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的「科举舞弊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 短史记
问：请编辑说一说鲁迅祖父科举舞弊的事情。
一、周福清的如意算盘
这桩案子发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
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生于1837年。他填给官府的资料少写了七岁，说自己生于1844年，目的是推迟退休之日以便多做几年官。1871年，周福清以三甲第十五名考中进士，四年后被分配去江西金豀做知县，很快又因“办事颟顸”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丢了职务。为维系官场生涯，周福清不得不出钱另捐了一个正七品的“内阁中书”，这是个没有油水的小京官，主要负责撰写翻译公文。
从1879年开始，周福清在内阁中书这个没油水的职位上，干了十余年没有挪窝，直到科举舞弊案爆发。这期间，周福清的经济状况相当窘迫，“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同乡王继香在日记里说，众人知道周福清没钱，出门是不肯坐车的，所以聚会时都不坐车，以免因分摊车钱给周福清增加压力。
改善经济上的窘境，是周福清在1893年筹划运作科举舞弊的重要动力之一。
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作为庆祝，清廷决定在这年开一场恩科，录取一批读书人进入体制。按制度，京城里要开恩科，地方上就得提前一年进行乡试选拔。周福清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第一，他的母亲在1893年初去世，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不受日常文书工作的约束，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筹划运作。第二，此次派往浙江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科场同年。
周福清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没有选择在浙江境内操办此事。他带了一名叫做陶阿顺的仆役，赶去苏州的胥门码头等候殷如璋，那里是前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寻到殷如璋的坐船后，他也没有亲自出面，而是先命陶阿顺带去了一封信。
据浙江巡抚崧骏1893年10月13日给朝廷的奏折，信中除一张周福清的名片，一张写有“外年愚弟”的帖子之外，还有两张纸。一张纸上写着贿赂的出价是“凭票洋银一万元”，另一张纸上写着舞弊受益考生的姓氏，分别是“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意即除了马、顾、陈、孙、章五人外，还有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要请殷如璋一并照顾——前五人是贿银的出资者。按周福清的计划，此行不但可以捎带着让儿子金榜题名，还可以在事成后从五家人那里得一笔不菲的酬劳，可谓如意算盘。
没想到的是，接到信的殷如璋，先是命人将送信的陶阿顺扣了下来，然后又把写信的周福清给告发了。
图：绍兴鲁迅故居所藏周福清像
二、烫手的贿银
殷如璋为什么要告发周福清？
有说法称，这是因为陶阿顺办事稀里糊涂，将行贿的帖子送错了。周福清计划里的行贿对象，不是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殷、周二人当时都在船上，陶阿顺误将帖子送到了殷如璋手里，“殷知道周锡恩涉嫌卖关节，好处他自己独吞；周则要撇清自己，必须装作毫不知情，于是坚持严办”，二人都要彰显自己的光明正大，周福清就只好倒霉了。
这个说法捕风捉影，与实情相去甚远。据官方留存档案，周福清的信内有一张“外年愚弟”的帖子，可见他的行贿对象是殷如璋没有错——周锡恩并不是周福清的科举同年。
之所以找对了行贿对象，却仍被行贿对象举报，是因为行贿被人给撞见了，而撞见者，又恰是副主考周锡恩。1894年底，周锡恩给自己的老师赵次珊写过一封私信，里面提到，自己不但是陶阿顺送信行贿的撞见者，也是揭发周福清的主张者：
另据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里讲，周福清派陶阿顺（周作人误记为徐福）去送信，“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周作人的说法或来自家中长辈，与周锡恩的私信，恰可互为佐证。
也就是说，周福清行贿被揭发，纯属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是一个偶发事件。对主考官殷如璋来说，为了一万元贿银去搞定副主考周锡恩，是一件非常不划算、且存在未知风险的事情。所以他宁愿不要这烫手的银子，而是跟周锡恩一起，将周福清给举报了。
三、又不是只有我这么干
陶阿顺被扣押后，周福清先是遁逃到上海观察形势；该案由江苏移交给浙江审理后，周福清又主动前往杭州投案。
在杭州知府衙门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严重的罪行。他甚至说出了“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又不是只有我这回这样干，之前的历届考试都有人行贿舞弊）这种话。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苏州码头上的“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被苏浙官场中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迅速传开，也进入到了朝中御史们的耳朵。御史林绍年在1893年底，就把周福清“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奏折；更早一些时候，御史褚成博也在奏折里对皇帝说，苏州“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在苏浙两省到处传播，正派的读书人个个惊叹愤慨，连京城里的士大夫也在传这个事。
周福清有这种认知并不奇怪。有清一代，尤其是到了中晚清，朝廷为科举舞弊制定的刑罚虽然严厉，但绝大多数的科举舞弊者并不会得到惩罚。因为他们大概率不会被揭发。今人所能知晓的中晚清时代的科举舞弊案，或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案，或是因为某些极偶然的因素而暴露——周福清“登船行贿未遂”，就是偶然因素所致。
另一个常被拿来举例的嘉庆年间“樊顺承科举舞弊案”，案发也极为偶然。岳麓书院的学生彭珴，被考场的工作人员樊顺承割了考卷，移花接木给了另一名考生傅晋贤（让后者重抄一遍）。没想到傅竟中了头名解元，考卷被公开张贴出来，于是案情曝光。即便曝了光，彭珴也曾被说动私了，若非岳麓书院院长不肯松口，案子仍会消弭于无。樊顺承在临刑前，也说了与周福清相似的话：
大意是：姓彭的只考了一次，只被我割了一次考卷，根本不算什么。之前新化县有一个姓戴的，考了八次都得中，八次都被我割卷换成了别人。萧穆《敬孚类稿》里说，监斩官听到他说这些话，“虑生旁案”，立即让刀斧手快快行刑。
四、奏折里的玄机
御史上奏后，光绪皇帝下了谕旨，要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从严从重好好查一查这个事，看看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对崧骏来说，周福清是生是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不能牵扯太广，谁的屁股都不干净，一旦往深了查，火很可能会烧到身边人甚至自己身上。周福清那句“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并不是虚言。所以，处理好此事的关键，是将案情止于周福清，不能让它蔓延到主考官殷如璋的身上——此案最直接的疑点，就是周福清与殷如璋之间是否早已存在勾结。
为了将主考官殷如璋从案中完全摘出来，崧骏在10月份和12月份给朝廷的两次回奏中，完全抹去了副主考官周锡恩在案件中的角色，只字不提是周撞见了陶阿顺前来送贿信，也只字不提是周主张告发周福清。只给皇帝留下了一个“殷如璋拿到贿信后就正气凛然告发了周福清”的光辉形象。周锡恩后来在私人信函里说，崧骏这样处理之前，曾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自己不想得罪人，于是就答应了：
大意是：如果在奏折里写上是我撞见，然后主张揭发，那就等于将身为正考官的殷如璋推入一种“与周福清早有勾结”的嫌疑处境。崧骏和我商量这个事，我同意他这样处理。
除了让殷如璋成功上岸，崧骏还得致力于如何不扩大案情。在1893年10月份给朝廷的回奏里，崧骏已然发现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然后一同来到苏州的。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他没有循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而是告诉皇帝，行贿信里的“马（官卷）”已经查出来了，因为这届考生里只有一个叫马家坛的人是官卷。周福清的的儿子周用吉也查出来了。其他顾、陈、孙、章，只有姓氏没有名字，实在没法查。得等将周福清捉拿归案，才可能有结论。
稍后，周福清主动投案自首。崧骏在1893年12月第二次给朝廷回奏案情。这一次，他完全删去了“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这个情节，只说陶阿顺是周福清的仆人。回奏里还说，周福清去向殷如璋行贿，完全是临时起意。他从绍兴北上，本来是要去京城里探亲。走到上海听说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乡试的主考官，就“一时糊涂”想要为自己的儿子买通关节，又想到亲友当中有马、顾、陈、孙、章五家有钱人，也都有子弟参加考试，并不和他们商量，就把他们一并写上了。反正“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这些人家都很有钱，不愁事后收不到行贿的银两，也不愁事后他们不给自己酬劳。
这种说法，实在是鬼都难信。不经人同意，就替人去行贿，行贿的数额又不能算小（每户二千洋银），本就不合情理。人家并不需要，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舞弊渠道，都是可能。而且，人家事前不知有行贿之事，得中后认定是自己学问过硬，将跑来“报销贿银”的周福清打出门去，也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崧骏之所以审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避开一场大案，才能免去拔出萝卜带出泥。
图：崧骏等人关于周福清案的奏折
五、副主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让副主考周锡恩没想到的是，自己主张告发周福清，结果却成了“周福清科举舞弊案”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崧骏为保殷如璋，将周锡恩的名字从奏折里略去，产生了两个后果：
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周锡恩被言官们风闻弹劾，要求调查他究竟有没有问题。虽然调查没有结果，但在晚清士人的笔记当中，周锡恩已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功名之人。这让他非常郁闷。
至于主犯周福清，崧骏在奏折里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理由是他行贿是临时起意，贿银也没有真的送到殷如璋手里，事后又主动投案自首。刑部不愿做恶人，表示同意崧骏的主张，“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皇帝很愤怒，不肯如此轻拿轻放，御批“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没人为周福清辩驳，大案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消弭，他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
顶着“秋后处决”的圣旨，周福清在狱中战战兢兢地熬日子。万幸的是，1895年，光绪皇帝的愤怒已经消失，没有在他的名字上打勾。五年后，作为对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之事的反思，清廷决定释放一批死刑犯，周福清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发现长子周用吉已经病故。
周福清活到了1904年。他的孙子鲁迅后来在自传里说，祖父的这场“科举舞弊案”，让原本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也让自己成了一个寄居在亲戚家里的“乞食者”。
参考资料
①房兆楹，《关于周福清的史料》。
②朱正，《周福清科案述略》。
③《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陈春生，《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另一方——从新发现的一则资料说开去》，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⑤黄恽，《李超琼所记周福清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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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理念分歧 | 短史记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近代史概念，指的是在戊戌年被慈禧下令杀害的六位维新派士绅：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其中，谭、林、杨、刘四人是光绪皇帝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六君子有着共同的主张，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维新志士。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揆诸史料，六君子的意见与立场，分歧是非常之大的。
一、清廷的草率定性
六君子被定性成“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最早始于清廷。
1898年9月28日，清廷下达杀害六君子的上谕，内中给他们定的罪名和刑罚是“大逆不道，着即处斩”。
次日，内阁所奉朱谕进一步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体化。朱谕说：康有为宣扬邪说，利用变法的机会包藏祸心，竟然策划了“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样胆大包天的计划，还私下成立保国会，宣扬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实在是罪大恶极。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写了许多“狂谬”的文章；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则是“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慈禧当时急于以杀伐掌控局面。所以，这份朱谕非常草率地将六君子集体定性成了“康党”。但事实确是：杨锐与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和康党相当厌恶；林旭在被捕之前也曾试图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的情形如何较为模糊。只有谭嗣同高度拥护康有为的主张，是一位无疑义的康党。
图：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对“戊戌六君子”的表述只有一句话
二、杨锐与刘光第不支持康有为
在戊戌年，杨锐与刘光第，大体可以算作张之洞门下之人。张之洞看不上康有为的学问，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与张之洞大体相近。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颇有好感，认为他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1897年12月，杨曾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子，推荐康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在戊戌年，杨锐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态度，已从欣赏转变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给了康有为一个“缪妄”的评价。信中说：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唐才质之兄）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担任章京一职期间，因为杨锐公开表达对康有为的鄙视，谭嗣同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
“伯兄”指的是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谭嗣同去军机处值班，与刘光第排在一起。刘没什么，做事不积极，但也闹腾。最让人担忧的是杨锐，这个人嚣张跋扈，成天取媚旧党，对康有为非常排斥。谭嗣同愤愤不平，与杨锐公开争执，他也不肯采纳。
嚣张跋扈、取媚旧党之类的负面评价，只是唐才常个人对杨锐的一种成见。但他所提到的杨锐与康有为一派不合，引发了谭嗣同的不满，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杨锐的好友高树，也在《金銮琐记》里记载称，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谭嗣同、林旭二人相当不满，私下里评价谭嗣同“鬼幽”、林旭“鬼躁”：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的行状，可以知道，杨锐之所以评价谭嗣同“鬼幽”，是因为谭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知晓；之所以评价林旭“鬼躁”，是因为林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也就是不稳重，求变之心太急切。
图：杨锐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是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他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或许是因为不像杨锐那样是张之洞的心腹之人，所以刘光第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去做军机章京，入职之后也没有像杨锐那样积极活动（杨很希望促成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变法）。
不过，刘光第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恶感，与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仅前往一次，因不喜欢康有为等人的言论，再未有过交往。他还在家信中里感叹说，朝中新旧两党相争让人寒心，而自己是一个“无新旧之见”的人：
刘光第这封家书里“无新旧之见”的自述，与唐才常对他的观察——说他是一个“愿者”，两面不得罪人，在军机处做事，虽然不积极，但也不闹腾，可以说是一致的。
戊戌年朝中的新旧两党之争，源头在于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权力斗争。光绪将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军机大臣，交由新任的四章京办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刘光第在军机处值班，知道自己被迫卷入了高层权斗，稍有不慎就会倒大霉，所以“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有什么重要的奏章，仍然拿去和“大军机”（也就是军机大臣，当时把军机四章京称作“小军机”）商议，还找了个机会劝说光绪皇帝，希望他不要将军机大臣们的权力架空。这些做法，在在显示出刘光第的政见与立场，与康有为和康党大不相同。
故此，当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余日的杨锐与刘广第二人，被清廷定性为“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后，时人皆视之为奇冤。张之洞也曾急电京城，试图营救杨锐。他在电文里打包票为杨锐做担保，说他绝对不可能是康有为的同党。电文如下：
刘光第死后，他的家被查抄，结果搜出了一份尚未写完的弹劾康有为的奏疏。
事实上，在被捕之前，杨、刘二人已隐约觉察到了时代的车轮可能会从自己身上碾过。所以均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在给弟弟的家书里说，自己没办法和林旭等人共事，军机章京这份职务实在是无法继续再做下去：
刘光第也想要辞职。他很担忧自己长期处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职位上，“终以憨直贾祸”，会给自己招来祸端。他原本的计划，是待下一次被光绪当面召见时，就痛陈一番“新政措理失宜”，对新政来一番批判，然后就辞官回家。可惜没等到那一天，变故就已经发生了。
图：刘光第。
三、林旭、杨深秀等人的情况
林旭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他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定见。
1897年11月，林致书李宣龚，谈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的主流人物，均不喜欢康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然是不太愿意与风评不佳的康有为和康党扯上关系。
到了1898年5月，康有为已得到光绪的青睐。林旭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则颇为自豪地明言已做了康有为的学生，说康将他的学问“授旭读之”（传授给了自己）。
林旭进入军机处，可能与他在1898年6月被荣禄招入幕府有关。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既希望贯彻自己的意志，也必须平衡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与汉臣领袖张之洞关系密切，林旭与满臣荣禄有来往，又与康有为交好，谭嗣同也有湖广官场的背景，同时也是康有为的拥护者。
据时人披露，林旭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同时也相当冒进的人。这种冒进，曾引发了荣禄的担忧。他写信给林，劝他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军机处的老臣们商议，不要躁进，动不动就要改这个变那个。但林当时深受康有为变更中枢决策机构主张的影响，没有接受荣禄的劝告。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变故前夕，京城空气空前紧张之时，林旭曾深夜来找郑问计。林与郑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觉得自己也许算不上真正的康党。但这种自我安慰是无用的。另据章太炎讲，林旭被捕之前，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尝试向外国传教士求助。《异辞录》里则说，林旭在被捕前一天，曾求告到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车前，希望马建忠帮自己找李鸿章“乞命”。与张之洞急电营救杨锐不同，林旭被捕后，荣禄没有对他施以援手。
图：林旭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自然支持康有为。不过，在政变前夕，康广仁也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兄长的许多做法是在一意孤行：
大意是：康有为做事，目标定得太高，打击面又太广，身边的支持者太少，恐怕不会成事。
图：康广仁
杨深秀的身份是御史。他被当成康党遭到杀害，是因为他在戊戌年与康有为过从甚密。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御史圈里面，“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的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害，宋伯鲁逃往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深秀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一份康党拟定的奏折。奏折要求光绪皇帝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该折的附片中还有一个建议，说是颐和园内存在一个“秘密金库”，请求光绪皇帝允许募集300人，于9月23日入园正式发掘，挖出来的金子可作为变法的经费。这个建议，就是著名的“围园杀后”计划——所谓“秘密金库”，本子虚乌有。编造这个谣言，是为了有一个正规的名义将武装人员带入颐和园。在杨深秀呈递该奏折之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等待时机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这样的密谋，而慈禧又知晓了这个密谋，自然不会放过他。不过，杨在呈递奏折的时候，是否知晓“入园掘金”的实质乃是“围园杀后”，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尚难以判断。
图：杨深秀
也就是说，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二人，算不上康有为的同道。林旭与康有为的关系是摇摆的。杨深秀是否知晓康有为等人的惊天策划，也尚缺乏证据。康广仁对康有为的做事方式颇有异议。只有谭嗣同与康有为的立场最为一致，也是其各种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图：谭嗣同
四、康、梁的虚假宣传
遗憾的是，六君子被清廷杀害后，康有为等人为宣传需要，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将杨锐与刘光第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
如康有为写过一首《六哀诗》，里面说杨锐“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也在《杨锐传》里说：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其实，杨锐并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他的立场是调和帝后关系，而不是向慈禧夺权。康的《六哀诗》，梁的《刘光第传》里，也对刘光第做了类似的虚假描述，将刘光第对康有为的不喜欢，说成了对康有为极为敬佩。
康、梁的这种做法，与清廷对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构成了一个虚假的“呼应”。也让历史的本来面貌，发生了不应该的扭曲。
（参考资料：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