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骑手：在这个90%是男性的行业里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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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网络铺天盖地的今天，要见一个骑手，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要找到一名女骑手，并不容易。要和女骑手约出时间聊天，也不比约见任何一个“996”状态的打工人简单。她们是最忙碌的人群之一。
我是在上海的繁华地段见到阿潇的。彼时是周日，本该是她的休息时间，但为了跑满每周500单（满500单单价会涨到8元），她还在送外卖。阿潇来自湖北，1975年生人，成为一名女骑手已有两年。每天早上8点出门，夜里十一二点收工，是她的工作常态。
我提出跟她送一天外卖。为了在中途搭上车，我在商场门口等她送完之前的单子，才坐上她的后座。那是我坐过最惊险的电瓶车，考虑到后座有个人，阿潇还“放慢了速度”。做骑手后，迄今为止，她已换了三辆电瓶车。这一辆的后视镜也已经撞坏了，但她并不介意。她说，没有一个骑手是看红绿灯的，往往在灯还没有跳转时，他们就发动了。有一次，阿潇停在十字路口，信号灯已转红，另一个骑手看她着急，打趣式地伸出双腿横在路中间，说：你快走，我帮你拦着。
这是一个男性化的行业。美团研究院最近一次提到女骑手还是2018年，根据当时的调研，女骑手占比约为8%。外卖行业是按照男性的身体和气概打造的，为了适应这个行业，阿潇得付出更多的代价。
阿潇身量娇小，身高不到1米6，体重现在瘦到了90多斤，皮肤晒出了小麦色。在不久前加入要求更高的“乐跑”队伍后，她剪掉了长发。她很少购置衣物，我们见面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宽大卫衣和浅蓝色牛仔哈伦裤。声音温和，但有些沙哑。
除了在外形上逐渐“男性化”，阿潇对自己的身体也有更多限制。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她很少喝水，“上厕所耽误时间”。她已经46岁，每次经期都疼痛难忍，但她没有因此休息过。送外卖时，除了风雨无阻地骑车在路上，她的日常，就是在商场、办公楼和居民楼之间奔跑。
常有男骑手问她，在乐跑，男的都吃不消，一个女的吃得消？而她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现在的她，每个月能拿到上万元报酬。而根据美团研究院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92.6%的骑手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毫无疑问，在这个男性为主体的行业中，阿潇也是佼佼者。
尽管月收入已接近“白领”，阿潇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她与其他女骑手、家政工住在上海一个老小区的四人间里，住架子床，月租850元。大多数时候，她在餐馆吃一份10块或15块的骑手餐。平常，她去得最多的是地下的楼层：停车场，地下美食广场。大商场的餐饮，也多在地下。她说自己不喜欢大商场，那里步行距离长、容易迷路，很难送外卖。
与这个城市里的大多外来务工女性一样，阿潇挣的每一分钱都要往家里输送。她舍不得为自己花钱，很少购置衣物，也几乎没有娱乐活动。来上海两年，她只去过迪士尼和海洋馆，都是带女儿去的。以前，她喜欢外出散步，以及吹陶笛，现在则没有时间。
这并不是她喜欢的生活状态，但她觉得“没有办法”。前几年离异后，她独自抚养女儿。过去二十年，她做过纺织女工，当过老师、会计，也做过家政、打字员、推销员。如今做骑手，是她赚得最多的一份工作。在艰辛的工作和生活中，她依然怀揣着梦想，希望能为自己和女儿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每一天，穿行在车水马龙的都市，于车流中穿梭，争分夺秒地追逐着时间，她也时时会担心自己：明天，还能不能看到太阳升起？
以下是女骑手阿潇的自述。
第一天送外卖 就赔了700块钱
2019年，我已经45岁了，经老乡介绍，从湖北老家到上海做家政。我不太会做菜，太精致的菜品，我都得拿着手机搜索。那份工作包吃包住5000块钱，我挺满意。但后来，听说骑手可以赚更多，我就去应聘骑手了。
第一天送外卖，我赔了700块。车子是跟站长借的，电池起码有五六十斤，我啥都不懂，当时住三楼，根本提不动电池，我就扔到楼下。第二天，电池被人偷走了，我什么都没赚，反而赔了站长钱。
每天都出状况。我花八、九百元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电瓶车，因为找不到地方，老是超时。站长说，你把这几条主干道记下来。有一天送餐到一个工地上，我发现路中间特别光滑，我觉得好奇怪。等我开过去，原来是一块水泥池，我连人带车掉里面，推出来之后身上全是泥巴。
第一个月赔了两三千。第二个月，我又老是被罚钱。因为害怕超时，老是手抖，我经常提前点送达。被平台监控到，点一单，我要被罚500块，站长的星级要降一级，可能被罚3万块。他的损失很大，同事经常说，“站长被你气得要跳楼”。
我跑过众包、专送，现在在乐跑。相比众包，乐跑的单子好、单价高，要求也高。很多人想进乐跑，但每个队人数控制在二十多人。现在我们每个星期都踢三个人，再招三个人。被踢的都是被投诉，或者单量不够。
我上周不知道被谁投诉过，队长跟我说，站长点名要开除我，但他保住了。“这里不是给你养老的地方，跑不了下星期不要干了”，听站长这么在群里说，我们都吓死了，拼命跑单。
我现在每天能跑80单。跑得越多单价越高，一周跑到500单的话，每单能有8块。乐跑每天都要求一定的出工时长，时长没有挂够，就会被开除。每个骑手每天必须要跑满三个时段，时段可以选择。早班是7:00~10:30，10:30~13:30是午高峰。午高峰单量最多，所有人都必须跑。下午茶有两个时段供选择，1:30~3:30，3:30~5:30。晚高峰是17:30~20:30，也是必选的。
我选的是3:30开始的下午茶时段，每天早上10点半开工。但要想跑满80单，基本上8点半就出门，晚上十一二点结束。我以前还会去江边吹吹陶笛，现在连做饭时间都没有了。前段时间剪了短发，就为了这个工作。我经常碰到男骑手，听说我在乐跑，人家说，男的都吃不消，一个女的吃得消？我们队里只有两个女骑手。
平时我从来不带水，上厕所耽误时间，很少喝水。如果碰上经期，就更麻烦了。我46了，每次经期第一天都很难受，但还是得跑。另一个女骑手是94年的，很高大，也留着短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她是女生。她也不乱花钱，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第一次见面，她递给我一根烟，我当时好害羞，脸都红了，从来没有人递过烟给我。
从女工到骑手 “这是命运的安排”
干外卖确实很辛苦，但在这个城市里，我还是得到了很多。我有时回想自己的经历，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是1975年出生的。老家在湖北的一个县城。我父亲是镇里的物理老师，母亲在学校食堂帮工，有两个哥哥。初中毕业后，家里安排我进了当地一家国营纺织厂，干了十年。
那时我算是修布工，要把前一车间生产的布修整好，才能出厂。当时每天都有任务，要修多少卷布，班长当天把布分配给你，和她关系好的就分到容易的，干不完就加班。就像作业一样，每天都有，要一直站在那里做完。
加班没有钱。我每周倒班一次，白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晚班从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有时候做不完活，要整整站一天一夜。那是我做过最痛苦的一份工作，当时才十五六岁，都恨不得去自杀了。我觉得人生看不到一点希望。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活一辈子是为了什么？我开始想这些问题。
找不到答案。我回家说不想干了，爸妈说这份工作很难得，别人想进都进不来。实在没办法，他们请人吃饭，给我换成了练布工，有机器配合操作，再也不用加班了。有空余时间之后，我就拼命找书看，有个同学书柜上摆满了书，《红与黑》、黑格尔，佛教的、道教的，我都看了一遍，不过现在都快忘光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部小说叫《假若明天来临》，一个命苦的女人做小偷，看到别人家里很豪华，她说上帝啊，为什么让我在这里做小偷，而她住这么华丽的房子，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命运。
后来工厂倒闭了，我也遭遇了其它的一些打击。后来我就去福建打工。在一个餐馆认识了我前夫，他们家是农村的，我是城里的，他可能觉得我条件好一点。我并不在意这些。他会吹笛子，当时给我吹了一首歌，说话也挺幽默的，我觉得还可以，就这么走到一起。
结婚的时候，我32岁，他23岁，我比他大九岁。跟他结婚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提着一个夜壶，嫁到深山里去了。他家是山里的，夜壶就是业孽，意味着我要吃苦的。
第二年孩子出生，问题也来了。他不带孩子，只在生产当天用心过。我是剖腹产，生完不能动，他忙碌了一天，给女儿换尿布、冲奶粉。那天他特别累，之后就把他爸妈叫过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堆矛盾。
孩子出生前十多天，我爸去世了。坐完月子，我妈又诊断出帕金森综合症，我就带着孩子回了老家。没有收入，他出去打工，结果被骗去传销。他让我把家里的贵重物品卖了，给他寄钱。在那之前，他在我心里像一根柱子一样，但那一刻彻底看清他了。我要靠自己独立起来。后来我就抱着孩子找工作，开始卖治疗仪。为了工作，我拜托楼下快80岁的老太太帮我看孩子，我每月800块钱工资，给她400块。等我休息的时候，她就把孩子送来喂奶。中午我还要回家一趟，给生病的妈妈做饭。
后来我又做过印染厂的实验员，三年后，又换到当地的私立学校，教了两个学期书。我修过师范中专的成人文凭，才谋到这份工作。我没想过老师的工作是这样的。第一个学期很轻松，到第二个学期，分给我的学生数量多了几倍，每天改作业、备课，我都要批到深夜才能完成。那段时间把我累坏了。
女儿四五岁时，我提出离婚。和前夫已经很少联系，对方很高兴地答应了。之后我去民营服装厂做会计，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回家，还有午休。很轻松，不过没有五险一金，每月2000块，每周休息一天。三年后，工厂倒闭了，又不发工资，我和其他职工一起告到劳动局，把薪水讨了回来。来上海之前，我做过薪水最高的工作是打字员。我给顺丰打寄件地址，一条两毛钱，一分钟能打七八十个字，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我做了半年。
为了生活，我还曾在学校门口摆摊，卖寿司。城管很严，做了两年，没赚到钱。在我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向前夫开口，让他给个2000块钱的学费。他给了，还把孩子接到他老家上过一年学。但那一年，他老说他妈妈生病了，让我打钱。我不想亏待孩子，又把小孩接了回来。最终，为了孩子，为了生活，我还是来到了上海。
跑外卖两年 换了三辆电瓶车
跑外卖虽然比做家政工辛苦，但我还是更喜欢这份工作，可以看到别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送外卖的这两年，我已换了三辆电瓶车。我被别人撞过。有一次一个骑手从人行道上冲下来，把我车子撞坏了，我的脚也肿很高。但我以为没多大事，就让他走了。
我也撞过别人。那天手上挂着9个单子，手机却突然没网。我连忙骑车去修手机，原来是欠费。充钱出来后就要超时，我慌慌张张地，在路口撞上一辆轿车。我当时买的一辆新车，杆子都撞歪了。
这份工作是没有保障的，不交五险一金。压力大的时候，超时、被差评都提心吊胆。有心态好的同事说，我一点都不担心，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都不知道，想那么远干嘛。
我的心态也有变化。刚开始看见交警，心脏都要跳出来。我在一个路口被交警罚了三次，每次50块。他都化成便衣，藏在人群里。我还被交警追过两次。他拦下之后，我假装老老实实地推过去，等他不注意我立马上车，马力扭到最大，他差一点就薅到我衣服了。
我希望能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尤其是路权。现在送餐的地方，不设自行车道，去了就面临罚款，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道路，太没人性。五一新规出台，我们的空间更小。交警限制电池大小，觉得我们跑得慢，事故就能减少。但这并没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骑手竞争大，平台增加配送时长，停止无限的激励，我们的压力才能减小。
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爬6楼，我都缺氧。现在身体倒变好了。有时候下雨赶时间，根本来不及穿雨衣。一个单子37分钟内要送达，时间都是以秒来计算，没法顾及别的。雨过了又吹干，我倒是没感冒过。
送单的酸甜苦辣，我有时会拿笔记本记下。有一次送一箱矿泉水上六楼，也没法提。等我搬到5楼，男顾客像老爷一样，站在6楼看着我，我都是一格一格往上挪。还送过大酒店的外卖，有一个医院的科室，点了七十几份餐，打包成电视机那么大的盒子。酒店的人打包好，就扔给我，“你自己拿吧”。我把它推到电梯里，再拖在车旁边。没法运，我只好把箱子拆掉，再一盒盒放到送餐箱里。
有些店出餐特别慢。有的时候催急了，骑手和商家打起来的都有。我一般都会跟商家、客人好商好量。比如茶百道，前面排几百个人的单子，等到我肯定超时了。我就打电话给客人，客人等不及自己取消，就没有我的责任。客人要等的，我就跟他商量，能不能先到他的位置点送达，等做好了再送过去，这样就不会超时扣钱。客人都挺好说话的。
我的后备箱里，必备的是充电宝、工作服、雨衣。平时我不穿工作服，之前很多商场不让骑手进，现在好一点了，但是头盔必须摘下来。就算不穿，工作服也得带着。美团有“微笑行动”，为了监测是不是本人跑单，有没有穿工装，每天都要拍照打卡。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拍照，我都把衣服放后备箱里。如果没有工装、头盔或者拍照模糊，认证失败的话要罚500块钱，还可能被开除。
“女儿给我发短信：我梦见你s了”
来上海两年，我只逛过迪士尼和海洋水族馆，都是陪女儿去的。女儿第一次来上海，问我，怎么没有山呀。我说这里没有山，她说没山的地方没有灵魂。
大城市有更包容的地方。在这里，没人会说一个单身的女人。我的室友和同事，好几个都是不婚族。相对异性来说，我觉得同性之间的关系更细腻一些，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曾经和那个抽烟的女同事找房子合租，但没找到合适的。现在住的四人间，850块钱一个月，包充电，离上班近，很难再找到更好的了。现在我有时候中午回来做饭，更多时候在附近餐馆吃10块一份的骑手餐。
每天送外卖，和同事的交流很少。平时在路上碰到打个招呼，大多时候在微信上聊两句。有的同事经验丰富，了解系统的特点，会给我讲一些避免超时的操作。上一次吃饭，我才知道他们男骑手还会去ktv，我们几个女骑手也开玩笑说，下次我们也去点男模。之前和那个女同事一个月没联系，一天她突然给我发了一张图片，路上有一个女骑手被撞了，她说以为是我。我就知道她还是关心我的。
我想过让女儿来上海上学，但是太难了。就算她能过来，我也没时间照顾。小学她寄宿过，现在不愿意，我都是请我哥带她，每年给他们两人生活费3万。
我跟我妈妈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交流，她养我就像养一个物品，好像是一种责任，要把我养大。在家里，我妈、我哥对我说话都是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地训斥，所以我在家里很内向。但直到她去世，我觉得她还是对我付出了感情，只是没有表达出来。
现在我跟我女儿之间经常表达爱意，她会说妈妈我爱你，我说宝贝我也很爱你。她的成绩越来越下降，不过我不太在意。我说只要尽你自己的努力，以后过什么生活，还是靠你自己。想读大学就努力一点，不想的话，也可以学个技术。她怎么样都可以，我不会限制她任何事情。
她不怕我。有一次我回老家，接她下晚自习，看见她跟一个男生一起走过来。她一看到我就飞跑。等回到家，她就把我一推，“你破坏我的好事，为什么要去接我？”等我回上海，她在微信里跟我说，妈妈我分手了，你放心，我会好好学习，我只是看中他的容貌。
今年春节，我没回家。房东说，到时候回来要隔离的话，要自己找地方。能去哪里隔离呢？我就没回去。
以前我做那么多工作，虽然舒服，但是工资不高。现在的生活算不上喜欢，但也没办法。上次回家我买了一个哈密瓜，女儿突然说，妈妈我们家是不是有钱了？我当时很意外，我说你怎么会这么问？她说以前你都给我买烂水果吃，这是第一次买新鲜的。以前超市里促销水果，一两块钱一大包，我经常买，里面很多是快烂了的。
不过有时候想，这么拼命挣钱，又能怎么样？我也想回去过平静的日子。我女儿都梦见我死了。去年，女儿有一天突然间跟我发微信，妈妈你没事吧？我那几天正好也不舒服，我说怎么了。她说，我还是告诉你的，我梦见你s了，打了一个字母s。
也有想法不一样的人。有一个众包的同事，每天送餐像小孩一样，蹦蹦跳跳的。他说我一个月就跑1万块，多一块钱我都不跑，他不羡慕乐跑的高单价。
我哥也让我回去，他也想赚钱，不想给我带孩子。如果回去的话，我啥也不想干了。
（应受访者要求，阿潇为化名。）
感谢播客“打工谈”对本文的帮助。
当北大博士成为外卖骑手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珊
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我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送了五个半月的外卖。那个团队是北京最早出现的骑手团队之一，当时的站长说过一句话，“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我们每天9点在中关村广场集合，9点半开晨会，10点开始等单子。我第一天才跑了9单，当时费用还高点，送一单8块钱，我挣了72块。后来极限撑开了，我最多一天送了24单，那个时候甚至还想平台怎么不多派两单。我一般跑到下午3点就不跑了，因为电动车没电了，就会开始找骑手做一些访谈。大部分外卖员会备两块电池，一直跑到晚上八九点，平均每天能跑三四十单。
很多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北大的博士，不愿意搭理我，对我的身份会有疑心，觉得我不担心生计问题。后来知道了，就很多人愿意跟我聊天。他们觉得你是博士嘛，会来问我，将来干哪行哪行怎么样。
我的论文写的就是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劳动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想知道劳动秩序，全国这么多城市，几十万的骑手，同时间在各地走街串巷，表面上看着很乱，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在哪？你就会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种井然有序成为可能。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用“算法”这个词，用的是“数字治理”。因为我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识到，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平台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到了室内，GPS信号一般会比较弱，但没多久平台就能通过商家的Wi-Fi网络、室内定位基站等等去收集记录骑手的数据，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等等。
我后来跟外卖平台的技术员接触过，他们告诉我不光是骑手身上的数据，商家的数据，包括每天订单的多少、重量、内容物，还有消费者的偏好，这些他们都可以知道。比如骑手送餐晚了，有消费者就会直接给一个差评，有些消费者可能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平台就会开始测算，给你一个预计送达的时间，对于好说话的消费者那可能时间多少都没关系，对于比较计较的人，平台可能就会故意地在送餐时间上多放点水，本来30分钟可以送达，平台给的时间是35分钟。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投喂”，所有的数据、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再用数据去给你规划怎么取餐、送餐，怎么给每个订单定价。我最后写的其实也是这一点，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是把所有一切可以纳入的，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 等单间隙，一名外卖员在休息。
我记得3月的时候，北京天还挺冷。当时我还没开始跑，处于观察状态，有一个骑手带着我跑，我们俩跑相同的距离，一样的时间，一起进了企业的电梯，他搁那儿喘气，汗珠子就从额头上往下冒。我就在想我跟他一块跑的，确实身上发了点热，但不至于到大冒汗这个程度。我就说你是不是累了？他说不是，我是心里面发慌。
外卖平台上最早送一单要一个小时，后来大家都在抢，谁能突破30分钟大关，最后他们现在能达到28分钟。压缩了那么多时间，一方面是技术上有更新，但这毕竟是很少的，因为计算机运算能力很强，它节省也就是几秒钟。于是你看到大部分节省下来的几十分钟时间，是靠骑手。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18年6月，系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为了提升时间。那天我所有订单都迟到了。
那次平台出现了一个“顾客期望到达时间”，原本这个订单的配送时间是45分钟，系统给你改成顾客期望你40分钟送到，但顾客那儿显示的不是40分钟，假如我42分钟送到，顾客看到的是我还没有超时。到底有没有超过，是由系统来判定，而这个判定标准是什么？没人知道。有些人超了两分钟判定他没超时，有些又判定超时了。
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平台做的一次实验，测试你是不是还能跑得更快。那天大量骑手超时了，在群里大家反应就很激烈，直接开始骂人了，因为这个实验的代价和后果是骑手买单的。一旦超时，这单挣不上也就算了，还可能扣你个几十块钱，甚至停号。一停号就是半天或者一天不能跑，把你拉去做线下培训。
我之前做问卷调查，一个骑手在北京生活，一天睁眼就是100块钱的支出，包括房租、各种生活开销。所以可想而知，一个处罚，甚至停半天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那次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我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他们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在这个过程中，骑手也会反抗。我后来研究，他们是不是真的具有自主性，是不是真的很自由？因为那时候都说送外卖很自由，上下班时间自由，不想干就不干了，好像角色权利很大。但做完调查，我发现这种反抗，其实力量很微弱。数据会对你的自主性造成挤压。
平台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去管理骑手，比如庞大的数据库，还有用游戏等级给骑手划分标准，从青铜、白银、黄金到星耀骑手，鼓励骑手多接单，一级一级往上升。骑手也有“自发游戏”。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人大知行公寓楼送外卖，人大只允许骑手从校园北门进去，所以系统给你计算送餐时间的时候，会以北门作为测算依据，导航也会让你从北门进。北门到知行公寓的骑行距离大概是800多米，要花4分钟时间。但后面就有人发现，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电动车开不进去，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很方便，步行时间不超过半分钟。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提前完成知行公寓的送餐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
这相当于是系统中的一个漏洞，骑手也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按照自己的决策和想法去做我要做的事情。但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平台也发现了，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堵上这个“漏洞”。骑手找近路节省的时间原本是可以用来休息或者跑更多订单的，但由于系统敏锐的“数据控制”，它能很快根据骑手的轨迹更新路线，最后可能就导致原先的30分钟变成25分钟。
平台推着骑手去找捷径，找到了之后，我按你的新捷径来设计标准。骑手的自主性实际上最终还是可能会被压缩到非常小的一个范围。
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它在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
我们为什么会对时间这么苛刻？是一开始就这样吗？还是我们被平台建构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涉及到人的极限的拓展，你说时间还能降吗，可能也还能再降一降。我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个概念叫“超级流动”，想说的是外卖骑手跑得越来越快，这个流动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就是资本增值的一个需求。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生产当中投入的时间越多，在流通环节投入时间越少，资本增值就越大。从这个角度讲，平台只能是希望流通过程越短越好，最好是菜刚做出来就能马上送给你，恨不得你在家尝到的跟你在饭店尝到的是一样的体验，你就愿意花很高价钱买它对吧？所以这本质上是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的，最终的趋向就是他们会越跑越快。
● 除夕，外卖骑手仍在工作。
外卖行业里有一个控制权重新分配的问题。管理一般是三方面，第一就是指导工作，员工按照老板的指导去做。第二是要评估员工工作当中的表现，第三是根据评估，决定给员工奖励还是惩罚。放以前的话，这三项工作都是老板决定的。
而现在呢，你会发现boss都不管了。谁来指导？平台给骑手开单，平台根据导航告诉他们先送哪个，再送哪个。消费者决定给差评还是好评。最后的奖惩又是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你会发现这个“老板”找不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系统在负责第一项和第三项工作，第二项交给了消费者。
控制权一分配，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傻X系统造成的。还有一点，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而在消费者角度，他们并不了解背后的奖惩规则，这套规则是严重失衡的。我送外卖的时候，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所有人都害怕被处罚。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骑手跑一单才8块，最后还倒欠两块，那可能“噌”地一下，骑手情绪就上来了。
更可笑的一件事是，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后，平台反而成为了一个仲裁者。它负责判断谁对谁错，而这原本应该是平台或者说资本该负的责任。
你看平台发的一些报告，尤其像美团说疫情期间，骑手的数量不降反升，看着好像一切都很好。但这个行业到底好不好，你要看它的流动率高不高。如果流动率很高，说明它留不住人，那说明它本身还是有问题的。
我当时的访谈对象基本都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了。我论文里的主人公是甘肃人，原本想在家开小饭馆，也没干起来，欠了很多债，他就到北京来送外卖。他住的就是城中村，骑手都会聚集在类似的地方，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要住三四个人，条件也不好，他来北京两个月没有洗过澡。
他干了一年多，每天可能就送三四十单。除了他自己的吃穿用度什么的，能攒下来一半钱就不错了，还挺累的。2019年他就回甘肃了，在老家卖房子。
去年跟朋友吃饭，我还碰到了论文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人公。当时我们在坐电梯，他拿着手机进来了，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就认出对方了，也没说话，直接就抱在了一块。抱完了以后我才问他，你还在干这个？就这样聊了两句。他还要赶着送餐。他是少数还在干外卖的。
● 骑手在大雪中送外卖。
我对女骑手也感兴趣，她们在这个群体占了8%左右的比例，但好像关于她们的报道很少。我最早观察女骑手发现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四五十岁。第二种从外貌上看比较男性化，很多理了个平头。第三种是小媳妇类型，一般是跟她老公一块干。
这个行业是男性主导的，女性进入的话多少有点不容易，所以她们在策略上要往男性这个方向靠，要抛弃掉一些女性化的特征。有男骑手就会挺鄙夷地说，那已经不算女的了。
但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是，到了冬天，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的，蓝的黄的骑手制服，你看不出性别。但女骑手都会裹一条围巾，红的、黄的，很鲜艳的。我觉得这也是她们主动要的，去标识出她们女性的身份。
跟2018年比的话，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你想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下跌到5块。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只能不断地内卷，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送更多的订单。
2018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
（改变）很难。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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