汪。小汪正对着一扇新加的铁门拍视频，铁门后是一张用胶水贴着的A4纸，红色的笔迹写着：“断子绝孙的坏人，才做得出断路之事”。
这里刚刚经历完全面腾退，“开心告别旧危房，满意住进新楼房”“征收政策不会变，早签早搬新家园”的红色横幅悬在长满青苔的墙上，住户门前还留有“已交”“已测”的红色字迹，看上去张牙舞爪。周围冷冷清清的，大多数居民和店铺已撤走，走进废楼，会有黄鼠狼大喇喇地蹿出，停在人类跟前。
铁门下方，两根栏杆被愤怒的路人锯断，小汪一看就明白：“以前这是个主要通道，这样一拦，想出入就只能从旁边绕一大圈，还没搬的肯定心里烦。”
他按下拍摄键，这段视频成了他“小型记录”的一部分。这天，我跟随他的镜头又见到了好几位暂留的居民，听他们讲述社区的往事，有好些瞬间，我感觉自己也曾在这里住过一样。
里分的主要通道被新加的铁门拦住，导致行人出入不便。（周玥\摄）
1
“新乐园浴池”的老板李凡华没想到，自己在50多岁时失业了。
这天吃过早饭，李凡华走到街心公园，澡客小汪约了他在这见面。离约定时间还早，李凡华找了张长凳坐下，掏出手机，习惯性地点开“最近已接通话”一栏翻看，1月和2月的来电数量是从前的好几倍，在刚刚过去的冬天，他每天都会接到老街坊们的电话——“澡堂真的再不开放了？”
李凡华一遍一遍地回复：“是的，关了，再不开了，您看能不能自己勉强在家洗？”
小巷里的横幅：“一碗水端平，一把尺量准”。（周玥\摄）
李凡华是武汉本地人，个儿不高，人也瘦，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说起往事时，他语气轻柔，看起来云淡风轻的。
“新乐园浴池”有些年头了——早在清代初期，武汉就有公共浴池的雏形“浴缸店”，浴缸形似椭圆水缸，仅容得下1到3人。汉口开埠后，城中有了称作“池堂”的澡堂，一次可容纳10余人。李凡华听父亲讲，1956年10月，“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首都开幕期间，来武汉的人流激增，旅社供不应求，很多澡堂临时接到通知，要把休息区的躺床用来接待宿客。
“新乐园浴池”开业的具体时间，没谁记得清。据说是李凡华的祖父瞅准了时机，从上家手里接过的经营权。浴池位于武汉内环、靠近长江的里分内，顾客大多是附近的居民，跑船的，卖猪的，当服务员的，还有裁缝、皮匠、理发师，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当时里分有句流行话，“有文靠文，无文卖力”，能靠文的人总归是少数，多半还是卖力的，偶尔出过的几位大学生，也就成了整个里分的光彩。
千禧年以前，浴池一直是祖父和父亲在打理。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凡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算命师傅预言他将来的事业和“水”相关，会顺风顺水，李凡华不信：“命这种事，还不就是走一步是一步。”
后来预言成了真，2000年，家里让李凡华接管生意。他有些犹豫——客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怕自己伺候不来。刚接手浴池时，他就像个边缘生意人，每天规规矩矩做清洁、收费，和顾客打交道并不热络。作为老板，他倒是一点事也没少做，每天5点多准时起床，和员工一同烧水、打扫、消毒浴池和毛巾。忙活完准备工作，天也大亮了，早上8点钟，陆续有“晨泡”习惯的老年人来到澡堂。
老澡客们好聊天，能从早侃到中午。侃高兴了，就穿上衣服，到隔壁小吃店买回来下酒菜，在休息区喝点酒，睡个午觉，下午接着泡。喝完酒泡澡有风险，但李凡华不忍破坏大伙儿的兴致，他对搓澡师傅千叮万嘱，要时刻眼观六路，留心可能发生的情况。
意外发生在一个老澡客们酒后泡澡的下午。汪大爷泡着泡着，头一歪就滑进了池子。几个搓澡师傅立刻把人拉了上来，又把窗户全部打开，用李凡华教的办法掐人中，好一会儿，老头才缓过来。醒来后，大爷的第一反应是让大家保密，说这事可千万不能让他家里人知道。
各种各样的事情处理多了，李凡华的话头也逐渐打开。他在脑海里搭建起一个资料库，里边分门别类储存着澡客的信息，针对不同的人，他能立刻找出与之相关的话题，邻里家常，社会新闻，都能侃上几句。
2017年春节“新乐园浴池”各项服务价格。（周玥\摄）
接手澡堂近20年，李凡华几乎没动过大规模翻新的念头，只有过几次小型整修。除了资金问题，也考虑到如果改变了原有的味道，老澡客会不适应。如今，澡票从他接手时的3元涨到了20元，一台近10万元的环保锅炉，寿命只有3年，算上水电、燃料、人工、物料和房屋折旧费，基本挣不了几个钱。
随着城市大规模拆建，近年武汉的老澡堂一个接一个消失。作为武汉最后一家老字号澡堂的“新乐园浴池”，也无可避免受到环保新规和拆迁政策的影响。几年前，里分外街的主干道开始整体改造，李凡华听说了传言，新闻里反复强调的“重点片区改造工程”，似乎绕不开这里。后来传言成为现实，“新乐园浴池”被勒令停业，用不了多久，这片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就会变成一片新的公共空间。
暂留的居民趁着阳光晒晒冬天的衣服。（周玥\摄）
不说话的时候，李凡华总像在思考什么。他想起那批老澡客，他们光顾“新乐园浴池”少则十余年，多则三四十年，早泡出感情了。得知浴池要停业，电话那头是短暂的沉默。无话的片刻，李凡华感觉到了他们的沮丧。
2
小汪是“新乐园浴池”年龄最小的常驻澡客。
从上小学起，他就被爷爷奶奶领着来洗澡。奶奶先洗好，便请老板去男澡堂催促爷爷回家。爷爷光顾着和澡友们扯闲，忘了时间，被奶奶责备“只晓得玩”、“洗澡10分钟，聊天一下午”。被嗔怪的爷爷笑着回嘴：“来洗澡就是为了聊天，哪像你们女的就真的只洗澡，瞎用水，把老板都洗亏了！”
在小汪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洗澡的人很多，队伍也长，有时白天来，洗完天都黑了。排队时经受了寒风，进了澡堂后，反而显得格外温暖。
商铺招牌还在，但都拉下卷帘门不再营业。（周玥\摄）
李凡华接手澡堂那年正逢小汪高考。听说小汪要考武汉大学，有澡客开玩笑：“你好好考，考上了让老板在外头挂个横幅，说从这里洗出了名牌大学生。”小汪吃吃地笑。他后来并没有考上武汉大学，千禧年后不久，他随家人搬离了里分，但这并不妨碍他和爷爷每年冬天回来泡澡。
李凡华和老澡客们几乎是看着小汪长大的。如今小汪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他们还不到10岁，觉得洗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家打开淋浴开关，随时都有恒温热水。父亲口中的一家人带着换洗衣物、耗费数小时在公共澡堂洗澡的经历，孩子们从未有过体验，因此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值得怀念之处。
去年的疫情让世界天翻地覆，小汪的爷爷感染了新冠肺炎离世，奶奶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小汪所在的IT行业也受到疫情的冲击，大幅裁员，一批40岁左右的员工被公司“干掉”了，某天，39岁的同事老张刷卡进入办公室，语音不停提示“出现错误请再试”，去人事处询问，才知道自己被裁员了。小汪感到惶恐，他觉得自己可能哪天也会刷不开门卡。
迈入40岁，压力扑面而至，而对付压力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最近，小汪打算学点新技能，他计划自己拍点短片，就从熟悉的人和事开始，于是想到了李凡华。电话里，李凡华回应说：“聊可以，但拍不了，我都已经‘下岗’蛮久了。”小汪以为是客套话，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李凡华真的“下岗”了。
“新乐园浴池”的休息区变成了临时仓库，堆满锅碗瓢盆，还没来得及清理的躺椅和置物柜散发着潮湿的气味。李凡华一言不发地领着我和小汪在废弃的澡堂里走了一圈，阳光透过蓝色玻璃洒进来，我们仿佛站在一条海洋隧道里。
没几分钟，李凡华就提议要走：“这里这么黑，你们也拍不了什么。”大概是心情复杂，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新乐园浴池”如今已经闲置，地面和池内落满灰尘。（周玥\摄）
3
走出老澡堂，我们在待拆区转了转。副食店门前，一个中年人正坐在路边晒太阳。他认出了李凡华，大声地打招呼：“澡堂老板，你今天过来了！”
这人叫胡师傅。因为拆迁补偿款的争议问题，里分还有近百户未搬离，胡师傅是其中一家。他说今年是他的本命年，过年前，特意染了一头红发，买了一顶红帽子，一件胸前印有“恭喜发财”字样的红色卫衣，搭配红袜子和红色运动鞋，我还留意到他手腕上套了根红绳。他感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仪式感，现在要补。但私底下，我们都说他那是想冲冲晦气。
胡师傅在里分生活了20多年。在此之前，他在北方当过搓澡工，后来受到亲戚带动，千禧年前后和妻子到武汉做鞋子生意。
刚来武汉的胡师傅赶上了好时候的尾巴。90年代初期，里分连同旁边的小巷孕育出轰动中国的鞋市，来自湖南、山西、安徽等省份的客商提着成捆的现金，慕名而至，一袋袋一箱箱的鞋子由此走向全国各地。批发之余，这里也做零售生意，不仅引来附近的居民光顾，就连长江对岸也有不少人坐轮渡来买鞋。
2000年是胡师傅印象中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就连出租屋的床上都堆满了货，新鞋刺鼻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夫妻俩不在乎，有时索性扒开货堆，席地而睡。
“那个时候生意真的是好，人挤人，不夸张地说，就这条巷子200米不到，没半个小时根本别想走过去。”胡师傅回忆，“路两边全部是露天摊位，巷子变得只有1米宽，我们都直接把鞋子摆在店门口，让客人选。”
鞋市竞争激烈，最初的赢家胜在款式和速度上。有年，鞋市出了件人尽皆知的大事：温州老板看上了一个新款，立刻打版做了改良，然后以最快速度发回了温州定点厂家，不到一周，改良鞋款上市，一季度卖了6万双，净赚60万元。胡师傅和妻子没挣到过这种“大钱”，但5平米的店面除去开销，一年赚十几万不成问题。
鞋市旧址（周玥\摄）
做生意之余，胡师傅偶尔到“新乐园浴池”洗澡。冷天在池里一泡，“蒸气一蒸，大汗一出”，平日里紧张的神经马上能松驰下来。关节炎、腰椎病之类的病痛，泡一泡可以得到缓解，感冒这种小病更是好得快。前阵子李凡华手上长了一个“休子”，搁以往，这点小问题只消澡堂师傅花上几分钟，就能不见血地处理好，他们就像“民间皮肤医生”，扁平疣、鸡眼、甲沟炎、灰指甲，什么都能治，李凡华还听说有手艺精湛、心思活泛的师傅，凭着“修手修脚”移了民。如今浴池停了业，“休子”只能到医院做激光消除。
胡师傅去过几个新型洗浴场所，觉得“蛮多都是昧着良心赚钱，马马虎虎搓两下就跟客人讲搓好了”，相比之下，以前“新乐园浴池”的搓背师傅认真又讲人情味，6名常驻搓澡师傅都已年过半百，年纪最大的有70好几了，在浴池里从早干到晚，平时只能轮流出去透个气儿。但师傅们都大不计较，有人会在淡季请假回老家，等到11月泡澡旺季再回来。冬天浴池里暖和，不用受凉，能落个烟酒钱就行了，这门手艺做了几十年，轻易割舍不下。
胡师傅常常给搓澡师傅讲自己当搓澡工的经历，每次讲的都不重样，澡堂里笑声不断。他感叹还是搓背快活，和李凡华打趣说：“以后不做鞋子生意了，我就来给你打工！”
2014年前后，胡师傅的皮鞋生意受到互联网的冲击，销量直线下滑， “每个月就算做得好，也只能有两三千的收入”。思来想去，他决定重拾搓澡手艺，去了一家老字号澡堂当兼职搓澡工，不去“新乐园浴池”，是因为人都太熟了，不好做事。
胡师傅当兼职的澡堂子还在使用竹制号牌，号牌只有打火机大小，客人凭牌就能存取衣物。为了图个吉利，有人管它叫“欢喜”（筹码的“筹”和忧愁的“愁”同音，于是取了反义词“欢喜”）。后来老澡堂结业，胡师傅擅自留下了一个“欢喜”，打磨成装饰物，别在钥匙上。
胡师傅工作过的老澡堂，前些年因拆迁政策关闭。（周玥\摄）
4
天气晴好的日子，胡师傅每天都到副食店报到，买包烟，坐着晒太阳。副食店的老板有点驼背，可能是这个原因，大家都管他“小龙虾”。
小龙虾有个儿子，在武汉念书。为了互相有个照应，7年前，夫妻俩也从外地来了武汉。白天，小龙虾守着副食店，晚上和妻子轮流在夜市摆摊，卖寿司和奶茶，定价都不超过8块，因此生意不错。小龙虾由此得出结论：“穷人绝对比你们想象的多，8块钱喝杯水，对有的人来说不便宜的。”
凭着这个不起眼的小摊，夫妻俩供出了大儿子的本科4年，眼下小儿子还在武汉念书，“读多久书，我们就供多久，等他找到工作，可能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
副食店里，小汪将手机镜头对准了忙活的小龙虾。胡师傅乜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用烟酒过量的大嗓门说：“前几年你们来拍还有点东西，现在，能搬的都搬了，不走的也都只能讲讲以前的事。有些关键东西又不能讲，讲了等于白讲。”
离副食店不远处，我看到一座红瓷砖房。门前散落着一堆瓦砾，拆得只剩架子了。
我问小汪那是住家还是商铺，他立刻翻出朋友圈一张照片，说那是他在“洪山楚剧团”的演出场地拍的。原来，眼前拆了一半的红瓷砖房屋，就是“洪山楚剧团”的原址。
洪山楚剧团旧址正在拆除。（周玥\摄）
洪山楚剧团的团长姓吴，也是“新乐园浴池”的老澡客。
泡澡时来了兴致，老人们会一起唱戏，楚剧、京剧、越剧，唱什么的都有。澡堂自带混响效果，唱戏特别好听，大家唱起来也就更起劲。许多澡友就是这么发展成了“票友”，继而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小汪的爷爷和吴团长就是这么相熟的。
年近80岁的吴团长一直负责着剧场的运转。从小汪的照片看来，洪山楚剧团不是灯火辉煌的大剧场，仅有的几平米舞台也称不上气派，在非演出时段，幕布落下，就是一家普通的棋牌茶室。难得的是，“洪山楚剧团”作为楚剧界“既专业又平民化”的聚集点，一直到腾退前，仍有不少有名望的老艺人来此演出，许多楚剧草根艺人据说也是他们的徒子徒孙。
洪山楚剧团历经两次搬迁。上世纪90年代，“拆旧建新”工程开工，剧团演出了近20年的老舞台面临拆迁。1994年10月23日是剧场最后一场演出，那天，红色大幕落下，观众久久不散，演员也颇为不舍，不愿动身去后台卸妆。第二天，吴团长开始四处奔走，寻觅新的演出场地，最终选中里分的一条小巷，原来的文化站驻址。
新场地离原址不远，演出也保留了传统特色，允许观众们边看戏边喝茶。长年光顾老舞台的戏迷重新聚到这里，其中就有小汪的爷爷。前些年，小汪陪爷爷来看过一次楚剧演出。开场前，演员们挤在简陋的化妆更衣室里，就着昏暗的橘黄灯光上底油、拍底色、拍粉底妆、提眉、打眼圈、打口红。台下的观众越来越多，上百张椅子无一虚席，不少人靠到门边、窗边，层层叠叠地观望。
舞台上放着几只塑料筐，筐上写着演员的姓名。观众可以往里丢钱，打赏喜欢的演员，民间称之为“打彩”。小汪查过资料，“打彩”是楚剧演出的习俗，观众可怜剧中人的悲惨遭遇，或者被演员的精湛演技打动，自发往台上丢钱，投食物——类似更早以前看戏时的“打赏”，观众在大剧场看演出，高兴了，便将金戒指、金耳环往台上扔——这一传统遗留至今。
小汪去的那天，彩钱的数额都是一两百元起跳，哪个演员得了多少彩钱，由负责人专门记录，演出后分成。其中一部分收入归后勤人员开销，另一部分归演员。取钱和分钱的过程公开透明，都是当着观众的面进行的。
2014年的小年下午，洪山楚剧团在小巷内的一次演出。（周玥\摄）
由于拆迁腾退，洪山楚剧团再次失去基地。2019年秋天，演出场地改在了不远处的社区。小汪的爷爷前去捧场，小汪说，那是爷爷看的最后一次演出。
武汉疫情解封后，小汪按照爷爷生前的习惯看望了吴团长。提及过往热闹的光景，吴团长只是叹气，400名演员如今只剩下60人，他把离世演员的名单登记在白纸上，不知不觉，纸面越用越大。
去世演员的名字被登记在一张白纸上。（周玥\摄）
5
澡堂并非某天“咔嚓”一声突然关掉的，李凡华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的大起大落。在最后的营业阶段，他已经没想着赚钱了，“本来平时也就是微利，让老澡客多洗一天是一天”。
遇到身体不好的老人来泡澡，他索性“封锁”澡堂，告诉年轻的澡客：“有老人在里面泡澡，我们怕他们氧气不足，就把窗户都打开了，会蛮冷，看你们能不能接受，不能我就先不卖票，你们可以缓几个小时再过来。”对方立刻会意，坐在门口的老式沙发上，自顾自地打牌消磨时间。那个画面很平常，可李凡华至今忘不了。
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70多岁了，又回到了澡堂。用手掀开厚重的门帘，眼前雾气弥漫，澡堂里会有一股香皂混合热水的特殊香气，可他在梦里使劲闻，什么也闻不到。
接待了老澡客大半辈子，李凡华时常会想到老去的问题。“老了该如何生活？”他想找出答案，于是问胡师傅。胡师傅说，世界变化这么快，就算现在你先看到了答案，那个答案到时候恐怕也是错的。
李凡华很赞同。他感到“下岗”后的日子过得比从前快。明明不忙了，怎么时间还像变少了？空闲下来，他玩起了抖音，想到什么就拍什么。
这天傍晚在副食店前，小汪给了李凡华一些基础的拍摄指导。胡师傅在一旁笑了：“前几年澡堂还在的时候拍，说不定那里也拍成了网红店，那澡堂老板现在就是网红。”要是鞋店还在，也会直播卖鞋吗？胡师傅毫不犹豫：“那肯定的，把这里直播成网红一条街！”
太阳西落，气温随之下降。胡师傅压了压红帽子，大喊一声“收工”，以此宣布他一天的结束。放眼周围，里分只有零星灯光，更多的房屋包裹在一片漆黑中。
小汪问胡师傅和李凡华接下来的计划。胡师傅叹了口气，说自己打算在老巷子里坐到最后一刻。李凡华计划几天后自驾去游山玩水，顺便拍拍抖音，把停业拆迁的糟心事暂时抛诸脑后。
借着这天仅剩的日光，我们向里分外走去，嘴里言不由衷地说着“再联系”，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也许真的等到“再联系”时，这里已是一片崭新天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名称、地名、店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