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时隔一年半，小九出演配角的网剧终于登陆了线上剧场。首集播出前，她给所有亲戚打了电话，提醒他们：“晚上8点开始，在网上看，记得提前充会员！”怕大家错过时间，又叮嘱说：“吃完饭抓紧遛弯儿！”对于这个消息，二舅半信半疑：“第一集就有你？” 小九笑嘻嘻地反击：“二舅，你不从头看，指定看不明白！” “那第一集指定没有你！”二舅笑了，以同样浓厚的东北口音回应她。一口气追了两集，二舅却没瞅见小九的影子，掏出手机，家族微信群的最新消息还停留在几天前，看来，大家也都没看到。第二天吃过晚饭，二舅继续追更，两集播完，依然没有小九。他忍不住在群里倒出了心中的疑问，大家也都跟着一言一语，猜测起小九会在哪集出场。唯独小九本人一直不吭声。她一早就知道自己会在第五集出场，剧本里写得明明白白，但她不敢说——戏没播之前，一切都是变数，这是她混迹影视圈这些年学到的教训。
1
小九是名演员。尽管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事业都在原地踏步。
家人一度认为她是痴心妄想：“哪有演员像你这么胖？”自从大学毕业后，她的体重就长期稳定在130斤左右，搭配不到1米6的个头，整个人看起来既矮且壮，毫无腰肢可言，说话时赘肉随着动作上下颤动，皮肉之下的骨相也像消失了一样，摞出三层肉下巴。
但小九认为，自己是“有那个天赋的”。
她的表演启蒙来自1991年央视开播的《曲苑杂坛》。小时候，她把节目里的小品翻来覆去地看，看会了就躲进卧房自编自导自演。姥姥、姥爷见她半天不出屋，偷偷凑过去，看到她一个人对着空气讲话、大笑、生气。9岁那年，大概是表演欲爆发，小九告诉父母，长大后她要当演员。
90年代的锦州，几乎没有父母会送孩子去上表演培训班，用小九的话讲，即使是现在，“锦州也没有那玩儿意”。她只能曲线救国，学舞蹈，学声乐，学钢琴，后来，总算打听到一家表演培训班，授课的老师演过《庐山恋》，据说教过的学生里还有当时风靡东北的《马大帅》的女主角。小九毫不犹豫交了学费，一个月200块，但上了几节课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最期待的无实物表演课，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点评几句，没有任何技巧分析和指导，学了半个月，除了绕口令之外，她一无所获。
后来，小九又找到一所半私立性质的艺术高中。学校招收“表演艺术生”，一学期学费高达4500元。促使她交费的，是招生简章上印着的某知名小品演员的名字，小九铁了心要入学，师从这位演员。可开学那天她才得知，那届表演艺术班只有她一个学生，由于人数太少，学校宣布取消表演班，将她并入声乐班。那位知名的小品演员，从此再没被提起过。
小九看透彻了，这些打着艺术名头、靠几个明星背书的培训机构，教学是虚，赚做梦人的钱是实。在学校里勉强学了一学期之后，她退了学，2005年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沈阳某大专院校，主修设计专业。彼时，艺考尚未风靡全国，北京电影学院火起来也是后来的事了。
18岁的小九。（受访者供图）
小九第一次听说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因为同学从北京带回来的“演员证”，证上面写了姓名、性别、年龄，还盖了一个大红戳，用塑胶膜封起来。
“这怎么看起来跟我游泳证似的。”小九好奇地抢过“演员证”问道。
“没见过世面，这可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发的！”同学又一把夺了回来。
“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个名字她在很多电影开头见过，她当即给母亲打电话，央求母亲带她去北京。耐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
抵达北京后，小九便按照同学的经验，早晨4点起床，5点从宾馆出发前往北三环蓟门桥。7点钟刚过，母女俩就站在了北影厂门口。大门挂着“北京电影制片厂”几个铜质大字 ，在清晨的雾气里显得格外庄重。小九看得脑袋发懵，心里生出一种不真实感——在大城市圆梦，竟就是坐一趟公交车这么简单？她想起在锦州苦苦摸索的十几年，觉得有些荒谬可笑。
按照提前查好的地址，母女俩很快找到了面试的办公室。房间只有10来平，一男一女正面对面局促地办公。一名女工作人员上前接待，先是让小九填资料，接着把她带到隔壁的摄影棚，让她穿上两套古装戏服拍摄“形象照”。
拍好照，小九被领到一个更为窄小的里间，角落里是一方窄窄的化妆台，20几套古装戏服就挂在衣架上，把房间衬托得更加拥挤。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个头不高，身材略微发福，国字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憨憨胖胖的，唯一彰显身份的是那件驼色多口袋马甲——女工作人员介绍说，他是试戏的导演。
工作人员交代完便退了出去，还顺手带上了门，小九心里暗自紧张。导演说要给她布置一道情景题：“现在想象一下，你正在一个公交车站，请表演一个等公交车的片段。”说话的同时，他站起身，朝小九的方向慢慢踱去。
小九很快进入了角色。她轻轻跺脚，假装自己在公交站，又神色焦躁地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抻着脖子望向假定的方向。一套动作演下来，导演正好在她面前站定，她用余光瞥见对方正从上而下将她打量了一番。
那年小九18岁，还不像后来这样胖，那天她穿了一件带拉链的高领卫衣，已经成熟的身材曲线在衣服轮廓里若隐若现，即使穿着款式简单的牛仔裤，也掩盖不住青春美好的气息。
中年男人率先打破沉默：“你热不热呀？”说着突然伸出手，将小九的拉链从颈部解至胸口。那一刻，小九脑袋瞬间空白，她本能地后退一步，赶紧又把拉链提到了下巴，闷闷地说“我不热”。中年男人并不罢休，又一次凑过来，伸手要解小九裤子上的纽扣，嘴上假装一本正经：“我看看你这个裤子扣。”这下小九彻底清醒了，她惊恐地躲到离男人最远的角落，双手扣上敞开的扣子，死死捂住裤腰，厉声问道：“还要不要演？”
男人的脸瞬间冷了下来，没了之前的兴致，“不用”。说完便回到办公桌后。小九转身逃了出去，看见母亲正坐在外间的沙发上等她，一时间，屈辱和愤怒一并喷涌而出，她恨不得当场发作，把所有的痛苦化成几个响亮的耳光，甩在男人的脸上。可演员证还没到手，她最终还是强忍着厌恶，按工作人员的指示交了1000块钱办了手续。
几分钟后，“演员证”下来了，和同学那张一模一样。她把它塞进钱包，拽上母亲，飞奔着逃出了北影厂。
回宾馆的路上，无论母亲如何逼问，小九都一言不发。若说出实情，母亲肯定不会再让她来北京寻梦。回到宾馆，她难受极了，感觉大腿也跟着刺痒起来，但她没在意，闷头倒在床上打算装睡。母亲更心急了，一个劲儿地数落她。小九最终忍无可忍，从床上窜起大声说出了实情，并当即下了狠心：“我不当演员了！”
得知真相的母亲惊得一言不发，回家的路上，母女俩也没有过多交谈。回到沈阳，小九大腿刺痒的症状越发严重，她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医生说大概率是在北京期间引起的，程度不轻，嘱咐她一定要卧床休息，不能过多走动，否则过敏加重，会有生命危险。
之后半年，她休学在家养病，每天靠打激素、吃中药治疗，体重从90斤飙升至130斤。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发胖的自己，小九“哇”一声哭开了。母亲安慰说，激素发胖很快就能瘦回来了。小九听不进去，她哭的不是一身肥肉，她哭的是自己的坏运气。
2
发胖之后，小九性情大变。
屡屡减肥失败，她意识到自己离“演员”越来越遥远。原本摆在钱包里的演员证，也被她锁进了抽屉深处的小铁盒。后来，她从办过演员证的同学那得知，所谓的“演员证”实则是个骗局——同学在几个剧组里当过群演，问圈内人，都说“这个证没什么用”。
大学毕业后，小九待业家中，3年间渐渐和朋友失去了共同话题，昔日的玩伴也渐行渐远。家里蹲的第三个年头，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混下去了，于是打定主意去北京学影视配音：“做幕后表演挺好，不用担心身材，不会有人嫌弃我胖。”
我和小九初识，就是在配音班。
2012年，我萌生了学配音的念头，于是报名了某著名配音员开办的培训课程。录取面试在一间小教室进行，人群中，一个打扮庸俗的女孩正活跃地找人唠嗑，教室本来就小，她臃肿的身形煞是惹眼。再加上一口浓重的口音，又高又粗，本就不悦耳的声线，彻底成了恼人的噪音。
我没有理由以貌取人，但心底却不可遏制地涌出一股厌恶感，更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们竟双双通过了考核，成了同班同学。很快，我和她被分到同一组搭戏。
按照剧本，我饰演“大妈”，小九则扮演我的年轻邻居。试戏的时候，大概是察觉到我放不开，她主动提出把低难度的“邻居”角色让给我。饶是如此，我依旧发挥不佳，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我的肢体僵硬，舌头结巴，台词念得像朗诵一样。余光中，我瞥见周围观众的讪笑，觉得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就在这时，小九登场了。她先是亮出高亢的嗓音——“哎呦！”台词一出，她便成了十足的“大妈”。接着，她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精确地停在了台中央。
死水一潭的局面被瞬间点燃。在接下来的情节里，小九的嗓门时高时低，语速时急时缓，甚至还一边说台词，一边自如地绕着我走动，表情配合着调度变化。说实话，我被她折服了，竟然忘了要接戏，像个观众一样贪婪地欣赏起她的表演来。
自那以后，我对小九的印象改观了。因为经常被分配到同一组，还一起从初级配音班考进了高级配音班，我俩渐渐熟络起来。她告诉我自己正过着“双城生活”——每周五从锦州坐火车到北京，住招待所；周末课程结束后，再坐火车回锦州。遇上进棚实习，一周还得跑上两三个来回。如果火车能像飞机一样算里程，她肯定排名全锦州第一。
2012年，小九在录音棚里学习配音。（受访者供图）
就这样跑了半年后，她决定定居北京，在通州一处偏僻的老旧居民区租了一个开间，又在旅行社谋了一份文职工作，朝九晚五，压力只增不减，可好歹算是离开了父母的“供养”。
每逢周末下课，我们经常相约下馆子，边吃边计划彼此的未来，我常常鼓励她：“你很有表演天赋。”在我看来，她不该躲在幕后配音，她应该走到台前，去当一名演员。
“可拉倒吧，我没那个命。”小九鼻子一哼，“最适合我的是先学会怎么养活自己。”
我哈哈笑了，以为这是属于东北人的幽默。没想到，后来她真的因为“养活自己”而放弃了表演。
2013年的夏天，小九突然给我发信息，说她把通州的房子退掉了，下周回锦州准备结婚。这消息让我很吃惊，我顾不上手头的工作，立刻打电话把她叫了出来。
我们约在鼓楼附近一家云南菜馆见面。在二层露台，小九把数月来发生的事情向我娓娓道来。
早在半年前，我的配音课程顺利完结，但遗憾的是，小九没能和我一同毕业。定居北京后，她因为气候原因经常犯鼻炎，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影响到了课程进度。临近毕业，小九身体不支，请假回锦州治病，等病好了回来，原来的班级早已学成，她成了唯一一个没结课的人。
为了完成课业，小九只好跟着新的班级学习。因为这件事，她一度情绪低落。彼时我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作为毕了业的老学员，我进棚录制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快就被新学员替代。小九知道后一直为我想办法。在课程接近尾声时，她得到不少进棚录制的机会，还好几次帮我申请通告。碍于面子，老师勉强同意了，但事后却当着所有工作人员的面，把她狠狠数落了一顿。这件事以后，原本有机会饰演“女主配”的小九逐渐被边缘化，没多久，老师宣布她结课毕业，这意味着，她即将和我一样，今后很难再有配音的机会。
为了加入新的配音团队，小九四处投简历，但都石沉大海。教配音的老师说过，配音这行当，是三百六十五行之外的一行，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没有稳定的出入机制，行业里仍旧遵循着几十年前的方式，靠“传帮带”和稳定的熟人团队运作。新人拼上三五年，顶多只是触到门槛，想真正融入圈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了小九的遭遇，我一时哑口，盯着一桌凉了的菜，竟没了半点吃的兴致。
小九察觉到我的愧疚，解释说，回家结婚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我28岁了，最好的这些年都浪费在当演员这件事上，结果演员没当成，配音演员也没戏。我不像你在北京有家有工作，我又懒又没斗志，不愿意上班，现在回家结婚还能找个条件不错的人，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已经有这个人了？”我再次惊讶。
小九点点头，说是同学介绍的，和她家住得很近。对方有车有婚房，家庭环境不错。
“你喜欢他？”
她轻轻一笑：“我喜欢他的条件。”
我陷入了更深的自责：“我帮你找工作，我帮你适应北京的生活，能不能别放弃？”
小九认真思考了片刻，反问道：“那你的配音梦呢？”
“配音不是一时半刻能做成的事。”
“表演也不是！”她突然起了高腔。
“但你有表演天赋，我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我眼里，你配音的天赋更高，我们曾经也有过机会，不还是一样失败了？”
“这不一样！”
小九听后一改往日的笑颜，瞪大双眼望向我：
“为了当演员，我从9岁就开始谋划，可你看，我现在得到什么？再耽误下去，我可能连唯一一次翻盘的机会都没了。”
“你可以说我是因为世俗的压力结婚，但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些年我一直靠家里，结婚是我现在唯一能给父母的交代，我没得选。”
……
离开了饭馆，我又留她劝了整整一宿，还是没能改变她的决定。天亮了，我们都早已疲乏不堪，带她吃过早饭，我便径直送她去搭地铁。
在地铁站入口，小九对我说：“婚礼的请柬已经发出去了，到时你也来锦州参加我的婚礼吧。”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抬手给她指了指不远处的地铁站入口，默然道别。小九也默契地没再开口，顺着台阶钻进入口。我看着她的背影混进通勤的人流，一级一级移出了我的视线。
3
自从小九回了锦州，我们之间的联系渐渐少了，平时互传信息，也大多是嘘寒问暖。后来我意外得到一次放长假的机会，决定去锦州看望她。
2014年的锦州，房价还维持在几千块一平米的水平。一顿地道的锦州烧烤，价格也只有北京的一半。下了高铁，我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是空气中混杂着的油脂味和北方冬天特有的煤灰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烟火气，在北京，我有10年没闻过了。
婚后，小九和丈夫住进了锦州一套两室一厅。房子按照小九的意愿装修，家具也是她最喜欢的简约黑白色系。屋内一尘不染，尤其是厨房，从家里走路到婆家和娘家都只要十几分钟，夫妻俩常常去蹭饭，很少开火。每到周末，俩人会自驾去海边散心，或者去超市采购。丈夫工资虽不算高，但即便小九不上班，也管够一家人的生活。
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令人艳羡的生活，但直到和她见了面，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小九拍摄的锦州海边晚霞。（受访者供图）
小九告诉我，结婚没多久，自己就患上了失眠症。每到夜晚，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着电视，并不看，独自呆坐到天亮。丈夫倒是睡得很准时，每天醒来，发现旁边的床铺是空的，拉开卧室门，妻子就坐在沙发上，一脸憔悴。面对默然的妻子，他选择一言不发，默默去洗漱，然后照常出门上班。
这样的日子一直重复到我来的那天。小九憔悴了许多，她陷在沙发里，电视屏幕的光影变幻打在她脸上，长期昼夜颠倒引发的水肿，让她看起来更胖了。那天，她向我坦白说，自己后悔了。
住进这所房子，人生便从此被框定在“妻子”的角色里，繁琐的家务、未来的育儿责任，每一样都压得她喘不过气：“一想到我还没真正上台表演过，就变成家庭妇女了，我真的不甘心。”
我瞥了眼拾掇得井井有条的房间，想象着她每天围着这几十平米打转，擦地、打扫、洗衣、换床单，旋即陷入深深的自责——为什么当初会被她的自欺欺人说服，为什么不干脆把她绑在北京……
小九掏出手机，点开了配音班一位同学的朋友圈。她指着屏幕说：“可能就是这张照片让我开始失眠的。”我接过手机，那是一张舞台剧剧照，照片里，同学全副戏里扮相，动作和表情都是大开大合的。
“她去演话剧了？”
小九点点头：“她考上挺有名的一家话剧社，已经签约长期演员了。”
我一时哑然，心想，这对小九的打击程度绝非一般，毕竟明眼人都知道，小九的演技不逊于她。
我问小九有什么想法，她垂着眼皮，声音也低了下去：“我觉得挺讽刺的，我以前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机会？现在我结婚了，守着这个两室一厅，机会又来了。我查过了，明年夏天这个话剧社开培训班，只要考上就能免费学表演，我打算去试试。”
说完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反应。我的反应就是惊讶。
“在北京培训？”
她点点头。
“跟你老公说过么？”
她摇摇头。
说实话，我犹豫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支持她放手一搏。
不等我回答，她又自顾自思索起来：“你说我该怎么准备？”
“你打算怎么跟你老公说？”
听了我的话，她索性把身体扭了过来，双腿收在身下，语气严肃地盯着我说：“你说他们会考什么？我是不是该学几个经典片段？还是干脆自己写小品？要不你给我写，这个你擅长。”
我觉得她有些不冷静，大概率是失眠造成的。
见我不动声色，小九消停片刻，随后换上笃定的语气，说：“我不管他同不同意，我必须要去。一个天天看着我失眠，对我不闻不问的人，我有什么必要为他再断送自己一次？”
我觉得，她终于说出了失眠的主要原因。
4
30岁这年，小九做出了一个被全家人反对的决定：离开锦州，开始第二次北漂。
丈夫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决定去当演员，还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他听得出来这不是在跟自己商量，而是通知，于是换上了谈判的口吻：“我可以同意，但只能给你半年时间”。
“够了。”小九脱口而出。半年不长不短，刚好能把自己逼向极限。
她和丈夫约定，如果半年后成功出道，就别再拦着她追梦。如果失败，她愿意回东北相夫教子，永远断了当演员的念想。
再次到达北京，小九一头扎进了话剧，开始筹备录取考试。临近考核，我来到她的住处，陪她把小品再磨一磨。
那天晚上，小九有些焦虑不安。有几句关键台词，她前前后后换了不同的语气和节奏反复练习，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的意见：这样是不是不够夸张？表情会不会很别扭？要不再试试这里语气重一些？
我不停地安慰她，一切都很好，只是你太紧张。
临睡前，小九忽然一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会支持她：“我来之前，所有人，我爸妈、我老公，还有同学和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他们都觉得我是作，说我最后还是要灰溜溜地回去过日子。在所有人里，支持我来考试的，只有你一个。”
我平静地看了她一眼：“因为除了我，他们没人看过你的表演。我相信如果他们看过，会跟我一样支持你。”
小九似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的考核，她发挥得不错，没多久就收到了话剧社的录取通知。在报喜的电话里，我听见她雀跃的声音，竟感觉有些陌生。我太久没见她这样高兴过了。
接下来两个月的学习称得上“艰苦”：小九每天6点出门，从城东南的住处赶去东北五环的剧场。早饭在路上凑合吃，吃不上就饿着肚子出早功，跑上5公里再回剧场练台词，练形体，排小品，一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
我和她再次见面，是在她汇报演出的舞台上。小九出演女主角，人消瘦了些，但精神状态很不错。
汇报演出的剧目是这家话剧社最经典的一出戏。小九穿着艳俗的紫粉色短襟上衣登场，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脸颊抹了两片鲜艳的红晕，妆容浓得夸张。我忍不住笑了——她这次又扮大妈，是她的拿手好戏。
她依旧大着嗓门，从舞台的一端大跨步奔到另一端，全身的血肉骨骼和五官像被重塑过，她彻底成了一个北方农村妇女——笑时昂头放肆，闹时跺脚撒泼，诡谲的眼神盘算着自己的得失，一扭脸又是一副田埂里拾穗撒种的朴实面孔，嬉笑怒骂都在一张脸上，不藏半分。
我扭头看向旁边的观众，他们的眼神紧紧追着台上的小九，表情写满投入。看得出来，他们被这个农村女人牵引住了，大概也都忘了，这只是一场从未有过登台经验的演员们贡献的毕业汇演。
演出结束后，掌声不断。我飞奔上台把花束递到她怀里，朝她用力一笑就转头跑了。我们都知道，此刻的心情没有言语可以承载。
毕业汇演过后，小九的表演课正式结束。第二天，她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话剧社的制片人，毕业汇演那天也在现场，接下来的话单刀直入：“社里一幕经典话剧最近要重演，你有没有意向出演女一号？”
小九嘴比脑还快：“有！”
对方笑笑说很好，问她什么时候能进组排练，她瞟了眼打包好的行李，回答得很干脆：“立刻！”
2017年，小九（右一）出演话剧。（受访者供图）
12月，北京进入深冬，逢着和丈夫的半年之约，小九主演的话剧公映了，还一连演出10场。她买下剧场位置最好的一排座位，请全家人来北京看演出。
那时小九借住在朋友位于褡裢坡的公寓里。房子是自建房，出了地铁后要经过一条土路、穿过一座城中村才能到达。让小九没想到的是，抵京那天，家人们立刻提议去她的住处看看，她不好推脱，只好硬着头皮领他们去了。
一行人拐进了城中村，小九住的二层小楼就夹在修车铺子和小浴池中间，里面塞了20多户人。刚踏进门，家里人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一楼极其狭小，只容得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只茶几，顺着简易楼梯来到二层，房间被一张双人床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空间。
他们没敢进去，堵在门口瞧了几眼，就讪讪离开了。临走前，二舅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住得这么差，还在北京演什么戏，回家吧，家里住得好吃得好，哪里不比这儿强。”但到了第二天，看过小九的演出后，二舅不再劝了。
话剧社的毕业汇演上，小九（右二）与其他主演一同谢幕。（受访者供图）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全家人兴奋地拥到后台，把小九团团围住，激动得又是拥抱又是献花，场面比想象中还热闹。几分钟前还在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的“明星”就站在眼前，一家人终于相信，小九不是“痴心妄想”。二舅兴奋地凑过来，说要收回之前的话：小九来北京学表演是苦是累，但很值得；母亲一把将小九揽进怀里，疼惜地拍拍她的后背，眼泪顺着脸颊，悄悄落到小九肩上。
小九首次出演话剧，邀请全家人从锦州来北京看演出。图为全家人在后台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从那之后，家里人不再反对小九当演员，丈夫甚至辞掉了锦州的工作，到北京当起了房产中介，陪小九追梦。
这本是个圆满的结局。但小九始终记得，演出结束那天，她和家人一起拍大合影，丈夫躲到远远的角落，像个局外人。那一刻她意识到，丈夫要的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光芒盖过他的女演员。
丈夫搬到北京时恰逢小九最繁忙的日子。她陆续接到几个不错的邀约，戏份也越来越多。起初，无论小九工作到多晚，丈夫总会给她留灯，为了打发时间，有时他会开一局游戏，有时还会主动到地铁口接小九。每次晚归，小九站在楼下，抬头就能望见出租屋里亮着的灯，心里感到很踏实。
但随着她晚归的次数越来越多，夫妻之间渐渐有了嫌隙。丈夫不再等了，夜深了直接就关灯睡觉。小九感到失落，后来也渐渐习惯了，钥匙拧开门，是扑面而来的漆黑和静默。
发展到后来，两人独处时常常说不上一句话，长久的漠然积蓄起怨怼，小九发现，丈夫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东北盛行的大男子主义。下了班约同事聚餐时，他经常提起自己有一个演戏的老婆，于是众人便起哄着让他把小九喊来。一开始，小九顾及他的面子，会配合着过去坐坐，次数多了就厌烦起来，偶尔受到男人们的调笑，她不愿再掩饰情绪，板起脸或直接离席。失了尊严的丈夫回到家大发脾气，摔门摔桌子，却不发一言，这样的冷战往往能持续半个月。到后来，小九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夫妻之间无话可说，还是冷战尚未结束。
她再次患上了失眠症。睁眼躺在床上的夜晚，她想通了，身边熟睡的人，早在一年多前就不再是她的人生伴侣，她主动提出离婚。丈夫没有异议，他心里清楚，小九赢得半年赌约的那一刻，他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5
原本小九以为，重新开启的人生会顺风顺水。她像所有演员成名前一样，上网找信息，到处投简历，面试剧组，但半年多里，一个戏约都没接到，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那年冬天，她被确诊为癌前病变。接到消息时，她独自坐在摄影棚的化妆间里，盯着镜子里精致的妆容，她反复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软弱，哭了妆会花，会被人看不起。
录制结束后，她迅速换衣服离开，临走前却被副导演叫住，说几天后有一档综艺，问她有没有档期。小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坦诚地告诉对方，她要回家做手术。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术后恢复那段时间，副导演又来电话问小九的情况。他的语气很迫切，以致于小九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自己行情一片大好，于是再次不假思索地回绝了对方，还声称自己要恢复一个月。听她这么说，副导演有些不悦地挂掉了电话。
一个月后回京，小九找副导演商量开工事宜，对方却冷冷地丢下一句“没需求”，原来就在她离开的短短一个多月里，剧组找来了戏路相似的演员，把她给取代了。
积累了近两年的综艺资源付之一炬。此后整整一年，小九无戏可拍，她不断去跑组，但丝毫没进展。失败的次数多了，她产生了抵触情绪，不再投简历，也不去见剧组。半年后，她彻底成了一个懒惰而颓废的人，经常一周不出门，窝在出租屋里靠吃外卖和刷手机度日。电话一天比一天安静，她竟渐渐习惯了。
积蓄很快耗光，抑郁的边缘，她买了回锦州的车票。就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转机再次戏剧般地出现。经纪人打来电话，通知她第二天有个剧组试戏，是一部电视剧。小九从之前的萎靡里惊醒——这是翻盘的唯一机会，她太需要一个好消息了。
挂掉电话后，她立刻退掉车票。或许是因为破釜沉舟的心态，后来的试戏，她反倒比平常更收放自如，最终成功拿下了角色。
2020年年底，小九在剧组里的日常。
那两年，无论角色大小、片酬高低，只要有人愿意给机会，小九都毫不犹豫地答应。片酬打1折的戏她接过，1天的网综宣传片她接过，拍摄5天干等4天的戏她也接过。接的戏多了，她逐渐领会到，剧组里的生存法则冷冰而残酷。
第一次拍电视剧，她还不大会找镜头。跟一位知名戏骨搭戏时，她一连NG了几次，于是小声向对方道歉：“老师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演戏。”简单一句话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自那以后，剧组工作人员不再称她“老师”，而是直呼其名，就连打光师和化妆师，也开始对她敷衍了事。事后小九才明白过来：“没名气的时候更要装名气、讲排场，这不是虚荣，是自保。”
2020年，小九接拍短剧。（受访者供图）
后来她进入另一个剧组。副导演安排她和女主角的助理同住一屋。本以为没名气的小九会忍气吞声，不料她直接找到总导演，质问对方为什么安排她和别人同住，她没办法默戏。导演听说后，非但没生气，还立刻为小九安排了单间，一边道歉一边强调小九的演员身份，让剧组人员重视。那次之后，她意识到，“该硬气的时候不能怕，剧组有自己的生物链，怂了就会被下一级吞噬”。
“做这行挺有意思的，悲喜之间是没有过渡的。”小九说。她印象最深的是3年前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她在一档知名综艺节目里争取到助演嘉宾的机会，还分到将近10句台词——这对于新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开始，以致于她误以为自己真的挤进了娱乐圈。
节目播出前，她反复跟节目组确认过戏份，对方拍着胸脯保证：“你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不能删你的戏，放心吧！”可播出前2小时，节目组来通知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你的戏被删了。”
彼时全家人已经早早吃过晚饭，守在电视机前，他们在微信群里晒出自备的零食和水果，等着家里的“大明星”出场。小九不忍打击大家的热情，选择了沉默。接下来的1个半小时，没有人在电视里看到小九，直到全体演员逐一上台谢幕，那张熟悉的面孔才终于出现在角落里。但不等人看清，广告就猝不及防地插进来了。
小九在剧组拍戏时发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这段经历让小九变得敏感。去年春天，她出演的第一部网剧正式上线。开播前的几个月，她的心一直悬着，担心自己的戏份再次被删。
家里人一连等了两天，不见小九出场。第三天，小九决定不追更了，躲进卧房和朋友嘻嘻哈哈地聊电话。她想好了，无论当天播出的第五集有没有她的戏份，她都打算用这种方式掩饰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专业些，别像第一次被删戏时那么在意。”
晚上8点，第五集播出。十来分钟后，家族微信群开始骚动起来，小九意识到事情有了新进展，立刻挂断电话，点开了微信群。
“来了来了！”最先发话的是二舅。他一连在群里发了几个翻拍的剧情片段，视频里，小九穿着碎花连衣裙，挥舞着粗壮的手臂，小腹微隆，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模样。
“我的天，你怎么胖成这样！”二舅的吐槽毫不留情，其他人也一言一语地讨论起来。
小九点开二舅发的视频，反复确认了几遍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在群里回复了一个大笑的表情，接着手机一丢，扑倒在床上，如释重负。
网剧播出后热搜不断，小九成了锦州小有名气的人物。虽不至于走在街上被人叫住签名，但她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不胫而走。多年不联系的同学打电话给她：“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比毕业的时候更胖了，但还是当上演员了，真有你的！”跟亲戚外出吃饭时，家里人总会炫耀：“这是我家的大明星！”他们不断地讲着这样一个胖丫头是如何执意学表演、跟家里对着干，又是如何在30多岁的年纪硬生生闯进了演艺圈。
他们说：“这不是奇迹，啥是奇迹啊！”
倒是小九很平静。疫情爆发后，她决定回锦州定居。和之前的逃离不同，这次，她经过了深思熟虑：“爸妈年龄越来越大，我在北京、锦州都是等戏约，还不如回老家去。反正北京和锦州之间高铁很快，有工作了我随时过来。”
离别在即，我们照旧吃了顿饭。席间我心血来潮问她：“你有没有算过，这些年为了当演员，你在锦州和北京之间往返过多少次？”她在心里默默数了数，说，往返都算上的话，差不多有100次，只多不少。我有些惊讶。北漂近10年，她经历过学配音，考话剧社，录综艺，演电视剧，我清楚知道，这100多张火车票对她的意义。
小九似乎领会到我神情里的复杂，宽慰我说：“刚出道4年，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为我担心。”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以后戏约太多，没时间陪我吃饭聊天。”
“那不能够。”
她突然换上东北口音：“听说锦州到北京的高铁马上要提速，有工作了我过来，你想我了也一样能过来啊！没准你加个班的功夫我就到了，咱俩一起约个晚饭完了我再回去，这么往往返返的多有意思！下次你再问我，就不是100张票了，指定能攒到200！”
我笑笑没说话，只希望她攒到200张车票的时候，我随时打开视频就能看到她的表演。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
我的家乡在华北平原，那是一个有着700多口人、以农业为主的村庄。村里的年轻人常年远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打工，老人留守家中，靠种植玉米、小麦、棉花、辣椒等农作物（大部分重活都实现了机械化）生活。只有农忙或春节时，年轻人才会回老家过几天全家团聚的日子。
外面有年轻人挣钱、地里有老人们操持，许多乡亲的收入比以前高了许多。十家里有七八户都在县城里买了楼房。买不起楼房的，就在村里新盖了房子，甚至还起了二层楼。所以，村里只剩三叔一家还住在老房子里，从路口望去，那房子像个衣衫褴褛的老汉，被新房和楼房包围着，显得格格不入。
自打三婶患癌去世后，三叔家就成了贫困户，家中只剩下三叔、大弟、二弟，还有大弟和二弟各自的儿子。5个男人，3个光棍，没有女人操持的家，根本不像样子。
1
我的大堂弟大林是个残疾人，他10岁时捡拾鞭炮遇到了哑炮，右手全被炸掉了，只剩下上半截胳膊。没了右手后，三叔三婶对他很娇惯。
大林从小就很聪明，老师课上讲一遍，那些知识他就能懂。村里乡亲也都说他是个聪明人，他失去右手后，很快就学会用一只左手吃饭、穿衣，还能骑自行车、摩托车，开拖拉机。
大林13岁就辍学了，三叔三婶既不让他学手艺，也不让他出去打工，他便整日在村里游手好闲。一天，我父亲正在家里吃午饭，三叔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哥，你快去看看吧，家里的麦子被偷了好几袋子！”
当时正值麦收，三叔三婶几乎住在地里收麦子。他家的门锁没坏，只是丢了几袋子刚从地里收回家的小麦，没有丢失别的物品。我父亲当时是村支部书记，他把三叔家的左邻右舍走访了一遍，后邻张奶奶说她在11点左右出屋抱柴草时，看到大林把几个袋子装进拖拉机开走了。
原来是家贼难防——父亲气坏了，他把三婶也从地里拽了回来，进到屋里质问大林：“是不是你把麦子拉走卖了？”
大林正窝在床上打游戏机，他头也没抬地回答：“没有。”
“哪能是我们大林？”三婶子还在护着他。
“没卖？怎么张奶奶看到你把几袋子东西装进了拖拉机？”
“我那是送化肥去了。”大林仍不承认。
“给谁送化肥去？麦子还没收完，这就下肥料啊？”我父亲气得手都抖了，三叔明白了真相，赶紧打着圆场：“算了，算了，肯定不是大林干的。我可能放忘了，一会儿再数数袋子。”
“你们就惯着大林吧，总有一天会后悔的！”父亲叹着气，离开了三叔家。
就这样，大林开始有了小偷小摸的习惯，东家偷鸡，西家拿瓜，被人家发现后，三叔三婶总是第一时间登门道歉、赔钱。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大家都没有追究。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才让家里人对大林偷鸡摸狗的行为不再宽容了。
2000年春节，我刚参加工作的大哥为母亲买了一对金耳环。母亲戴着这对耳环迎来送往，招待一波波亲朋好友，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年后，这对耳环她再也没舍得戴，就收进首饰盒，藏进了家里的衣柜。
过了段日子，父亲的表舅病故，父母和三叔三婶都去吊唁。回来后，母亲发现家里的门锁被撬，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赶紧拉开衣柜，果然，藏在里面的金耳环不见了。
母亲坐在堂屋的地上嚎啕大哭，父亲把她拉起来说：“哭有什么用？快，再找找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丢了。”
老两口把3间正房和3间偏房都清点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父亲觉得蹊跷，自言自语：“哪个小偷会光拿那对金耳环呢？”
母亲突然想起出门时，是大林和三婶一起来找她的。当时，她正在衣柜里找衣裳，大林和三婶就在一旁。三婶看见了装着耳环的盒子，还问她：“你咋不戴（耳环）了？”母亲说戴着干活不方便。
一行人出了门，刚走到村头，本来要和他们一起去的大林说自己肚子疼，要回家躺躺。父母参加完葬礼回来时，邻居嫂子还搭话说：“刚看见大林在你家门口晃悠呢，我问他找你们有啥事，他也不吱声。”
母亲回忆起这些，拉着父亲就要去派出所报案：“这个小兔崽子，这么小就谁家也敢偷！长大了会成什么样子？”
父亲却甩开母亲的手，说大林还小，“在派出所留下案底怎么办？我再去和三弟说说。”
父亲到了三叔家，发现大林不在，三叔说他去同学家玩了。父亲讲了耳环被偷的事，问三叔三婶知道不，三叔三婶打包票说：“大林不能干这事。”
父亲严厉地说：“把他叫回来，我问问！”
见到我父亲，大林低着头，不吱声。之后问他话，大林始终不承认，最后父亲只好敲打他：“你自己想想吧，如果不是你拿的，咱们就报案，找派出所。”
父亲不再追问，临走前叫住三婶：“你好好问孩子，如果是他拿的，我们就不追究了。”
到了晚上，三婶抹着眼泪来到我家，求我父母放过大林，“这是1000元钱，算是我们赔的，千万别让他去派出所……”
“行了，别哭了，都是一家人，我们哪能看着大林去受那个苦？”父亲把钱推回三婶面前，嘱咐道：“好好管教管教，别让他真的成了小偷，这钱你拿回去让他出门学点手艺吧，别和游戏厅里的那些混混在一起了。”
就这样，16岁的大林去了天津，学车床手艺。听说，他学了3个月的手艺后，就去了北京、青岛等地打工。几年下来，没存下钱。也正是从这次离家后，大林有五六年的时间没再迈进我家的门槛，包括过年。
2
大林20岁时，三婶托了几个媒人给他相亲，可附近的姑娘都嫌弃他右手残疾，也没有固定工作，他就一直单着。大儿子没了指望，三叔三婶就把希望寄托到二堂弟二林身上。
二林是个老实腼腆的孩子，不像他大哥那般爱热闹、总给家里惹事。初中毕业后，他为了补贴家用，早早就出门打工。因为性格沉稳、干活踏实，他一直在县城的一家企业上班。每月，二林有4000多元的收入，他只留下500元给自己做生活费，另外的3500元都交给三婶保管。
不交农业税以后，农村的日子好过了很多，许多人出门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地收入和打工的收入都不落下。三叔三婶一直没有出门打工，还是靠家里的几亩地为生，后来看别人搞养殖发了财，他们也养羊、养鸡，但都没有成规模，也没有赚到钱。可光指着种地的收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给大林、二林盖房子。
2008年，大林24岁，二林也快满21岁了，三叔一家四口还挤在那几间旧房子里。正当亲戚们替他们一家发愁时，三叔的后邻、王华家的嫂子主动上门为二林说媒了。
王华嫂子是东北人，年幼时随母亲改嫁来到邻村，长大后嫁进了我们村。王华嫂子说的这个姑娘，也不是别人，正是她同母异父的妹妹李芳，比她小十几岁。
那时候，二林除了家庭条件差些，几乎没什么别的缺点——他1米78的个子，浓眉大眼，模样周正，蒸馒头、炒菜这些家务活都会做。王华嫂子说，自己是看着二林忠厚老实，三叔三婶性格又好，才愿意为小妹说亲。听她这样讲，三婶赶紧喜滋滋地给她封上了一个200块的红包。
王华嫂子回娘家说了许多好话，二林的模样和收入也得到了女方家的认可。李芳与二林见面后，彼此之间也有好感，之后二林便常骑着摩托带着李芳去县城逛街、吃饭。
2个月后，三婶就催促着王华嫂子走“见面”的程序。在我们老家，处对象见父母的规矩是：“见面钱”是2万块，摆十桌酒席，男方家的三姑六姨都要给女方不少于200块的“认亲钱”。
那天，我作为男方的姐姐，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弟媳李芳：她个儿不高，1米5左右，身材瘦小，圆脸、皮肤白皙，一点也不像普通的农村女孩经历了风吹日晒，皮肤黝黑的样子。她站在二林身边，浅浅地笑着，小鸟依人的样子和二林很是般配。
当天，三叔三婶的话也比平时多了许多，他们迎来送往，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只是没见大林的影子。我偷偷问小姑，小姑悄悄地说：“大林说了，他不愿意回来——想想也是，弟弟‘见面’、‘认亲’，哥哥还是个光棍，咋还有脸回家见弟弟和将来的弟媳呢？”
席间，我陪着王华嫂子等一桌人吃饭，王华嫂子左一杯右一杯地干着白酒，还不时地抽上支三婶递上来的中华烟。她大声地叫着二林的名字，豪爽得像个女侠客。
“见面”后第二天，三叔三婶商量着，要把家里四间房中的东屋装修一下，给二林和李芳当婚房。这个东屋以前一直是大林和二林哥俩一起住的，三婶把他俩的东西统统扔进了最西边的小屋。
工人请来了，瓷砖也买来了，没想到，大林也回来了。他进院门后看到正在忙着装修的三叔，破口大骂：“老玩意儿，太偏心了，想把我赶出去？没门！”
三叔说：“不是还有两间耳房嘛。”
“那是老不死的地盘，你想让我伺候那个老不死的？！”大林把自己的东西扔到了三叔三婶住的正房里，“你们去伺候那个老不死的吧！”
那时，三叔的父亲还在世，90岁的他耳不聋、眼不花，听到孙子大林说这种话，气得让三叔给四叔打电话，说要搬到县城四叔家里去。大林自知不占理，乱发了一通脾气后，又跟三叔要了2千块钱，就出门打工了。
那段时间，三叔三婶不分昼夜地忙活着，用尽了所有的积蓄，为二林装修好了东屋。就在这时，王华嫂子又来传信，说她妹妹那边要8万元彩礼，“大包干”，除了戒指，什么都不用再买了。
那时，我们农村老家的彩礼还不像如今这般居高不下，周围的村子，彩礼差不多也就三四万的样子。这个事情让三叔为难了——这些年，因为大林到处惹事，家里没存下什么钱。为了保住小儿子这个媳妇，他们只好借了五六户亲戚、邻居，总算把彩礼钱凑齐。
筹备喜事的那段时间，三叔两口子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二林结婚当天，我作为陪客，在二林的新房里吃了席。空调、电脑、全套家具，都是时下县城年轻人结婚的配置，粉刷一新的东屋被这些时尚家具摆得满满当当。吃席的父老乡亲都啧啧称赞：“张二林今儿娶媳妇可下了血本了！”
看着二林和李芳笑盈盈地站在三叔三婶旁边，一起热情地向大家敬酒的样子，我第一次在三叔三婶家里感觉到了温暖。
3
二林结婚后，我只在回家时听母亲断断续续地提起过他们小两口的生活。
“你说，这二林媳妇也是农村生、农村长的，咋这么娇气？前一阵天热，不愿意去厕所，嫌脏，让二林早晚来回倒便盆。”
我说她怀孕了，娇气些正常。母亲又说：“那整日开着空调不出屋，也不像个样子吧？”
“整日不出门？”
“是啊，还让每天去县城上班的二林捎饭，什么麻辣小龙虾，火锅鸡，一天天的不重样。哎呀，这二林媳妇害喜害得倒是很奇怪，净整些县城里最近流行的东西吃。”
我对李芳的好感度顿时下降了不少，亲戚们和三叔两口子虽对李芳的做派有些看不惯，但毕竟她怀着二林的骨肉，也不敢在明面上表现出来。再说，人家小两口的感情很好，二林照顾媳妇没有一丝怠慢，媳妇说什么就是什么，从不违抗。
一晃9个月过去了，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二林家添了一个胖小子，让我回家喝满月酒。席上，李芳幸福地抱着怀中白胖的儿子明强，被三叔三婶和二林围绕着，像个骄傲的公主。
大林也被三婶叫回家庆祝，但他一直没有在宴席上露面，三婶说，“还在西屋躺着呢”。
我去西屋叫大林——当时，三叔的父亲早已去了县城生活，这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里摆了两件家具和一个大床，我和大林之间只隔了一条窄窄的过道。
屋里没有开灯，暗得很，我的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大林正在床上躺着玩手机。
我叫他：“大林，快别玩了，开席了，出来散个烟啊！”
大林“嗯”了一声，却没有起身。我也不好再催，转身出了西屋，最后，还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五爷爷出面，才把玩手机的大林拉到了酒席上。
在我们村，大家都以为大林这辈子不可能找到对象、注定要成为一名光棍了。没想到2010年春节前，大林却把一个女孩领回了家，而且这女孩已怀孕6个月了。
那天，我去三叔家拜年，第一次见到大林的女朋友晶晶。她个子不高，腹部明显地隆起，胖乎乎的脸上五官端正，一对大眼睛忽闪忽闪望着我。当时，我和晶晶打招呼，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晶晶的反应特别慢，我问她一句话，她要想半天才能回答出来。
晶晶对大林是真好，削好苹果，先拿给大林吃，完全不似弟媳李芳那般娇气。进家门以后，她一直和大林挤在狭窄的西屋里，没有丝毫怨言。
“这么大肚子，还不快把婚事办了？”父亲和四叔、大姑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劝三叔。
三叔为难地说：“晶晶父母还不知道呢，问她也不说，只说是和她妈妈闹翻了才出来打工。问她老家在哪儿，她也吞吞吐吐地说不清楚。”
“先把仪式办了啊，村里的那帮老娘们早就乱嚼开舌根了。”父亲想到的仍是大家族的面子。于是，大年初八，大林和晶晶仓促地举行了婚礼。
那天，因怀孕太胖，买不到合适衣服的晶晶就穿着拉不上拉链的红色羽绒服，傻傻地笑着站在大林身边。他们身后是二林和抱着儿子的李芳，三叔三婶坐在前面的椅子上。他们一家人笑盈盈拍全家福的样子，现在仍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4
2010年算是三叔家最热闹的一年。三叔三婶前脚操办完二林儿子明强的周岁宴，紧接着又操持了大林儿子明刚满月宴，可以说是喜事连连。母亲在我回家时唠叨着说：“行了，你三叔家算是转运了，三年抱了俩孙子！”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秋后，二儿媳妇李芳就开始闹着要和三叔三婶分家，她要求三叔他们和大林一家搬走，自己去过，把这一处宅子留给她和二林。
三婶起初不同意，和李芳吵了一架。李芳一甩脸子，把15个月大的明强扔在炕上就回了娘家。明强那时还没断奶，三婶寻思着，李芳消了气就会回来喂孩子。但是左等右等，等了一天也不见人。大孙子明强饿得哇哇哭，三婶没有办法，只好把二林叫回家，让他把明强送到李芳的娘家去。
李芳一去半个月，没有半点回婆家的意思。这期间，二林来回跑了七八次，好话说了一箩筐，但李芳就是不松口，说除非三叔三婶答应给二林这处宅院，否则她就不回来。
三婶没了办法，又去找王华嫂子，觉得她既是李芳的姐姐，又是小两口的媒人，多少有面子能劝解一下。
王华嫂子倒也痛快：“婶子，你只要把这段宅院留给俺妹子和二林，让他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俺们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三叔三婶犯愁了，他们这大半辈子就挣下个这个宅院，如果把房子都给了二林，那么大林和晶晶怎么办？
老两口没有答应，李芳就真的没有再踏进三叔家的门槛。她在娘家住了3个月后，把断奶的孩子送回了三叔家，便独自出门打工了。媳妇走后，一直听话的二林第一次和父母亲吵架了。他埋怨三叔三婶没有答应李芳的条件，之后还闯出了一个大祸。
二林后来的事，是母亲讲给我听的。
阴历十一月的一天，二林把自己关在东屋喝了一天闷酒，晚上9点多，他出了屋，三婶正抱着一岁半的明强哄睡。
二林对三婶说：“你们到底答应不答应搬出去？”
“我们搬出去，让我和你爹还有你大哥一家住哪啊？”
二林点点头，一把把儿子从母亲怀里抢了过来，说：“娘，我没媳妇，也不要这个孩子了，我给他找个好人家吧！”
“抱孩子去哪啊，这么黑？”三叔在后面跑着追了出去，却根本追不上二林的摩托车。
那时，夜晚的温度已降到了零度以下，明强被二林抱走时，只穿了一身保暖衣裤和小袜子，连棉鞋都没穿。
听到母亲说到这儿，我急得跳了起来。母亲说这还不算完，二林竟把明强扔在村后的坟地里了——村后的坟地周围是连片的农田，村里人很忌讳那个地方，只有清明时才会去上坟，平时除了种田，鲜少有人去那儿。
这个闷葫芦弟弟怎么干出这种事呢？我都不敢相信母亲说的话。母亲说：“还好，半个小时后你三叔和你爸他们找到明强了，这孩子还一动不动地站在二林当时扔他的地方，就是小脚丫冻坏了，找医生上了冻疮膏，现在也好了。”
2011年春节后，李芳提出了离婚，把明强留给二林，自己出门打工了。
我回家时，看到三婶老了好多。她说，二林一直在外面当电工，收入不错，不能耽搁他的工作。李芳没有回来看过儿子一眼，明强的吃喝拉撒一直是自己在照顾。
我不忍心再问她关于李芳的事，岔开话题，问：“婶子，晶晶呢？”
“还在东屋喂奶呢，明刚还没有断奶，我也忙得顾不上她们娘俩。”
“那大林呢？我咋没看到他呢？”
“回来了两天，也没拿回钱，这不不知道又上哪儿去溜达了。这一天天大人吃孩子吃的，他为家里没添补上半分钱，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小崽子真是没治了！”三婶提起大林，恨得咬牙切齿。
我听到东屋里有动静，示意三婶小点声音。三婶毫不在意：“没事，这个晶晶分不出好赖话，别理她。”
临走时，我去看晶晶。只见她的床上堆满了衣服、尿不湿等杂物，大人和孩子躺在一角，身上盖着两层厚棉被，那模样，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姐姐。”晶晶还能认出我来，“孩子正睡着呢。”她指着明刚，这个小家伙也一岁多了，像极了大林。
晶晶说：“我不起来了，家里冷，我受不了。盖着被子暖和点。”
“快躺着吧，我就走了。这是给孩子买的棉衣，你收好。”我看着晶晶——她比去年结婚时憔悴多了，人也瘦了，脸色苍白得像是营养不良。
她礼貌地谢我，我转身往门外走，身后却传来了这样一句话：“姐姐，帮我劝劝大林。”
这话说得有点没头没尾的，但我们彼此都明白，我回头答应着：“好，我有机会一定劝劝他。”可是，我只在老家待了一天，并没有见到大林，更没有机会和他好好谈谈。
这事过了好长时间，我总觉得对不起晶晶，只能在微信里劝大林好好对待媳妇。可大林始终没有回复我。
5
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晶晶说要回娘家办身份证，把明刚留给三婶，这一去，再没回来。
大林出去找了好几回，却没有一点音讯——晶晶从来就没有和我们（包括大林）说过她的老家究竟在哪儿，没有具体的乡镇和村庄，她和大林只办了酒席，也没有去民政局办结婚证。
晶晶走后，大林也出门打工了，照顾两个孙子的任务又都落到了三叔和三婶身上。老两口种地、打零工，把两个孙子送进了幼儿园、小学。
2015年，三婶查出了肺癌，给大林和二林都打了电话。大林一直没有回家，二林拿出了5万元的积蓄，把母亲送进医院。可三婶没有花完二林的钱，只住了半个月，就自己闹着出院了。
正值端午放假，我回去看三婶。那天中午日头正足，三婶躺在床上，三叔正在给她喂饭。三婶的午饭是一碗馄饨，不时地引来苍蝇“嗡嗡”地叫着。听母亲说，自从三婶出院后，总爱吃馄饨，三叔又不会包，只能从村里的小超市买来散装的煮给三婶吃。
三婶挣扎着坐起来和我说，自己好多了，“咱在医院可耗不起，家里还有两个没娘的孙子等着钱呢！”
三叔木木地坐在床边，没有说一句话。空气闷热，明强和明刚正来回地从院子到屋里疯跑着，他们小哥俩身材壮实，皮肤晒得黝黑。
我没话找话说：“他们上学了吗？”
三婶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明强上小学了，字写得不好。明刚还在上大班，可调皮了，总不听老师的话。”
我也跟着笑了笑，叫住小哥俩儿：“快别跑了，看姑姑给你们买什么好吃的了。”
小哥俩儿停止嬉笑打闹，飞快地抢过我带来零食，香甜地吃了起来。
我回城之后，不出3个月，三婶就病逝了，这个家里失去了最后一个女人。
2018年，远在沿海城市打工的二林与一个叫张云的女人同居了。我在视频里见过张云，她黑且胖，但很会过日子，除了平时在工厂打工，自己还晒地瓜干、做手工作品在网上卖。
张云离过婚，她5岁的女儿判给了前夫，每周末，她都把孩子接过来跟自己住两天。一开始，二林和张云的感情还好，甚至还商量着一起存钱，买个小房子。
同居一年后，两人凑齐了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期房），二林交给了张云7万块钱，每个月3000元的房贷也是他在还。听说两人买了房子，在老家的三叔一直打电话催二林和张云办结婚证。可张云一直找各种借口推托，结婚证也就没有办成。
2020春节前，二林和张云搬进了新房，张云的女儿也被她接进了新家。这之后，两人的感情便出现了裂痕：
先是二林不让张云的女儿看电视、张云不让二林把儿子明强从老家接来；后来发展到张云换了新房子的锁，二林拿走张云电动汽车的钥匙；再后来，张云找律师，要求解除同居关系，并要求分割共同出资买的房子，二林不想分手，闹着在海边自杀；最后，我听到了他们分手的消息。因为对两人出资买的房子存有争议，他们分手后还打起了官司。
四叔听到侄子要跳海自杀的消息后，曾找阴阳先生看了三叔家的风水。那人说，三叔家之所以出这些事，都是因为三叔父亲的坟墓风水不好，“只有挪坟，才能改变风水，三叔一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我看着镜框里当年三叔一家笑意盈盈的全家福，特别想问那个风水先生：“这真是风水的事吗？”
后记
这几年，老家的姑娘们都进城打工，留在村里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少了。老家每个村基本都有几个35岁以上的单身男青年，他们如果运气好、条件还不错，可以找到离婚带孩子的二婚女人做老婆，但要是在县城买不起楼房，也就只能打着光棍到老了。
如今，老家的彩礼已经涨到了16万，像大林二林这样各自带着一个儿子、没房没车的农村男人，就像收割完庄稼后剩下的麦粒，不会有人再来“捡漏”了。
37岁的大林仍居无定所，漂荡在各个地方，和不同的女人搞暧昧，却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34岁的二林还在那个让他伤心的沿海城市打工。三叔带着一个11岁、一个10岁的孙子，仍旧住在老房子里，种玉米、小麦换取收入，再领一点贫困户的补贴。每天，三叔干完农活，还要骑电动车去学校里接两个孙子，祖孙仨的饭，往往是馒头就咸菜，或者是一碗白饭就着一碗炒白菜。
明强、明刚从小就失去了母爱，父亲又都长年在外打工，早在成长中缺位。即将进入青春期的他们，未来会怎么样？希望他们不要走和他们的爸爸一样的老路了。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