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祛魅（上）一蓑烟雨任平生
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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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全长5838字
2010年那会儿，“驴友文学”有点火，有些起初是论坛里的热帖，后来被出版成书，比如《转山》、《走吧，张小砚》、《背包十年》、《迟到的间隔年》，这些书80们后至少听说过一两本吧？《转山》和2011年出版的《北方的空地》还被改编成了电影。这些书在当时的旅行圈子影（gu）响（huo）力很大，我那时候一起玩户外的好几个小伙伴，受到这些书的感召，都纷纷辞职出去浪。虽然一本都没读过，可我那时候却有一种错觉，觉得只要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辞职去旅行，就能整出一本书然后成为一代大咖躺着挣钱似的。
我老早也算是一名资深文青，那会儿“文青”还不是骂人的话。中学开始在本子上写，后来在电脑上写，刚有MSNSpace的时候就做起了第一代博主（用过MSN的人现在大都已是老父亲或者老母亲了吧）。那时候上网的人本来也不多，离“自媒体”这一概念诞生还早得很，也完全没有“流量”这个概念，看我博客的基本上都是MSN好友，所以我一直都挺习惯自娱自乐写文章，给自己留个记录（比如这篇就是）。MSN关了之后，我又在网易博客上写过一段时间，前几年网易博客也关了（想要挖坟的可以点最后的原文链接）。如今回过头看，以前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无病呻吟，思想也不成熟，可当时的自我感觉却很好（必须好啊，不好的话早放弃了），用现在的话叫做“蜜汁自信”。
2010年的七月底，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跟父母说要去四川做一个项目，8月17号那天飞到了成都。
其实并没有什么项目，我只是受到一些驴友文学蛊惑之后，着了魔似地想要一段“不平凡的旅程”，比方说骑行西藏，目标是川藏线连新藏线从成都骑到喀什。我提前在淘宝上找了个成都卖家买了辆二手山地车，让成都朋友帮我去交易，到了成都之后花了一天整装调试，8月19号便冒着大雨上路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当时是裸辞的，也没什么积蓄，可谓背水一战。让我这样义无反顾的理由说出来也很鸡汤——有些事做了或许会后悔，但不做一定会后悔，那就去做吧；有些事想做的话一定要趁早，现在不做的话，今后可能就再也不会做了。另外当时自己或多或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骑行完这样一趟，大概也能写本书出来吧？像那些驴友一样出了书不就有钱了？
后来这场“不平凡的旅程”并没有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不平凡”：得益于长年的锻炼，我的体能骑这样的一条线路倒是绰绰有余，并没发生啥一波三折的故事。只是没等骑到拉萨，当时上海的女朋友跟我吹了；没等骑到新疆，自行车在狮泉河被偷了；独自一个人去冈仁波齐转山，迷路受伤差点死在山里。灰溜溜跑回到拉萨“疗伤”，成为一名标准的“三失”人员——失恋、失业、精神失常，一蹶不振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后来还真把骑行的游记写成了一部十万字书稿，甚至有编辑表示过兴趣，但也仅仅止于兴趣了——当时那种流水账的写法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为什么会想到讲这段往事呢？我当年在川藏线上认识了一个小伙伴，搭伴骑行过几天结下了革命友谊。他从2013年起开始了环球骑行，迄今为止骑了七年，一路开销基本靠人资助。他今年骑到美国赶上疫情，现在被困在了那里，无法入境加拿大，也没钱飞回国。我跑去他公众号给他打气，掐指一算发现跟他都已经认识十年了。
当年众多的小伙伴，这是唯一一个至今还在路上的
到今年八月，刚好十年。
很多人都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经历把我带到了今天的生活，回想起了自己过去这十年的起起落落。2010年前那个淫雨霏霏的八月，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我不是一个宿命的人，然而站在时过境迁的现在，却让我觉得如今会生活在印度可能是一种必然——通过一个又一个看似偶然的抉择，一步一步越来越接近的必然。
话说我一直都没有在上海买过房，2012年到2019年，租房住了八年。
2018年的时候，我跟十年前的女友见面聊了聊近况。她前些年结婚生子，如今过着很典型的上海外企上班族生活。我们聊起上海的房价，她说：“你看，你那时候（2008年）要是咬咬牙，家里人凑一凑，房子买了也就买了（当时地铁外环路附近房价1万4），现在想买也买不起。”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想过，我总觉得，如果当初买了房，很可能现在的生活就会跟她的一样。当然她现在的生活很好，相夫教子，安定富足。只是在我这种奇葩看来，这种舒适的生活简直是慢性自杀。她又说：“你那时候买了房，不想要了可以卖掉啊，不也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吗？”
在上海买房毕竟不是买菜，这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都算是非常重大的人生决定，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后，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买了房总得装修吧，一装修多半跟这房子擦出爱的火花儿来，有了房子接着大概率会被婚姻、子女之类的“人生大事”套牢。我又不是投资者炒房客，肯定得要靠工作还房贷。如果那时候真买了房，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经历了，因为甚至都没法在当时迈出第一步——辞职。
早在2005的时候，我那时候公司里的部门经理就跟我说：让你爸妈赶紧给你买房吧，买房比搞公司来钱快多了！开公司苦干一年的利润不如买几套房升值多。我没搭理。后来我父母家那边新楼盘九十万，父母说给你买套房吧，但你要自己还房贷，我也没要。由于我身为上海人从小都跟父母一起住，在家啃着老也挺心安理得，那会儿的工资都花在买书、电子产品、相机镜头、徒步旅行上，吃光用光。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我心底对买房这件事最大的恐惧在于，感觉在上海贷款买了房，自己一辈子可能被绑定在上海了，会一下子扼杀掉人生90%的其他可能性。上海是很好，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但要让我一辈子定居在这里，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那会儿自然从没考虑过子女教育、工作就业之类的问题，想的都是自己。
想不想做一件事，自己的愿力起到决定性作用：想买房的人可以找一百个买房的理由，我这种不想买的自然也能找一百个不买的理由。就这样，我完美地错过了所有在上海买房的机会，因此也错过了一些姻缘，所以才遇到了现在的人生。
有人大概会要问我：你看到那些在上海有房有车的同龄人羡慕吗？嗯，如果是家里有矿的各种二代或者有拆迁房可拿的我肯定羡慕啊。我有一些原来一起玩的小伙伴，如今他们有车有房有娃，生活过得有模有样，我为他们感到高兴，比如我前女友就是典型。但我明白他们为这样的生活也付出很多，原来那么潇洒的小伙伴，现在哪怕一周的假期对他们来说都很奢望。所以我既不羡慕，也不后悔。他们有他们的得与失，我也有我的得与失，谁都没占着便宜。命运的分配或许不公平，但生活里的付出与收获大致是守恒的。
从十年前的那个八月开始，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基本上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坐班。一开始入不敷出过靠透支信用卡生活，过得十分窘迫；后来收支勉强平衡，五年之后才渐渐宽裕。但我的收入从来没稳定过，饥一阵饱一阵的。以前虽然挂着摄影师的名，可我几乎没有靠“摄影”本身挣到过钱，大部分的收入是通过摄影教学。大部分像我这种的所谓“摄影师”连器材钱都挣不回来，能挣钱的是那种影棚商业摄影师。
这两年我都在刻意淡化自己“摄影师”的身份， “摄影师”这个称呼已经被玩坏。就好像“文青”、“驴友”、“穷游”这些词最早本来没啥，但后来出了几个害群之马，就变成贬义词。而一讲到摄影师，大家总是容易想到把相机凑到藏民脸上拍的老法师，再加上器材的飞速进步，如今摄影完全没啥门槛。以前说我的照片像明信片是赞美，现在要是说我的照片像明信片那是骂我——老法师才拍明信片！于是早年让我觉得挺骄傲的身份，现在巴不得要划清界限——这年头谁还不是个摄影师啊？嘚瑟啥呢！
由于这种“摄影师”的存在，我现在很努力地跟“摄影师”身份划清界限
不过借着“摄影师”的身份，我倒是经常有机会免费去各种地方，很多人看我的朋友圈觉得我好像一直活在“诗和远方”里，对我这种生活方式表示“羡慕嫉妒恨”的朋友自然从来没有少过。碰到过好几个信誓旦旦说要跟着我有样学样，结果没一个能够迈出第一步的——辞职。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机会成本”，抉择的本质是放弃其他的可能性，机会成本可能非常高昂。
拥有有时候会是一种负担。假如我十年前有一份高收入有前途的工作，未必能够下得了决心去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或者才受到一点挫折就忙不迭逃回原来的生活。我觉得年轻最大的好处，并非有多旺盛的精力，而是负担更少，机会成本更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拥有的越来越多，人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犯错的成本越来越高，后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大概才是人害怕变老的真正原因。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正因为竹杖芒鞋所以比高头大马更为轻巧灵便，正因为只有一件蓑衣所以才无惧风吹雨打。光脚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呢！
小孩子的理想是最天马行空的，什么都敢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读了书之后，理想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具体，自己把自己一点点扼杀死；到了工作之后，理想变得无比具体——挣钱、买车、买房、娶媳妇、生娃……大家都是这样殊途同归。要是谁跳出来说：我要辞了工作去旅行，尝试一种新生活！多半会有很多人来劝：你醒醒吧，赶紧醒醒！
我走了一些地方之后就发现，中国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是最为务实的——挣大钱开豪车住大房子，老婆孩子热炕头。以我亲妈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守护者，以前看我成天码字，她就问：“你写东西能挣钱吗？”；看我到处拍照，她就问：“你拍照能挣钱吗？”；看我天天去健身，她就问：“你健身能挣钱吗？”在她眼里一切不以挣钱为目的的花时间都是耍流氓。在这种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下，我们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蒸蒸日上。像我这种三观不正又不务正业的人能够活到现在，真的要感谢人民感谢党。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成功”就没有这么世俗且统一的定义，所以我遇到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很多都跟我一样没啥事业心和上进心，整天吃喝玩乐，不想成家立业。要是社会上像我这样的人太多，肯定搞不好，所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走下坡路。
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叫理想，理性的“理”；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叫梦想，白日做梦的“梦”。
所以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梦想，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奢侈品，这玩意儿多了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正因为我当年穷屌丝一个，上无八十老母，下无嗷嗷待哺，才迈得出第一步。
而且我天生对物质欲望就比较低——有人大概会抬杠：喂，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这种话得要财务自由的人说出来才掷地有声，没有拥有过的东西是没有资格嫌弃的。我可没说嫌弃物质，钱当然是个好东西，有钱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去不同的国家定居，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我说的物质欲望低，体现在需求偏好上，我会更倾向于知识的消费，而非物质享受消费。
——这个“知识”是广义上的学识、技能、经验、体验、观念等。
这就有点像某些单身狗碰到妹子主动约他，他却说：“我跟人约好了打王者荣耀！”人家就是这么任性地觉得王者荣耀比妹子好耍，活该单身一辈子。在两者时间和物质成本相同的前提下，海边五星级酒店度假和去喜马拉雅某个偏僻小山村住几天，我会毫不犹豫选去小山村。酒店度假之类物质享受对我来说尤其没有吸引力，因为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在于知识的增长，我通过知识增长的多少来衡量这次旅行是否有价值，而不是吃了多少美食住了多少高级酒店。
如今回头看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活得像个傻逼似的，那时候也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是什么，但我一直都不断通过旅行和生活来学习新的知识，不曾后悔过以前的任何一个决定。有些自私的决定难免伤害过一些人，只能请他们原谅我的任性，人都是在这种自我探索中成长起来的。
我不喜欢写鸡汤或者做人生导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复制的人生，我在这里充其量算个“大叔”，我的读者里应该有很多都是“爷叔”，每个人都能在某些方面做我的老师。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鸡汤话：人生在世真的得要努力啊！知识和钱财至少努力追求其中一样，能够两全其美当然是最好的。
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大家能够合作无间，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愿意出卖自己的时间换钱，然后再拿钱去换时间——请阿姨打扫、叫外卖、坐出租车……大多数的服务性消费本质上都是在购买别人的时间。想要更多的钱还是更多的时间？——这得根据自己单位时间的价值来进行平衡。
钱是挣不完的，永远会得陇望蜀，“一个亿”对某些人都是小目标。而人生则是很短暂的，最好的年华就那么有限的几年。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财富，这显然没有终点。不过对有些人来说，赚钱本身就是一大人生乐趣，甚至赚钱的乐趣要大于花钱，所以很多人就算钱已经多得花不完了依然在努力赚更多的钱。
至于我，钱从来都是够用就好，获得知识的乐趣大于获得物质。
你要是穿越回去告诉十年前的我：“小伙子，你将来会跟外国人结婚在国外生活。”当时的我可能最大的疑虑会是：我一个英语都说不好的人，怎么勾搭得上外国妹子呢？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个英语学渣，经常出国之后意识到语言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才开始恶补英语进行自学，把百词斩里的四六级单词都背完了，看了大量美剧，读书的时候反而从没这么用功过。当我遇见我太太的时候，也算是勉强能用英语谈人生谈理想了，后来甚至还用英语给当地人上课。她自己也说，我们会在一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英语比较好（跟专业人士比我还是很菜的，只是比她遇到的其他中国人好一点）。她的中文水平仅限于基础日常对话，我们平时吃喝拉撒可以用中文说，深度对话还是得用英语，她的语法和写作比我好，但我词汇量比她大。
我现在之所以能写出一些知识点稀奇古怪的文章，亦是因为我会阅读大量的英文资料，相比英文背景，中文资料真的太贫乏了（墙也有一定关系）。
因此我觉得，即便是偶然的机会，也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你永远不知道机会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早点做好准备总是没错的，而准备的方式则是终生学习。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偶然未必是偶然，没有某些条件的具足，这些偶然可能就不会发生。
十年前的今天，我正骑行在泥泞的川藏公路上，出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永远都没能抵达预设的终点。过去十年里我做出过许多“偶然”的抉择，这些抉择在当时看来有对有错，然而从长远看来似乎都是对的——只要最终能走出来，人生就不存在弯路，歧途中独享的风景，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
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人生总共也没有多少个十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时间能改变一切，固执己见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我还是十年前的那个奇葩，但我不再是十年前那个愤青，变得对各种的观点保持开放的心态——既然我会觉得自己十年前的想法很蠢，凭什么十年后就不会觉得现在的想法很蠢呢？既然十年前的世界也早已和现在的世界大不相同，又凭什么觉得过去的观念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呢？
谁都可以是谁的老师，谁也都不是谁的老师，而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上篇其实是附送的背景介绍，下篇才是“十年祛魅”这个题目真正想谈的，关于我这十年来观念转变的心路历程。不过如果你对政治文化不感兴趣，这篇可能会反而没有上篇谈梦想的好看。由于敏感词较多，本文会使用英语和打码。
本文全长15852字
2010年出了一个词叫“带X党”，那时候美韩数次声称要在黄海进行军演，有传闻说美国航母要进入黄海，网上就有人说：如果美军invade中国，他们就要给美军带X。
这个词出来之后，还有过一个段子：“儿子看新闻联播，大怒：美国太坏了，敢打进来我和他们拼了！老爸一个大嘴巴：美国人来了没有地X油、暂X证、房X产、雾霾，哪点不好？儿子说：那我当带X党。老爸又是一个大嘴*****：人家big boss们的子女都生在美国，轮得到你这英文二把刀来带X？”
我那时候是个对国家各种不满的傻逼，一听这段子深以为是，暗自下定决心要做“带X党”，就跟现在轰抗人一样，天天盼着美国人来liberate我们，迎来自由和民主的春天。
我倒也不是崇洋媚外，真的是单纯对制度不满，说得通俗点就是“思想特别反动”，整天盼着overthrow the regime，也不知道究竟图个啥。大概觉得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抱负特崇高特伟大，还无比“中二”地幻想着像谭嗣同一样为革命捐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带X党”，我不满足于低级的思想反动，同时还对自己有很高的知识文化修养要求，找来各种各样的forbidden books来读，比如杨X绳的《墓X》，王X雄的《X葬》、《黄X》、《你的XX，我的XX》，唯X的《X劫》，章X和的《往XXXX烟》、《顺XXXX残》，高X、严X其的《文XXX命十年史》……还有一些书涉及到具体人名就不列出来，反正懂的人自然懂，像《1984》之类更是思想纲领。总之啊，我当年不仅是带X党，还是一个用各种“思想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带X党。
随着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从那时起，墙啊网络监控之类的影响开始一点点体现，我觉得特别不能接受。我当时最恨的人就是方X兴和李X宏，觉得谷歌才是互联网文明的灯塔，而方、李之流则是在神州大地上散布黑暗的罪人，是为虎作伥的帮凶。作为后遗症，我到现在都从来拒绝使用任何百度的应用和服务（因为百度后来也确实把牌子做砸了）。
微博也是2010年流行起来的，苹果4虽已横空出世，但彼时大多数人还没有用上智能手机，我记得可以用绑定的手机号短信发微博。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个人的声音开始有机会在全网络传播，网络审查的力度因而变得越来越大。2011年时候，我有一条微博被和谐掉了，具体写的啥我早就忘了。我跑去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抱怨这件事，那个朋友也算是认识蛮多年了，没想到她对这件事完全没有我所期待的义愤填膺，认为发生这种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当时可气坏了，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么“政治不正确”的朋友，删帖虽然是件小事，但这可是对神圣的网络言论自由的侵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脑残一发作，彻底跟那个朋友绝交，把她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
那个朋友在央企工作，毕业才三年，年薪有十七八万，在2010年算是很不错了。我把她这样的人划入了“既得利益群体”——哼哼，难怪她如此维护这个腐朽的制度！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教摄影认识了一个学生，是个事业有成的60后，他对于自己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事实十分直言不讳，曾经跟我说：“外面很多人说共产党不好，反正我是绝对拥护共产党的，我们这代人的好日子都是共产党给的。”由于他说得这么坦荡直白，我竟无力反驳。
我那时候不光反动，还一会儿左派一会儿右派，一边激进地主张民主自由，一边又努力地捍卫传统文化。到了2010年之后，我慢慢有机会认识了一些90后，那时候大家都说90后脑残，然而我实在比90还要脑残得多：要先问问人家是否知道儿童节的大后天，要是连儿童节大后天都不知道，那你连跟我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这也太不关心我们家国命运了！认知不在同一水平，显然没可能有共同语言。现在想想以前能够傻逼到这种程度，可能跟我多年来不间断的“奇葩”有关。
2011年我头一回出国去的是尼泊尔，尼泊尔这么破破烂烂一个国家，在我当时双眼自带的美颜滤镜下都看出各种好来——土地永久产权，人民有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各种安居乐业……我在尼泊尔十分羞于说自己是中国人，碰到外国人只说I'm from Tibet（那会儿我住在拉萨）。回国以后跟另一个刚从非洲肯尼亚回来的小伙伴交流，我说：尼泊尔现在虽然穷，但这样的国家是有希望的，可我在我们的国家却看不到希望……小伙伴居然深以为是，忙说：我在非洲也是这样的感觉！
当年我有着一种非常坚定的“信仰”：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民主有自由有传统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未来有希望，但中国不能算是一个normal country。当年我这种anti党anti政府的想法非常有市场，谁要是为党和政府歌功颂德恐怕才会被当做异类看。
那究竟是什么把我从anti党anti政府的“带X党”变成了一个“自干五”的呢？2013年底我头一回听人说起“自干五”这个词——自带干粮的五毛（也解释为自己单干的五毛），简直要笑得满地打滚。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当个“五毛”已经够low够shamless了，怎么还会有人蠢到去做“自干五”？那时候要是有人告诉我：过几年你也会变成一个“自干五”，我一定觉得这是天底下最荒谬的话。
观念的转变是十年里的潜移默化，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从小爱读书是出名的，属于那种亲戚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因为每次家里亲戚聚会我都会带本书看，然后舅舅婶婶们就会以我为例教育我那些表亲，要他们向我学习。有了智能手机之后阅读量更是大增，虽然是碎片式阅读，但接触的知识体系的涉猎面更广，能够集思广益；再加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传统书籍的深度阅读，相当于游击战和正面战场相结合。我不喜欢在手机上看视频，因为我习惯了高效率的文字阅读，觉得视频的信息效率太低，如果有些内容必须通过视频了解，那我也会在电视上看有头有尾的纪录片。
但阅读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写下来的文字是被筛选过的信息，作者只会告诉你他想告诉你的。就好像别人朋友圈里展示出来的，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东西。那我多读些不同作者写的东西不就行了？可以，但问题是三观跟你不符的文字你读得下去吗？你就算勉强读完也是骂娘——这作者就是瞎几把扯！啥都不懂！幼稚！然后你会找更多跟你三观一致的作者的文字来印证并巩固你自己的三观。
所以，光是“读万卷书”可能越读越浑，还会“蜜汁自信”和偏执，因为你能够读进去的都是你已经认同的观点，就像十年前用各种“反革命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我。
只有当你自己亲眼去看世界，看一个客观完整的世界，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自己的三观。要不然，“连世界都没观过，哪儿来的世界观”？
看世界不等同于出国旅游，跟团出国旅游那跟逛公园没啥区别。你得要真真正正地去跟当地人交流，了解不同阶层当地人的真实生活，解决各种各样在当地遇到的问题，亲身体会当地的文化习俗。
我2012年第一次去印度，对我的观念冲击非常大。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五有”国家——有民主有自由有传统有文化有信仰，可我到了那里却发现，这特么是个什么鬼国家啊！基建设施又破又烂，路人各种坑蒙拐骗，满大街的人粪牛粪狗粪，该有的都没有，不该有的全都有……有生以来第一次无比想念中国，怀念中国的各种好，让多待一天我都待不下去啊！在之后一次又一次去印度的过程中，我对民主制度的信念渐渐动摇，对传统文化和信仰的理解也开始改变——印度虽然这么多古迹这么多宗教，可我发现这些或许是文化财富，但更加是“文化负担”。我当时就把印度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谁要是对中国现状不满，送来印度看你还满不满。当然，冰冻三尺显然不可能一下子解冻，我最早只是把印度当做一个特例，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典型民主国家。
其实就算到了今时今日，我喜欢印度也并不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国家有多好，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有趣，可以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本，有许多文化现象值得深究。
2014年的时候轰抗爆发了“霸中”，我看到新闻可激动了，打了个飞的到轰抗去呆了一周。那是我第一次去轰抗，啥景点都没去，就是天天不同的地方用相机记录“霸中”。我记得第一晚走在中环街头，看着满街自由民主的标语，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仿佛找到了组织似的。然而在我连着看了几天各种宣传标语之后，就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一来很多口号喊得十分空洞；二来宣传内容大都是基于排外情绪，很多言论的素质堪忧，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轰抗人的优越感；三来那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更像是一种宗教狂热，譬如有人躺在路边表演绝食，大有“殉道”和“卫道”的意味，而非理性。在轰抗的那几天，我突然有了一种旁观者清的顿悟，从一开始的激动和兴奋，渐渐意识到这似乎更像是一场宗教狂热分子的闹剧。
轰抗人总以为他们的黄金时代永不谢幕，这种优越感被现实击碎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而他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十分肤浅。由于我自己也曾狂热过，所以对这些行为和现象就能看得特别清。
正是在亲身参与过了轰抗的闹剧之后，让我从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宗教狂热状态中醒了过来，用反思替代狂热。
但真正让我观念彻底改变的，并不是在轰抗的顿悟，也不是我一夜之间突然觉得中国有多好——中国确实有变好，但中国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而是我发现了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恶。
大多数西方人，就跟现在一些的轰抗人、十年前的我，以及现在的很多恨国党一样，把“民主自由”当作一种信仰，容不得对“民主自由”有半点诋毁。而且吧，以欧美为主的西方人，由于曾经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下，对共产主义有种洪水猛兽般的恐惧，一谈起“共产主义”就跟我们谈起“塔利班”似的。还有吧，西方人被洗脑的程度，远在我们中国人之上，他们对自己“蜜汁自信”就不说了，而且还对中国“蜜汁无知”。中国普通民众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要远远大于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否定很大程度是由于对中国无知之上，中国人对中国的否定则很大程度是由于对西方世界的无知。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排挤，在心态和方式上非常类似于中世纪教廷迫害异教徒，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国家——一边将自己定义为“真善美”的标杆，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一边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统治地位的观点。虽然大家都是同样的套路，但我们不会去否定和干涉别国的制度和内政，这是中国和当年苏联的一大区别。
随着印度的深入了解，我发现这个国家人权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黑历史非常多，跟我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1984年的 “蓝星行动”，出动军队XX平民，说白了就是印度版的儿童节的大后天。当时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在行动之前就预料到印度政府将有所动作，还提供了一名特种空勤团（SAS，英国陆军的一支特种部队）官员给印度政府当顾问，用以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相关利益。
尼玛我过去对儿童节大后天咬牙切齿了那么多年（现在我的看法已改变，不展开），突然发现那些咬着中国不放的民主国家自己也一样！
蓝星行动之后的阿姆利泽金庙
远的不说，我们再说近的。我岳父在拉达克是做警察的，以前拉达克被划在查谟克什米尔邦下面，他经常会被派到斯利那加、卡吉尔这种印巴冲突前线的骚乱地区。2019年印度政府突然废除查谟克什米尔的特区地位，性质大致相当于一夜之间将轰抗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废除，克什米尔那些人当然要造反。印度政府提前切断当地所有的通讯，禁止一切媒体进入该地区，大肆镇压反抗。我岳父作为police头子，知道很多inside story，比如当地的army会秘密逮捕那些不太听话的人，然后押送到印度其他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秘密关押。而当地人只知道某个人突然消失，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跟我老婆讲，这特么的不是XXX的特色吗？印度这是抄作业啊！她说对啊对啊，可是印度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大家都不关心这些，也没人能报道。
如今一年过去了，克什米尔依然处于断网状态。然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西方媒体对此悄然噤声，默许了这些行为。因为要是他们谴责了印度，会动摇民主国家集团的伟大光荣正确——我们民主国家怎么可能存在这种侵犯human rights的evil行为呢！不可能的！我们就是普世价值观的灯塔！
这两年西媒有点狗急了跳墙，双标问题愈发严重，闹得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了，所以我这里就不说了。总之我发现，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批评，归结起来就是——“对人不对事”。
衡量标准也很简单——听美国话的就是“好人”国家，不听话的就是“坏人”国家。中国不听美国话，所以中国不管做啥是错的，排挤和打压中国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沙特是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国家之一，你们有听过美国批评沙特吗？不但不批评，美国还跟沙特勾肩搭背，把各种先进武器卖给沙特。
所以意识形态冲突也只是借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道理，古往今来都没变过。但把意识形态作为借口却可以利用西方民众对社会主义普遍的恐惧心理来获得民意支持，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对中国进行“宗教迫害”。 我忘了从哪儿看到过一句话：任何一个大国，都必定是依靠某些不正当的手段才能存在的。我深以为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凭什么让每个人都满意呢？这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任何大国能够将各种民族和宗教捏到一起必定需要依靠某些“不正当”手段——“正当”或者“不正当”本身是由国家政府定义的，所以这种“不正当”通常都被包装成了“正当”。
说白了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大国政府都不是好东西。然而就算大家都是坏人，也分岳不群的坏和余沧海的坏。随着我在外面越看越多，发现鹰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阴谋诡计的岳不群，以前的熊是野心勃勃却霸气侧漏的余沧海，兔子就是先后投奔过余沧海和岳不群、忍辱负重绝地反杀的林平之——这个比喻肯定不恰当，因为国家远比这些小说里的人物要复杂，只是说出来方便大家理解。
大国之间，无非就是“坏”和“更坏”，好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是活不下去的。
我们国家的发展完全没有可以借鉴的样板，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上自古的官僚遗风影响至今，政府太要面子，不肯认错，很多事情都是暗箱操作，不肯公开透明。不肯认错导致了我们政府特别怕犯错，然而不公开不透明又导致了往往无法能够及时纠错，成为了实际操作中的悖论。
另外我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也制定得很死板僵化，教条主义倾向明显，“一刀切”的操作方式苦了很多老百姓。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不够人性化，解决问题简单粗暴，只顾大局而不顾细节。有些问题上十分过度谨慎，因为担心哪怕只是开个小口子都会引来洪水滔天，所以干脆全部堵上，这就造成了矫枉过正，以及各种无用的形式主义。
我过去十年来跟着NGO组织去过中国一些最穷的地方参与拍摄扶贫项目，“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贫穷的成因都各不相同，要制定一个适用所有家庭的扶贫政策根本是不可能的，这种工作就需要非常的细致化和人性化。政府的扶贫政策，从早期给钱给住房的输血式扶贫，到后来的造血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一直在不断调整。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后期扶贫的工作量已经比前期少了很多，精准扶贫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是很难开展的。要全国一半人都是贫困人口的话，怎么可能搞精准扶贫？
我虽然在城里长大，但还是比较了解民间疾苦的，中国最穷的一些地方我都去过。去过这些地方之后，更能够体会到我们政府能让中国这么庞大而又复杂的一个国家全面脱贫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
因此像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一些政策在初期阶段难免会有无法广泛适用的情况，“一刀切”是最为快速见效的，从大局来讲，这样的整体风险也最小。比方说今年的疫情，“一刀切”的应对策略效果和副作用都十分显著——我们快速扑灭了疫情，但也牺牲了许多个人的便利和自由——结果这就成为了西方媒体攻击我们的“口实”。
民怨和偏见就是这样产生的。很多人都更容易被感性而非理性主导，比方说当我们看到冰冷的数字比如“XX万人死于疫情”，可能内心波澜不惊；但当你读到有名有姓某个家庭在疫情中发生的个人悲剧时，内心立刻千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因此当一些人失望的时候不免就会感觉民主自由是唯一出路。我对这种信仰太熟悉不过了：人民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不可侵犯——这种认识是符合我们直觉的，然而直觉往往会骗你。
公知们总是说：人民有权知道真相，人民需要知道真相！这个是很符合我们直觉的。但是，像中国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让所有的人知道社会的各种黑暗面，真的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吗？真的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吗？你以为传播的是“真相”，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在传播于事无补的恐慌、焦虑、仇恨。我在墙外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永远都会有大量断章取义的“真相”被用作不同阵营相互攻击的武器，比方说他们只会告诉你警察对暴徒动手，不会告诉你暴徒如何试图杀死警察。
绝大多数社会矛盾的根本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这个唯有随着经济发展慢慢去推动解决，而不是靠暴露出来就能够解决的，有时候片面地暴露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以解决，因为加深了不同利益集团、宗教集团或种族集团之间的仇恨。我在印度、中东都看过太多因为仇恨，双方陷入难解的死局。
还有人觉得现在网络言论管控，令下情不能上达，民间的声音上面听不到，这也是符合我们直觉的。然而这恐怕是对我党强大网络舆情监控最大的误解。“寒蝉效应”只在公共媒体领域起效，关于这个我在后面会详细讲。
有很多对网络言论的管制确实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一刀切”和“矫枉过正”。但是帖子被删恰恰证明：人在做，上头在看。Big boss虽然不许你批评它，但它会看到所有的批评，并根据这些批评进行改进，虽然改得很慢，但还是在改，因为它得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干下去，它也不想搞得太难看；美国和印度人民天天骂政府，政府大多数时候都充耳不闻，然而时不时却又抽风一下，顺应民意做一些杀鸡取卵的短视决策，坑的还是自己。
在2010年之前，网民一方面数量少，另一方面文化素质也确实要高于社会平均素质，那时候反智言论也有，但总的来说的生存空间并有限。自从大爷大妈们都开始用智能手机上网之后，各种毒鸡汤、谣言、阴谋论的帖子突然间如鱼得水数量暴增。
墙外所谓自由的新闻媒体其实是很不负责的，假新闻层出不穷，大致就是国内一些流量自媒体的水平
正因为自己在墙外，我才对缺乏管制的网络的乱象特别有体会。在社会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自由是一个很容易被滥用的东西，言论自由大概率会变成语言暴力自由、人身攻击自由、低俗恶趣味自由、阴谋论自由、反智自由、造谣自由。墙外的油管其实一直被人诟病，因为它沦为了传播谣言、阴谋论的温床，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地平说。在国外尤其是美国依然有数百万人相信地球是平的（这是符合人类直觉的），正是因为崇尚言论自由的油管将地平说阴谋论高效率地传播了出去。
除此之外“登月阴谋论”、“911阴谋论”，以及如今的“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论”都有大批信众。这里我不讨论这些事情真假，阴谋论这玩意儿之所以有市场，是符合心理学的，因为人对各种秘密抱有好奇心，阴谋论可以极大满足这种好奇，并且在传播阴谋论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而且由于塔西佗陷阱的存在，你很难驳倒阴谋论。中国最出名的阴谋论贩子就是方X子，他早年确实是打假，但到后来就连真的也一起打了，打得一地鸡毛，最后演变成人身攻击被赶出中国。大家想想假如真的没有管制，中国得出多少个方X子、方Y子、方Z子这样的人，那么网络又会变成啥样。
因此，墙外缺乏管制的网络或许是自由天堂，但更是新时代的地摊文学天堂、谣言天堂、阴谋论天堂。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现在受到管制的网络就绝对是好的，但毫无疑问的是，网络言论不应该有绝对的自由，管制是必须的，我们需要更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网络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为什么网上那么多喷子，而生活中就见不到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论承担道德责任，而网上你只要不触犯法律就不用负责。如果在网上留言必须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地址，你倒是看看还有多少人敢这样口不择言。一个充分言论自由且拥有充分隐私的网络环境，大概率会变成充斥低俗、下流、暴力、谣言的“无政府主义天堂”。
独立？自由？公正？——不存在的。归根结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保护隐私的同时，很可能成为网络暴徒甚至恐怖分子的掩护；言论管控的同时，也很可能沦为排除异见的工具。
即便在墙外，网络管制如今也是大势所趋——而且墙外的管制跟我们一样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假如现在一夜之间墙消失，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自发冲上推特去跟那些反华声音撕逼死磕，我几乎可以百分百确定，推特立马会忙着大量封号——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推特、脸书、油管上发生过了，它们封禁的肯定有我们政府用于宣传的账号，但绝对也有很多被误杀的“自干五”。所以有句话说“墙是为了保护墙外面的人”，还真有一定道理。
所以到了墙外就会发现，哪儿有什么言论自由，有的只是一片混乱和双标而已。过去的人苦于无法获得信息，如今的人苦于铺天盖地太多的信息。我们国家被和谐过的网络，本意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对此很不满，觉得很多信息根本没有必要过滤，但考虑到网上还有太多像我父母这类极度缺乏辨别能力的人，以及一小撮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的威胁，我就只能忍受这种不便了。
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方案能让所有人满意，为了国家和社会整体稳定发展，牺牲个人便利并妥协，并不代表我们就是愚昧、温顺、不知抗争——Although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除了开眼看世界、发现自由民主国家又当bitch又立牌坊的丑陋双标之外，还有一套书对我的三观重塑也起到极大的作用，那就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三部曲，成为了我新的思想武器。
在外面游历的过程中，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真实的世界和目前世界发展的走向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读完这套书中的理论，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就能说圆了——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有人都相信中国早晚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平演变（包括很多中国人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曾经在冷战中已经被打败的社会主义居然会换件马甲成功逆袭。
上世纪的那些科幻作品，天马行空地预言了宇宙飞船、人工智能、反重力技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言出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时代，自然也没有人预料到信息技术的突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未来简史》中详细阐述了一种新的哲学——数据主义Dataism。数据主义有几个基本观点（我没有罗列出所有的观点，限于篇幅不展开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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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如今世界产生的数据量实在太巨大了，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解读能力，只有依靠计算机算法才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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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优化的算法分析数据，算法将比你自己更了解你，人类将来会更依赖算法的分析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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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数据的流通和集中，需要放弃隐私、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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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本质上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自由主义采用分散式数据处理，而集权主义采用集中式数据处理。
按照数据主义的理念，算法将成为未来新的“全能全知的神”
数据主义有一个重要分支是“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此概念是谷歌的广告部门最早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个人数据商品化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体系。通过算法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归纳出人类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对未来进行预测和调整，从而进行自我优化（对个体进行数据量化）、社会优化（例如智能城市）和服务优化（包括各种网络应用）。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数据算法能够做的远远多于给你定向推送几条小广告，或者提供更人性化的商业服务。数据主义的横空出世，使得社会主义的集中式数据处理一下子获得了优势，而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也突然间被动摇。
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乌托邦社会制度——由国家集中调配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按需生产，由国家统一做决策，不会有浪费也不会不足。但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国家的决策是正确的，这个问题过去一直以来都无解，因为集权政府过去在技术上缺乏足够的数据搜集和处理能力，造成了决策失误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所以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运转得更好，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里，数据是分散化处理的，每一家工厂、商店都有自己按照市场数据反馈做决策的权利和能力，市场有任何需求的波动都能快速做出反应，不但效率高，而且即便决策失误也很容易修正。
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游戏规则，集权政府在数据的流动、搜集和算法处理等方面，相比个人主义至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世界。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数据这么重要，因为这本身就是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东西。目前的算法有多强大呢？剑桥大学的一位学者Aleksandr Kogan从2013年起开发了一个叫Cambridge Analytica应用程序算法，能够通过一些问卷问题、以及收集脸书的个人数据，来为用户建立心理特征档案。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档案，将不同阵营的选民分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如果你是川普的支持者，就会给你展示川普竞选胜利的视觉效果，推送投票站的信息，引导你去投票；如果你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就会为你推送一些支持川普的名人的背书，以及希拉里的负面形象。
这个事情在2018年被揭发出来之后成为了一桩丑闻，因为这是违反民主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后来一些数据研究员分析了Cambridge Analytica的AI算法，发现你只要曾经在脸书上点赞超过10次，这个算法就比你的同事更了解你；超过70次，算法就比你的朋友更了解你；超过150次，算法就能比你的父母更了解；而你如果点赞超过300次，那么这个算法通过搜集来的信息甚至能比你的伴侣更了解你。
所以，算法完全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而假如这些数据和算法被掌握民主国家一些政客手里，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在不知不觉中对你进行心理操纵，让你投票给他们，从而让已经很荒唐的竞选变得更加荒唐。
大数据算法的出现，对全民公投的民主制度来讲无疑是一场谁都没有料到的危机。
相反，集权国家则可能通过大数据算法前所未有地掌握所有公民的心理特质、行为模式、观点、好恶，我们现在的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就是干这个的。政府能够在发布某个消息之前，就知道需要用什么样的措辞来引导民众的情绪，并在消息发布之后立刻就掌握人民的反应——通过关键词的词频快速抓住民众意见的重点，民众支持和反对的情况如何？决策如何来引导和应对？还可以根据不同民众进行地域、年龄层、受教育水平进行群像划分，分析出这一消息对哪些人影响最大……所以认为由于言论管制、删帖等做法导致下情不能上达恐怕是对Big boss最大的误解——只有他们不想让你们知道的，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听着很可怕是吧？但你根本逃不掉，而且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算法帮你来做一些决定，很可能你现在之所以能读到这篇文章就是算法推荐给你的。从好的一面来看，大数据算法也能让国家政策更快地得到反馈信息，更迅速地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更精准地个性化落实到不同的个人，从而解决长期以来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问题。大数据算法将来的实际应用会超出我们目前的想象，这样的逆天技术也一定会有很多反对派，但我还是相信许多问题会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慢慢解决。
印度首富安巴尼（Mukesh Ambani）去年说了一句话——数据就是新的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
这位全世界最高调的超级富豪安巴尼，他掌管的信实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贡献了印度8%的出口和5%的税收，过去三十多年信实集团的主业都是能源工业，也涉足零售行业。2015年的时候安巴尼嗅到了数据的价值，2016年起玩儿命似地大把大把烧钱，这么一个电信行业的外行居然在三年时间里就把集团下面一家原本默默无闻的小电信公司Jio打造成了如今印度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移动网络运营商。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同时掌管了中石油、苏宁国美和中国移动。
因为数据是新的石油，数据是新的财富，数据就是未来。
在印度这种老百姓普遍还都浑浑噩噩的国家，民众普遍缺乏隐私观念，经常一上来搭讪就问你姓名工作家庭婚姻，对数据算法的应用限制比欧美要少得多。安巴尼掌握了数据和算法，就等于掌握了印度的未来。加上印度老百姓又是出了名的好糊弄，民意必然会沦为算法的傀儡，他完全可以用算法的力量决定让哪一个候选人上台。就好像最近莫迪搞的几波针对中国的操作和宣传，令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78%，你要说这里面没有社交媒体和算法的功劳，我是不大相信的。
安巴尼坐拥印度的数据油田，谷歌和脸书也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和政治利益，今年四月投资成为了安巴尼的合伙人。目前印度正在制定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草案》有两点指导思想：1.印度人民的数据是一种国家资源，必须确保这种数据主权，即数据都存储在印度境内；2.印度政府能够不受限制地访问数据。值得一提的是，政策制定者差不多就是Jio公司的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印度资本官僚主义案例——资本家和官僚相互扶持，你让我挣钱，我帮你上位，你让挣更多的钱，我帮你上更高的位。
一想到有操纵民意的可能性，任何执政者都不可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
我对此有一个阴谋论猜想——政治家莫迪其实是资本家安巴尼的傀儡。莫迪在边境挑事儿，去中国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帮助安巴尼在印度取得数据霸权，对印度的数据市场进行垄断。安巴尼集中资源研制5G技术（目前已官宣成功，明年可部署，真假有待验证），进一步巩固这种数据垄断。而作为回报，这些数据和算法对印度政府开放，来帮助巩固莫迪的政权。
在数据主义时代的大战中，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有点出师不利，但他们在奋起直追。大家回想一下，从中兴、华为，再到字节跳动、腾讯，这几年中美之间搞出来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围绕着争夺数据和保护数据？目前我们对大数据的利用才刚刚开始，算法究竟有多大的潜力没有人能够预测，但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数据的价值和影响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为、字节跳动、微信等被逐出北美市场、印度禁用59款中国应用的根本原因——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苹果之所以能在中国继续使用和销售，是因为所有中国苹果用户的数据都储存在云上贵州的数据中心，且允许Big boss在“合理必要或正当”的情况下访问使用这些数据。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隐形战争是货币战争，那么这个世纪的数据战争已经打响了。
如今的“逆全球化”现象很多人觉得是因为川普或莫迪政府短视的个人行为，或者是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国家自我隔离”，突如其来的数据主义浪潮恐怕才是背后真正的原因。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数据资源，大国则忙着确立自己的数据霸权，新冠疫情只是起了加速作用。 崇尚自由和个人隐私的欧美民主国家，由于其制度和民众理念的局限性，显然没法像中国或印度这样操作，依然停留在“监视资本主义”的商业用途阶段。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两难抉择——假如固守他们原来的价值观，保持分散式的数据处理方式，就会在大数据算法上落后于中国；而假如他们开放政府访问数据的权限，意味着可以更容易地操纵民意，民主制度就搞不下去了。
但我相信他们不会为难太久，因为民主制度还面临着另外一重危机——无用阶级将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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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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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大多数人民的劳动力。
《未来简史》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强人工智能的未来，整个社会的“无用阶级”将会越来越多。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单位劳动力能够供养的人口非常少，大约10个农民劳动产出的粮食能够养活11个人（什一税就是这么来的），被养活的那个人就可以专心去搞管理、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工业革命之后，只要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养活大量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人口越来越少，服务业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国家现在服务业的比重在60%左右。接下来的强人工智能革命，则可能会严重威胁到服务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这一次，很可能不再会产生新的替代性岗位——社会不再需要马车夫，依然需要司机；但如果不需要马了，那马就真的没用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感受到这一革命的影响，你还记得上次去银行跟柜员面对面办理业务是什么时候的事吗？还记得打客服电话想要转到人工服务有多难吗？当我们感叹生活越来越便利，在手机上就能完成一切操作时，这其实意味着社会失去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如今只是刚开始而已，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无人驾驶汽车满大街跑、通过智能穿戴由人工智能替你诊断疾病应该都不算特别难以想象的事吧？尤其是当强人工智能将来能够自我维护、自我更新、自我研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类将沦为无用阶级。
当国家不再需要这些劳动人口，且这些人口的数量到达一定比例时，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颠覆。
当人民对国家有用的时候，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但如果人民没用了，或者效用很低下的时候，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就会产生矛盾。民主制度在印度之所以玩不转，一大原因在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
国家利益说出来其实很简单——稳定和发展。“发展”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应该人人都支持，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并非如此，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往往都会影响到一些群体的利益，甚至会造成短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社会发展的阻力会很大。
印度难以发展，很大程度跟低效劳动力数量太大有关，这类低效劳动力包括但不限于——自耕农、手工小作坊、小零售商等等。由于印度是全民普选的民主国家，执政党为了选票必须保护这些低效劳动力群体的利益，听起来民主制度很人性化很美好，事实中对这些群体的过度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印度的产业升级迟迟无法完成，大量的劳动力被困在效率极低的夕阳产业和家庭手工业中。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有很多种说法，要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则基本上有共识：需要由政府来精准且有规划有远见地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从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转移到高效生产和创新的增长。中等收入陷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陷阱：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民群众安于现状，也会抵触进行损害自己眼前利益的长期投资和产业升级。
因此一个民主投票的社会到了发展中后期就会有“自残”倾向，拒绝可能改变社会结构的发展（阶级固化）。川普喊着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本质上是一种“产业降级”，而之所以他要这么做，正是因为美国经过了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升级之后，国内的“无用阶级”太多了，需要低级产业来安置这些人。
既然国家已经那么发达了，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无用阶级发钱来解决问题呢？
有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比如阿联酋、沙特这些土豪国家，公民福利那是杠杠的，躺着不干活也每月有钱拿，上班族大部分是做国家公务员，干体力活的都是海外劳工。所以我一直说，一切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钱的问题。都21世纪了，沙特这么一个前现代君主制国家却一片歌舞升平，除了宗教洗脑之外，还是因为“壕”啊！为啥阿联酋和沙特能给自己国家发钱，但美国不行呢？因为阿联酋和沙特的“无用阶级”的比例已经占到社会大多数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也并不依靠国民纳税，既然大家都躺着拿国家的“不义之财”，自然不会有“分赃不均”的社会矛盾。美国虽然“壕”，但也没像阿联酋、沙特那样“壕”到能够雨露均沾，如果只给“无用阶级”发钱，其他纳税人肯定不答应。
发达国家今后的“无用阶级”会越来越多，这将逼迫他们做选择——究竟是制度改革还是产业降级。
我们国家为了国家规划、产业和消费升级，而不得不承受改革的阵痛，牺牲部分群体利益，有些决策不可能适用于整个庞大的国家，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和个人悲剧，这正是导致我们政府饱受批评和攻击的一大原因。人们很容易聚焦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悲剧，从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长远和整体来看，这是国家发展的趋势和时代发展的必然。
至于中国随着产业升级，今后如果出现大量的“无用阶级”，究竟会怎么应对，这就不是现阶段能够猜想的事了，估计那个时候大数据算法会帮我们的政府来做决策。
经过这十年的祛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意识到自己曾经坚定信仰的自由民主，也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行万里路”的作用更大一些。纸上得来终觉浅，当自己的亲身见闻，印证了书本上的理论，才能实践出令人欣喜的知行合一。
我们曾经为了整治市容，取缔街头摊贩，砸了多少小老百姓的饭碗，搞出了多少暴力执法的丑闻；假如你来到印度，看这里用着地沟油、苍蝇嗡嗡飞的小吃摊，以及满地的垃圾，可能就会改变想法了。我们曾经为了旧城改造，强拆老房子，也曾一度怨声载道；假如你来到印度，看印度老城的毫无规划的脏乱，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缺失，可能就会改变想法了。我们把豪华的政府大楼视为体制腐败，把各种面子工程看作好大喜功；假如你来到印度，体会一下印度极其破烂的政府设施以及其十倍慢动作的政府效率，可能就会改变想法了。中国和印度固然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历史的可能性，我们所经历的中国历史，不敢说最好，至少是不糟糕的。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引出很多对国家现实不满的恨国党来，喷我之前请先想想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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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你读过的Forbidden books有我多吗？你觉得我这个墙外的人所掌握的资讯会比你少吗？你觉得你知道的那些个darkness难道我会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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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开过中国去世界上别的地方生活过吗？你真的了解那些自我标榜“文明灯塔”的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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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的想法，是不是我十年前就已经有过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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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两天修改才终于把这篇东西发上来，以你为我不讨厌这样的现实吗？
有些东西的是非对错本身就一言难尽，如果你一直待在中国，会永远看不清楚，只会一味的抱怨和谴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十年前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兄弟，我们俩三观特别合，都十分愤世嫉俗，后来他搬去了海南开始了新生活，而我也开始浪荡的生活，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对话，他听了我一些对世界的新观点之后，震惊之余怒不可遏地对我破口大骂，他觉得我背叛了我们当年共同的信仰。我却一点都不生气，因为现在的他就是当年的我，可我已不再是当年的我。虽然他无法理解我，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他从来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去看一眼真实的世界。
越出国越爱国，是因为终于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在国外的朋友跟我都有相似的体验
一些人看完这篇文章，或许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帝王家的喉舌？为什么要为Big boss洗白？亲们，这篇文章已然在404的边缘疯狂试探，再往前一步可能大家就没有办法读到了，很多想法和事情我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公开说的，只能言尽于此。
我从来都不认为我们国家一切都做得很好，以前和现在都这样认为，但我明白我们国家已经在尽力做了，许多规划是需要十年二十年时间来实现的，许多决策也不得不有所牺牲。如果你实在对中国有诸多不满，你只要先去美国住一年，再去印度住一年，就会发现中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但一定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只有当有了比较，你才会明白中国现在的成就有多么不容易。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国一路走来从不容易，多少风雨、多少弯路、多少苦难、多少误解……当你被生活困于一隅，永远无法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大多复杂，只会埋怨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你听说的那些不公。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有多难，让所有人雨露均沾就有多难。所以即便我们的国家还有许许多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依然为它感到骄傲。
希望下个十年，算法可以更聪明，能够识别出我的观点让我畅所欲言，别像现在这样连当个自干五都要遮遮掩掩。
参考资料：
Mukesh Adhikary: 'Data is the new oil': Mukesh Ambani says global firmsshould not control India's data（2019-1-18）
Explainer: Why Google and Facebook are investing in Mukesh Ambani’sReliance Jio（2020-7-16）
知乎Bruce：大数据的舆情分析与决策方法
知乎视界云：中国内地的iCloud服务转由云上贵州运营意味着什么？
图文作者：随水纪实摄影师，专注印度社会文化、喜马拉雅传统文化等主题。自2012年起深入印度社会拍摄专题，驻地印度田野调查。2018年迎娶印度拉达克姑娘为妻，目前定居南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