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农和贫农是一家人
人生升降沉浮、酒色财气无外乎是因缘会遇。桃曲的生活经历是景文人生中结下的一个大善缘。
景文17岁到桃曲村，正是心性成长定型的关键期，在此期间与桃曲村的乡亲们，与插队的兄弟姐妹们，结下了善缘，对景文的人格心性的健全和养成有决定性和深远的影响，也为景文20多年的求学生涯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助缘。
几十年过去了，桃曲村的老少爷们的人生升降浮沉历历在目，清晰如昨，能够长久地留存于藏识之中的人和事，必是有缘分的事相。
桃曲村一共有5户富农，知青们见到的第一家富农就是富农和贫农一家人的家庭。
1969年1月知青们一到桃曲村，队干部带着知青到每一户的老乡家去认门，认人、认成分。走进村南坡的一家窑洞院子，男主人在门口迎接，男主人叫杨永祥，看上去五六十岁。从五官上线条上看，年轻时应该很英俊，但现在满面皱纹如刀刻般，双目无神、沉默寡言，腰背已经弯驼了，显然是长年劳累的结果。这是一孔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的窑洞，窑洞里只有老两口，老太太有六十多岁，满头白发，双目失明，坐在炕上，听说北京学生来了，赶快招呼大家进来上炕坐。
这时队干部说这家成分是富农，大家都很自然地像躲瘟疫一样向后退。队干部又指着男主人说，他是贫农。大家停止后退，看着眼前的老贫农又肃然起敬。一家人里，一个是富农，一个是贫农，大家感到很奇怪，但也未深究。
两年后，景文当饲养员与贺振堂老汉一起在饲养室里住了一年，贺振堂老汉给景文讲了许多村里的事情。贺振堂老汉告诉景文，杨永祥是外村人，当年20多岁的时候在这家富农当长工，这家富农只有一位40岁多寡妇带了一个女儿，孤男寡女，相处日久生情，结果是这富农寡妇招了杨永祥入赘。当然按村里人的传说，招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香艳的情节，是不是村里人的添油加醋也不得而知，这段情节这里就不多说了。
杨永祥招赘后身份角色没变，仍然干他的长工，一点活也不能少干，只是比过去更加尽心尽力了，家里的一切财权仍然由女主人掌管，甚至可能连工钱也不用算了。据说女主人比杨永祥大20多岁，知青到村里那年，杨永祥当时实际上只有40多岁，但看上至少有六十岁。当时富农寡妇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家里只有老两口。在这个家庭里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位老贫农和一位老富农，相互扶持艰难度日，而且越来越有夫妻相，以至于在外表上已经很难看出来年龄差别了。
景文这个当年自以为比农民聪明的家伙，30多年后才明白阶级斗争理论之过时，中庸和谐社会理论之合理。而60多年前，在富农寡妇与长工杨永祥家里早已实现阶级调和的和谐社会。
桃曲村里还有一户富农和贫农一家人的富农。桃曲村有一位老史大名史自平，此人40多岁，身材健壮，而且眼大有神，耳大有轮，嘴大有楞，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真是个相貌堂堂的汉子。史自平是村里第一大力士，可以背200多斤庄稼从那岭里翻一架沟走五七里路一口气背回场上，所有农活技术也是一流。但是村里人对其颇不尊重，称其为公共孙子，史自平也不恼怒。知青们问史自平为什么被称为公共孙子，他说他在村里辈分最大，是那些老汉们的爷爷辈。
当地风俗，孙子辈可以和爷爷辈以上的开玩笑，对叔叔辈却要绝对尊敬。但论辈分杨永祥比史自平还长一辈，却没有人与他开这类玩笑。后来在史自平不在场的情况下，知青们向老乡们询问此事，才发现几乎所有桃曲村的老乡都对史自平厌恶而且痛恨，甚至可以说史自平是桃曲村的公敌，或至少曾经是公敌。
史自平本是北边上路清涧（？）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时已是一位官职不小的干部，土改时是这一带的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在土改过程中，史自平发现桃曲村富农的女儿改玲子漂亮能干，人品出众，就看上了这位姑娘想娶其为妻，但姑娘家里坚决不同意。史自平大怒，掏出手枪到姑娘家逼婚，用枪指着她家里人说：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你活着是我的人，死了也是我的鬼。在手枪逼迫下，贫农出身的史自平娶了漂亮能干的富农女儿改玲子，整个儿一个现代版的强抢民女。
顺便插一句，景文给女儿讲了革命干部史自平强抢民女的事，让景文的那位离休老干部身份的老岳母听到了，认为此事一定是假的，景文女儿倒认为是真的，老太太大怒，认为这是在诬蔑党。景文只好闭嘴，幸亏老太太不上网，否则景文的帖子也不敢发了。
当年桃曲村的乡亲们对史自平拿手枪威胁强抢民女是敢怒不敢言，那当年威风凛凛的大干部史自平是如何落马又如何到桃曲村当农民成了公共孙子的呢？
老史在胜利完成土改和抢婚以后，分配到延安（？）工作，由于是老区来的老资格的年轻革命干部，深受上级重视，被送往西安的干部训练班深造培训，完成培训以后将得到重用。在培训班结业之日，一场无妄之灾落到了老史头上。在大家打好行李准备离开时，一位干训班学员发现手表丢了，全体学员暂留下来寻找手表，竟然在老史行李里找到手表。老史大呼冤枉，但无济于事，草草定案，被定为盗窃，给关了起来，被劳改，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只能回家当农民。
由于陕北老家清涧县的于洛河村为苦旱之地，不得吃不得喝，老史只好到富裕的桃曲村，入赘到富农改玲子家当上门女婿。由于是入赘，全家成分定为富农，老史一人是贫农。
当年挎着盒子炮趾高气扬地进入桃曲村，八面威风，得意忘形之时可曾想到过今日被打回原形的狼狈。桃曲村的老少爷们对其带枪逼婚的劣行记忆犹新，故称其为公共孙子。
在这种恶劣的人际关系环境下，老史不仅在桃曲村扎下了根，而且生活得非常好，是全村的首富。老乡们评价说，老史这个人滑得很，滑的逮不住。老史善于和村里的领导搞好关系，他家漂亮的夫人，美丽的女子（儿）都出动为他公关，景文到村里的第一年，几乎每次到贺振国队长家里，都能遇到老史的女子或婆姨，村里的乡亲们对此颇有微辞。
老史成为村里的首富，不仅是因为他当了几年干部攒了些家底，还因为他和老婆都能干的太太了。这搭里种红薯，原先都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附近去买红薯秧，附近没人会培育红薯秧。1969年老史自己盘了一个育秧暖床，成功地育出了红薯秧，当年卖红薯秧挣了500多块钱，远远超过一般农民10年的收入。秋收后，景文看到平时一身老布衣裳农民形象的老史换上了干部服，满脸丰收的自豪神情，骑着一辆闪闪发亮的飞鸽自行车，（那个时代的奔驰宝马呀！）手腕上带着瑞士名牌“英纳格”手表，戴着白草帽，到桑柏镇赶集兜风，据说是与相好的约会，村里曾有好事者给景文指认过桑柏某婆姨是老史相好的。
由于这次过分招摇，又一次无妄之灾落到了老史头上。1970年，来了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对老史又恨又嫉妒的桃曲村村民们借他人之手，狠狠地整了史自平一把。
桃曲村的贺姓家族的精明和算计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附近村的老乡甚至公社干部都称桃曲村人为“贺鬼”，所谓鬼应是指桃曲村的贺氏爷们儿心窍玲珑剔透，鬼精鬼精者也。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实行大队核算，桃曲村当时与水南和桑柏村一个大队。贺鬼们算计着实行大队核算就意味着种地种得多了，多收了粮食，还要给水南和桑柏村分粮食，白辛苦了。于是到公社大闹，非要把500多亩好地送给水南和桑柏村，达到少种地，多分粮的目的。公社干部被吵得烦心，只好收下这500多亩平漫漫的好地转给水南村和桑柏村。一年以后，上面一纸令下，改为小队核算，桃曲村的贺鬼们又想把地收回来，在公社干部的支持下，人家坚决不还了。结果是偷了一年懒，丢了500亩上好的平地。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算计了自己。
“一打三反”运动来了，贺鬼们自己不动手，煽动外来下放干部柳文理和知青下手整老史。
下放干部柳文理原是南泥湾劳改农场的公安干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说南泥湾革命圣地怎么能办劳改农场？南泥湾劳改农场解散，干部下放到农村，老柳同志一家7口人被下放到了桃曲村。老柳同志在桃曲村住了两年就回了原单位，虽然时间不长却被贺鬼们利用了一把公报私仇。
出身公安干部长期从事对罪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工作的老柳同志，听贺鬼们背地里揭发老史在1960年时“刨小片地”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的罪行，（其实那时候政策号召，人人都在“刨小片地”，否则就要饿死）义愤填膺，把老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作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开展斗争。村里开了老史的斗争大会。
上次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地主贺文郁和富农贺庭云，村里人都是亲戚，下不去手，一个都不来开会。这次斗争村里的公敌，公共孙子，外乡人老史，大家毫无心理负担，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来参加了，踊跃发言批判老史。老史被劳改过，已经是阶级敌人，没有多余的帽子可戴了，于是在经济上处罚。
有人揭发，刨小片地时，队里有一头毛驴累死了，老史有责任。于是让老史赔毛驴钱，要赔130元整。那一年桃曲村一个劳动日工值只有1毛1分钱，一个全劳力干1年只能挣30多不到40元的工值，130元绝对是一笔天价巨款。
平心而论，毛驴累死了如果真是老史的责任，当年为什么不索赔？十几年前的烂账这会儿翻出来，明显的是在借机整人。现在想起来最可恨的是，队里规定由知青负责向老史追缴130元钱。自己下令杀人，让别人动手沾血。可笑的是知青还傻乎乎地应承下这缺德事。
当老史把130元的巨额罚款送到知青处时，景文正好在窑洞里，看到老史是一副极度愤怒，又拼命压抑不敢表露的神情。
老史当年作恶，现在受恶报，至此当年的孽债也就还清了吧？
老史原来在队里干活是一把好手，从此以后，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一心搞副业给自己挣钱。第二年，老史搞了个编芦苇席子的副业，又挣了大钱。
祸不单行，1972年秋天，老史的18岁的长子宜生忽然高烧昏迷，到公社卫生院请医生看，没有任何效果。几日之后，队里用拉拉车将昏迷不醒的宜生拉到90里外的县城，送进县医院。在县医院确诊是得了小儿麻痹症，经过抢救，宜生保住了一条命，但却落下了瘸腿的残疾。
宜生本是一个好劳力，正值年轻却横遭大难成了瘸腿残疾，宜生已下彩礼说下了媳妇，得知宜生得病残疾，女方家交还彩礼退了婚。经过此事，老史精神上遭受重大打击，人一下就委顿了。
此后，老史一直在县城里为儿子求医问药，在县城里租个房子住下，基本不太回桃曲村了。听桃曲村人说，那几年老史在县里靠做小买卖为生。那是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做小买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违法行为。老史的小买卖也是偷摸暗中做的。在那个年代，在那样贫困的小县城里做买卖，在严酷的政治重压的夹缝中能够挣钱生存下来，老史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能人。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经过反复申诉，老史当年的盗窃案被平反，恢复老干部待遇，全家搬到县城里居住。史自平成为宜川县资历最老的、工资待遇最高的离休老干部。由于家境好，老史的儿子宜生虽然残疾了，仍然娶了漂亮的婆姨。
而与史自平共同熬过30年艰苦岁月的出身富农的老伴改玲子，在平反后不久因病去世，与老史相濡以沫吃尽苦头，苦尽甘来时却撒手而去。呜呼哀哉！
顺便提一句，前面讲的老贫农杨永祥的婆姨，那位瞎了眼睛满头白发的富农成分的老婆婆是改玲子的母亲，贫农革命干部史自平的岳母。母女两代人皆招贫农汉子入赘，真正是：富农和贫农是一家人。
========================================================
老贫农讲述地主的故事
1970年，根据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战略步骤，运动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文革从斗争走资派转向斗争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当时那些人被称为“阶级异己分子”。
根据群众举报，国营无锡市糖果糕点公司女店员朱云秀，时年54岁，因出身工商兼地主家庭，有一种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恶习”，“过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生活作风，对待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恨之入骨，十家有九家不搭腔……”（摘自70年3月6日革命群众举报信）。此年6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塘军管组下属北大街派出所派人到朱云秀的家乡无锡藕塘公社东风大队芦朱巷生产队寻找朱云秀的“阶级根源”。接待他们的是大队治保主任，出身贫农，时年39岁的李林根。按年代推算，此时的李林根正好新旧社会各生活了一半时间。抱着对接待工作负责的态度，怕对旧社会那一段说不清，李主任找到了64岁的老贫农，曾在地主家当佃户的李进祖讲述朱云秀父亲及兄弟的情况。在这里，调查人员听到了一个“地主和他的儿子们”的故事。
朱云秀的父亲叫朱盘生，是藕塘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地主，占有土地360多亩，房屋23间，这在寸土寸金的江南水乡占有如此多的土地和财富是罕见的。朱家没有生产工具，所有农活是包给佃户做的。为维护好田头生活，朱家雇用1名长工和1名短工，在两忙季节（即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再另雇12名左右的临时工。
朱盘生生了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户人家。儿女们平时也参与田头管理及收租米等工作。从现有资料反映，老地主朱盘生在1929年就离开人世。在抗战前夕，朱家三兄弟对父亲留下的财产进行析产分家。
老大叫朱俭佩，当时分到土地80多亩，在1937年到1945年这一时段（与抗战八年的时间段相吻合），具有财产自主权的朱俭佩就专门在外吃、喝、嫖、赌，各种恶习样样都全，把土地全部卖光，待红色政权建立，进行土地改革时，朱俭佩的成分被评为小土地出租。
朱家老二叫朱士佩，当时同样分到土地80多亩，老二与大哥一样，沾有各种恶习，尤其嗜好赌博，没有多长时间，成为无锡人俗称的“倒头光”，不仅把土地输掉，连房子都卖掉，走投无路之下，只得自谋生路，到镇上的茧行工作，在土改时，被评为职员，已接近工人阶级行列。
朱家的小兄弟叫朱荣佩，也是分得80多亩土地，此人将土地和财富视作生命，辛勤经营，平时雇一名长工，农忙时再用数名短工，财产不断增长，在土改运动中被评为地主成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光阴里，地主分子所经受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但朱荣佩的日子还是过不下去，他想方设法把家中仅有的一些家具用船运到太湖西岸长兴、宜兴一带企图变卖，当时在朱荣佩的眼睛里，湖州长兴等地首先试行“三自一包”，属于先富起来的地方，湖州农民经常将胡萝卜、山芋一船船地运到无锡变卖，而捎回的是漂亮、鲜活的无锡待嫁姑娘。
其实当时的长兴等地也刚能勉强填饱肚皮，老百姓手中根本没有现钱来买他的家什，船上的粮食吃光了，所带几个小钱也花光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只能在长兴上吊自杀，结束了50多岁的生命，落入了“人为财死”的俗套。
从法律视角看，朱俭佩、朱士佩二兄弟挥霍的是属于自己的财产，旁人是无权说三道四的，社会舆论最多在道德范畴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非议和谴责。而朱荣佩尊重财富、创造财富的行为更应得到称道和尊重。问题是在土改时对两种不同行为的评估和对待搞了个“上下颠倒”，挥霍者接近领导阶级，创造者死无葬身之地。
有位经济学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具备两个制度：即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制度和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制度。从朱家兄弟分家析产后半个世纪，社会又重新回到尊重社会财富的轨道上来，应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庆幸的好现象。
2009年3月27日
