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献忠诞辰410周年？这事有点离谱 | 短史记
这两天，一篇题为《张献忠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暨张献忠塑像揭幕庆典仪式报道》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讶异。该文刊登于自媒体公众号“献忠故里”。据文章的说法，这次活动的主办者是一个叫做“张献忠研究会”的组织，主旨是“纪念张献忠这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并为其树立雕像。许多人吐槽说：
四川人快来发表下感想。
有没有考虑过四川人民的感受？
川人有必要站出来表达下自己的意见。
……
图：“献忠故里”公众号披露的活动现场照片
这种吐槽，主要针对的，是张献忠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标签：屠蜀。
关于“张献忠屠蜀”，曾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盛行于清代，许多人说他“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尽，以至“千里如烟，空如大漠”。另一种盛行于数十年前，称屠蜀之说不可信，张献忠所部杀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此外，鉴于清军入关后，有许多杀戮百姓的劣迹，民间也有很多人认为，屠蜀的主力其实是清军，张献忠做了“背锅侠”。
上述说法，均与史实存在一定的偏差。
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际曾大幅减少，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情。这种结果，是由四川数十年战乱所造成，张献忠及其大西政权，则是这战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祯年间，张献忠数次入川；张献忠败亡后，大西军残部、南明军、清军及其他农民军间，仍在四川境内不断相互征伐。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在征伐中胜出，大致平定四川。但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吴三桂占据，再度成为拉锯的战场。
也就是说，明军（包括南明军）也好，清军也罢，包括张献忠军、吴三桂军，都参与了屠蜀。
明军方面。比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军赵荣贵部被张献忠所败，退往茂州。茂州百姓没有开城，赵荣贵遂在攻入后屠城。再如南明总兵王命臣，他占领顺庆后，要求每家交银子，买“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绝，就“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再如南明曹勋部，在雅州搜刮民间存粮，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致使“僵尸满路”。
清军方面。比如豪格等人统帅的部队，在顺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时，驱赶数千百姓北上，到了绵州后又将其全部杀死。清军在简州乏粮，于是抓捕百姓，“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豪格还曾下令，对于不肯归顺的抗清者一律诛戮，在潼川，清军杀了“不计其数”的降而复叛的川兵。
吴三桂军方面。比如吴的部将谭宏，他同清军作战失利后撤，拆掉浮桥劫掠保宁，致使“男女溺死无数”。谭宏还在辖区内残暴勒索百姓，致使当地人纷纷逃亡，十室九空。战事平息后，四川已残破不堪，安岳、遂宁等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
与战乱相随而至的，还有旱灾、水灾与瘟疫。崇祯十年（1637年），剑州因洪灾“两岸军民漂没者千余家”；顺治二年（1645年），重庆因瘟疫“骈死连村”；顺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饿死者日无记数”；顺治五年（1648年），盐亭“人多饿死”，内江爆发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数百里没有人烟。
图：连环画《张献忠》封面
与上述“屠蜀”暴行相比，曾在四川建立政权的张献忠，对川人的压榨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1）以严刑峻法造就恐怖气氛。大西政权律法严苛，实行连坐，一家犯罪株连九家。犯罪者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手断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还效法过朱元璋，复活了“剥皮填草”这种酷刑。
（2）高度依赖特务统治。大西政权严格限制百姓的行动自由，并监视辖下民众的言论。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逾期不归，出城人的家眷及邻居会被处死。大西政权还派出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暗查，若发现有人私下诋毁张献忠，就用炭在其家大门涂上记号，方便军队抓捕讯问。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控制，张献忠担心他们会倒戈帮助敌军，一度颁布了“除城尽剿”命令，针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城中百姓容易控制，故可归入良民）。
（3）高度依赖暴力“打粮”。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执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高度依赖靠没收财产和“打粮”，来筹集军饷和满足政府支出。富户被抢光后，“打粮”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
（4）控制、屠杀读书人。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不过，对被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信任，他录取他们，只是为了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读书人多数出自地方上较为富足有力量的家族）。因为目的在此，所以张献忠的开科取士，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自觉局势失控的张献忠，曾假借科考名义，在大悲寺一次性屠杀了数千名士子。
上述暴政，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内有反抗，外有清军，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军中传教士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先是成都人被骗至城外：
“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
然后，张献忠又下令将皇宫和成都城焚毁：
“（张）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
成都遂成一片废墟。撤离前，张还带走了搜刮到的巨量财物，部队沿岷江南下行至彭山江口河段，遭遇明将杨展袭击，船只被焚，大量财物沉于江底。2017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江口沉银”，出水了大量的金锭银锭与金饰银饰，证实了这批财物的切实存在。其中那些金耳环、发簪、金戒指、手镯等，明显直接掠夺自民间。
图：彭山江口镇出水的“西王赏功”金币
图：“江口沉银”出水的银锭
图：出水的各种金饰
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史学界对张献忠的“屠蜀”之事渐有较为严谨客观的研究。1980年3月举行的“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这个问题。有学者在会上指出，“被张献忠所杀的人当中，不一定都是反动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辜的，实属错杀”（田培栋《对张献忠“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也有学者强调，“记载张献忠‘戮民’过多的史料不下百种，凭空一概否定，全然抹杀，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李三谋《明末大西军在四川“屠戮生民”之问题》）。还有学者提出，一方面不能说张献忠“见人就杀，把四川人杀光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杀人时“也往往杀了他的全部家口，打击面很大，杀的人相当多”（胡若曦《“张献忠屠蜀”考辨》）。
进入2000年之后，对张献忠的研究开始进入到精神分析层面。有学者通过梳理史料还原“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认为张献忠的性格上有一种“暴戾成性，反复无常，目光短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和见识”的弊病（耿法《张献忠的一桩公案——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还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认为张使用“骑木驴”之类残忍的刑罚杀害女性，可能是因为他精神上存在异常，“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知觉障碍，出现愤怒、忧伤、惊恐、逃避及攻击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张位东《张献忠屠蜀原因新论》）。
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如今已是一个无法考据得出确切结论的问题。按四川学者任乃强的意见，“当时蜀人绝灭之原因，盖死于饥馑者什七八，杀于献忠者什一二而已”。任是一位对张献忠总体上持肯定立场的学者，反对“张献忠屠蜀”之说。所以，他的这个看法，可以视为学术界对“张献忠屠蜀”数据的一种较为保守的估计。当时全川约有300万人。如此，直接死于张献忠之手者，较低限度也有30-60万人。同时还要看到，对四川的饥馑，张献忠也要负相当程度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初中历史教科书也已选择将张献忠的相关内容移除。使用至2016年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下册中，只讲述了李自成的相关内容，没有再提张献忠。
图：使用至2016年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只提了李自成
最新启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下册，以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了李自成起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也没有在正文中提及张献忠。
图：现行初中历史教材只提了李自成
注释：
①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第55~59页。
②王纲：《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见于《张献忠在四川》，四川省新华书店1981年。
③李文治：《晚明民变：底层暴动与明朝的崩溃》，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第107~110页。
④耿法：《张献忠的一桩公案——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书屋》2006年第9期。
⑤（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39~40页。
⑥冯广宏：《民心向背问张营——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六》，《文史杂志》2010年第5期。
⑦冯广宏：《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文史杂志》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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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许人间第一流」的那个人，后来怎样了？ | 短史记
前几天，北京大学引发了一波关注。
先是北大的官方公众号引用了两句诗——“须知少时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为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加油鼓气。然后有人依据百度百科，说该诗的下半句是“哪晓岁月蹉跎过，依旧名利两无收”，嘲笑北大赠给高考学子的诗句，底色实是垂头丧气。
再然后，则是正本清源之说，指出“哪晓岁月蹉跎过，依旧名利两无收”这两句，无从查证来源，或是今人戏补。北大官号所引诗句的真正出处，是清代人吴庆坻的《题三十小像》。吴用这个题目，在1878年写了很多首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食肉何曾尽虎头，卅年书剑海天秋。
文章幸未逢黄祖，襆被今犹窘马周。
自是汝才难用世，岂真吾相不当侯？
须知少日拏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大官号的赠诗是妥当的。写这首诗的前一年，吴庆坻进士落第，此刻正在复读之中。所以，诗的主旨并非昂扬向上，而是带有明显的沮丧之气。其大意是：我这样的人，本该封侯拜相（当侯），可惜世道太坏（难用世）。虽然没被黄祖那种混蛋砍了脑袋（逢黄祖），但也没得到机会做出什么值得一说的成就（窘马周）。
如果用一种苛责的眼光去看，也可以说，吴这首诗里呈现出的沮丧，只是一种刻意造作，亦即所谓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两年前，28岁的吴已通过乡试成为举人，跑在了绝大多数走科举之路的竞争者的前面。没能在次年成为进士，是很寻常的事情，既不值得失望，更到不了抨击世道太坏湮没了自己这个人才的程度。毕竟，那只是他第一次参加会试。
图：吴庆坻《悔余生诗集》
诗的事情大致如此。这里主要说一说吴庆坻这个人。
1848年，吴庆坻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父做过四川夔州知府，祖父做到云贵总督，父亲做过山西雁平兵备道。20岁前，吴随父亲任职地的变化，旅居于四川、山西、陕西、河北等地。20岁后，他回到杭州，拜在了著名学者俞樾的门下。这种家世与求学背景，是他怀揣“拏云志”、自许“第一流”的底气所在。
真正让吴庆坻感觉“才难用世”，是他1886年考取进士之后，不得不在翰林院坐了11年的冷板凳。直到1897年，吴才得到机会外放为四川学政，也就是四川教育界的最高行政长官。此时，距离他写下那首抨击世道太坏让自己的才能无处施展的怨诗，已过去了20年。青年时代矫揉造作的“强说愁”，在中年时代成了无可奈何的现实。
据恽毓鼎讲，晚清的“翰林院编检”常年积压，人数多达二百余人，最惨者干了十九年还寻不到外放机会。相比之下，吴庆坻只坐了11年冷板凳，情况算不上太坏。只是，去四川做“学政”，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事情——在清代，各省学政由中央派遣，可直接向中央奏事，本有充当中央耳目监督地方的权力。晚清地方督抚崛起后，学政夹在弱中央与强督抚之间，反成了一种被轻视的尴尬存在。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书信里，吴庆坻也说，学政这个官职“孤悬客寄”，孤孤单单跑去别人的地盘，想要有所作为实在是太难了，“平生绝不慕此官”，我这辈子从没期盼过这个职位。
但无论如何，去四川主管教育，于吴庆坻而言仍是一个实现“凌云志”的难得机会。
此时，已是戊戌维新启动的前夜。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许多埋头书斋的知识分子。比如原本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万不可变的谭嗣同，在听闻了清军惨败的消息后，“创巨痛深”“绕室彷徨”，自此再不谈传统政治理念的优越性，转而完全服膺于近代文明。
吴庆坻也是这诸多的被惊醒者之一。当然，他的觉醒不如谭嗣同彻底。一方面，吴很清楚，清廷必须改革，而且这改革必须要西学为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吴对传统经术非常留恋，从文化情感上，他不愿承认自己修了几十年的学问，是大变局时代里的累赘。总体而言，吴是一个半新不旧之人。
这种半新不旧，在戊戌年前后主要体现为新。
吴庆坻颇有胆识，也颇有执行力。他到了四川后，致力于变传统学校为现代学堂，用官费为学堂采购讲天文、算学、地理、化学的西学图书，推荐学堂订阅鼓吹改革的《时务报》。戊戌维新启动后，朝廷下旨科举不再从四书里出题考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要考生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吴得到消息后很兴奋，下发了文件，要全省各县都动作起来响应。
维新被慈禧血腥终止之后，吴也没有对川省的教育改革踩刹车。当时，朝廷下旨命各省不要再创设新式学堂，且强调“四书文”和“试帖”这些八股文章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吴却与川督奎俊等人合作，以“整顿义学”为掩护，继续鼓励创设新式学堂。
这种与朝廷暗唱反调的改革，很自然地会引起一些“官本位”者的不满（担心自己受牵连）。有些川省地方官员批评说，吴庆坻认可推荐的蒙学书目，以史学、天文、地理、算学居多，不适合拿来给学生“正心术”，会带偏学生的价值观。这些官员认可的蒙学书籍，是《弟子规》《名物蒙求》《性理字训》之流。
其实，吴庆坻也是一个高度重视给学生“正心术”的人。在这位半新不旧的川省最高教育长官心中，八股之学最垃圾，西学需要提倡，讲求“义理心性”的经学则最紧要。这种根深蒂固的排序，让戊戌年前后的吴看起来像一个改革者，也让清末最后十年的吴看起来像是一个顽固派。
1907年，湖南筹办优级师范学堂，许多人建议课程里不设“经学”，结果引起本省经学权威皮锡瑞的恐慌。皮跑去向吴庆坻求助。吴此时的职务是湖南提学使，掌管湘省教育。皮对吴说了一通大道理，主要是讲学校不开“经学课”如何如何不好。吴全然认同皮的意见，并请皮出手，代自己来拟写文件稿，以纠正这股歪风。稍后，吴采用了皮锡瑞所拟文件并将之下发。皮听说后非常高兴，去信大赞了一番吴如何如何“推尊旧学”。
这种对“经学”的坚持，让湘省读书人对吴庆坻的观感非常不好。时人称：
但吴的自我定位，却仍是一个改革派。1906年，清廷组织各省教育长官赴日考察，吴庆坻也在其中。他在日本见到了中国的赴日留学生，是如何被那些仅以营利为目的的生意人办的野鸡学校所祸害，也见到正经的日本学校教育是如何远远地超越了清廷。在给家人的书信里，他说：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很高，这就不用说了，他们办教育的人，个个“有学问、有道德、有才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女子教育、儿童教育，都很有秩序。校内几百名儿童，全都天机活泼，身体强实。课堂上下秩序井然，没有斗争。末了，他要求收信者将这封信拿给所有的家庭成员阅读，要他们扪心自问：
我们家的子女做得到这些吗？我们家的女眷做得到这些吗？答案当然是做不到。吴庆坻的家信中已自问自答，得出结论：
这位被日本学校教育刺激到无地自容的湘省最高教育长官，回国后继续推进教育改革，比如为“湘省实业学堂”奔走筹款订购机器设备、寻找工场作为实习之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湖南学子，已非戊戌年的四川学子。戊戌年，川省学子听说新教育长官的主张是废八股重经学，无不欢欣鼓舞；此时的湘省学子，听到“经学课”三个字，反应已是掩鼻而走。
相比学业，清末的湖南学子更关心学校自治与时局讨论。1908年麻阳高等小学学生聚论国事被校方弹压，引发省内其他学校学生的集体声援。事情一路捅到吴庆坻处，吴的批语是：“学生干预外事，殊有违定章”。该批语引起了湘省舆论的极大不满。
时代急速向新。曾经的改革者，虽自认还走在改革的路上，在他人眼里，却早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顽固派。
1911年，清廷灭亡，63岁的吴庆坻选择回到沪杭，过起了隐居的遗老生活。曾经怀揣的“拏云志”，曾经自许的“第一流”，全都成了浮云。那两句不知出处何在的伪诗——“哪晓岁月蹉跎过，依旧名利两无收”，倒成了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参考资料
①李一翔、方敏，《晚清遗老吴庆坻的人生历程》。
②刘熠，《地方的维新：戊戌前后四川省的办学运作》，《社会科学研究》 2016年第3期。
③《王度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第56-61页。
⑤吴仰湘，《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
⑥《湖南教育史第二卷（1840-1949）》，岳麓书社，2008年。
⑦《紧要新闻二·湘省实业学堂罢*课风潮》，申报1911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