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二十）

来源: YMCK1025 于 2021-05-09 09:35:39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77595 bytes)

古人对屈原的一种神奇批判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6-24

问：屈原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吗？

一、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学术争议

《短史记》以前的文章，曾就“屈原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议，做过介绍。质疑者的主要论据，扼要来说包括如下三点：

（1）现存先秦诸子百家著作及《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典籍中，完全找不到“屈原”这个名字。今天所见有关屈原的史料，几乎全部出自《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而司马迁似乎也并未掌握多少有关屈原的确凿史料。比如，作为一篇传记，按常理有必要介绍一下传主的籍贯与家世，司马迁却只能以一句笼统的“楚之同姓”权做交待，可见他对屈原的家世几乎没有了解。汉文帝时代的贾谊写过《吊屈原赋》，经历了文帝、景帝和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写过《离骚传》（已失传），这些司马迁参考过的材料，同样不能就屈原的籍贯与家世提供确切的说法。

（2）今天所见《屈贾列传》已非司马迁的原始版本。列传中记载了贾谊之孙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没有活到贾嘉官至九卿的年份，也无法未卜先知汉昭帝的谥号是“孝昭”。显然，在司马迁之后，有人对《屈贾列传》进行了补写或增删。

（3）《列传》中有些情节似存矛盾。比如先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平”，继而又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齐国是大国，对齐关系是楚国需要重点经营的政治事务。这种事，似不宜交给一个已被疏远的边缘人去负责。齐国不会开心与一个楚国政坛的边缘人接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楚王也不会放心让一个失宠之人居于外交要津，天知道他会不会乘机挟怨报复，至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尽职尽责。在并无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存在“屈原使齐”之事的情况下，传记中这种似存矛盾的记载，就显出了它的可疑。

图：《三才图会》里的屈原像

晚清学者廖平，是近代最早对“屈原的真实存在”提出质疑的学者。按他的考证，《离骚》是方士们为秦始皇所写的“仙真人诗”，目的是满足始皇长寿、成仙的想象。廖平之后，胡适从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会生在秦汉以前，理由是屈原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战国时代不会存在屈原那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是“汉朝的老学究”们塑造了屈原这样“一个理想的忠臣”。

徐复观的研究则认为，司马迁为屈原做传，所依据的核心材料之一，是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而《离骚传》又是刘安写给汉武帝看的。刘安写《离骚传》的目的，“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具体来说就是婉转地向汉武帝传达信息，说自己忠心耿耿犹如屈原，绝无谋反之意，以求改善被朝廷疑忌、监视、打压的艰难处境。若朝廷不能体察这种忠诚，那自己就只好学屈原去自沉了。正所谓“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上是表明他自己”。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推测认为《离骚》的原作者其实就是淮南王刘安。也有人推测认为，屈原其实是贾谊伪造的历史人物——贾谊忠于汉文帝，为其擘画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弱诸侯王的妙策（也就是后来汉武帝搞的“推恩令”），结果却因为与文帝的宠臣邓通不和，“数廷讥之”，多次在公开场合讽刺邓通，招致文帝的不满，“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被从长安中央下放至偏远的长沙国去做太傅。贾谊的这些人生经历，与屈原故事中的情节——忠于楚怀王、有政治能力（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被怀王寄予重任、遭怀王身边宠臣进谗言而被疏远、下放至偏远地区为官——可以说是高度吻合。

附带一提：写过《吊屈原赋》的贾谊，后来又做了梁王的太傅。梁王坠马而死后，贾谊自责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哭泣岁余，亦死”。这位从马上掉下来摔死的梁王，谥号正是“梁怀王”。长沙王+梁怀王，似可与屈原故事里的“楚怀王”构成呼应；贾谊的哭泣而死，亦可与屈原故事里的怀石沉江构成呼应。考虑到上述种种，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并入同一列传当中，这种处理显然有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用心。

总而言之，“屈原”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目前仍是一桩未解的学术疑案。疑案的源头，在于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屈原的相关记载，以及《史记》中的屈原传记存在许多可疑之处。也就是说，自一开始，关于屈原的事迹，就缺乏一个拥有可信度的传世文本。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2017年投入使用的最新版初中历史教课书七年级（上册）已不再收录屈原的相关内容——使用至2015年的旧人教版教材第八了《中华文化的勃兴（一）》中，曾用了较大的篇幅来介绍屈原（如下图）。与之一同从教材中消失的历史人物，还有真实性同样存疑的扁鹊。当然，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仍保留着与屈原相关的内容。

图：旧教材关于屈原的描述

二、古人对屈原的所谓“批评”

与近现代学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这个人”不同，古人围绕屈原的主要争议，是这个人的作为究竟值不值得效仿。

贾谊要借屈原自伤身世，刘安要借屈原向汉武帝表忠心，自然都对屈原持肯定立场，刘安甚至说他“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有借屈原讽刺汉武帝的用意，所以行文中也始终对屈原怀抱着同情、赞赏与惋惜。

西汉末年的大文豪扬雄，首开批评屈原的先河。他虽然喜欢《离骚》，也赞赏屈原的人格，却不能同意他的自杀。他写了一篇《反离骚》批评屈原，说他非要在楚国这一棵树上吊死，实在是不值得。楚国既然不肯重用你，不肯听你的逆耳忠言，你就该学学孔夫子，像他那样离开乌七八糟的鲁国，去更广阔的天地里发展，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嘛，何必固执地呆在楚国呢？何必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湘水的浪涛呢？

扬雄的这种意见，与西汉中晚期知识界反对忠于一家一姓的思想潮流，有直接关系。汉宣帝时代，名儒盖宽饶曾站出来给皇帝上书，公然指责“圣道陵迟”，警告汉宣帝要行仁政，否则“天命”是要转到别家去的。汉成帝时，又有名儒谷永站出来，公开对皇帝说天意从来不会只眷顾一家一姓，警告汉成帝要早点改弦更张，放弃恶政。王莽后来毫无舆论阻力、以禅让的形式取代西汉建立新朝，正是这种思想潮流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扬雄本人也实践了他对屈原的批评——他欢迎新莽，对刘汉王朝没有“忠君”层面的留恋。

进入东汉后，又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站出来，写了一篇《离骚序》，公开批评屈原。班固说，刘安对屈原的赞美，讲什么屈原可以与日月争光，可谓“似过其真”，实在是名不副实。那屈原，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人：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清絜狂狷景行之士。”

意思是：那屈原为了显露自己的才华、炫耀自己的名声，常年与那些危害国家的小人相争，打口水官司，自然是要遭遇谗言的。他还经常责备楚怀王，成天怨恨怀王身边的佞臣，最后闹了一个沉江自杀的结局，实在算不上是一个清洁之人、狂狷之人、景行之人（清洁指的是品行好；狂指做事激进，狷指做事保守；景行，光明正大之意）。

图：《晩笑堂竹荘画传》班固像

班固如此批评屈原，实出于一种“时代需要”。他早年与东平王刘苍（曾以骠骑将军身份在朝辅政）交往，论及屈原时，说的是“屈子之篇，万世归善”，且希望刘苍能够折节下问，多听谏言，让天底下再无“汨罗之恨”。那时候，班固年约二十，正畅想着能被人赏识，进而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写文章批评屈原时，班固已入中年，已是皇帝的亲近之人，史称他入宫给皇帝读书，常常“连日续夜”；皇帝有巡狩之事，让班固“献上赋颂”已是常规操作；朝中有大事要讨论，也常被皇帝指定站出来与公卿们辩论。

更要紧的是，汉明帝、汉章帝父子，一点都不喜欢屈原、贾谊与司马迁这类人。汉明帝曾亲口对班固说，他很不满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却因为受刑的缘故，在《史记》里说汉武帝的坏话；也很不满司马迁在《史记》里借贾谊之口将秦王朝的灭亡归因为“仁义不施”，而非君权神授合该轮到刘家人做皇帝。总之，司马迁这类人“非谊士也”，不是好人。汉明帝心目中理想的忠臣，是司马相如。他对班固说，这个人虽然也不太得志，但从不对皇帝发怨言，临终的时候还在文章里“颂述功德，言封禅事”，还在歌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实在是“忠臣效也”——是忠臣的典范，“贤迁远矣”——比司马迁那家伙强多了。

明、章两帝的时代，是一个“法宪颇峻”、人人战战兢兢的时代。北海敬王刘睦，本是个性情谦恭、爱好学问、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人。因为害怕“敬贤乐士”的名声被皇帝知道，他只好将大门关起来谢绝宾客，将精力全部投入到狗马音乐之中。深知皇帝厌恶读书人博取名声的班固，也非常自觉地选择将“不以才高人”（不在人前人后突出自己的才能）作为自己的处世之道。他批评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备楚怀王，是因为皇帝不喜欢屈原露才扬己，不喜欢屈原责备楚怀王。

图：清殿本屈原画像

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班固式的批评，成了许多读书人信奉的一种生存之道。南北朝时代的官员颜之推，写了一本《颜氏家训》，其中明确告诫子孙们不要学习屈原，因为这个人“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通过批评君王的错误来彰显自己，来给自己博取名声，这样要不得。一体两面，这种班固式的批评，也成了许多皇帝检验臣僚忠诚与否的基本标准。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下诏同意已命在旦夕的刘基离开南京，返回青田老家。诏书里说，之前有人告发你刘基给自己找了块有王气的墓地，我很生气，将无所事事的你软禁在南京两年多。若是“愚蠢之徒”，一定会忍不住找朕辩解，说自己没干过那种事，是朕听信了谣言搞错了。惟有“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你很懂得如何做忠臣，主动跑来南京让朕软禁，也不做任何辩解来凸显朕错了。所以呢，你既然是一个“不洁其名”的标准忠臣，我如今也就放你回去，让你安心地死在老家。

为屈原做传的司马迁，应该料想不到事情会有这样神奇的展开。

参考资料

①启风，《端午节纪念屈原，但屈原这个人真的存在吗？》。

②2015年人教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2016年部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2017年统编本《初中历史》七年级上册。

③李诚，《楚辞论稿》，华龄出版社，2013年。

④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2》，九州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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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文官考试，源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吗？ | 短史记

Original 隋风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5-07

作者丨隋风

编辑丨吴酉仁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发端于英国的欧洲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其实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在国人印象中，科举是种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作为批判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殊不知民国时期大力引进借鉴的西方文官制度，竟然是从中国的科举制渊源而来的——西方学者一致公认西方文官制度滥觞于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①

这种说法可信吗？它是怎么来的？

一、孙中山的说法

先说一下英国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

近代国家，一般将政府官员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两大类。其中，政务官指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各级政府首脑，及被他们任命的内阁成员等，负责制定内外政策。事务官指的是通过考试被录用的公职人员，负责政策的具体执行，及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不参与政党活动。文官制度，指的便是事务官选拔、任期、责任、考核、奖惩制度。

英国文官制度的核心，确实是考试。它最早出现在东印度公司。当时，国王与贵族常向印度安插亲信谋求私利。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国会1833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东印度公司在任命书记官时，必须有4名候选人参与竞争。

1837年，有人建议东印度公司进一步深化人事招聘改革，实行考核制。因既得利益者反对，该建议被搁置。1853年，议员麦考雷（T.B.Macaulay）等考察印度后撰写报告，再次建议实施竞争性考试。

♦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

1854年，英国财政大臣及其常务次官一同起草《关于重组英国文官的报告材料》，提议在英国本土通过考试选拔文官。同年，因克里米亚战争，腐败的官制成为众矢之的。经过多年国会争论，以考试录用为核心的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最终于1870年确立。②

一般认为，最早将英国文官制度与中国古代科举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孙中山。192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如此说道：

“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是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远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③

就演讲原文而言，孙中山没有提到“科举”二字，他说的是“中国的考试制度”；但“中国的考试制度”，大体也可以等同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孙中山只是凭个人感觉，提出这样一种个人观点，并未进行论证。之后，便有不少中外学者撰文，试图证实或证伪他的这一观点。“英国文官制度源于中国古代科举”的说法，也因此流传了开来。

♦ 孙中山的相关论述

二、丁韪良的证词

民国以来的学者们翻检17~19世纪的西方书刊，已发现超过120种提到过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这其中，既包括伏尔泰、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也包括《纽约时报》等著名媒体。

比如，1671年在英国出版、由荷兰人所写《第二、第三次出使大清（中华）帝国记》（The Second and Third Empire of Taysing or China），里面便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社会有几种荣誉学位，每个人要通过写优美的文章才能获得这些学位，一旦获得后，他们在朝廷中便能升迁到很高的职位。”④

所谓“荣誉学位”，指的应该就是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名目。

再如，《君子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1755年曾刊文称：

“笔试为明理之士所愿参加的一种惟一的考试……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在治国之道这方面，已超过所有其他的国家……中国人所获得的荣誉及职衔并不是世袭的……每年选拔‘大人’一次。”

这些论述能够证明当时的欧洲世界知道中国的科举制度，却不能证明后来出现的欧洲近代文官制度与中国科举制度有关。迄今所能找到的、可以作为“英国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科举”的最直接证据，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189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环行记》里的一段话：

“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 丁韪良和他为清廷翻译的《万国公法》

基于这些材料，一些中外学者选择认同孙中山的说法。

比如，1943年，中国学者邓嗣禹在美国发表论文称：“就所有同时期的证据来看，都证明中国文官考试制度传人欧洲国家以后，也使他们采行相同的制度，这是毫不足疑的。”⑤1972年，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也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中写道：“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 维基百科关于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起源于中国的说法，便是引自卜德（Bodde）著作

2001年，中国学者刘海峰发表论文，也对“科举西传说”持肯定立场。他的论证逻辑是：

“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情况下，当时欧美国家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说明一般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⑥

♦ 科举放榜时的场景

三、质疑者的意见

但丁韪良的说法终究只是一个旁证，只能代表丁韪良个人的观感与看法。

所以，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要证明欧洲近代的文官考试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存在源流关系，须找到更直接的史料。这些史料必须能够证明英国政府创设文官考试制度前，受到过科举制度的启发——比如向东印度公司提建议的那些人中，是否有人读到过与科举制度有关的书籍（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材料）。至于说丁韪良的看法在当时没有激发出反对的声音，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丁韪良提供的个人观感不具备权威性，他的话不足以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于是也就没有引起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关注，没有关注便没有反驳。

关于欧洲文官考试制度的起源，除了“科举西传说”之外，还有如下两种学术意见：

（1）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是自学校考试制度借鉴而来。

此说的重要证据之一，是致力于推行文官制度者大多出身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他们熟知大学的考试规章。学者马桦在《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研究》一书中写道：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改革深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两所名校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两校的考试形式（分等级进行、设有口试和笔试部分、考试科目的选定等）是前者模仿的范本，它们所奉行的公平竞争的精神是前者改革的核心目标，而他们培养的优秀毕业生则是改革的中坚力量。”⑦

（2）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度，其实始于德国，后来才影响至英国。

就时间上来看，威廉一世1713年便规定普鲁士的法官与律师等，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才能获得任命。1737 年，考试的范围，又扩大到了所有司法行政人员。学者王敬松的看法是：

“毫无疑问，中国的科举考试制远早于英国。但是，除英国本身之外，在欧洲，德国也早于英国一个多世纪即实行考试制度。从地域和文化交往来说，德国对英国的影响理应强于中国，而且学术界一致认为德国是欧洲实行考试制度的始作俑者。因此，仅单线考虑中国，恐怕是片面的。”⑧

长期研究科举制度史的学者任爽与石庆怀，也认为欧洲最早实行考试制度的是普鲁士，且没有证据表明普鲁士受到过中国科举的启发。他们在《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一书中说：

“尽管中国最早发明了考试任职制度，这一制度又在16世纪后半叶通过种种渠道传播到了西方，而德国的考试任职制度恰巧是在这以后才逐步形成，并且人们也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考试任职制度起源于中国。不过，我们没有确切的根据来论证德国的考试任职制度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德国的考试任职制度是一种原生体系。”⑨

这些学者认为，在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之前，对“欧洲近代文官制度源于中国古代科举”的说法，应暂时存疑，而非视为定论。

四、文官考试与科举考试的区别

其实，对比早期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和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很容易发现二者在内容与规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英国文官考试科目众多，涵盖文、理。低级文官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为书法、拼写、算术三门；复试要考高等数学、打印手稿、速记、写作、记账、历史、地理等。高级文官考试更复杂，初试考书法、拼写、算术、英文四门；复试包括希腊语、德语、罗马语、意大利语、法语、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法学、数学等13门。

下图便是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推行初期，高等文官考试的具体科目及分值。考生可以选考其中几门或全部，最后比较总分，择优录取。若发现有考生胡乱答题，会被取消全部分数。

若考生报考的，是海军部、邮政总局、司法部门等专业机构，还要另考特殊科目。如竞聘海军部工程指挥部的工程绘图员，要参加有关几何、基建、木工等内容的19门考试。⑩

很显然，英国的文官考试内容很丰富，也很实用。由此选拔出来的公职人员，大多能够胜任自己的岗位。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宗旨，尤其是玩八股文章的明清两代，可以参考朱元璋与慈禧的相关表述。

朱元璋的原话是：“柔天下”之法莫过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的作用，便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慈禧的原话是：“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戊戌年后兵部尚书荣禄上奏请求改革武举，建议考试内容增入枪炮项目，结果被慈禧以懿旨否决。否决的理由，便是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

朱元璋与慈禧对科举考试的这种定位，其实已足以说明科举制度为何无法转型为近代文官考试。科举在1905年的时代变局里被废止，实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