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1
1994年春节，已在通化打工一年多的二姨和二姨夫回乡串门，在我家落脚。二姨算衣锦还乡，柔软的皮大衣上挂着厚厚的狐狸毛领，我妈眼睛都看直了。
亲姐妹不藏话，二姨向她透了底：“通化那边认装修，活多价也好，就凭我姐夫的脑袋，几个月就成手了，比在农村肯定是强多了。”
我妈的心彻底活了，二姨他们走后，她就反复唠叨我爸：“你要不去，我就领着孩子自己去。”
彼时，爸爸是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也是村子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他代了10年课，转正的事儿却一拖再拖。每月他领回的工资极少，家里的大部分开销还得靠妈妈上山刨根、采蘑菇补贴。
妈妈不肯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一唠叨就到了正月末，爸爸脸上的不悦越来越深，可还是不吭声，因为他舍不下代课老师的身份和他那厚厚的小说手稿。
一天，妈妈流着泪说：“不行就离婚吧，这日子我过够了。”爸爸又坚持了半年多，还是败给了这句话。
8月，7岁的我跟随父母从“东北大城市”铁岭的一个小山村，举家迁徙到200多公里外的小山城通化。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进城。长长的绿皮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的光线忽明忽暗，我的手在爸爸的手心里出了好几波汗：“爸，天怎么又黑了？我害怕！”
“又进山洞了，坚持一下，几分钟就好。”爸爸的语气里，听不出是什么心情。
妈妈认准的通化，此后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座位于长白山余脉的小山城，四面环山，印象中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它的腹地，都得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
等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我看到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惊呼：“真好看啊！”
妈妈狠狠地白了我一眼，小声警告：“小点儿声，别丢人！”
我不明白人丢在哪儿，有点委屈地噤了声。走出车站，我们迅速被一群拉客的司机围住，我有点害怕，拉紧了爸爸的手。这时，前来接站的二姨夫远远看见我们，他扒拉开人群，冲进来一把抱起我，接连在我脸上亲了好几口。
之后，我们带着行李穿过一片五六层高的楼群——彼时，这就是我眼里的巨型建筑，然而我们并没有入住高楼，而是在一片平房区停了下来。
那片平房距离火车站非常近，附近有很多铁路家属楼，被当地人称为“老站”。我的新家就在“老站”一处没有灯的胡同里，小小的一间房子，外屋放了一个炉子，内房只有一铺炕。
当晚，简单的行李卷往炕上一铺，我们一家就算在通化落脚了。
第二天，爸爸就跟随二姨夫、老姨夫出工了。在通化，没人再喊他“王老师”，他的新称呼是“王木匠”。隔日，母亲也找到了一份营生——在家附近的一家酒坊里卖酒。
城里不比农村，妈妈不允许我满街跑，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每天，我扒着窗子往外望，仅能看见铁栏杆外面狭窄的胡同和对面三五间平房的窗子。远处的楼群，一点都瞥不见。屋里没有厕所，我又憋不到妈妈下班，只能在外屋的塑料桶里解决。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一个月。
自从到了通化后，爸爸再也没有准点下班过。他每天回家都很晚，浑身是灰，脚很臭。他洗完头就用热毛巾擦擦后背，然后一边泡脚一边吃饭。屋里的灯只有几瓦，很暗，爸爸一边夹菜一边盯着碗边的书。字很小，他看得很慢，饭也吃得慢，还一小口、一小口嘬着杯子里的白酒。妈妈总是不满地催促，可爸爸并不理会她。
爸爸在城里挣的第一份工钱是960块。妈妈数了好几遍，感叹道：“这可比当代课老师多多了！攒个几年，我们就可以在通化买房了，以后就是市里人了！”
爸爸抿着嘴，没有抬头，目光仍在书页上。
隔天晚上，爸爸嘬了一口酒，愣了，说味儿不对，不是自己平时喝的酒。妈妈白了他一眼，说他的嘴比狗鼻子还灵，继而又压低声音说：“我在店里打的，打多少，就往缸里添多少水。”
爸爸的脸一下就变了，拉得老长，让妈妈以后别干这样事儿，然后就将酒杯推向一边，眼睛又回到了书上，妈妈不满地嘟囔了一句：“神经病。”
很快就到了冬天，城里得靠烧煤取暖。煤贵，妈妈舍不得用，晚上才生火，屋棚顶和墙壁四角已经生了厚厚的霜，我缩进被子里写作业，手依然冻得发木。
一天晚上，男人们在我家开会，算计着干一件“大事”——离“老站”不远处有一处锅炉房，给附近的楼房供暖的，院子里有很多煤，垒得很高，有的都超过了院墙。二姨夫说：“我借个倒骑驴，趁天黑拉两车（煤），保准没人发现。如果发现了，我一个人扛，不是什么大事儿，最多关个两三天。”
“干！”家族里的其他男人都表了态，只有爸爸不吭声。妈妈见状，不满地说：“你要不去，我就去。”
最终，爸爸还是跟着去了。这次偷煤行动很顺利，他们没有被人发现，爸爸却没有往家里扛回一袋煤——他只干了放哨的活儿，连煤都没摸。
夜里，爸爸躺在炕梢，眼睛直勾勾的望着棚顶的霜，妈妈声泪俱下地数落他“完犊子了”，我缩在墙角不敢吭声。
突然，爸爸拽被子蒙上脸，声嘶力竭地哭了出来：“可是，我是个老师啊……”
妈妈的声音没了，两行泪挂在她的脸上。
2
进城的第三年，妈妈的买房计划终于提上了日程。当时，她手里握着3万元现金，和爸爸一起把“老站”的二手楼房看了个遍，价比三家、讨价还价、精明地算计着。
然而，就在交定金之前，爸爸收到了奶奶的传呼，说老叔要结婚了。爸爸是家里的长子，13岁的时候就没了父亲，那时老叔才两岁。
“我不能不管，他得娶媳妇。”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烟头，爸爸低着头，妈妈的眼眶又红又肿。
最终，没交出去的定金成了老叔迎娶婶婶的彩礼。买房计划落空了，妈妈很失落，爸爸为了哄她，我们就从“老站”搬去另一个棚户区住。那个新房子有个院子，屋子大了一倍，窗子也大了一倍，租金亦然。
同年，二姨家和老姨家相继在通化买房，从此告别棚户区，“上了楼”。随之而来的还有“连桥（连襟）三人组”的散伙——我的两个姨夫受不了爸爸“多事儿”，他接连两次把应该到手的钱搞飞了。
第一次“白干”，缘于东家爷俩意见相左。装修的房子是儿子的婚房，但监工督工的是老子。工程干到一半儿，儿子来“视察”，爷俩因吊顶的形状争论起来。老子要圆吊，儿子要方吊，各说各的理，从审美一直吵到风水。二姨夫、老姨夫见状，悄悄摸出门点了根烟，爸爸却在里面看了人家爷俩吵架的全程。最后，他忍无可忍，对着那个儿子一通教育：“有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老师怎么教的你？书都白读了！”
等二姨夫和老姨夫闻声跑进来的时候，少东家已经指爸爸的鼻子开骂了：“你个出苦力的，轮到你对我指手画脚了？你算老几啊，你还想教育我？你给我滚出去，这活不用你们干了！”
爸爸气得眼睛通红，还想再教育，却被老姨夫拉出了门外。后来，连儿子带老子，都不接爸爸的电话了，工钱自然一分也没结到。
爸爸在家窝了一周的火，还没少被妈妈数落。好在，姨父他们紧跟着接了一个饭店包工包料的“大活”，妈妈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点儿。
饭店等着开业，工期紧张，二姨夫雇了一个不满20岁的力工一起抢活。小伙子刚入行，下料出了错，十余张板子废掉了。按照行规，这料钱铁定得他来赔，二姨夫提出用工钱抵料钱，小伙子眼泪巴巴地默认了，可爸爸偏偏跳了出来：“说到底他还是个孩子，这么个扣法，他得干到啥时候？我看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谁家孩子还没犯过错？”
二姨夫盯着爸爸，铁青着脸，一言未发。
“连桥三人组”散伙后，这个小伙子找到爸爸，要拜他为师。爸爸很高兴，大嘴一张，要和徒弟五五分账——当时，行内学徒的工钱极少，有的在出师之前甚至没钱拿——因为这事，爸爸在通化的装修行里得了个“王二五”的名号。妈妈气急败坏地跟我抱怨：“你爸就是个‘正坟不哭，哭乱坟岗’的主儿！”
1997年，通化的新火车站建成了，仍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建筑翻新了。站顶矗立的时钟指针采用了夜明设计，一时间引起热议，同学们纷纷赶在晚上去站前广场望上一望。老师顺势布置了命题作文《参观通化市火车站》，并告知大家要用这篇作业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
我向爸爸开口求援，正和妈妈冷战的爸爸没有立即表态，第二天，他一个人去火车站参观了一番，回来就写了一篇样稿让我参考。我没有重写，而是直接将爸爸写的稿子交了上去。几个月后，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作文奖项，收获了同学们羡慕的眼光。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穷”的概念第一次入了我的心。
这年冬天，我带同学回家写作业，第二天的班会上，老师让每个人分享一个故事或者一点心得体会，那个同学哽咽着描述了我家的简陋，最后发表感想：“农村来的孩子真不容易啊，那么穷还那么努力，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
此前，没有住过楼房的我并不知道我家住的棚户区和同学家的楼房区别在哪儿。可这次班会之后，我就莫名成了班里“人穷志远”的典范，老师隔三差五就把我拿出来教育别人。
到了1998年春节，我家却俨然已经成了老家人眼中的“富户”。我们“荣归故里”，妈妈如愿穿上了带毛领的皮大衣，爸爸也穿了一件。
爸妈将在通化路边买的葡萄酒分发给亲戚，说是“通化名酒”。其实，通化出名的那一款“老红梅”葡萄酒不是塑料桶装的，是玻璃瓶装的，一箱6瓶，售价120块。一开始，爸爸想买“老红梅”带回来，妈妈冷着脸说：“你都还没喝过，凭什么给别人买？”于是他们出了店门，在路边花120块买了15桶不知名的酒。
与熟人寒暄中，妈妈的大毛领在寒风中飘起几个层次，配得上她的容貌，村里的女人们看妈妈的眼神，亦如当初妈妈看二姨一样。可没人知道，我在学校里是“穷”的代名词，包括爸妈。
这次回来，妈妈决定将农村的老屋卖掉，她谈好了价，6000块，找担保人按了手印。
除了爸爸的一箱子书，老屋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他从一堆书中翻出了自己的小说手稿，已经被老鼠啃得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爸爸低着头，划了一根火柴，把书稿烧了，他嗓子眼里流一句话：“没退路了……”
离开时，一群乡亲送我们至村口，十分不舍地问何时再回来，几个爸爸曾经的学生，眼眶红红地喊他“王老师”。
等我们回到通化的出租屋里，生活又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因多日未生火，自来水管上冻了，爸爸把东西一放，屁股都没落下就去生火。
妈妈坐在炕上，第一件事就是翻兜数卖房款。印象中，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数钱，仿佛数着数着，钞票就能多出几张一样。然而那天，她数完，发现钱少了20张，顿时脸色惨白，又将她的皮大衣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小刀划过的口子，于是她喊住了一直在忙活的爸爸。
妈妈觉得，这钱肯定不是在火车上丢的，应该是被村里的熟人偷了，还把自己见过的人都咂摸了一遍。最终，爸爸说：“别瞎猜了，我拿的。”
妈妈的眼顿时瞪得浑圆，盯着爸爸要拼命，我吓得上下牙一直打颤。可爸爸平静地说：“孙晓峰上大学了，学费拖了一学期都还没交。我好歹教过他一场，他天天喊我老师，我……”
爸爸的话还没说完，妈妈就怒吼道：“你以为你救世主啊？孙晓峰他家孤儿寡母的，哪辈子能还上这两千块钱？你*****了你敢借他？！”
爸爸低着头，声音极弱：“不是借的，我给他的。”
此话一出，妈妈猛然抓起皮大衣扔到爸爸头上：“老师、老师，人家叫你声‘老师’你就把自己当圣人了！你睁开眼看看自己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她二姨她老姨都‘上楼’了，就咱家还住在这窝棚里，你顾这个顾那个，你怎么不想想我们娘俩？我们就活该跟着你吃苦受冻吗？”
妈妈一边说一边哭，眼泪比爸爸刚缓开的自来水流得更顺畅。
3
2000年，我小学毕业了，我们住的棚户区也拆迁了，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了一整个夏天，很多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我家窗前的视野一下子就敞亮了起来。
这时候，3万块钱已经买不到二手旧楼房了，但近在咫尺的拆迁让妈妈看到了希望，她找房东几番谈判，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买下了这套我们租了好几年的平房。
爸爸在通化装修行业已是小有名气的木匠，有了自己的家，他将浑身的本事都拿了出来，把平房彻底地装修了一遍。
我在“新家”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平整的地板、洁白的马桶、宽敞的客厅以及我的独立卧室……这一切跟二姨、老姨家的楼房并无差别。唯有厨房里的火炉子，还是旧时的样子，看起来与“新家”格格不入。
院子也被爸爸收拾了一番，全都铺上了地砖，还架了一组葡萄架，弄了石桌石凳，甚至准备了象棋。爸爸对我说：“周末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带几个同学回来杀几盘。”而我自那次带同学回来做作业之后，就再没带过任何一个同学回过家。
经爸爸这么一捯饬，我家俨然成了棚户区里的“豪宅”。妈妈脸上有光，总是说，如果动迁，我家肯定拿的补偿最多。
我上了初中后，成绩一路开挂，班主任对我极好，爸爸很感激老师对我的栽培，于是亲手做了根磨得极为光滑的木质教鞭，让我送给老师。
我握着教鞭出了门，心里却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我没忍心告诉爸爸，如今的老师都用多媒体教学了，已经没人用教鞭。那根教鞭终究没能跟我进校园，我也不好将它藏在家里，只得无奈地扔进了垃圾桶。
在通化生活的第十年，二姨家盘下了一个铝合金加工厂，转行干门窗加工。二姨夫从老家雇来十余个年轻“学徒”，用低价的劳动力成本拉大了利润空间，当年他家就换了大房子。
姥姥姥爷也从农村来到通化，在二姨的厂子里负责看房、做饭。姥爷嗜酒，3个女婿中唯一能陪酒的就是爸爸。那时候，家人们已经舍得开上一箱“老红梅”了，但姥爷却不喜欢这红色的东西，只对白的感兴趣。
赶上过节，全家十几口人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做一桌子的菜。爸爸陪姥爷开一瓶“竹叶青”，姥爷喝到兴头上，起身走下桌，来了一段二人转。爸爸应和着喊上了几嗓，调却跑到了铁岭老家，逗得一屋子人前仰后合。
然而，这跑调的曲子不知道触到了姥爷的哪个神经，他立在爸爸写的一幅字面前，斜眼瞥着爸爸，冷言冷语地问：“这你写的字啊？”
爸爸完全没看出姥爷脸色有变，有点卖弄似地回应：“一半是右手写的，一半是左手写的。”
爸爸的书法的确好，早年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干农活伤了右手手腕，便用左手写了一个月的板书，也练就了左右手写字看不出差异的本事。还在农村时，每逢过年，村里家家户户都求爸爸写春联。他有点儿小骄傲，等着姥爷夸，哪成想姥爷调门儿又起，二人转换了词：“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那一晚，我记不清爸爸是如何化解的尴尬，也忘了最后是如何散的场。我只记得人走后，爸爸将挂在墙上的那幅字撤下来，拆了框子后，撕得粉碎……
多年后，我问过妈妈，当初喜欢爸爸什么。妈妈坦言，说那时觉得爸爸有文化，有种谦谦君子的感觉，姥爷当年也很欣赏他这点。
但离开讲台后，“有文化”在出苦力的打工市场里又有几分用处呢？随着二姨家、老姨家的“越过越有”，住在棚户区的爸爸逐渐不再被姥爷欣赏，甚至还被瞧不起。姥爷每每溜上几口小酒，总要贬损他一番。
4
2003年，我考上了通化市最好的高中，因为学校比较远，且在山上，我就选择了住校——这算是我迈出棚户区的起点。
高中课程安排得特别紧，周末只休半天，有时我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和爸妈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一个周末，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进了家门，锅里炖的鸡汤正香气四溢。之前，妈妈总说读高中耗脑，所以我每次回家，她都炖汤给我补。然而这次鸡汤的香气里还有一股浓重的中草药味儿，我警觉地冲进爸妈的卧室，发现爸爸躺在床上，脚肿得老高。
我这才知道，半个月前，爸爸在一次吊棚时摔了下来，右脚粉碎性骨折。我发疯似的冲他们嚷：“都这样了为什么不住院？靠土方子万一耽误了治不好怎么办！”
爸妈轻描淡写地圆了过去，之后就没人接我的话。因为不想上交分到手的耕地，爸妈的户口仍在铁岭农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医保，后来才弄明白，爸爸在城里干装修，都是私人的活，没有“单位”，更重要的是，爸爸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哪舍得自费去医院？
那一年，电视剧《刘老根》大火，“药匣子”给通化的“万通筋骨片”做的广告在各大电视台轮播。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借此给爸爸打电话，夸通化的药好，之后爸爸便把一包一包的药往老家寄，从没要过一分钱，可他自己却靠土方子治病。
我眼里含着泪，不顾爸爸的一再反对，硬是亲手给他喂了一碗鸡汤。爸爸一边喝一边跟我说，老家的学校上个月给了一次政策，好几个在岗的代课老师转正了。
我想，我大概知道了爸爸是怎么摔下来的了……
2006年，我考上了大连的一所大学，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通化。
也许是穷怕了，一上大学的我就开始疯狂赚钱，做家教、卖电话卡，后来干“外联”干出了名气，干脆给各个校园组织拉活动赞助，然后对缝儿抽提成。很快，我成了学校里知名的“富婆”，不仅自己能交得起学费，手里还有一笔“不菲”的存款。
为了赚钱，长假我也不怎么回家，通化离我越来越远了。
2008年暑假，我回家的时候都快认不出地方了——过去的院子没了，盖了满院子的板房，只在大门和房门之间留了一条两人宽的窄道。爸爸拎着我的行李箱走进屋，大白天的屋子里竟像晚上六七点那么昏暗。爸妈都说已经习惯了，可我却受不了，问他们为什么要把院子盖满，遮得屋里一点儿光不透。
妈妈十分兴奋，说上头有政策了，“棚改”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盼了这么多年的拆迁，总算有眉目了。她听说，盖上板房就算没产权也可以“两平换一平”，可以多得不少补偿。
这么多年过去了，来量尺的人去了一波又一波，我家的房子仍在这里一动未动。二姨家在铁道边投资的一个平房倒是先拆迁了，给了两套房，还拿了不少现金。如今，她已经在通化最好的小区买了更大的房子。
说到这些时，妈妈的眼里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希望。她对我说：“等动迁了，我和你爸就留一套房子住，其他的动迁款都给你，给你在大连买房子。”
我笑得不行，连连说好。这些年，拆迁在我们家已经成了“狼来了”的故事，我不想打击妈妈，只默默起身将家里的灯全都打开，方才觉得胸口压着的一口气喘了上来。
这次假期里，我偶尔和同学相聚，在通化的街头一走，才发现这一次妈妈的期待不是空穴来风——整个通化好像都在搞建设，大兴土木盖楼盘，连我们高中半山腰的一大片平房都拆了。
听说，曾经的城乡结合部江南开了大型商场“欧亚”，吸引了众多品牌入驻。那天，我带着好奇心前去，竟意外发现，曾经的郊区已经高楼林立，成片成片的豪华小区散落着，有种欧洲小镇的高级感。
晚上，我回到自家所在的棚户区，一种被发展的城市抛弃的孤寂感油然而生。
闲谈中，我和爸妈提起如今的江南有多漂亮。爸爸说，他近半年装的房子都在那边，“通化的有钱人基本都去那边安家了”。妈妈忽然插话：“对，你二姨家的新房子就买在那里！”
我默默喝下一口水，心想：我们家和二姨家的发展差距，一如江南和这片棚户区。
5
2011年，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自从通化的棚户区大面积拆迁后，大家都以为我家这一片拆迁也是早晚的事，可直到此时，还是没有动静。妈妈的身体大不如前，因为屋子里常年不见光，阴凉，她才四十多岁就有了“老寒腿”，气管也不好，总是咳个不停。
这一片区域仿佛被人遗忘，供电线路缺少维修，家里的灯一跳一跳的，有时开关处还冒火星，“呲呲”地响。我提出让爸妈买套房子，他们不同意，说等了这么多年，“现在搬走，不是傻吗？”我说房子不卖，放在这，另买一套楼房去住。
妈妈说：“拿啥买？现在房子都好几十万一套了，不卖这房子，没钱买。”
见她态度坚决，我不得已撒谎，说自己有对象了，这样的环境，我没法把人往回领：“钱你们有多少出多少，剩下的我来出。”
妈妈是个好面子的人，我的理由戳到了她的痛处，她终于松了口。于是，我将读大学时攒的钱尽数给了他们。第二年，爸妈就搬进了楼房——当然，他们买不起江南的房子，只是在“老站”的普通小区买了套两居室，总算结束了没有集体供暖的日子。
3年前，老家那边传来消息，说国家给代课老师出了政策，代课多少年就算多少年教师工龄，退休的时候“有说法”。爸爸听说后高兴得不行，他10年的任教生涯总算得到了认可，但退休具体可以领到多少钱，他身边还没有人领过，一时也无从参考。
一晃眼，爸爸离开讲台在通化打工已经26年了，他去过的工地几乎遍布通化每一个小区，脑袋堪称“通化的活地图”。他见证了这座城市26年来的变化，却依旧不是这座城市的在籍公民。
因为医保关系不在此，爸妈几乎不看病，也不体检。我离家远，照顾也不周。2020年秋天，爸爸忽然失聪了，不得不去医院，医生怀疑是突发性耳聋，让他住院做理疗，妈妈连比划带打字传话，可爸爸拉上妈妈就走，说啥也不住院。
几天后，爸爸的听力仍不见恢复，妈妈害怕了，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即给他们订了当晚来大连的票，之后和先生强拉硬拽带爸爸做了系统检查。
爸爸的脑袋里长了脑膜瘤，医生推测，至少有8年了，已经压迫了神经。爸爸听不见，我瞒着他安排了手术，妈妈哭红了眼，一直问我得花多少钱。
我哄她，说“新农合”报销比例很高，且铁岭和大连同省，办起来方便，“钱的事儿不用担心”。而实际上，“新农合”在市级以上医院的报销比例很低，异地就医还要再折损一番。像脑膜瘤这样的神经外科手术，手术近一半的费用系材料费，不在报销范围内，这意味着自费部分相当高。
爸爸一直到出院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精神压力小，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提出让他们在大连多休养一段时间，可爸妈却怎么也不同意，我只能在爸爸出院一周后，开车送他们回通化。
一路上，一个接一个的隧道勾起了儿时的回忆，我来了兴致，过一个数一个，竟然数出了37个隧道。妈妈说，通化的高铁站建设项目已经提上日程了，通车以后，我就不用再开6个多小时的车回家了。
车子过了高速收费站，驶入通化城区时天色已晚。我顺着滨江路往家开，岸上华灯初上，水中五彩聚集，忽而，江面的水柱一跃而起，在大气磅礴的音乐中翩翩起舞。
爸爸骄傲地说，通化这个音乐喷泉建成好几年了，到现在也还算得上“东北之最”。他用了26年，爱上了小城通化。
我也不禁感慨：“这些年，通化真是越来越美了。”
6
车子进入“老站”后，路灯明显变暗了许多，与滨江路上的繁华判若两城。这一点倒是和从前一样。
进了家门，我发现爸妈住的房子仍然锃明瓦亮。他们“上楼”9年了，老房子所在的那片棚户区还是没有拆，听妈妈说，那里已经断水断电，没有住户了，爸爸闲时会把工具放置在那里，当个仓房用。我查了政策，发现大面积棚户区改造到2020年已经结束了，这片被遗漏的“废墟”，大概是不会有人动了。
到家后，爸爸异常兴奋，不停地给我介绍他新淘到的“古玩”。我见他心情好，便告诉了他手术的实情，因为我怕他心里没数，过几天又去打工。
爸爸愣住了，显然是被吓到了，但只是一瞬间，然后开口第一句竟是：“联系一下铁岭那边，我现在有老师身份啊，做这么大手术，学校是不是有说法？能给报点儿吧？”
我不好否定他，只好顺着他的话说：“应该是能的，等我问问在县里上班的发小。”之后，我顺势跟他提出来，一把年纪了，别再干装修了，“退休吧”。
爸爸的头摇成了拨浪鼓，“那哪行？我都干了26年了，老多东家都换了新房了，他们信不着别人，那我还能不给整吗？”
我笑着劝他等过了年再说，毕竟医生叮嘱了，术后半年才能大幅度活动。爸爸无法接受，问我：“那这半年我咋整？不得待废了吗？”我让他带我妈回老家转转，“你不是一直想回去吗？”
爸爸沉默了，显然在认真思考。几分钟后，他神色黯然地说：“不回了。老家都没什么亲戚了，我的学生也都进城了。现在那儿都没有通化认识的人多，我就在这待着吧。”
见爸爸有些失落，我便告诉他一些好消息：我已经在做试管了，预计过了年就能怀上了——我结婚5年了，爸爸几乎每天盼着我肚子有动静。一听这话，他果然马上来了精神头。
见有效果，我接着说：“爸，把你那毛笔字啊国学啊什么的，捡一捡吧，将来带孩子，我还是得指望你。毕竟你是老师，你有经验。”
这话使爸爸的心理获得了更大的满足。几天前，我收到了妈妈发来的小视频，视频中的爸爸手握毛笔，神采飞扬地在报纸上挥毫泼墨，似乎无比期待着“新学生”的到来。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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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林涛快30年了。
1992年初夏，报社举办“文学爱好者联谊会”。一群常在副刊版面发稿的人，大都互相读过作品识得名字却不识本尊，有这么一个以文会友的机会，都挺高兴的，呼啦啦来了三四十人。
林涛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是我们这些人里发表诗歌最多的。我不懂诗，没觉出他诗有多好，只觉得他的文字算是激情洋溢，若人如其文，他应该是潇洒俊逸、神采飞扬的。因此，当“我叫林涛”从角落里一个身材瘦小、衣着土气、神情木讷的人嘴里说出来时，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现场发出了一声声轻呼，大概也都觉得这个人和他的文字反差太大。
林涛似是被此起彼伏的“哇”、“呀”、“啊”吓到了，面红耳赤地僵站着说不下去了。编辑部的陈主任赶紧圆场：“都久仰大名了是吧？林涛是咱们骨干作者中最勤奋的一位，每周都投稿三四篇。他家在农村，繁重的劳作之余还笔耕不辍，精神可嘉……”
我默算了一下，每周一期的副刊，他大约一个月能发表一首诗歌，那这一首就是十多首里选出来的呀，他得多付出多少心血呀！我就是农村长大的，知道在农村坚持创作有多不容易，不仅繁重的劳作会消磨诗情画意，而且农村人干文人的活儿，多少会面对些冷嘲热讽。林涛能一边种地一边笔耕不辍，真不是一般人。单凭这份执着，我心中的敬佩就如滔滔江水，立马高看他一眼。
陈主任话音一落，林涛的脸更红了，嗫嚅道：“屯子人……不会说话，见、见笑了！”说完还抱拳环顾四周，咧嘴笑了，脸上的法令纹和鱼尾纹看起来应该年已不惑。大家纷纷夸他：“林哥的诗写得不错！”“林哥这是天天都在写呀！”“林哥可真有毅力！”这一夸，已经坐下去的林涛又站起来了，有点着急的样子：“别、别都管我叫哥啊！我62年的，刚刚三十。你们、你们有的人看着都像四十了，咋还管我叫哥呢？！”
哄堂大笑中，有人嘀咕：“这农民老哥太可爱了！”
座谈之后，还有郊游、聚餐、舞会。客车把一大帮男男女女从报社会议室拉到一处山清水秀的度假村，大家这一群那一伙地分散开来，照相的、散步的、打牌的、划船的、遮阳伞下高谈阔论的，各找对脾气的人凑堆儿，却没有人搭理林涛。林涛一个人东张西望地走来走去，路过我们这伙湖边照相的人时，我开着玩笑招呼他：“林哥来照个相吧，能跟著名诗人合影是我们的荣幸呢。”
他笑得挺腼腆，似乎很高兴我叫他著名诗人，又不好意思站在几个女士中间：“我不照。我站进去，不成了左拉笔下的陪衬人了吗？”
即便是文友聚会，面貌老成、神情憨傻的林涛说出“左拉”，还是有点违和感，有人轻笑：“呵，他还知道左拉！”
以貌取人的轻蔑让我不舒服，怕林涛听见，我赶紧大声开玩笑：“林哥你也太谦虚了，我们一帮女生给你做陪衬人，你就是绿叶中的红花呀！”
他哈哈大笑，凑近了说：“这度假村有啥可照的？俺屯后河套比这好看老鼻子了！以后你们有机会去俺屯照去！到时候我给你们当红花！”
他到底扭捏着没跟我们合影，只看着我们照。有人把相机递给他让他帮忙给大家拍合照，他又急忙向后躲：“我哪会这个！”人家说简单，要教他，他拼命摆手：“不行不行，这么贵的东西我可不敢碰！”
但他也一直没有走开，围前绕后地跟我搭话，说我发表的文章都“认真拜读”了，为了让我相信他真的读过，还特意说了题目和内容，说得我挺感动。他还咨询了几个儿科方面的问题，看来刚才是认真听过我的自我介绍，知道我是护士。我见他神情语气很是拘谨，有意跟他拉近距离：“林哥你家哪村的呀？我老家也是农村的，说不定还是乡邻呢。”
他报了地名，果真跟我老家离得不远，两村相距有30里，分属两个乡。他有点喜出望外：“原来你也是农村人呀？还真看不出来。”
有人调侃：“人家是农村里飞出的金凤凰，早不是农村人了。”
“那是，那是！”他点头如鸡啄米，“今天来开会的都是城里人，就我一个土老帽儿。”
2
那次聚会后不久，林涛有一天忽然出现在护士站，手里拎着一袋小樱桃，说是自家树上结的，让我尝尝鲜。我不好意思要他的东西，说你留着自己吃吧，他又涨红了脸：“你不收是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呗，不想做朋友那我都没法开口求你了。”
原来，他8岁的儿子急性肾炎，要住院，却没有床位。我赶紧跑前跑后帮他安排。
林涛媳妇高出他有半个头，长得挺好看，就是愁苦着脸，也挺显老。林涛介绍说我是“文友”时，她并没有因为有求于我就跟我客气，而是斜睨我一眼，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办住院手续时要1000元押金，夫妻俩面露难色，住院处同事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可以当押金使，林涛媳妇才淡淡地跟我道了谢：“那给你添麻烦了啊！”
3天之后，我又去看孩子，病情已经趋于稳定，林涛不在，他媳妇说他去报社送稿子了，这两天趴窗台上写的。
“他儿子眼皮还肿着，浑身没劲儿总喊难受，他还有心思写诗，你说他是不是魔怔了？”她愤愤地问我，“你们这些‘湿人’‘干人’的，有像他这样魔怔的吗？”
“你跟他恋爱的时候，他不写吗？”我估计，孩子都这么大了，他俩成亲得是十来年来了，80年代初期爱好文学是很荣耀的事，说不定她是冲着他能写才嫁给他的。
“咋不写？我那时候鬼迷心窍呗，相亲时他拿着一张破报纸就把我给糊弄了，还以为他多了不起呢！狗屁！”
林涛是踩着“狗屁”进来的，进来就骂他媳妇：“一天到晚跟人埋汰我，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没病能嫁给你！”
眼瞅着俩人要掐起来，我赶紧打岔：“可得把孩子看好了呀，这病得绝对卧床休息。”
他媳妇说：“我自己就能看孩子，他非得也陪着，家里的地都撂荒了，我心里的草比地里的草都高，人家可倒好，还他妈搁这儿湿啊干的呢！”
林涛说：“我回去拔地里的草，心里不长草啊，看不着儿子我不慌？”
“守着儿子你能干啥啊？喂吃喂喝，接屎接尿，你干过一回吗？撅着屁股写诗不够给我们娘俩儿添堵呢！”
“好不容易进城了离报社近了，我不得抓空儿带点作品过去请教请教啊？娘儿们家家的你懂个啥？整天嫌我写诗，我不写诗，城里人儿谁认识我啊？能有人帮咱儿子看病吗？”
“你他妈有那写诗的时间管管儿子，他也不至于我走了一天就睡凉炕！大夫都说了，着凉就爱得肾病！”
病床上的小男孩可怜巴巴地哭了，我尴尬死了，没打招呼就赶紧溜了。身后林涛还在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不够让人家笑话的呢！”
下午，林涛追到我们科说：“让你见笑了不好意思啊。你是不知道呀，我一天到晚内外交困啊。死老娘们儿搞对象的时候还挺支持我，结婚有孩子了就不是她了。屯子里那些人也是一张张狗嘴，见儿天挖苦我就算了，还跑她跟前儿撮火儿。”
这种半生不熟的关系，我也不好说啥，只好敷衍：“你真是不容易呀。”
“上午我去报社，你知道编辑部陈主任跟我说啥吗？”
“说啥？”
“等你下班我请你喝顿酒吧，我得谢谢你啊，酒桌上咱俩再说。”
“林哥不用客气。今晚我爱人有事儿，我得看孩子。”我断然拒绝，心想，你儿子住院都没钱，你拿什么请酒？再说，我跟你一男一女坐一块儿喝酒，不让人误会吗？
仿佛看穿了我的心理活动，他说：“也不请大鱼大肉，花不了几个钱儿，咱再把陈主任叫上，上午没说上几句话，我还想问问他咋就不让我写了呢？”
我心里好奇，一直鼓励文学爱好者坚持写作的陈主任咋不让他写了？
恰好护士长过来问我：“你今晚加个夜班行吗？小王孩子发烧来不了了。”
我说：“行。”
一旁的林涛不乐意了：“你看你喝酒不行加班就行了，不用看孩子了？纯粹是不给我面子。”
我没好气儿地回他：“这是工作呀，同事的孩子病了我总不能不帮忙吧？”
“你的意思喝酒不是正事儿呗？”他还心有不甘地试图劝服我，“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不是正事儿？”
我哭笑不得，心想不怪他媳妇骂他，借口要忙工作，扔下他转身走了。
晚上，我正坐在护士站看书，林涛又来了，明显喝高了，大着舌头说：“陈主任我俩喝透了也聊透了，我这心里敞亮多啦。”
原来，林涛上午就在报社刨根问底，非让陈主任把话说明白。陈主任不得不告诉他，纯粹是看他写得太勤奋太不容易了，投稿多到不发都不忍心了才给他发表的，但是改稿编辑有意见，他实在不好总逼着下属给他改稿。林涛备受打击，当晚死乞白赖堵在报社门口，把陈主任拽到酒桌上，非要拜师学写诗。陈主任就说他的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写新闻稿“绰绰有余”，实在是不该写诗歌，“写诗写得再好能咋？写新闻写好了说不定能写出头”。
“醍醐灌顶呀！”林涛说他以后不写诗了，他要改条道儿走走。
林涛坐了老半天还不走，一直跟我叙述他的创作之路。我刚开始还出于礼貌耐着性子听，嗯嗯啊啊地应付，后来根本听不进去，心里一直转着念头想撵他走，琢磨着怎么开口能不伤他自尊，好在急诊电话打进来，让准备接收新病人，我才借坡下驴：“林哥你看我这来病人了，你快回你儿子的病房去吧。”
没想到他居然说：“老妹儿你忙你的呗，我在这坐着不碍你的事儿，我等你。”
小酒一喝，我都成他“老妹儿”了。我心里那个气啊，怎么会有如此不识趣儿的人！
等我在病房忙活完回到护士站，林涛脑袋仰靠在椅背上已经睡着了，张着大嘴，呼噜打得震天响，我扒拉半天才把他弄醒，他懵懵地擦了擦嘴角的哈喇子，问：“你忙完了老妹儿？那咱俩接着聊。”
我黑着脸说：“我累了，你再不回儿科，人家清房后锁上走廊门你就回不去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舌头依然是僵的，边走边嘟囔了一句：“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
他刚才倒是说过，自己参加过好几个杂志社的“文学函授班”，有很多“同学”，全国各地都有他的“笔友”——这也算是“相识满天下”吧。
3
林涛果然不写诗了，副刊版面上他的名字由每月出现一次变成了两三个月偶见一回，写的也是散文、小小说啥的。新闻版面上倒是频频见他发稿，全是望山乡的活动通讯——望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乡政府所在地，离他的村子6里地，据说他经常骑自行车去乡政府“采访”，很受乡干部的欢迎。
初冬，林涛来给我送他儿子的住院费——那笔账始终挂在我的名下，年末再不交医院就要扣我的工资了，我不得不给他写了封催款信。还好，他没赖账，不仅来了，还扛了一个大麻袋，里面一半土豆一半白菜。推拒不掉，又拿不动，我不得不叫来老公往家搬。
正是中午临近下班，两个大男人在我介绍下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林涛并没有告辞的意思，大家站在那就比较尴尬。老公用征询的眼神望着我：“那，咱请林哥喝个酒？”
林涛居然笑着说：“你看，我不正等着你说这句话呢吗？”
老公没想到林涛竟然这么“实在”，立即变卦，对我说：“我还得往家送菜呢，我也不会喝酒，又不懂文学，干脆你叫上几个文友来陪林哥吧？”
我知道他一向懒得应酬，赶紧给他找台阶下：“走吧你，咱俩总得有一个人管孩子。”
林涛却拼命挽留他，仿佛他是主人，我老公是客。老公只得虚与委蛇：“哪天再来我请你去家里喝吧。”
我找了几个正要下班的文友，都是林涛在“文学爱好者”联谊会上见过的。饭桌上，林涛开始依然有点拘谨，一再举杯感谢我“瞧得起他”，感谢文友们也没把他“当外人”。酒至半酣，他的拘谨就不见了，嗓门也大了，说话也没深没浅了。席间，他忽然问我：“这顿火锅还不得一百多块钱啊？你说说，我给你拿这点土豆白菜的，多贵！老妹儿你这不是赔了吗？”
我没接上茬，文友老张逗他：“一百多能下来么？得两百多！你这可是金土豆银白菜啊！”
林涛随即又“将”了张哥一军：“那明天我给你也拿点土豆白菜，你请不请我？嫌不嫌贵？”
老张尬笑：“账不是这么算的，情谊无价嘛！是不是？我请你喝顿酒还算事儿吗？还要你拿东西来？”
林涛说：“好咧，今晚我不走了，就看你请不请我吧！”
老张豪气冲天，当即就把服务员叫来订下了晚上的包间，结果林涛又说：“你以为我土老帽儿不知道城里的猫儿腻呢？你一个办公室主任，请客不用自己掏钱当然不心疼，我老妹儿请我可是自己花钱的！”
老张气得爆了粗口：“今晚上你看着，我要是拿发票我他妈就是王八犊子！”
林涛立即说：“老弟儿你这咋还开不起玩笑呢？不说不笑不热闹，你咋听不出来我是开玩笑？”
老张笑：“你这憨厚老实的面相真能迷惑人，林哥啊，你可不是个老实人！”
那天晚上，我借口看孩子没再参加聚会，老张后来给我打电话描述了当晚的情形，说他又找了几个人，林涛因为中午的酒还没醒透，自来熟得厉害，称兄道弟呼姐唤妹，到最后酒局变成了作品朗诵会，群情振奋，真正达到了以文会友的目的，尽兴而归。喝醉了的林涛没地方去，最后还住在了他家，吐了客房一地。
不久，望山乡乡政府的吉普车进城，林涛给那两顿酒局上认识的文友们都捎了土豆白菜，还让司机捎了句话：“瓜子不饱是人（仁）心。”
文友们都领会了情谊无价的意思，收到这“纯绿色食品”的王姐，还让司机等了一会儿，特意回家去取了件还挂着商标的男士羊毛衫给林涛捎回去。她老公身形和林涛差不多，别人送的衣服也穿不完，正好做了回礼。
之后，林涛差不多每年都进城两三次，每次都去文友单位“坐坐”，坐到了临近下班，被访者就张罗中午的酒局，然后晚上另一个文友再请。基本上两顿酒下来，林涛就醉得不成样子，每次都是去老张家“借宿”。老张很被动地成为了与林涛又能“互褒”又能“互贬”的挚友。
后来，每年都是老张挨个通知文友们：“老林捎东西来了啊，在我单位呢，过来取吧。”
夏秋是蔬菜瓜果，冬天是冻豆腐冻鱼。林涛家临湖，农耕笔耕之余，也打鱼摸虾。后来他当上了村长，村民们送礼的多，他给我们的东西越发丰富起来。
来来往往间，林涛在城里相熟的文友越来越多，囊括了各行各业。偶尔他求谁办点事，举手之劳的，大家就帮帮他。估计在村里人眼里，他的能耐越发的大了。
1997年冬天，林涛忽然亲自给我“送礼”来了，一个明显戴过的女式金戒指。我心里诧异，咋突然改了画风，送这么贵重的礼物？他不紧不慢开了口：“老妹儿呀，这次我可要办件大事了。”
原来，他的“文笔”被上级领导相中了，要给他安排工作，需要一份“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疾病诊断。我诚恳地跟他说：“不是我不想帮你，你也知道我一个护士没有诊断权。若去求医生，人家谁敢冒着丢工作的风险开假诊断呢？”
林涛失望而归，但是不久他就打来电话，兴高采烈地说：“老妹儿啊，你不帮我，我也整成了，我现在是乡政府宣传干事了，正式落编的，跟你一样挣工资、铁饭碗！”
我附和了一番，夸他文章写得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对自己没能帮上他表达了歉意。他很大度地说：“没事儿，就凭你林哥我，啥事儿办不成啊，你不帮还有别人帮！看着吧，我早晚出头！”
我说：“陈主任真是你的贵人呢，他点拨得很对，写新闻确实比写诗容易出头。”
他又让我“看着吧”：“我早晚还会捡起来诗歌，新闻稿只是我的跳板，写诗才是我的正道！”
4
成了乡干部之后，林涛进城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还在他们乡发展了两位农民作协会员，成立了“市作家协会望山分会”，自任分会长，号称他们是望山乡镇文学阵地的“三驾马车”，油印了诗歌报四处分发，搞得比市作协还风生水起。
林涛在望山乡知名度越来越高，他常带着两个“手下”来参加作协活动和文友的聚会。他自戴了“作家”“诗人”的桂冠，原来的“农民作家”“农民诗人”里的“农民”俩字就被去掉了。
等有了手机，他每次来都给我打电话，我张罗酒局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王姐每次也都参加酒局，见林涛穿戴还是跟在村里一样土里土气，就经常送给他衣服，有时是新的，有时是她老公淘汰不穿的，那些价格昂贵的衣裤，林涛都穿得美滋滋的。衣服档次提高了，他照旧还是土里土气的气质。
转眼到了2005年，林涛的一个“手下”来医院看病，找我帮忙。临走时，他诚恳地说：“你以后别再请老林喝酒了，你要是和王姐关系好，也告诉她别送衣服了。”
我问为啥，他道：
“他跟我俩显摆，说你和王姐都对他有意思，他怕破坏你俩的家庭，假装不知道。我俩私下里都笑话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样儿，曲解人家的好心肠，还以为天鹅能看上癞蛤蟆……
“跟我俩说说也就罢了，我们都知道你和王姐是重情重谊的大方人。要是他跟别人也说，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咋地呢，犯不上给他败坏你们名声的口实是不是？
“他自从‘农转非’成了国家干部，就飘到天上了，以为自己多有章程呢，那家伙，魅力老大了，就连男文友请他喝酒，都说是因为他写东西厉害、人家佩服他。在乡里到处吹牛，谁都知道他在城里朋友多，门路广……”
我气得要命，王姐知道后想打电话骂他。我说算了，咱知道他是啥样人儿以后不搭理他就完了。真跟他对质，把好心提醒咱的文友都卖了。
以后，林涛再捎东西来，我和王姐都不拿了，他进城的时候谁请他，我俩也不参加了，他再来医院找我，无论是带人看病还是专程看我，我都表现得十分冷淡，一旦到了饭点儿他还没有走的意思，我就宣称下班有事儿扔下他回家。
随着时代变迁，爱好文学慢慢变成了一件挺不好意思的事情，以前的文友们都心照不宣地避“文学”而不谈，只有林涛，一进城就跟大家炫耀他又在哪里发表作品了、几本诗集都集结成册、只是缺钱发表云云。他的“文学成就”越来越大，“天生我材必有用”成了他的口头禅，据说他多次宣称乡政府就要“重用”他了，但年复一年，仍然还是宣传干事。
请来请去的大家发现，林涛进城从来都是要吃请的，虽说很多人都是被他一到饭点儿就前来探班的做派逼不得已地请客，但毕竟也是请他了，可他却从不回请。偶然有文友下乡去到他那里，他倒也豪气地表示要尽地主之谊，吃饭时却总带着那俩“手下”，让人家掏钱。那俩老哥经常诉苦：“我们经他引荐加入了市作协，可算欠下他的情了，一次次请酒也还不完……”
不管谁请客，他常常喧宾夺主地敬酒劝酒，逢酒必醉，醉了必要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还得赖着东道主跟人回家“找宿”。人家要是把他引到旅店、宾馆，宿费也得替沉醉不醒的他掏了。
长此以往，终于没人再张罗请他了。他带来的农产品也没人肯要，渐渐也就不带了。
2008年的一天，老公中午下班回家时，居然带了林涛上楼，嘱咐我赶紧炒几个菜，要跟林哥喝点儿。原来他俩在我家楼下迎面碰上了。十几年没见，他居然一眼认出我老公来，张嘴便说：“妹夫呀，头些年你说过要请我到家里喝酒，还记得不，我可没忘啊。”
我老公只得说：“记得记得，走吧，去我家喝两杯。”
酒至半酣，心里带气的我终于没忍住，质问他：“林哥你知道后来我为啥不再请你喝酒，王姐也不再送你衣服了？”
竹筒倒豆子一般，我把他跟人炫耀我俩对他“有意思”的事声讨了一番：“你这样亵渎文友间纯洁的友谊，谁还敢拿你当朋友？”
他本就红到耳根的脸涨成了紫红色，没问我听谁说的，也没否认这茬儿，讪讪地嗫嚅着：“老妹儿你、你咋就开不起玩笑呢？不说不笑不热闹不是吗？”
大概被我声讨得实在坐不住板凳了，他破天荒地还没喝醉，就借口不影响我们下午上班，落荒而逃。老公还埋怨我：“你犯得上跟他一般见识嘛？他还真能败坏你俩名声咋的？就他那个样子，谁能信他那话？好歹是上你家来了，让人多下不来台。”
那天他在我家诉苦，我才知道他早就离婚了，去年又被迫提前病退了。退休后回村住总觉得憋屈，就进城租了很小的房子。他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去深圳工作了，带走了他妈，也不咋理会他。
他这次没再炫耀“天生我材必有用”，而是叹自己“命运不济，怀才不遇”。
老张是圈子里与林涛保持联系最多的人。他后来都成了处级干部，也没嫌弃喝完酒赖着去他家吐一地的这个草民朋友。我问老张，林涛为什么工作没几年就被迫病退？老张恨铁不成钢地说他不务正业，靠新闻起家就好好写新闻得了，又捡起了诗，还写得不伦不类的。
“不务正业也就罢了，乡政府有什么招待局子他都硬往前凑，撵都撵不走，凑进去也不管招待的是什么人，酒过三巡必要朗诵他的诗歌作品，可能是期待着哪个大领导慧眼识珠吧。哪个乡干部能受得了这样的下属？都劝他赶紧病退吧，白拿着工资回家安安心心搞创作多好？‘创作’这个由头，总算引得他配合政府办了病退手续，开的是‘精神分裂’的诊断。医生说也不算完全是作假，听他说话，谵妄呀、幻想啊，这些症状都有，再发展发展，肯定分裂。”
离婚那事，林涛还觉得自己挺扬眉吐气的。他当“农民作家”时他媳妇天天骂他，狗血喷头的日子里，他早受够了那个只知道柴米油盐压根没有共同语言的“死老娘们儿”，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后立马踹了她。那会儿孩子都上大学了，虽然是他的工资供出来的，但孩子认妈不认爸，估计怨恨早就在孩子成长历程里积下了。
5
2009年春天，我三天两头在医院对面的一个自助餐馆里碰见林涛。那家的盒饭10元一份，菜式众多，管吃管添，因而门庭若市，几乎成了我们医院的第二个食堂。我以为林涛是不愿做饭找准了物美价廉的吃饭地儿，但每次他身边总有不同的女人，比我年轻的居多，更年轻的也有，每次，他都很自豪地向我介绍：“这是我‘诗友’，大老远的投奔我来的。”
后来老张揭开了谜底：“自从我把家里淘汰的旧电脑送给了林老哥，他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我还懵了：“啥春天？”
原来，林涛学会上网后，到处撩扯。他那些自从陈主任退休后就再也没地方发表的“诗歌”，都发在网上的诗歌论坛里了，还担当了好几个诗歌论坛的“版主”，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与人吟诗唱和，开心得不得了。据他说很多女诗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次又一次死去活来的网恋也跟老张炫耀过，可惜都“见光死”了，“有空你进市作协的QQ群里翻翻他发上去的那些‘爱情诗’吧，可开眼了！”
我去群里查找从前不屑一顾的历史记录，简直被雷得外焦里嫩。已经47岁的林涛写的诗，像是荷尔蒙泛滥的毛头小伙子写出来的，其中一首《你是我梦中的新娘》，激情恣肆，没有热血沸腾到夜半难眠的人，肯定写不出来。
但后来还是闹笑话了。王姐有个单身闺蜜，小有才情，说跟一个网名为“意气书生”的男人共同维护一个论坛的诗歌版块，后来感情好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在“意气书生”的柔情蜜意中沦陷了，“才华横溢”、“玉树临风”一类的溢美之词王姐听得多了，好奇心就勾起了陪闺蜜去见网友的意愿。结果，她们俩等来了依旧瘦小干瘪、面相更加沧桑的林涛，他还穿着王姐十年前送的夹克衫。
王姐差点喷出了一口茶，闺蜜难以置信：“难道在视频中给我唱情歌的是另一个人？”
王姐不依不饶地逼出了林涛的实话：“聊天的是我，诗也是我写的，只有视频里的人是赝品。我不寻思自己形象欠佳，怕把人吓着吗？”
最终，林涛的一个个“诗友”都弃他而去，不离不弃时常联系着的，还就是这些当年一起爬格子的文友。瞧不起他也好，拿他当笑料也罢，时间长了看不见他，聚会时总有人问：“林哥现在干啥呢？”
论坛、QQ上被人玩腻了之后，林涛的网上诗友后继乏人，再见他时，已经没了“第二春”时精神焕发的模样，本就沧桑的面庞添上一分落寞，一看就是个小老头儿了。但他一直“笔耕不辍”，单凭这份毅力，我还是挺佩服他的。
最了解他的依旧是老张。自从身体不好在单位退居二线以后，老张跟林涛隔三差五聚一起喝茶喝酒——老张肾不好喝的是茶，林涛永远要喝酒，酒不好他还不高兴，反正都是老张买单，“你挣得比我多，你不请客谁请客”，这是林涛的口头禅。
但2018年春天，林涛突然给能联系到文友都发了请柬，走散的那些，只要跟老张还有联系的，也被他通知到了——原来他买了新房子，要“燎锅底儿”。
年龄大了，包容心也强了，我和王姐商量着，还是别伤了他脸面，就包了红包去恭贺乔迁之喜。林涛的新居在开发区炙手可热的地段，居然有160个平方，装修得富丽堂皇。他儿子在深圳创业十年，已成富豪，不愿意他去深圳打扰前妻，专程回家乡置业，给了他一个豪华的窝。
我们参观完林涛的新家后，就在近处的饭店喝酒，红光满面的林涛要“赋诗一首”，他的双手在胸前张开，随着朗读的韵律上下左右地挥舞：“老来福至迁新居，文朋诗友喜相聚，好吃好喝好招待，信心满怀奔未来。”
吟到最后一句，他双手从胸前越过头顶高高扬起，更加豪迈地挥舞着。
掌声热烈，尽管“好吃好喝”和“奔未来”扯不上啥关系，大家也一致为他叫好。老张悄悄跟我咬耳朵：“这老家伙抖起来了！写了这么多年，其实儿子才是他最好的作品！”
不久，老张的女儿结婚，文友们去喝喜酒。席间，林涛又“赋诗一首”：“老张嫁女喜临门，文朋诗友乐开怀，好吃好喝好招待，欢声笑语滚滚来！”
最近这两年，我们一个个都晋级成了公公婆婆、岳母岳丈，喜酒请帖即便不发给林涛，他也闻讯自来，真诚地献上祝福。于是，“赋诗一首”就成了他的保留节目，有时喝得兴起，赋诗两首、三首都是常态。他的经典手势和经典诗句“好吃好喝好招待”，被朋友们当着他的面模仿了无数遍，欢声笑语中，林涛非但不生气，神情还颇为自得。
好多文友百思不得其解：老林原来的文笔虽说也不太出彩，但咋也不至于是“好吃好喝好招待”这种水平，笔耕不辍这多年，咋还越写越退化呢？
老张说：“都是酒精惹的祸，斗酒诗百篇纯是骗人的，酒精伤肝，肯定也伤脑。”
2021年春节前，林涛忽然给我打电话：“老妹儿，我出书了，一套三册，诗歌、散文随笔、新闻，各一册，都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呀，支持支持老哥呗，我知道你们医院文化建设归你管。”
我头胀得老大：“恭喜你啊林哥，我管文化建设是不假，可是财权在院长手里，购书申请每次都审得很细，文集这种，非名家不给批。”
“那你自己买一套吧。眼看过年了，给你孙女压岁钱还不如买套书留着，精神食粮不是更珍贵嘛！”
被逼无奈，我只好开着玩笑实话实说：“哎呀林哥，你有个富豪儿子，出得起书，还送不起呀？我早就穷得买不起书了，你要够朋友意思，就送我一套。”
他也挺无奈的：“大几万的出书费呢，我不寻思卖回来一点儿是一点儿嘛！老妹儿你才不穷呢，但是话都说到这份了，我能不送吗？”
在推销了一圈一本书也没卖出去之后，林涛挨个给文友们送了一套。我没时间细读，翻了翻散文那个册子，实在不吸引我，就束之高阁了。
春节后某天，林涛却忽然在作协微信群里发飙：“太不尊重人了！居然把我的书卖了废品！你们还有没有人性？！我老林拿你们当朋友，你们把我当啥了？”
他过年喝了许多罐装啤酒，去废品收购站卖易拉罐时，正巧看见了自己的那套文集被打包。卖它的人还挺有心眼儿，把他签过名“请XX好友斧正”扉页给撕掉了，却也连累了我们所有人。林涛气冲冲地宣布退出作协群，和我们这帮不够朋友意思的朋友绝交。
他真的就退群了。他愤怒声讨时不敢应声的人们，在他退群后议论纷纷：“谁呀，谁把老哥儿气这样？”“谁卖的跟他道个歉吧，小六十的老头儿了，有‘三高’又喝大酒，可别给他气出个好歹来。”
还有人发出了灵魂拷问：“他真跟咱们绝交了，以后再聚会听不见‘赋诗一首’，你们不觉得少了许多乐趣儿呀？”
（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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