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法理学老师曾对我们说过：“法是狭窄的，狭窄到只需容纳公正就足够，同时它又是宽泛的，宽泛到与宗教、哲学乃至主义都相互依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宽泛到要负责到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应该有任何的疏忽。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大多数人，而是为了所有人，所以，法绝不能是冰冷的机器。” 后来，我常告诫自己，不论看过多少悲凉，经历过多少失望，身为一名法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温度。人世间的苦厄永远无量无边，或许陪伴能给人带去一点希望。 我的那些当事人中，有差点被丈夫打死却仍旧犹豫不决的人，我虽恨铁不成钢，却还是愿意等等她；有被亲生母亲卖掉几次却依旧心怀善意的人，我愿意护送她一程；有被男友拍裸照却奋力一搏逃出生天的人，我愿意站在最前面声援她；有一生受苦想尝一下奶茶的滋味却舍不得买的人，我愿意给她一丝慰藉…… 他们中间有绝望的女人、无助的孩童、失意的男人，每个人最终因法律与我交织，有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能给的，只有那一丝温度，让他们有可以相信的东西。 我总说自己如行船渡人，当事人里有抵达彼岸的，有中途落水的，我不能掌控局面，却至少做到了和他们站在一起，无惧来回奔波、顺风、逆流，我都扬帆前行。 我无意美化自己的职业，手捧法的温度，是我的追求，是我想看到的美好未来。
1
2015年7月，我接到主任通知，去处理一起法律援助的案件。当事人名叫钟湘华，涉嫌故意杀人。据说她全部家当只有60块，连车旅费和复印材料的钱都给不起。
会见钟湘华之前，我略有忐忑。此前我已听闻她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近乎于冷血——她将自己的母亲李桂莲连捅7刀，杀人以后，还用嘴巴吸吮李桂莲伤口流出的血。当警察和医生赶过来时，她坦胸露乳，蹲在李桂莲身边唱歌，面对枪口，毫不慌张。
众人皆骂钟湘华大逆不道，禽兽不如，“带坏小孩，警察就该当场开枪打死她。”办案民警也说钟湘华有点怪，她承认自己故意杀人，至于作案动机，包括水果刀的来源、手机藏在哪、脱衣服是什么目的、为何在杀人以后吸被害人的血等等问题，无论是批评教育还是好言相劝，她都只是低着头，一概不答。
第一次在看守所会见钟湘华时，她也是低着头。她留着齐耳短发，皮肤黝黑，双手动个不停，手铐一直叮当作响。我先开口，说自己是她的辩护律师，免费为她提供法律服务。她抬头左顾右盼，茫然道：“辩护，什么是辩护？什么是法律服务？”
我这才看清了钟湘华的样子——大大的眼睛毫无光泽，鼻子也大，脸型不算漂亮，但看着舒服，没有传说中的那般凶神恶煞。
一般涉嫌刑事犯罪的当事人见到律师，都犹如见到了救命稻草，会反复向我们询问有没有过硬的关系、能不能帮他办取保候审或减轻处罚。可钟湘华无精打采地这么一问，我反而愣住了，过了良久才告诉她：“辩护就是为你说话。法律服务包括辩护、不让别人打你、和你一起面对法庭的审判；帮你安抚家人，在不违规的情况下传递一些必要的消息，让他们给你置办一些日常用品；如果有冤屈，帮你找证据，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总之就是和你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包括别人对你的谩骂，我们都一起承受，我会尽力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钟湘华嘴巴慢慢张开，舌尖舔了舔嘴角，吞了几口口水，盯着手铐说：“我是个傻子，只有别人骂我，嫌弃我。长这么大没人为我说过话，我妈妈她到底怎么了？”
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这时候她还称呼李桂莲“妈妈”，似乎很关心她。我从法律的角度回答了她的问题：“你妈妈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愿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若不是那就麻烦大了，到时候我去医院替你看一下她。”
“那不能死的，不是怕麻烦。我承认人是我杀的，用水果刀捅的她。妈妈要好好活着，毕竟她比我能干多了。”钟湘华左眼不停地眨，一行眼泪从右边脸颊滑落。
当钟湘华再次抬头看我时，我让她将作案过程详细告诉我：“好比一个家长面对在外面犯了错的孩子，我得知道是否真的有错，到底错在哪里，还能不能补救。”
钟湘华听罢，立刻将额头往手铐上撞。我赶紧阻止她：“你要伤害自己的话，我就不能陪你聊天了，会被警察赶出去的，说不定下次也不能来看你了。你可以先不回答问题。”
见我语气有些急促，钟湘华很快停止碰撞，摊开双手，喘息道：“我在外面犯了错，爸妈都是先打了我再说的，我不要回忆，现在就像做梦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了。”
说这话时，钟湘华脸突然红了，一直红到耳根，见她正装作不经意地用手肘按压胸部，我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摇头：“没有的，就是肚子上面涨得有点厉害。”我赶紧问她是不是正在哺乳期、是不是在涨奶。
她没说话，身子前倾，不解地望着我。
“如果你尚在哺乳期，我要马上去和看守所及公安局交涉。”我说。
2
我所知道的确切信息是：钟湘华现年30岁，小学肄业，没有过婚姻登记，平常在外打工，偶尔回家住上几个月。没曾听说她竟然还有个孩子。
怕她听不懂，我进一步解释道：“若你有孩子，并且没有满一周岁，我要争取给你办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你就能回家喂奶了。”
“额？”钟湘华双手放在了胸前，“你真的能让我去喂奶吗？要坐车还要爬山哦。”
我继续问小孩在哪家医院出生的，谁在抚养，有无出生证明，孩子的父亲是谁。钟湘华想了几分钟后，说了一个小地方：“只知道村的名字，孩子婆婆带，出生证在我娘家，我随身带着的。这个孩子我再也不要记不得、找不到了，我要当妈妈。”
我将会见笔录给钟湘华看，让她确认签字。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出来，念了几分钟，终于看完了：“你是把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话写下来了啊？我签字作证吧。”
看着她笨拙而认真地签字，想到刚才的交谈，恍惚间，我望着她的样子，感觉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不禁自言自语：“真的杀了人？是不是精神问题啊？以前还丢过孩子？”
“是真的，我用水果刀捅的。”钟湘华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
我让她先照顾好自己，听管教的话：“我待会儿要去你娘家拿小孩的出生证明，有什么话要带给家里吗？还会去医院看一下你妈妈，然后去公安局了解相关情况，最好能让你回去。”
见钟湘华没有作声，我没有再追问，转身离去时，听见钟湘华小声地说：“慢走。”
钟湘华家的地址在一座山坳里，一共十几户人家，她家是一幢三层的砖房，没装修，客厅地面坑坑洼洼，一群嘎嘎叫的鸭子摇摆着双腿进去了，一名三四十岁左右、光着上身的男子，抓住其中一只鸭子的脖子，重重砸地上：“等娘老子回来把你们全杀了吃！”
见我在门口，他没好气地问：“你是谁，到我家干啥？”我说自己是律师，为了案件需要，来调取钟湘华小孩的出生证明。那人连忙起身跟我握手：“律师你好，我叫钟湘平，那个臭*****杀了人，应该要赔钱吧？你们到时候把钱直接判给我就行。”
我没有接茬儿，只让他帮我把孩子的出生证明找出来。钟湘平递给我出生证明时，右手拧着那只被他摔伤的鸭子：“我家是贫困户，鸭子拿回去煲汤，一定要替我老娘主持公道，现在住院都是拿家里的钱，那个臭*****男人一大堆，一人给一点都不少。”
我没有接他的鸭子，转头去村里逛了逛，向村民了解相关情况。等我赶到公安局时，发现除了刑侦大队的民警，看守所的领导也在那里等我。我当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书，办案民警说，情况有点特殊，我们三方讨论一下。
看守所的领导解释道：“嫌疑人被押送过来时，警方没有告知我们她尚在哺乳期，后来检查身体时，我们问过嫌疑人，她没说自己在哺乳期，说的是‘孩子一岁了’。”
我出示了钟湘华小孩的出生证明，上面的信息显示小孩才10个月，钟湘华的确是在哺乳期。一位年轻的刑警指责我在故意搞事情：“刑事法律里就没有‘哺乳期妇女’一词，何况小孩已经10个月了，手续繁琐，你这是想让我们承担责任吧？”
我将《刑事诉讼法》第65条、第72条，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问题解答》念给他听，说相关规定表明正在哺乳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的，可取保候审，哺乳期是自婴儿出生后之日起算1年，即便流产都算。
办案民警说会考虑我的申请，但他们确有顾虑——钟湘华作案手段残忍，并可能有自杀倾向，可能会发生社会危险性事件，或继续怀孕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就算是哺乳期，也只有2个月——当然，你要求正当，可我们一直人手不够，你要理解。”
我表明自己本就是依法提出申请，何况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而言，哪怕只剩一天了，我都要为其尝试一下。作为母亲，钟湘华的小孩哪怕能多喝一口奶，意义都不同。说完这句话，大家都没有再继续争论，几个男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烟，我走了出去。
3
第二天会见钟湘华时，明显感觉她的话多了起来。
她主动说自己跟室友了解了律师究竟是干啥的：“她们说律师只会要钱，吃了原告吃被告，颠倒是非，我觉得不对。”
我说不要单纯地去定义人的好坏，你涉嫌故意杀人，但我觉得你该会是个好母亲。
听到这句话，钟湘华又哭了，弓着腰，不停地咳嗽：“我妈妈她听不进。”
我告诉钟湘华，李桂莲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由于现在还无法交流，我打算过几个月再去一次，同时将取保候审的事也说了，让她耐心等待，接下来是该好好谈论一下案情了。见钟湘华欲言又止，我特意强调：“你对我说得越详细，你小孩就越早见到妈妈。”
事实上，当地人对钟湘华的评价并不好，众口一词，都说她是村里最蠢的人，“读了3个一年级”，简单的加减法还不会，三年级时还拉大便在身上，平时又不爱说话，完全不像她妈妈。
李桂莲是村里公认的能说会道、精明能干、办事利落的人，大家都说钟湘华和哥哥钟湘平都是随了父亲的基因。他们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面对强势的媳妇，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也无能力管儿女的学习和生活。
至于比钟湘华大3岁的钟湘平，“就是个被宠坏了的二流子”。1米85的身高，长得也不错，却从小到大四体不勤，上学时连书包都要妹妹背。他到处惹是生非，仗着母亲的袒护，经常搅得一片鸡飞狗跳，前后有过好几个女人。
至于钟湘华为何捅她妈妈7刀，有人闪烁其辞，有人说是魔怔了：“平日她就只有挨欺负的份，青皮小孩打她，都不敢还手的，不是遇到鬼怎会如此无法无天？”
得知我向其他人了解过情况，钟湘华怯生生地问：“他们说我是傻子吧？”见我没有回答，她苦笑：“我只是内向、反应慢，但从来没人愿意等我一会儿，上课老师默认了我是拖后腿的，我没脸面对同学们，大家都以为我是木头人，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在田间奔跑，周围都是花花草草，还有蝴蝶，没人取笑我，轻松自由……以前不会做的题目，我现在都会做了，应该能辅导孩子到小学三年级，一一得一，二二得四……先乘除后加减……天上飞来一只大鸟，不是不是，那是飞机。”
钟湘华绞尽脑汁将她所学的知识背给我听，只是为了证明她能带好孩子：“孩子若像我，我不拿他和别人比，如果他也反应慢，我就慢下来等等他，总会开窍的。你应该家庭条件很好，又跑得快吧？你给我的感觉好亲切，跟妈妈和哥哥不一样。”
最后，钟湘华说起了自己拿刀的缘由：“他们可以不把我当女儿，让我当牛做马都可以，可他们不准我做妈妈。如果我的儿子以后又像我一样没有妈妈的疼爱，会很苦的。”
我如实相告，说自己的家庭没有比她好多少：“如果你觉得我还行，希望儿子以后会像我一样令人感到亲切，那么你要爱自己，不要自杀，不要再拿刀针对任何人。”
钟湘华双手顶住下巴，双眼微闭了几秒后，嘴角出现一丝笑容：“那我不要被枪毙了，坐牢坐到老，我就出去带孙子，如果我老得不中用了，我看一眼他们就死。”
“想起他，我那几十年的苦都不在了。”讲案发经过时，钟湘华的手偶尔发抖，这时她主动将话题转到儿子身上，说孩子听话，生产时没让她遭罪，有很多瞌睡等等，至于之所以捅李桂莲7刀，是因为她有过7个孩子。
4
怀第一个小孩时，钟湘华才16岁，为了给哥哥凑彩礼，被迫嫁给当地一个大她20岁的男人。她上午还在鞭炮厂织鞭炮，下午就被带到了山上男方家，干净衣服都没有，“等于自己被卖了3万块钱，我被男人按在床上时，第一次想到自己同学，她们应该还在读课文吧。我怕死了，房子陌生，床陌生，人也陌生，就这样了”。
很快，钟湘华发现自己没来例假，“那个男人经常在外面做事，我不确定是怎么回事，让我妈带我去看郎中。她说没大问题，让我吃了一些药，出了好多血，几天后她才告诉我当妈妈了，还没一分钟，又说孩子流干净了，我当时也是迷糊”。
从那以后，李桂莲会给一些避孕药给钟湘华，“只要男人回来了，就让我偷着吃”。
两年后，李桂莲将钟湘华带回了家，男方那边闹事，她一点都不怵：“一个未满16岁的少女给你玩两年，还要怎样？你再闹我就报警，告你强奸，本来没有领证的，第一次是你强行睡了她！”钟湘华回想起来，又尴尬地笑了：“我是反应慢，当时只是觉得这句话好像听着不舒服，具体哪里不舒服也说不上来，现在明白了。”
钟湘华在家里待了不到半年，李桂莲很快就又给她相了另一个男人，同样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实人。钟湘华又怀孕了，这次她没和李桂莲说。
“想做妈妈了，这是一种改变。没能保护好小时候的自己，就想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想着想着就甜。”
有心无力的是，钟湘华还是没能保住这个孩子，那个男人一喝酒就打人，一脚踢在她肚子上。李桂莲求之不得，当晚就把钟湘华接了回去，“我妈开心了好几天”。
第三次嫁人还是为了哥哥。钟湘平找的那个对象没有生育能力，便离了婚，“我妈是这样安慰我的：‘咱女儿没有掉价，越嫁越珍贵。’其实是‘越嫁越贵’吧。这次我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生孩子，我妈拍着胸脯说：‘你也该要个孩子了。’”
用李桂莲的话来说，“湘华你的肚子倒真争气”。一年后，钟湘华生下一对双胞胎，出院那天小孩就被人抱走了，来接她的是李桂莲，哭哭啼啼跟她解释：“本来就只是让你给人家生小孩的，人家做大生意的，看得上你？你要闹，我们一家都完蛋。”
之后钟湘华又被“嫁”了两次，越嫁越偏，越嫁越便宜，“一个是赌徒，为了躲债自己跑了不见踪影；另一个五十多岁，老婆和大学生儿子出车祸死了，为了给家里盖房，我给他生了个儿子，老头人不错，给我自由，我自己还能生，就没抢小孩了”。
再有，就是出生证上孩子的父亲，“这次是我自己想嫁的，他对我好，把我当人看，有什么好吃的都要想到我，重活都舍不得让我干，婆婆好，我们的小孩也可爱”。
我当时算一下——钟湘华说有过7个孩子，还有一个，我问她是不是忘了？
她先是咬着牙，然后偏头望向角落：“那个没生下来，很丢人，很丢人，我永远不会说的。”
除了这一点，钟湘华把能说的都告诉我了，让我有了想做无罪辩护的冲动。我们从来不会向当事人保证什么的，但这次我向她承诺：“你能亲自送小孩上一年级。”
5
过了一周，警方通知我，钟湘华符合取保候审的情况，但无法提出保证人，也不能交纳保证金，因此决定监视居住。关于是否取保候审，按规定他们应当在3日内做出决定的，而我在申请书上明确写了“愿意依法交纳保证金或找到供保证人”，因而提出异议。
见面后，民警说他们征求了钟湘华的同意。如此一说，我便心照不宣。
钟湘华千恩万谢，直言警察和室友都比家人好，还向警察和我保证：“我听话，不会跑，相信我能做一个好妈妈。其实我只有那一次拉大便在身上，后来再也没有那样的事了，他们只记得那一回，就要笑我一辈子。”
见到孩子的那一刻，钟湘华泣不成声，直接就撩起了上衣，“妈妈都给你留着的”。我在马路的树荫下见了孩子的父亲，他比钟湘华矮，精瘦，满头大汗却给我递一瓶饮料，自己抿了抿嘴却说不渴，待会儿去招待所有水喝。
我没多说话，只说：“你要好好珍惜，可以说她是为了你和你们的家才捅自己母亲的，至于她自己，早就逆来顺受了。”
钟湘华告诉我，从来不忤逆母亲的自己，那天和李桂莲吵了3次，“这次我就想和他一起领个红本本，以后再也不嫁了，我为家里已经做得够多了，养育之恩和吃的粮食都还了”。
李桂莲先是哄骗钟湘华，说不领证以后想再嫁既方便，也不算重婚：“大傻子，如果你要那个红本本，我俩都要把牢底坐穿，你妈我走南闯北，比你见得多。”
钟湘华一脚踢翻凳子：“就算坐牢也要领，我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疼我一下。”
李桂莲抓起凳子砸在钟湘华的后背上，钟湘华倒在地上一时无法动弹，晕倒前，李桂莲还在破口大骂：“装死就厉害。”
不知过了多久，钟湘华醒来，又哀求李桂莲将户口本给她。李桂莲非但不给，反而威胁钟湘华：“我改天就找人将你那个傻儿子给卖了！”
“那已经不是她的孩子了，是我的孩子，她居然还想卖！她像个鬼，让我害怕了。为了保住我的孩子，就想除了这只恶鬼，桌上刚好有一把水果刀，我刺了她7刀。”讲述案发过程时，钟湘华很平静，没有哭，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临了还吞吞吐吐地问我：“我还能不能领那个红本本？我想被政府承认，这样我出狱后就有家能回。”
我想了想，法律规定服刑人员依法享有婚姻权，但民政部门规定，婚姻登记必须亲自去婚姻登记机关，所以实际操作时难度比较大，甚至可能要监狱局出面。好在现在是监视居住，如果早点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无可能。
事情进展很顺利，钟湘华男人不在乎她的任何经历，求之不得。警方在经过讨论之后，回复“问题不大”，民政部门也表示愿意配合。
领证那天，钟湘华穿了一件红色T恤，扎了个头饰。在民政局，她特意叮嘱我问新郎：“你愿意娶钟湘华为妻吗？”男人回答：“我愿意。”接着她又提醒我：“你还没有问我，我也要问的。”于是我又问了一遍，她回答：“只要你不嫌弃，愿意等等我，一出来，我就赶紧跑回家。”
回去的路上，小孩一直哭，钟湘华却满脸温柔：“孩子你哭也好，笑也好，我都觉得是很好的日子，苦点累点都没关系的，你放心，妈妈还年轻，有粗茶淡饭的。”
一个多月后，小孩满一周岁，钟湘华被重新收押了。
6
两个月后，我见了李桂莲，铩羽而归。
我说自己是律师，她直接问：“谁的律师？”当我以为她们毕竟是母女，让她出具谅解书应该问题不大，她却骂我“算个什么东西”。
第二次是李桂莲主动要求要见我，说自己要求很简单：“我所有的医药费你给我出了，外加2万块的赔偿，你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个*****婆你带回家做佣人都行。”
我让她尊重一下自己的女儿，同时斥责她涉嫌诈骗罪：“卖儿卖女的我真少见。”
李桂莲若无其事：“你不要以为我不懂法律，我女儿的姓名、年龄以及家庭住址，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信息，彩礼收的现金，还是用红纸包的。我还告诉你，我连证都不让她领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告她重婚，进去了就没法继续给家里帮忙了。”
经过调查我才知道，李桂莲在年轻时就因为骗婚，犯下诈骗罪被判刑3年。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劝说，涉及家庭纠纷的刑事案件，被害人能够出具谅解书的话，减刑的力度比较大的。可李桂莲横竖就一句话：“要么赔钱，要么就枪毙！”
我不禁为钟湘华感到悲哀。面对侦查员的审讯，钟湘华一直三缄其口，就是怕将所有的事抖出来对母亲不利，“有人和我说过，她做的事可以在里面关到老”。
而钟湘华家里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愿意出面为她说一句好话，还有人说她就是个克夫克子的命，“你又不赚钱的，干嘛为了这么一个瘟神如此卖力？”钟湘平开出的条件更离谱：“老娘最听我的话，我让她写就一定写，只要你介绍个大学生给我。”
我最终放弃了要谅解书的想法。
案件到了庭审阶段，开庭前一晚，我一夜未眠。
钟湘华的精神鉴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我认为她至少属于精神发育迟滞，作案时口中念叨鬼神之道，属于精神障碍发作，本想提出重新鉴定，可钟湘华却对这个鉴定结果很开心：“我就说我不是一个精神病，也不是一个傻子，有政府给我发的证明在。”
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桂莲一直在法庭上骂骂咧咧：“*****婆特意买刀弑母，天理难容，你们还审什么？给她一个‘花生米’就行了！我含辛茹苦把她抚养大，她倒好，做猪狗不如的事！”
公诉人是我的学姐，气势汹汹地指控钟湘华是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水果刀是钟湘华提前买的，捅了被害人7刀后，还咬住被害人的伤口不放，磨牙吮血，致使被害人为重伤二级，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检察院的建议量刑为10年。一旁的钟湘华听了，一直说“不是这样的”，然后瘫软在被告席。
这是我疏忽了，我问过钟湘华水果刀是哪里来的，她告知是自己买的，笔录上也是如此说，我就没有多问。现在看来，出问题了——我没有追问她买水果刀的用途。
我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涉嫌故意杀人罪，但情节较轻，理由是该案是由家庭纠纷引发的案件，被害人的行为激怒了被告，有部分过错；被告人虽然对被害人实施了7刀的刺杀行为，但从伤害部位以及程度来看，是因其情绪不稳而胡乱刺杀的行为，她长期受被害人的迫害，导致精神失常，属于激情杀人，而且被告人在恢复理智后，立即停止，自动有效的阻止了犯罪的结果，属于犯罪中止；在舔舐被害人伤口前，她让邻居报警并喊医生，具有自首情节，应该对被告从轻判处。
公诉方对以上意见都不认可，说蓄意买水果刀排除了激情杀人的可能，而“犯罪中止”实际应为“犯罪未遂”，因为当时外面办喜事响起了鞭炮声，吓到了钟湘华，导致她停了手。
庆幸的是警方和公诉方没问钟湘华为何要砍7刀，也不知道她有过7个孩子的事，只知道她生过4个小孩。
案件的关键是凶器问题，我本想冒险，以出现新证据为由，向法官提出暂时休庭，却又因心里没底不敢冒然行动。我愿意相信钟湘华不是蓄意买刀的，想查清楚。
正在我矛盾之际，机会出现了，我指责公诉方办案全凭主观臆断，学姐脾气一上来骂了我一句：“渣男，你就是瞎的。”我死咬着这句话不放，做出了一个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决定，当即向法官抗议：“公诉人对辩护人进行人身攻击，并由于我们私下有过小矛盾，我有理由怀疑公诉人是在针对我，故而申请公诉人回避。”
法官说公诉人的言论是有欠妥，不过申请公诉人回避应该由检察机关商讨决定。当我看到法官重重地敲了一下法槌，宣布休庭说“反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暂时也审不完”时，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我至少有3天时间调查取证。
7
一出法庭，我就去了钟湘华的村子，找到了那家商店老板，问他是否知道钟湘华买刀的用途。他如实相告：“当时钟湘华说了一嘴，说是用菜刀切西瓜，有辣味。”
我问老板是否愿意出庭作证，他犹豫，我好说歹说，他在神龛前打了一卦，答应了。检察院驳回了我申请回避的请求，理由是我非当事人，和公诉方没有利害关系。
再次开庭时，李桂莲照样骂骂咧咧，倒是我的那些证人让我感动，钟湘华处过的第一个男人，包括那个赌博的，还有那个喝酒打人的，他们都来作证了。
钟湘华向他们鞠躬，说对不起，他们摆了摆手：“妹子你以后安生过日子就好。”
在陈述自己为何要吸母亲的血时，钟湘华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吮了几秒：“我小时候手指被茅草割破过，妈妈就帮我吸手指，说口水能治好伤口，我觉得她爱过我。我是一气之下捅的妈妈，看着她流血越来越多，那该多疼啊，吸一下也许会好点。”
法庭上鸦雀无声，我补充道：“如果真的是咬，被害人伤口上一定会有牙印，或者有小伤口。我们不该无视一个母亲的残忍，同时不该否定一个女儿的温柔。”
李桂莲也是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便说自己一个女人持家不易，有苦衷，并当庭表示愿意原谅钟湘华：“我现在是受害者，过去的事你们就不要再翻了，算了。”
法院最终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认为钟湘华是自首，鞭炮声更能掩盖现场的情况，她有条件将被害人杀死，钟湘华幡然醒悟，没有继续实施杀人行为，依法属于犯罪中止，予以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钟湘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8年，钟湘华提前出狱。一年后，我接到她的电话，执意要请我吃饭。她丈夫和孩子也来了，给我带了很多鸡蛋和一袋小米，她欢喜地告诉我，她和老公在工地上做事，她也学会了粉墙，能算一个大师傅的钱，“我的家里现在干干净净的”。
“律师，我能不能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我想你可以解决，我妈妈坐过牢，我也坐过牢，以后该怎么跟孩子说呢？我有点怕真的是龙生龙、耗子的儿子就是耗子。”
我让她不要多想：“尽管你妈妈坐过牢，你也坐过牢，但是你改变了很多事，你和你妈妈不一样，你跳出了那个腐烂而封闭的世界，你给孩子的是崭新的开始。”
分别后，我收到她发来的一条短信：“以后我想告诉那几个孩子，不要恨妈妈，他们想回来，我当牛做马都愿意养，希望他们过得好，以后的生活能做自己的主。”
是啊，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做自己的主，这是多么美好的祝愿。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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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6年，我参加全省公务员考试，最终被某县地税局录取了。2007年下半年，我与另外3名新人一起到单位报到，负责办理手续的余股长说，我们是10多年来县局第一次对外公招的公务员，“先在机关待半个月，等待分配”。
县地税局共有80多人，一半在县城机关，剩下的分布在县局下设的稽查局和5个税务所里。听说，有3个税务所在县城，另外2个在乡镇。当时，我们几个新人都觉得自己会留在县城——毕竟我们是大学生，好歹算是人才，余股长说过，我们局的大学生的比例不到1/5。
一个周末的早上，正睡懒觉的我被余股长的电话叫醒，他说要请新招的3个男生去一个农家乐吃饭。我想多睡一会儿，便推托有事，可余股长不依不饶，说就随便吃个便饭。
我只得答应，想着时间还早，不紧不慢地吃了早饭，又去了县城的“CBD”，一条不到300米的商业街逛街。中午11点50到农家乐时，我才发现其他人早到了，在座的人里竟然还有地税局的王局长和国土局的陈局长。
我天真地以为只是“吃个便饭”，没想到这饭局还有工作的意味。当时我穿着印着火影忍者的T恤，套了短裤，趿拉着一双拖鞋，而其他人都着正装、皮鞋，非常正式。我尴尬不已，调头想走，但已经来不及了，余股长叫住我，打趣道：“小李好聪明，我们满头大汗，他倒一身清凉。”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结结巴巴地说：“哪里哪里，出门忘换衣服了。”
席上，余股长给我们3个男生倒白酒。何斌、赵亮欲起身去拿酒瓶给领导倒酒，却被余股长按在座位上，只得恭敬地递过酒杯去接。我将酒杯倒扣在桌上，从包里摸出几颗药片在众人眼前一晃，往包里一揣，郑重地说自己在吃药，不能喝酒。
一旁眼尖的赵亮叫了出来：“李哥，你那明明是钙片，不是药片！”
余股长一脸笑意前来倒酒，我用手护杯，说自己不会喝。我没有说假话，从小到大，我一喝酒就全身发红，头昏脑胀的。
“不会喝？那今天就学！”余股长见劝说无效，就从我手中抢走酒杯。我双手牢牢护着的酒杯最后还是被夺走了，余股长一边倒酒，一边露出胜利者的微笑。王局长用开玩笑的口吻批评他：“人家小李说不会喝，你还劝，喝出问题了，你要负责哦。”
不知不觉，赵亮已经喝了七八杯，东倒西歪，迷迷糊糊，而我连第一杯还没有抿完。看着他们觥筹交错，言谈甚欢，我不能敬酒，也加入不了话题，就像太平洋上的一座被遗弃的孤岛。
在这期间，王局长问我们的工作意愿。赵亮说，他是中文系毕业的，想当笔杆子，写材料；何斌说，房地产企业是纳税大户，他想学习房企的征收管理；显然他俩都提前做过功课，而我从没想那么多，只想留在县城——记得几天前，一个干部说税务局最缺的是能去工业企业查账的人，于是我支支吾吾地答：“我想学习工业企业的税收。”
王局长点点头，若有所思。
半个月后，局里正式安排了我们4个新人的工作：赵亮进了办公室；何斌去了专管房企的直属税务所；唯一的女生到了财务股。他们都留在了县城，而我被分到了最偏远的乡镇税务所——这个乡镇有着全县最多的工业企业，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大学学计算机专业，参加公务员考试时，报考的岗位是“信息技术”。等到了乡镇税务所才知道，我要接手刘姐的税务会计工作。
刘姐看到我，像彩票中奖了一样开心，她毫不避讳地说：“终于要回城了，我这一天等太久了！”
“你等了多久？”
“也没多久，就十多年吧。”
我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那年我25岁，如果像刘姐这样，我可能要等到40岁才能回到县城去。而且面对一窍不通的会计工作，我挺为难的。
刘姐拍拍我肩膀，安慰道：“别担心，你一个本科生，公务员都能考上，还干不了这个？再说了，税务会计跟企业会计是两码事，主要是统计、分析税收数据、管理发票、装订税票，这个工作要细心耐心，得心灵手巧。”
刘姐明天就要回县局了，中午吃饭时，她兴致不错，和税务所的其他同事一一叙旧，最后还说了句老掉牙的歌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们每个春夏秋冬。”
张所长说：“既然这样，那你先别走，把小李教会为止。”
刘姐那张笑脸，瞬间凝固了。
刘姐教了我3天，真的要走了。我帮她清理东西时，发现柜子里有几十本公务员考试的书籍，码了高高的两摞，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书页也翻得发卷了。
在税务系统，正式工的身份有两种：公务员和事业工勤人员。刘姐属于后一种，永远只能做普通职工，不能提拔，她在镇上当了十多年会计，唯一的念想就是去县城机关工作，每天下班早点回家，多陪家人。为此，她参加了几次公务员考试，但直到35岁都没有考上。她今年36岁了，没有考试资格，只能认命了。
想到这里，我有点同情刘姐，也为自己能接手她的工作，让她顺利回城而高兴。
2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用电脑录入各种税收数据、做表格、统计分析，再上报县局。刘姐临走之前移交给我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她已经用了7年，配置低、运行缓慢，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每天早上，我得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按下电脑启动键后，再闭上眼睛，思考一系列问题：“镇上有单身女青年吗？有我喜欢的单身女青年吗？我喜欢的单身女青年她喜欢我吗？”想完以后，睁开眼睛，发现电脑还在启动中。
乡镇税务所一共有3台电脑，除了我这台，另一台在大厅用于开税票，不能动。所长办公室倒是有台新电脑，用来做数据分析非常适合，而且张所长经常下企业办税，那台电脑常常被闲置。
一天，张所长正在和其他人说事，我走上前说自己的电脑太旧了，影响工作，“能不能和你换一下？”
张所长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提这样的要求，就说：“以前刘姐用得好好的。”
“确实能用，但太慢了。”我怕所长听不懂，又补充道，“就好像一匹老马拉一大卡车煤炭。”
这时，所长的手机响了，他移步到一边去接电话了。所里的两位税务干部，王哥和刘哥立刻围了上来，他们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似的看着我：“小李，你怎么能让领导给你换电脑？”“太不懂规矩！大学生啊，真是的，学生气太重了！”
他们义愤填膺，仿佛我犯了天大的错，我不以为然，心想：“反正我已经从县局到了镇上，你们还能把我贬到村上去？村上可没有税务所。”
副所长罗哥大我两岁，他开朗随和，常开我玩笑，这天他也把我拉到门外说：“小李，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想更有效率地干好工作，王所的电脑确实用的少，但毕竟他偶尔还用。而且他是领导，即使不是领导，他也大你20岁，你难道不应该尊重一个老同志吗？没事，你刚来，以后慢慢就懂了，也不用自责。”
罗哥的话触动了我，我一下午都在反思。快下班时，所长才风尘仆仆地从企业回来，他跟其他同事交代完工作，转身郑重其事地看着我，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他的批评了。
谁知，张所长严肃的脸渐渐松弛开来：“小李，以后我外出，办公室门不关，你要用电脑就去吧。”我正欲说“不必了”，张所长笑了：“这下，你那一大卡车煤炭，能拉动了吧？”
所里每个人都看着我笑。从此，张所长的那台电脑就成了税务所的公共电脑，大家有需要都能用。
3
每天中午吃完饭，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其他人睡午觉，我和罗哥会外出散步。
这个小镇是工业镇，马路上一辆辆运载卡车飞驰而过，卷起漫天的灰尘，几个终日不停工的饲料厂飘出刺鼻难闻的酒糟气味，让人昏昏欲睡。我和罗哥就沿着远离工矿区的岷江河堤走，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迎着清爽怡人的河风，畅谈古今。
罗哥没读过大学，他从税务中专学校毕业后，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了税务局。他对大学有些向往，常问我大学的生活。彼时，和我一同考上税务局的大学生都留在了县城，而我却在这偏僻的乡镇，我情绪低落，只是敷衍地回答他。
“小李，你有梦想吗？”罗哥问我。
“梦想？在这小镇上，还配拥有梦想吗？”
罗哥沉默半晌，拉我坐在河堤上，缓缓地说：“小时候，我妈就在镇上税务所上班。有一次我被人打了，家里没人，我哭着从县城沿着这条河去镇上找我妈。脚走痛了，磨出了血，我用河边的泥土敷住伤口，脚就不痛了。当时我的梦想是长大了也要像我妈一样，来这个镇上上班。”
“罗哥，对不起，如果非要说一个我的梦想，那就回县城。”
“分到税务所也并不是坏事，在这里可以得到锻炼，学到很多。”
“罗哥，县里年轻人少，但至少还有。乡镇上一个年轻人都难得看到，更别说找女朋友！”
罗哥说，县城机关里的人都满了，很难回去，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稽查局还差人，“稽查局是我们税务系统的‘达摩院’，里面都是业务精英”。
在税务机关里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走管理路线，比如进局办公室、人事股、计划财务股等地方。赵亮被分到办公室，就是走这条路；第二条路是走业务路线，税务局跟其他单位的一个最大区别是特别重视业务，工作干得好不好，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看能否把所有税源应收尽收，为国聚财，这就要靠懂税务会计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城区的房地产企业较多，何斌进了直属税务所，他走的是这条路线。
罗哥是我们局里最年轻的副所长，也是公认的“业务尖子”，我问他走的是哪条路，罗哥却谦虚地说：“我只想尽职尽责，让我所做的工作对得起我拿的工资就好了。”
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管理这条路怕是走不通。学业务也有困难，我从没学过会计，工作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反复权衡后，我终于决定：比起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人，我更愿意关上门安静地看书，即使这很枯燥、孤独。
不久后，我抽空去了一趟成都。我的老乡沈萧大学毕业后留在成都工作，他的女友正在西南财大读会计硕士。在我的要求下，沈萧的女友把我带到了西财附近的一个书店里，那里有种类繁多的会计入门、从业资格、初级考试之类的书。
她对我说：“会计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当然也得看你的智商。”
“我智商不亚于你老公。”我说。
“既然这样，我给你选的这些书，你先读读，还有一个诀窍，你得请我们吃顿火锅我才告诉你。”
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在花掉4天工资请他们吃了顿火锅后，沈萧的女友让我去听某会计网校的几个名师的课，“绝对事半功倍！”
回到单位，我每天除了工作，大部分空余时间都在看书、听课。因为管理税务发票，张所长单独给我配了一间办公室，我每月要给成千上万张发票挨张盖上税务所的章。这是一项重复单调的工作，每月要用一周时间才能完成，常常一坐几个小时，盖得人手酸脚麻，头歪眼斜，屁股疼痛。后来，我想出一个一心二用、两全其美的办法，一边给发票盖章，一边听电脑上的会计网课。从此盖起章来，腰不酸了，腿不痛了，心情也愉悦了。
如此循环往复，许多知识难点豁然开朗。我在租住单间的电脑桌上还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少打游戏多看书，早日回城找媳妇！
工作渐渐上手后，我也要外出了。罗哥管工业企业，他带我来到镇上的一块已征用的土地上，问我：“看这块土地，你想到什么？”
这里将来是一个食品加工厂，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蒜苗，我舔了舔嘴唇：“蒜苗回锅肉。”
罗哥摇摇头，说这块土地在他眼里是满满的税收：“你看，这块土地被企业买了，企业就得交耕地占用税；等企业办理了土地产权，就得缴契税；以后每年，企业要交土地使用税；在地上修建厂房办公楼，要交建筑安装营业税；修完了厂房，要交房产税；生产出的产品，卖出去要交增值税——这是国税局收的，我们地税局收企业其他营业收入的营业税；要生产就得招大批工人，工人工资超过了一定额度，企业就要代扣个人所得税。”
不仅是罗哥，税务所的其他人都已经将工作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一次，张所长带我和罗哥去一个工厂检查税务，忙完已临近下午2点。所长不想回去麻烦食堂的煮饭阿姨，就带我们到镇上的一家肥肠血旺店吃饭。
这家店挺有名，铺面虽小，生意却很好。我们去时，仅有的6张桌子都坐满了，顾客多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刚好有桌客人吃完，一位工头模样的人起身去柜台结账，我和罗哥赶紧坐下，所长却跟在那个人后面，鬼鬼祟祟的。
我一头雾水，罗哥却似乎并不意外，他气定神闲地喝茶，并提醒我：“小李，你去看看张所在做什么？”
我跟他们后面，只见那位工头付完钱，转身欲走，所长叫住了他。工头发现是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喊自己，便有些直愣愣的，以为自己惹了什么麻烦，吞吞吐吐地问：“是、是叫我吗？”
“对，师傅，你还没要发票呢？”
“我又不报账，要什么发票？”工头冷冷道。
“发票可以刮奖，万一中奖了呢？”张所长依旧坚持。
“不就是5块钱吗？”工头有点不耐烦，仿佛是在嘲笑。所长保持笑容，说现在最高奖金是1000元，不要票可能会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也许是伸手不打笑脸人，也许是那人犟不过所长，只得回身去找店家要发票了。
4
沈萧给我打电话，说学会计只看书本，很难获得实操能力，要想提升能力，需要到企业做账或者到企业查账。
在税务部门，只有稽查局专门查账。稽查局也在县局，我渴望能调过去。我想直接去找王局长表明自己的想法，但又想，局长肯定要问我是否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去稽查局查账——当时我才学了1年多，信心不足。万一弄不好，王局长还有可能认为这是我为回城找的借口。
思考再三，我放弃了，想多学两年，再提调稽查局的事。
转眼到了2008年，我们税务所来了一个新同事，大家叫他小宏。当时小宏刚满20岁，刚从部队退役，稚气未脱的脸庞常带微笑。他在税务局没有正式编制，是临时聘用人员，又称“协税员”。
我们税务所共有9人，其中4人是协税员。一开始，所长没有给小宏安排具体的工作，但他每天一到单位就主动打扫所有办公室的卫生，大家都不好意思了。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统计税收数据，小宏拖地到我椅子旁，我说不用了，小宏让我快让开，我不理会，他竟然连人带椅子把我抬了起来。我两脚悬空，惊呼：“小宏，快放我下来！”
此后，小宏经常来我办公室，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正在给发票盖章的我抬头瞟了他一眼，说没有。
“能让我来给发票盖章吗？”
我心中暗喜，恨不得双手把发票、印章奉上，但表面上还是故作镇定，护住发票，做出一副生怕他抢夺我工作的样子：“发票盖章是税务局的核心工作之一，这么重要的工作怎能让你这个新手来做？”
“李哥，求你了，让我盖。”小宏走到我椅子背后，像抱一只小鸡似的把我抱走。随后，他端正地坐在椅上，挺直腰杆，全神贯注地给发票盖章，像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
后来小宏告诉我，他去找其他同事要求帮忙，都被拒绝了，人家担心他是新手做不好。他东看西看，发现四周的卫生都已打扫干净，大家的茶水他也泡好了，实在闲得慌，就在原地练习俯卧撑、高抬腿，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
一次午休，我经过会议室，听到里面传出声音。会议室一般没人，我好奇地走进去，发现小宏在看书，他太专注，以至于我走到他身边他才发现。小宏抬起头，双手遮书，惊恐地盯着我。我将他遮书的手推开，发现是一本讲税收基础法规的书籍。
在我穷追猛打地追问下，小宏只得坦白自己要考税务局的正式编制——市国税局明年有2个定向招考的名额，可全市有40多个退役士兵报考。
“我中学时成绩不好，我妈给我报补习班、请家教，但我一次一次让她失望。我爸说我不是读书的料，后来我去当兵，在部队想着不能再给父母丢脸。这次考试，我要证明给我妈看，我不比别人差。”小宏说着说着，眼睛有些湿润了。
我决定将自己已学到的税收会计知识教给小宏，让他少走弯路。此后，我俩教学相长，在一次次的讨论中，我的税收知识也渐渐加深、巩固。
混熟了之后，小宏这小子竟然开始没大没小的。早上到了办公室，他的双手就伸向我的领口：“李哥，你衣领都没有理好，这可不行，我来帮你。”有时，他会走到我身后，冷不丁地拍我的后背：“李哥，你走路背要打直，不然像个驼背。人矮就算了，背还驼！难怪都26了还单身。”
以至于后来每次上班，我一看到小宏就马上将背挺直。他看着我正欲开口，我就抢先道：“我领口理顺了，皮鞋是干净的，裤角上也没有灰尘。”我将脚抬得老高，展示给他看。
5
12月，县局开大会，税务所的人也要参加。那天早上，我在县局不远处的一家面馆吃面，发现分管稽查局的李副局长也在。我赶紧打招呼，李局笑呵呵地回应，还去老板那里帮我把面钱付了。
我非常不好意思，准备去给老板钱，李局把我按下，并到我这桌对面坐了下来。他问我在税务局一年多，感觉如何？我趁机说自己在所上做税务会计，业余时间都在学习，想走业务这条路。
李局若有所思：“你愿不愿意来稽查局？”
我抬起头，惊讶地望着他，大呼愿意。由于太过激动，还将一小段面条喷到他脸上。
2009年元旦节后，张所长告诉我，县局要调我去稽查局了，“稽查局是个好地方，适合你这种人，我看你随时都在看书”。
我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又掩饰不住高兴，离开所长办公室，我就偷笑了起来。可是，张所长又把我叫住，补充道：“李局长说你只是暂时调到稽查局试用3个月，如果不能胜任工作，还得回到我们所。”
我有点意外，张所长拍拍我的肩膀，安慰道：“没事，你学习这么刻苦，天道酬勤，我们对你充满了期待。”我正欲感谢，他继续说：“期待你在稽查局试用不合格，回到所里！”
很快，我也变成了那个要给新人交接工作的“老人”了。接替我工作的是去年年底新招的公务员，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她问我在这个乡镇税务所待了多久。
看着她急切想离开这里的眼神，我仿佛看到了一年多前刚来这里的自己。我说自己刚来时急着想离开，现在舍不得走了。
“为什么？”她问。
不远处，罗哥和小宏在帮我整理东西，张所长提着包准备下企业。我看着他们，说：“我喜欢这个小镇。”
进了县稽查局，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证明自己能胜任工作，这让我犯了难。
我想了各种办法：主动去找稽查局局长，在他面前，把税收法律法规编成段子，像讲单口相声一样幽默而生动地讲一遍；或者请求他们给我分一个可疑的企业去查账，查出一个惊天偷税大案；或者我应该像小宏那样，每天早早来到单位，给大家泡好茶，打扫好卫生，再缠着每一个同事，强行要求其让我帮忙……
思前想后，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一场考试来证明自己——税务局是一个经常组织考试、重视学习的系统。记得读书时，那些勤奋的学生总盼望着考试的到来，这样就能将自己和那些混日子的学生区别开来。
1个月后，市地税局发了一个文件，通知全市地税局稽查系统的人员参加税收业务考试，考试成绩要排名次，作为各区县年底工作考核的一部分。
这时，小宏打来电话，说他参加国税局选拔考试被录取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证明我们在税务所的学习是有效果的，我更有信心了。
考试如期举行，成绩很快出来，我考了县稽查局的第一名，全市排名也靠前，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这个成绩，足以让我毫无争议地留在稽查局了。
得知成绩的那一刻，我却犹豫了，回想起到稽查局工作的这几个月，除我之外，局里都是40岁以上的老同志，他们有几十年的查账和执法经验，工作起来像一台精密的设备，极少出错。一次，因为执法文书里一个用语不规范，我被副局长当众责骂。我将文书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副局长又发火，说万一碎片被企业的人捡到，会当成证据来告税务局。我只好含泪从垃圾桶里捡起混有口痰的文书碎片，把它们都烧掉。
事后，我询问市局里的专家，对方说那个用语其实是合法合理的，不用修改。但是我心中的委屈，还是挥之不去。
稽查局是税务局的精英汇聚地，充满了竞争，每个人忙于自己的案件，不甘落后。这里没有欢笑，只有严谨的工作氛围，每当我遇到业务上的难题时，没人愿意过多地给我解释。我能理解，毕竟我是那个考试得了第一名的人，“还用得着问别人吗？”
这大概就是真实世界的样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应该努力适应。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在乡镇税务所的日子：张所长包容我的年轻莽撞、罗哥陪我说心里话、小宏关心我穿衣走路……遇到这些人、这些事，是我的幸运。
得知我的考试成绩，李局长喊我去他的办公室，说要给我奖励。我有点兴奋，又故作谦虚地说：“其实考试成绩并不代表工作能力，给我发钱，我受之有愧。”
“小李，你误会了，我说的是给你精神奖励。按照规定，发钱必须要有文件才行，请你理解。”
我有些迟疑，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局长，我想回税务所，可以吗？”
“这可不行，现在稽查局就缺你这样的年轻人。”他笑着劝退我。
下楼时，遇到的同事都在祝贺我考试取得了好名次。我尴尬地笑笑，心里却想着岷江滔滔的江水，镇上的肥肠血旺店，甚至那饲料厂飘出的难闻的酒糟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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