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十）

由「文科生太多」，想起梁思成一篇失踪七十多年的文章 | 短史记

Original 陈慕谭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4-16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这两天，有这样一句话，得罪了全体文科生：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此言出自某公号4月14日刊登的一篇论文，作者是四位经济学博士。按中国当下的文理划分标准，这四位，其实便属于“文科生”。

 

 

文章的主旨，是针对老龄化、少子化这些现实存在的人口问题，指出“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建议“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

 

在诸多建议中，有一项是“重视理工科教育”，那句引爆舆论的“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便是紧随该建议而来的论述。不过，它并不是论文表达的重点，作者既没有就此再做分析，也没有提供可支撑该结论的参考文献，仿佛这句孤零零的话已是不证自明的常识。①

 

 

社交媒体上，有人笑称“ 诺贝尔欠作者一个大奖”，有人讽刺“ 论文作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确实很文科”，“这报告肯定是文科生写的”，也有人感慨“不是文科生的错，是文科教育有问题”。

 

笔者想起的，则是一篇失踪了七十多年的旧文。

 

旧文的作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题为《半个人的世界》。

 

1946年，梁思成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同年10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现代建筑教育，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1947年9月回国。1948年，梁结合自己的考察见闻，在清华做了一次题为《理工与人文》的讲演。后来又将讲演的内容整理成《半个人的世界》一文。

 

 

清华大学建筑系属于理工科。所以，梁的讲演，首先针对的便是本系的理工科师生，希望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技术方面”，而要有社科人文方面的常识与关怀：

 

“人类一切的活动，莫不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活动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是整个的，各部分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各行其是的。所以我们做学问，尤其是研究理工的人，绝不能只顾自己的技术方面，不顾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否则，我们的一举一动可能害到别人。”

 

梁思成说，那种只在意技术、不在意社会、政治、经济与自然需要的人，只能算“半个人”。这种“半个人”做起事来，是很有可能伤害到别人的。他就自己关心的文物古建保护领域，举了两个这方面的反面案例：

 

“南京的小火车破坏了鸡鸣寺一带的风景，而且不时轧死人。川陕公路在广元因为几个工程师缺乏人文知识，破坏了数千尊唐代摩岩佛像，使我们损失了永远无法补偿的千余年文物。”

 

梁说，包括上海汉口等大都市的“现代化贫民窟”在内，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半个人’做的事”。要想让社会往好了发展，便“不能再做‘半个人’了，我们必须做‘整个人’”。

 

♦ 梁思成，图片引自维基

 

为什么社会上到处都是“半个人”？梁说，这是因为教育的方向出了问题：

 

“我们若是追溯形成‘半个人’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教育方针的错误。现在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只以取得专门智识为目的，这只是训练匠人，只是制造‘半个人’，而不是教育。工学院固然不用说，只是训练一批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等等，其余学院何尝不然，每年造就大批的物理匠、化学匠、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等等。所谓匠，就是说他们大多数如果只知道本行，此外一概不懂也不关心，他的本行和本人便与整个社会完全脱了节。他们都是‘半个人’。”

 

由“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物理匠、化学匠”和“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这批用词可以看出，梁思成的演讲题目虽然是《理工与人文》，但在他眼里，需要补足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的，并不只是理工科学生，同样也包括文科学生。这并不难理解：一个搞历史研究的文科生，或许可以拥有高超的文献检索技术和文献解读能力，但若无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轻则学问做得冷冰冰没有人气，重则将能力化为了替权势者张目乃至文过饰非的手段。搞法律者、搞国文者、搞哲学者，皆是如此。

 

换句话说，在1948年的梁思成看来，中国教育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文科生太多”或者“理工科生太多”，而是文科生与理工科生普遍欠缺人文常识与人文关怀。

 

接下来，梁思成讲述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提到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科学院院长Sinnott“主张凡从事理工的人都应该受到人文科学的熏陶”，“耶鲁已决定自本学年起，把全部理工学生课程加上很多的人文科目。”

 

梁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改革。因为在他看来，“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整个的世界差不多完全为那些‘半个人’所支配”。这些“半个人”依仗着手里的技术，做了许许多多伤害他人的事情。掌控政治权力者，便任意宰割所谓“落伍民族”的土地，攫取他们的资源，最终让自己所在的“先进民族”的普通老百姓，也一样成了受害者。掌控经济权力者，便“只顾技术上的方便，不顾群众福利天然风景，不知尊重祖先遗留下来的文物”，乃至于“忘记了凡是感觉的动物，除了保持肉体的存在，还要在精神方面有所要求”。②

 

梁思成的这些话，全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还是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工具”？如果答案是前者，那这教育，便不能只培养“机械匠、土木匠、建筑匠、物理匠、化学匠”和“法律匠、国文匠、外语匠、历史匠、哲学匠”，还应该让学生拥有人文常识和人文关怀。

 

遗憾的是，这篇《半个人的世界》，今人迄今尚未找到完整版。

 

上文所引，全部来自一位叫做杨得任的读者的摘录。这位杨得任，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官员，也是一位学者，著有《中国近世道路交通史》等。他在1948年读到《半个人的世界》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世界月刊》上（见下图），内中有大量的原文引用。

 

 

据杨得任说，梁思成这篇文章，是一名叫做余传纪的清华大学工学院学生特意寄过来的。这位余传纪，早年也曾是杨的学生。在读后感的末尾，杨得任说，梁思成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深信必有很多的刊物文摘一定会转载那篇文章的，恕我在此不能一一摘录”。由这句话推测，余传纪寄给杨得任的，可能是只在清华学生内部流传，尚未公开发表的版本。

 

后世有些回忆文章或著作声称，该文刊登于清华校刊。但有人核实了1947年-1948年的《清华周报》和《清华学报》，没有找到踪迹③。笔者使用“清华大学校刊特色库”检索1947-1948年间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同样没有结果④。此外，为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而于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九卷里，也没有收入这篇文章。最大的可能，便是包括梁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内的编纂者，也未能找到这篇稿子。

 

或许，这篇《半个人的世界》的完整版，真的已经彻底失踪了。1948年的清华大学，正置身于剧烈的时代变迁之中——该年底，校长梅贻琦便选择了南下，校刊顾不上梁思成的文章，不足为奇。1948年的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也正置身于剧烈的时代变迁之中，文化刊物与新闻媒体顾不上梁思成的主张，也不足为奇。至于梁思成手中的原稿，同样极可能没有保存下来。

 

好在，文章虽然失踪，梁思成对中国教育的这段反思，仍能大体留存下来。

 

 

①《工作论文 |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2021年4月14日。

②杨得任：《读“半个人的世界”书后》，《世界月刊》1948年第3卷第6期（上海），第19-21页。

③常薇：《小CASE | 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走出“半人时代”》，简书2018年8月2日。

④检索网址：http://thujournal.lib.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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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挺经》也不是曾国藩写的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7-29

 

 

之前谈到，被诸多出版社、诸多“当代国学家”力推的“曾国藩名著《冰鉴》”，不但是一本超级烂书，而且根本就不是曾国藩写的（传送门：《对不起，《冰鉴》这本烂书根本不是曾国藩写的》）。

 

这里再说一下另一本所谓的“曾国藩名著”《挺经》。

 

 

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挺经》封面

 

一、曾国藩没写过《挺经》

 

与《冰鉴》一样，这本书也很烂，也不是曾国藩写的。

 

翻查正规的曾国藩文集，无论是曾死后李鸿章等人编撰的《曾文正公全集》，还是岳麓书社上世纪九十年代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都找不到所谓《挺经》的踪影。市面上所有以《挺经》为名的图书，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产物，是出版社追赶“曾国藩热”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产品”。创造的具体方法，是辑录一堆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和文章，再以编写者自己对“挺”字的认知为浆糊，把这些家书、日记和文章粘成一坨，然后在封面印上“曾国藩著”字样，就算大功告成。

 

读者以为自己是在看“曾国藩的《挺经》”，但他读到的只是曾国藩的只言片语和编写者自以为是的浆糊。

 

其实，民国人也伪造过《挺经》。下图是民国文化人刘树鹏自己脑补出来的《挺经》，刊登在中央周刊1946年第34期上。与今人不同的是，刘树鹏明言这三十条是自己编造的，并没有将《挺经》弄成正儿八经的“曾国藩著”。他在文章的开篇处说得很明白：曾国藩的《挺经》没写成，如今已无从查考，实在是太遗憾了。所以“区区妄拟挺经”三十条，以彰显我们湘人的气质。

 

 

图：刘树鹏创作的《挺经》

 

二、曾国藩否定了没写出来的《挺经》

 

《挺经》这本书，唯一绝对真实的，就是《挺经》这个书名。该书名最早见于晚清笔记史料《水窗春呓》。作者是做过曾国藩幕僚的湖南湘潭人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的原话是：

 

“文正一生每三变：……又（1）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2）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3）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宗棠)在骆文忠(秉璋)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文正尝言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这段话谈的，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三次变化（欧阳兆熊的理解）：（1）早年做京官，信奉儒家的程朱理学。（2）回乡办团练，改信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理念，期间有意写一本《挺经》。（3）遭受朝廷和官僚系统（尤其是同僚）的集体诋毁与排斥后，又抛弃了法家理念，改信黄老“柔道”之术。

 

依据欧阳兆熊的这段叙述，可以知道：

 

第一，曾国藩办团练期间，确曾动过念头，想要写一本书叫做《挺经》。但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写出来。

 

第二，曾没写出来的这本《挺经》，以法家理念为底色，核心主旨是“言其刚也”。什么叫“言其刚”？就是如商鞅、韩非所主张的那般，以严刑峻法治理团练，以条条框框与同僚相处，绝不通融绝不迁就。所谓“挺”，就是硬而直的意思。

 

第三，当代人编写的伪书《挺经》是一本成功学读物，曾国藩那本没写出来的《挺经》，带给曾的却是失败。曾遇挫后抛弃了“挺”和“刚”，该走“柔道”路线。他对欧阳兆熊说自己的成功之道是“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其中没有了法家的“挺”和“刚”。

 

也就是说，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否定了没写出来的《挺经》。今天流行的那些“曾国藩著《挺经》”，其实质不过是“曾国藩：我以前想写本《挺经》；书商：我们替你写好了”。

 

 

图：《水窗春呓》封面

 

三、还有一个李鸿章版《挺经》

 

翻看今人杜撰的各版本《挺经》的目录，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十八条。且第一条肯定会讲一则相同的“争道”故事：一个挑菜担的人，与一个挑货担的人，在水田的田埂上迎面碰上，谁也不愿下到水田里去给对方让路。然后来了一位老者，他提出由自己下到水田里，帮二人用头顶起菜担和货担。这种“挺身而出”让挑货担的人过意不去，放弃僵持主动下到水田，化解了一场纠纷。

 

之所以是十八条，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晚清官员吴永在笔记史料《庚子西狩丛谈》里说，李鸿章告诉他曾国藩有18条《挺经》，且第一条就是这个挺身而出化解争道纠纷的故事。

 

吴永做过李鸿章的幕僚。因为他是曾国藩的孙女婿（但没有见过曾国藩），李鸿章对他颇为亲近，一度让他“晨夕左右”陪伴自己，还会将自己对朝廷的一些牢骚说给他听，也会和他说许多当朝典故。据吴永回忆，李鸿章对他谈曾国藩的《挺经》，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李鸿章闲住北京贤良寺，事业遭受了巨大打击，人生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某日，李对吴说：

 

“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日：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致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教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李鸿章还告诉吴，这个故事“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但说完这一条之后，李就不肯再说其他了。吴永开口请他多说一说，李的回应是含笑挥手拒绝，说“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李没有再说其余的十七条，后世之人伪造《挺经》，就只好循着李鸿章对“挺”字的理解，再凭空捏造十七条。

 

 

 

按欧阳兆熊的叙述，曾国藩的“挺”指的是严刑峻法和严守章程，是法家处理政务人事所主张的“刚”，也就是不搞通融，不玩弹性。与法家“挺刚”对立的是黄老“柔道”。到了李鸿章这里，“挺”却变成了挺身而出、坚持不退——袁世凯劝李鸿章辞职归隐时，李明确拒绝，且回复说“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两相比对，自然是欧阳兆熊的叙述更可信。给吴永讲“老者挺身而出化解争道纠纷”这个故事时，李鸿章正遭受到朝野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这故事里，其实全是他自己的影子。他其实是在把挺身而出踏入泥田的老农，对应自己“挺身而出”前往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为甲午中日两国战事善后。遗憾的是，吴永没能体会到这层讯息，反追着李鸿章要听另外十七则挺经故事。意兴阑珊的李鸿章，自然只能以“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作为回应。

 

李鸿章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身块垒的心境与做法，学者羽戈也有精辟的洞察：

 

“吴永是老实人，想来不会说谎，李鸿章天马行空，不拘小节，完全可能代老师立言，……纵观曾国藩一生行事，论成功秘诀，与《挺经》关系实在不大，而当归于黄老之学。……相比曾国藩，李鸿章显然与《挺经》更加亲近。他这一生，都在坚守一个‘挺’字。《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议汹汹，积毁销骨，几欲杀之而后快，李瀚章见状，给弟弟李鸿章写信，相约一同告老还乡，息影林泉，李鸿章不从，答以‘当与国同休戚’。这一挺，挺到了庚子年。”（羽戈，《李鸿章的＜挺经＞》，中国经营报2017年12月2日）

 

遗憾的是，今人伪造的《挺经》，既见不到李鸿章这种幽深的心思，也与曾国藩之“挺”风牛马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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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衅警方 -YMCK1025- ♂ (212 bytes) () 04/17/2021 postreply 14:5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