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35)

把父母送去养老院

 林奇 真实故事计划 2020-07-15
 

 

 

 
1
 

吃完早饭,外婆在屋里找了张小板凳,摆在院中间坐下。她垂着脑袋抠着手,旁边摆着一只行李箱和一只提包,里面是她所有的行李。

外婆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此时围在外婆身旁,向外婆保证会经常去看她、催促她尽快上路。外婆沉默着,任他们说。

子女们的耐心即将耗尽时,外婆扶着她的拉杆行李箱慢慢从凳子上起身。小舅舅上去扶她,她一手甩开,小舅舅登时不知所措,回过头用眼神向兄姐求助。大家则用眼神示意小舅:“随她去。”见外婆走向门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跟了上去。

大家走过院外一片小菜地,那是几年前外婆独自开的荒,她种上蔬菜,早晚各浇水一次。现在菜叶子都已枯黄,自从得知孩子们要送自己去养老院,外婆就再没心思打理过,因无人照料,这块地重新荒芜了。

我们每家开一辆车,把外婆送到了养老院,一路上送行者兴高采烈,看上去像送新娘的婚车队。

我们一家人走进养老院的大院子时,许多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有几个老人转过头,不解地看我们。

养老院在一个居民区里,大门前一处贴瓷砖的景观墙上刻着:“老人之家”。

老人之家的前身是幼儿园。院子里,过去孩子们玩的滑梯、秋千和跷跷板全都撬掉了,安上了花花绿绿的漫步机、扭腰机,还有坐蹬器。老人们房间里,墙面还留着幼儿园的贴画,没有重新整修。负责人美名其曰:“想让老人感觉自己像孩子。”但我觉得,他们只是为了省一大笔装潢费。

“人少怕孤单,人多怕吵闹。”外婆选择住进三人间,用自己的退休金,缴了一年6万元的费用。

负责人领我们到房间,护工已经在铺床。房间里没有客厅,摆着三张床,各配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床头呼叫铃,对面的墙上,装了一台电视机。

大人们说得没错,这里是一个专门照顾人的机构——而不是家。每个房间的入户门顶端,都装了喇叭。每天下午放两小时音乐,帮老人舒缓心情。进食的时间也是固定的,早上六点半开早点,十点半放午饭,晚上五点半开始提供晚饭。

最后,负责人得意地介绍,这里到处都是监控:“安全系数非常高,老人们出门都不关门。”

“多好啊!是不是?”大家问外婆:“你住这里安全,我们也安心。做子女的就得为老人考虑。你好了,我们才好。”

负责人听了,连夸我们一家人:“这么多人来送老人,孝心啊!”

帮外婆摆放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大家跟外婆寒暄几句,准备离开。外婆坐在养老院收拾如新的床上,像小孩子一样,拜托大家:一定要经常来养老院看看。

 

2
 

 

2019年秋天一个下午,我走过养老院长长的走廊到了外婆住的三人间门外,打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没有人,我就坐着等。

在养老院,除了疑心特别重的,大部分老人都养成了外出不关门的习惯。外婆入住那天,养老院负责人就跟我们自夸过,这里到处都是监控,再者,老人们值钱的东西也很少带到养老院。

不多会儿,门外起了熟悉的脚步声,想来是外婆小跑着过来。门打开了,还没看见人,就听到外婆的声音:“我刚在其他人房里说话呢,看到你走过,赶紧我就跟过来了。”

进了屋,外婆开始翻箱倒柜。我知道她想翻些零食给我,叫她别忙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不吃零食的。”没有拦住,她掏出一堆吃的堆到床上,叫我随便吃。蛋糕、蜜枣、水果罐头,里头还有一包冰糖,都是外婆那个年代的人喜欢的食物。

怕坏了她的心情,我捏了一块冰糖放进嘴里。外婆开始跟我絮叨:平时她想起来就买一些食品放着,为了我们来看她时,招待我们吃。她噘噘嘴,说这些东西基本没有用上的机会。

送外婆进养老院,是她的孩子们决定的。2016年底一次家宴,小舅舅说起,孩子大了,打算换套学区房。话题一转,小舅舅说,不想把外婆一起带到新房住。给的理由很多:楼上楼下互不相识,老人没有说话的人;上下爬楼梯,怕老人摔着;住原来的房子也不行,不把老房卖了,凑不够房款。

饭桌上说笑吹牛的氛围瞬时冷了下来,大家都都埋头夹菜吃菜,没有人提议让外婆跟着自己住,更没有人指责小舅俩口子不对。

一阵静默后,小姨夫开腔说:“我有个朋友,她妈去世了,她们姐妹几个担心老头一个人在家出事,就把老头送进养老院了。” 

这句话让其他人纷纷停止夹菜,一人一嘴说起了住养老院的好处。最后,他们一致赞同送外婆去养老院。

一开始,外婆很抵触,觉得只有被子女遗弃的老人才住养老院,只有不孝子女才会把老人扔进养老院。她一度开出条件:“谁收留我,我的退休金就给谁。”可是没有人接茬,外婆的孩子们都说:那不是钱的事儿。

经过连月车轮战,外婆可能也知道自己无法留在家中,妥协了。

其实,母亲曾对我抱怨:“你小舅两口子不是东西。妈最偏心他们家了,给他们带孩子、做家务,连退休金都补贴给他们家用。现在,他们孩子大了,就一脚踢开老人,忘恩负义。” 

我的外公去世于1990年,那年外婆46岁,大舅舅家的孩子刚刚出生,小舅舅还在上中学,都是缺人照顾的时候。为了照顾晚辈,外婆办理了提前退休,在家带大孙女、照顾小儿子起居。一直到1998年,小舅舅成家有了孩子,外婆给他们家带起了孩子。

妈妈觉得送走外婆不妥,但饭桌上也没有为了外婆当个异见者:“我们仨姐妹,成年后没拿过家里一分钱。”妈妈数落着,家里财产是“那两兄弟”的,外婆对两个儿子贴钱又贴劳动力,从小到大,三姐妹没落得一点好处。”

多孩家庭,父母很难一碗水端平。女儿们觉得两兄弟分到了父母更多的爱,大舅认为外婆对小舅家更好,小舅却厌烦了多年来外婆的唠叨碎嘴。到头来外婆在哪里都没落个好印象,在她住进养老院后,我这个从小没被她看护过的外孙,成了她最亲近的孙辈。

 

3
 

 

养老院保障老人吃饱穿暖,却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提供多余的娱乐。在那里,人有的是时间,却无事可做。

闲聊是这里最常见的娱乐活动,养老院里同龄人多,凑一凑就聊起来了。在老人们身上,很容易找到时间流动的痕迹,但在更深的精神层面,时间则停止了,再不向前延伸。外婆说,老人们都出不去,没有新见闻,到最后每个人翻来覆去说的都是自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来覆去说着、听着,不消几次,就都没了兴致。

像我这样常来探望的年轻人,成了老人选中的新倾听者,有几次我探望外婆离开时,和陌生老人对上了目光,都被他们叫住,大聊生活琐事。

住在外婆邻床的刘奶奶告诉我,住进养老院前夜,她彻夜失眠,兴奋得睡不着:“我受够他们了,一天都不想跟他们住一起。”说起家人,老人愤愤地。

刘奶奶下半身瘫痪,是“全护理型”老人。在养老院,生活无法完全自理的老人,每日需要等待护工按照计划好的时间,一个个为他们洗澡、排泄。

他们中身体状况好些的,可以坐着轮椅,由护工推着,把生活拓展房间之外。身体状况更差些的老人,每日都拘在房间里。

行动力被一场意外剥夺后,刘奶奶的生活十分被动。

住进这里前,刘奶奶因儿子们不允许她住进养老院发了脾气,引来警察,最后,还是由儿子抱着到客厅沙发上,接受警察调解,孩子们才同意送她入住养老院。

以前,刘奶奶和丈夫退休后,一直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单位安排的职工宿舍楼里。经年后,楼房又破又旧,住着年迈的职工老人和一些从外地到城市里打工的租客。年轻人陆续都搬走了,刘奶奶的三个儿子也陆续搬离了父亲母亲的家。

一开始,逢年过节,孩子们会到父母亲位于职工宿舍楼的家中相聚。时间流逝,儿子们有的要到孩子的城市过节,有的人旅游过节,渐渐也就散了。

刘奶奶不打算多说家中发生过什么,只说,她乐得孩子们不去看望:“他们就算过来,也不是真的关心我们。我俩有退休金嘛,他们都盯着这钱呢,生怕钱被兄弟占了。”

2012年晚秋,刘奶奶的丈夫因心梗去世,几天后,三个儿子找上门来,劝说刘奶奶把房子卖了,住到他们家去。刘奶奶不为所动,把孩子们请走了。

2016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刘奶奶在家泡脚,电话响了,她急着去接电话,不慎滑倒,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她失去了自由行走的能力。

出事后,儿子们埋怨母亲,要是听话早卖了房,就不会出这事,在刘奶奶病床前也三句不离卖房。这一次,刘奶奶没有办法再把他们赶走。她考虑过请护工,但自己的退休金付不起。无奈之下,只能听从孩子们的安排。

她每家轮流住一个月,住谁家,那月退休金就给谁。她做不了自己的主,原本她想一年换一家,但儿子们拒绝了:一年时间太长,你要是在我家住满一年,去他家没住多久就死了,那我家不是吃亏吗?

住到一起后,刘奶奶被迫停止了一些习惯。原本,她喜欢开着电视但不看,就是想让屋里有声音,搬到孩子家后,孩子们嫌她浪费电。孩子们给她送饭、翻身、擦洗身子、如厕,做这些事时,拉着脸抱怨。除非必要,孩子们不会在她屋子里停留,护理结束就收拾东西离开,没有多余的陪伴。

更让刘奶奶伤心的是,有时候家里来小孩了,大人会跟小孩说,不要进刘奶奶的房间:“里面臭臭。”刘奶奶听见了不是滋味,一门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住到老三家时,刘奶奶提出,想住到养老院去。她觉得这是最妥帖的时机——还有几天,一个轮回结束,不存在哪家吃亏。住院的钱用她退休金。没想到老三却质问她:“你为什么在住我家时提出去养老院?别人不就会以为我家对你不好,你让我怎么做人?

”刘奶奶也生气了:“你对我好不好,心里没数吗?”

争吵无果,老三打电话把哥哥们请到家中一起商讨。儿子们的态度很统一,不同意。

刘奶奶躺在床上,一人说不过三个人,憋屈和愤怒下,她抓起床上和床头柜上的东西砸向他们,一边砸一边大哭,惹来了物业,劝说无用后报了警。

2017年1月,刘奶奶住进了养老院。老三送她,其他两个孩子没有出现。选择房型时,又闹了矛盾。老三让刘奶奶选五人间,刘奶奶不同意,觉得太拥挤,老三说:“你得省着点钱,留着以后为自己办后事。”

最终,老三帮刘奶奶把行李放到房间里就走了,之后刘奶奶的家人再没来看过她。

刘奶奶想不通,小时候,孩子们那么依赖她,长大后却主动疏远她,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护工在一旁给她叠衣服,说:“子女长大后,有自己要爱的人,他们要爱自己的伴侣、孩子,没有多余的爱再分给父母了。”

 

4
 

 

这所养老院为方便管理,跟学生宿舍一样按性别分宿。在那里,我只见过一个男女混住的房间,里面住着年逾古稀的王民夫妇。时间扰乱了他们一些正常的代谢功能。夫妇两人在床头柜上安了一台迷你冰箱,他们都患有糖尿病,糖脂代谢紊乱,偶尔需要注射冷藏在那台冰箱里的胰岛素。

老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是一名油漆工人,自食其力成家立业,在2000年左右生下了王家的第三代,虽然无法供给两位老人奢靡的生活,但两位老人的晚年清贫愉悦。

女儿远嫁外省,但二老和女儿的感情没有因地理距离而生疏。每年过生日,女儿都张罗着为老人置办首饰。新闻曾报道老人因戴金银首饰出门被骗子盯上,王民的妻子看了,不敢把首饰穿戴出门,就把它们收进一个小木盒里。那个木盒,老人把它藏在衣柜的深处,偶尔拿出来看一看,摩挲一番。

2015年,王民的儿子离世,肺癌只用了两个月就击碎了这个中年男人,也带走了他父亲母亲安逸的老年生活。

2016年年初,王民的儿媳改嫁,孙子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了新家庭。这样一来,儿子一家彻底不在了,家里只剩王民夫妇,空空荡荡的。

这种空荡的状态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孙子被他的妈妈送回了王民夫妇身边。原来,儿媳的新任丈夫也有一个男孩,组建新家庭后,两个男孩经常吵架闹不和,婆家为此不满。为了家庭和谐,儿媳选择把自己的儿子送回爷爷奶奶家照顾。

本来,老两口开心地迎接孙子归来,觉得老宅又有了家的模样,以后再不会孤单了。却没料到,屋暖家润只在老人的想象中,现实里这个“重组家庭”由于缺乏中间层,最终走向分崩离析。

16岁的孙子经历了父亲去世,又被母亲送走,回来后像脱缰野马横行,王民夫妇规律的生活随之消失。孙子在外面学会抽烟,把烟雾缭绕的习惯带回家中,老两口对烟味敏感,呛得难受,却因为孙子的暴脾气而不敢阻止他。他在课堂上睡觉、逃作业逃课,放学后不回家,到网吧流连到深夜。王民和妻子以往早早吃完饭休息睡觉,但孙子不回家,他们开始长时间地躺着睡不着,直到听见客厅里,有人开门回家又关上门,才能睡去。

钱引起了这个家庭的大多数混乱。隔三差五,孙子要管老两口讨钱,给钱了,相安无事,不给钱就发脾气。

一天中午,三人围坐家中餐桌旁吃饭。孙子开口说:“爷爷奶奶,给我点钱。”王民问他:“怎么又要钱啊,前两天不是刚给过你吗?”

没想到,孩子一扔筷子,狠狠地说:“给还是不给?”王民拒绝了。那孩子呼地起身,把面前的碗砸到墙上,又问,给还是不给?

王民和妻子都吓懵了,没有人说话,那孩子继续砸,饭桌上的碗筷排着队遭殃。

“给给给。”王民的妻子带着哭腔制止他:“祖宗你别砸了。”然后颤颤巍巍地跨过地上的汤水、饭粒和玻璃碎片,到里屋取钱。

孩子在外面最终还是闹到了请家长的地步。王民夫妇一起去见老师,一见来的是两位老人,老师不住叹息:隔代教育不行啊,孩子还得由父母管教。听着老师的教训,老两口不住点头称是,但拿不出方法管教孙子,他们不知道孩子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想起老师的话,觉得是孩子脱离父母管教的结果。

察觉藏在衣柜深处的首饰失窃时,王民猜是孙子偷的。前阵子他换了新手机和球鞋,爷爷奶奶还纳闷,是不是他妈妈给他钱了?

面对老人询问,孩子坦然承认,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说,首饰被他拿去变卖了,换了苹果手机和一双叫“椰子”的球鞋。同学都在用这两样东西,只有他没有,他觉得丢人。再说,奶奶从来不戴它们,放着也是浪费。

老两口觉得,这孩子没救了,他们打电话给孩子妈妈,想让她把孩子接走。但孩子妈妈却说她现在有了新家庭,顾不了儿子,请老两口多担待。

王民想:“我们可能还没老死,就先被气死了。”既然送不走,那就自己走人。于是,他们住进了养老院,“房子留给孩子,随便他怎么糟蹋,我们只想过个安稳的晚年。”王民说。

 

5
 

 

家庭中,老人是直面死亡的人,对老人来说,它成了一件可以具体讨论安排的事。谈起死亡,老人们可以省去一切委婉的表达。一位老人咨询过某家养老机构的价格和服务后,对年轻的中介表示对养老院很满意:“你们这,就是我进八宝山前最后一站。”

在张康宁决定把养老院当作人生最后驻留的地方前,他的家庭成员一个个离去,直到剩他孑然一身。

2019年年初,我去养老院探望外婆。离开时,我看到张康宁正在他的单人间里,往墙上贴一张巨大的哆啦A梦画报。他发现了我,招呼我进去,帮他盯着别贴歪了。

张康宁刚换了房间,正重新布置。贴完海报,他告诉我,是因为儿子才喜欢的哆啦A梦。

“您儿子也不小了吧?”我说。

许久,张康宁才告诉我:“他今年30了,如果还活着的话。”

2007年暑假,张康宁的儿子趁父母回老家参加葬礼,在家中和男友约会,被早归的张康宁妻子偷偷撞见。

纠正儿子的性取向,成了他们认定的首要任务。不能让认识的人发现,老张想到可以去网上找答案。

当他们找到一家网吧时,天已经黑了。开了电脑,妻子从空桌前拖了一张椅子,坐在老张旁边。网吧里唯二的中年人,就这么挤在一台电脑前。

老张敲敲打打,把“矫正同性恋”几个字敲进搜索框。页面弹出广告,他点进去看,是一家专治各种问题少年的学校,早恋、厌学、叛逆、网瘾……这些问题,广告宣称都能根治。

“它没有写同性恋。”妻子小声提醒老张。

“我来问问。”张康宁点开客服聊天框,问客服能否矫正同性恋。对话框那头很快回复:学校的老师们深谙少年心理,学校里也有同性恋少年,经过老师们的教育,已经“改邪归正”了。

老张记下学校的联系号码,和妻子走出网吧,觉得儿子不久后就会变回“正常人”。

第二天上午,老张把儿子叫到客厅开家庭会议,宣布趁暑假送儿子到封闭学校学习一个月。

儿子听了,质问他们:“我有什么问题?”

老张火了:“你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啊?我们都没脸说。”

儿子倏地站起来:“我没问题,我不去。”

老张指着他,怒吼:“你不去也得去!”

气头上的张康宁给学校打了电话。次日下午,学校派了三个男教官过来接人。老张和妻子像看到救星一样把他们领进门。后来出事,老张发现自己已经记不得他们的面貌,也不知道害死儿子的是不是他们其中某人。

张康宁成功把儿子送到了学校,临走时,儿子平静地说了句:我恨你们。老张不怕,觉得自己正忍辱负重:“现在恨我们不要紧,我们这是为你好,以后你会感谢我们的。”

按照学校规定,老张夫妇不能去看望。一个月后再次见面,儿子当场给他们念了一份自己写的忏悔书。老张和妻子泪流不止。“学校教得好啊,”他想,“儿子终于知道自己错了,晓得感恩父母。”

回到家8天后,孩子就出事了。那天早上,妻子叫儿子吃早饭,却看到儿子房间空无一人。

夫妻俩在儿子房间打量,闻到尿液味,就嗅着味道查找。妻子打开儿子衣柜时,老张正趴在地上看儿子床底下,只听到妻子的尖叫,他抬头看,妻子已经瘫倒在地。他们的儿子把自己吊死在了衣柜里。这一幕这些年来在老张的梦里反复出现,一遍遍折磨他。

儿子死后,妻子精神恍惚。老张则提请换岗,从技术岗调到后勤。

一年后,在儿子生日那天,老张带了一些吃的去给他扫墓。墓前,一个男孩坐在地上盯着墓碑流泪,碑前放着一个哆啦A梦的玩偶。他们彼此看了一眼。老张把带来的食物一一放在碑前,然后坐下。

还是男孩先说的话:他不喝牛奶,他有乳糖不耐受。老张惊讶地张了嘴,看了眼刚放上去的牛奶。他指着男孩带来的玩偶:“他喜欢这个吗?”

“他喜欢,因为它有超能力,可以实现任何愿望……叔叔,他什么都没跟你说吗?”男孩说。

“我、我们,交流得少。”

沉默了半晌,男孩开口说,老张的儿子从学校回来后,在QQ上告诉男孩,在学校里,他被教官性侵了。得知此事,男孩质问老张的儿子为什么不反抗,还嫌弃他“脏”。几天后,男孩从同学群里知道了张康宁儿子自杀的消息。

张康宁没想到本想送儿子去“矫正”性取向,却害儿子被性侵,说到底罪魁祸首就是自己。

回到家中,他没有告诉妻子真相。有时候他羡慕妻子,不像他带着痛苦的过去生活。

2010年,一天早晨起床时妻子栽倒在地,去世了。张康宁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决意卖了房子,提早退休,住进养老院。

当时,他才52岁,生活不知如何维系,回到家中,满是妻儿生活过的痕迹。世间只剩他孑然一身,他也怕,哪天自己跟妻子一样一头栽倒在地去了,不知何时才会有人发现。临离开家,他到儿子房间,把墙上的哆啦A梦画报取下来,画报背面写了一行字:我想和喜欢的男孩在阳光下牵手。

现在,老张每天靠安眠药入睡。他说,天底下没有一个坏人能睡个好觉,那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6
 

 

2019年年初,老年公寓经历了一次迁徙,和市内另外两家养老机构合并,搬到市电视台旁一栋沿街居民楼。即使搬到闹市区,那些从街上传来的熙攘叫卖声和车辆行人发出的声响,也仅能触碰这里的外墙,然后反向荡漾回去,养老院里维持着低分贝运行。

每次路过院内走廊,坐在轮椅或长椅上休憩或闲聊的老人,目光会静静地跟随我,直到消失在他们视线之外,才无声收回。

有好几次,外婆告诉我,她觉得住在养老院感觉像坐监狱,每天盼着外面的人来探监,让她生出一种被家人抛弃的感觉。除了我,小辈中没有人来过,而她的孩子,约着来过几次,每次刚坐下还没聊开,就有人手机响了,一群人又结伴离开了养老院,她也再没见过女婿和儿媳们。

“我们就是一群等死的人呐,”外婆说,“老了,不中用了,就被扔进这里。老废物说的就是我们。”每天睁眼过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她说,希望在睡梦中死去,有几天早上睁眼发现自己还活着,她十分失望。

那天,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坐蹬器上,外婆对我说:“我想他们,他们不想我。我任劳任怨,带大自己孩子,再带儿子的孩子。到底哪里做错了,才会被他们集体抛弃?”我不好意思说假话,真话更无法安抚她,于是只能在一旁听着,让话落地。

我们都没有出声,在夕阳下,无声地蹬着各自的脚蹬。

*文中部分姓名及信息有模糊处理。
 

林 奇

反正竞赛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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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施琰 真实故事计划 2020-07-26
 

 

 

保安王勇强躺在隔离病房中,睡不着。被送进来整整两天了,他还是没想通,自己怎么成为了一名新冠肺炎感染者。这个问题,直到你看到这句话的前一秒,都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像条鱼搁浅在病床上,王勇强入院的第三天开始了。昨天就通知过的心理医生,全副武装走进来,王勇强还是感觉有些异样。从上救护车开始,他就没见过和自己一样“完整”的人。透过护目镜里微微皱起的皮肤,王勇强判断他或她应该在笑。
“有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是个男医生。
“没什么,就是出院后身份证要换个名字,才能活下去。”


1

 
56岁,男,离异。3天前,保安王勇强还在温州市中心的一个小区值守出入岗。
此时,温州是湖北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离王勇强的工作地500米远处、一个百货商城,刚发生了一起28人聚集性疫情。收到防控要求后,王勇强戴上了口罩,多了一项任务:给进出小区的人测体温。
这段时间,王勇强格外痛恨新冠病毒,要不是被疫情耽搁,他早就去谈好的下家工作了。新岗位是海鲜打包员,月工资比保安多一千,还不用值夜班。
可疫情下,海鲜店迟迟开不了业;物业公司为了多一个人承担防疫任务,不放他走,“1月16日交了辞职信,二十几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
2月12日晚上,王勇强下班,喝点小酒准备睡觉,“我们海岛出来的人,习惯睡前吃海鲜配个小酒”。十几岁就离开了海岛,王勇强还是活脱脱一副“渔民相”——身材精瘦,皮肤黝黑。
他未完成初中学业就辍学了,第一份工作是修补渔船,之后陆续做起补船胶材、五金、蓄电池生意,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万元户”,娶妻生女。
九十年代初,王勇强没料到人生开始走下坡:生意失败,妻子厌恶他过量饮酒,选择离婚。王勇强便把女儿抛给母亲,来到温州市区重新打拼。新生意时好时坏,他找老同学、亲戚借了大约二十五万。
欠条和还款记录遗失,王勇强说已经还了一些,同学亲戚说一分没还。借款人时不时到王勇强母亲家讨债,即使是过年,王勇强也从不回老家。怕被讨债,他还错过了女儿婚礼和外孙出生。
2015年,王勇强口袋里的钱已不足以支撑他做生意,连吃饭都成问题,便在妹妹的帮助下,开始了他的保安工作。
钱、老婆、野心全丢了,王勇强身边只剩下两样心爱之物:酒和海鲜。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他几乎都拿来买海鲜、喝酒。6块钱一瓶的小乌牛酒,对王勇强来说,是像米饭一样的主食,米饭每天吃2次,小乌牛酒至少要5瓶。
酒瘾、痛风和关节炎缠上王勇强多年,发病时,他拿不动重物影响工作,遭到经理的训斥,王勇强丝毫不改。


2

 
2月13日早上,王勇强起床,照例先测体温再上岗。那支对准他人的“枪口”对准王勇强自己时,叛逆地发出警报,连测三次,连续报警。
38.4℃,王勇强发烧了。温州昨日的疫情数据是新增9例,累计490例。王勇强不知道是因为高烧还是害怕,一时间头脑发昏,往后踉跄一步,拳头捂嘴猛地一咳。听到咳嗽,大厅里所有人都朝王勇强的反方向退了一步,露出不约而同的惊恐。
物业公司经理和社区人员立即催王勇强去医院,他倔强地摆手,说自己没病,更没钱看病。
疫情当前,文件指示“应检尽检”,王勇强是颗不能放过的“定时炸弹”。
当前的政策是新冠肺炎患者治病免费,但王勇强的情况存疑,挂号费、救护车可能都要钱。社区主任和物业公司、知晓情况的业主商量,凑钱让王勇强去看病。业主们在意 “快把这个有病的人拉走”,当场大家凑了一千。
社区主任满意自己的雷厉风行:控制舆论,联系120急救中心,将王勇强列入疑似病例系统,都在半个小时内顺利完成。万事俱备,只待120急救车带着它解放般的警铃到来。
此刻,王勇强被请回宿舍,在救护车到来前,这里将作为他的临时隔离室。逼仄的空间内只有一张床和烧饭桌,昨晚多煮的鱼干,隐隐散发着腥味。房间里没有窗,不开灯,白昼也如黑夜。
王勇强坐在黑暗里,想到自己没病被冤枉、抓进去瞎治疗,心堵得慌,最关键的,钱怎么办?他的银行卡内,只有不到五百块钱的存款,无车无房,名下和钱有关的只有债务。
不能回老家。王勇强担心的不是治不治得好,而是治完了后无处可去。辞职信已经交了,海鲜店那边又没签合同。他56岁,以小学毕业的学历、没法抬重物的身体,现在再加上新冠肺炎的得病经历,他能去哪里租房子、找工作?
120急救车赶到了,护士把王勇强架上了救护车。他后来描述此刻的心情:“被拉上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完了,不管我是不是真的得了‘那个病’,他们肯定把我关起来。”
拍CT、测核酸、抽血验尿……王勇强的名字在报告单上四处流转,最终停留在确诊名单上。
2月13日晚上,王勇强被告知,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性,他没有看到报告,直接被救护车转运到温州“火神山”医院。


3

 
2月14日早上,王勇强接到了公安的电话。对方询问他的行动轨迹,王勇强坚持自己哪里都没去过。问了几次后,民警只好说:“一旦想起来什么了,就给我打电话。”
王勇强的电话史无前例得热闹起来,记者、省市各级疾控轮番联系他。王勇强的妹妹、女儿也接到了政府部门的电话。王勇强老家村头被贴上告示,当地民警登门询问他的母亲是否接触过王勇强。
15日中午,王勇强看到温州的一个新闻自媒体,发布了一则关于他的文章。王勇强感觉自己被人扼住了喉咙。
在这篇阅读量“10万+”的文章中,王勇强首先看到了他的籍贯、就诊信息被尽数曝光。手指往下划,公号给出了他近一个月来的“活动轨迹”:月前从杭州回温,去过农家乐、世纪公园、国贸火锅店等13个不同的地点聚会、吃饭,晚上放烟火,足迹遍布两个区约22平方公里。
对独居、存款不到500元的王勇强而言,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虚假信息引来了评论区的谩骂:“我天,这个时候还到处走,什么人呐”、“这些保安都没有防护意识的”、“我家楼下的毒王,晕”…… 连十几年不联系的老同学,都得知他确诊的消息,电话的语气充满了嘲讽和虚伪。
王勇强的妹妹看到后,向公众号发去撤销推送、公布致歉声明的要求,换来了该自媒体在“活动轨迹”图片上方,加了一般人不会留意的一行灰色小字“与实际不符”,并在评论区发布置顶消息“向造成误解的广大网友表示歉意”。王勇强觉得好笑,该被道歉的不是他吗?

 

图 | 该自媒体在“活动轨迹图”上添加说明

最令王勇强“气到吐血”的,是文章中物业公司乘机抛出的情况说明:(该员工)年前提出离职,按公司离职程序不能马上离职,故在2月11日办理离职。
事实上,王勇强直到入院、2月13日早上还在岗位工作,并未收到任何来自经理或物业公司的口头和书面回应。他就这样“被离职”了。
王勇强妹妹和物业公司的郝经理联系。妹妹要求物业要负责、付工资,郝经理只说他们合同已经解除。

 

图 | 物业公司发布的情况说明

妹妹决定替王勇强寻求法律援助,司法援助热线始终无人接听,她咨询律师,对方一开口便是1000块的咨询费。王勇强马上放弃了这个打算。
一个又一个“记者”和政府部门,还在争先恐后地拨打着王勇强的电话,问他这几天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几天过去,每天都问同样的问题。后来,王勇强干脆请“记者”帮忙解决的失业问题,没有任何答复。
王勇强再度发烧到39℃,咳嗽、憋气加剧,女儿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哑着嗓子:“死了算了!”


4

 
王勇强女儿不敢打扰他养病,决定直接打电话给医院询问病情。
疾控中心和公安局去了王勇强居住地和老家很多次,都无法查清感染来源和传播途径,和他同吃同住的密切接触者也没有感染。
王勇强女儿通过百度搜索的电话,与医院的护士台联系,询问王勇强到底是不是新冠肺炎,护士语气吞吐:“反正是肺炎,就过来治。”
王勇强女儿怀疑,王勇强可能是假阳性。她听说过类似的经历:有人因发烧咳嗽,被列入确诊名单,密切接触者和工作场所全部隔离、封闭,一时人心惶惶。过了三天,医院又说搞错了,这个人不是新冠肺炎患者。
对王勇强来说,如果是误诊,他已经付出的代价是“被离职”。入院第十天,物业公司郝经理才给他打电话:“最近好点吧?什么时候出院啊?”
“不知道。”
“公司商量决定,打算把工资算到进医院后六天,你出院了就来把东西搬走吧。”
“可是我还没有离职啊?你们还没有给我答复,怎么因为我得了病就同意了呢?”
“我们早就劝你去医院看病,是你自己不听,现在你得了新冠肺炎,和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离职是因为你提交过辞职申请书。”
王勇强沉默了,郝经理继续说:“好吧,如果你真的不想离职,那也可以,三个条件你得答应。一,疫情完全结束后你才能回来工作。二,这段时间的工资是没有的。三,你得签一个保证书,保证你永远再不感染新冠肺炎。”
“那我要是答应的话,你们能把辞职申请还给我吗?”
“不可以。”双方没有商量好最终结果。
入院17天后,王勇强达到出院标准,参照政策,出院患者要在酒店隔离两周。快要结束隔离时,王勇强决定探探海鲜店老板的态度。老板是他工作的小区住户,因为王勇强的确诊,小区被封闭管理14天,老板第一时间就知道王勇强确诊的消息。

 

图 | 王勇强工作小区被列为疫点

由于不大会打字,王勇强叫女儿帮他编辑一条正式的微信,大意是自己身体已恢复正常,询问老板“能不能到你那边单位去上班”。消息如水滴入大海,毫无动静。
王勇强凉透了心,决定曝光老板的秘密。他和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说,自己要供认轨迹。
隔离点工作人员和公安确认之后,告诉了王勇强实情。早在2月16日,他们已经查到,王勇强在2月11号乘坐出租车,到了一个农贸市场,和人接头坐上了一辆摩托车,在一家海鲜店里待了几小时。农贸市场和海鲜店都被封起来了,跟他接触的人也全部找到。
王勇强傻眼了,这正是他要揭露的秘密。农贸市场是海鲜店所在地,那天,他和老板谈好了15号上岗工作。王勇强确诊后,老板马上发微信给他:“王勇强啊,如果你把海鲜店说出来,生意就完蛋了,这个海鲜店才刚刚准备开业啊。”
王勇强信守承诺,不管公安还是疾控轮番问,他咬死自己哪里都没去过,期待老板会因为他的忠心,给工作的机会。
现在王勇强恍然大悟,公安局早已采取行动。不论是把他扔到确诊陷阱里的老工作,还是不确诊才有可能获得的新工作,都化为泡影。王勇强以为自己仁义俱备,可能早被海鲜店老板认作了无情无义。
过了几天,海鲜店老板终于回复他:“干了一辈子了,让自己休息个把月吧。”


5

 
王勇强再一次以自由身站在阳光底下,是入院的31天后了。这一天,官方数据显示,温州连续26天无新增病例。
王勇强没有去物业公司搬东西,也没有去找电视台和律师,更没有去派出所改姓名,他想“过段时间来讨说法”。解除隔离的当天,健康码还是红色,王勇强不能随意走动,救护车把他送回了老家。
以前偶尔回老家时,他都得偷偷摸摸,怕有人上门讨债。现在,救护车光天化日下把他送回来。对付上门讨债者,咳嗽一声是最好的办法。
从王勇强确诊之日起,对他要退避三舍已成为村民的守则。即使王勇强的健康码已经变回绿色,他依然是盏行走的红灯。为防止村民说闲话,王勇强的家人决定让他继续隔离在房间里,每一天,王勇强的3个弟弟和女儿轮流通过房间的窗户给他送菜。
王勇强的弟弟说,虽然知道王勇强几次复查都是阴性,但不断出现的出院患者复阳案例让他不得不提防,轮到他送菜时,他戴着手套、两层口罩,敲窗送完菜马上离开,一句话也不多说。
八十多岁的母亲因为咳嗽发烧住了院,王勇强想去医院探望。弟弟妹妹极力劝阻,告诉他,如果他去了,别人会以为母亲的咳嗽与他有关,到时候更没人理他。
十几天后,王勇强实在待不住了,选择在清晨五点出门买菜。走到一半,就有一名身穿红马甲、戴口罩的女士走到他面前拍照、要求测温,然后迅速离开。
王勇强每天在当地保安群和报纸上寻找招工信息,雇主们拒绝的理由无非是:年龄过大、没有一技之长、不能卖力气。
终于在第50天,王勇强经人介绍,送了一箱海鲜和几瓶酒,又回来当保安了,在一个新小区,离他原来的工作地点4公里。雇主问他为什么从上家辞职,王勇强隐瞒了过去81天发生的事情,只说公司受疫情影响,开不出工资。
五月夏初,王勇强穿着蓝色短袖保安制服,站在了新小区门口,要求来客出示健康码,他瘦长的身躯在阳光直射下显得更黑、更瘦。
新工作要每天站岗,住20人集体宿舍,周末不休息,比王勇强之前的工作都累,工资也不高。为了保住工作,现在他改成三天喝一次酒。
看王勇强安定下来,他的妹妹想去探望,妹夫警告说:尽量三年内都不要和他见面、吃饭。出院后,王勇强没有与家人吃过一顿饭,聚会的对象多是不知其患病经历的新同事。
一天,王勇强收到别人送给自己的水果,发微信给妹妹,想送到她家,结尾附上了自己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但妹夫还是一直推托。王勇强觉得,“认识我的人,总还觉得我有病”。
至于物业公司的工资纠纷、是否被误诊,曾经愤怒满腔的王勇强,决定都算了,“别搞来搞去又把工作搞丢了,活命要紧”。
*文中王勇强、郝经理为化名。
 

施 琰

诗意的事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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