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鸦片战争后，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刚23岁，竟想纳之为嫔妃，是真的吗？
这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历史自媒体”，通过摘抄媒体报刊或通俗历史著作中的二手、三手乃至四手五手材料，再进行脑补，添油加醋弄出来的一则谣言。
以“道光 英国女王”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得到90多万条结果（如下图）。前十页搜索结果，几乎全是“道光皇帝欲纳英国女王为妃”的自媒体文章（十页之后，笔者懒得再一一翻看）。这些自媒体文章，与2012-2013年流行于诸多小报小刊的《道光帝三问英女王》之类的文章，情节大体相似，内容则更为夸张。
考诸史料，道光皇帝询问英国女王的婚配情形，见于1842年春他给扬威将军奕经的一道谕旨。
当时，清廷抓到了一名英国俘虏。道光命令奕经好好安抚这名俘虏，争取从他口中询问出英国的底细；且将要问的问题一一写进谕旨。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共包括八大项：
（1）英国到大清内地，水路据说有七万余里，沿途具体要经过哪些国家？
（2）克什米尔距离英国有多远？有没有水路可以相通？他们与英国有没有往来？他们的人这次为什么和英军一起来到浙江？
（3）其他那些来到浙江的孟加拉、大小吕松、双鹰国的“夷众”，是带兵头目私自召集的，还是由他们的国王派来的？是否存在裹挟情况？又或者是英国人以巨大的利益引诱他们前来？
（4）英国的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
（5）那些钦差、提督的头衔，是英国女主授予的吗？或者是带兵头目们私立的名号？
（6）“逆夷”们在浙江如此嚣张，他们的一切行动，包括“调度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究竟是谁在主持这些事？
（7）义律已经回国，是真的吗？他回国后有什么动作谋划？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传回浙江？
（8）英国制造鸦片卖到中国，目的是只在图财，还是另有其他诡谋？（《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向英目干布尔细询英国情形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此时，距离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已有一年有余。一方面，道光皇帝在给前线将领的谕旨里，提出这样八个大问题，透露出了清帝国的最高决策层的信息掌握非常有限，信息搜集工作几乎为零。皇帝既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也不知道它是个怎样的国家，对英军的复杂构成（内有印度人与东南亚人）更是难以理解。
另一方面，这八个问题，也显示出了道光皇帝有一种“认知范围内的精明敏锐”。他能从英军的复杂构成中联想到清帝国的外部环境（克什米尔、孟加拉、大小吕宋）或许已发生了变化，也在思考英军的行动背后是否存在某种“非官方意志”。他询问英国女王为何二十二岁就被推为国主、“有无匹配”、丈夫是谁担任什么官职，也是想要了解英国的高层政治权力如何运作，内中并无一丝一毫“欲纳英国女王为妃”的涵义。
图：道光像
在给道光皇帝的回奏里，奕经说，我们接旨后，就按照谕旨里开出的问题，一条一条去问俘虏。从回奏的内容来看，奕经没有说谎。他告诉道光：从英国到广东，快则三个月，慢则六个月。中间要经过法兰西、马六甲、星加坡等地。克什米尔属于孟加拉，孟加拉属于英吉利。英国的船可以开到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有河可以通往克什米尔。这次来浙江的英军，都是英国国王派遣的，但只有英国人可以当兵，其他吕宋人、孟加拉人，都是雇来办事的水手。……这些比较准确的信息，奕经只能从讯问中得到。
关于英国女王的情况，奕经的回复是：该女王名叫“域多利”（即维多利亚），“乃老国王之侄女，国王无子，其侄女赋性聪明，故立为主”。女王的丈夫是“英吉利所属渣骂剌国王之子”，在该国担任第一等官职，“并不干预国事”。（奕经，《复奏英夷情形疏》，道光二十二年四月）
图：维多利亚女王
这是清廷高层第二次注意到维多利亚女王。在此之前，1839年，林则徐曾两次尝试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希望她能够出面解决英商对华贩卖鸦片的问题。第一封信发给了广州的洋人们，但无人将其送抵英国。第二封信则被英国外交部拒收，然后公开发表在了报纸上。
林写这些信，多少受到了瑞士人Emerich de Vattel所著《国际法》的影响。林聘请的翻译团队，曾将该书中与禁鸦片相关的部分章节翻译成了中文，供林参考。这些支持禁烟的《国际法》资料，让林产生了一种想法，觉得英商在华的鸦片买卖未必会得到英王的支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后来回忆说，他在1839年见到的林则徐，“特别关注地询问了……同英国女王及其他欧洲君主通讯以什么办法最好，他想在扑灭鸦片买卖中取得他们的合作”。
但林似乎并未真正理解《国际法》。他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二封书信，用的是一种檄文格式，遣词造句里充满了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傲慢。
檄文称：历代英国国王都很“恭顺”，历次“进贡”的表文里都“深明大义、感激天恩”，不忘称赞我大清皇帝对你们的“公平恩待”。如今你们的商人却用鸦片来伤害中国。请想一想，“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你们一天都离不开我们的茶叶和大黄，我们若掐断供应，你们还怎么生存下去呢？总之，外国仰仗中国的必需品太多太多，“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我们要对你们“闭关绝市”那是很容易的。所以呢，贵国国王存心仁厚，收到我这封照会后，须“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将会有“不测神威”。（《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书》，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图：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书
以上，即道光皇帝询问英国女王“有无匹配”的始末。其中既没有任何“欲纳英国女王为妃”的意思，也不存在什么“传到后世被当成了笑柄”。而只是一次单纯的对交战国国情的了解。
遗憾的是，道光皇帝的这种了解意愿非常薄弱。在此之前，自林则徐写信给女王算起，中间已过去了两年有余，清廷高层对敌方首脑的了解可以说几乎毫无增进。在此之后，道光接到奕经简短的回奏后，也没有对英国的政体运作和政治诉求再表现出任何兴趣，直到英军再次以武力叩关。
同样，英国政府似乎也无意了解清廷。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维多利亚女王送来的贺礼，是“自鸣钟一座”，上面还请人用汉字镌刻有一副对联：
送钟是不吉利的事情，“日月同明”也是清廷忌讳的用词。据说，这份礼物让慈禧太后很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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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明治维新，日本在不到40 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摇摇欲坠的羸弱国家，变成了亚洲“优等生”，成了获得列强承认对等地位的非西方国家。但明治维新也是有代价的。日本后来的悲剧里，便有着明治时代便已埋下的制度根源。
农村是打造工业基础的主要资本来源。农民也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到绢纺厂工作，那些工厂在19 世纪末为日本提供了最大笔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农民每半年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往返，他们趁着冬天田地休耕蜂拥到城镇的工厂打工。
德川时期，大名与幕府对农民已经极尽压榨，但他们最关心的是政局稳定和税收。只要农民如期缴税，四方太平无事，他们基本会放任农村地区自己组织和管理，而不会有太多的干预。明治领导人则精心设计，将农民整合进了一个新的单一国家政体。
除了以土地税从农村压榨资本用于工业化（许多人交不出土地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田地被没收，丧失了祖先的遗产，而且生活朝不保夕），明治领导人还通过普遍的公共教育和征兵制，来给农民及其离开家乡进入工业城镇的孩子们灌输新的民族精神，比如武士精神——当时日本的多数农村对武士精神很陌生。与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日本农民也向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一个年轻人因为一件小事而替其主人复仇，最后还心甘情愿地剖腹自杀，这对很多农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孝的。年轻人更应该忠于自己的父亲，更应该努力工作和生儿育女。
新的民族精神，让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染上了军事色彩。男孩去上学穿的是由普鲁士引进的军校制服。女孩首次大规模和男孩一起上学，她们接受的学校教育说，女孩的最高理想应该是成为“贤妻良母”。这意味着她的终极目标是养育能作战的士兵，并在国家需要时为天皇赴死。天皇也被装扮成了军人形象，不再只是文化和宗教的化身。天皇经常穿着军服出现，成了至高武德的终极焦点。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建构。俾斯麦曾经忠告1871-1873 年出使西方的岩仓使团，日本需要设计爱国主义教育，将过去围绕着家庭、村庄、地区、地方藩主的忠诚，转化到国家层面。这是19 世纪德国的伟大计划，后来为明治日本效仿。
为了打破前一种忠诚，用民族主义和天皇崇拜取而代之，明治政府打破旧藩体制，重绘了日本政治版图。仙台、广岛、高知、鹿儿岛等旧藩城堡，转变成了县首府，旧藩在地方事务上享有的权力，则大都被移交给了东京的庞大官僚体制。
明治政府还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宗教。在德川时期，佛教与日本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为了搜捕、消灭同情基督教的人，幕府官员利用了佛教庙宇全国性的联系，所有日本人都要向当地寺庙登记，于是寺庙产生了类似地方户口登记处的功能。武士和富商要把儿子送到寺庙学习，居住在乡村的武士以及一些富裕的农民也这样做。明治政府则通过军事化教育的普及，把寺庙的教育权夺了回来。
此外，佛教是从外国传入，虽然从神学角度而言，已几乎与本土性宗教如神道教几乎无法区分，但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角度，却须另当别论。于是，佛教寺庙被剥夺了大部分财富，并被要求与神道教的神社分开（之前，佛教寺庙通常隶属于神道教神社）。明治政府创立了以皇室崇拜为中心的所谓“ 国家神道教”，以取代佛教中央宗教的地位。这一新兴宗教的核心功能之一，便是灌输民族主义。明治神宫、靖国神社等主要神社的社会政治功能，更像纳粹的露天剧场，而不是满足信徒精神需求的教会和庙宇。
当然，对于基督教，明治领袖很早就知道，要想让西方以平等的形式接受日本，就必须取消针对基督教的禁令。于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传教士的努力下，一大批学校、大学和医院建立起来，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兴旺，是同类机构中的佼佼者。
曾经，日本一直用中华文明来定义自己。什么是“日本”的，什么是输入的，以及什么是从最初的中国模式演变过来的。到了现代，西方列强则成了新的外部参照系。与中国不一样，这些国家威胁到日本对内部事务的处理。明治政府积极推动国家神道教与天皇崇拜，表面上鼓吹不受外国污染的纯正日本仪礼，但20 世纪中期的日本伟大作家三岛由纪夫，却把明治日本比作“一个焦虑的主妇正准备接待客人”，她希望展示给客人的是“完美、理想的生活”，凡是她认为有损这种形象的东西都会被她隐藏起来。
明治日本有两套关于治理方式的虚构故事：一套从过去继承，另一套从西方引入。从过去继承的是天皇统治，从西方引入的是立宪政府及法治的观念。
采用后者，部分是因为要回应民权运动的威胁以及板垣退助等人对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府的煽动，但最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西方世界的期待。现代国家都应该有国会和法庭，这就像它们的人民应该用刀叉吃肉和禁止男女共浴，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如果日本应该建立国会、政党和法庭，那么建立这些就是顺理成章的。但1868 年人们夺取权力时的口号是“王政复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意接受宪法对天皇决策权的任何限制，更不用说那些装点门面的玩意——目的在于说服那些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列强，让他们承认日本已经成为完全现代的国家。
在设立法院和立法机构方面，明治政府无意效法英国建立立宪君主制。英国政府自称“女王陛下的政府”，以女王的名义订立条约或通过法律，但现在很清楚的是，英国君主已经没有实际权力推翻议会或英国法院的决定——一旦这样做，马上会产生宪政危机，而君主亦不复存在。日本不存在上述情况，虽然国会及司法机关等蕴含着宪政的可能性，但明治领袖采取谨慎的措施以确保这些机构不能干预（更不要说推翻）天皇的决策。
山县有朋是此类制度设计的核心人物，他通常被称为现代日本军队的缔造者。加拿大日本史学家诺曼形容山县有朋是个“无懈可击的军事官僚”，指出他“讨厌任何形式的政党……任何代表一般人民利益的政治运动，纵然力量不足或影响力有限，也会激起他最猛烈的敌意”。山县“创造并维持了军事独裁”，这是极为关键的步骤，它消除了国会监督主要官员任命的任何可能性。
山县特别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御敕”，规定官僚的任用属于枢密院的权力范围，而枢密院理论上只是秉承天皇的旨意。但实际上，天皇并没有做出任命或决策。大正天皇于1912—1926年在位，他可能有些智力障碍，但他的长子肯定是正常的，后者在日本被称为昭和天皇，在西方则被称为裕仁天皇。裕仁在成长过程中便了解到天皇不会制定政策。这种了解既源于天皇在历史上就是“超越政治之上”，也是受欧洲传来的立宪君主理念的影响。（裕仁天皇决定性地介入政治事件目前已知的只有三次：1936 年，镇压反叛的右翼军官；1941 年，命东条英机组阁；1945 年，结束战争。）
于是，虽然未获正式承认，但实际决策权掌握在了“萨长同盟”派（推翻幕府的萨摩和长州两藩的昔日武士）手中。这给日本的统治结构造成了一种具备毁灭性的核心缺陷。这个缺陷，就是缺乏政治问责的核心。这个核心，本可以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党、执政官，甚至可以是世袭的君主。当组成政治核心的一个或多个人做出决策——决定一个国家的目标及达成的方法——并执行它时，他们必须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负责，如果不是对选区、公正的司法体系、独立媒体，至少也是对他们自己。
当政治元老（活到20 世纪的明治领袖）开始从活跃的决策层，退至枢密院等一些机构，他们可以否决政策而无须为此承担后果，这就为巨大的政治不负责任埋下了伏笔。这种不负责任的最终后果，就是日本在亚洲发动了一场看不出有任何胜利可能性的陆战（注：指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攻击一个工业基础比自己大10 倍的海外强国（注：指向美国开战）。日本失去了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能力。
日本给邻国，甚至给自己带来了毁灭、痛苦及死亡。但人们还是禁不住会反向思考：
如果明治政府没有向日本人民隐瞒日俄战争后期的真实状况，公众舆论的反美情绪还会不会产生？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没有坚持删除《凡尔赛和约》中呼吁结束种族主义的条款，或者美国国会没有通过公然标榜种族主义的1924 年移民法案，日本人会不会相信西方国家终有一天会平等对待他们？如果外部的经济和安全环境没有那么敌对，20 世纪20 年代开始开花的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机构的真正萌芽，即“大正民主”，是否会发展成强大的制衡军国主义势力的力量？如果摧毁东京的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没有发生，没有带来4 年后使农村地区及城市工人阶级陷入极度恐慌的金融危机，狂热分子会不会更难号召日本平民加入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
也许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列强没有牺牲自己的经济，徒劳地试图重建已经消失的、1914 年以前的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从而引发一场全球大萧条并将日本也拖入深渊，那么日本可以避免滑向法西斯主义吗？
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最终答案。但在那个命运多舛的年代，并非只有日本受暴徒支配，把仇恨与血腥提升至国家层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表面上站在协约国一边，却在战争中竭力牟取自身利益，工厂发挥产能极限以应付交战国的订单，后来还取得了德国的一些殖民地。1923 年大地震造成的破坏，也无法与法国、德国、俄国因为战争遭受的经济损失相比。虽然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也盲目崇拜金本位，尝试重回1914 年以前的汇价，而完全不了解它在经济上的破坏性（1929年11 月，日本恢复金本位并强制日元升值至战前水平，当时日元与美元的兑换率是2 比1，立即引发了通货紧缩性衰退）。但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日本很快便清醒过来，并于1931 年脱离了金本位。
日本曾以天皇之名犯下很多暴行。比如1939 年的重庆大轰炸和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南京陷落之后，日军曾进行数星期的暴行，血腥屠杀了几十万中国人。南京大屠杀表现的，正是在政策缺失的情况下会产生怎样恐怖的行径。不像纳粹的集中营，日本人犯下的暴行并非明确地出于中央统治机构的具体决策。这不是试图粉饰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不是要原谅当时仇外情绪高涨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日本的神圣使命无尽地唱赞歌；也不是要宽恕不人道的残暴，那是日本帝国军队惯有的恶行，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士兵还是外国人。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试图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
一个疯狂而面目狰狞的独裁者不是那些原因之一。同盟国的分析人士一直想要在日本找一个类似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人，有一段时间他们认定了东条英机，他是臭名昭著的侵驻中国的关东军司令官，后来出任首相，下令袭击珍珠港。（严格来讲，是东条向天皇建议袭击珍珠港，据说天皇在授权时很勉强。）
毫无疑问，东条是军国主义者和仇外主义者，没有人会把他当作圣方济各那样的人，但他也不是纳粹的戈林。东条并没有挟持国家机器以追求他的狂热想法。他只是个尽责的军人，执行他自认为的任务。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突出的地方是精于官僚层的权力斗争，最后当上首相。如果东条不符合魔鬼标签，而日本引发的一切灾难都是以天皇的名义执行的，也许裕仁就是最后的坏人。但这种说法明显更荒谬。天皇也许并非如战后建构的，是害羞、温和的隐士，但也不是想要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式的人物。
与其徒劳地寻找一名或多名带领日本走向灾难的代理人，分析人士还不如提醒自己，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日本政府机构的连续性从未中断过——没有发生像德国的国会纵火案，或是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更不用说布尔什维克冲击冬宫，或者是中国的1911 年革命和1949 年革命这样的事件。最接近的一次是1936 年的“ 二·二六事件”，一群激进的年轻军官企图夺取政权，成功刺杀了数名商业高级行政人员及内阁大臣。叛乱被镇压下去，起事的领袖在天皇的直接介入下被判死刑，当时的东条大将亦明确表示支持。
这次叛乱成为恐吓和暗杀政治的高潮。叛乱源于缺乏制度上的沟通管道，陆军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无法影响政策，他们不满高层贪污腐化，与此同时，农村则日益贫困，再加上纳粹主义、天皇崇拜与种族主义混合在一起的毒素，他们诉诸东亚政治的特色方法：使用夸张手法呈现其仇外情绪和民族主义，目的是让现行政府难堪。在战前的日本，这是唯一被接受的反对政策的方式。由于年轻人“纯洁”，例如没有被“可耻”的商业捞钱行为或政治的黑箱交易所污染，他们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
随着明治领袖的去世，日本权力结构中实质解决纷争的机制已经消失。结果是无休止的、自我削弱的，甚至是自杀性的权力斗争。东京的瘫痪如此严重，以至于海军和陆军分别行使对政策以及政府组织的否决权，而且双方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东京的最高统帅无法控制在战场上的激进分子，后者经常自行其是。而且，如果上级军官对“天皇的旨意”没有充分的热情和敬畏，就可能遭到那些激进分子的杀戮。
正是在这种恐吓与威胁的气氛下，对某些年轻狂热者的粗糙计划提出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意见，代价都可能是失去性命。于是日本更深地陷入对中国的永无止境的陆地战泥潭，无论它打了多少“ 胜”仗，或（暂时）夺取了多少土地，最后面对的都是一个不可能被击败的对手。最终，做出合理政策判断的能力完全崩溃，导致东京下令直接对美国发动攻击，而众所周知，整个攻击的构想其实是自杀性的。
对日本人而言，太平洋战争（日本人通常这样称呼对美国的战争）更像是另一场更重要的战争，即同中国的“大东亚战争”的续集。
清朝末年，日本加入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了西方视线时，在日本多年受压抑的冒险主义马上获得解放。1915 年，日本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确立在中国的霸权并将其变成自己的保护国。“二十一条”催生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但中华民国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政府，这给日本人留下了制造各种灾难的机会。很多军阀与强盗无异，他们愿意与日本的冒险家进行各种交易。
扩大冲突的主角是关东军，它建立于1906 年，目的是保护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生命和财产。但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关东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山县有朋以诡计使关东军免于问责，不受监督——它直接向天皇汇报，实际就是不向任何人汇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整个东北实质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最著名的就是争取“生存空间”的德国纳粹主义者）那样，当时的经济困境让许多日本人确信，不扩大领土，不占有市场和自然资源，日本会渐渐萎缩。日本在东北三省大规模地实行彻底的法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最大竞争对手不是奄奄一息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日本的许多高级指挥官相信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敌人，渴望“北进”。1939 年，日本和苏联两国军队在蒙古（蒙古当时已成为苏联的附庸国）边境的小城诺门罕相遇并发生冲突，苏联红军让日军首次尝到了在大规模战争中战败的滋味。苏联人把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日军方面的伤亡人数超过2.5 万。
东京和莫斯科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后，日本的军事重心转回中国。从那时起，持续进行的战争成了累赘：无法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战术上的成功暂时掩盖了战略上的盲目性；不愿意承认日本的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现这一事实。日本的战略家们无法想象承认错误，更别说放弃错误了——甚至只要一谈撤退，就有可能招致暗杀。于是，事情变成了：必须侵略中国本土，才能保住至关重要的伪满洲国殖民地的安全；必须占领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才能确保侵略中国所需的资源；必须消除美国这个潜在对手，因为它以禁运威胁日本放弃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企图。
避免战争扩大化的最后机会出现在1941 年秋天。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一直试图避免日美冲突。1940 年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刺激了美国，罗斯福政府担心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落入日本手中。美国开始表示，日本必须放弃它对欧洲殖民地的企图，并放弃它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除了原来的南满殖民地。美国有一个可靠的手段可以向日本施压，就是对其实行石油禁运。那时，东京有不少人（包括天皇本人和东条英机，后者曾经是日本关东军的司令，时任陆军大臣）相信，日本正面临抉择：或者放弃其对亚洲大陆的企图，或者对美国开战。由于未能说服华盛顿，近卫最后只好辞职。天皇命令东条英机组建内阁。从那时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那是一个充满了暴行和恐怖的长篇故事。从中得到的一般教训就是：若政治失能，无法制衡权力，便会出现日本的情况。在战后东京审判期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日本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丸山真男写道：
“ 日本当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其实只是傀儡，被他的下属操控，而他的下属又被其他人操控，这些人包括海外官员、右翼浪人以及与军方有关联的恶棍。事实上，名义上的领导人十分无奈，常为迎合体制外的莫名力量所创造的既成事实而被牵着鼻子走。”
换句话说，战争的最终原因（或至少日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因为权力集中在某些野心家手中，而是因为分散的权力失去了控制。
从德川时代的闭关锁国，到1940年代孤注一掷的战争，日本历史的整个轨迹，追求的就是在意识形态、军事与经济不受外国人支配的情况下，实现对国内事务的控制，结果却全面失败。
本文节选自《日本及其历史枷锁》， [美] R.塔格特·墨菲著，李朝津译，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出版，已获出版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作者R. 塔格特·墨菲（R. Taggart Murphy），日本筑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15岁即移居日本。译者李朝津，日本庆应大学东洋史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日关系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