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
张小林出生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男友的出现，填补着父爱的缺失。随着亲密关系的天平逐渐失衡，张小林逐渐感到窒息。
我和大琳趴在课桌上小声说话，大琳撇着嘴，肩膀耸了耸。
她指的是我男友李俊亭，很久之前我们一起吃过一顿烧烤，重庆的烧烤会把蔬菜、肉类或者丸子烤后剪碎，堆在盘子里像一盘菜。李俊亭说，你们小姑娘就是爱吃这种东西，华而不实，还不健康，没个真烧烤的感觉。
大琳从头至尾没接几句话，只是一开始礼貌性地问了几个问题。可能是喝了酒，李俊亭的回答都非常冗长，他开始以长辈的口吻教育我们两个，例如“体谅父母，不要乱花钱”等等，好像一顿饭吃下来可以改造一个问题青年。
那是第一次三人一起吃饭，天气很热，但气氛没有炒热，我原本计划的男友与闺蜜和谐共处肯定是失败了。大琳对他的评价是：没有想到他还挺爹味儿的。话里有话，她认为李俊亭太喜欢教育人，比她爸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说我知道，重新把视线转回讲台。即将毕业，学院辅导员正忙着对我们宣讲招聘会事项，艺术设计系的三个班挤在一起听，大教室密密麻麻坐了100多号人。我和大琳仍然抢占后门旁边的座位——点完名字趁老师不注意可以溜走。
大琳见我不高兴，拿左胳膊肘捅捅我抱在桌面的手臂，右手食指“骨碌碌”划过桌面滚来一根“点儿八中南海”，对着我使眼色。大学四年逃了不少次课，我们的程序也“有条不紊”。
我接了那根烟，夹进课本的某一页，然后卷起课本用右手握住，左手拽住桌肚里的背包做好准备。大琳连书都没带，瞪着讲台等老师背过身去板书。她妆画得齐全，一颗新打的暗绿色眉钉在左侧眉梢闪动，唇膏是暗红色，唇形饱满。
我们猫着腰，一点点把屁股挪出板凳，慢慢蹲在地上，两只脚一点一点往后门方向挪。左侧隔着过道的几个女生看到我们准备逃走，也帮忙打手势，大琳挤眉弄眼，送了她们几个飞吻。
女生们都喜欢大琳，仗义又随性。我们本不在一个班，个性也迥然不同，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几乎重名，慢慢就腻在一起“称兄道弟”了。
张小林，张琳。认识她时，她说她的“琳”是有王字旁很娘的那个“琳”，然后向我伸出手，外加一个爽快又开朗的笑脸，一口白牙。
此时她香喷喷地挤在我身边，我们钻出教室，疯跑到教学楼下，找了片树荫边笑边喘气。还不到5月，重庆的天气开始燥热，刘海粘在额头上，皮肤油腻腻地冒汗，感觉很狼狈。
距离毕业还有不到两个月，许多同学拿到公司签约，毕业设计和论文都做好了。大琳在平台做直播，收入不稳定，但也强过我每天在家里看剧。
“你不会想现在就生孩子吧？何况你们还没结婚。”大琳把我退回的那根烟随意插在耳后，烟蒂丢在脚下，用脚尖碾来碾去。
我不知道如何反驳她，只是低着头，嗅着砂纸般带着颗粒感的烟味。
她说的是事实。李俊亭大我近16岁，俗称是我给自己找了个“干爹”。可是李俊亭一没车二没房，还从北京辞了职，标准“三无”中年人，并没有”干爹“的背景实力。若再加一项，他还不帅，脸上有青春期残留的痘坑痘印，不深，但也能构成一颗星球复杂的表面。
如果你认为是我瞎了眼，要么就是贪恋人家的北京户口，再不然就是被骗了。但我还是会告诉你我没有瞎，李俊亭虽然不俊，但很高，有1米83，身型颀长，双肩平直。
而且他并不是北京户口——我和他在一起后才知道他其实是河北人，徒有一口京片子。若是说我被骗了，也不尽其然，因为在豆瓣小组里认识他的时候，是我先同他搭话的，我认为骗子一般不会守株待兔。
或许这些“履历”看起来都不太过关，但很无奈，我就是被他身上那股远离俗尘和文绉绉的感觉吸引了。和那些毛毛躁躁的大学生不同，李俊亭干净、沉稳，天南海北地闯过，问题看得透彻。
虽然年纪大些，但他和这些年轻男孩一样，会打网络游戏，喜欢运动，除此之外还特别爱读书……想想这些我就满心欢喜，或许是我幼稚，但我更认为是我纯良，不在乎世俗的评价。
当初在豆瓣一个讨论村上春树的组里，正是2012年诺奖宣布时，大家哀声一片，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不明所以的人，跟风讨论为何村上又没有得奖。李俊亭就是在小组中“拨乱反正”的那些少数理性群体，他写了篇长文，仔仔细细地分析了村上存在的问题以及他的局限性，讨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堪称论文。
很多人说他写得厉害，我也飞快地给他点赞，转推，然后热情洋溢地评上一张“可爱的笑脸”。他很快回复我“谢谢”，我忍不住私信他，像个傻瓜一样问他为什么可以分析那么透彻。
若当时他在我面前，我一定还会奉上一双求知若渴的眼睛。
“你这是盲目崇拜，恋父情结。”大琳不喜欢看小说，完全无视我对李俊亭的吹捧。她说我谈恋爱谈久了，人都变了，现在竟然想未婚生子。
“不结婚也无所谓吧，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单亲妈妈……”
“你以为那很容易吗？”大琳叹气。“我不是反对结婚生孩子，而是你的对象本身就不靠谱，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放屁！”大琳把空烟盒团成一团，在手心里捏得“嘎嘎”响。
我大二下学期时，李俊亭从北京搬来重庆，租下一个旧小区的一室一厅。之前他在北京折腾些小生意，也在一些台企做过销售类的工作，但都不长久。最后一次鼓捣生意，他想做个网站，创建自己的酒类销售平台，但生意仍然赔了。不过好在他还有半个仓库的酒，自己喝了不少，还给我留了一箱“锐澳”。
自从他安顿在重庆之后，就以还没找到太合适的工作为借口，总是窝在家里打游戏。他说手里有些股票，业内的朋友在帮他照料。随着时间一点点卖出去，到后来越来越拮据，我也只好将家里给我的生活费拿出来交给他，至少可以付个房租。
我坐几站地铁，再倒一趟公车回家。学校和租房属于一个区域，所以下课到回家路程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检查手机时间，还绰绰有余，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还有例如同学和朋友组织的聚会可以参加，但是不能晚于12点回家；买衣服买鞋子要经过他的允许——但一般都是不允许，他不喜欢只是在乎外表的女人，肤浅，所以去上课的时候也不可以化妆；朋友圈子也需要透明化……
这些规定不是他讲给我听的，而是一次次遇到事情后，他会给我一个严厉的态度，那种狠心非常坚决。就像有一次大琳过生日，我们一群同学去酒吧庆祝。摇骰子，玩游戏，当然还要拼酒，我喝了不少，玩到凌晨两点，回到家发现卧室门上了锁。
我控制着自己的醉意敲门喊李俊亭，我知道他没有睡，也听得见，但他还是坚决地让我在客厅沙发上过了一夜。
所以大琳不相信我是幸福的，她说：“你可以住我那儿，和他早点分手。门的密码你知道，随时。”
但没有那么简单，她不理解李俊亭为什么对我很重要。虽然他的要求多，但这些都显示出他毫不庸俗的个性和选择，是在为我的成长考虑，他不希望我变得浮躁和世俗而已。
我一直不承认我会嫉妒别人有个好父亲，但这种心绪还是无时不刻地困扰着我。李俊亭的出现，无疑填补了这种“父爱”的缺失——虽然我也不会亲口承认这样的事实，我只是会对大琳说，如果你有个每天早晨5点起床就在门口喝散装白酒的爸爸，大概就能体会我的心情了。
只有一个像父亲的角色才能承受我所有的痛苦和牢骚。我总向李俊亭抱怨转学的孤单，和那些无解的家庭问题。
高考那段时间，我爸沉迷于新的赚钱方式，每天对着一台旧电脑念念叨叨，眯着眼搓着手在家中来回踱步，似乎总在等着谁的电话，姿态焦急而猥琐。
平时他不怎么理我，眼神总是游离的，甚至可以穿过我看到墙壁，交流仅限于吃饭时递根筷子。偶尔他赚到一些钱，心情很不错。他说幺儿，老汉儿要赚大钱了，就想抱着我亲两下——可是我却只觉得恶心。
他满脑子都是钱和那点永远做不起来的小生意，而我也不清楚我妈为什么不愿意离婚，总默默承受她不应该承受的冷暴力，夫妻两俩上次什么时候说过话我都不记得。
我继承了一个醉鬼和一个软弱女人的全部基因，以及他们对生命不负责任的态度——我无法将这些和大部分同学朋友分享，却都能讲给李俊亭。我们从发私信，到发邮件，再到交换号码，慢慢习惯短信与电话。他默默接受着我的一切，像温和的手掌放在猫背上，我得到无数的安慰。
到家的时候，李俊亭在打游戏。那台电脑本来是我做毕业设计用的，我特意向我妈要了笔钱，她也难得能爽快把钱打给我——现在它变成一台打魔兽的游戏机，李俊亭怀旧青春的仪器。
李俊亭没回头，招手让我过去，右手还在点按鼠标。他让我坐在他腿上，仿佛我是个五岁的小朋友，左手环绕我的腰背，但不离开键盘，右手在鼠标上点得飞快，拿胡子来蹭我的脸，他对我说：“阿爸这局打得好着呢。”
我抱住他的脖子，拿头顶抵住他的下巴和脖颈的连接处，一个撒娇的动作。同居之后我们之间的称呼就变了，他喜欢我叫他“阿爸”，一开始只是在床上，后来变成日常叫法。
这种称呼给我们的关系带来更多亲密，我也获得作为“孩子”偶尔可以无理取闹的权力——反过来李俊亭也获得了我的支配权，他越来越像个家长。
我吊着他的脖子，胳膊摇摇晃晃地问：“阿爸，下个月的钱可不可以提前拿出来一些？”
他仍专注屏幕上的半人半兽，不动声色地回了一句：“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检查，如果生这个宝宝，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吧……”我抬起眼睑，检查着他的脸色。
这个孩子是他说要留住的，用验孕棒测出的当天，李俊亭很激动，他看起来很开心，双手抓住我的肩膀，认认真真地说：“不要怕，生出来吧，我很想要我们的小孩。”
但此刻在打游戏的李俊亭没了那天感动的眼神，他又轻轻松松地说了一句：“你先找你妈要嘛，快毕业了，她能理解。”
大琳发了几个“砸脑壳”的表情给我，黄色的小人头被锤进地下，眼唇紧闭。她说：“犹豫就说明你还没准备好去做一个家长，我陪你去做手术吧，别听那渣男忽悠你。”
她还发了不少牢骚，数落李俊亭。她损起人来总是那么不留情面，机关枪扫射似的一大串句子蹦出来。我忍不住笑出声，这时才发现李俊亭就在我身后。
我心里一惊，手机滚落到床上。慌张地去摸手机回来，却被李俊亭抢先了。
“还给我行吗？”我小声问了一句。他不喜欢我和大琳交往，不止一次说过大琳的打扮太另类，男人看到她会受到惊吓。
他还说，像她那种家庭条件优渥的人，无法懂得我们受家庭连累的痛苦。我向他解释过，大琳非常善良，对我很关照。而李俊亭咬牙切切地说：“善良是因为她们幸运，如果哪天她们开始不幸，心中的痛苦就会激发出原始的恶。”
他这么回答我，好像在映射我同他一样，是个潜在的罪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同伙——只有他才真的懂我。
“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吗？和她一样？”李俊亭不知翻了多少聊天记录，抬头看我的时候，满眼责备和失望。
“她只是关心我……不是认真的。”我闭着眼回忆我们都讲过些什么——“霸道”？“没品味？”“不负责任？”——我说我绝对没有那样想过。其实我认为大琳没有恶意。
“那你把她删了吧。”他的声音冷冰冰，手机丢在我面前的床单上。
“你这种单纯的女生，很容易被那种自以为是的*****影响。她们那种女的，以为自己很独立，很有思想，其实都他妈是被资本主义荼毒的猪！嘴里喊两句女权，不一样还是每天浓妆艳抹想被男人操？她挑拨我们是因为她不幸福，她没有我们这种感情，她是在嫉妒你。”
李俊亭的声音高起来的时候接近嘶哑，平时他不会这么难听，当他提起别的女人，尤其是我的女性朋友，只是会带着些微微嘲讽的语气，说她们拜金，或分析她们的减肥行为是一种盲目地跟风，男人根本不喜欢摸那种骨头能硌手的女人。
我想跟他解释，女孩子喜欢打扮或者热衷减肥有时是想要取悦自己，也许和男人关系不大，这大概也是种自我管理——但我从没说出口过。现在他发表着如此激烈的言辞，我更是只会坐着流泪，一句话也反驳不出。
“微博、微信，通讯录，还有什么联系方式？都删了。”李俊亭的语气不带一丁点商量的余地。
我颤抖着拿起手机，在他的监视下将大琳的所有联系方式删去。
李俊亭把我手里的手机移开，在床边坐下。他轻轻抱住我，抚摸我汗湿的头发，像抚摸一只受伤的小鼠。
“你和她们不一样，别被影响了。”他念念叨叨地安慰着我，用一贯的风格告诉我，我有多么特别，尤其是在接受他的爱时，我有多么地天赋异禀。“我会好好照顾你，还有我们的小孩。”他亲吻我的额头，头发，亲吻我爬过脸庞的眼泪，他又恢复了我们初遇时的那种温柔和耐心——我立刻原谅了他刚才无常的行为。
第二天，他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让我验了血，还在排队等B超，一个护士拿着单子来找我。
等医生也再次确认我没有怀孕后，他竟然在B超室外哭了起来。
他抹了抹眼泪，后背倒在脏兮兮的白墙上，声音消沉地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期待这个孩子。”
我原本在暗暗地喜悦，心里松下一口气，听到他这样说，内心又重新纠结起来。
我不觉得李俊亭在演戏，因为他一直都很喜欢孩子。他对待小孩很和善，总是笑嘻嘻地一脸宠溺，好似在面对那些幼童时，才能完全放下他的架子。有时我怀疑他将生养欲望投射在我身上。
他和父母几乎是决裂的状态，因为大学时他执意退学，后来劝说无果，失望到对他不管不问。他认为，若想重新体会父母对自身的温情，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变成父母，去爱孩子的同时也能安慰自己。
这些理论可能来自某本书，不过我还是认为他的想法充满柔情。唯一令我费解的是，他不愿意为养育小孩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例如买个房子，积累一些物质基础好让我向父母开口谈谈和他结婚的事。提到类似的问题，他就有些不耐烦，口气里满是对现代社会以经济为导向的鄙视。
“我们的文化、艺术，放在哪里？”他接近捶胸顿足，哀叹现代人满脑子装的都是钱，而他不屑沦为世俗的渣滓。我同意他的说法，因为我也不想让他变得像我爸一样庸俗。
我们回到热气腾腾的大街，在街边等待出租车。我说坐公交车吧，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反对。抑郁的情绪像雾气一样蒸腾在我们之间，公车上人很多，他没有靠近我，一个人抓着挂吊摇晃的扶手，身上那件棉布T恤和卡其色的裤子都显得很旧。
近两年他的头发稀疏了很多，快40岁了，长了不少白发，发际线后退，头顶隐约可以看到头皮。在陌生环境里，他看起来也如此陌生，就像这城市里其他普普通通的中年人，背微弓着，眼神浑浊，总是一副若有所思、拉长的面孔。
我往他那里挪了挪，伸手扯扯他的衣角。他仍低着头，左手划拉着手机屏幕。
天空突然开始落雨。雨水打在玻璃窗上，不一会集结成柱，车外的世界像是在冒烟。我们下了车，车站已成了雨帘。没等我张口询问怎么办，李俊亭已经闷着头往外走，浅灰的上衣没两下就湿成了深灰色。
我只好跟上他，被雨打得睁不开眼睛。他一言不发地进楼栋，按电梯，我听到破旧的电梯吱吱呀呀上升，身上的水滴在地板上。我说：“阿爸，你怎么了？”他仍不声不响，开门进房间，客厅潮湿闷热，我翻找空调的遥控器。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生个小孩。”他在背后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阿爸你说什么呢……”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回头看过去，他光着一双脚，颓然地坐在餐桌椅上，两臂撑着膝盖。
我觉得他老了，那样子很可怜，发梢滴着水像一条被打湿的狗。我又叫了他一声，他缓缓抬起头，招手让我过去。
我抱住他，又像平时那样坐在他的腿上，勾住他的脖子。他的身体有点凉，但眼睛是热的。他说：“我就是想要个属于我们两人的家而已。”
我被他感动了，亲亲他的耳垂，蹭蹭他的脸。我说这次回家就和我妈说这件事，我说我会说服家人然后嫁给他。
我向他许诺着。空调的冷风渐渐将热气赶得越来越低，不知是因为温度还是我说的话，李俊亭渐渐松弛下来，怀抱也变得柔软。
一周后，我买了从重庆回涪陵的动车票，告诉李俊亭我要回家整理一些东西，毕业了就专心在重庆主城找工作。不过，我只在家呆了一天。
我妈总是在看电视，有时对我讲的话点点头，但我不确定她是同意我，还是因为电视剧好看。近几年，她的感官变得很钝，就好像不愿意分心去感觉周围的失败与悲伤。
我小心翼翼地问了句我爸去哪了，她才转过头来，眼睛里有些嘲讽，她说：“我不知道，可能刘叔家打牌吧。”
哦，那就好。我心里回了一句。都不用问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因为他感觉没面子的时候就会找邻居几个大叔一起喝酒，打牌，似乎玩个通宵第二天起来就可以发大财了。
我突然想到李俊亭，他不也是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但我不允许自己这么想——他只是在考虑最优选项而已，因为他很谨慎，随便选一个工作其实也是对自己才华的不负责。
最后我和我妈商量留在主城工作的事，只字没提李俊亭。
第二天我买票返回重庆，先跑去大琳家找她，但是她不在。
我知道一家她经常去的街舞工作室，在不远的商场里面。大琳经常和那里的朋友混在一起，虽然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可以去碰碰运气。
前台以为我是咨询课程，就带我们去看一群小朋友上HIP-HOP基础课，几个站都站不稳的小子跟着音乐节奏乱晃，嘴里嚷嚷着带奶味儿的话，排好的队形乱成一团。
那个男老师也不生气，蹦蹦跳跳穿梭在那些小萝卜头之间，把他们钉回原地，纠正动作，唯一一个小姑娘隔两分钟就要去扯老师的衣服……整个现场在我看来是一场灾难，但观赏玻璃外的家长们都捂着嘴笑，拿着手机不停拍照、录视频，好像她们教了学费，就是为了看孩子们的表演。
我看他年纪不大，一米七五的样子，戴着白色的棒球帽，笑起来一口细碎的白牙，小眼睛眯起来快要找不见——他和李俊亭看起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大学就教呢，特别有经验。”前台递上传单，课程介绍的部分有他的名字和照片，“苗越”，我念了念，又抬头看看他松松垮垮的运动裤和袖子长到手肘的大T恤，突然想起李俊亭的话：“跳街舞显得很不正经，毕竟是黑人文化，我们没这种基因，你不要乱凑热闹。”
大学时我参加过两个月的街舞社，但是被他说了几句就退出了。大琳一直坚持在学，现在已经跳得很不错了，我想她以后也可以做这些小孩的老师。
我稀里糊涂地看了一会儿，没有看到大琳的身影，问前台成人都是在哪里跳舞。
“我们也有成人班，不过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7点之后。”前台这么介绍着，刚才的儿童班下课了，那个叫苗越的老师从教室往外走，衣服前胸汗湿了一小片，染成深褐色，左耳并排两只耳环摇摇晃晃。他笑着和每一个家长打招呼，似乎也把我当成某孩子的家长，朝我咧嘴一笑，他说“嗨！”然后从我们身边穿过，掀起一阵空气的波动。
当天晚上七点多，我又摸回那个舞蹈工作室，苗越在教成人课。
我有点忘记来这儿是为了找到大琳，跟她道歉，解释那些令人难以做决定的事情，但此刻我只是瞄着教室内部，心思飘向苗越一遍遍重复的动作里，捕捉教室里洪亮的声音偶尔穿透墙壁闪过的余音。
要自信地看着镜子，正视自己的身体与动作，不惧他人的眼光，或者说专注到根本感觉不到他人的眼光。我没有这种能力，所以苗越的举止才对我有这样的吸引力，就像曾经李俊亭也有那种闪闪发光的东西，围绕在周身，才会吸引我这种战战兢兢的飞蛾过去纵火吧。
“嗨，我白天见过你吧。”我额头垂在玻璃上，不知发呆多久了。休息时间，苗越竟来和我搭话。
“啊，是……你好。”我赶紧让双眼打亮，换上正常的笑容。
“可以上体验课，要试试吗？”他冲教室内扬扬下巴，里面热气蒸腾，我看到几个衣着宽松的女孩抢在空调风口前乘凉，掀起一半衣服来露出好看的腰肢。
我不停摇头，最后挤出一句：“我来找人，你知道大琳吗，张琳，她什么时候会来？”
“你是她朋友吗？我只知道她去云南了，应该只是玩几天。”苗越的眼神很直接，照在我脸上感觉很烫，我感觉对异性说话好像变得很不自在。
他拿着一条橙色毛巾，架在脖子上，一手抓着一端。湿透的身体随意靠在门边，我可以嗅到一些气味。动物肉体的蓬勃感，毛发的味道，暗流涌动的大海隐匿在夜晚。
后来苗越说：“我当时简直以为你是个拉拉，一脸忧郁，像是爱上一个人却找不到她在哪里。”
回到和李俊亭的出租房，我装作只是普普通通地回了一趟家。
在网上投简历，我也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连锁书店做储备干部，其实也就是先做普通店员，有升职为店长或转到管理部分的机会。
工作不忙碌，但一开始入行，大部分时间花在培训上，有时候，每周两天的休息日也会安排培训基础知识，无非是企业文化和书店系统的基础操作知识。
李俊亭对这种时间安排颇有微词，每周只有偶尔几顿饭我们会在一起吃，他会利用那个时间讽刺我的实习单位，剥削劳动者，万恶的资本主义，他振振有词，咬牙切齿，仿佛我是个被受欺负的打工妹，需要他正义的言辞替我解围。
我说其实还好啦，我没有参加过工作，多讲一些基础对我有帮助。
李俊亭的笑容有些不屑，晃着脑袋感慨我的天真。他说：“所有经验都需要在实践中积累，那些培训老师自以为是地讲PPT，其实是屁屁屁，屁用没有。”他沉浸在自己的俏皮话里，干笑了两声。
一旦是让我心中升起某种厌恶的时刻，我都会想起苗越来，心情瞬间好转，但同时也怀着部分愧疚，给李俊亭送上近乎谄媚的笑，大声赞同他的理论。
自从交换微信，我和苗越几乎每天都会找时间见面。有时是他上课的空隙时间，有时是找个路程折中的地方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时间不固定，我们不一定同时有空。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有晚班要上，他骑摩托车去书店接我，最后横跨两个区送我回家——摩托比地铁快，我们还有多余的时间聊天和闲逛，而我总能在“规定”的时间回到家。
不过和我一样，苗越也不是单身，是第一次他骑车接我时得知的，他从摩托的后备箱取出一只头盔递给我，上面印着粉色的HELLO KITTY，看起来像个儿童头盔。
他说你先戴这个吧，表情尴尬，宽宽的额头紧张出一丝纹路来。
我瞬间就明白了，但仍好好接过那个头盔往脑袋上扣。这件头盔不太合适，感觉要把我的脑袋挤小一圈，我勉强戴上，给他开个玩笑：“你女朋友的头好小啊，我的脑袋太大，可能等下头盔会坏掉。”
苗越咧咧嘴想笑一下，但没有笑出来，神情反而更僵硬。他转过身去，跨上摩托车的座位，取下在车把上的黑色头盔。他低声说：“那是我老婆的，我结婚了。如果……你现在不想上我的车，我可以叫个出租送你回家。”
我没理会他的话，笨笨拙拙地往摩托车上爬。不知该不该碰到他，就轻轻抓着他防风衣的边缘，坐稳。苗越没再说什么，右手向后找到我的手，轻轻地握了握，然后拉住我的手背往前带到他的肚脐处，然后开始发动摩托。
我的左手也环住他，透过薄薄的衣料，可以感觉到他散发出的体温，甚至是体热。我还把头盔护住的下巴放在他的肩上。
此时此刻，感觉虽不至于如释重负，至少也从心中丢掉不少阻碍我前行的石块。
我们的感情迅速生长着，就像在暗处，在盗窃中，偷情里那种疯狂生长的隐秘情感一样，藏在这座层层叠叠城市里的各种角落。
我幻想与他十指相扣，光是想想就令人欣喜若狂。我们走上跨江大桥的人行道，看到一对情侣在背光处接吻，男孩一只手掌扣着女孩的后脑勺，女孩的手紧抓着男孩的双臂，一切都被吻弄得湿漉漉的。
我想象不出更好的吻了，连背景都是完美的——这是我在冲撞的青春期里没能完成的课业，我想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和谁这么吻在一起。
苗越也看到了，他可能看到我痴呆又吃惊的表情，憋着点笑容，自然地抓住我的手，让我快点离开那个打扰他人的位置。
“你也想要个吻吗？”他不知是打趣还是认真在问我。我愣了愣，他回头俯身在我嘴唇上啄了一下，轻触的感觉十分柔软，还没等我记住那个感觉，它就流失掉了。
他说最近他老婆出差了，所以才能有这么多自由的时间。话说开了，我也暂时将羞耻心抛去一边，我问他：“婚姻就这么束缚人吗？”
他苦笑两声，脸上没了跳舞时的那种自信。他说结婚前挺甜蜜的，两人还会一起跳舞，出去旅游。结婚后他老婆转行了，跟着一群微商发展下线，卖化妆品，近来迷上医美，几个城市来回跑宣传，总之还是想多挣钱。
他说：“我已经把工资卡上交了撒，每个月领800块吃饭钱，还得按周取，烟都抽不起了。她还想要撒子。”
提到这些，他竟有些生气，开始和我说方言。我们就用方言交谈着，讲着感情里的污点和痛苦，甚至有些时我回到家，对李俊亭开口说话也是用的重庆话。
我们当然想过去酒店，开个房间。但是我们都没什么多余的钱，况且也怕在这城市撞见谁，或因为开房留下身份记录，太过冒险。
我们去过一次苗越的家，郊区的房子，是他父母在他结婚时买下的，一室一厅。进门就是几双凑不成对的鞋子歪倒在地，客厅几乎不能称之为客厅，没有电视，没有茶几，没有装饰品，唯一的沙发上堆了不少冬天的厚衣服，一条裤子滚到地上，皱巴巴地像跑出来的那条泰迪犬。
那泰迪犬不停冲我叫，感觉用力过猛，身体都在抽搐，只有头留了一圈毛发，身体干瘦又剃得光秃秃的。
苗越踢走两只鞋，过去捉那只小狗，“嘘、嘘”地尝试让它闭嘴，那种方式像在哄一个见到生人大哭的小男孩，我也只好笑眯眯地向瑞瑞摆摆手，友好地打个招呼。可是那只狗只是暂时蜷缩在苗越掌下，短暂地撒了个娇，待苗越刚刚撒手过来牵我，它便重新吼起来。
“抱歉家里很乱，我也实在没得时间收拾。”苗越挠挠头，重新抱起小狗。“狗是她养的，平时娇惯得很，比较烦人。”
我摇摇头表示理解。但我想他老婆真的很厉害，养狗千日，用狗一时，不管能不能防狼防盗，但是至少预防了男人在家出轨。
我们什么也没做，又默默从他家退出来。“一直叫的话，万一邻居来就不好了，有个邻居会帮忙投食，有备用钥匙……”苗越向我解释。
我们重新走回闷热的地下停车场，骑车驶回公路。苗越的失望的身体摸起来像是松散了，而我倒有种劫后余生的感受。
我没有那种偷腥到底的决心，因为这样我仍能够一遍一遍告诉自己，我对李俊亭仍然是忠诚的。
有天快要下晚班，李俊亭自顾自地走进我们的书店里，我在检查书架和地面的卫生，他随手抽下一本书，然后逗我：“小姐，交个朋友？”
我没有心情和他开玩笑，但还是装作被逗乐了，我问他怎么来了。他一般不喜欢商场，我们从来没有一起逛过大大小小的商业街，而且我还担心苗越是否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接你一起走，很惊讶吗？”李俊亭走近我，他说你好像变了。
我暗暗惊心，像在教室外罚站，等待老师走来问你：自己承认吧，刚才做错了什么。
“长大了。”他打量着我：“穿工装的时候就是会成熟一些。”
当李俊亭揽着我的肩膀从员工通道出去时，我看到苗越站在他的摩托车附近抽烟。他张了张嘴，随即将一个招呼咽了回去。我假装没有看到他。
李俊亭却停下来，好好地摸了摸我的头发。他凑近我的时候，气息吞吐在我面前，侧头就能闻到一股我熟悉的苦涩气息，从他的口腔散发的。不同于口臭，只是闻起来很陈旧，很疲惫，像一本很久没有翻开过的潮湿的旧书。
他当着苗越的面，亲了我一下。李俊亭知道他的存在。嘴唇停留的片刻我才发觉，刚才的气味是属于中年人的味道，许多人都有那种味道。也许是生物体折旧后的气味，我不禁害怕，自己中年过后也会不自知地散发出那样的气味。或者我现在已经如此。
李俊亭叫了台出租车，和我一起坐在后面，松开我的手。一路上他都没说话，表情看不出是想得意地笑，还是僵硬地将嘴巴抿紧了。到了家，他冷冷地叹气，像是一场戏做足了之后陷入疲惫。
他进入浴室前对我说：“张小林，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没看我，眉毛挑得很高，盯着地面瓷砖上的一点。他还说：“你别忘了我牺牲在北京的机会，跑到这种破地方陪你，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我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不愿回任何信息，同学邀请我一起拍毕业合照，我都没有回复。
我不需要一个已婚男人来拯救我，也不需要谁都能得到的友情。李俊亭的爱是唯一的，他曾把我从无尽的孤独里拉了出来，像拯救一只落水的小动物，给它吹干，给它食物和一个虽然不完美，但是已经足够庇护它的小家。
我感到醉醺醺的，即使没有喝酒，世界也颠倒着，好像总有一道光芒让人眩晕。一周后我辞了职，实习期没有交接，十分顺利。我没办法回到人群中，讨厌光亮，白天拉着窗帘，蒙着头睡觉。傍晚醒过来，李俊亭在打游戏，餐桌上是我们堆起来的速食面和没有刷洗的碗。
我缠着他要他抱紧我，要他发誓他不会丢下我在这个城市里。他都一一照做了，但我仍然觉得不够安全。
“一只羊和一只狼在火堆边取暖。狼说，如果你还是觉得冷，我可以把你吃了。”
我还没讲完，就忍不住笑起来，抓着李俊亭笑了好几分钟，都有点喘不上气了，然后又止不住地哭。李俊亭说：“你喝点酒吧，好好睡一觉。”他往外推了推我，好像害怕我的鼻涕或着眼泪。
黑白颠倒的日子失去了很多记忆中的细节，再次谈起那些事，是在高医生的诊室里。
心理咨询是大琳协助我找的，自从李俊亭不声不响地离开后，我就一直有轻生的念头。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见过他。有一天醒来，发现他就是那么走了，没有任何预兆和招呼。也许是他厌倦了我每天颓废的状态，或者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觉得自己帮不了我，再也照顾不了我，带着失望离开了而已。
他只带走了几件早就穿旧了的衣服，手机再也打不通。我多等了一个月，最后把租房退了，暂时和大琳住在一起。我对医生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勇气，信念，也没什么愿望。
一开始我只能回忆着，断断续续地讲一些事情，眼泪多过话语。我也并没有那么相信医生或几个月的咨询就能将我从以前的茧中抽出来，但最终还是要将这些事讲出来，好像一切慢慢地都在封存和谅解。
我和大琳渐渐不再提起那些往事。每周我都会见高医生一次，重新找到工作，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做设计，虽然和专业相关，但仍在吃力地学习许多基础知识。
大琳说，之前我睡觉的时候总是蜷缩着，缩在墙角，但最近几乎不会了。她说我只是遇到了一个渣男而已，这也是学习和成长。
我还是认为李俊亭不是渣男，也许他也不知道那段人生该怎么办，伤害了他自己也间接地伤害到我。我也不知道如何让旁人理解我们的爱情其实是成功的——爱情出现再到这样悲剧地消失，其实它本不该有什么完美的结局。
就像苗越，我们出现在彼此世界里，也许不够道德，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结果，但都有给过对方一些撑下去的勇气。大琳说他如愿以偿地离了婚，去日本学舞了，或许回来的时候就能过上他喜欢的自由生活。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再次面对他。
有时看看镜子里的我，胖了一点，头发是好好地卷过的，缱绻在胸前形成一段柔软的栗色瀑布。我开始尝试穿雪纺衬衫和高跟鞋，向大琳学画了一点点淡妆，看起来终于有点“成年人”的样子了。
我一直、一直在回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去重庆火车站接他，午后开始下冰冰凉的小雨，我没有打伞，天空却异常的明亮，让人不自在，不像雾都以往的作风。
远远看到一个瘦高的身影，穿着灰色风衣，脚边一只黑色的登机箱，溅了点泥巴。我精心打扮过，但仍不敢挺胸抬头看过去，就装作避雨，低头弓背地小跑着。
为了显得成熟点，我还把运动鞋换成小皮鞋——那时候我实在没有高跟鞋，穿了双不够厚的丝袜，不仅透肉而且透风，而这么配置下来，我的粉红色大衣简直艳俗，还有我的玫瑰红色唇膏……
抬头的一霎那，穿风衣的男人带着温和的微笑看着我，向我张开双臂。
我钻进那个风尘仆仆的怀抱，他比照片上显得年轻、精神，胡子刮得很干净。他说终于见到你了，你今天很漂亮。
-END-
作者 | 甜牙
======================================================================
2005年，我在日本横滨一所国立大学读本科最后一学期功课。毕业前夕，情绪急剧摇摆，时而痛苦不堪，时而亢奋异常，如荡秋千般，被确诊为躁郁症。
我在普通门诊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躁郁症发作，在学校闹事惹出事端，学校威胁若不住院治疗，就不给我颁毕业证。我只能妥协，住进位于三浦半岛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所傍海的专科医院，我接受了系统的治疗，花光旅日七年半工半读攒的全部积蓄，还欠下导师、同学和朋友一笔钱。
在那以前，父亲正逢人生低谷。他原是一家国营企业的科长，2004年东北国企改制，为单位奉献了40年的父亲，最终被定为内退工人。失业初期，父亲在百业凋敝的县城四处找工作，无果后，由伯母介绍在一家私营药企做人力，不到一年，因企业亏损又丢了活计。
当时，父亲打了通越洋电话给我。以往，他几乎不用电话与我联系，书信往来一般也是我先寄信过去，他才给我回信。电话中，他语调柔和，商量着问我，能不能找个门路弄他到日本打工。这显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生硬地拒绝了。
他打算在老家县城开一家加盟干洗店，打听清楚加盟和培训的费用后，我给了他打工存的二十万日元做启动资金。可惜在那个节骨眼，父亲的眼睛出了毛病，开店的事无奈作罢。后来我听一位亲戚说，他带着父亲一起做一个项目：“带着亲戚们赚钱呢！”
见亲戚获得了高额回报，父亲卖掉自己名下的房产，房款投进了项目里，又介绍了几个身边人加入。本以为从此利滚利，可这次投资，彻底掏空了父亲的老本。
我住院前，父亲像是嗅到了危机，罕见地给我来了第二通电话。他夸我优秀，考了一所怎样的好大学。那所学校虽然在东京有名气，但远没有他说得夸张。我讷讷听着，感到他刻意巴结，倍感不适。
那通电话没多久，父亲仓皇逃离了东北老家——因那个项目，他卷入了家乡一起集资诈骗案，除了自己被骗光本钱，还连累其他投资人，多年感情不和的继母离开他，独自到北京发展。
那些听他建议投资的人找不到骗子，迁怒于父亲，咬定他是同谋。父亲逃到南方亲戚家避难。而我住院期间弄丢手机，与他失去了联系。
在亲戚家落脚，父亲依然不好受。他在亲戚家的公司做伙夫，月收入只有300元，加上从国企内退每月发的500元，生活自顾不暇。发现联系不上我，他一反常态，发疯似地寻找我，最终辗转得知我住院的消息。
同学帮我转交了一份求助信。精神药物产生的副作用令我手抖，信中字迹歪斜，父亲隐约预感到了什么。三十多年前，他二哥在外地求学，也是毕业前夕染上精神病，自杀身亡。生怕悲剧在我身上重演，父亲当即决定办护照，来日本照顾我。签证手续繁杂，照顾病人所需申请材料比旅游、留学复杂得多。
为搞清赴日流程，父亲毅然返回故乡，找亲戚朋友打听。
父亲这样在乎我，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母亲病逝后，他娶了年轻貌美的继母，把弟弟妹妹甩给亲戚抚养。我愤懑不平，认为这无异于抛弃他们。留在父亲和继母组建的新家庭中，我并不好过。
父亲工作忙，无暇顾我，父子也没有培养感情的机会。反而由于他与继母经常吵架，我作为陪绑，父亲不在家时，就被继母当出气筒。冬季，我没有应季的衣物，手脚生满冻疮，吃饭饥一顿饱一顿。在学校，同学和老师轻易嗅出我不被宠爱的气质，也连带着遭到厌弃。
本以为父亲向来对我情薄，没想到这次，他居然付出极大耐心，自顾不暇还坚持要到日本陪我。在公安局低三下四地求人，四处打点后，他东拼西凑了一堆材料，迅速办好护照，连夜搭火车到沈阳领事馆申请签证。领事馆门前，他被黑中介盯上，对方几句话套出原委，纷纷报出价码。父亲明知可能有假，为了早日到我身边，抱着侥幸心理，甘心被牵着鼻子走。
中介承诺包办签证，父亲付了1000元，结果中介以提供的资料不足为由，留下签证所需的材料清单就结束了服务。父亲只能写信说清楚情况，用EMS寄到我同学那里。
拆开父亲的来信，我发现以前汇给他的几十万日元。他说，知道不允许这样邮钱，可他怕我没钱缴纳住院费出事，只能这样做。
在大学导师、医院和同学的帮助下，父亲的签证资料很快办好。除了住民票，那是一种类似国内户籍证明的材料，需我本人到区役所亲自办理，而我在全封闭的精神病院，没有人身自由，同学只好将到手的证明材料先寄出，让父亲试试看。他收到后，立刻又到沈阳领事馆，花高价请人写了申请表，不出意料地遭到拒签。有人出主意，让他到北京大使馆“碰运气”，父亲连夜赶到北京，再次遭拒签。
父亲决定留在北京等那份欠缺的材料。他人地两疏，联系上继母，赔尽笑脸，才得以在继母家中暂住。最终，他也没能等到我的户籍证明，赴日的事不了了之。直到最后一封信里，他还鼓励我调养身体，说兴许下个月就能在日本相见。
我出院时已是2006年。导师同学护送我至成田一家宾馆，次日乘机回国，我和父亲终于在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见面。
他的头发花白了大半，人也瘦了不少。我的容貌也天翻地覆，住院三个月缺少活动，加之精神类药物作用，我体态臃肿、神情呆滞，还患上了轻微的表达障碍。
父亲拉过我的手打量一番，眼圈红了。他转过脸，耸起一侧肩膀，低头抹一下，再转回来，拖住拉杆箱，一把攥紧我的手，连声说：“走，咱们回家，回家。”
回到东北三个月，在抗躁狂药物作用下，我夜间有睡眠障碍，白日昏昏欲睡，整个人倦懒不已。见我意志消沉，父亲起初一直忍耐。他不理解躁郁症，亲友们又常传来闲言碎语，实在按捺不住，他唠叨几句，要我振作。人哪能抵抗药物摆布，我无法振作。
见我没有改观，父亲忍耐不住爆发。他执拗地认为，我之所以萎靡不振，都是那些日本药害的，“你带回的是害人药，我可不信日本人。”
父亲坚持自己那一套理论。那是从江湖游医那听来的说辞：“治这病得像练功夫，怎么难受怎么来，就是让病人别扭着，磨炼他的意志。”
这番离奇见解，给我平添了不少痛苦。我夜里失眠，白天犯困，父亲不准我补觉。我羞于社交，父亲硬拽着我去亲戚朋友家串门。我但凡违拗，他要么沉下脸叹气，要么突发雷霆，骂我没出息不争气：“你老是这样，等到我没了，你该咋办，靠谁去！”
“那我真没办法了，只有等着去死了。”我坐在床上，僵硬地像块木头。
“你……你……真浑！我真该给你个大嘴*****！”父亲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浑身哆嗦，血红的眼里几乎噙出泪来，说好的嘴巴始终没有抽过来。
回忆起来，这两句斗嘴不过是一场巨大伤害中的荒诞序篇。我对父亲的态度，由曾经的责备，到初病时备受关心的惊惶，逐渐转变为厌弃与恼怒。
2006年初，暖风来得早，家乡东北小城的积雪消融干净，雪水和着遍地尘土和垃圾变成黑泥汤，涂满了城中大大小小的沟壑。过了中午，父亲强拉着我出门寻医。他迈动干瘦的双腿，在街上泥泞穿行，东张西望搜寻着挂匾额的诊所和医院，不时回头招呼我。体态臃肿的我就体力不支，踉跄着跟不上，鞋和裤脚沾满泥浆。
沙尘混在雨中，粘湿的泥点从天空落下。我和父亲狼狈地遮住额头，在泥雨中躲走。
父亲带我摸到一家正规儿童医院前。医院出入口挂着防风门帘，被摸得油黑发亮，我正犹疑着成年人是否合适在这里就医，父亲果断掀开一侧门帘，一把推我进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从昏黄的沙尘暴跌撞进廊道，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消毒水气味。
“我儿子是日本留学生。在那儿有点抑郁了，现在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您给看看……”进门后，他的表情一下切换为谄媚的笑。医生接过父亲双手呈上的“病情介绍”，打开瞄了一眼上面的英文，顺手轻掷在桌面上，“验个血吧！”
血液检验指标正常，医生迟疑了一会说：“血稠吧，整天犯困是吧？开点维生素吧，别老整天窝在家里，多出来走走，见见阳气。算不上啥病，都是瞎寻思闹的，好治！”他说一句，父亲唯唯诺诺地应一声，最后恭顺地捧着一大袋维生素，拉着我离开儿童医院。
那个东北小城当年根本不具备诊疗“躁郁症”的条件。维生素治不了“血稠”，我的萎靡状态也不是“血稠”导致的，吃了一周药，依然不见好。
正规医院治不了，父亲开始求神问道，做法无一不荒唐愚昧。
有一天，父亲神神秘秘地请回一座观音像，每日准时上香，双手合十祷告。他有近40年党龄，自诩“无神论”者。观音像是几年前我伯母经营饭店时，供奉在大堂保佑生意兴隆的。后来饭店黄了，伯母就用红布把观音包了，放在老宅里。不知怎地，他想起家中有这么一座佛像“断供”，连称罪过，之后五体投地磕了几十个长头将其请出来，洗净供上。
几天后，菩萨没有显灵，香火和虔诚怠惰了许多，转而寻到街里的洋教会，花二十几块钱买了本袖珍的中文《圣经》带在身边。他得空就眯起眼睛辨着小字，对我唱荒腔走板的赞美诗。熟人得知，打趣说，这么快咋又改信洋教了呢？
还有一日午后，我正睡得迷糊，忽然感觉身边有丝丝吐纳之声，睁眼吓了一跳：父亲两眼半闭，稳扎马步，虚递双掌，正对着横在床上的我施功传气。原来他想起上世纪80年代藏的几本气功书，翻出来后，学着书里的招式，用气功给我疗伤。闹腾了几日没有效果，再次作罢。
直到后来，他寻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生误诊我为抑郁症，开了抗抑郁药物“赛乐特”。换药后，我白日的困怠感逐渐消退，心境暂时改善。
父亲见新药有效果，以为我痊愈了，又做主带着我规划未来。
除了会日语，我既没有特长，也无工作经验，很难在经济萧条的家乡求职。周围人都劝父亲把我送回日本：“那谁家孩子，在日本的专科学校，也找到工作了，工资合人民币一万多块。你家这个，在那儿的名牌大学毕业，还愁找不到？”
父亲本打算留我在身边尽力照料。亲戚连日鼓动下，他的心思慢慢动摇，也开始旁敲侧击劝我回日本找工作。
在日本躁郁症发作的回忆简直是噩梦。回国前医生就告诉我，我的病情极易反复，让我找份轻松的工作，以让自己零压力为重：“对自己不要抱太高期望，只求余生平安。”在父亲温言劝说下，我还是违心答应去日本试试。
离家那天，父亲强要我坐在沙发上歇息。他蹲在拉杆箱前，费力地单手撑地，帮我把衣物用品一件件整理好装箱。之后把箱子推到门口，背对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喃喃道：“别怪爸爸，爸爸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2006年4月我抵达横滨，在大学导师的帮助下拿到毕业证，同时获得短期求职签证。一个月后，被东京一家海运公司录用。
父亲在国内定期去医院帮我开“赛乐特”，跨国邮寄给我。我一直按国内的医嘱服用，直到有一天，偶然在药品说明书中发现了“有躁狂史的患者禁用”的字样。我在心里痛骂了千百遍害人的庸医，把剩下的药扔进垃圾袋。
接连情绪高涨，我隐约感受到复发的苗头。很快因劳累旧病复发，在一次出差路上，从一座跨河大桥上跳下，试图结束生命。警察和路人救回了我。第二天，我被东京都政府强制收容治疗，公司得知消息，解雇了我。
我带着新开的药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父亲赶来接我，父子俩相对无言，好一会儿，他才安慰我：“大连用日语的地方多，明天我们到人才市场去看看。”
没过多久，我被大连一所军事化管理的民办职业学校录用，任日语教师。
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父亲不再干涉我用药，一边让我继续吃西药，一边寻找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次我回家，他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小广告说：“你的病有救了。”原来，他在小报上看到一则专治失眠抑郁的老军医广告，便剪下随身保存，等我到家，硬拉着我去了广告上的精神专科医院。
我不忍抹杀他的善意，跟他一起去那家医院走了一遭。医院陈旧简陋，设在背街小巷一座破烂楼内。对我的质疑，连导诊的护士都闪烁其词。
诊室内，医生让我躺在一架简陋的机器上，将一根橡皮管贴近我鼻孔，煞有介事地按了几下操作台上的按键。不过五分钟，检查结果打印出来：“你这两条曲线比较杂乱，表明思维状态极不稳定，是病态。正常人两条线是直的，平行的。”
他胡乱敷衍的样子让我觉得遭人愚弄，我怒骂几句，医生语塞，面红耳赤憋出一句：“反正你是患病了才会来我们这儿的，回去就吃我处方的药吧。”
我这才发现父亲不在诊室，心中暗叫不好，急忙出诊室去找他。出门时，正看见父亲快步走上楼，拎着两个塑料袋，笑逐颜开，在走廊另一头对我喊：“儿子，这下好了，护士说大夫给你开的是中药，不伤身体。那些西药可以停了，对你的刺激太大……”
我心一急，指着药盒冲他道：“你怎么这么蠢啊！那些人明明在骗你。这是治病的药吗？明明写着保健品！有钱就乱花，一点儿不长记性，迟早还会被骗个精光……赶紧下楼把这些破玩意退了！”
父亲又怕又悔，明白过来是上当了：“对，对，我应该先和你商量一下，你别急，我这就把药退了。”说完拎着药匆匆下楼。走得急，在楼道转角处打了个趔趄，袋子脱手，药散落一地。父亲躬身屈膝，低头挪着小步将四散的药盒拾进袋子。我在楼梯上注视着他，几步下楼，拾起余下几盒，扶起他：“算了，他们不会给退。”
父亲倔强地拎着袋子赶到药房，冲里面解释：“这药我儿子用不着，能不能给退了。”
“您帮帮忙，我没工作，我儿子工资不高，还有病，攒点儿钱不易。求求你了。”
父亲卑躬屈膝的样子让我尴尬万分，我情绪失控地向他吼道：“你就在这儿瞎折腾吧！我回去了！”说罢撇下他，出门伸手拦出租车。
父亲追出来，对车费有点儿心疼：“从这儿打车得三十多……”
憋着一口闷气回到家，我径直倒在床上，侧身背对着外面。父亲轻手轻脚进屋，沉默了一会儿后，在纸上沙沙地写下什么，轻轻放在我床头。我听他转动了几下钥匙，下楼的脚步声远了，便翻身起床，想追出去问他去哪儿。可一推房门，反锁了。
我拿过床头的那张纸，上面写着，“儿子，爸爸错了，爸爸考虑不周，爸爸是为你的病着急，别怪爸爸。那些药，我再去退一次试试。你好好在家里呆着，千万不要出去乱跑。”
直到傍晚，父亲才一脸倦容地回来。手中的袋子变小了，里面换成红肠，松仁小肚之类的熟食。他好说歹说退回药，可只拿到两千块钱，回来时顺路给我买了些爱吃的，要我别再生他的气了。
我扔掉手机卡，躲进一间旅馆，昏天黑地大睡几日。醒来后，辗转到昆明，在一家贸易公司谋到工作。躁狂症状渐褪，我想起后视镜中的父亲，开始后悔在大连那样对父亲，形同遗弃他。深夜，我拨通父亲的电话，向他道歉。父亲没脾气，只是反复说，平平安安就好。
此后，我常借着出差，从西南各地买些特产寄给父亲，弥补我的亏欠。父亲收到礼物后，第一时间打电话感谢我。父子关系逐渐升温，我俩都小心翼翼地珍视、维系着这份远隔万里的亲密感。
一年后，公司因故濒临破产。我又失业了，最后一个月工资也没有发。求职数度失利后，我整日酗酒。酒精勾出了躁郁症。电话中，父亲敏锐地察觉到我身处险境，不顾我的拒绝，执意来到昆明。
出现在门前时，父亲背着我爱吃的红肠小肚和打工半年攒的9000多元现金。我正被疾病支配，整个人焦躁偏执，没有欢迎父亲，反而大发脾气质疑他。违拗我的意愿私自过来看我，这是对我自理能力的怀疑否定，是践踏亵渎我的尊严。
父亲沉默着闷头做打卤面，张罗我俩的晚饭。面端到我眼前，我伸手打翻碗，然后借势举起椅子，几乎砸烂了狭小的出租屋。父亲站在一旁，静静地没有躲闪。当我挥拳向试衣镜砸去，他才伸手拦住：“儿啊，别伤着手。”
折腾半宿，父亲直到服侍我吃药上床睡去，才得以休息。
房东得知了消息，当即把我赶走。三天后，父亲终于在极偏僻的五华区城中村找到一间出租屋。他把身上的余钱存入银行，办了一卡一折，银行卡交给我，让我随时取用，又时常偷着检查我的钱包，塞进两三百元钞票充实它。他依旧不懂躁郁症的治疗，只知道竭力让我生活得舒服一些。
有一天，我偶然听见父亲在房间里给继母打电话求助，说我在云南犯了病，要借一些钱。我忌讳自己的病被人谈论，觉得伤尊严，继母又向来瞧不起我们父子。听到父亲向继母借钱，我感觉颜面扫地，冲进屋，手机摔在地上，向父亲大喊：“借什么钱，不要求人，不许拿我当幌子，我今生今世再不麻烦你了！”
见我就要夺门而去，父亲赶紧挡在面前，欲哭无泪：”儿子，爸都六十了，六十了……”父亲像核桃皮一样皱起沟壑的脸，因痛苦而抽搐，我心软了一下，最终还是被躁狂支配，绕开可怜的父亲跑下楼，顺着大道一边小跑一边拦出租车。
在贵阳买票时，我用了父亲给的银行卡，发现余额多出一万块。我猜是父亲向人借了钱，用存折存进去的。出走路上，父亲做这些事时笨拙的身影冒了出来，在一个背人的地方，我悔恨地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半年后，我回到昆明，在郊区一家小旅馆安顿。依旧没有收入，网上投简历也无人问津。存款即将告罄，找不到谋生的办法，焦虑下，忧郁汹涌地侵蚀我。
我去了最近一家银行，准备取出余款，先去吃顿久违的荤菜，再想不出谋生的办法，就从旅馆的天台仰面坠下，一了百了。
在提款机上点击查询余额后，我惊愕住。短短一会儿，卡里神奇地多出了一万块钱——除了父亲还能有谁。
几度遭我厌弃，被我甩在身后的父亲，把我从寻死的念头里拽了出来。
数月后，小旅馆拆迁，我到更偏僻的城中村寻找住处。在那里，意外地碰到当初与父亲一起租房的房东。本想避而不见，他却一眼认出我，硬拉着我到他那栋又脏又臭的小楼里谈了半天。
房东告诉我那笔汇款的来龙去脉。早在我弃父亲而去的几天后，他就退房，临走时记下了房东的联系方式。隔了一段时间，父亲担心我的经济状况，打算再汇款给我时，发现没有我的银行卡号，又打不通我的手机，存折回了北方也无法使用。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请房东帮忙。
他把存折寄给房东，拜托他查询我的取款记录，得知我还安全。存款快用完时，父亲汇了一笔钱给房东，请他转存到那张存折里。成与不成，全靠房东的人品，为了保护我，父亲只能冒险。作为屡次麻烦房东的回报，父亲还不时地寄些家乡的土特产。
听完房东的讲述，我心乱如麻，沉默良久。这一年间，我和父亲如此曲折蜿蜒的联系，像一条无形的脐带，一端吸着他的血，一端维系着我的生命，在我万念俱灰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逃过一劫。
房东让我给父亲打个电话，“他前段时间住过院，是糖尿病。老人在病中最念及子女。”得到父亲的电话号码，我飞奔回旅馆。拨号时还在斟酌着如何开口，还没想好，电话就通了。
在接机口，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满脸憔悴，站在人流中翘首等待。我几步抢到他面前，双膝跪地，磕了一个头。
几天后，父亲带我到省城的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次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医术高明，富有同情心的好医生，终于得到适宜的治疗方案，用上了有效药物。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经过三个多月治疗，我康复出院。
在家中休养了两年，我开始回归社会。为了生计，我试着做过更夫、装卸工、保洁员、学过厨师、摆过夜市，一旦感到厌烦或力所不能，就放下生计休养一阵。
曾经我说了父亲许多坏话，想来又觉得不应该。童年时，他亏欠我。近些年，他对我的好实实在在。或许躁郁症是对我们父子关系一场炼狱般的考验，然而人只有一辈子，这场考验未免艰难了些。
2018年9月，父亲因感冒咳嗽到医院检查，发现左肺下叶有2厘米左右的病灶，医生判断早期癌症的可能性极大，建议手术治疗。当时，父亲快七十岁了。
那天从医院回家，走在平坦的路上，父亲竟然蹒跚起来。天色收拢，我搀着他坐上公交，扶着椅背站在他身侧，车窗放映出城市的灯红酒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