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天，深夜在朋友圈看到林月的一段文字：“人到中年，没有退路，亦无前路。停滞不甘，前行又太难……”随后不久，这段文字又被她删除。
林月一向坚强，鲜少发这样无病呻吟的朋友圈，想必是遇到什么事了。我打电话问她，她说，还不是因为职称的事。
我和林月是研究生同学，也是多年的朋友。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都来自小城市，出身普通，前半生都在努力读书，当别人可以拼爹拼妈时，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打拼。研究生毕业后十多年，我和林月始终走在不同的轨道上，我不结婚、不生子，人世间的很多喜怒哀乐都懒于去参与，而林月工作、读博、结婚、生子，成为令外人艳羡的大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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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林月研究生毕业后入职某211大学的X学院做行政工作。她的学院虽是该校的小学院，但因承办成人高考、培训等，能为学校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大河水满小河流，学院老师们的待遇自然不错。同期进校、去了其他院系的同事们都羡慕林月，她也觉得挺满意。
转眼5年过去，同期进校的同事们，要么通过读博转为教师岗，要么调任学校各大部门，为晋升做准备。林月没有背景，自觉走不通行政这条仕途之路，只能走专职教师这条路了。于是，她拼尽全力，年近而立读了个博士。
读博士期间的各种艰辛在此不表。2017年博士毕业后，林月回到了X学院，如愿转去了教师岗，但这并没让她高兴起来：
首先，学院没有她所学的专业，专业不对口让她始终找不到归属感。情况类似的同事都做了转型——丢掉自己硕士、博士所学专业，从头来过。林月也尝试过这样的努力，但学术兴趣很难转移，转型起来很痛苦。
再者，学院里几乎没有什么科研氛围，这里的教师2/3都是教职工家属，过着插科打诨的日子直至退休。温水煮青蛙的环境，让为数不多的年轻教师意志消沉下去。
这一年秋天，随着学校进入“双一流”行列，发展导向迅速从“经济收益”转向“科研兴校”上来。在此背景下，X学院逐渐被边缘化，一开始是被学校收回了财政自主权，接着是本科停招，而且还传闻要被合并到另一个学院去。接近退休的老教师自不用担心，年轻教师们但凡有出路的都离开了学院，林月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此时，学校里的一些A类学科（A类学科代表国内一流水平，含金量极高，对于高校来讲是极其重要）以迅雷不掩耳的速度崛起，不少老师成为众人瞩目的学术明星。2018年初，听说Y学院的一个A+学科在招兵买马，林月便提交调动申请。因为她的专业契合Y学院，此前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很快被Y学院批准了，成为A+学科的一名讲师。
向X学院的领导请辞时，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建议林月不要去：“Y学院人际关系复杂，去了日子未必比这边舒服。”这事儿林月之前也有所耳闻，但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与其在这边不死不活，不如主动跳出舒适圈，等待涅槃重生。
这一年，林月36岁，孩子刚上幼儿园，先生非常支持她转学院，直呼：“为你高兴，这么多年，你终于找到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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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学院和X学院仅十步之隔，气氛却冰火两重天。进入Y学院的大门，一排展柜赫然屹立，里面全是本学院老师的成果展示。这里大咖云集，学术新秀多如星云。林月觉得既幸福又紧张，幸福的是即将与敬仰的学术大牛成为同事，紧张的是自己还是个讲师，担心会被人看不起。
还没来得及感受浓厚的学术氛围，她便收到学院派下来的任务——暑假带大四学生去实习，地点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藏区。林月即刻收拾行装，带领12名学生出发。因是第一次带学生做调研，林月处处小心，也时刻关注学生的动向，在保证基本人身、食宿安全的前提下，竭尽全力地去指导他们实习报告的撰写。
与之同行的还有一位资深女教授，年龄比林月稍长一点。女教授很严厉，不苟言笑，与林月鲜少交流，学生们也不敢在她面前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女教授在指导学生，林月也跟着学。过了几天，女教授先行离开，学生们松了口气，纷纷吐槽女教授过于严厉，说林月“很温柔，人很好”，他们都很喜欢她。从藏区回来以后，林月继续指导他们完成了论文。
原想这次带队调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曾想，没过多久，当林月想要再次申请带学生实习时，学院领导没有同意，原因是“有学生反映林月在带队调研中出了一些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学院领导并未细说。林月大惊，仔细回想带队全过程，自己顶多算不熟练，远没到“出了一些问题”的地步。但是不信任的种子已种下，林月失去了第二次带实习的机会。
究竟是谁反映的？反映了什么？这件事至今都是一个谜，林月细思极恐。而这个下马威，也让林月意识到，可能接下来在Y学院的日子并不好过。
随后，林月被安排接替一个研究生专业的班主任岗位。上任的头件工作就是“推选优秀班干部”。当时学校给出政策，由班上推选出来的“优干”可推到学校乃至省里进行“优干”的评选——一旦获得校级或省级“优干”的称号，前途就意味着光明了不少。班上共有5个班委，5选2。林月想着这事儿也简单，经过与班上同学协商，决定投票选举。
最终，投票靠前的两位同学被列为本年度班级的“优干”人选。而就在报学院审核的环节中，班上部分同学却对其中一位叫杨桃的班委提出异议，反映该同学表里不一、班集体工作不积极不主动、对人对事态度功利。
林月不敢轻易下结论，又找来一些同学来了解情况。学生们对杨桃的意见可谓是毁誉参半，有人说她为人热情仗义，有人却说她是功利主义者。林月不解，为什么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杨桃存在问题，她的选票还那么高？一位班委说，“是因为杨桃在投票前几天提着水果一一去拜访每位同学，甚至私底下请一些同学吃饭为自己拉票，不明就里的人自然就给她投票了”。
经过与班委及其班上骨干同学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表决不应该推杨桃为“优干”，改为推选此前投票排名第三的那个同学。本着对杨桃负责的态度，林月还专门单独找了她，向她说明情况，让她不要灰心，再接再厉。杨桃听了，当场不住点头表示认可。
谁知当晚11点，杨桃发来大段言辞激烈的信息，愤怒地质问为何投票结果不算数，扬言要找出说她坏话的人当面对质，“我已经研三，马上就要毕业，如果因为班主任你听信谗言，做出不公正评判，那么将会毁掉我后面的人生！”
林月紧张起来，担心自己真的错判了，又担心杨桃因此做出过激行为。她觉得有必要再找学院说明下情况，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学院领导就先找了她，并告诉她，学院做出的决定是：“以‘选票结果有争议’为由，重新进行投票选举。”
重新投票那天，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此前极力反对杨桃当选“优干”的两位同学，忽然换了风向，一个说杨桃符合条件，建议推荐，一个说杨桃非常优秀，不能以性格上的一些小问题而一棒子打死人。紧接着杨桃站起来，拿着洋洋洒洒几页纸，整整念了20分钟，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哭诉自己的种种不幸，控诉评审的不公。整个会议气氛相当紧张，一些本来就不服管的同学都抱着手等着看好戏，更多的则一言不发。
此时只有班长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如果班上的事务从不积极主动去做，要么拖延要么推脱，还能算优秀的班委吗？”紧接着，支持或反对杨桃的同学各站一派分别对何谓“优干”的界定，进行了一番辩论。
林月工作那么多年，还是头一遭遇到这等事情，明眼人都能看出，杨桃一边承认了工作上存在问题，一边又极力找理由辩护、甚至美化自己的行为，不曾有半点检讨的态度，足以说明她绝非善类。林月内心极度愤怒——不仅是因为老师的权威受到无视，更是惊讶于这些年轻的精英，居然已经到指鹿为马、善恶不分的地步！她很想拍桌子教训这些学生一顿，但最后还是忍住了，面不改色地按照程序走完整个投票流程。
最终投票结果，杨桃落选了。
自从这件事以后，林月的威信明显减弱，班内一小部分学生，尤其是部分和杨桃走得近的人，开始兴风作浪。小到开会，大到写毕业鉴定，总会有一两个人在微信群里跳出来挑事，让林月不胜其扰。他们毕业后，学校要求班主任继续追踪他们的工作、档案落实情况，还有几个人出言不逊，甚至直接把林月给拉黑。
这都让林月心里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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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学生让人发怵，Y学院的同事也很难接近。以前认识的老师，面对面走来，林月本想热情打招呼，结果人家远远就把头一扭装作没看见。一位郭姓老师，课讲得好，深受学生欢迎，林月专门去听过她的课，每次都毕恭毕敬地向她请教问题。但课后在学校遇到，郭老师都视她为无物，从不搭理——当然，这些老师并非天生冰块，遇到很熟悉的人，他们立刻就会笑容灿烂。
几次过后，林月明白是因为自己位卑言轻，配不上他们的微笑。心寒之下，也就不再主动和同事打招呼了。
这事林月曾跟我提起过，这种捧高踩低的世态炎凉，社会上屡见不鲜，我没想到，在一个“高知”聚集的象牙塔里，竟然也表现得如此赤裸。我只能安慰她说：“积累自己的力量，总有一天别人会看到你的。”她的先生也是如此说：“在你还没有成长为巨人前，你必须承受住所有的恶意。”
可一年过去，林月在Y学院还是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位同事听说林月没有被安排课程，主动邀请她同上一门课，分给她一些课时——在Y学院，学生少老师多，学校每年都要计算课时量，完不成的，该年度就被判处“不合格”，Y学院的老师们往往都是“拼”在一起上一门课。
林月原本很感激这个同事，但到了学期末统计工作量时，却发现这门课写的授课老师中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去问同事，他解释说是因为一个教授硬要横插一脚进来挂名，他也很气愤。还有一位女同事，请林月让她班上的学生做点事，说是会给一定报酬，但后来事做完了却没有了下文。见面时，人家也只字不提此事。
林月认识的、另一个其他学院的小何老师，本也是打算调来Y学院。但人还没来，就先被“征用”了——Y学院的李教授找到小何老师，告诉他是Z教授（一位全国知名学者，也是邀请小何老师调过来的重量级人物）有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想要邀请他参加其中，负责两本政府报告的撰写，承诺他每一本报告的酬劳是3万块。
小何老师哼哧哼哧做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一本，李教授让他赶快去报账，说经费快到期了。小何老师去了财务，却发现该项目的经费仅有两周就封账了——也就是说，按照财务复杂的报账程序和规定，即便最快速度，也顶多只能报销5千块。小何老师顿时气得脸都绿了，直呼中了李的圈套。之后，他心灰意冷，不想再接着做第二本。但李教授抬出Z教授的名号施压，让他抓紧时间完成，说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谁都负不了责任。最诡谲的是，自始至终，小何都未与Z教授直接交流过，不知道到底是不是Z教授找的他。
这件事之后，小何老师彻底打消了调到Y学院的念头。
经历了这几件事后，林月深刻理解了那句话：当你最弱的时候，欺负你的人最多。
那段时间，林月异常痛苦。Y学院的冷漠以及处处透露出的精明傲气，深深刺痛着她的心，一点点把她的尊严侵蚀掉。她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不愿意去学校，更怕见到同事。常常莫名其妙对着先生发脾气。先生对她说：“你才去到这个人才聚集的学院，没有评上高职，也没有什么代表性成果，人家轻视你，这很正常。你现在自暴自弃、要死要活，都是没用的。唯有奋起直追，等评上职称了，大家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林月想想，是这样子。
Y学院的老师们等级森严，呈金字塔结构。
最上层是“全国知名教授（二级教授等）”，他们著作等身，名声在外，手握很多重大项目，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第二层是学院领导层，他们有的曾经是知名教授的门生，有的学术做得也很好，底下有博士、硕士众多，人脉甚广；第三层是普通教授，这些人已无职称进阶压力，只需维护好现有的地位即可，如没有行政升迁的需要，便不需要看谁的脸色，已经拥有了说“不”的权利；第四层是副教授，年轻有为，上升动力十足，通常都是名校出身，国家课题、核心期刊论文都有一些，能腰板挺直走路。
最末一层就是像林月这样的讲师。这是一群备受各大阶层、各个部门人轻视的人群。没有人会拿正眼看这群人，他们没有丝毫存在感，苦活累活总会找上门。
林月说，大学老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走仕途，第二类走职称，第三类是两条都不选的逍遥派——他们要么家里特别有钱，“老师”只是副业，要么看破红尘不愿追名逐利。极少数有家庭背景、自身又很努力的，前两条路都能走通。对于林月这样无靠山、没人脉的人来说，职称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但评职称一年比一年难。学校自从进入“双一流”行列后，每年都在大批量引进各类人才。进入学校的人才标准从一开始的硕士升为博士，再到博士后，现在是非“海归博士”不要。随着人才引入，评职称的门槛也水涨船高，竞争异常惨烈。20年前有的老师仅凭一篇报刊文章就评上教授，10年前凭几篇普通期刊文章也能评上，甚至是5年前达到学校职称评审的最低线也能上——但近4年来，评选条件就像直升机一样升到云端，渐渐让人触不可及。林月感觉自己就像被蒙着眼睛的驴，整天追着一根胡萝卜在拼死前行。
2018和2019年，林月连续申报了两次职称。
第一年，她在学院里先经历第一轮淘汰赛。7个人报评，最终只有5个人能出“学院线”。学校很多院系都只有一两个人报，也就不存在内部竞争，但是在高手林立的Y学院，竞争是难免的。林月仅凭一丝微弱的优势“出线”被推到学校层面，在学校一级参评时，因Y学院前面几名科研成果太强，最终林月落选——评上副高的Y学院老师，人手一个国家社科（项目）、7篇左右的CSSCI期刊，成果已经达到评正高的最低线，林月也输得心服口服。
第二年，林月拼死发了两篇C刊，以为有点希望。没想到，报评时，学院里还是有7个人报名，而且研究成果数量大大攀升，从前一年平均人手5篇C刊，升到人均8篇。末位淘汰后，林月勉强又一次“出线”。本想着Y学院学科强，参加学校的比拼代表了高水平选手，没想到等参加全校学科组参评时，她又一次傻眼：别的学科也在崛起——确切地说，是在学校新规定下，论文不再作为唯一指标，如政府咨询报告、教学成果奖、社会服务实践也成为了重要指标——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Y学院的优势没了。
更让林月无语的是，以前学校的种种制约性规定，例如外出访学、工作满3年、发论文第一单位必须是冠学校的名，统统取消，这下，符合条件的参评人数比往年增加了一倍。经过惨烈的比拼，Y学院只有排第一名的老师，凭借6部专著、12篇C刊论文，妥妥评上了副高。再看同组其他学院评上的同事，也都是手握10篇以上C刊、几篇咨询报告、1至2个国家社科——副高如此，正高的条件就更让人高不可攀了。
林月觉得这次败北根本原因还是成果不占绝对优势。明眼人都能看清楚，学校现在的政策，明显是倾向于“引进人才”——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带着各种头衔、光环而来的人才，安家费至少可拿到50万元，年薪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相比之下，林月作为讲师，每月只有几千元的收入。为了给“引进人才”们创造晋升途径，学校不惜放宽条件，出台有益于“外来和尚”们的政策，让林月等工作十几年的老师“让道”。
林月曾经的一个老同事吴老师，2019年终于评上了副高。他说自己前前后后经历了很多次评职称，莫名其妙的变革，莫名其妙的落选，早已见怪不怪了。林月问他有没有去找相关部分反映，他说了句：“有什么用？你如果想继续在这待下去，就什么都不要问，问了也没用。只能积攒实力，慢慢等待机会。”
末了，吴老师又说，据说明年职称评审又要改规则了，开始重视“教（学）改（革）”和教材，你赶快准备吧。
林月只觉两眼一抹黑——学校轻易地改一条规则，底下的人就要用少则两三年甚至数年的努力来达到这项指标，但等好不容易完成指标了，新的规定又来了。
在无望当中，她在深夜发了那条被我看见的朋友圈。随后，又怕别人笑话，又删除了。
林月觉得自己像卷入一个极速上升的摩天轮，人被吊在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无形的绳索勒得她喘不过气。记得当年刚入职时，学校领导倡导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要有奉献精神”。那会儿学校建设好的新校区位于荒郊野外，很多岁数大的老师不愿过去，林月这批新教师，被第一时间发配到新校区工作，有点关系的，待了1年就回老校区了。
可林月一去就待了5年。这期间，她也曾向领导申请调回老校区，说自己也到了成家的年纪，有一些实际困难，但领导总说“其他同志困难更多”，希望她再坚持，林月也就听从了领导安排。现如今，学校又提倡“人才兴校”，新引进的人才们可没有林月那么听话，他们会基于利益得失来计算是否要承担某项工作，知道如何利用各类资源快速达到晋升条件，除此以外，什么都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在一切以结果为导向的今天，林月曾经努力过奋斗过的一切变得一文不值，毫无意义。
随着各类考核、各种项目的增多，“人才”标准也越来越细。老师们每天疲于奔命，每个人被三六九等地划分为不同类型人才，冠之以各类头衔，没有头衔的人就像光着身子一样难堪。以前大家还经常聚聚餐开心一下，现在到处都是剑拔弩张的竞争、利益关系，同事们见面也都三缄其口，脸上也早已没有了笑容——与学生的关系就更不用提了，学生们考各种证书，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一有时间就刷手机，很少愿意和老师沟通。尊师重道、师生同乐的场景早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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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次评职称失利让林月倍受打击，家里人的冷嘲热讽更是让她生不如死。有一次亲戚来家里吃饭，林月对几个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诉苦，说现在高校竞争太激烈，评职称太难，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本以为家人会安慰几句，没料到，一位长辈带着一种很不屑的口吻说：“那你应该多想想自己的问题，不要老是抱怨，文章写得不好才是问题的关键！”
紧接着，另一位长辈顿了顿说：“现在高校竞争确实大，但人才也是很多。我有位同事的女儿，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教授了。”
林月听到这儿，再也难忍悲伤，偷偷转过头抹了抹眼泪。而她的父亲，还在殷勤地招呼大家吃好喝好。
想当年她去读博时，这帮亲戚就酸溜溜地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小心嫁不掉。”等她嫁人后，又明里暗里嘲讽道，读到博士又能怎样，还不是没钱？这会儿，他们肯定又会说，都那么辛苦了，职称还不是评不上。
自那以后，林月发誓再也不会参加毫无意义的家庭聚会了。
2020年，林月决定调整身心，这一年不再参评职称。
2020级新生入校，系里动员40岁以下的老师申报本科生导师。Y学院实行导师制，一个本科生配备一个导师。林月心想，好歹自己也是211、985毕业的本硕博，博士生、研究生导师自己够不上，本科生导师还不能当吗？于是第一时间报名。
然而，某一天，没等来任何通知的林月却在系群里看到新生与导师见面的照片。她不由悲从中来，发了信息问学院里的负责人，询问本科生导师有什么要求，自己哪里够不上？负责人回信息说：很抱歉，把你忘记了。接着又说早就把资料发给学生了，导师和学生实行“双选制”，让她耐心等候结果。
林月想，学生都不认识自己，怎么可能会选她？可再一看导师阵容，不由倒吸一口气：各路知名教授、教授、副教授一堆，竞争20几个学生的导师——他们很多人年龄早已超过40岁了。
结果出来了，跟预想的一样，没有一个学生选林月当导师。
那一天，林月大哭了一场。这么久以来的委屈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冲出心田，她开始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轻率地来到这个学院，完全就是在自讨苦吃，自找没趣！她在学院里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和多余人。
她所有的怨气只能朝先生发，家里三天两头吵架，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她先生也被惹恼了，大声冲她吼：“我要是你，就直接打电话质问那个负责人，为什么不通知你去‘双选会’？人家都已经漠视你到这种地步，你就直接开骂就行，这个世界就是欺软怕硬。你是怂蛋，个个都能骑在你头上。”
研究生导师的遴选也开始了。林月心一横，管它的，去报吧，反正已经是底层，多一次拒绝又能如何？这次，她通过了学院层面的遴选。
但具备了硕士导师资格，也要真正带上学生才算实至名归。一天晚上，林月收到一条学生发来的短信，大意是说看了她的材料，想找她当导师。林月还有点小激动，但定睛一看又觉不对，这位学生称呼她为“向老师”。过了几分钟，学生打来电话道歉，说发错短信，本来是发给其他老师的。林月只得苦笑两声。
又过了几天，研究生秘书打来电话问她，能不能接收H教授转过来的两个研究生，因为H教授身体不太好，不想带学生了。林月回复说她经验不足，就先带一个吧。过了一会儿，科研秘书又告知她，动员两位学生过来一位，两个学生都不愿意，甚至以退学相逼，说他们就是为了H教授来的，换老师的话他们就集体退学。
最后，硕士生也没带上。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林月处于极度抑郁状态，可这种挫败感又无法向人诉说——跟同事说吧，别人只会更看不起你，跟家里人说，也无济于事。亲戚朋友以前还会拿她当榜样教育孩子，这几年，再也没人说这种话了。她父亲本就是一个坚定的“读书无用论”拥护者，除了先生一如既往支持她以外，其他的人都在冷着眼看笑话。
我和林月都生于80年代初，极少有工薪阶层的父母会高瞻远瞩地为子女谋划未来，父母对我们几乎是采取放养式养育。林月是单亲家庭长大，但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给予过她任何鼓励和正面影响，能走到今天这地步实属不易。迫于家庭环境，林月和我一样，研究生一毕业就想着赶快找工作，才能有经济收入养活自己，当时从未想过继续读博深造，职业规划更是谈不上。
林月工作几年后读博时，年龄已比同门大了许多，读完博回到学校再去和一拨一拨年轻人比拼，自然不占优势。再加上林月跨专业读博，导师不在本校，自己无任何学术人脉，学术前景自然不容乐观。
每每说起这些事，林月一脸哀愁，连连叹气。她说自己也不是没考虑过就此停下、不再努力了，轻松度过余生，好好照顾孩子。好歹还有份工作，拿着固定的工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不敢啊，不进则退，说不定哪天就被学校开了呢？在Y学院的生存法则：只有强者才会被看见被尊重。当你是弱者时，做什么都是无意义的。当然，我也明白了，也就没必要做任何不关乎自己的事”。
林月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准则。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一律不干，该拒绝的就拒绝。对于同事的请求帮忙，还是要分人，讲点情分的可以帮，对于翻脸不认人的人一律不帮。处理同事关系，很简单，见面点个头就行，甚至不用面露微笑，当作没看见直接走过去也可以，因为不会有人在意你是谁。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承诺过什么，千万不要太在意，也不要相信，否则受伤的只能是自己。对于别人的漠视、蔑视或是伤害，一笑而过不去理会，因为总有一天，这些人终将成为过眼云烟。
渐渐地，林月发现自己待人和善的人生准则正在从生命里划去，取而代之的是丛林生存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她正在学习成为一个强者，戒掉玻璃心，勇于说不，心如磐石。她感觉自己变成了Y学院教师模板中的一员，竟然觉得不那么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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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学院群里突然发出一条消息，如巨石入湖，掀起一阵波浪——此前刚刚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张志教授，因为积劳成疾，一晚在写字桌上陷入昏迷送入医院，医院已下达病危通知。
张志教授是Y学院上升的新星，有很多成果。
近年来，过劳死的案例在各知名大学频发，外人可能只是看到在大学里的风光，羡慕教师的悠闲，但所不知的是，现在的教师工作时长早已超过996，工作时间忙上课，下班时间还要做课题、写论文。林月自己就已经是全年无休，当初怀孕生孩子时，也是论文写到进产房前一段时间才停笔，每天面对电脑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之多。更不用提那些著述等身的学者，谁都不是三头六臂，大家都是用透支生命换来学术的点滴成长。
自从张志教授住院后，群里的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张志的奋斗之路也逐渐被大家知晓：他出身于一个偏远山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仅有3间瓦房，到现在也仍然没有换房。他虽然是大学老师，但也并不宽裕，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供读书，父亲母亲也需要供养。他从小就很努力读书，他父亲说，连走山路的时间都不忘拿着书背诵。
如今，张志教授生死未卜，让每一个人都很揪心。同事们纷纷为他捐款，同时也在默默反思究竟该不该透支生命去换取那些所谓的追求？
林月以前从来没有过多考虑过生死的问题，但人已中年，扑面而来的是全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已近古稀之年的父亲虽然一直不认同林月的追求，但在生活方面却很关心她，时时帮她带孩子。反观自己，却是很少有时间陪伴父亲。
林月决定适当地放松一下，稍微放自己一马。
2020年的圣诞节，我和林月终于有时间一聚。她看起来依然清瘦，有点憔悴，但精神挺好。我们喝着茶，散漫地聊着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事情。
林月说，Y学院虽然人际关系比较冷淡，但终究是公正的。因为她努力工作，年终考核被评为“优秀”，这在以前的X学院是不可能的。而在一些比赛当中，即便是院领导参赛，表现不好也照常被淘汰，这一点，还是让人振奋，也能让人能看到一点希望。并且，在这一年疫情期间，一家人也都平平安安的，不缺吃少穿。
我说：“是啊，你看你的人生其实就很好，只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林月看着窗外，又说：“记得刚去读博那一年，导师曾指着窗外的天空说，泰戈尔有诗云：‘天空不曾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有多少人能真正留下痕迹？更多的人，不过是芸芸众生，如蝼蚁般苟且生活着。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想做一个能留下痕迹的人，至少是能在天空翱翔的人。但现实是，我们得很努力才能做个普通人。甚至，我们努力了很久，还没有当初看起来‘不努力’的人过得好。”
我笑着说，泰戈尔还有一句诗：“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不用去羡慕别人，其实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最近，林月又开始在为评职称做准备了。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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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电显示是姨妈，我犹豫要不要接，地铁实在太挤了。
姨妈是我妈的大堂姐，妈妈喊她“芳姐”。我们这些晚辈没大没小，又因家里有9个姨妈，便也喊她“芳姐”加以区别。在众多姨妈当中，芳姐无疑是特别的，她来长沙30多年，麻将烟酒来者不拒，颇有江湖气概。
想起爸妈平时的嘱咐，我还是腾出手插上了耳机。电话那头，芳姐的心情似乎还不错，她笑骂我没良心，返校之前都没去她家吃饭。我说下次放假一定去，还点名要吃卤鸡爪。芳姐喃喃道：“你的口味真的和你姐姐一模一样……”随后她又问：“你去看姐姐了吧？”
“姐姐”是我的表姐，也是芳姐唯一的女儿，4年前因车祸去世了。之后每年的清明、七月半我都会去墓园看她，收假返校之前也会去。
“你怎么去姐姐那里也不告诉我咧？我还是过去看到花了，打电话问你爸爸才知道。”芳姐的声音稍有哽咽，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低低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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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家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姐姐去世的消息，如果不是我胡搅蛮缠要回家买东西，还不知会被瞒到什么时候。
姐姐比我大5岁，是所有兄弟姐妹里与我最亲近的。她长相清秀，性子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我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溜冰、照大头贴、喝奶茶、买海报……都是她带的。所以，姐姐于我，远不止一个普通表姐那么简单。
那天，我在沙发上哭了很久，稍平静之后，爸爸要我洗把脸，说带我去芳姐家。去肯定是要去的，但我实在不知道要用怎样的表情去面对芳姐和姨夫。
姨夫向来把女儿看得极重，印象中，不怎么爱笑的他看着姐姐时都是笑眯眯的。亲戚们开玩笑说：“等她出嫁的时候，看你哭成什么样子。”姨夫不在意，总说他们生儿子的不懂女儿的好。
确实，在很多时候，姐姐是这个家庭的“黏合剂”。她体贴孝顺，总能敏锐地察觉到寡言的姨夫有什么情绪变化，或拥抱或撒娇，姨夫的心情便会迅速由阴转晴。
我还没纠结完，就已经到了芳姐家的门口。走进去，看到姨夫和其他亲戚都在。姨夫十分憔悴，他看着我，轻轻地说：“你来了啊，你没见到你姐姐最后一面，你是不知道，你姐姐……”话没说完，他的眼泪像开了闸，我从未见过姨夫这个样子，一时不知所措。
等情绪稍稍好些，姨夫又说：“三月十七，你要记住，你姐姐是三月十七。”说罢，他指了指姐姐卧室的房门：“进去看看你姨妈吧。”
打开门，只见芳姐坐在床头，捧着姐姐的照片正出神。我喊了声“姨妈”，她像被刺激到了一样，身体微微颤动，扭头看向我：“崽崽，你回来了啊，你知道啵……”话没说完，人便嚎啕大哭，我也跟着哭了起来。
“你姐姐不听话咧！跟同事出去恰（吃）家伙，又喝醉了，那就住到宿舍别回来嘛，硬是要回来。好大的雨，那何解（怎么）还开车，肯定不能开车啊。”
姐姐出事之前，她所在的小组刚完成了一个重要项目，老板为了奖励他们，准备让他们去泰国团建。大家都很高兴，晚上便聚餐庆祝，谁知一位同事竟敢醉驾，而迷迷糊糊的姐姐就坐在副驾驶上。
芳姐哭骂姐姐不负责任，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更难受了。卧室的哭声和客厅的沉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浓浓的悲伤在不大的房子里难以化开。阳台上的绿箩还繁盛，荧光纸折的星星在昏暗的房间里点点发光。
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又变了。
端午节放假，我从学校回家，打算去看芳姐，却被妈妈制止了：“你姨妈现在快被你姑奶奶烦死，真的就没见过你姑奶奶那么要不得的人，太过分了啵！”
我不懂妈妈为何这么忿忿不平，问了才知道，原来是姑奶奶又找芳姐借钱了。
姑奶奶是芳姐的亲姑姑。芳姐少时耳朵坏了，家里治不起，便让她跟着姑奶奶一家随军去陕西治病。为了办事方便，大人们让芳姐随姑爷爷姓“周”，谎称是他的大女儿。
那些年，芳姐看病倒是其次，主要任务是帮着照顾姑奶奶的3个孩子。日子堆起来，芳姐和姑奶奶相处的时间甚至比她早逝的母亲更久，俩人的感情日渐深厚。
姑奶奶向亲戚借钱这事儿并不稀奇，她开口都是为了不成器的大儿子强舅舅。强舅舅因为赌博离过婚，这些年，光我家明里暗里给他的钱都有10来万了，到如今他连一半都没还，剩下的也没指望了。
姐姐意外去世，让芳姐和姨夫获得了一笔保险理赔款，家人们都知道这钱会被强舅舅惦记，就嘱咐芳姐一定要看好这笔钱，任何人都不能借，尤其是姑奶奶，“那借出去就没的回的”。
可是，姑奶奶还是开口了。那天我回家，看到芳姐也在，她用手撑着头，一脸无奈，手机外放出姑奶奶的声音：“肯定会还你钱啊，现在就是家里热水器坏了，要换一个新的。”
芳姐反问：“未必连换热水器的钱都没有啊？你们不是把工资卡给他了吗？”
姑奶奶倒起苦水，说强舅舅新娶的老婆哄他去打牌，又输了。自己早就看这个婆娘不顺眼了，“要不是看她当时怀了孩子，我才不会让她进门！”
听到这话，芳姐气得直拍桌子，对着手机吼道：“这个女的比你儿子小20多岁，还是个鸡婆，你们就因为她给周家添了孙，你就蠢了咧，你真的是个糊涂娘！”
芳姐说，之前姑奶奶一直盘算小女儿的工资，现在又惦记起了自己的钱。“现在是热水器，以后什么都要我管，孩子上学也说没钱，也要我出。”芳姐越说越激动，最后哭喊出来，“这是我女儿用命换的钱咧，你怎么可以打这个钱的主意啊！”
姑奶奶还想分辩，芳姐已经把电话挂了。她埋怨一通，又担心姨夫知道了会生气。
说到姨夫，妈妈问她家里最近气氛如何，芳姐摇摇头：“他本来和我话就不多，崽走了，他就更不说话了。我现在是真的不想在家里待着。”
2
为了让强舅舅不再惦记这笔钱，芳姐很快找了一套条件不错的二手房。这房子离她家有15分钟车程，原主人只住了3年，还很新，芳姐打算买下来，说是换个环境，以免睹物思人。
姨夫什么也没说，芳姐受不了他的沉默，撂下一句：“你不说话我就自己去搞！”买二手房的流程很麻烦，加上老房子要出租，那段时间芳姐忙得像个陀螺。而姨夫真的不管不问，关起房门刷抖音。
芳姐哭着给我妈打电话诉苦，我妈安排爸爸去陪姨夫打牌，又给芳姐转了20块钱，让她打车到我家来“避难”。
“我懒得跟他过下去，说话半天没个响动，问他什么都哑起个喉咙不作声。”芳姐越说越气，我妈只能说，姐姐刚走他们就搬家，姨夫可能一时接受不了。
没想到芳姐忽地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我想搬啊未必？！住了那么多年，我未必舍得啊。但我有什么办法，只要在那个房子里我就想到我崽咧，哪里都是她。”
芳姐说，姨夫还可以去上班，而她一个人待在家里，不是哭就是发呆，“我好想我崽咧，你晓得啵？”
这些话，不知道芳姐有没有和姨夫说过，但后来的情况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芳姐不再在意姨夫的沉默了，她继续为新房忙前忙后。
3个多月后，芳姐搬了新家，听说搬家那天她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所有在长沙的亲戚。姑奶奶也来了，据说她一直在房子里晃悠，说房子又新又好，还一直扯着芳姐问花了多少钱。芳姐不好发作，只能含糊应对，姨妈们也帮忙打哈哈，才避免了一场风波。
等我去芳姐的新家时，已经是国庆节了。新房的条件比起老房子确实好了很多，我开玩笑说，羡慕芳姐住了地铁口的电梯房。她笑得爽朗，我似乎很久没听到她的笑声了。
芳姐指了指进门第一个房间：“你以后来就住这个房间，有一个上下铺，你哥哥他们来，也可以一起睡。”她顿了顿：“没给你姐姐带走的东西也都在这里，还有你们俩小时候的照片。”
我问姨夫最近心情如何，芳姐忙不迭地摆手：“莫说了，说起他就烦，这里就是他的客栈，他每天就来睡个觉，哪天他能笑一下我就算谢谢他了。”
一天，芳姐约我妈去新家打牌，也嘱咐我过去吃晚饭。下午6点多，我刚到芳姐家门口，就听到了里头传来争吵声。
我打开门，只见妈妈脸红脖子粗地对芳姐喊：“你真的蠢得死咧！被别个‘杀猪（方言，指打牌被人算计）’了都不晓得，怪不得你天天输钱，还说什么这个姓齐的对你好好——肯定好啵，你天天给她送钱！”
芳姐没说话，我妈不依不饶：“要不是我今天来打牌，你还不晓得会被‘杀’到什么时候。”
芳姐反驳，说自己在制药厂打了二十几年麻将，不可能被人“杀猪”。妈妈回道：“你以为这里还是制药厂那些和你打了几十年牌的邻居、同事哦，不一样了咧都！”
我扯了扯妈妈，让她别说了，随后跟着芳姐去了厨房。我本想插科打诨调节气氛，却只见芳姐呆呆地拿着碗，念叨着：“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
3
那天，芳姐喊亲戚们一起吃饭，还特意强调晚辈们必须都到。我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姐姐的男朋友，我们曾经的“准姐夫”来了。
“准姐夫”姓曹，活脱脱一个长沙满哥（年轻人）。他中等个子，梳着油头，大眼睛、高鼻子，嘴里不是抽烟就是嚼槟榔，整个人社会气十足。
对于小曹，家里人的评价非常两极化。长辈们各个对他赞不绝口，觉得他会做人、会说话，而我们几个兄弟则对他喜欢不起来。
姐姐还在的时候，带着小曹见过表哥，表哥对他客客气气，又是开烟又是倒酒，而小曹却左一个不抽中华以外的烟，右一个嫌饭店环境差，弄得表哥好没面子。更可气的是，他在桌上对姐姐呼来喝去，表哥看不下去，差点和他吵起来。
而我对小曹更是厌恶，究其原因，是因为姐姐曾为他流过产，而他全程没有出现，还是我和表哥陪姐姐去的医院——当然，这些事，长辈们都不知道。
姐姐曾和我说过，她和小曹在高中相恋，又一起走到大学校园。但我还是忍不住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让姐姐撇去其他男孩，甘心和小曹纠缠不清。
在赴宴的路上，表哥就很疑惑，表示不晓得芳姐到底喜欢那个姓曹的什么：“就因为家里条件好？”
之前，表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被芳姐介绍去小曹家的工地做施工员。这处工地在小曹的老家，郴州和广东交界的一个县里。表哥说，曹家父子在当地横跨黑白两道，“赫赫有名”，家大业大，却从来没有按时给过民工工资，连表哥的工资也拖欠了2个月。
此外，曹家父子的作风也有问题：老曹风流，被原配抓奸在床后离了婚，娶了一个比儿子年纪还小的老婆；小曹年纪轻轻，出手阔绰，身边更是美女不断。
到了芳姐家，我看到小曹正坐在沙发上烤火，他和姨夫、芳姐说话时亲密得像一家人。芳姐看小曹的眼神透着满满的慈爱，姨夫则不那么热络，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笑得也有些刻意。
我觉得，芳姐对小曹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做下的事，她未必浑然不知，只是因为他和姐姐生前的关系太过特殊，身上有太多姐姐的影子，芳姐难免会对他分外热情。
吃饭时，芳姐招呼姨夫好好和小曹喝几杯，姨夫推托说明天上班事多，拉扯表哥陪酒。
我以为姐姐走了，此后和小曹就不会再见了，但没想到，几天后舅舅张罗的元宵聚会，小曹又大咧咧地出现在席面上。他贴着芳姐坐，芳姐忙着给他夹菜，好不亲热。
席间，小曹一如既往地能说会道，哄得姑爷爷不住地赞许，还让我多向他学习如何跟长辈相处。见我默不作声，小曹热心替我解围，说他第一次看到我时，我正跟在姐姐后面叽里呱啦的，现在话少，是因为长大了成熟了。
芳姐附和，拉着小曹的手说：“是的啊，就他和他姐姐关系最好——小曹啊，你以后也要多照顾弟弟咧，他姐姐最心疼他了。”
小曹顺着芳姐的话夸我，我爸妈连忙摆手，倒是芳姐笑个不停。
那天小曹喝了不少酒，接到电话说临时有事要先走，便叫了代驾。芳姐说：“要是我会开车就好了，代驾的钱省了，还可以送你。”
小曹顿时来了精神，义薄云天地拍着胸脯：“阿姨——不，娘老子，我今天当着家里的面说：你只要考了驾照，50万以内的车随你挑，我给你买！”
芳姐忙摇头：“那怎么行啊，怎么能让你给我买车咧。”
“当崽的给娘买车不是天经地义吗？”小曹此话一出，便惹出了芳姐的眼泪，长辈们也纷纷夸他有情有义，还说只可惜姐姐走了，“要不然现在就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人”。
小曹立马表态，说他和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我心里感慨，原来这世上真有人可以做戏做到这个程度。
这时，芳姐向我打听驾校的事儿，正在学车的我让她还是算了，毕竟她眼睛花了，听力也不好，开车太费力。
小曹却说我不该打击芳姐的积极性：“看来弟弟是心疼我这个当哥哥的钱，不想给姨妈买好车。”
我冷冷地回他：“与其给姨妈承诺，还不如把我哥的工资结了来得实在。”
4
新学期到来，我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那天从图书馆回家已是夜里10点多，家里却没人。不久，外面传来停车的声音，除了爸妈，似乎还有芳姐。
我下楼打招呼，只见芳姐满面春风地对我笑。我问她是不是打牌赢了钱，她摇摇头说：“崽崽，你有个好爸爸咧！”随后，她拍拍我爸的肩膀：“小张，姐姐我今天太高兴了！你真的太够义气了！”说罢，还给了爸爸一个很夸张的拥抱。
第二天，我问爸爸昨晚干嘛去了。他先叹了口气，幽幽说道：“干什么，给你姨妈了难（方言，解决）去了！”
爸爸说，芳姐前段日子实在无聊，又回到之前工作过的超市上班。同事基本都是熟人，都知道姐姐的事，所以对芳姐颇为照顾。芳姐做促销经验老到，常拿奖金，两三百到手就请同事们吃饭唱歌，自己贴的钱更多，她也乐在其中。
即便如此，她还是和同事起了冲突。
昨晚，我爸妈接到电话匆匆赶去超市，发现好些商品都散落在地上。妈妈把芳姐扯开，她还指着同事骂，那位同事也恶狠狠地说：“我搞不赢你，但是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清楚！”说完转头就走了。芳姐还想“乘胜追击”，被爸爸拦下。
在回家的路上，妈妈忍不住好笑：“姐姐，你是什么青春期太妹吗？年过半百了还和别人打架，你真的厉害咧。”
芳姐有些尴尬，爸爸就问她为什么打架，芳姐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妈妈一直追问，芳姐似是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说：“她骂我活该死女儿。”
此话一出，我爸妈火冒三丈，准备调转车头杀回去，却被芳姐劝住了。爸爸猜测，可能是芳姐平日嘴巴厉害，先得罪了别人。
而这一切，姨夫几天后才从外人口中得知。那人说芳姐在超市和同事发生不愉快，可能是最近情绪不好，还嘱咐姨夫多照顾她。
姨夫回家后问起，芳姐避重就轻讲了个大概，姨夫更加生气了，两人大吵一架。于是，我爸妈又兵分两路去“灭火”，妈妈拉着芳姐上街买衣服，姨夫来我家打牌。或许是天公作美，爸爸和舅舅都输了，姨夫笑嘻嘻地数钱，心情好了不少。
晚上酒过三巡，姨夫红着脸，兴奋地和舅舅划拳，我心头却一酸——我似乎已经很久没看见姨夫笑了，比起粗线条的芳姐，姨夫的情感更加细腻。芳姐难过了可以哭一场、和姐妹倾诉，姨夫往往沉默独自消化。
姨夫是江苏人，早年当过兵，不怎么爱说话，来长沙几十年也没什么朋友，平时最多就是和爸爸、舅舅一起打牌钓鱼，偶尔出去和同事玩一下。他始终觉得，自己在长沙是一个“外人”。
姐姐出事后，姨夫的哥嫂也从江苏赶来了，但他们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家里待着，帮不上忙。所以大小事宜都是爸爸、舅舅在忙前忙后。姨夫当然明白其中的无奈，但他心里的坎儿却很难迈过去。
如此种种，都成了他心里的刺。
舅舅灌下一杯酒，劝姨夫：“我姐姐有的时候真的宝里宝气（傻气），但你们这么多年，你也晓得她，有些事情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姨夫看着空了的酒杯，招呼我倒酒，我念叨着这是最后一杯，姨夫看着我说：“看到你我就想到你姐姐，你们两个那么好，现在你长大了，你姐姐……”话没成句，就被眼泪打断了。
稍稍平静后，姨夫说自从姐姐走了以后，芳姐就一直瞎折腾，做的都是她自己以为对的事情，换房子也是，和人吵架也是。“她感觉赶快从熟悉的环境里出来对我们好，但我不想走。我好想我崽，我真的好想她，我怕你们不去老房子，不念起她，你们就忘了她了。”
之前我们不清楚姨夫为何对芳姐变得这么冷漠，现在似乎也明白了些。面对独生女意外离世，他们都在苦痛中挣扎，自救的方式却完全不同。本以为相伴几十年的夫妻早有默契，两人便按着自己的想法行动，却在同一条路上渐行渐远。
人离得远了，家就冷了。
5
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和发小一块儿去旅行，在朋友圈发了不少照片，芳姐还在底下评论了。那天，我突然接到芳姐的电话：“我记得你发小在什么生物基因公司上班，她可以做试管婴儿吗？”
我的手机险些掉在地上，连忙问为什么要去做试管，和姨夫商量了吗？芳姐说没有，只是想咨询，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和其他人说。
其实不用咨询，我也知道芳姐的情况并不适合做试管：一是夫妻都过了50岁，而且都有吸烟喝酒的习惯；二是姨夫的身体常有病痛，肯定会影响成功率。
发小的回答和我差不多，不过也没有把这条路堵死，她说如果芳姐真有强烈意愿，可以帮忙安排他们以员工家属的身份做体检筛查。我将信息如实转达，芳姐听得认真，还做了笔记。
没成想，这件事竟成了引发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两三年前，姑奶奶搬到了暮云野生动物园附近住，因为离市区比较远，难免寂寞，于是她常到侄女们家里轮流小住。
那天，姑奶奶去芳姐家住，发现了芳姐做的笔记。当她得知了芳姐的秘密，就热心帮忙，“出谋划策”——不是给芳姐找靠谱的医院，而是要把自己的小孙子、强舅舅的儿子过继给她。
那孩子的确可爱，但无奈强舅舅赌博成性，后娶的舅妈年纪比我还小，三天两头离家出走重操皮肉生意。芳姐有时糊涂，但在这件事上还是拎得清。她说姑奶奶还是惦记她的钱，说是过继孩子，其实是想让她养强舅舅一家人，用孩子掏空她，远比之前借钱来得更狠。
姑奶奶则坚持说自己是心疼芳姐，想让她少花钱、少遭罪，还专门圈出笔记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她一直强调芳姐已经不适合做试管了，还说自己的孙子健康：“你这样是多么的划算。”
两人争吵之后，芳姐想做试管婴儿的事自然瞒不住了。爸妈怪我胡乱揽下这活儿，我有口难辩。
姨夫知道后，沉默良久，最后只是说自己没有这个精力和财力再养一个孩子了，更没有想法让一个孩子来取代去世的姐姐。
去年疫情爆发，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可能是外部环境给人的震撼太多，芳姐和姨夫终于敞开心扉聊了聊，他们的谈话颇有成效，芳姐做事不再一意孤行，而是多和姨夫商量，姨夫也不再沉默不语。
今年清明，我照例去看姐姐。墓园的迎春花开得繁盛，还是之前熟悉的样子。我把香火摆在姐姐的墓前，拿出手机外放她喜欢的那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正如歌词所唱，姐姐已经是天上飞的风筝，抓不住了。又或许还有抓住的方法，而我不知道罢了。
我调整呼吸，拨通了芳姐的电话，说自己在逛街的时候看到好好吃的香干：“我晚上去你家吃饭，带给你吃。”
手机那头传来麻将的碰撞声，芳姐先和别人说，打电话的是外甥，“好听话的一个崽”，再笑意满满地回我：“你来，我打完牌给你卤鸡爪。”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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